有两派马克思主义者。这两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工作，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毕竟大不相同。不仅不同，他们之间还横着一道鸿沟，因为他们的工作方法正好相反。
第一派通常只限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堂皇地标榜马克思主义。他们不善于或不愿意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善于或不愿意实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活的原理变成毫无意思的死的公式。他们的活动不是以经验、以考虑实际工作为基础，而是以摘引马克思的词句为基础。他们不是从分析活的现实，而是从类比和历史比拟中求得指示和指令。言行不一——这就是这一派的主要毛病。因此，他们灰心失望，永远抱怨命运，命运也总是愚弄他们，使他们“上当”。这一派的名字是孟什维主义（在俄国），机会主义（在欧洲）。梯什卡（约吉希斯）同志在伦敦代表大会（注：伦敦代表大会 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4月30日—5月19日（公历5月13日—6月1日）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和杜马党团的组织，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国家杜马，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工会和党，游击活动，失业、经济危机和同盟歇业，组织问题，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军队中的工作等。由于波兰代表和拉脱维亚代表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在大会上占了稳定的多数。在几个最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上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斯大林代表梯弗利斯组织出席了大会。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参看列宁的《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和斯大林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个代表的札记）》。）上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一派，说他们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
第二派恰巧相反，他们把问题的重心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转到实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规定适合环境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手段，环境改变时就改变这些方法和手段，——这一派主要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方面。这一派不是从历史类比和历◎第129页◎史比拟中，而是从研究周围条件中求得指令和指示。他们的活动不是凭借引证和格言，而是凭借实践经验，依据经验来检查自己的每一个步骤，用自己的错误来教育自己并教导别人建设新生活。这其实也就说明在这一派的活动中为什么言行是一致的，为什么马克思学说完全保持着它的革命活力。这一派完全符合马克思所说的话：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停留于解释世界，而应当更进一步去改变世界。这一派的名字是布尔什维主义，共产主义。
这一派的组织者和领袖是弗·伊·列宁。
一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
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和西方工人政党组成时的条件不同。在西方，例如在法国或德国，工人政党是在工会和政党合法存在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环境中，在有资产阶级议会的情况下，在窃取了政权的资产阶级面对面地和无产阶级对垒着的时候，从工会中产生出来的。在俄国却相反，无产阶级政党是在极残酷的专制制度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待发生的时候形成的。当时，一方面，党的组织中充斥着资产阶级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分子（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迅速传播，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在合法的即沙皇政府准许出版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因此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分子。合法马克思主义分子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他们企图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使工人运动服从和适应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渴望利用工人阶级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党的优秀工作者不断被沙皇宪兵抓出党的队伍，而自发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又要求有一个坚固的、团结的、十分秘密的、能够引导运动去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家的战斗核心。◎第130页◎
当时的任务是：分清良莠，和异己分子划清界限，在各地组织有经验的革命干部，给予他们明确的纲领和坚定的策略，以及把这些干部集合成统一的战斗的职业革命家的组织，这个组织要十分秘密，足以抵挡宪兵的袭击，但是同时又要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足以在必要时率领群众进行斗争。
孟什维克，就是那些“躺”在马克思主义观点上的人，解决问题很简单：既然在西方工人政党是从那些为改善工人阶级经济状况而斗争的非党的工会中产生的，那么在俄国也应当尽可能这样做，就是说，暂时只限于各地的“工人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不建立全俄的战斗组织，等以后……以后，如果到那时还没有工会出现，就召集一个非党工人代表大会并且把它宣布为党。
孟什维克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计划”在俄国条件下虽然是一种空想，但是它却必定会进行广泛的鼓动工作来贬低党性思想，消灭党的干部，使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政党，使工人阶级听凭自由派去宰割，——这一点，孟什维克，而且恐怕还有许多布尔什维克，那时是未必料想到的。
列宁对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莫大功绩在于：还在孟什维克的组织“计划”刚刚萌芽，甚至这个“计划”的编造者自己都很难明显地想象出“计划”的轮廓的时候，他就揭穿了这个“计划”的全部危险性，并且在揭破它以后，就向孟什维克的组织上的松驰现象展开猛烈进攻，把实际工作者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因为这是党的生存问题，是党的生死存亡问题。
创办全俄政治报，作为集结党的力量的中心；把各地坚定的党的干部组织起来，作为党的“正规部队”；通过报纸把这些干部联合在一起，把他们团结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界限、明确纲领、坚定策略和统一意志的全俄的战斗的党，——这就是列宁在他的名著《怎么◎第131页◎办？》和《进一步，退两步》中所发挥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价值在于它完全适合俄国的实际情况并高明地概括了优秀的实际工作者的组织经验。在为这个计划而进行的斗争中，大多数俄国实际工作者都坚决拥护列宁，不怕分裂。这个计划的胜利为世无伦比的团结一致和千锤百炼的共产党奠定了基础。
我们的同志（不仅孟什维克！）常常责难列宁太喜欢争辩和分裂，责难列宁同调和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等等。毫无疑问，这两种情况都有过。可是不难了解，如果我们党不把非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分子逐出党外，那它就不能除去内部的软弱和游移，它就不能达到它所具有的力量和坚强。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同自己内部和工人阶级中间的机会主义的、反革命的和反党的分子进行斗争才能发展并巩固起来。拉萨尔说得对：“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注：这句话出自1852年6月24日斐·拉萨尔给马克思的信，列宁在《怎么办？》一书的题词中引用过。）
责难者通常以当时“统一”局面兴盛的德国党为例。可是，第一，并非任何统一都是强有力的标志；第二，现在只要看看过去的德国党已经分裂为三个党（注：指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后所形成的三个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事实，就足以了解谢德曼和诺斯克同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统一”是完全虚假的了。如果德国党内的革命分子及时地同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决裂，那对于德国无产阶级不会是更好吗……不，列宁领导党同反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做得万分正确的。因为只是由于实行了这种组织政策，我们党才能建立内部的统一和惊人的团结，而得以丝毫不受损伤地摆脱克伦斯基执政时的七月危机（注：克伦斯基执政时的七月危机 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资产阶级和白卫将军镇压1917年7月3日（公历16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游行示威而造成的局势。当时政权完全转入了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告终。布尔什维克和革命力量受到攻击和镇压。《真理报》编辑部被捣毁，许多布尔什维克报纸被封闭。临时政府开始解除赤卫队的武装，颁布了逮捕列宁的命令，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活动家进行迫害。革命的和平发展时期宣告结束。布尔什维克党转入地下，开始准备武装起义。），肩负起十月起义，安然地度过布列斯特时期的危机（注：布列斯特时期的危机 指1917年12月—1918年3月苏维埃俄国同德奥等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时期出现的危险局势。当时，俄国的旧军队已经瓦解，不能继续作战，建立工农军队的工作刚刚开始；人民已经筋疲力尽，渴望结束战争；其他国家还没有爆发革命。列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进行战争，那就便于帝国主义摧毁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列宁主张不惜接受苛刻的议和条件，立即签订和约。但是列宁的方针在党内遭到尼·伊·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列·达·托洛茨基的反对，他们或主张对德国宣布革命战争，或主张“不战不和”。当德国提出最后通牒时，担任苏维埃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托洛茨基违背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的指示，拒绝签订和约，同时又声明说：我们在复员军队，我们不进行战争。这样，德国军队就在1918年2月18日发动全线进攻，占领了苏维埃国家的许多领土，并威胁首都彼得格勒。列宁号召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年轻的革命军队英勇地抗击了德国强盗的入侵。同时列宁跟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说服了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终于在比德方原来的最后通牒更加苛刻的条件下于3月3日缔结了和约。列宁曾指出，俄共（布）这次“由于党内出现‘左倾’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俄国革命所遇到的最大的危机之一”（《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62页）。），组织了对协约国的胜利，并且获得了从来没有的随机应变的本领，我们党就是靠了这种本领，才◎第132页◎能在任何时候改编自己的队伍，集中数十万党员去做任何巨大的工作而不会使自己的队伍混乱。
二 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领袖
然而俄国共产党在组织上的优点还只是事情的一面。如果党的工作的政治内容，党的纲领和策略不适合俄国的实际情况，如果党的口号不能激起工人群众，不能把革命运动向前推进，那么党就不能这样迅速地成长壮大。现在我们来谈谈事情的这一面。
俄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时同西方进行革命变革时所处的条件（例如法国和德国）是不同的。西方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处于工场手工业时期、阶级斗争还不发展的条件下爆发的。那时无产阶级力量小，人数少，还没有自己的能够提出本阶级要求的政党；而资产阶级很革命，足以使工人和农民相信它，并引导他们去同贵族进行斗争。在俄国却相反，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处于机器时期、阶级斗争已经发展的条件下开始的（1905年）。那时人数较多而且被资本主义团结起来的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和资产阶级进行过多次战斗，已经有自己的、比资产阶级政党更团结的政党，已经有自己的阶级要求，而俄国资产阶级（何况是靠政府订货生存的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吓坏了，竟设法勾结政府和地主来反对工人和农民。俄国革命因俄国在满洲战场上遭受军事失败而爆发这一事实，只是加速了事变，但是丝毫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
当时的环境要求无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把革命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同时进行反对沙皇制度和反对资产阶级的坚决斗争，以使◎第133页◎国家完全民主化并保障自己的阶级利益。
可是，孟什维克，就是那些“躺”在马克思主义观点上的人，却按照自己那一套解决问题：既然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而资产阶级革命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领导的（见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历史”），那么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俄国革命的领导者，领导权应当让给俄国资产阶级（就是那个叛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农民也应当让资产阶级保护，而无产阶级则应该始终保持极左的反对派的地位。
孟什维克竟把恶劣的自由派的这些庸俗老调当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定论捧出来！……
列宁对俄国革命的莫大功绩在于：他彻底揭穿了孟什维克的历史比拟的空虚无聊和孟什维克的把工人事业交给资产阶级宰割的“革命方案”的全部危险性。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抵制布里根杜马（注：布里根杜马 是沙皇政府宣布要在1906年1月中旬以前召集的谘议性代表机关。成立谘议性国家杜马的法案和选举条例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主持拟订，于1905年8月6日（公历19日）和沙皇的宣言一起公布。布尔什维克党宣布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布里根杜马始终没有召集起来。）并举行武装起义，而不是参加杜马并在杜马里进行正常工作；在杜马终于召集起来时成立“左派联盟”并利用杜马讲台来配合杜马外面的斗争，而不是成立立宪民主党（注：立宪民主党 （或称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成立于1905年10月，领袖是巴·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企图用立宪君主制的形式保存沙皇君主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支持沙皇政府的对外侵略政策。1917年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占据领导地位。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宪民主党人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和暴乱。在武装干涉和白卫分子被击溃后，立宪民主党上层的大部分人逃亡国外，继续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活动。）的内阁并反动地“保护”杜马；和立宪民主党这个反革命势力作斗争，而不是和它建立联盟，——这就是列宁在他的名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中所发挥的策略计划。
这个计划的价值在于它直截了当地坚决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阶级要求，促进了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并且含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萌芽。在为这个策略计划而进行的斗争中，大多数俄国实际工作者都是坚决不移地拥护列◎第134页◎宁的。这个计划的胜利为我们党现在震撼世界帝国主义根基的革命策略奠定了基础。
事变的继续发展，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动荡，二月革命和有名的两个政权并存局面，临时政府成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策源地和彼得堡代表苏维埃成为萌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十月革命和立宪会议（注：立宪会议于1917年11—12月选举，1918年1月5日（公历1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召开立宪会议是在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中得到广泛传播的口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的纲领包括了这项要求。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但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简单地抛弃这个口号。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形式上把召开立宪会议作为它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却百般拖延，始终没有兑现。十月革命后，人民委员会于10月27日（公历11月9日）批准立宪会议选举日期。立宪会议选举是按照临时政府原来制定的条例进行的，其结果并没有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但为了揭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实质，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会上，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拒绝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以及关于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决议，并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立宪会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随之退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公历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的解散，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废除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宣布成立，帝国主义战争的转变为国内战争，世界帝国主义同那些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以及那些被无产阶级抛入海中而被革命浪潮冲到资本主义岸边的死死抓住立宪会议的孟什维克可怜姿态，——这一切只是证明了列宁在《两种策略》中规定的革命策略原理的正确性。拥有这种遗产的党是能够不怕暗礁，大胆地向前游去的。
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当党的每一个口号和领袖的每一句话都受到事实检验的时候，无产阶级向自己的领袖们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历史上有过一些无产阶级的领袖，风暴时期的领袖，实践家领袖，他们是有自我牺牲和勇敢精神的，但是在理论上很弱。人民群众不会很快忘记这些领袖的名字。例如德国的拉萨尔和法国的布朗基就是这样的领袖。但是整个运动不能只靠回忆过日子，它需要有明确的目的（纲领）和坚定的路线（策略）。
还有另一种领袖，和平时期的领袖，他们在理论上很强，但是在组织工作和实际工作方面却很弱。这种领袖只是在无产阶级的上层中间有威信，而这也只能到一定的时期为止。革命时代一到来，当要求领袖们拿出革命实践口号的时候，理论家就退出舞台，让位给新人物了。例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德国的考茨基就是这样的领袖。◎第135页◎
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当巴·阿克雪里罗得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评论列宁说：他“成功地把优秀实践家的经验同理论修养和广阔的政治眼界集于一身”（见巴·阿克雪里罗得给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一书是列宁于1897年底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写的。该书第一版附有巴·阿克雪里罗得的序言，于1898年在日内瓦由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出版。）一书所写的序言）。“文明”资本主义的思想家阿克雪里罗得先生现在会怎样评论列宁，这是不难猜想的。但是在我们这些深知列宁而又能客观地观察事物的人看来，毫无疑问，列宁完全保持着这个原有的品质。而且也应当从这一点来说明，为什么列宁，也只有列宁，才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最有锻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
载于1920年4月23日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4卷
《真理报》第86号第272—279页
署名：约·斯大林◎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