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三个基本问题：
（一）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
（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
（三）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
(1)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首先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规模和成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具体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是这个革命的机关，是这个革命的最重要的据点，它的使命是：第一，镇压已被推翻的剥削者的反抗，巩固自己的成绩；第二，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使革命达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革命也能战胜资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可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门机关作为自己的基本支◎第2１４页◎柱，那么它就不能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不能保持胜利并向前进展到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列宁）这是不是说，事情只限于夺取政权，取得政权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取得政权——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由于许多原因，在长时间内还比推翻了它的无产阶级有力量。因此，全部问题在于保持政权，巩固政权，使它成为不可战胜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做些什么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必须完成在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就摆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的三个主要任务：
（一）粉碎已被革命推翻和剥夺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反抗，消灭他们的一切恢复资本政权的行动；
（二）用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精神来组织建设工作，并按照准备取消阶级，消灭阶级的方向来进行这一工作；
（三）把革命武装起来，组织革命军队，以便和外部敌人作斗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
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执行这些任务，完成这些任务。
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弄得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而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的，还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世界各国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小资产阶级总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遭到困难而害怕起来，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张皇失措，他们心慌意乱，东奔西跑，到处诉苦，◎第2１５页◎从这个营垒跑到那个营垒。”
而资产阶级是有根据来进行复辟行动的，因为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在长时间内还比推翻了它的无产阶级有力量。
列宁说：“如果剥削者只在一国内被打倒（这当然是典型的情况，因为几国同时发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他们依然比被剥削者强大。”
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哪里呢？
第一，“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资产阶级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
第二，在于“在革命以后的长时期内，剥削者必然在许多方面保持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他们还有货币（货币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有某些动产（往往是很多的）；有种种联系，有组织和管理的技能，知道一切管理‘秘诀’（习惯、方法、手段和窍门）；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级技术人员（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接近；有无比丰富的军事技能（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
第三，“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因为“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见《到列宁全集》俄文第３版第２５卷第１７３页和第１８９页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第2１６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自己被推翻……而凶猛十倍。”
“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
几乎用不着证明，要在短时期内完成这些任务，要在几年内实现这一切，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看做瞬息即逝的时期，看做一批“最革命的”法律和法令，而应该把它看做充满国内战争和国外冲突、顽强的组织工作和经济建设、进攻和退却、胜利和失败的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创造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前提，而且是为了使无产阶级有可能：第一，把自己教育并锻炼成为能够管理国家的力量；第二，按照保证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方针来重新教育并改造小资产阶级阶层。
马克思向工人说过：“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
列宁继承并发展马克思这个思想时写道：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重新教育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数十万职员、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大家都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战胜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的习惯和传统”，同样，必须“……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因为无产者不能用神术，不能遵照圣母的意旨，不能遵照口号、决议、法令的意旨，一下子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而只有对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展开长期的艰苦的广◎第2１７页◎泛的斗争，才能摆脱这种偏见。”
(2)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在不侵犯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条件下进行的政府人员的普通的更换、“内阁”的更换等等。各国孟什维克和机会主义者害怕专政象害怕火一样，竟用所谓“夺取政权”的概念来顶替专政的概念。他们通常都把“夺取政权”归结为更换“内阁”，归结为由谢德曼和诺斯克、麦克唐纳和韩德逊这一类人组成新内阁执政。几乎用不着解释，诸如此类的内阁更换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和真正的无产阶级夺取真正的政权毫无共同之点的。麦克唐纳之流和谢德曼之流在保留资产阶级旧制度的条件下掌握政权，他们的所谓政府，只能是资产阶级御用的服务机关，只能是帝国主义脓疮的掩蔽物，只能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工具。当资本没有屏风就不便于、不利于、难于剥削和压迫群众的时候，它需要这些政府来做屏风。当然，这种政府的出现是“在他们那里”（就是说，在资本家那里），“在希普卡”（注：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俄军曾冒严寒扼守巴尔干的希普卡山隘，大批士兵冻死冻伤，俄军司令部战报却多次说：“在希普卡平安无事。”）并非平安无事的征兆；虽然如此，这种政府仍然不免是稍加粉饰的资本政府。麦克唐纳政府或谢德曼政府是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相隔天壤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政府的更换，而是拥有新的中央政权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的新国家，是在旧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产生的无产阶级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破坏资产阶级制度的过程中，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在剥夺地主和资本家的过程中，在把基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过程◎第2１８页◎中，在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的过程中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为凭借的革命政权。
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其阶级敌人的反抗的机器。就这一点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和其他任何阶级的专政毫无区别，因为无产阶级国家是用来镇压资产阶级的机器。但是这里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以前所有的阶级国家是少数剥削者对多数被剥削者的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多数被剥削者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
简单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列宁《国家与革命》）。
由此应当得出两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对所有的人的民主，即既对富人又对穷人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无产者和一切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考茨基及其同伙所谓普遍的平等、“纯粹的”民主和“完善的”民主等等的空话，是资产阶级用来掩饰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不可能有平等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的。“纯粹”民主论是帝国主义强盗所驯育和豢养的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使命就是要掩盖资本主义的脓疮，粉饰帝国主义，赋予它一种精神力量来反对被剥削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者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这至少是因为房屋、印刷所、纸张仓库等等这些为享有“自由”所必需的东西都是剥削者的特权。在资本◎第2１９页◎主义制度下，被剥削群众是没有而且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的，这至少是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最民主的制度中，政府也不是由人民所指定，而是由路特希尔德家族和斯汀尼斯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和摩根家族所指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少数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多数被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多数为目标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被剥削者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无产者和农民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多数被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少数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少数为目标的。
第二个结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不能是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平发展的结果，而只能是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资产阶级的军队、资产阶级的官吏机构、资产阶级的警察的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在1871年给库格曼的信中说：无产阶级革命“……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的这句以大陆为限的话竟被各国机会主义者和孟什维克作为借口来叫喊：可见马克思曾经假定资产阶级民主有和平发展到无产阶级民主的可能，至少欧洲大陆以外的几个国家（英国和美国）是有这种可能的。马克思的确曾经假定有这种可能，并且有根据来给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英美两国做这种假定，因为当时还◎第2２０页◎没有垄断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帝国主义，当时在这些国家中由于特殊的发展条件，还没有发达的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在发达的帝国主义出现以前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可是经过三四十年以后，当这些国家中的情形已经根本改变，当帝国主义已经发展并普及于所有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当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也已经在英美出现，当英美和平发展的特殊条件已经消失的时候，关于这些国家不在此限的说法自然就应当失去时效了。
列宁说：“现在，在1917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马克思的这个限制已经不能成立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官僚机构和军阀机构支配一切、镇压一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摧毁、破坏‘现成的’（是1914—1917年间在这两个国家已制造完毕而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规律，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这种革命的先决条件的规律，是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
当然，在遥远的将来，如果无产阶级在那些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如果现在的资本主义包围被社会主义包围所代替，那么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由于国际环境的“不利”，会认为最好是“自愿地”向无产阶级做重大的让步。可是，这个假定所涉及的只是遥远的和可能的将来。对于最近的将来，这个假定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第2２１页◎
因此，列宁说得对：
“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3)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就是镇压资产阶级，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以无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是很明显的。但是要依靠什么组织才能完成这个巨大的工作呢？无产阶级的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旧的组织形式不足以完成这个工作，这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无产阶级的什么新的组织形式能够起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掘墓人的作用，不仅能够摧毁这个机器，不仅能够以无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而且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基础呢？
无产阶级的这个新的组织形式就是苏维埃。
苏维埃优越于旧的组织形式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在于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最能包括一切的群众组织，因为苏维埃，而且只有苏维埃，才能包括所有一切工人。
就在于苏维埃是能够团结所有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工人和农民、士兵和水兵的唯一的群众组织，因此在这个组织中，群众先锋队即无产阶级对群众斗争的政治领导就能够最容易和最充分地实现。
就在于苏维埃是群众革命斗争、群众政治发动和群众武装起义的最强有力的机关，是能够摧毁金融资本及其政治附属物的极大势力的机关。
就在于苏维埃是群众本身的直接的组织，是最民主的因而也◎第2２２页◎是群众的最有威信的组织，这种组织能尽量便利群众参加新国家的建设和管理，能尽量发挥群众在毁坏旧制度的斗争中，在建设无产阶级新制度的斗争中的革命毅力、首倡精神和创造能力。
苏维埃政权就是把各地方苏维埃统一成为一个总的国家组织，统一成为无产阶级这个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先锋队、这个统治阶级的国家组织，即统一成为苏维埃共和国。
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就在于：正是从前受资本家和地主压迫的那些阶级的最群众化和最革命的组织现在成了“全部国家政权和全部国家机构的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础”，“正是那些”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利、“实际上却受到各种排挤不能参加政治生活和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这样）的群众，现在被吸引来经常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注：黑体都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正因为如此，苏维埃政权是新的国家组织形式，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和议会制的国家组织形式有原则上的差别；它是新的国家类型，不适合于剥削和压迫劳动群众的任务，而适合于使他们完全摆脱任何压迫和任何剥削的任务，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列宁说得对：自从出现了苏维埃政权，“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制度的时代已经终结。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
苏维埃政权的特征在哪里呢？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是存在着阶级的条件下可能有的一切国家组织中最群众化和最民主的国家组织，因为它既然是工人和被剥◎第2２３页◎削农民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结合和合作的场所，并在自己的工作中依靠这个结合和合作，它就是多数居民统治少数居民的政权，是这个多数的国家，是这个多数专政的表现。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是阶级社会一切国家组织中最富于国际主义的组织，因为它既然摧毁任何民族压迫而依靠各族劳动群众的合作，它就使这些群众易于在统一的国家联盟内联合起来。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按本身结构来说，使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这个在苏维埃中最团结和最觉悟的核心易于领导这些被压迫被剥削群众。
列宁说：“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和一切运动的经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导我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团结和领导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中的涣散落后的阶层。”而苏维埃政权的结构有助于实现这个经验给我们的启示。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既然在统一的国家组织内把立法权和行政权结合起来，并用生产单位，用工厂来代替地域选区，就把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同国家管理机关直接联系起来，教他们学习管理国家。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使军队不受资产阶级长官的支配，把军队由资产阶级制度下压迫人民的工具变为使人民从本国的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工具。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国。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的国家形式才能吸收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第2２４页◎群众组织无条件地经常参加国家的管理，只有它才能准备国家的消亡，这种消亡是将来的无国家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因素之一。
这样，苏维埃共和国就是那个找了很久而终于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这个形式的范围内必将完成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巴黎公社是这种形式的萌芽。苏维埃政权是这种形式的发展和完成。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而且是能够保证最无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形式。”
五 农民问题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四个问题：
（一）问题的提法；
（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
（三）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
（四）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的农民。
(1)问题的提法。有人以为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以为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关于农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问题。这◎第2２５页◎是完全不对的。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并不是农民问题，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等问题。农民问题，即无产阶级在为政权而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是一个派生的问题。
可是，这个情况丝毫不会使农民问题失去它对无产阶级革命无疑具有的重大而迫切的意义。大家知道，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里，认真研究农民问题正是在第一次革命（1905年）前夜开始的，当时推翻沙皇制度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已经全盘摆在党的面前，无产阶级在当前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已经具有迫切的性质。大家也知道，俄国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具有更迫切的性质，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争取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引起了无产阶级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不言而喻，谁想夺取政权，谁准备夺取政权，谁就不能不关心自己的真正同盟者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因而也就是列宁主义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第二国际各党所以漠视农民问题，有时简直否认农民问题，不仅是因为西方有特殊的发展条件，而首先是因为它们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害怕革命，不想引导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而谁要是害怕革命，谁要是不想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谁也就不会关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同盟者问题是无所谓的，不迫切的。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把自己讥笑农民问题的态度看作文雅风度的表现，“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其实，这里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也没有，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漠视农民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明显标志。◎第2２７页◎
问题是这样：由于农民的某些生活条件而潜藏在农民内部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已经用完？如果还没有用完，是否有希望、有根据把这种可能性用于无产阶级革命，把农民，把农民中的多数被剥削者由资产阶级的后备军（从前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即认为多数农民具有革命能力，认为可以把这种革命能力用于无产阶级专政。
俄国三次革命的历史完全证实了列宁主义关于这一点的结论。
由此得出一个实际结论，就是要援助劳动农民群众的反对奴役和剥削的斗争，摆脱压迫和贫困的斗争。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应当援助任何一种农民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直接或间接地便利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这样或那样地帮助无产阶级革命、促使农民变为工人阶级的后备军和同盟者的那种农民运动和农民斗争。
(2)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民。这个时期包括俄国第一次革命（1905年）和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农民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离开立宪民主党人（注：立宪民主党 （或称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成立于1905年10月，领袖是巴·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企图用立宪君主制的形式保存沙皇君主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支持沙皇政府的对外侵略政策。1917年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占据领导地位。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宪民主党人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和暴乱。在武装干涉和白卫分子被击溃后，立宪民主党上层的大部分人逃亡国外，继续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活动。——第134、227、296、409、535页。），而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转到布尔什维克党方面来。这个时期的历史是立宪民主党人（自由资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争夺农民的历史。杜马时期决定了这个斗争的命运，因为前后四届杜马时期给了农民一个实际教训，这个教训明明白白地向农民指出：他们从立宪民主党人手中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沙皇完全拥护地主，而立宪民主党人则拥护沙皇；农民所能指望得到帮助的唯一的力量就是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帝国主义战争只是证实了杜马时期的教训，使农民最终离开资产阶级，使自由资产阶级最终陷于◎第2２8页◎孤立，因为战争年份表明：希望从沙皇及其资产阶级同盟者那里得到和平完全是画饼充饥，自欺欺人。如果没有杜马时期的实际教训，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工农联盟就是这样形成的。在推翻沙皇制度的共同斗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这样形成的，而这个领导权就引导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
大家知道，西方（英、法、德、奥）资产阶级革命是循着另一条道路进行的。西方革命的领导权不是属于当时由于本身幼弱而没有成为并且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而是属于自由资产阶级。西方农民摆脱农奴制而获得的解放不是从人数很少和没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手里得到的，而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得到的。西方农民是和自由资产阶级一道反对旧制度的。西方农民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因此，西方革命的结果使资产阶级的政治比重大大增加了。
而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所产生的结果却完全相反。俄国革命的结果不是使资产阶级这个政治力量加强，而是使它削弱；不是使它的政治后备军增加，而是使它失去了基本的后备军，即失去了农民。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是把自由资产阶级提到了首位，而是把革命无产阶级提到了首位，把千百万农民团结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周围。
这也就说明为什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转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
俄国革命为什么有这个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独特现象呢？这个独特现象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是因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比西方更发展的阶级斗争条◎第2２8页◎件下展开的，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而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所吓倒的自由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任何革命性（尤其在1905年的教训以后），转而同沙皇和地主结成联盟来反对革命，反对工农。
必须注意下面几个决定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独特性的情况：
（一）俄国工业在革命前夜的空前的集中程度。例如大家知道，当时俄国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五十四，而象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在同样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只占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三十三。几乎用不着证明，单是这一个情况，在具备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革命政党的条件下，就已经使俄国工人阶级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最大的力量了。
（二）企业中丑恶的剥削形式，加上沙皇走狗残酷的警察压制，——这个情况使工人的每一次重大的罢工都变成巨大的政治行动，把工人阶级锻炼成为彻底革命的力量。
（三）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上的萎靡不振，在1905年革命以后已经变成对于沙皇制度的效忠和公开的反革命，这不仅因为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使俄国资产阶级投入沙皇制度的怀抱，而且因为俄国资产阶级直接依赖政府的订货。
（四）农村中最丑恶最难堪的农奴制残余，加上地主的专权，——这个情况使农民投入了革命的怀抱。
（五）沙皇制度压制一切有生机的东西，并以自己的专横来加重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这个情况使工人和农民的斗争汇合成一条革命洪流。
（六）帝国主义战争把俄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切矛盾融合为深刻的革命危机，并使革命具有莫大的冲击力量。
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应当向哪里走呢？农民应当向谁寻求◎第2２9页◎援助来反对地主专权、反对沙皇专横、反对使农民经济破产的毁灭性战争呢？向自由资产阶级吗？然而它是敌人，——这是前后四届杜马的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的。向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 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和小组合并而成。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大杂烩，他们“竭力用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批评’的补钉来修补民粹主义的破洞”（《列宁全集》第9卷第295页）。社会革命党人否认农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反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人多数支持沙皇俄国的战争政策，少数反对战争，形成了后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核心。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充当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主要支柱，党的领袖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也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在临时政府内担任要职。1917年11月，社会革命党的左翼组成了独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一段时间内承认苏维埃政权，同布尔什维克合作，但很快又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则始终敌视十月革命。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时期，社会革命党人曾多次策划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策动富农叛乱，暗害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内战结束后，它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被苏维埃政权粉碎。——第137、230、277、431、488、507页。）吗？社会革命党人当然比立宪民主党人“好些”，他们的纲领也是“合适的”、几乎是农民的纲领。可是，既然社会革命党人想单单依靠农民，既然他们在成为敌人力量的主要泉源的城市中软弱无力，那么，他们能够干出什么事情呢？什么地方有一个新的力量，它无论在农村或城市中都能一往直前，勇敢地走到前列去同沙皇和地主作斗争，帮助农民摆脱奴役，摆脱没有土地的情况，摆脱压迫，摆脱战争呢？当时在俄国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力量呢？是的，是有的。这就是俄国无产阶级，它还在1905年就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斗争到底的本领、自己的勇气、自己的革命性。
无论如何，除了这个力量以外，别的力量是没有的，而且是无从得到的。
正因为如此，农民在离开立宪民主党人而接近社会革命党人以后，就觉悟到必须服从俄国无产阶级这个勇敢的革命领袖的领导。
决定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独特性的情况就是这样。
(3)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个时期从二月革命（1917年）到十月革命（1917年）为止。这个时期比较短，总共只有八个月；但是从群众所受到的政治教育和革命训练来看，可以大胆地说，这八个月等于平常宪制发展时期的好几十年，因为这八个月是革命的八个月。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农民更加革命化，他们对社会革命党人感到失望，他们离开社会革命党人，他们重新转向直接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认定无产阶级是能把国家导向和平的唯一彻底革命的力量。这个时期的历史是社会革命党人（小资◎第230页◎产阶级民主派）和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民主派）争夺农民、争取掌握多数农民的历史。决定这个斗争的命运的，是联合政府时期，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拒绝没收地主土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争取继续作战，前线六月进攻，士兵死刑，科尔尼洛夫叛乱（注：科尔尼洛夫叛乱 指1917年8月间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策划的一次反革命叛乱。指挥这次叛乱的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任命的俄国军队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准备叛乱的中心是设在莫吉廖夫的大本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是准备这次叛乱的同谋者。科尔尼洛夫于8月25日调集军队，企图占领彼得格勒，消灭苏维埃，建立反革命军事独裁政府。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工人和革命士兵奋起保卫革命，于8月底粉碎了这次叛乱。）。
如果说从前，在前一时期，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推翻沙皇和地主政权，那么现在，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时期，当沙皇已经被推翻，而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使国家经济完全破坏，使农民完全破产的时候，消灭战争的问题就成为革命的基本问题了。重心显然已经从纯粹国内性质的问题移到基本问题，即战争问题上了。“结束战争”，“摆脱战争”，——这就是疲惫不堪的全国人民首先是农民的共同呼声。
可是当时要摆脱战争，就必须推翻临时政府，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必须推翻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权，因为他们，而且只有他们，要把战争拖延到“胜利为止”。当时除了推翻资产阶级，实际上没有别的出路可以摆脱战争。
这是新的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它把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派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极左派，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抛出政权以外，以便创立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以便使革命无产阶级的党，主张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争取民主和平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大多数农民支持了工人为争取和平、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
当时在农民面前没有别的出路，而且不可能有别的出路。
这样，克伦斯基统治时期给了劳动农民群众一个最大的实际教训，因为它明明白白地指出：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权下，国家是不能摆脱战争的，农民是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第231页◎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与立宪民主党人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他们有甜蜜的演说和虚伪的诺言，而事实上他们所执行的还是那个帝国主义的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能够引导国家走上大道的政权。战争的继续拖延只是证实了这个教训的正确，督促革命前进，推动千百万农民和士兵群众直接团结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周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孤立已成为确定不移的事实。如果没有联合政府时期的实际教训，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
促使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就是这样。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形成的。
(4)苏维埃政权巩固后的农民。如果说从前，在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主要问题是推翻沙皇制度，而后来，在二月革命以后，首要问题是推翻资产阶级以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那么现在，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以后，经济建设问题就成为首要问题了。加强和发展国有化工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通过国家所调节的商业把工业和农民经济联系起来；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以便后来逐渐减少粮食税额，做到用工业品去交换农产品；振兴商业并发展合作社，吸引千百万农民参加合作社，——这就是列宁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而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面的当前任务。
有人说，这个任务也许是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所不能胜任的。有些爱怀疑的人甚至说，这个任务简直是空想，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农民总是农民，——农民是由小生产者组成的，因此不能利用他们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
但是，爱怀疑的人错了，因为他们没有估计到在这里有决定意义的一些情况。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其中主要的情况。
第一，决不可把苏联农民和西方农民混为一谈。苏联农民不◎第232页◎能不和西方农民有所区别，因为苏联农民经过了三次革命的训练，跟无产阶级一起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从无产阶级革命手里获得了土地与和平，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西方农民却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斗争，从这个资产阶级手里获得了土地，并因此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军。未必用得着证明：向来珍视他们同无产阶级的政治友谊和政治合作并把他们获得自由归功于这种友谊和这种合作的苏联农民，不会不是无产阶级实行经济合作的最好对象。
恩格斯曾经说：“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最近将来的事情”，“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见恩格斯《农民问题》1922年版）他的这一段话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写的，他当时所指的是西方农民。俄国共产党人在三次革命中在这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已经在农村中给自己造成了我们的西方同志所不敢梦想的影响和支柱，这一点还需要证明吗？这个情况不能不根本促进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实行经济合作的事业，这一点怎么能否认呢？
爱怀疑的人硬说小农是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相容的因素。可是，请听一听恩格斯关于西方小农所说的话吧：
“而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决心的话，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协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自食其力的小农可能来补充我们的队伍，而且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被我们挽救而没有真正转变为◎第233页◎无产者，还在农民地位时就被我们吸收到自己方面来的农民人数愈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会愈迅速和愈容易。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改造。我们在这方面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一些社会资金，这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象是白费金钱，然而这却是善于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
恩格斯说这些话时所指的是西方农民。可是，恩格斯所说的这些话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样容易和那样充分地实现，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有在苏维埃俄国，才能立刻实行并完全实行使“自食其力的小农来补充我们的队伍”，实行为此所必需的“物质牺牲”，实行为此所必需的“慷慨地对待农民”，而且有利于农民的诸如此类的措施已经在俄国实行，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这个情况也一定会便利并推进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这一点怎么能否认呢？
第二，决不可把俄国农业和西方农业混为一谈。西方农业是按照通常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是在农民深刻分化的情况下发展的，一极是大田庄和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另一极却是大众的贫穷困苦和雇佣奴隶地位。因此，在西方，解体和分化是十分自然的。在俄国却不是这样。我国农业是不能循着这样的道路去发展的，因为单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基本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事实就不容许循着这条道路去发展。俄国农业应当循◎第234页◎着另一条道路，即循着使千百万小农和中农合作化的道路，循着在农村中发展那种由国家以优惠贷款的办法来扶持的群众性的合作社的道路去发展。列宁在论合作制的论文中正确地指出我国农业应当循着新道路去发展，即循着通过合作社吸引多数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循着把集体制原则逐步应用于农业，起初应用于农产品销售方面，然后应用于农产品生产方面这一道路去发展。
在这方面，由于农业合作社工作而在农村中发生的一些新现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大家知道，在农业合作总社（注：农业合作总社 即全俄农业合作总社，于1921年8月成立，1926年6月撤销。）内产生了各个农业部门（亚麻、马铃薯、油类等部门）的新的巨大组织，这些组织是有广大前途的。例如其中的亚麻合作总社包括许多麻农生产协作社。亚麻合作总社以种子和生产工具供给农民，然后向这些农民购买全部亚麻产品，在市场上大批销售；保证农民也得到利润，从而通过农业合作总社把农民经济和国家工业联系起来。怎样称呼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呢？在我看来，这是国家社会主义大生产在农业方面的家庭手工制。这里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生产在农业方面的家庭手工制，是和资本主义的家庭手工制，例如纺织业的家庭手工制相比拟而说的；在资本主义的家庭手工制中，手工业者从资本家那里领得原料和工具，而把自己的全部生产品交给资本家，所以他们事实上是在家里做工的半雇佣工人。这不过是指明我国农业应当循着哪一条道路发展的许多标志之一。其他农业部门中的其他类似的标志，我就不谈了。
未必用得着证明：绝大多数农民乐意走这条新的发展道路，而抛开私人资本主义大地产和雇佣奴隶地位的道路，贫困和破产的道路。
请看列宁关于我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所说的话吧：
“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第235页◎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列宁往下讲到必须给予合作社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组织居民的新原则”和新的“社会制度”以财政支持和其他支持时继续说：
“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不待说，‘自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曾花了许多万万卢布。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社会制度就是合作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并使它实现。但是支持合作社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支持，就是说，把这种支持仅仅了解为支持任何一种合作社的流转是不够的，而应该了解为支持确实有真正的居民群众参加的合作社的流转。”
所有这些情况说明什么呢？
说明爱怀疑的人是不对的。
说明列宁主义是对的，因为列宁主义把劳动农民群众看作无产阶级的后备军。
说明执掌政权的无产阶级能够运用而且应当运用这个后备军，以便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所绝对必需的基础。
六 民族问题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两个主要问题：◎第236页◎
（一）问题的提法；
（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
(1)问题的提法。最近二十年来，民族问题发生了许多极重大的变化。第二国际时期的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远不是一回事。不仅按范围来说，而且按内在性质来说，它们都是大不相同的。
从前，通常都把民族问题限制在主要和“文明”民族有关的问题的狭隘范围内。爱尔兰人、匈牙利人、波兰人、芬兰人、塞尔维亚人以及欧洲其他一些民族，——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所关心的就是这些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命运。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千百万亚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不放在他们的眼里。他们不敢把白种人和黑种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相提并论。两三个空空洞洞、不痛不痒、竭力回避殖民地解放问题的决议，——这就是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所能借以自夸的一切。现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这种两重性和不彻底性可以说已经被消灭了。列宁主义揭露了这种极不相称的现象，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因而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结起来了。于是民族问题就由局部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
从前，民族自决原则通常都被曲解，往往把它缩小为民族自治权。第二国际的某些首领甚至把自决权变成文化自治权，就是说，被压迫民族有设立自己的文化机关的权利，而让全部政权仍旧掌握在统治民族手中。结果就使民族自决的思想有从反对兼并政策的工具变成替兼并政策辩护的工具的危险。现在，这种糊涂观念可以说已经被克服了。列宁主义扩大了民族自决的概念，把它解◎第237页◎释为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有完全分离的权利，各民族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于是就排除了把自决权解释为自治权来替兼并政策辩护的可能。于是民族自决原则就由欺骗群众的工具（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它无疑是被社会沙文主义者用来做这种工具的）变成了揭露一切帝国主义野心和沙文主义阴谋的工具，变成了用国际主义精神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
从前，通常都把被压迫民族问题看做纯粹法的问题。冠冕堂皇地宣布“民族的平等权利”，发表无数关于“民族平等”的宣言，——这就是第二国际各党所心满意足的事情。它们抹杀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当某一些民族（少数）靠剥削另一些民族生存的时候，所谓“民族平等”不过是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嘲弄。现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法的观点可以说已经被揭穿了。列宁主义把民族问题从大吹大擂的宣言的天空拉到地上来，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直接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民族平等”的宣言就是空洞的虚伪的宣言。于是被压迫民族问题就成了支援，帮助，真正地经常地帮助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真正的民族平等，争取成立独立国家的问题。
从前，通常都用改良主义的观点来看民族问题，把它看作一个单独的孤立的问题，看作和资本政权、推翻帝国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总问题无关的问题。人们当时都默默地认为：欧洲无产阶级不和殖民地解放运动直接结成联盟也能取得胜利；民族殖民地问题可以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大道，可以不进行反帝的革命斗争，而悄悄地“自流地”得到解决。现在，这种反革命的观点可以说已经被揭穿了。列宁主义已经证明，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革命也已经证实：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西方革命必须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反◎第238页◎帝解放运动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取得胜利。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
问题是这样：被压迫国家革命解放运动所含有的革命的可能性是否已经用完？如果还没有用完，是否有希望、有根据把这种可能性用于无产阶级革命，把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变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即认为被压迫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含有革命能力，认为可以把这种革命能力用于推翻共同的敌人，用于推翻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发展的内幕、帝国主义战争和俄国革命完全证实了列宁主义关于这一点的结论。
由此可见，“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援助，必须坚决地积极地援助各被压迫民族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应当援助任何一种民族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目的在于削弱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而不在于巩固和保持帝国主义的那种民族运动。有时候，个别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会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利益相冲突。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援助的。民族权利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它服从整体，要求从整体的观点来观察。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拥护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民族运动，而反对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是“反动民族”，是欧洲的“俄国前哨”，是专制制度的前哨，而当时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却是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民族”。因为当时援助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就是间接援助欧洲革命运动的最危险的敌人沙皇制度。◎第239页◎
列宁说：“民主运动的个别要求，包括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一般民主主义（现在是一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小部分。在个别的具体情况下，部分可能和总体相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这一部分。”
关于个别的民族运动问题，关于这些运动可能具有的反动性问题（当然，如果不是从形式上，不是从抽象的法的观点，而是从革命运动的利益的观点来具体地估量这些运动）就是这样。
关于一般民族运动的革命性也应该这样说。极大多数民族运动所无疑具有的革命性，也和某些个别的民族运动所可能具有的反动性一样，是相对的和独特的。在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下，民族运动的革命性完全不一定要以这个运动有无产阶级分子参加、有革命的或共和的纲领、有民主的基础为前提。阿富汗的艾米尔为阿富汗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能够削弱、瓦解和毁坏帝国主义，虽然阿富汗的艾米尔及其战友抱有君主制的观点；可是象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列诺得尔和谢德曼、切尔诺夫和唐恩、韩德逊和克莱因斯这些“激烈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革命家”和共和主义者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所进行的斗争却是反动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的结果是粉饰并巩固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取得胜利。埃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客观上也是革命的斗争，虽然埃及民族运动的首领是资产阶级出身，具有资产阶级身分，并反对社会主义；然而英国“工人”政府为保持埃及的附属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却是反动的斗争，虽然这个政府的阁员是无产阶级出身，具有无产阶级身分，并“拥护”社会主义。◎第240页◎更不必说其他较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如印度和中国的民族运动了。这些国家在争取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骤，即使违反形式上的民主的要求，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就是说，毫无疑问是革命的步骤。
列宁说得对，在估量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时不要以形式上的民主为标准，而要以反帝国主义斗争总结算中的实际结果为标准，就是说：“从世界范围来看，而不应当孤立地来看。”
(2)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主义在解决民族问题时是从下列原理出发的：
（一）世界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拥有金融资本并剥削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的为数极少的文明民族的阵营，另一个是组成这个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被剥削民族的阵营；
（二）被金融资本压迫和剥削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是帝国主义最巨大的后备力量和最重要的实力来源；
（三）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反帝革命斗争是他们摆脱压迫和剥削的唯一道路；
（四）最重要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已经走上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这个运动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
（五）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要求把这两种革命运动结合成一条反对共同的敌人、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的战线；
（六）如果不建立并巩固共同的革命战线，那么发达的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就不能胜利，被压迫民族就不能从帝国主义的桎梏下◎第241页◎解放出来；
（七）如果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直接而坚决地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来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那么就不可能建立共同的革命战线，因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恩格斯）；
（八）这种援助就是坚持、维护和实行下列口号：民族有分离权，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九）不实行这个口号，就不能保证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和合作，而这种统一的世界经济是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物质基础；
（十）这种联合只能是自愿的，是在各民族相互信任和友爱的基础上产生的。
由此就产生了民族问题上的两个方面，即两个趋向：一个趋向是在帝国主义压迫和殖民地剥削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力求在政治上摆脱帝国主义束缚而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另一个趋向是因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形成而产生的，它力求使各民族在经济上彼此接近。
列宁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整个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
这两个趋向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第一个趋向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优势，第二个趋向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
对于帝国主义，这两个趋向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帝国◎第242页◎主义如果不剥削殖民地，如果不用暴力把殖民地束缚在“统一的整体”范围内，就不能生存；因为帝国主义只有靠兼并和夺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互相接近，否则它根本就不成其为帝国主义了。
对于共产主义，恰恰相反，这两个趋向不过是一个问题即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共产主义知道：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只有根据相互信任和自愿协定的原则才能实现；各民族的自愿联合，只有经过使殖民地从“统一的”帝国主义“整体”分离出来的道路，经过使殖民地变为独立国家的道路才能达到。
因此，必须顽强地、不断地、坚决地反对各统治民族（英、法、美、意、日等）的“社会主义者”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些“社会主义者”不愿意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不愿意援助“他们的”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摆脱压迫、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以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以接近附属国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精神、以真正准备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来教育统治民族的工人阶级。如果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前俄罗斯帝国内各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援助，那么俄国革命就不会胜利，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也就不会被击溃。但是要取得这些民族的同情和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当时首先必须打断俄国帝国主义的锁链，使这些民族摆脱民族压迫。
不这样做，就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就不能树立真正的国际主义，就不能建立各民族合作的卓越组织，这个组织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是各民族将来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联合的实际榜样。
因此，必须反对各被压迫国家社会党人的民族闭关自守、狭隘观点和隔离状态，这些社会党人不愿意超出自己的民族狭隘眼界，◎第243页◎不了解本国解放运动和统治国无产阶级运动之间的联系。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保持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就不能保持它和统治国无产阶级在推翻共同的敌人、推翻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阶级团结。
不进行这样的斗争，就不能实现国际主义。
这就是以革命的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统治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的道路。
请看列宁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以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工人的这个两方面的工作是怎样说的：
“这种教育工作……在压迫的大民族中和被压迫的小民族中，在兼并的民族中和被兼并的民族中，能够具体地相同吗？
显然不能。要达到使一切民族完全平等、密切接近和进而融合的共同目的，显然要走各不相同的具体道路，就拿达到一张纸的中心点的方法来说吧，可以从纸的一端向左走，也可以从纸的相对的一端向右走，反正都会达到。如果压迫的、兼并的大民族中的社会民主党人仅仅一般地鼓吹民族融合，而忘记了，哪怕是一分钟忘记了‘他的’尼古拉二世、‘他的’威廉、乔治、彭加勒等等也主张和小民族融合（用兼并手段），忘记了尼古拉二世主张和加里西亚‘融合’、威廉二世主张和比利时‘融合’等等，那么，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是可笑的学理主义者，在实践上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在压迫国家里，工人的国际主义教育的重心必须是宣传并且要工人坚持被压迫国家有分离的自由。不这样，就没有国际主义。如果压迫民族的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进行这种宣传，那么我们就可以而且应该鄙视他，把他看作帝国主义者，看作坏分子。这是绝对的要求，哪怕在社会主义未实现以前，分离的机会只有千分之一是可能的和‘可以实现的’。……
相反地，小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以我们这个总公式——各民族‘自愿联合’的末尾两个字为其鼓动工作的重心。他既可以赞成本民族的政治独立，又可以赞成本民族加入邻近某个国家，同时又不违反他的作为国际主义者的义务。可是，他在任何场合都应当反对小民族的狭隘观点、闭关自守和隔离状态，而主张顾全整体和总体、部分利益服从全体利益。◎第244页◎
不仔细考虑问题的人，会以为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分离自由’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联合自由’是‘矛盾的’。可是，只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以知道要达到国际主义和民族融合这一目的，除了这种状况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