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不能认为只是“一国范围内的”革命。它首先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革命，因为它是全世界人类历史中从资本主义旧世界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根本转变。
过去的革命，结局通常都是由一个剥削者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者集团执掌政权。剥削者更换了，剥削仍然存在。奴隶解放运动时期的情形是如此。农奴起义时期的情形是如此。英、法、德三国有名的“大”革命时期的情形也是如此。我不提巴黎公社，因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为反对资本主义而扭转历史的第一次光荣的英勇的然而毕竟没有成功的尝试。
十月革命根本不同于这些革命。十月革命的目的不是由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不是由一个剥削者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者集团，而是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消灭所有一切剥削者集团，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至今所有存在过的被压迫阶级中最革命的阶级的政权，组织新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
正因为如此，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中的根本转变，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命运中的根本转变，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根本转变，是全世界被剥削群众的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和思想上的根本转变。
十月革命所以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革命，根据就在这里。◎第617页◎
世界各国被压迫阶级所以对十月革命表示深切的同情，把它看作自己获得解放的保障，根源也就在这里。
可以指出几个基本问题来说明十月革命对全世界革命运动发展的影响。
（一）十月革命卓越的地方，首先是它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战线，在一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推翻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并使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
被雇佣阶级、被奴役阶级、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上升到统治阶级的地位，并以自己的榜样来鼓舞世界各国无产者。
这就是说，十月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各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十月革命剥夺了地主、资本家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并把这些东西变成公有财产，因而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对立起来。这样，十月革命就揭穿了资本家的所谓资产阶级所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永恒不变的那一套骗人鬼话。
十月革命夺取了资产阶级手里的政权，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并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因而把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民主制同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这一资本主义民主制对立起来。拉法格还在1887年就正确地说过，在革命后的第一天，“所有从前的资本家都将被剥夺选举权”（注：保尔·拉法格《革命后的第一天》。——编者注）。
这样，十月革命就揭穿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所谓现在有可能通过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套骗人鬼话。
可是，十月革命并没有而且也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十月◎第618页◎革命摧毁了资产阶级旧制度以后，就着手建设社会主义新制度。十月革命的十年，也就是党、工会、苏维埃、合作社、文化组织、运输业、工业和红军的建设的十年。苏联社会主义在建设战线上显著的成就清楚地说明：无产阶级能够在不要资产阶级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顺利地管理国家，能够在不要资产阶级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顺利地建设工业，能够在不要资产阶级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顺利地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能够不顾资本主义包围而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那种认为被剥削者离不开剥削者正如头部和躯体的其他各部离不开胃部一样的陈旧“理论”，并不是古代史上著名罗马元老梅涅尼·阿格利巴一个人所独有的东西。这种“理论”现在是社会民主党的一般政治“哲学”的基础，特别是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这一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基础。这种带偏见性的“理论”现在是妨害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化的最大障碍之一。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它给这种骗人的“理论”以致命的打击。
十月革命的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结果，过去和现在都不能不对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发生重大的影响，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
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不断发展，世界各国无产者对苏联工人阶级的同情日益增长，以及许多工人代表团络绎不绝地到苏维埃国家参观，——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都毫无疑义地说明十月革命所播下的种子已经开始结果了。
（二）十月革命不仅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在“宗主国”内动摇了帝国主义，而且还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后方，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外围，震撼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治。
十月革命既然打倒了地主和资本家，也就粉碎了民族殖民地压迫的锁链，把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内所有一切被压迫民族都毫无例外地从压迫下解放出来。无产阶级不解放被压迫民族就不能◎第619页◎解放自己。十月革命的特点就是它在苏联进行的这种民族殖民地革命不是以各民族仇视和各民族冲突为旗帜，而是以苏联各民族工人农民互相信任和亲密团结为旗帜，不是为了民族主义，而是为了国际主义。
正因为我国的民族殖民地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和在国际主义旗帜下进行的，所以被蔑视的民族、被奴役的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上升到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的民族的地位，并以自己的榜样来鼓舞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
这就是说，十月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在世界各被压迫国家中，在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殖民地革命的时代。
从前，“照例总是”认为：自古以来人类就分成低等人种和高等人种，分成黑种人和白种人，前者没有达到文明的能力，注定成为剥削的对象，后者是文明的唯一代表者，负有剥削前者的使命。
现在应该认为这种奇谈被打破了，被抛弃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它给这种奇谈以致命的打击，因为它在事实上表明，那些获得解放而被引上苏维埃发展轨道的非欧洲民族，他们推进真正先进文化和真正先进文明的能力是丝毫不亚于欧洲民族的。
从前，“照例总是”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方法，使各民族彼此分离的方法，使各民族彼此隔开的方法，使各民族劳动群众间的民族仇视加深的方法，是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唯一方法。
现在应该认为这种奇谈被推翻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它给这种奇谈以致命的打击，因为它在事实上表明，用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方法解放被压迫的民族，是可能的而且是适当的；因为它在事实上表明，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根据自愿原则并在国际主义基础上结成兄弟般的联盟，是可能的而且是适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世界各国劳动者将来在统一的◎第620页◎世界经济之内联合的榜样）的存在不能不是这一点的直接证明。
不用说，十月革命的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结果，过去和现在都不能不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运动发生重大的影响。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其他各国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日益发展以及这些民族对苏联的同情日益增长，——所有这些事实都毫无疑义地说明了这一点。
安然剥削和压迫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革命的时代，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觉醒的时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三）十月革命既然把革命种子播到帝国主义的中心和后方，削弱了帝国主义在“宗主国”的势力，动摇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统治，因而也就使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本身的存在发生了问题。
既然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由于纠纷和军事冲突不可避免，以及由于空前未有的帝国主义大屠杀，资本主义的自发发展已经变成资本主义腐朽和衰亡的过程，那么，十月革命和一个大国由于这次革命而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事实，就不能不加速这一过程，一步一步地破坏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
不仅如此，十月革命不仅震撼了帝国主义，同时为世界革命运动建立了强大的公开的基地即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世界革命运动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基地，现在它可以把这个基地作为靠山了。十月革命为世界革命运动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公开的中心。世界革命运动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中心，现在它能团结在这个中心的周围，组织世界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了。
首先，这就是说，十月革命使世界资本主义受了一次永远不会康复的致命伤。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永远不能恢复它在十月革命以前有过的那种“均势”和“稳固”了。
资本主义可以得到局部稳定，可以使自己的生产合理化，可以◎第621页◎把国家管理权交给法西斯主义，可以暂时压制工人阶级，但是它永远不能恢复它从前所炫耀的那种“安宁”和“信心”，那种“均势”和“稳固”了，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革命烈火必然时而在帝国主义中心、时而在帝国主义外围燃烧起来，使资本主义的补缀方法一概无效，使资本主义的死期日近一日。这正象有名的寓言中所说的：“尾巴拔出来，鼻子陷进去；鼻子拔出来，尾巴陷进去。”
其次，这就是说，十月革命已经把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力量和作用、英勇精神和战斗决心提到了一定的高度，迫使统治阶级重视它们，把它们看作一个新的重要因素。现在已经不能再把世界劳动群众看作在黑暗中徘徊的前途茫然的“群氓”了，因为十月革命给他们建立了一座照耀道路并指出前途的灯塔。从前没有一个全世界性的公开的会场可以从那里表明并陈述被压迫阶级的希望和意愿，可是现在已经有这种会场了，这就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
未必用得着怀疑，如果这个会场被消灭，那么肆无忌惮的黑暗的反动势力就会使“各先进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长期陷于黑暗之中。不能否认，甚至单是“布尔什维克国家”存在这一事实就牵制着黑暗的反动势力而便利于被压迫阶级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其实就是这个缘故，世界各国剥削者才象野兽一样地仇恨布尔什维克。
历史在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正象从前在封建制度灭亡时期，“雅各宾派”（注：雅各宾派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它的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1793年5月31日—6月2日胜利的人民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使政权转到雅各宾派手里。雅各宾派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建立了革命民主专政，实行了废除封建所有制、镇压反革命活动和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政策。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雅各宾派专政被颠覆，雅各宾派被解散。列宁称赞雅各宾派“给法国做出了民主革命的最好榜样和打击反对共和政体的君主联合的最好榜样”（《列宁全集》第25卷第107页）。）这一名词曾经使世界各国贵族胆战心惊、深恶痛绝一样，现今在资本主义崩溃时期，“布尔什维克”这一名词也使世界各国资产阶级胆战心惊、深恶痛绝。另一方面，正象从前巴黎是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代表的避难所和学校一样，现在莫斯科是新兴无产阶级的革命代表的避难所和学校。对雅各宾派的仇恨并没有挽救封建制度免于崩溃。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也不能挽救资本主义免于必然的灭亡，——这还用怀疑吗？
资本主义“稳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谓资产阶级制度不可◎第622页◎动摇的奇谈也一同过去了。
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四）十月革命不能认为只是经济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方面的革命。十月革命同时是意识上的革命，是工人阶级思想上的革命。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旗帜下，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旗帜下诞生并巩固起来的。因此，十月革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改良主义的胜利，列宁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第三国际对第二国际的胜利。
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在列宁主义政策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之间掘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从前，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以前，社会民主党可以拿马克思主义旗帜来炫耀，不公开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但是对早日实现这个思想却无所作为，毫无作为，——很明显，社会民主党的这种做法对于资本主义是没有任何危险的。当时，在那个时期，社会民主党表面上是和马克思主义合在一起的，或者几乎是合在一起的。
现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以后，大家都已清楚地看出马克思主义会导致什么结果，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会意味着什么，社会民主党再也不能拿马克思主义旗帜来炫耀，再也不能向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献媚，不然就会给资本主义造成相当的危险。社会民主党既然早已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结果也就不得不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公然不讳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产儿，反对十月革命，反对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了。
现在社会民主党必然要和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而且确实和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了，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谁不全心全意地公开支持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谁不对本国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谁不为本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创造条件，谁就不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第623页◎
社会民主党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已经横着一道鸿沟。从此以后，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的代表和堡垒了。
可是问题并不只限于这些。十月革命不仅使社会民主党和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而且更进一步把社会民主党抛到那些反对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而公开维护资本主义的人们的阵营中去了。阿德勒之流和鲍威尔之流、韦尔斯之流和勒维之流、龙格之流和勃鲁姆之流这些先生咒骂“苏维埃制度”，赞扬议会制度的“民主”，就是想以此说明，为了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为了在各“文明”国家保存资本主义奴隶制度，他们现在进行斗争，而且将来依然要进行斗争。
现在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思想支柱。列宁说得非常对：现在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客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他们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是必然要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公社社员’”的。
不消灭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无法消灭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衰亡的时代，同时就是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衰亡的时代。
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表明了列宁主义必然战胜世界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
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统治的时代已经完结了。
列宁主义和第三国际统治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载于1927年11月6—7日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0卷
《真理报》第255号 第203—212页
署名：约·斯大林◎第6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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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之一）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于1926年11月22日—12月16日在莫斯科举行。全会讨论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关于英国问题的报告，关于托拉斯化、合理化和由此而产生的共产党员在工会中的任务的报告，关于联共（布）党内问题的报告，关于德国问题和荷兰问题的报告；审查了马斯洛夫—路特·费舍事件、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事件、苏瓦林事件。会上成立了政治委员会、中国委员会、英国委员会、德国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斯大林被选为政治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和德国委员会的委员。全会在讨论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内问题的报告以后，斥责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联盟，指出它是一个在政纲上滚到孟什维克立场上去的分裂主义者的联盟，要求共产国际各个支部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反对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及其在各国共产党内的门徒破坏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队伍的思想统一和组织统一的一切企图。全会批准了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的决议，并决定把它作为自己的决议附在全会决议的后面。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内问题的报告和关于这个报告的结论于1926年12月印成了单行本，题为《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上的报告和结论）
报告
（1926年12月7日）
一 几点预先的说明
同志们！在讲到问题的实质以前，让我先作几点说明。
1.党内发展的矛盾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内斗争的问题，这个斗争不是昨天才开始的，而且它一直没有停止。
如果考察我们党自1903年作为布尔什维克派形成以来的历史，并探讨我们党从那时起直到今天的各个阶段，那么，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党内各种矛盾斗争的历史，就是克服这些矛盾并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基础上逐渐巩固我们党的历史。也许有人以为俄国人太好吵架，喜欢争辩，爱闹意见，所以他们的党是通过克服党内矛盾而发展的。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里问题◎第496页◎不在于好吵架。这里问题在于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是在党的发展的进程中，在无产阶级斗争的进程中发生的。这里问题在于：只有通过为维护一定的原则、一定的斗争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一定的斗争方法的斗争，矛盾才能克服。在当前政策问题上，在纯属实际性质的问题上，可以而且应该和党内抱有不同思想的人作各种妥协。但是，如果这些问题和原则上的意见分歧有关，则任何妥协、任何“中间”路线都无济于事。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中间”路线。应当成为党的工作基础的不是这些原则，便是另一些原则。原则问题上的“中间”路线是引起思想混乱的“路线”，是掩饰意见分歧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蜕化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灭亡的“路线”。
西方社会民主党目前是怎样生活和发展的呢？它们有没有党内矛盾，有没有原则上的意见分歧呢？当然有。它们有没有在党员群众面前诚恳坦白地揭露这些矛盾并竭力克服这些矛盾呢？没有，当然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是要把这些矛盾和分歧掩盖起来，隐藏起来。社会民主党的实践是要把自己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变成空洞的粉饰太平的集会，竭力隐藏和掩饰内部的意见分歧。但这只能造成党的思想混乱和思想贫乏。这就是过去是革命的而现在是改良主义的西欧社会民主党堕落的原因之一。
但是，同志们，我们是不能这样生活和发展的。在原则问题上采取“中间”路线的政策不是我们的政策。在原则问题上采取“中间”路线的政策是衰颓的和蜕化的党的政策。这样的政策不能不使党变成一个开空车和脱离工人群众的空洞的官僚主义机构。这条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
我们党过去的一切都证实了这个原理：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克服党内矛盾并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基础上不断巩固我们党的队伍的◎第497页◎历史。
拿第一个时期，即《火星报》9时期，亦即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于1903年7月17日—8月10日（公历7月30日—8月23日）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火星报》提出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建立真正的政党。列宁在大会上为在俄国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讨论党纲时，列宁坚决主张在党纲中肯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则，着重指出农民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并坚持把民族自决权列入党纲，维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大会通过了《火星报》提出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在讨论党章，特别是关于党员资格的第一条条文时，列宁及其拥护者同尔·马尔托夫等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大会通过了列宁拟订的党章，但关于党章第一条，却以一票弃权，二十八票对二十二票的多数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在选举中央机关时，拥护列宁的人获得多数票，反对列宁的人获得少数票。从这时起，前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后者被称为孟什维克。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参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7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2—48页。——第23、25、79、498页。）时期来看，当时在我们党内第一次发生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意见分歧，我们党的上层终于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一部分是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查苏利奇、波特列索夫）。列宁当时是孤军作战的。你们要知道，当时关于那些离开了列宁的“了不起的人物”曾发出多少叫喊和呼号！然而斗争的实践和党的历史表明，这种分歧是有其原则基础的，这种分歧是真正革命的和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诞生和发展所必经的阶段。斗争的实践当时表明：第一，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第二，问题不在于形式上的统一，而在于统一要有原则基础。历史表明列宁是对的，而那些“了不起的人物”是不对的。历史表明，如果不克服列宁和“了不起的人物”之间的矛盾，我们就不会有真正革命的党。
拿下一个时期即1905年革命前夜的时期来看，当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作为两个持有完全不同的政纲的营垒，仍然在一个党内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当时布尔什维克正处于党的正式分裂的前夜，他们为了坚持我们革命的路线，不得不召开自己的单独的代表大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27日（公历4月25日—5月10日）在伦敦举行。这次大会是由布尔什维克筹备召开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自己的代表会议。大会研究了当时已经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大会讨论了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策略的态度、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对党内已经分裂出去的部分（孟什维克）的态度、党的公开的政治活动等问题。大会通过的各项主要决议都是由列宁起草的。大会制定了党在革命中的策略路线，修改了党章，通过了列宁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第一条条文，废除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这样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制度。大会决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中央全会任命列宁为该报编辑。——第208、498页。））。党的布尔什维克部分当时何以占了上风，何以博得了党内多数的同情呢？这是因为它没有掩饰原则上的意见分歧，并且用孤立孟什维克的办法来为克服这些分歧而斗争。
其次，我还可以举出我们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的时期，亦即1907年的时期，当时有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即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所谓“召回派”（注：召回主义 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产生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代表人物是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等。召回派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拒绝参加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合法和半合法的组织，放弃一切合法斗争。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幌子，执行了取消派的路线。列宁把召回派叫作“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1909年6月，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全体会议）斥责了召回派，把波格丹诺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第254、498页。），背离了布尔什维主义。这是我们党生活中的一个危急时期。这个时期有许多资格很◎第498页◎老的布尔什维克离开了列宁和列宁的党。孟什维克当时大叫布尔什维克要灭亡。然而布尔什维主义并没有灭亡，短短一年半的斗争实践表明，列宁和列宁的党为克服布尔什维主义队伍中的矛盾而斗争，是正确的。这些矛盾得以克服，并不是由于掩饰了它们，而是由于揭露了它们，由于进行了有利于我们党的斗争。
其次，我还可以举出我们党历史的第四个时期，即1911—1912年的时期，当时布尔什维克已恢复了几乎被沙皇反动势力击溃的党并驱逐了取消派（注：取消派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孟什维克右倾机会主义派别。它出现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代表人物是巴·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等。“所谓取消主义，这就是，’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企图取消〈即解散、毁坏、废除、停止〉现有的党组织，代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即“公开”存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即过去经验〉为代价’。”（《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58—459页）取消派是自由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代理人。1912年1月，党的第六次（布拉格）全俄代表会议把取消派清除出党。）。这时，也象以往各个时期一样，布尔什维克得以恢复并巩固了党，并不是由于掩饰了和取消派之间的原则上的意见分歧，而是由于揭露并克服了这些分歧。
再其次，我还可以指出我们党发展的第五个阶段，即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时期，当时以布尔什维克党几个著名领袖为首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动摇了，不想举行十月起义，认为这是一种冒险。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能克服这个矛盾，也不是由于掩饰了意见分歧，而是由于为十月革命进行了公开的斗争。斗争的实践表明，如果不克服这些分歧，我们就会使十月革命陷于危急的境地。
最后，我还可以指出此后我们党内斗争发展的各个时期，即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注：布列斯特时期的危机 指1917年12月—1918年3月苏维埃俄国同德奥等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时期出现的危险局势。当时，俄国的旧军队已经瓦解，不能继续作战，建立工农军队的工作刚刚开始；人民已经筋疲力尽，渴望结束战争；其他国家还没有爆发革命。列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进行战争，那就便于帝国主义摧毁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列宁主张不惜接受苛刻的议和条件，立即签订和约。但是列宁的方针在党内遭到尼·伊·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列·达·托洛茨基的反对，他们或主张对德国宣布革命战争，或主张“不战不和”。当德国提出最后通牒时，担任苏维埃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托洛茨基违背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的指示，拒绝签订和约，同时又声明说：我们在复员军队，我们不进行战争。这样，德国军队就在1918年2月18日发动全线进攻，占领了苏维埃国家的许多领土，并威胁首都彼得格勒。列宁号召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年轻的革命军队英勇地抗击了德国强盗的入侵。同时列宁跟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说服了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终于在比德方原来的最后通牒更加苛刻的条件下于3月3日缔结了和约。列宁曾指出，俄共（布）这次“由于党内出现’左倾’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俄国革命所遇到的最大的危机之一”（《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62页）。——第132、162、499页。），1921年（工会问题的争论）时期以及其他各个时期，这些时期你们都已知道，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大家知道，在所有这些时期中，也象过去一样，我们党是通过克服内部矛盾而成长和巩固起来的。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就是：联共（布）是通过克服党内矛盾而成长和巩固起来的。
结论就是：以斗争的方法来克服党内意见分歧是我们党的发展规律。◎第499页◎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联共（布）的规律，而不是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规律。这是不对的。这个规律是一切较大政党的发展规律，无论苏联无产阶级政党或西方无产阶级政党都是一样。如果在小国中的小党内可以用某种方法掩饰意见分歧，用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威信把意见分歧掩盖起来，那么在大国中的大党内，通过克服矛盾而发展，则是党成长和巩固所必不可少的因素。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
我想在这里引证一下曾和马克思一起领导过西方无产阶级政党达数十年的恩格斯的一段有权威的话。这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当时德国施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即《防止社会民主党危害治安法》，也叫反社会党人法，是德国俾斯麦政府在1878年10月通过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和工人的组织被取缔，社会主义书刊被查禁，社会民主党人遭到迫害。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人阶级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迫使反动政府在1890年10月废除了这个法令。），马克思和恩格斯侨居伦敦，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外秘密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DerSozialdemokrat》）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的秘密机关报（周刊）。1879年9月—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1890年9月在伦敦出版。1880年以前编辑为格·福尔马尔，1881年以后为爱·伯恩施坦。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积极帮助该报编辑部执行党的无产阶级路线，批评并纠正它的个别错误和动摇。）实际上指导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伯恩施坦当时是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没有变成改良主义者），恩格斯常常和他通信讨论德国社会民主党政策中最迫切的问题。下面就是他当时（1882年）写给伯恩施坦的一段话：
“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德国党是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 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爱森纳赫派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在威·李卜克内西和奥·倍倍尔领导下，于1869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于经常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爱森纳赫派执行了比较彻底的革命政策，尤其是在重新统一德国的问题上一贯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拉萨尔派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他们否定工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认为可以用普鲁士反动政府资助生产合作社的办法把资本主义和平地改造为社会主义，主张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议会活动来代替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这两个派别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后来于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为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斗争中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的，在这个斗争中连吵架本身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有被拉萨尔特意豢养起来充当其工具的一帮恶棍没落以后，团结才有可能，其实就在那时我们的人去谋取团结也是过于匆忙了。在法国，有些人虽然抛弃了巴枯宁的理论，却继续运用巴枯宁的斗争手段，同时还想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而牺牲运动的阶级性质，这些人也必须先行没落，然后团结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团结就是十足的愚蠢。道德的说教对于反对目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是没有帮助的。”◎第500页◎
在另一个地方（1885年）恩格斯说道：
“矛盾绝不能长期掩饰起来，它们总是以斗争来解决的。”
首先必须这样来解释我们党内矛盾的存在以及我们党是以斗争的方法克服这些矛盾而发展起来的。
2.党内矛盾的根源
可是，这些矛盾和意见分歧从何而来，其根源何在呢？
我想，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矛盾的根源在于两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压力，无产阶级中最不坚定的阶层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最不坚定的分子往往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不能认为无产阶级是完全与社会隔绝的，是站在社会之外的。无产阶级是社会的一部分，它和社会各种不同的阶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党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党也就不能和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不同的阶层断绝联系并摆脱它们的影响。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压力表现于：资产阶级的观念、风俗、习惯和情绪往往通过某些和资产阶级社会有一定联系的无产阶级阶层而渗透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来。
第二，就是工人阶级的庞杂性，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各种阶层。我认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
第一个阶层就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它的核心，它的固定部◎第501页◎分，就是那些早已和资本家阶级断绝联系的“纯血统的”无产者群众。这一无产阶级阶层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可靠的柱石。
第二个阶层就是那些不久以前才从非无产阶级，即从农民、小市民队伍、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的人。这批出身于其他阶级的人，在不久以前才加入无产阶级队伍，并把自己的作风、习惯、犹豫和动摇带到工人阶级中来。这个阶层是滋长各种无政府主义派别、半无政府主义派别和“极左”派别的最好的土壤。
最后，第三个阶层就是工人贵族，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无产阶级中生活最有保障的一部分，他们力求和资产阶级妥协，极爱巴结有权有势的人物，喜欢“出人头地”。这个阶层是滋长露骨的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最好的土壤。
工人阶级的这后两个阶层虽然在外表上有所不同，却或多或少是培养一切机会主义的共同园地，在工人贵族的情绪占上风时，它培养公开的机会主义，而在和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断绝关系的工人阶级半小市民阶层的情绪占上风时，则培养以“左的”词句为掩护的机会主义。“极左的”情绪和公开的机会主义的情绪往往是一致的，这个事实一点也不奇怪。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极左的”反对派是右的、孟什维克的、露骨的机会主义的反对派的改头换面。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说“极左派”主张革命仅仅是因为他们盼望革命在明天就胜利，那么很明显，如果革命一旦受到阻碍，如果革命在明天不能胜利，他们一定会悲观失望，对革命丧失信心。
自然，每当阶级斗争发展到转折点的时候，每当斗争尖锐化和困难加重的时候，无产阶级各个阶层间在观点、作风和情绪上的差别，必不可免地表现为党内的某些意见分歧，而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压力必然使这些分歧尖锐化，使这些分歧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内◎第502页◎部的斗争来解决。
这就是党内矛盾和意见分歧的根源。
能不能避开这些矛盾和意见分歧呢？不，不能。以为能避开这些矛盾，就是欺骗自己。恩格斯说得对：长期掩饰党内矛盾是不可能的，这些矛盾总是以斗争来解决的。
这并不是说，党应当变成一个争论的俱乐部。相反地，无产阶级政党是而且应当始终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我仅仅想说，对党内的意见分歧，如果这些分歧是原则性的，不能把眼一闭，置之不理。我仅仅想说，只有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路线而斗争，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摆脱资产阶级的压力和影响。我仅仅想说，只有克服党内矛盾才能使党健全和巩固起来。
二 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特点
我已经作了几点预先的说明，现在让我谈谈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问题。
首先，我想指出我们党内反对派的几个特点。我指的是它表面上的显而易见的特点，而暂不涉及意见分歧的实质。我想这些特点可以归结为三个主要的特点。第一，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是联合起来的反对派，而不是什么“一般的”反对派。第二，反对派竭力以“左的”词句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以“革命的”口号炫耀自己。第三，反对派由于自己没有一定的原则，往往抱怨别人不了解他们，反对派的首领们实质上代表着“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笑声）◎第503页◎
先从第一个特点谈起。反对派在我们这里是作为联合起来的反对派，作为过去受过党的谴责的种种派别的联盟而出现的，并且它不是随随便便“一般地”出现，而是在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下出现的，——这一事实用什么来说明呢？
这要用下面的情况来说明：
第一，结成联盟的一切派别，不论是托洛茨基派、“新反对派”、“民主集中派”（注：民主集中派 是俄共（布）党内的一个反党集团，于1919—1920年形成，核心人物是季·弗·萨普龙诺夫、恩·奥新斯基和弗·米·斯米尔诺夫等。民主集中派否认党在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反对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和严格的纪律，要求党内有组织派别和集团的自由，排斥中央对地方的领导。党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斥责了民主集中派后，该集团的领导人继续进行反党活动：1923年他们在托洛茨基挑起的争论中反对党及其领导，1926年他们参加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在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这个集团的成员被开除出党。——第156、504页。）残余或是“工人反对派”120残余，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机会主义的派别，它们或者是从产生时起就和列宁主义作斗争，或者是近来才开始和列宁主义作斗争。不用说，这个共同特点一定促使它们结成联盟来进行反对党的斗争。
第二，目前这一时期是个转折时期，这个转折时期重新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我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因为这一切派别在某些革命问题上是和我们党有过意见分歧的，而且继续存在着意见分歧，所以很自然，目前这个时期所具有的总结性质，在清算我们的一切意见分歧时，一定会推动这一切派别结成一个联盟，结成一个反对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联盟。不用说，这种情况不能不促使各色各样的反对派别联合成一个共同的营垒。
第三，一方面是我们党的强大有力和团结一致，一方面是一切反对派别的软弱无力和脱离群众，这就不能不使这些派别的分散的反对党的斗争成为显然无望的斗争，因此，各反对派别必然要走上把力量联合起来的道路，以便用各个集团的结合来弥补它们的软弱无力，从而，至少在表面上增加反对派成功的机会。
那为什么领导反对派联盟的正是托洛茨基主义呢？
第一，因为托洛茨基主义是我们党内现有一切反对派别中最完整的机会主义派别（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于1924年6月17日—7月8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有四十九个共产党及其他组织的代表共五百零四名。大会讨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活动、世界经济状况、苏联经济状况和俄共（布）党内的争论、法西斯主义、工会运动中的策略、生产单位的支部等问题，还讨论了个别国家的党的问题、纲领问题、民族问题、土地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斯大林是大会主席团委员并且是几个最重要的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纲领委员会、关于列宁主义的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和波兰委员会的主席。大会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批准了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并决定把它作为共产国际的决议予以公布。大会通过决定，要求加强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使这些党布尔什维克化，成为依靠工会的真正群众性的党。）认定托洛茨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这是对的）。◎第504页◎
第二，因为在我们党内没有一个反对派别能象托洛茨基主义那样灵活而巧妙地以“左的”和最最最革命的词句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笑声）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托洛茨基主义领导各种反对派别来反对我们党，这并不是第一次。我想举出我们党历史上一个人所共知的前例，这是在1910—1914年间发生的，当时成立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各种反党的反对派别的联盟，即所谓八月联盟。我所以要举出这个前例，是因为它是目前反对派联盟的某种原型。当时托洛茨基把取消派（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等人）、召回派（“前进派”（注：前进派（前进集团）是由俄国召回派、最后通牒派、造神派和马赫主义者组成的一个反党集团，在亚·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于1909年12月成立，曾发行反党刊物《前进》文集。它的主要成员还有维·列·尚采尔、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马·尼·利亚多夫、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维·鲁·明仁斯基、费·伊·加里宁等人。1912年1月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后，他们与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起来反对会议的决议。由于前进派无原则地反党，得不到工人的支持，在1913年就已瓦解，1917年二月革命后解散。））和他自己的集团联合起来一同反对党。而现在他又企图把“工人反对派”、“新反对派”和他自己的集团联合成一个反对派联盟了。
大家知道，列宁当时同八月联盟斗争了三年之久。关于即将形成的八月联盟，列宁曾这样写道：
“因此，我们代表全党声明：托洛茨基在执行反党的政策，他在破坏党的合法性，走上冒险和分裂的道路……托洛茨基对这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所以默不作声，是因为这个事实是同他的政策的实际目的不相容的。而这些实际目的愈来愈明显，甚至连最没有远见的护党分子都看得很清楚了。这些实际目的就是托洛茨基所支持和组织的波特列索夫之流同前进派结成的反党联盟。……这个联盟当然要支持托洛茨基的’基金’和他所召开的反党的代表会议，因为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和前进派从这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使他们的派别组织得到自由，使派别组织神圣化，掩盖派别组织的活动，在工人面前为这种活动辩护。
正是从’原则基础’上来看，我们不能不认为这个联盟是千真万确的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不敢说他认为波特列索夫和召回派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社会民主主义原则性的真正维护者。冒险主义者的立场实质也就在于他不得不经常躲躲闪闪。……正是从’原则基础’上来看，托洛茨基和波特列索夫及前进派的联盟是一种冒险行为。从党的政治任务上来看，这样说也是对◎第505页◎的。……中央全会闭幕后一年来的经验在事实上说明：体现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这种影响的正是波特列索夫集团，正是前进派的派别组织。……最后，第三，托洛茨基的政策是组织上的冒险行为，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它破坏党的合法性，而且以一个国外集团的名义（或者以呼声派（注：呼声派是以俄国孟什维克的国外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为中心而形成的派别组织。《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于1908年2月—1911年12月先后在日内瓦和巴黎出版，编辑为巴·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从第一号起便袒护取消派分子，为他们的反党活动辩护。普列汉诺夫谴责了它的取消派立场，并于1908年12月退出编辑部。此后，该报便彻底地成了取消派的思想中心。）和前进派这两个反党的派别组织的联盟的名义）召开代表会议，直接走上分裂的道路。”
这就是列宁对以托洛茨基为首的第一个反党派别联盟的评论。
对目前还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党派别联盟，这个评论基本上也是适用的，但还须更尖锐一些。
这就是我们的反对派目前作为一个联合起来的反对派出现，并且不是“一般地”出现而是在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下出现的原因。
反对派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此。
现在谈谈第二个特点。我已经说过，反对派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力图以“左的”、“革命的”词句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的行为。我认为在这里不可能多谈那些证明在我们反对派的实践中“革命的”言论总是和机会主义的行为不一致的事实。只要看看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论反对派的提纲（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于1926年10月26日—11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了国际形势、国内经济状况和党的任务、工会的工作总结和当前任务、反对派和党内状况等问题。会议批准了中央的政策，号召进一步为维护党的统一、为揭露滚到孟什维主义立场上去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而进行坚决斗争。
《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这一提纲（《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91—205页）是斯大林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委托于1926年10月21日—25日之间写成的。提纲说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联盟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提纲经政治局同意后，在10月26日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讨论通过。11月3日，这个提纲由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作为决议一致通过，当天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批准。），就完全可以了解这种伪装的内幕。我只想从我们党的历史上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党内的一切反对派别在取得政权以后的时期中都竭力以“革命的”词句掩盖自己的非革命的行为，不断“从左面”批评党和党的政策。
例如拿“左派”共产主义者（注：“左派共产主义者”是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期俄共（布）党内出现的一个“左”倾机会主义集团，产生于1918年1月，核心人物是尼·伊·布哈林、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格·列·皮达可夫和卡·伯·拉狄克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可能性，认为没有西欧革命的直接支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必定在国际资本的打击下毁灭。他们反对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主张同帝国主义进行战争，以“促进”国际革命。在苏维埃政权缔结了和约、取得了喘息时机并着手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左派共产主义者”在1918年4月发表了一个《时局提纲》，同列宁的《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相对抗。他们否定过渡时期的必要性，反对利用资产阶级专家和国家资本主义，反对在企业中建立纪律和实行经济核算，认为实行列宁的这些政策就是恢复资产阶级秩序。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同“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左派共产主义者”在1918年夏承认了错误。——第156、506页。）来看，他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1918年）是反对党的。大家知道，他们“从左面”批评党，反对布◎第506页◎列斯特和约（注：布列斯特和约指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四国签订的条约。签订这个条约，是当时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力量巩固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而采取的一种革命的妥协。按照这个和约，苏维埃俄国丧失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要付出巨额赔款。由于签订了和约，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赢得了时间，从而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顿国家经济并建立红军，为后来战胜白卫军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11月13日，即协约国对德停战协定签字后两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了布列斯特和约。——第253、507页。），并认为党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非无产阶级的、对帝国主义者妥协的政策。而事实上却是这样：“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布列斯特和约，就是在妨碍党获得“喘息时机”以组织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帮助当时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 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和小组合并而成。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大杂烩，他们“竭力用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批评’的补钉来修补民粹主义的破洞”（《列宁全集》第9卷第295页）。社会革命党人否认农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反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人多数支持沙皇俄国的战争政策，少数反对战争，形成了后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核心。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充当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主要支柱，党的领袖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也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在临时政府内担任要职。1917年11月，社会革命党的左翼组成了独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一段时间内承认苏维埃政权，同布尔什维克合作，但很快又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则始终敌视十月革命。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时期，社会革命党人曾多次策划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策动富农叛乱，暗害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内战结束后，它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被苏维埃政权粉碎。——第137、230、277、431、488、507页。）和孟什维克，为帝国主义力图扼杀刚刚出生的苏维埃政权这一勾当提供方便。
拿“工人反对派”（1921年）来看。大家知道，“工人反对派”也“从左面”批评党，百般“攻击”新经济政策，把列宁关于恢复工业必须先发展供给工业以原料和粮食的农业的论点“痛骂”得“体无完肤”，“痛骂”列宁这一论点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种农民的倾向。而事实上却是这样：如果没有新经济政策，没有供给工业以原料和粮食的农业的发展，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工业，而无产阶级就会处于丧失阶级性的状态。此外，“工人反对派”在这之后是向哪方面发展的，向右还是向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最后，拿托洛茨基主义来看，它“从左面”批评我们党已有好几年了，而且如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所正确指出的，它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在小资产阶级倾向和真正的革命性之间能有什么共同点呢？“革命的”词句在这里不过是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掩盖物，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至于用“左的”叫喊来掩盖自己做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俘虏的“新反对派”，我就不谈了。
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
它们说明用“左的”假面具来掩盖机会主义的行为，是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内所有一切反对派别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是由于苏联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由于我国无产阶级内部保◎第507页◎留下来的伟大的革命传统。这是由于苏联工人根本仇视反革命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这是由于我国工人不会轻信露骨的机会主义分子，因此，“革命的”假面具就是反对派用来至少在表面上吸引工人注意并使工人信任他们的钓饵。例如我国工人不能了解为什么英国工人直到现在还没有想到要把托马斯这样的叛徒溺死，把他们扔到井里去。（笑声）凡是知道我国工人的人都容易了解，象托马斯那样的人和那样的机会主义者在苏联工人中间简直是无容身之处的。然而大家知道，英国工人不仅不打算把托马斯这帮先生们溺死，而且又把他们选入总理事会（注：总理事会是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1921年在加的夫代表大会上首次选出。），同时不是平平淡淡地选举他们，而是在选举时还举行游行示威。显然，对于这样的工人是用不着以革命的假面具掩盖机会主义的，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反对把机会主义者吸收到自己的队伍里去。
这是由于什么呢？这是由于英国工人缺乏革命的传统。这种革命的传统目前正在产生。它们正在产生和发展，而且没有理由怀疑，英国工人正在革命战斗中受到锻炼。但是当这点还不具备时，英国工人和苏联工人间的差别是依然会存在的。这也就说明了这一事实：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如不戴上某种“革命的”假面具便去接近苏联工人，那是很冒险的。
反对派联盟使用“革命的”假面具的原因就在这里。
最后，谈谈反对派的第三个特点。我已经说过，这个特点就是反对派联盟没有一定的原则，它没有原则性，它象变形虫一样地善变，因此，反对派首领们经常抱怨“人们不了解”他们，“曲解了”他们，把他们“没有说过”的话硬加在他们身上等等。这的的确确是“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特点（“人们不了解！”）是任何机会主义最平常和最普遍的特点。同志们，你们应当知道，在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纪初，德国社◎第508页◎会民主党队伍中著名的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福尔马尔、奥艾尔等人的“遭遇”完全与此相同，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革命的，这些地道的机会主义者曾经在好几年内抱怨“人们不了解”他们，“曲解了”他们。大家知道，当时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曾骂伯恩施坦的派别组织是“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因此，人们把反对派联盟列入“不被了解的人们”的派别组织一类，这一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反对派联盟的几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如此。
三 联共（布）党内的意见分歧
现在谈谈意见分歧的实质。
我想，我们的分歧可以归结为几个基本问题。我不打算详细讲这些问题，因为时间很少，而报告又已拉得很长了。况且你们有了关于联共（布）问题的材料，这些材料在翻译上确实有些错误，但对我们党内意见分歧基本上仍能提供一种正确的概念。
1.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的问题，关于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门的内哥罗，甚至也不是保加利亚，而是我们的国家，是苏联。这里所说的是这样一个国家，那里有过而且发展过帝国主义，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大工业，那里有一定数量的无产阶◎第509页◎级，那里有领导无产阶级的政党。那么，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是否可能呢？靠我国内部力量，靠苏联无产阶级所拥有的条件，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是否可能呢？
如果用具体的阶级语言解释这一公式，建成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在斗争进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战胜我们苏联的资产阶级。所以，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苏联的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自己本国的，即苏联的资产阶级。因此，当人们说在苏联有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时，也就是想说苏联的无产阶级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的资产阶级。在解决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课题时，问题就是如此，而且只能是如此。
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党所持的出发点是：苏联的无产阶级、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可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的资产阶级。
假如这是不正确的，假如党没有理由断定苏联无产阶级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我国在技术上比较落后，那么党就没有理由继续掌握政权，它无论如何应当放弃政权并转到在野党的地位。
因为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我们能战胜本“民族的”资产阶级，能建设社会主义，并最终把它建成，那么党就应该继续掌握政权，领导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以期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
或者是我们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那么，鉴于不能立即得到外援，即其他国家革命胜利的支援，我们就应当老实地和公开地放弃政权，而采取将来在苏联组织新革命的方针。
党能不能欺骗自己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呢？不，不能。这样的党应当被肢解。正因为我们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它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就会使我◎第510页◎们党放弃政权，使我们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
我们争得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建立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我们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新的经济基础呢？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和经济基础是什么呢？是不是在人间创造“天堂”使大家都富足呢？不，不是这样的。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实质的庸俗的、市侩的见解。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借以产生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导致阶级消灭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
对于这一点，列宁同志在我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在建立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的问题已经完全摆在党的面前的时候，曾这样说：
“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代替的根本意义就是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正常的社会主义基础。不是余粮收集制，也不是粮食税，而是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社会主义的基础。”
列宁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问题的看法就是如此。
但是，为了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化的工业结合起来，首先必须有巨大的产品分配机关网，巨大的合作社机关网，即消费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机关网。正是从这个论点出发，列宁在他的小册子《论合作制》中说：◎第511页◎
“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制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
那么，在我国被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呢？
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见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议（注：指《关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生的任务》的决议。）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只要看看他的小册子《论合作制》就可知道）。我国建设的全部实践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因为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部分的比重，无论在生产方面或流通方面，都由于私人资本比重的减少而逐年增加，同时私人资本的作用和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比较起来却在逐年降低。
可是反对派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
他们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
可见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是可能的，可以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可能性是有保证的。
这是不是说可以把这种胜利称为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最终胜利，这种胜利能保证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免除任何外来的危险，免除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以及与之相联的复辟的危险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战胜本“民族的”资产阶级的问题，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问题是战胜世界资产阶级的问题。党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单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能战胜世界资产阶级的。党告诉我们，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一个国◎第512页◎家内获得最终胜利，就必须战胜世界资产阶级或至少使之中立。党告诉我们，这样的任务只有靠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因此，社会主义在某一个国家内的最终胜利就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至少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
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没有引起特别的意见分歧，因此，我就不多讲了。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同志可以参看前几天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各个委员的我们党中央的材料。
2.“喘息”的因素
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苏联目前的国际状况的条件问题，关于我国开始和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喘息”时期的条件问题。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但是要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生存。必须有一个摆脱战争的“喘息时机”，必须没有武装干涉企图，必须争取到为生存和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某些起码的国际条件。
试问，如果已经证明武装干涉的危险存在着而且将来还会存在，证明这种危险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些国家内取得胜利以后才能消除，那么，目前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状况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就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而言的我国目前这种“和平”发展时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已经争得的、使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可能立即进行严重的武装干涉的、并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必要的外部条件的这个“喘息”或“喘息”时期，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
目前的“喘息”时期至少是以下面四个基本事实为根据的。
第一，帝国主义者阵营内的矛盾，这些矛盾并没有减弱，这些矛盾使他们难以勾结起来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第513页◎
第二，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解放运动的发展。
第三，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全世界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日益增长。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还无力直接进行反对本国资本家的革命来支援苏联的无产者。但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已经无力推动“自己的”工人来反对苏联无产阶级了，因为全世界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正在增长而且不能不日益增长起来。而现在没有工人是不能进行战争的。
第四，苏联无产阶级的强大有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苏联红军的组织力量。
诸如此类的条件结合起来，便造成一个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目前国际状况的特点的“喘息”时期。
3.革命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
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
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某一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的问题。党所持的出发点是：苏联无产阶级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融合为一个共同的任务，即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各国无产者的任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完完全全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利益，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胜利。
假使世界各国无产者不同情和不支持苏维埃共和国，那会怎样呢？苏维埃共和国就会遭到武装干涉，就会被摧毁。
假使资本得以摧毁苏维埃共和国，那会怎样呢？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内最黑暗的反动时代就会到来，工人阶级◎第514页◎和被压迫的民族就会受到摧残，国际共产主义的阵地就会被摧毁。
如果各国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和支持加强和增长起来，那将怎样呢？那将从根本上促进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如果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不断扩大，那将怎样呢？那将从根本上加强世界各国无产者和资本作斗争的革命阵地，将摧毁国际资本和无产阶级作斗争的阵地，将使世界无产阶级有更多的机会取得胜利。
因此，应得出结论说，苏联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任务是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和任务交织在一起并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反过来说，各国革命无产者的任务是同苏联无产者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的任务和胜利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因此，把某个国家无产者的“民族”任务与国际任务对立起来，就是在政治上犯了极严重的错误。
因此，把苏联无产者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的那种勤奋和热忱说成“民族闭关自守”和“民族狭隘性”的表现，象我们的反对派有时所做的那样，这不是失去了理智，就是害了幼稚病。
因此，确认一个国家无产者的利益和任务跟各国无产者的利益和任务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这是各国无产者的革命运动获得胜利的最可靠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各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的手段和助力。
因此，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从事各国无产者的共同事业，就是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逐步造成对资本的胜利，因为苏联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及其发展的基础。◎第515页◎
4.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历史
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所讨论的问题的历史。反对派硬说，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1925年才在我们党内第一次提出的。至少托洛茨基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曾直截了当地声明：“为什么要求在理论上承认一个国家能建成社会主义呢？这个前途从何而来呢？为什么在1925年以前谁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呢？”
这样说来，在1925年以前这个问题没有在我们党内提出过。这样说来，只有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党内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是在1925年才提出的。
这对不对呢？不，不对。
我肯定地说，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还在1915年就由列宁第一次在党内提出了。我肯定地说，当时反驳列宁的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我肯定地说，从那时起，也就是从1915年起，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在我们报刊上和我们党内就曾多次地论述过。
我们来看看事实。
（一）1915年。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87）上列宁的论文《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道：
“然而把世界联邦口号当做一个独立的口号未必是正确的，因为第一，它和社会主义混合起来了；第二，它会产生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不正确的见解，以及对这个国家和其余各国间的关系的不正确的见解。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第516页◎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因为“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
而托洛茨基于同年即1915年在他所领导的报纸《我们的言论报》（注：《我们的言论报》（《НащеСлво》）是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派的报纸，于1915年1月—1916年9月在巴黎出版。）上反驳道：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民主党人报》〈1915年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列宁的上述论文就是在该报上发表的。——约·斯大林注〉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间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间消极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说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自己的国土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情况不是这样，就休想革命的俄国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国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在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就意味着变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可见，“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问题，早在1915年，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摆在日程上的时候，就由列宁提出来了。◎第517页◎
可见，当时反驳列宁同志的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他显然知道列宁的论文说的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在一个国家内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可能性。
可见，关于“民族狭隘性”的责难，早在1915年就由托洛茨基第一次提出来了，而且这个责难不是针对斯大林或布哈林，而是针对列宁的。
现在季诺维也夫也常常发出关于“民族狭隘性”的可笑的责难。但他大概不了解他是在重复并从而恢复托洛茨基旨在反对列宁和列宁的党的论点。
（二）1919年。列宁的论文《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在这篇论文中写道：
“不管各国资产者及其公开的和隐蔽的帮凶们（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怎样造谣诬蔑，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经济问题来看，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在我国是有保证的。全世界资产阶级之所以疯狂地拚命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军事进攻，策划阴谋活动等等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正是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若不用武力把我们压倒，我们就必然会在改造社会经济方面获得胜利。但资产阶级要想这样把我们压倒是办不到的。”（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可见，列宁这篇论文中说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问题”，是为了“共产主义胜利”而“改造社会经济”的问题。而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问题”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改造社会经济”呢？这无非是在一个国家即我们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
（三）1921年。列宁的小册子《论粮食税》。关于我们能够◎第518页◎而且应当建立“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这一著名的论点（见《论粮食税》）。
（四）1922年。列宁同志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的演说。他在演说中说道：“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1922年托洛茨基在他的《和平纲领》的《跋》中加以反驳，但他没有直接指出他在和列宁进行论战。托洛茨基在这篇《跋》中说道：
“在《和平纲领》中一再重复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民族范围内胜利完成的论断，在某些读者看来也许已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近五年的经验推翻了。但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工人的国家在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落后的国家里抗住了全世界，这个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有雄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比较先进、比较文明的国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迹来的。可是，我们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这个时期为革命的国家的自卫而进行的斗争引起了生产力的异常低落；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能的。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的贸易谈判、租让、热那亚会议（注：热那亚会议（热那亚国际经济会议）于1922年4月10日—5月19日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苏、英、法、意、比、德、日等二十九国和英国的五个自治领，美国派观察员列席。这次会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陷入总危机和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遭到失败的情况下召开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会上向苏维埃俄国代表团施加压力，要求苏维埃政府偿还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债务，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将已收归国有的外国财产归还原主。苏维埃俄国代表团断然拒绝这些无理要求，提出了反提案，要求赔偿由于外国武装干涉而造成的损失。这次会议任何问题都没有解决，只是决定将部分问题移交海牙会议审议。苏维埃俄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利用德国同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于4月16日与德国缔结了拉巴洛条约（条约规定建立两国间的外交关系，双方放弃赔偿战费的要求），击破了帝国主义的反苏统一战线。）等等，是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明显的证据……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第3卷第1部第92—93页）
托洛茨基在这里讲的“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反驳谁呢？当然不是反驳斯大林或布哈林。托洛茨基在这里是反驳列宁同志，并且他所反驳的不是别的问题，而是一个基本问题，即关于“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第519页◎的可能性问题。
（五）1923年。成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小册子《论合作制》。列宁在这本小册子中说道：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看来不能说得更明白了。
在托洛茨基看来，“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列宁则肯定说，我们苏联无产阶级，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具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这两种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事实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还在1915年就已经在我们党内提出来了，这个问题是列宁亲自提出的，在这个问题上和列宁争论过并以“民族狭隘性”责难列宁的，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
可见，从那时起直到列宁同志逝世为止，这个问题并未从我们党的工作日程上取消。
可见，这个问题曾几次被托洛茨基以某种隐蔽的但分明是和列宁同志论战的形式挑起来，而且托洛茨基每次论述这个问题都◎第520页◎不是本着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精神，而是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
可见，托洛茨基硬说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1925年以前谁也没有提出过，这是公开的撒谎。
5.目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五个问题。第五个问题是关于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迫切性的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恰恰在目前，恰恰在最近具有特别迫切的性质呢？为什么在1915年、1918年、1919年、1921年、1922年、1923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只是偶尔在个别的文章中讨论过，而在1924年、1925年、1926年，这个问题却在我们党的实践中占了特别突出的地位呢？其原因何在呢？
在我看来有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近几年来，其他国家的革命速度缓慢下来了，所谓“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到来了。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是否会削弱或甚至消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呢？由此人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问题的注意就增加了。
第二，我们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容许私人资本存在并实行了某种退却，以便重新部署力量，再行进攻。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是否会削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呢？由此人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问题就更加注意了。
第三，我们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赶走了武装干涉者，争得了摆脱战争的“喘息时机”，保证了和平，保证了为消灭经济破坏状态、恢复国内生产力和从事我国新经济建设提供有利条件的和平◎第521页◎时期。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应该把经济建设导向哪一方面，导向社会主义方面还是导向别的方面呢？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如果把经济建设导向社会主义方面，是否有根据指望我们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和在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情况下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呢？由此便引起了全党和整个工人阶级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问题的莫大注意。由此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政权机关便从增加工业、商业和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比重这一观点出发每年对各种统计材料加以总结。
这就是说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对于我们党和我国无产阶级以及对于共产国际都已成为最迫切的问题的三个主要原因。
反对派以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只有理论上的意义。这是不对的。这是极糊涂的。这样论述问题只能说明反对派完全脱离了我们党的实践，脱离了我国的经济建设，脱离了我国的合作社建设。现在，当我们消灭了经济破坏状态，恢复了工业，并进入了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时期以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便具有莫大的实践意义。经济建设事业应导向哪里，朝哪个方向建设，建设些什么，我们建设的前途应当怎样，这些问题如不解决，诚实的和肯思考问题的经济工作人员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假使他们愿意真正自觉地和慎重地来对待建设事业的话。我们从事建设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施肥，还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现在我们建设工作的根本问题。现时，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情况下，我们是否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这就是现在我们党和苏维埃工作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只要看看小册子《论合作制》就可知道）。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见俄共（布）第十◎第522页◎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而反对派呢？我已经说过，反对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已经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过，而现在不得不在这里重复一遍：反对派联盟的首领托洛茨基，还在不久以前，即在1926年9月，曾在其人所共知的告反对派书中声称，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理论上为民族狭隘性辩护”。（见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注：指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编者注））
把托洛茨基的这段话（1926年）和他在1915年所写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就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问题和列宁进行论战，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列宁同志和列宁主义者的“民族狭隘性”问题）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懂得，托洛茨基对于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依然是站在自己过去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否定的立场上的。
正因为如此，党认定托洛茨基主义是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6.关于革命的前途
第六个问题。第六个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问题。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道：“列宁认为在二十年内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由于我们农民国家的落后性就是三十年也不能建成。最低限度也要三十年至五十年。”
同志们，我应当在这里声明，托洛茨基所臆造的这个前途和列◎第523页◎宁同志指出的苏联革命的前途毫无共同之处。几分钟以后，托洛茨基本人就开始在他的发言中和这种前途作斗争。不过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我应当声明，不论是列宁或党都不能对托洛茨基所臆造出来的这种前途和由此得出的结论负责。托洛茨基捏造了这种前途，然后开始在自己的发言中和他自己的捏造作斗争，这个事实只能说明托洛茨基糊涂已极并使自己陷入可笑的境地。
列宁根本没有说过在三十年或五十年内“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其实列宁说的是：
“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二十年至四十年白卫恐怖的苦难。”
能不能从列宁这一论点得出我们“在二十年至三十年或五十年内无论如何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结论呢？不，不能。从这一论点只能得出下列的结论：
（一）在和农民保持正确关系的条件下，我们可以保证在十年至二十年内取得胜利（即社会主义的胜利）；
（二）这个胜利将不仅是苏联的胜利，而且是“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
（三）如果我们在这个时期内没有取得胜利，这就说明我们被击溃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被白卫恐怖制度代替了，这种恐怖制度可能延长二十年至四十年之久。
当然，对列宁这个论点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可同意可不同意的。但象托洛茨基那样地歪曲它是不行的。◎第524页◎
“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说这样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意思相同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是把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和“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严格地区别开来的。列宁谈到“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他的意思是说：我国社会主义的成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具有如此巨大的国际意义，它（胜利）不能局限于我国范围内，它定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引起强大的争取社会主义的运动，而且，既然它在时间上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能一致，那它无论如何也必然会掀起其他国家无产者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强大运动。
如果指的是革命胜利的前途，则列宁所说的革命前途就是如此，其实我们党内所谈的也是如此。
将这个前途和托洛茨基的三十年至五十年的前途混淆起来就是诬蔑列宁。
7.实际上问题是怎样的
第七个问题。反对派对我们说：好吧，但究竟和谁结成联盟好，是和世界的无产阶级还是和我国的农民呢？选择谁做同盟者好呢，是世界的无产阶级还是苏联的农民呢？于是事情被描绘成这样：好象在苏联无产阶级面前有两个同盟者，一个是世界无产阶级，它准备立即推翻自己的资产阶级，但等着我们对此欣然同意；另一个是我国的农民，他们准备帮助苏联无产阶级，但不完全相信苏联无产阶级会接受这种帮助。同志们，这是问题的幼稚的提法。问题的这种提法，完全不符合我国革命的进程以及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战线上的力量对比。请原谅我这样说，不过这样◎第525页◎提问题的只能是贵族女学生。可惜情况并不象一些反对派向我们描绘的那样，而且也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我们会乐意接受两方面的帮助，假使这仅仅取决于我们的话。不，在实际生活中问题并不是这样的。
问题是这样的：既然世界革命运动的速度缓慢下来，在西方还没有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苏联无产阶级已掌握政权，一年年地巩固这个政权，把基本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已经取得重大胜利，并且顺利地巩固着自己与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友好联系，那么，是否有理由否认这一点，即虽然资本主义包围存在，但苏联无产阶级能够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并在我们国内继续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呢？
当然，如果不象反对派联盟那样从幻想出发，而是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战线上的实际力量对比出发，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这样。
党回答这个问题说，苏联无产阶级在这种条件下能够战胜本“民族的”资产阶级并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反对派却说：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
托洛茨基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欧洲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西方无产阶级不预先取得胜利，西方无产阶级不预先夺得政权，苏联无产阶级不仅不能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建设社会主义，甚至不能保持政权。◎第526页◎
问题就是这样，我们意见分歧的根源就在这里。
托洛茨基的这种立场和孟什维克奥托·鲍威尔的立场有什么区别呢？
可惜一点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