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战略和策略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六个问题:

(一)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科学;

(二)革命的阶段和战略;

(三)运动的来潮退潮和策略;

(四)战略指导;

(五)策略指导;

(六)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

(1)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科学。第二国际统治时期主要是在比较和平发展的环境中编制和训练无产阶级政治军队的时期。这是把议会制度当作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的时期。当时关于大规模的阶级冲突的问题、关于训练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搏斗的问题、关于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问题似乎都不是迫切的问题。当时的任务只是要利用一切合法的发展道路来编制和训练无产阶级军队,以适应无产阶级处于在野党地位并且似乎应当处于在野党地位的条件来利用议会制度。几乎用不着证明,在◎第245页◎这样的时期和这样了解无产阶级任务的情况下,既不可能有完整的战略,也不可能有周密的策略。当时只有关于策略和战略的一些片断的零碎的观念,但是没有策略和战略。

第二国际的滔天罪行并不在于它当时实行了利用议会斗争形式的策略,而在于它夸大了这种斗争形式的意义,几乎把这种斗争形式看作唯一的斗争形式。而当公开的革命搏斗时期到来的时候,当议会外斗争形式问题已经成为首要的迫切问题的时候,第二国际各党竟避开了新的任务,不去接受这些任务。

只有在下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公开发动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当推翻资产阶级的问题已经成为直接的实践问题的时候,当无产阶级的后备军问题(战略)已经成为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的时候,当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议会形式和议会外形式(策略)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期,才能制定无产阶级斗争的完整的战略和周密的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埋没了的那些关于策略和战略的英明思想,正是在这个时期被列宁发掘出来重见天日的。但是列宁并不限于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策略原理。他还向前发展了这些原理,补充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原理,把这一切结合为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规则和指导原则的体系。列宁的《怎么办?》、《两种策略》、《帝国主义》、《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以及《幼稚病》等书无疑是加进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武库的最宝贵的贡献。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科学。

(2)革命的阶段和战略。战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革命某一阶段上的主要的打击方向,制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后备军)的相应的布置计划,在革命这一阶段的整个过程中为实现这个◎第246页◎计划而斗争。

我们的革命已经过两个阶段,十月革命后已进入第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战略也有过变更。

第一个阶段。1903—1917年2月。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彻底消灭中世纪制度的残余。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农民。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力图抓住农民并用和沙皇制度妥协的方法来消灭革命。力量的布置计划是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

第二个阶段。1917年3月—1917年10月。目的是推翻俄国的帝国主义,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亲近的后备军是贫苦农民。邻国无产阶级是可能的后备军。旷日持久的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危机是有利的时机。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这个民主派力图抓住劳动农民群众并用和帝国主义妥协的方法来结束革命。力量的布置计划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联盟。“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

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在十月革命后开始的。目的是在一国内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运用这个专政作为据点,以便在世界各国推翻帝国主义。革命已经超出一国范围,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开◎第247页◎始。革命的基本力量是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主要的后备军是发达的国家的半无产阶级群众和小农群众,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孤立第二国际各党,这些党是和帝国主义妥协这一政策的基本支柱。力量的布置计划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附属国的解放运动联盟。

战略是和革命的基本力量及其后备军有关的。战略因革命由一个阶段转入另一阶段而变更,而在某一阶段的整个时期基本上是不变的。

(3)运动的来潮退潮和策略。策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运动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这个较短时期内的行动路线,就是通过以新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代替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以新的口号代替旧的口号,通过把这些形式配合起来等等来为实现这条路线而斗争。战略的目的,比如说,是要取得反对沙皇制度的战争或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胜利,把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或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而策略的目的却没有这样重大,因为策略并不是要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而是要取得某些战役、某些战斗的胜利,有成效地实行某些适合于革命某一高涨或低落时期的具体情况的运动和发动。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战略的,是服务于战略的。

策略是随着来潮退潮而变更的。在革命第一阶段的时期内(1903—1917年2月),战略计划始终没有变更,策略却变更过几次。在1903—1905年的时期,党的策略是进攻的,因为当时革命处于来潮,运动是上升的,策略应当以这个事实为出发点。与此相适应,斗争形式也是革命的,是适合于革命来潮的要求的。地方的政治罢工、政治示威、政治总罢工、抵制杜马、起义和革命战斗口号◎第248页◎就是这个时期内互相代替的斗争形式。当时的组织形式也因斗争形式的变更而变更了。工厂委员会、农民革命委员会、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和比较公开的工人政党就是这个时期内的组织形式。

在1907—1912年的时期,党不得不转而采取退却的策略,因为当时革命运动低落,革命处于退潮,策略不能不估计到这个事实。与此相适应,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也变更了。不是抵制杜马,而是参加杜马;不是杜马外的公开的革命发动,而是杜马内的发动和杜马内的工作;不是政治总罢工,而是局部经济罢工,或者简直无声无息。当然,党在这个时期内应该转入地下活动,而群众的革命组织也就由文化教育组织、合作社组织、保险会组织以及其他合法组织代替了。

关于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也应该这样说,在这两个阶段中,策略变更过几十次,战略计划却始终没有变更。

策略是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有关的,是同这些形式的交替和配合有关的。策略在革命的某一阶段上可以随着革命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而变更好几次。

(4)战略指导。革命的后备军有两种:

直接的:(一)本国的农民以至所有过渡阶层,(二)邻国的无产阶级,(三)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运动,(四)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品和成果,而无产阶级为了收买强大的敌人并取得喘息时机,可以在保持自己的实力优势的条件下暂时放弃一部分胜利品和成果;

间接的:(一)本国各个非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是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来削弱敌人并加强自己的后备军的,(二)和无产阶级国家敌对的各个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第249页◎突和战争(例如帝国主义战争),这些矛盾、冲突和战争是无产阶级在进攻时或者在被迫退却相机行事时可以利用的。

关于第一种后备军用不着多说,因为它们的意义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第二种后备军,因为它们的意义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很明显的,所以必须指出,它们有时候对于革命进程具有头等的意义。例如第一次革命时期和第一次革命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冲突的巨大意义是未必可以否认的,因为这种冲突在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影响这件事情上无疑起了相当的作用。十月革命时期各主要帝国主义者集团之间进行决死的战争这一事实的巨大意义更是不可否认的,当时帝国主义者忙于相互之间的战争,没有可能集中力量来反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就有可能来切实地组织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准备扑灭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现在,当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当它们彼此之间的新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这种后备军对于无产阶级一定会有愈益重大的意义。

战略指导的任务就是要正确运用这一切后备军来达到革命在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目的。

怎样才是正确运用后备军呢?

就是要执行一些必要的条件,其中主要的是:

第一,当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当进攻在以全力进行,当起义已经迫在眉睫,当使后备军跟上先锋队已经成为决定胜负的条件的时候,在这个决定关头,要把革命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敌人最易致命的地方。党在1917年4—10月这一时期的战略可以说是这样运用后备军的实例。毫无疑问,这个时期敌人最易致命的地方是战争。毫无疑问,党正是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把广大群众集合到无产◎第250页◎阶级先锋队的周围。党在这个时期的战略就是通过游行示威来训练先锋队去进行街头的发动,同时通过后方的苏维埃和前线的士兵委员会使后备军跟上先锋队。革命的结局表明,当时后备军是运用得正确的。

列宁在谈到革命力量的战略运用这个条件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武装起义的著名原理变动了一下说:

“(1)任何时候都不要玩弄起义,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干到底。

(2)必须在决定的地点,在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准备、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

(3)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采取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

(4)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5)每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小时)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

第二,要选择危机已经达到顶点、先锋队已经具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后备军已经具有援助先锋队的决心、敌人内部已经极端慌乱的时机作为实行致命打击的时机,开始起义的时机。

列宁说:决战时机可以说完全成熟了,如果“(1)一切敌视我们的阶级力量已经十分混乱,彼此之间的厮杀已经十分厉害,由于进行力不胜任的斗争已经十分疲惫”;如果“(2)一切犹豫的、动摇的、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自己,由于实际破产而大丢其丑”;如果“(3)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采取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情绪,已经开始产生并且大大地高涨起来。那时候,革命就成熟了;那时候,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到上面所指出◎第251页◎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地选定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

举行十月起义可以说是这种战略的模范。

违背这个条件,就会造成危险的错误,即所谓“失其速度”,就是说,党就会落在运动进程的后面,或者向前跑得太远,因而造成失败的危险。有一部分同志在1917年9月企图从逮捕民主会议(注:民主会议 于1917年9月14—22日(公历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会议是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们召集的。参加会议的有各社会主义政党、苏维埃、工会、地方自治局、工商业界和军队中的妥协派代表。会上产生了临时政府的谘议机关——预备议会(共和国临时议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利用它来制止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使俄国从苏维埃革命的道路转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道路上去。关于民主会议。)代表来开始起义,可以说是这种“失其速度”的例子,不善于选择起义时机的例子,因为当时在苏维埃内部还有动摇情绪,前线还犹豫不决,后备军还没有跟上先锋队。

第三,要越过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阻难和障碍,一往直前地实行既定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使先锋队不致失去斗争的基本目的,使群众不致迷失道路,而能向着这个目的前进并努力团结在先锋队的周围。违背这个条件,就会造成莫大的错误,即海员们所熟悉的所谓“失其方向”。我们党在紧接民主会议以后所采取的决定参加预备议会这一错误的步骤,可以说是这种“失其方向”的例子。当时党似乎忘记了预备议会是资产阶级企图把国家从苏维埃道路转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道路上去的手腕,党参加这种机关就会打乱全部计划,就会使那些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农迷失道路。这个错误因为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而被纠正了。

第四,当敌人力量强大,当退却不可避免,当接受敌人的挑战显然对自己不利,当在一定的力量对比下退却是使先锋队免受打击并保存其后备军的唯一手段的时候,要机动调度后备军来实行正确的退却。◎第252页◎

列宁说:“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应当了解,除了学会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了解,——而且革命阶级已经从本身的沉痛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种战略的目的就是要赢得时间,瓦解敌人,养精蓄锐,以便后来转为进攻。

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 指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四国签订的条约。签订这个条约,是当时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采取的一种革命的妥协。按照这个和约,苏维埃俄国丧失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要付出巨额赔款。由于签订了和约,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赢得了时间,从而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并建立红军,为后来战胜白卫军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11月13日,即协约国对德停战协定签字后两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了布列斯特和约。)可以说是这种战略的模范。这个和约使党有可能赢得时间,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冲突,瓦解敌人的力量,为自己保留农民,养精蓄锐准备向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进攻。

当时列宁说:“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这种敌视和战争阻碍它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取得一定时期的行动自由,来继续进行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过了三年,列宁说:“现在就连头号傻瓜也看得见,‘布列斯特和约’这个让步加强了我们的实力,分散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

保证有正确的战略指导的主要条件就是这样。

(5)策略指导。策略指导是战略指导的一部分,是服从战略指导的任务和要求的。策略指导的任务就是要掌握无产阶级的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保证这些形式的正确运用,以便在一定的力量对比下取得为准备战略胜利所必需的最大成果。

怎样才是正确运用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呢?

就是要执行一些必要的条件,其中主要的是:◎第253页◎

第一,要把这样一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提到第一位,这种形式最适合于当时运动的来潮或退潮的条件,能够促进和保证把群众引到革命阵地上,把千百万群众引到革命战线上,把群众配置在革命战线上。

问题并不是要使先锋队觉悟到保存旧制度的不可能和推翻旧制度的必不可免。问题是要使群众,使千百万群众了解这是必不可免的,使他们表示援助先锋的决心。可是,群众只有从亲身的经验中才能了解这一点。任务就是要使千百万群众有可能根据亲身的经验认识到推翻旧政权的必不可免,要提出适当的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使群众易于根据经验来认清革命口号的正确性。

如果党在当时没有决定参加杜马,如果它没有决定集中力量去进行杜马内的工作,并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去开展斗争,使群众易于根据亲身的经验认清杜马的无用、立宪民主党人的诺言的虚伪、和沙皇制度妥协的不可能、农民和工人阶级联盟的必不可免,那么先锋队就会脱离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就会失去它和群众的联系。如果没有群众在杜马时期的经验,就不可能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召回主义(注:召回主义 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产生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代表人物是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等。召回派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拒绝参加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合法和半合法的组织,放弃一切合法斗争。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幌子,执行了取消派的路线。列宁把召回派叫作“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1909年6月,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全体会议)斥责了召回派,把波格丹诺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策略的危险性就在于它会使先锋队脱离自己的千百万人的后备军。

如果无产阶级当时跟着在1917年4月号召举行起义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注:这里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中以谢·亚·帕格达季耶夫为首的少数委员。他们在1917年四月游行示威时提出了立刻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游行示威的次日(4月22日)通过列宁提出的决议,严厉地谴责了帕格达季耶夫等人的冒险主义行为,认为他们提出的口号不合适、不正确,妨碍党把苏维埃的多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同当时党的方针相抵触。)走,那么党就会脱离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就会失去它在广大的农民和士兵群众中的影响,因为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没有暴露自己是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拥护者,因为当时群众还没有根据亲身的经验认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关于和平、土地和自由的言论的虚伪。如果没有群众在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的经验,就不会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陷于孤立,就不◎第254页◎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耐心说明”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错误并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公开斗争的策略是当时唯一正确的策略。

“左派”共产主义者策略的危险性就在于它会使党由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变成一小撮徒托空言而没有基础的密谋家。

列宁说:“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态度……时,单叫先锋队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但是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压迫的真正广大的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现在这个规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德国也得到了十分有力而鲜明的证实。不仅对没有文化、大都不识字的俄国群众,而且对文化程度高、个个识字的德国群众,都需要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懦弱无能、毫无气节、一筹莫展、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卑鄙无耻,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是极端反动分子(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德国的卡普之流)的专政,然后才坚决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

第二,要在每个一定的时机找出事变过程链条上的特殊环节,抓住了这个环节,就能掌握整个链条,为取得战略胜利准备条件。

问题是要从摆在党面前的许多任务中挑出这样一个当前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是中心,实现这个任务就能保证顺利地解决其他一切当前任务。

我们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原理的意义,一个例子可以引自很久以前的时期(党形成时期),另一个例子可以引自我们最接近的目前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

在党形成的时期,无数的小组和组织还没有彼此联系起来,手◎第255页◎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从上到下腐蚀着党,思想上的混乱是党内生活的特征,——在这个时期,整个链条中的基本环节和摆在党面前的各项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创办全俄的秘密报纸(《火星报》(注:《火星报》(《ИСкрa》)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在慕尼黑、伦敦出版,自1903年春起在日内瓦出版。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自1901年4月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的秘书。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190091903年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五十多篇论文,阐述了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对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作了评论。《火星报》从国外秘密运进俄国散发,其中一部分曾由国内秘密印刷所翻印。《火星报》在俄国国内有代办员网,代办员在俄国传播《火星报》思想和建立火星派组织。《火星报》在建立俄国工人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承认它为党的中央机关报。《火星报》在1903年10月出版第五十一号后,被普列汉诺夫支持下的一些孟什维克分子所篡夺。列宁于1903年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五十二号起,《火星报》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因此,人们把五十一号以前的《火星报》称作旧《火星报》,以后的称作新《火星报》。棗第20、26、100、174、256、498页。))。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全俄的秘密报纸才能形成党内意见一致的核心,才能把无数的小组和组织联结成一个整体,准备思想统一和策略统一的条件,从而为真正的党的形成奠定基础。

在由战争过渡到经济建设的时期,工业遭到破坏而奄奄一息,农业苦于城市产品的不足,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已经成为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条件,——在这个时期,事变过程链条中的基本环节,许多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发展商业。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工业和农民经济只有通过商业才能结合;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有生产而没有销路就是置工业于死地;因为只有通过发展商业去扩大销路,才能扩展工业;因为只有在商业方面巩固了,只有掌握了商业,只有掌握了这个环节,才能指望把工业和农民市场结合起来并顺利地解决其他的当前任务,以便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创造条件。

列宁说:“仅仅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甚至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那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坚定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

“当前……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在历史事件的链条中,即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

保证有正确的策略指导的主要条件就是这样。◎第256页◎

(6)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革命的策略和改良主义的策略有什么区别呢?

有些人以为列宁主义反对一切改良,反对一切通融和妥协。这是完全不对的。布尔什维克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清楚地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来,真是“凡施皆善”;在某种条件下,改良,其中包括通融和妥协,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列宁说:“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象我们想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着向各种不同的方向走吗?”

问题显然不在于改良或通融和妥协,而在于怎样运用改良和妥协。

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改良就是一切,而革命工作不过是拿来做谈话资料、借以转移视线的小事情。所以,改良主义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必然要变为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瓦解革命的工具。

相反地,在革命者看来,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者看来,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自然会变为瓦解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巩固革命的工具,变为向前发展革命运动的据点。

革命者采用改良,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挂钩来把合法工作和秘◎第257页◎密工作联结起来,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掩蔽物来加强秘密工作,以便用革命精神训练群众去推翻资产阶级。

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按革命精神利用改良和妥协的实质就在这里。

相反地,改良主义者采用改良,是为了拒绝任何秘密工作,破坏训练群众去进行革命的事业,在“恩赐的”改良的福荫下高枕而卧。

改良主义策略的实质就在这里。

关于帝国主义条件下的改良和妥协的问题就是这样。

可是在帝国主义被推翻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情形就有些改变了。在某种条件下,在某种环境中,无产阶级政权也许不得不暂时离开用革命手段改造现存制度的道路,而走上逐渐改造现存制度的道路,“走上”列宁在《论黄金的作用》(注: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编者注)这篇著名论文中所说的那条“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上迂回行进的道路,走上改良和向非无产者阶级让步的道路,以便瓦解这些阶级,给革命以喘息时机,养精蓄锐,准备举行新进攻的条件。不能否认,这条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改良主义的”道路。只是应当记住,这里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改良是来自无产阶级政权方面的改良,它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它给无产阶级政权以必要的喘息时机,它的使命不是要瓦解革命,而是要瓦解非无产者阶级。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改良就变成了自己的对立物。

无产阶级政权所以能够实行这种政策,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前一时期的革命规模已十分广大,因而开辟了十分广阔的场所,因而可以实行退却,用暂时退却的策略,用迂回行进的策略来代替进◎第258页◎攻的策略。

这样看来,从前,在资产阶级政权下,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而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改良的来源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品,即由这些胜利品构成的、积累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后备力量。

列宁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精确地正确地规定了改良同革命的关系,然而马克思只能从一方面,即只能从无产阶级还没有在一个国家取得稍微巩固、稍微持久的初次胜利的情况下看到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关系的基础就是把改良看作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无产阶级即使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也还会产生一种新的内容。在原则上虽然和从前一样,但在形式上却已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马克思本人当时是预见不到的,这种变化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学说才能认识到。……取得胜利以后,如果取得胜利的国家经过极度紧张的斗争,其实力显然不够用革命手段来实行某种过渡,那么改良(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副产品”)还是一种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时机。胜利提供了很多‘后备力量’,使我们即使在被迫退却时也能坚持下去,无论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都能坚持下去。”

八 党

在革命前的时期,在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第二国际各党是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力量,议会斗争形式是基本的斗争形式,——在这种条件下,党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后来在公开的革命搏斗的条件下所具有的那种重大的和决定的意义。考茨基在第二国际遭受攻◎第259页◎击时替它辩护说:第二国际各党是和平的工具,不是战争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它们在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时期,就没有力量采取什么重大措施。这是完全对的。但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第二国际各党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不适用的,它们不是引导工人去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而是迁就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机关。正因为如此,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统治的时期,无产阶级的基本政治组织并不是党,而是议会党团。大家知道,事实上党在这个时期只是议会党团的附属品和服役者。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是谈不到训练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的。

可是,新时期一到来,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新时期是公开的阶级冲突的时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是直接准备力量去推翻帝国主义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这个时期在无产阶级面前提出种种新的任务:要按新的革命的方式去改造党的全部工作,要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精神去教育工人,要训练后备军并使他们跟上来,要和邻国的无产者结成联盟,要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巩固的联系,如此等等。如果以为这些新任务可以用那些在议会制度的和平条件下教育出来的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力量来解决,那就是使自己陷于绝望的境地,遭到必不可免的失败。肩负着这样的任务而仍然以旧的政党为领导,那就是完全解除武装。几乎用不着证明,无产阶级是不能容忍这种情形的。

因此,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勇气,能够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有充分的经验,能够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有充分的随机应变的本领,能够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第260页◎

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新的党就是列宁主义的党。

这个新的党有什么特点呢?

(1)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首先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应当把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把他们的经验、他们的革命性、他们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都吸收进来。但是要成为真正的先进部队,党应当用革命理论,用运动规律的知识,用革命规律的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否则它就不能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如果党只限于记录工人阶级群众的感觉和思想,如果它做了自发运动的尾巴,如果它不善于克服自发运动的因循习惯和政治上的漠不关心,如果它不善于超出无产阶级的一时的利益,如果它不善于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那么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党。党应当站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应当比工人阶级看得远些,应当引导无产阶级,而不应当做自发运动的尾巴。鼓吹“尾巴主义”的第二国际各党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传播者,而这个政策是要把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只有采取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观点、能够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党才能使工人阶级离开工联主义的道路,使它变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工人阶级斗争的困难,说到斗争环境的复杂,说到战略和策略,说到后备军和机动性,说到进攻和退却。这些条件的复杂程度,和战争条件比较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谁能认清这些条件呢?谁能给千百万无产者群众以正确的方针呢?无论哪一个作战部队如果不愿意遭到失败,就非有经验丰富◎第261页◎的司令部不可。无产阶级如果不愿意让自己受死敌的宰割,就更加非有这样的司令部不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可是这个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呢?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党才能成为这样的司令部。工人阶级没有革命的党,就等于军队没有司令部。

党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

可是,党不能仅仅是先进部队。党同时还应当是本阶级的部队,即本阶级的一部分,党应当和本阶级有根深蒂固的联系。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只要无产阶级还由其他阶级出身的人来补充,只要工人阶级还不可能全部提高到先进部队的水平,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和其余群众之间的区别,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区别是不会消灭的。可是,如果这个区别变成了隔离,如果党把自己关在小圈子里而和非党群众脱离,那么党就不成其为党了。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联系,如果党不和非党群众结合,如果非党群众不接受党的领导,如果党在群众中没有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信用,那么党就不能领导阶级。

不久以前,我们党从工人中接收了二十万新党员。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这些人与其说是自己走进党内来的,不如说是被其余的一切非党群众送进党内来的,这些非党群众积极参加了接收新党员的工作,而且接收新党员都是经过他们赞同的。这件事实说明:广大的非党工人群众把我们党看做他们自己的党,看做亲近的亲切的党,他们深切关心党的发展和巩固,他们自愿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党的领导。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这种看不见摸不到的精神上的线索把党和非党群众联系起来,党是不能成为本阶级的决定力量的。

党是工人阶级的不可分离的部分。

列宁说:“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第262页◎战争年代,甚至完全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注:马尼洛夫是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游手好闲、痴心妄想、阿谀逢迎和虚假伪善的地主。马尼洛夫精神是想入非非的意思。——第100、263页。)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工会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

(2)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如果党想真正领导本阶级的斗争,那么它同时还应当是本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党的任务是非常巨大而繁杂的。党应当在国内外发展非常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党应当在环境要求进攻时引导无产阶级去进攻;党应当在环境要求退却时带领无产阶级避开强大的敌人的打击;党应当向千百万无组织的非党工人群众灌注斗争的纪律性和计划性、组织性和坚定性。可是,党只有当它自己是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体现者的时候,只有当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的时候,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没有这些条件,就谈不到党对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的真正领导。

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

关于党是有组织的整体这个思想,是在列宁所提出的我们党章第一条的著名条文中固定下来的,这个条文把党看做组织的总和,把党员看做党内某一组织的成员。孟什维克还在1903年就反◎第263页◎对这个条文,而提出了自行列名入党的“制度”,要求把党员的“称号”扩大到每个“教授”和“中学生”,每个“同情者”和“罢工者”,即扩大到每个给党以某种援助、但是并不加入而且不愿加入党的任何一个组织的人。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这个奇特的“制度”在我们党内巩固起来,那就必然会使党内充满教授和中学生,使党变成一个界限模糊、没有定形、组织涣散而沉没在“同情者”大海中的“机构”,抹杀党和阶级间的界限,抛弃党把无组织群众提高到先进部队水平的任务。不用说,在这种机会主义的“制度”下,我们党是不能够在我们的革命进程中实现工人阶级的组织核心的作用的。

列宁说:“在马尔托夫同志看来,党的界限是极不明确的,因为‘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试问,这种界限模糊有什么好处呢?不过是使‘称号’广泛散布而已。它的害处就是会产生一种把党和阶级混淆起来的涣散组织的思想。”

可是,党不仅是党的各个组织的总和。党同时还是这些组织的统一的体系,是这些组织正式结成的统一的整体,有上级的和下级的领导机关,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全体党员所必须执行的实际决议。没有这些条件,党就不能成为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统一的有组织的整体。

列宁说:“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以外,别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该服从党的上级机关。”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的工作由中央来领导的原则,往往引◎第264页◎起那些不坚定的分子的攻击,他们斥责这种原则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不实行这些原则,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党的有计划的工作和对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导就会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在组织问题上是始终一贯地实行这些原则的。列宁把反对这些原则的行为叫做“俄国的虚无主义”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认为这种行为应该受到讥笑和痛斥。

列宁在他的《进一步》一书中对于这些不坚定的分子是这样说的:

“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是俄国虚无主义者所特有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他们一听见有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瞧不起人的样子,发表鄙视的……意见,说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

“看来很明显,高喊所谓官僚主义,不过是要掩盖他们对于中央机关人选的不满,不过是要掩盖……丑恶行为。你是官僚主义者,因为你是代表大会不按照我的意志而违反我的意志委派的;你是形式主义者,因为你是根据代表大会的形式上的决议,而没有得到我的同意;你做事极端机械,因为你凭借党代表大会的‘机械的’多数,而不考虑到我想得到补选席位的愿望;你是专制君主,因为你不愿意把权柄交给旧时的亲热伙伴(注:这里所说的“伙伴”指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等人,他们不服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责备列宁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约·斯大林注)。”

(3)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可是,党并不是工人阶级的唯一组织。无产阶级还有其他许多为顺利地进行反对资本的斗争所绝对必需的组织,如◎第265页◎工会、合作社、工厂组织、议会党团、非党妇女团体、出版机关、文化教育组织、青年团、革命战斗组织(在公开的革命发动时期)以及作为国家组织形式的代表苏维埃(当无产阶级执掌政权时)等等。这些组织极大多数都是非党的,其中只有某一部分直接接近党或者是党的支脉。所有这些组织,在某种条件下都是工人阶级所绝对必需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各种斗争中的阶级阵地;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就不能锻炼无产阶级这个负有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产阶级制度的使命的力量。可是,既然有这样多的组织,怎样实现统一的领导呢?怎样才能保证在领导工作中不致因为有很多组织而发生各自为政的现象呢?有人会说,这些组织各在自己的特别范围内进行工作,因此不会互相妨碍。这当然是对的。可是还有一点也是对的,即所有这些组织都应当按照一个方向进行工作,因为它们都是为一个阶级,即为无产者阶级服务的。试问:谁来决定这一切组织在进行工作时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即总方向呢?哪里有这样一个中央组织,它不仅因为有必要的经验而能制定这条总路线,并且因为有充分的威信而能推动这一切组织去实现这条路线,以达到领导上的统一,排除发生不协调现象的可能呢?

这样的组织就是无产阶级的党。

党具备为此所必需的一切条件,第一,因为党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这些分子和无产阶级的非党组织有直接联系,并经常领导它们;第二,因为党既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所以它是培养能够领导本阶级各种组织的工人阶级领导者的最好的学校;第三,因为党既是培养工人阶级领导者的最好的学校,所以按其经验和威信来说,它是能把无产阶级斗争的领导集中起来的唯一组织,因而也就是能把工人阶级所有一切非党组织都变成使党◎第266页◎同本阶级联结起来的服务机关和引带的唯一组织。

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这当然不是说,非党组织,如工会、合作社等等,应该正式服从党的领导。这只是说,参加这些组织的党员,这些无疑是有威信的人,应该采取一切说服办法,使这些非党组织在自己的工作中跟无产阶级政党接近,并自愿接受这个党的政治领导。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党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它的政治领导应当普及到无产阶级的其他各种组织中去。

正因为如此,主张非党组织“独立”和“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繁殖出独立的议员和脱离党的出版家、狭隘的工会活动家和市侩化的合作社运动者的机会主义理论,是和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完全不能相容的。

(4)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无产者阶级内部和无产者阶级各个组织中的主要的领导基础。可是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可以把党看做目的本身,看做独立自在的力量。党不仅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而且又是无产阶级手中用来争得专政(当无产阶级还没有争得专政时)、用来巩固并扩大专政(当无产阶级已经争得专政时)的工具。如果政权问题没有摆在无产阶级的面前,如果帝国主义的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以及危机的存在没有要求把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集中到一点,把革命运动的一切线索集中在一个地方,以便推翻资产阶级而争得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党的作用就不能提得这样高,党就不能超过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首先◎第267页◎因为党是无产阶级顺利夺取政权所必需的战斗司令部。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把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在斗争进程中把整个运动的领导都集中起来的党,那么俄国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专政。

可是,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不仅是为了争得专政,而且更是为了保持专政,为了巩固专政并扩大专政,以求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列宁说:“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已看到,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诚实、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可是,“保持”和“扩大”专政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向千百万无产者群众灌注纪律性和组织性;这就是说,要在无产者群众中间造成能够防御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腐蚀影响的屏障和堡垒;这就是说,要加强无产者在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层方面的组织工作;这就是说,要帮助无产者群众把自己教育成为能够消灭阶级并准备条件来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力量。可是,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纪律性而强有力的党,要做到这一切是不可能的。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第268页◎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就是为了争得和保持专政。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随着阶级的消灭,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党也一定会消亡。

(5)党是意志的统一,是和派别组织的存在不相容的。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铁的纪律而强有力的党,要争得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没有意志的统一,如果没有全体党员行动上的完全的和绝对的统一,党内铁的纪律是不可思议的。这当然不是说,因此就排斥了党内争论的可能。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党内的批评和争论,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更不是说,纪律应当是“盲目的”。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自觉自愿的服从,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因为只有自觉的纪律才能成为真正铁的纪律。可是,在争论已经结束,批评已经完结,决议已经通过以后,全体党员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就是一个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无论是统一的党还是党内铁的纪律,都是不可设想的。

列宁说:“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

在争得专政以前的斗争条件下党内纪律的问题就是这样。

关于争得专政以后的党内纪律也应该这样说,而且更应该这◎第269页◎样说。

列宁说:“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派别组织的存在,无论和党内统一或党内铁的纪律都不能相容。几乎用不着证明,有派别组织就会产生几个中央;有几个中央就是表明党内没有共同的中央,就是分散统一的意志,就是削弱和破坏纪律,就是削弱和破坏专政。第二国际各党既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愿意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当然可以容许自己有派别组织自由这种自由主义,因为它们根本就不需要铁的纪律。可是,共产国际各党既然把争得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作为自己工作的基础,就不能容许“自由主义”,也不能容许派别组织自由。

党是意志的统一,是排斥任何派别活动和党内权力分散现象的。

因此,列宁“从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一观点出发”来说明“派别活动的……危险性”,这个说明已经载入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注:俄国共产党(布)第十次代表大会 于1921年3月8—16日在莫斯科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有:中央的总结报告、民族问题、工会问题、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问题、党的建设问题、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问题等。列宁在大会上作了中央的政治报告、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关于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入新经济政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大会作了关于工会问题争论的总结,严厉谴责了托洛茨基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机会主义派别的观点,并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列宁的工会问题纲领。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要求立即解散一切派别集团,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斯大林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并代表民族问题委员会提出了相应的决议草案,为大会一致通过。)《关于党的统一》的专门决议中。

因此,列宁要求“彻底消灭一切派别活动”并“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否则就给以“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的处分。(见《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

(6)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第270页◎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是党内派别活动的来源。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个和外界隔绝的阶级。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出身的那些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无产阶级化的人不断地流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同时,无产阶级上层分子又正在腐化,他们多半是资产阶级利用从殖民地得来的超额利润所豢养的工会活动家和议员。列宁说:“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市侩化了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集团用种种方法钻进党内,把动摇和机会主义的情绪,把腐化和犹疑的情绪带到党内来。他们是派别活动和瓦解现象的主要来源,是涣散党和从内部破坏党的现象的主要来源。后方有这样的“同盟者”而去和帝国主义作战,就会受到两面夹攻,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因此,对这种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把他们驱逐出党,是顺利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决条件。

主张用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来“战胜”机会主义分子的理论,主张在一个党的范围内来“消除”机会主义分子的理论,是一种腐朽而危险的理论,它有使党麻痹和害慢性病的危险,有使党被机会主义宰割的危险,有使无产阶级丧失革命政党的危险,有使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丧失主要武器的危险。如果我们党在自己的队伍里有马尔托夫之流和唐恩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和阿克雪里罗得之流,那么我们党就不能走上大道,就不能取得政权和组织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在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如果说我们◎第271页◎党已经建立了自己内部的统一和自己队伍的空前的团结,那么这首先是因为它及时清洗了机会主义的肮脏东西,从党内驱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和巩固的道路就是把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从党内清洗出去的道路。

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列宁说:“在自己的队伍里有改良主义者,有孟什维克,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这在原则上是很明显的。这是已经由俄国和匈牙利的经验具体证实了的。……在俄国……曾经有很多次处于困难的境地,当时如果让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留在我们党内……那么苏维埃制度就一定会被推翻的。大家都承认,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争夺国家政权,就要进行决战……在这样的时候,不仅把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屠拉梯分子驱逐出党是绝对必要的,甚至把那些会动摇和正在动摇的、要去同改良主义者‘统一’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从各个重要岗位上撤下来,也可以说是有益的。……在革命的前夜和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进行最激烈的斗争的时候,党内的最小的动摇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坏革命,都能使无产阶级丧失政权,因为这个政权还没有巩固,因为对这个政权的攻击还非常猛烈。如果动摇的领袖在这样的时候离开,那么这不会削弱而会加强党,加强工人运动,加强革命。”

九 工作作风

这里所指的不是文风。我指的是工作作风,是列宁主义实践◎第272页◎中能够造就特种类型的列宁主义工作者的那种特殊和独特的要素。列宁主义是理论的和实践的学校,它能培养特种类型的党的工作者和国家工作者,造成特殊的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

这种作风的特征是什么呢?它的特点是怎样的呢?

它的特点有两个:

(一)俄国人的革命胆略;

(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

列宁主义的作风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这两个特点的结合。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消除因循习惯、守旧思想、保守主义、思想停滞以及对古老传统的盲从态度的药剂。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它能激发思想,推动前进,破坏旧事物,开辟前途。没有这种革命胆略,就一步也不能前进。

可是,如果不把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在工作中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那么它在实践中就很可能堕落为空洞的“革命的”马尼洛夫精神。这种堕落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谁不知道“革命的”臆造和“革命的”设计这种病症的根源就是相信法令能安排一切和改造一切呢?有一位俄国作家伊·爱伦堡在他的《共产主义的完人》这篇小说中描写过一个患有这种病症的“布尔什维克”的典型,说他立意拟定一个理想的完人的模式……结果竟在这个“工作”中“淹死了”。这篇小说虽然有过于夸大的地方,它正确地抓住了这种病症却是毫无疑义的。可是,谁都没有象列宁那样苛刻无情地讥笑过患有这种病症的人。他把这种迷信臆造和发号施令的病症鄙视为“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

列宁说:“所谓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就是说,一个置身于共产党内而还没有被清洗出去的人,以为用共产党员的名义发号施令,就能完成他的一切◎第273页◎任务。”

列宁通常总是用日常平凡的事情来和这种“革命的”高调相对立,以此着重指出:“革命的”臆造是和真正列宁主义的精神与字句绝对相反的。

列宁说:“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

“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共产主义建设事实……”

相反地,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却是消除“革命的”马尼洛夫精神和虚幻的臆造的药剂。美国人的求实精神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不承认有什么阻碍,它以自己的求实的坚忍精神排除所有一切障碍,它一定要把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哪怕这是一件不大的事情;没有这种力量,就不可能有认真的建设工作。

可是,如果不把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结合起来,那么它就很可能堕落为狭隘的无原则的事务主义。谁不知道狭隘的实际主义和无原则的事务主义的病症往往使某些“布尔什维克”蜕化而脱离革命事业呢?波·皮尔尼亚克的《荒凉年份》这篇小说反映过这种特殊的病症,描写过某些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典型,说他们充满了意志和实践的决心,“干得”很“起劲”,可是看不见前途,不知道“干工作是为了什么”,因而离开了革命工作的道路。谁都没有象列宁那样辛辣地讥笑过这种事务主义的病症。列宁把这种病症鄙视为“狭隘的实际主义”,“无头脑的事务主义”。他通常总是用生动的革命事业和我们全部日常工作中所必须具有的革命前途来和这种病症相对立,从而着重指出:无原则的事务主义,也同“革命的”臆造一样,是和真正的列宁主义绝对相反的。◎第274页◎

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

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有完整的列宁主义工作者的典型,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

载于1924年4月26、30日

和5月9、11、14、15、18日选自《斯大林全集》第6卷

《真理报》第96、97、103、第62—165页

105、107、108、111号◎第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