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争论
几星期以前展开的关于党内状况的争论，如果就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的情况看来，大概快要结束了。大家知道，彼得格勒拥护党的路线。莫斯科各个主要的区也拥护中央的路线。12月11日举行的莫斯科组织全市积极工作人员大会表示完全赞同党中央的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没有理由怀疑，即将举行的莫斯科组织全党代表会议一定会走莫斯科各区所走的道路。反对派，即一部分“左派”共产主义者（注：“左派共产主义者”是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期俄共（布）党内出现的一个“左”倾机会主义集团，产生于1918年1月，核心人物是尼·伊·布哈林、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格·列·皮达可夫和卡·伯·拉狄克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可能性，认为没有西欧革命的直接支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必定在国际资本的打击下毁灭。他们反对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主张同帝国主义进行战争，以“促进”国际革命。在苏维埃政权缔结了和约、取得了喘息时机并着手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左派共产主义者”在1918年4月发表了一个《时局提纲》，同列宁的《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相对抗。他们否定过渡时期的必要性，反对利用资产阶级专家和国家资本主义，反对在企业中建立纪律和实行经济核算，认为实行列宁的这些政策就是恢复资产阶级秩序。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同“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左派共产主义者”在1918年夏承认了错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土柯夫、皮达可夫等）同所谓民主集中派（注：民主集中派 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反党集团，于1919—1920年形成，核心人物是季·弗·萨普龙诺夫、恩·奥新斯基和弗·米·斯米尔诺夫等。民主集中派否认党在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反对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和严格的纪律，要求党内有组织派别和集团的自由，排斥中央对地方的领导。党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斥责了民主集中派后，该集团的领导人继续进行反党活动：1923年他们在托洛茨基挑起的争论中反对党及其领导，1926年他们参加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在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这个集团的成员被开除出党。）（拉法伊尔、萨普龙诺夫等）的联盟，已经溃不成军。
争论的过程和反对派在争论期间的那些变化都是值得注意的。
最初反对派就是要求重新审查近两年来即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党在党内建设和党内政策方面的基本路线。反对派要求彻底执行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同时坚决主张取消党的◎第156页◎第十次、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限制办法（禁止派别活动、规定党龄等等）。可是反对派并不以此为限。它还硬说党实际上已经变成军队式的组织，党纪已经变成军纪，因而要求自上而下整刷党机关的全体成员，要求撤换主要工作人员等等。对中央的恶言和谩骂当然是够多的了。《真理报》（注：《真理报》（《ПPaδa》）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它最初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日报，是遵照列宁的指示，由斯大林、米·斯·奥里明斯基和尼·古·波列塔也夫发起创办的。创刊号于1912年4月22日（公历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从1917年3月5日（公历18日）起，《真理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中央机关报。——第154、157、543页。）载满了控诉中央犯有滔天罪行的文章。只是还没有把日本的地震归罪于中央罢了。
这个时期，整个中央都没有干预《真理报》上的争论，让党员完全自由地进行批评。中央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去驳斥批评家们常常提出的那些荒诞无稽的责难，认为党员有充分的自觉来独立解决所讨论的问题。
这可以说是争论的第一个时期。
后来，恶言使人生厌了，谩骂不起作用了，党员要求认真讨论问题了，于是争论就进入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是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注：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 是在1923年12月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通过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党内民主和工人民主的问题。该决议发表在1923年12月7日《真理报》第二七八号上。）公布后开始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根据中央十月全会（注：指1923年10月25—27日举行的有十个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这次全会讨论了党内状况问题，批准了政治局制定的党内民主的方针，斥责了托洛茨基1923年10月8日给党中央的诬蔑性信件和他10月15日炮制的所谓四十六个反对派分子的声明，指出托洛茨基在世界革命和党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关头进行这些活动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赞同党内民主方针的决定制定了一项有名的决议，规定了实行党内民主的条件。这样一来，争论的进程就发生了转变。现在已经不能局限于一般的批评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的具体计划，要求反对派或者接受这个计划，或者提出另外一个实行党内民主的、平行的、同样具体的计划。可是反对派无力提出一个自己的能够满足各级党组织要求的计划来同中央的计划对抗。反对派开始退却了。取消近两年来党在党内建设方面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已经在反对派的武库中消失了。反对派关于取消党的第十次、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规定的限制民主办法的要求已经黯然失色了。自上而下整刷机关的要求缓和下来了，放到后面去了。反对派认为有必要用必须“确切阐明派别组织问题”、“改选过去委派的一切◎第157页◎党机关”、“废除委派制”等等提议来代替这一切要求了。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反对派的这些已经缓和了数倍的提议也被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和莫斯科河南岸区的组织否决了，这两个组织中绝大多数人拥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这可以说是争论的第二个时期。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反对派继续退却，可以说是狼狈退却。连反对派的那些已经褪了色的、缓和了数倍的要求，这次也从他们的决议案中勾销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最近向莫斯科组织积极工作人员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提出的决议案（似乎已经是第三个）中写道：
“只有同心协力和真心诚意地迅速执行政治局的决议，特别是通过改选来革新党内机关，才能保证我们党没有震动和没有内部斗争地转到新的方向，才能加强党的队伍的真正团结和统一。”
就连反对派的这个完全没有害处的提议也被大会否决了，这一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大会以绝大多数通过了关于“赞同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决议，这也不是偶然的。
关于拉法伊尔
我认为拉法伊尔是目前反对派的，或者确切此说，是目前反对派联盟的最忠实最典型的代表。拉法伊尔在一次辩论会上说，我们党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军队式的组织，党纪已经变成军纪，因此必须自上而下整刷党的全部机关，整刷这个不中用的、违背真正的党性的机关。据我看来，在目前反对派分子的头脑中是存在着诸如此类的思想的，但是，他们由于种种顾虑而不敢把这种思想暴露◎第158页◎出来。应当承认，拉法伊尔在这方面要比他的反对派同伙勇敢。
不管怎样，拉法伊尔的这种说法是根本不对的。他的说法不仅在形式上不对，而且首先在实质上不对。因为我们党如果的确已经变成或者只是开始在变成一个军队式的组织，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名副其实的党，就不会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会有革命，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什么是军队呢？
军队是从上面建立起来的一种封闭式的组织。军队的实质在于：领导军队的是由上面任命并按照强制原则编制军队的司令部。司令部不仅要编制军队，而且还要供给军队给养、被服、鞋袜等等。全军在物质上完全依赖司令部。军纪也建立在这上面，违犯军纪可以招致特殊的最严厉的处罚——枪决。也正因为如此，司令部仅仅根据自己的战略计划就能随时随地调动军队。
什么是党呢？
党是根据自愿原则从下面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党也有自己的司令部，但它不是由上面任命，而是由全党自下选举的。不是司令部编制党，恰恰相反，是党编制自己的司令部。党本身是根据自愿原则编制起来的。在党的司令部和全党之间没有上面所说的军队中的那种物质上的依赖关系。党的司令部不供给党给养、食物和被服。也正因为如此，党的司令部不能随时随地任意调动党的队伍，党的司令部只能根据本阶级（党本身就是这个阶级的一小部分）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来领导全党。因此，党纪具有特殊的性质，它主要以说服方法为基础，而和主要以强制方法为基础的军纪不同。因此，党内最严厉的处罚（开除党籍）和军队中最严厉的处罚（枪决）有根本的差别。
只要把这两个定义比较一下，就能了解拉法伊尔的错误多么◎第159页◎严重。
他说，党已经变成一个军队式的组织。但是，既然党在物质上不依赖自己的司令部，既然党是根据自愿原则从下面建立起来的，既然党自己编制自己的司令部，那么党怎么能变成一个军队式的组织呢？如果党变成了军队式的组织，那么工人源源不断地入党，党在非党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党在全世界劳动阶层中间享有威望，又怎样解释呢？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党是极其消极的、被动的，——那就无法解释，这样一个消极而被动的党怎么能领导世界上最革命的无产阶级，并且好几年来一直管理着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
或者党是积极的、主动的，——那就不能理解，这样一个积极而主动的党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内没有废除党内的军事制度，假如党内真有这种制度的话。
我们党进行了三次革命，击溃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现在正摇撼着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这个党一星期也不能容忍拉法伊尔轻率地所说的那种军事制度和命令制度，它不等到拉法伊尔发出号召就会立刻废除这些制度并建立新的制度，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梦是可怕的，但上帝是仁慈的。事实是，第一，拉法伊尔把党和军队混为一谈了，因为他显然既没有真正了解党，也没有真正了解军队。第二，看来拉法伊尔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发现。他所以要说党内有命令制度这类“可怕的”话，是为了论证目前反对派的基本口号：（一）要有派别活动的自由；（二）从上到下撤换党的领导人。
看来，拉法伊尔感到不说这类“可怕的”话就不能偷运这些口号。◎第160页◎
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党内生活有缺点的主要原因是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基本路线不正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断言，“党在党内政策方面实行根本不正确的路线已有两年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党在党内建设和党内政策方面的基本路线”是不正确的。
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基本路线是什么呢？党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工人民主的决议。党通过这项决议是否正确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是正确的。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规定了严格限制民主的办法（禁止派别活动）。党规定这种限制是否正确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不正确，因为在他看来，这种限制会束缚党的独立思考。党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规定了限制民主的新办法（规定一定的党龄等等）。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只是确认了这些限制。党规定这些限制来防止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侵袭，这是否正确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不正确，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限制会束缚各级党组织的主动性。结论很明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议取消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新经济政策情况下通过的党在党内建设和党内政策方面的基本路线。
但是，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列宁同志直接领导下举行的。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关于统一的决议）是列宁同志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并争取通过的。关于进一步限制民主（规定一定的党龄等等）的决议是列宁同志亲自参加的第十一次◎第161页◎代表大会通过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否想到，他实际上就是提议取消同列宁主义有着有机联系的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路线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否开始懂得，他提议取消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基本路线，实质上就是重复那个要求修正列宁主义的臭名远扬的“匿名纲领”（注：指自称工人团的反革命秘密集团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发出的匿名纲领。工人团是被开除出党的米雅斯尼柯夫和库兹涅佐夫于1923年在莫斯科组成的，参加的人数不多，同年秋被清除。）中的某些提议呢？
只要提出这些问题，就可以了解党是不会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道路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提议究竟是什么呢？他的提议不折不扣就是恢复“1917—1918年样式的”党内生活。1917—1918年党内生活的特点是什么呢？当时的特点是：我们党内存在着派别集团，公开进行派别斗争，党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要求至少“局部地”恢复这种已被第十次代表大会废除的党内制度。党能不能走这条道路呢？不，不能。第一，因为恢复新经济政策施行前即1917—1918年样式的党内生活，不符合而且也不可能符合党在新经济政策施行后即1923年条件下的要求。第二，因为恢复过去的派别斗争制度必然会破坏党的统一，特别是现在，在列宁同志不能视事的时候。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爱把1917—1918年的党内生活状况描绘成一种合乎愿望的理想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的党内生活有许多黑暗面，引起了党的极大震动。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斗争似乎从来没有象这个时期即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注：布列斯特时期的危机 指1917年12月—1918年3月苏维埃俄国同德奥等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时期出现的危险局势。当时，俄国的旧军队已经瓦解，不能继续作战，建立工农军队的工作刚刚开始；人民已经筋疲力尽，渴望结束战争；其他国家还没有爆发革命。列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进行战争，那就便于帝国主义摧毁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列宁主张不惜接受苛刻的议和条件，立即签订和约。但是列宁的方针在党内遭到尼·伊·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列·达·托洛茨基的反对，他们或主张对德国宣布革命战争，或主张“不战不和”。当德国提出最后通牒时，担任苏维埃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托洛茨基违背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的指示，拒绝签订和约，同时又声明说：我们在复员军队，我们不进行战争。这样，德国军队就在1918年2月18日发动全线进攻，占领了苏维埃国家的许多领土，并威胁首都彼得格勒。列宁号召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年轻的革命军队英勇地抗击了德国强盗的入侵。同时列宁跟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说服了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终于在比德方原来的最后通牒更加苛刻的条件下于3月3日缔结了和约。列宁曾指出，俄共（布）这次“由于党内出现’左倾’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俄国革命所遇到的最大的危机之一”（《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62页）。——第132、162、499页。）这样激烈。例如，大家知道，当时已经形成一个独立派别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竟狂妄到公然说要撤换当时的人民委员会，而代之以由新的人物、由“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内的人物组成的新的人民委员会。现在的一部分反对派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斯土柯夫等等）就是当时“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的成员。◎第162页◎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否想在我们党内“恢复”这种“理想的”旧制度呢？
显然，党是无论如何不会同意这种“恢复”的。
关于萨普龙诺夫的论文
萨普龙诺夫认为党内生活有缺点的主要原因是党的机关里存在着“党学究”和“女学监”，他们按照“学校方法”来“教育党员”，因而阻碍党员在斗争过程中受到真正的教育。这样，萨普龙诺夫就把我们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说成了“女学监”，他却不想问一问：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党学究”怎么会在我们党的工作中占优势。萨普龙诺夫把这种极其危险极能蛊惑人心的论点当作已经证实的东西提出时，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满足于简单的格言，他首先应当了解现象（如果它事实上的确存在），说明现象，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可是，萨普龙诺夫显然是不理会马克思主义的。他不管怎样都要辱骂党的机关，以为这样做，其他一切就好办了。照萨普龙诺夫看来，“党学究”的恶意就是造成我们党内生活缺点的原因。不用说，这是一个多么正确的解释。
不过有两点令人不能理解：
(1)这些“女学监”和“党学究”怎么能保持住对世界上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
(2)受“女学监”教育的我们“党的学生”怎么能保持住对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的领导？
显然，空谈“党学究”无论如何要比了解和评价我们党机关的极大的优点容易得多。◎第163页◎
萨普龙诺夫打算怎样医治我们党内生活的缺点呢？他用的药象他的诊断一样简单。“重新审查我们的军官”，撤换现在的工作人员，——这就是萨普龙诺夫所用的药。他认为这就是实行党内民主的基本保证。我决不否认，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改选对改进我们党内生活是有意义的。但是把这一点看做基本保证，那就是既不了解党内生活，也不了解党内生活的缺点。在反对派队伍中，有象别洛博罗多夫、罗森霍尔茨、皮达可夫、阿尔斯基、贝克这样的人。别洛博罗多夫的“民主”至今还留在罗斯托夫工人们的记忆中；罗森霍尔茨的“民主”使我们的水运员工和铁路员工吃了苦头；皮达可夫的“民主”使整个顿巴斯不是号叫而是痛哭；阿尔斯基的“民主”是大家都知道的；贝克的“民主”使花拉子模至今还在痛哭。萨普龙诺夫是否认为，由上面列举的那些“可敬的同志”来代替现在的“党学究”，民主就能在党内取得胜利？我对这一点有些怀疑。
显然，有两种民主：一种是党员群众的民主，这些党员群众极愿意发挥主动性并积极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另一种是有不满情绪的党内要人的“民主”，这些党内要人认为民主的实质就是用一些人代替另一些人。党一定会赞成第一种民主，并且要坚决地实现这种民主。党一定会抛弃有不满情绪的党内要人的“民主”，因为它和真正的党内工人民主毫无共同之处。
为了保证党内民主，首先必须铲除我们某些工作人员头脑中存在的那些战争时期的残余和习惯，使他们不再把党看作一个机关系统，而看作一个有主动性的机体。可是这些残余在最短期间是铲除不了的。
其次，为了保证党内民主，必须克服我们拥有近百万职员的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关对只有两三万工作人员的党机关所加的压力。但在最短期间是不能克服这部笨重机器的压力并使它服从自◎第164页◎己的。
最后，为了保证党内民主，必须提高我们许多落后支部的文化水平，并且把积极的工作人员合理地分配到全联盟的各个地区。这一点也不是最短期间所能做到的。
由此可见，保证充分的民主，并不象萨普龙诺夫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当然，如果指的不是萨普龙诺夫的那种空洞的形式上的民主，而是真正的非伪造的工人民主的话。
显而易见，为了保证和实现真正的党内民主，就必须自下而上振奋全党的意志。
关于托洛茨基的信
12月7日公布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托洛茨基是赞成这个决议的。因此本来可以期望，中央委员（包括托洛茨基在内）一定会一致号召党员同心协力地支持中央和中央的决议。可是，这种期望没有实现。前几天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给各地党的会议，这封信的用意不能作别的解释，只能说是想削弱党员一致支持中央和支持中央立场的意志。
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托洛茨基在讲到党机关的官僚主义、讲到老近卫军即我们党的基本核心列宁主义者有蜕化危险的时候写道：
“‘老近卫军’的蜕化在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就拿第二国际的领袖和政党这个最新最显著的历史实例来说。我们知道，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辛格尔、维克多·阿德勒、考茨基、伯恩施坦、拉法格、盖得等等都是马克◎第165页◎思和恩格斯直接教导出来的学生。但是，我们知道，所有这些领袖——有些人是局部地，另一些人是全部地——都蜕化到机会主义方面去了……”“我们，正是我们这些’老头子’应当说，我们这一代在党内自然是起领导作用的，可是，假如我们容许党内继续坚持和推行机关官僚主义的方法来执行政策，使青年一代变成教育的消极对象，因而必然使机关同群众、老年人同青年人疏远，那么我们自身就没有任何充分的保证，可以使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不会逐步地不知不觉地消沉下去……”“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感……”“青年必须通过战斗领会革命公式……”
第一，我必须消除一种可能引起的误解。从托洛茨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自命为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以此表示他有决心承担那些可能落到老近卫军头上的责难，如果老近卫军真正走上蜕化道路的话。应当承认，这种自我牺牲的决心无疑是一种可贵的优点。但是，我要保护托洛茨基，使他不致自己打自己，因为由于明显的原因，他不能而且也不应当承担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骨干可能蜕化的责任。牺牲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老布尔什维克需要这种牺牲吗？我认为不需要这种牺牲。
第二，令人不解的是：怎么能把象伯恩施坦、阿德勒、考茨基、盖得等等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同一直反对而且一定还会光荣地反对机会主义、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混为一谈呢？这种糊涂思想，这种混淆是非的做法是怎么产生的呢？如果从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某些决不是要维护老近卫军的次要想法出发，那么谁需要这些东西呢？关于在反机会主义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老布尔什维克已经染上机会主义的那种暗示，又怎样理解呢？
第三，我决不认为老布尔什维克绝对不会有蜕化的危险，正象没有理由断言我们这里绝对不会发生地震一样。可以而且应当设想，这种危险是可能发生的。但这是不是说，这种危险是现实的已◎第166页◎经发生的危险呢？我认为不能这样说。就连托洛茨基本人也没有提出任何材料来说明蜕化的危险是现实的危险。可是我们党内有一些人会使我们党的某些队伍产生真正蜕化的危险。我指的是一部分孟什维克，他们加入我们党是不得已的，而且还没有根除机会主义的旧习气。下面就是列宁同志在清党时期关于这些孟什维克和这种危险所写的一段话：
“一切机会主义者都善于适应环境……而孟什维克这班机会主义者可以说是’从原则上’来适应在工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派的，他们涂着保护色，正象兔子一到冬天就变成白色一样。应该懂得并估计到孟什维克的这个特点。所谓估计到这个特点，就是说，在1918年以后，即在布尔什维克起初可能尔后无疑会获得胜利时混入俄国共产党的全部孟什维克，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九要清除出党。”
托洛茨基怎么会忽视这一类实际存在的危险，而把可能发生的危险，即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蜕化的危险提到首要地位呢？如果从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打算破坏中央大多数即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领导核心的威信，那么怎么能闭眼不看现实的危险，而把实际上是不现实的可能发生的危险提到首要地位呢？这种“见解”只能有利于反对派，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第四，托洛茨基怎么会把可能蜕化的“老头子”和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青年”对立起来，把可能官僚主义化的“老近卫军”和必须“通过战斗领会革命公式”的“青年近卫军”对立起来呢？怎么会把他们对立起来呢？为什么要把他们对立起来呢？难道青年和老近卫军不是向来就团结一致地抗击国内外敌人的吗？难道“老头子”和“年轻人”的团结不是我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吗？怎么会侮辱◎第167页◎老近卫军并蛊惑性地阿谀青年，在我们党的这两支基本队伍中间制造并扩大裂缝呢？如果从党的利益、党的统一和党的团结出发，而不是想动摇党的统一以迎合反对派的心意，那么谁需要这样做呢？
难道是这样来维护中央和中央一致通过的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吗？
可是，当托洛茨基写信给各地党的会议的时候，他显然并没有给自己规定这种任务。显然，这里是别有用心的，那就是：在维护中央决议的幌子下用外交手腕支持反对派反对党中央。
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的信中有两面性的痕迹。
托洛茨基和民主集中派及一部分“左派”共产主义者结成了联盟，——这就是托洛茨基的言论的政治意义。
载于1923年12月15日《真理报》第285号选自《斯大林全集》第5卷
署名：约·斯大林第303—316页◎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