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小组长、争论俱乐部成员和支部委员会委员参加的俄共（布）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23年12月2日）
同志们！首先我必须说明，在这里我不是代表党中央，而是以个人名义来做报告的。如果会议愿意听取这样的报告，我就来谈谈。（喊声：“请讲吧。”）这并不是说，我在这个问题上和中央有什么分歧，——绝对没有。我以个人名义讲话，只是因为中央关于制定改善党内状况办法的委员会（注：指根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1923年9月23—25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全会的决议成立的委员会。）最近就要向中央呈报自己工作的结果；这个结果还没有呈报，所以我现在还没有正式权利代表中央讲话，虽然我相信，我现在要对你们讲的基本上会把中央对这些问题的态度表达出来。
争论是党坚强有力的标志
我想在这里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报刊上和支部里正在进行的争论的意义问题。这次争论说明什么呢？它标志着什么呢？这是不是一场闯入党内平静生活的暴风雨？这次争论是不是象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党瓦解和崩溃的标志，或者象另一些人说的那样，是党蜕化的标志？◎第144页◎
同志们，我认为都不是：既不是蜕化，也不是瓦解。实际情况是，党在最近时期壮大了，它清除了大量的废物，它更加无产阶级化了。你们知道，两年前我们至少有七十万党员，你们知道，当时有好多万党员退出了党或者被驱逐出党。其次，在这段时间内，由于工业的发展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有所改善，由于熟练的老工人从农村归来，由于在产业工人中掀起了文化高涨的新浪潮，党的成分改善了，党的质量提高了。
一句话，由于这一切条件，党壮大了，质量更高了，它的要求提高了，它的要求更加严格了，它想比以前更多地知道一些东西了，它希望比以前更多地解决一些问题了。
已经展开的争论不是党软弱的标志，更不是党瓦解或蜕化的标志，而是党有力的标志，党坚强的标志，党的成员质量改善的标志，党的积极性提高的标志。
争论的原因
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恰恰在目前时期，恰恰在今年秋天，党内政策问题具有尖锐的性质。怎样解释这一点呢？原因在哪里呢？同志们，我认为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今年8月我国某些地区因工资问题而掀起的不满和罢工浪潮。问题在于这次罢工浪潮暴露了我们一些组织的缺点，暴露了我们一些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不过问企业中所发生的事件的现象；这次罢工浪潮也暴露了我们党内存在着一些力求瓦解党的、实质上是反共的秘密组织。所有这些因罢工浪潮而暴露出来的缺点都以如此耀眼的闪光，如此令人清醒的光线映射到党的◎第145页◎身上，使党感到必须改变党内状况。
党内政策问题恰恰在这个时期尖锐化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党员同志大批休假。休假当然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休假的人很多就使得党内生活的节拍恰恰在工厂里产生不满情绪的时候大大地缓慢了，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积累下来的缺点恰恰在今年秋天这个时期暴露出来。
党内生活的缺点
我已经讲过，我们党内生活的缺点是在今年秋天暴露出来的，这些缺点提出了改善党内生活的问题。这些党内生活的缺点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象有些同志所想象的那样是党的路线不正确？或者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却离开了正确的道路，由于某些主观和客观的条件而被歪曲了？
我认为我们党内生活的主要缺点是：虽然体现在我们历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地方（当然不是任何地方，而是某些地区）上的实践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民主路线是正确的，但地方上在实践中用官僚主义的态度歪曲了这一路线。
这就是主要的缺点。历次代表大会（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所确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和我们的地方组织在执行这一路线时的实践之间存在着矛盾，——这就是党内生活一切缺点的根源。
党的路线说，我们党的实践中的最重要问题（当然，那些急待解决的或者有关军事秘密和外交秘密的问题除外）一定要在党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党的路线就是这样说的。但是党的地方（当然◎第146页◎不是任何地方）上的实践却认为：党内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实在没有多大必要在党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因为中央和其他领导组织自己会解决这些问题。
党的路线说，如果没有象党龄等等不可克服的障碍存在，我们党的负责人就一定要由选举产生。你们知道，按党章规定，省委书记必须是十月革命前入党的，县委书记必须有三年党龄，支部书记必须有一年党龄。但是党的实践却往往认为，既然需要党龄，那就是说不需要真正的选举了。
党的路线认为，必须使党员群众了解经济机关、企业和托拉斯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党支部对企业中的缺点对非党群众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然而党的实践却认为，既然有中央委员会向经济机关发布指示，既然经济机关受这些指示的约束，即使没有党员群众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些指示也是会被执行的。
党的路线认为，各部门的负责工作人员，不论是党的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工会工作人员或军事工作人员，尽管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各有专业，但是他们相互之间还是要有联系，他们都是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他们都是为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工作，而这个事业是不能分裂成几部分的。党的实践却认为，既然有工作上的专业化，有党本身的工作、经济工作、军事工作等等的分工，党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不对经济工作人员负责，经济工作人员就可以不对党的工作人员负责，他们之间的联系就必然削弱甚至失掉。
同志们，在我们历次代表大会（从第十次代表大会到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一系列决议中所确定的党的路线和党的实践之间的那些矛盾，总的说来就是如此。
我决不因为党的路线被这样歪曲而责备地方组织，因为，如果◎第147页◎分析一下，这里与其说是我们地方组织的过错，不如说是它们的不幸。这种不幸表现在哪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一点我在下面要讲到，但是，我想把这一事实肯定下来，以便解释这种矛盾，然后试图提出改进办法。
我也决不认为我们中央没有过错。它同其他一切机关和组织一样也有一些小过错，——中央在这里也有一部分过错和一部分不幸，中央的这一部分过错，至少表现在它由于某种原因而没有及时揭露这些缺点，没有设法克服这些缺点。
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现在问题是要弄清我刚才讲过的这些缺点产生的原因。这些缺点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怎样才能把它们消灭呢？
造成缺点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党组织还没有铲除或者至今还没有铲除战争时期的某些残余，这个时期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在我们工作人员的头脑中留下了党内军事作风的残余。我认为这些残余表现在下面这种对党的看法上：党不是一个有主动性的机体，不是无产阶级的有主动性的战斗组织，而是类似某种机关系统，类似某种拥有高低级职员的一系列机关的综合体的东西。同志们，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看法，它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种看法是战争时期给我们遗留下来的残余，那时我们使党军事化，不得不把党员群众的主动性问题挪到次要地位，那时战斗命令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不记得这种看法曾经以完备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这种看法或者这种看法的因素仍然对我们的工作有重大影响。同志们，我们◎第148页◎必须竭尽全力同这种看法作斗争，因为它是最现实的危险之一，这些危险为在实践中歪曲我党实质上正确的路线造成有利条件。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关对党和党的工作人员有某种压力。1917年，当我们向上走的时候，向十月革命走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将要有公社，这种公社将是劳动者的联合；我们将消灭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如果不在最近时期内，那末经过两三个短短的时期，国家就能变成劳动者的联合。可是实践表明，这对我们说来还是一种遥远的理想，要使国家摆脱官僚主义分子，要把苏维埃社会变成劳动者的联合，人民必须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周围必须有完全有保障的和平环境，有了这种环境就没有必要保存大量的常备军，保存常备军是需要大量的开支和庞大的机构的，因此它的存在就会影响其他一切国家机关。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主义的机关，而且在长时期内还会是这样的机关。在这个机关里工作的有我们的党员同志，而这个官僚主义机关的环境——据我看来是气氛——是这样的：它促使我们的党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党组织官僚化。
同志们，造成缺点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些支部缺乏积极性，落后，有的甚至全部是文盲，边疆地区尤其是如此。这些地区的支部很不积极，政治上和文化上都落后。毫无疑问，这种情况也给歪曲党的路线造成了有利条件。
第四个原因是地方上缺乏足够数量的受过训练的党员同志。不久以前，我在中央委员会听过一个乌克兰组织的代表的报告。作报告的同志极有才能，前途远大。他说，一百三十个支部中有八十个支部的书记是由省委会委派的。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个组织这样做是不对的，对此，这位同志摆出如下事实：支部里没有识字的人、没有够党龄的人，是支部自己请求派书记给它们等等。我可以说，◎第149页◎这位同志有百分之五十是说得过火的，事实上，这里的问题不但在于支部里没有受过训练的人，而且在于省委会过于热心和沿袭旧传统。但是，如果省委会有百分之五十正确，那么，既然在乌克兰有这样的支部，在组织很年轻、党员干部和识字的人都比乌克兰少的边疆地区就更应该有这样的支部，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这也是为在实践中歪曲我党实质上正确的路线造成有利条件的一个原因。
最后，第五个原因是通报工作做得很差。我们的通报工作，首先是中央的通报工作做得不好，这可能是因为它的工作过于繁忙。地方上也很少向我们汇报。应该结束这种情况了。这也是我们党内的缺点积累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怎样消灭党内生活的缺点？
必须采取哪些办法来消灭这些缺点呢？
第一，必须用一切办法不倦地反对我们党内的战争时期的残余和习惯，反对下面这种错误的看法：我们党似乎是一个机关系统，而不是积极思考、有主动性、充满活力、破坏旧事物和创造新事物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
第二，必须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党员群众所关心的一切问题，只要可以公开讨论，都让他们进行讨论，对于各级党机关所提出的一切建议，保证能够自由地进行批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纪律成为真正自觉的真正铁的纪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员群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经验丰富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党员群众准备必要的条件，逐步地从下层选拔出新的积极的工作人员和新的领导者。◎第150页◎
第三，如果没有象党龄不够等等不可克服的条件存在，那么一切党组织和负责人必须真正由选举产生。在提拔某些同志担任党的负责工作时，必须从实践中铲除忽视组织内大多数人的意志的现象，必须真正贯彻选举原则。
第四，在中央委员会、省委员会和州委员会下面必须有常设的各部门负责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党的工作人员、工会工作人员、军事工作人员）会议；必须定期召开会议，在会上提出会议认为必须提出的问题；必须使各种工作人员之间的联系不致中断，使所有这些工作人员感到自己是一个党的大家庭里的一员，是在为一个共同的、不可分割的事业即无产阶级的事业工作；必须在中央和地方组织周围造成一种环境，使党能够取得和检验我们各部门负责工作人员的工作经验。
第五，必须把我们生产部门的党支部吸引到与企业和托拉斯的工作进程有关的问题方面来。必须使支部了解我们企业和联合企业的管理机关的工作，使它们能够影响这一工作。你们是支部的代表，你们一定知道我们生产部门的支部在企业的工作进程方面向非党群众所负的道义上的责任多么大。支部要能够在工厂里领导并带领非党群众，能够对企业的工作进程负责（对于企业中的缺点，支部无条件地要向非党群众负道义上的责任），就应该了解这些工作，就应该有可能这样或那样地去影响这些工作。因此，必须吸引支部讨论与企业有关的经济问题，必须经常举行有托拉斯内部各企业的支部代表参加的经济会议来讨论与托拉斯各项工作有关的问题。这是为丰富党员群众在经济方面的经验以及组织自下而上的监督所必需的可靠方法之一。
第六，必须提高我们党支部的质量。季诺维也夫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过，我们某些地方的党支部在质量上落后于周围的非党◎第151页◎群众。
当然，这种说法不能概括和适用于所有的支部。确切些说大概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党支部弄得很空虚，如果我们没有从这些支部里调人出来担任经济、行政、工会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那么这些支部的文化水平要比现在高得多，在非党群众中也会享有更高的威信。如果近六年来我们从支部调走的所有工人同志、所有干部都回到自己的支部，那么这些支部就会比一切非党工人，即使是很有见识的非党工人强好几倍，这难道还用证明吗？正因为党没有另外的干部来改善国家机关，正因为党今后仍然不得不利用这个源泉，如果我们不采取紧急办法来改善我们支部的质量，那么它们的文化水平今后还是不能很快提高。首先必须在支部里尽量加强党的教育工作。此外，必须抛弃我们的地方组织有时在接收工人同志入党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多余的形式主义。我认为不应当醉心于形式主义；党可以而且应当放宽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接收新党员的条件。地方组织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党应当掌握这项工作并开展一个有组织的运动，以促进从产业工人中吸收新党员。
第七，必须加强非党工人工作。这也是一种能够改善党内状况、提高党员群众积极性的办法。我必须指出，我们的组织对吸引非党工人参加我们苏维埃机关至今还很少注意。比如拿现在正在进行的莫斯科苏维埃选举来说。我认为这次选举的一个重大缺点就是非党人士当选太少。据说组织上决定至少要有一定数量的非党人士当选，要占一定的比例等等。但是，我看到实际上他们当选的人数要少得多。据说群众似乎拚命想选共产党员。同志们，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对非党人士表示某种最低限度的信任，非党人士就会相应地对我们的组织表示很大的不◎第152页◎信任。同志们，对非党人士的这种信任是绝对必要的。必须促使共产党员放弃自己的候选资格。不要老是说只选共产党员，要鼓励非党人士，要吸收他们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我们一定能因此得到好处，我们的组织一定能因此得到非党人士的相应的信任。莫斯科的选举就是一个例子，它说明我们的组织是怎样不去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不去逐步地把非党人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开始闭关自守起来。
第八，必须加强农民工作。我们有些地方的农村支部枯萎了，它们的成员有时跑掉了，它们没有得到农民很大的信任（这一点必须承认）。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向这些支部提出一些实际任务，例如提出下面两项任务：第一，解释和宣传同农民生活有关的苏维埃法令；第二，宣传和普及农艺基本知识，例如必须适时耕地，必须选种等等。同志们，你们是否知道，如果每个农民都有决心花一点工夫去选种，那么不经过任何土壤改良，不使用新的机器，每俄亩（注：俄亩是俄国地积单位，一俄亩等于一点零九公顷，合十六点三五市亩。——编者注）的产量就可以增加十普特（注：普特是俄国重量单位，一普特等于十六点三八公斤。——编者注）左右？每俄亩的收成增加十普特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总产量每年增加十亿普特。这一切是不用花很大力量就可以得到的。我们的农村支部为什么不能做这些工作呢？难道这不比谈论寇松的政策重要吗？只有这样做，农民才能了解共产党员已经停止空谈，已经行动起来；只有这样做，我们的农村支部才能得到农民极大的信任。
关于在能够提供新干部的青年中、在红军中、在妇女代表中以及在一切非党人士中加强党的教育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对改善和活跃党的生活是多么必要，我就不讲了。◎第153页◎
加强我在前面所谈到的通报工作即加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通报工作对于我们是多么必要，我也不多讲了。
同志们，这就是中央早在今年9月规定的必须自下而上实行的改进办法，也就是党内民主的方针。
现在我想谈谈《真理报》（注：《真理报》（《Прaвбa》）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它最初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日报，是遵照列宁的指示，由斯大林、米·斯·奥里明斯基和尼·古·波列塔也夫发起创办的。创刊号于1912年4月22日（公历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从1917年3月5日（公历18日）起，《真理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中央机关报。）上一些争论性的短文中所暴露出来的关于工人民主问题的两种极端的过分的看法。
第一种极端看法涉及选举问题。这就是有些同志竭力主张“彻底”选举。既然要选举，那就尽量选举吧！党龄吗？为什么要它呢？选你愿意选举的人吧。同志们，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种看法党是不能接受的。当然，现在我们没有战争，我们处在和平发展时期。但是，我们有新经济政策。同志们，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清党不是在战时而是在战后开始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战时，党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失败的恐惧使党团结成一个整体，党内的一些腐化分子也不得不执行党的总路线。现在我们的头上已经没有这些箍了，因为已经没有战争了，现在我们有新经济政策，我们容许资本主义存在，资产阶级正在复活。诚然，这一切都使党纯洁，使党巩固，但是另一方面，有一种资产阶级出生和成长的新气氛笼罩着我们，资产阶级虽然还不是那么强大，但是已经能够在国内商业方面击败我们某些合作社和商业机关了。正是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党才开始清党，把党员的人数减少了一半；正是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党才决定：为了保护我们的组织，使它不受新经济政策的影响，必须使非无产阶级分子入党的条件更严格，必须规定党内负责人的党龄等等。党制定了这些限制“扩大的”民主的预防办法，是否做得对呢？我认为是做得对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民主是必需的，选举是必要的，但是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限制办法，至少是其中的一些主要办法，也应当仍然是有◎第154页◎效的。
第二种极端看法涉及争论的范围问题。这就是有些同志竭力主张无限制的争论。他们认为讨论问题是党的工作的全部，而忘记了党的工作的另一方面，即要求实现党的决议这一积极方面。至少拉德津的短文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拉德津企图援引托洛茨基的话来论证无限制争论的原则，说托洛茨基似乎讲过“党是思想一致者的自愿联盟”。我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找过这句话，但是没有找到。托洛茨基未必会把这句话当做党的定义的完善公式说出来，即使他说过，也未必说到这里就完了。党不仅是思想一致者的联盟，而且是行动一致者的联盟，是在共同的思想基础（纲领、策略）上进行斗争的行动一致者的战斗联盟。我认为这样援引托洛茨基的话是不对的，因为我知道托洛茨基是最爱强调党的工作的积极方面的中央委员之一。因此我认为拉德津的定义应该由他自己负责。这个定义会引起什么后果呢？会引起下面两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或者是党堕落成为宗派、哲学学派，因为只有在这种狭小的组织内才可能有完全的思想一致；或者是党变成争论不休的俱乐部，永远讨论，永远议论，直到形成派别，直到分裂。这两种可能性中的任何一种我们党都是不能接受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讨论问题是必要的，争论是必需的，但是，争论一定要有范围，以便防止党这个无产阶级的战斗部队堕落成为争论俱乐部。
同志们，在我结束我的报告的时候，我必须提醒你们不要走这两种极端。我想，如果我们摆脱了这两种极端看法，老老实实地坚决贯彻中央早在今年9月规定的关于党内民主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改进我们党的工作。（鼓掌）
载于1923年12月6日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5卷
《真理报》第277号 第289—302页◎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