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关于胜利的机会
第八个问题。反对派说：好吧，可是谁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胜利呢，是苏联无产阶级呢，还是世界无产阶级？
托洛茨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道：“能不能设想欧洲资本主义会腐朽三十年至五十年，而无产阶级还没有能力完成革命呢？我要问：为什么我应当接受这个只能称之为对欧洲无产阶级怀着毫无根据的极端悲观心理的前提呢？……我断言，我没有任何理论的和政治的根据来设想我们和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要比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容易些。”（见托洛茨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第一，应当毫无保留地抛弃欧洲要停滞“三十年至五十年”的前途。谁也没有要托洛茨基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前途出发，这个前途与我们党的前途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托洛茨基本人既把他自己和这个臆造的前途联在一起，他就应当对这种做法的后果负责。我认为，如果指的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的前途，这个期限至少应该缩短一半。
第二，托洛茨基毫无保留地断定西方无产者战胜现在执政的世界资产阶级，要比苏联无产阶级战胜在政治上已被打垮的、已被赶出国民经济指挥所的、在经济方面不得不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压力下退却的本“民族的”资产阶级有更多的机会。◎第527页◎
我认为这样提问题是不正确的。我认为托洛茨基这样提问题恰好暴露了他自己。难道孟什维克在1917年10月没有向我们说过同样的话吗，当时他们不是到处大喊大叫地说，西方无产者推翻资产阶级和夺取政权要比技术不大发达、无产阶级人数不多的俄国的无产者有更多的机会吗？不管孟什维克怎样痛哭流涕，俄国无产者在1917年10月比英国、法国或德国的无产者有更多的机会夺取政权和推翻资产阶级，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全世界革命斗争的实践没有表明和没有证实不能象托洛茨基那样提问题吗？
谁有更多的机会迅速获得胜利的问题，其解决办法不是拿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相对比，或者拿我国农民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相对比。这样的对比是把比较当儿戏。谁有更多的机会迅速获得胜利的问题，是要由现实的国际情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战线上的实际的力量对比来解决的。可能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建成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时，西方无产者就已战胜自己的资产阶级并夺得政权。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也可能在西方无产者还没有推翻自己的资产阶级时，苏联无产阶级就已建成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谁有机会迅速获得胜利的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战线上的实际情况，而且只是取决于这种实际情况。
9.实际政策上的意见分歧
以上就是我们意见分歧的基础。
从这些基础中产生了一些对外对内政策方面的和纯属党内的实际政策性质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就是第九个问题的题目。◎第528页◎
（一）党从资本主义局部稳定这个事实出发，认为我们正处于革命间歇时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我们正走向革命，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开辟接近群众的道路，加强自己和群众的联系，掌握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训练好广大工人群众去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搏斗。
可是反对派不相信我们革命的内部力量，惧怕资本主义局部稳定这个事实会毁灭我们的革命，认为（或者曾经认为）可以否认资本主义局部稳定这个事实，认为（或者曾经认为）英国罢工（注：指1926年5月3—12日英国工人举行的总罢工。参加罢工的有各主要工业部门和运输部门的五百多万有组织的工人。斯大林在《关于英国罢工和波兰事件》的报告中对这次罢工作了论述。）是资本主义稳定已经结束的标志；但当终于发现稳定是事实的时候，反对派却强词夺理地说，那就该事实倒霉，就是说可以跳过事实，同时他们装腔作势地提出修改统一战线策略、与西方工会运动破裂等等耸人听闻的口号。
可是不顾事实，不顾事物的客观进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离开科学的立场而站到巫术的立场上去了。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联盟在政策上的冒险主义。
（二）党从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道路而我国的国内市场又是社会主义工业的基本市场出发，认为应当在不断改善基本农民群众（更不用说工人）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化，认为工业和农业间、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结合以及无产阶级在这个结合中的领导，是象列宁所说的“苏维埃政权的α和ω（注：α（阿耳法）、ω（奥米伽）是第一个和最末一个希腊字母。α和ω是始终、全部或主要东西、基本东西的意思。——编者注）”和我国建设胜利的α和ω，因此，我们的一般政策，其中包括税收政策和价格政策，应当符合于这个结合的利益。
可是反对派不相信有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第529页◎性，显然他们认为可以损害基本农民群众的利益来实行工业化，因而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的邪路，走上把农民当做“殖民地”、当做无产阶级国家的“剥削”对象的邪路，并且提出一些只能瓦解工业和农业的结合、损害贫农和中农的经济地位、破坏工业化基础的工业化办法（加紧对农民的捐税压榨，提高工业品的出厂价格等等）。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以及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权这一思想的否定态度——这是社会民主党所特有的态度。
（三）我们的出发点是：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工具；一个党的领导（这个党不与其他政党而且不能与其他政党分掌这种领导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稍微巩固的和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我们认为在我们党内不容许有派别存在，因为显而易见，在党内存在着各种有组织的派别，就会使统一的党分裂成一些平行的组织，就会在国内形成一个或几个新党的萌芽和细胞，也就是说，会瓦解无产阶级专政。
反对派虽然不公开反驳这些论点，但他们在自己实际工作中所持的出发点却是：必须削弱党的统一，必须有在党内成立派别的自由，也就是说，必须造成建立新党的因素。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联盟在实际工作中的分裂政策。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关于党内“制度”的号叫，其实这正是国内非无产阶级分子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反映。
由此就产生了关于两个政党的问题。
同志们，我们和反对派的意见分歧总括起来就是如此。◎第530页◎
四 行动中的反对派
现在来谈谈这些意见分歧是怎样表现在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反对派在其实际工作中，在其反党斗争中究竟是怎样表现的呢？
大家知道，反对派不仅在我们党内进行活动，而且在共产国际其他支部，如德、法等国的支部内进行活动。因此，问题应该这样提出：反对派及其门徒们在联共（布）党内以及在共产国际其他支部内的实际工作究竟是怎样的呢？
（一）反对派及其门徒们在联共（布）党内的实际工作。反对派是从对党发出最严厉的责难来开始其“工作”的。反对派声称党正在“爬上机会主义的道路”。反对派断言党的政策“与革命的阶级路线背道而驰”。反对派断言党在蜕化并走向特米多尔（注：特米多尔，亦译热月，是1793年法国国民公会重颁的革命历法的第十一月，相当于公历7月19—20日至8月17—18日这段时间。共和二年热月9日，即1794年7月27日，发生热月政变，雅各宾派革命专政被推翻，政权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手里转到了大资产阶级手里。特米多尔主义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对联共（布）的诬蔑。斯大林说：“反对派说现在我们这里发生了特米多尔式的蜕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国的经济和政治正在破产和倒退，我们不是在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在走向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当然是奇怪的、愚蠢的。”（《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93—294页）。）。反对派声称我们的国家“远非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一切或者是在反对派代表的公开宣言和演说（1926年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七月全会（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于1926年7月14—23日举行。全会讨论了政治局关于英国总罢工、波兰事件和中国事件的决议的通报、关于改选苏维埃的总结的报告、关于拉舍维奇等人事件和党的统一的报告、关于住宅建设的报告、关于粮食收购运动的报告。斯大林在会上就政治局关于英国、波兰和中国的事件的决议的通报、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拉舍维奇等人事件和党的统一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作了讲话。全会赞同了中央政治局和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国际问题方面的活动，通过了关于全国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党内生活和工人状况等重大问题的决议。全会撤销了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中发表过，或者是在反对派门徒们所散发的反对派的秘密文件中发表过。
反对派对党发出这些严厉的责难，从而为在党内组织平行的新支部、组织平行的新的党中央、成立新政党造成基础。反对派的门徒之一奥索夫斯基先生在其文章中曾直言不讳地说，现有的党即我们党是保护资本家利益的，因此，必须组织一个新党，即与现有的党同时存在和活动的“纯无产阶级政党”。
反对派可以说他们对奥索夫斯基的立场不负责任。但这是不◎第531页◎对的。反对派对奥索夫斯基先生的“行为”要负完全责任。大家知道，奥索夫斯基公开自命为反对派的门徒，反对派对这一点一次也没有试图加以反驳。其次，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在中央七月全会上曾经袒护奥索夫斯基而反对莫洛托夫同志。最后，大家知道，虽然党一致反对奥索夫斯基，但反对派在中央表决时却反对开除奥索夫斯基出党。这一切都说明反对派对奥索夫斯基的“行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结论：反对派在联共（布）党内的实际工作，已经表现在奥索夫斯基的立场上，表现在他所持的必须在我国成立一个与联共（布）平行并反对它的新党这一立场上了。
不这样也不可能。因为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反对派在对党发出这些严厉的责难时，自己并不相信这些责难的严重性，提出来仅仅是为了示威，那么，他们就是把工人阶级引入迷途，这是犯罪的；
或者是反对派过去相信而且现在仍然相信自己的责难的严重性，那么，他们就应当采取打垮党的领导干部和组织新党的方针，他们也真的采取了这个方针。
1926年10月以前，我们的反对派在其反对联共（布）的实际工作中的面貌就是如此。
（二）反对派的门徒们在德国共产党内的实际工作。以科尔施先生为首的德国“极左派”，从我们的反对派对党的责难出发，做出了自己的“进一步的”结论并说得更加露骨。大家知道，这个德国“极左派”的思想家科尔施硬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工业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工业”。大家知道，科尔施把我们的党叫作“富农化了的”党，而把共产国际叫作“机会主义的”组织。其次，大家知道，科尔施因此就鼓吹必须进行“新革命”来反对苏联现存政权。◎第532页◎
反对派可以说他们对科尔施的立场不负责任。但这是不对的。反对派对科尔施先生的“行为”要负完全责任。科尔施说的话，就是从我们的反对派首领以众所周知的对党的责难的形式传授给自己门徒的那些前提得出的自然的结论。既然党在爬上机会主义的道路，既然党的政策与革命的阶级路线背道而驰，既然党在蜕化并走向特米多尔，而我们的国家又“远非无产阶级的国家”，那么从这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进行新的革命来反对“富农化了的”政权。此外，大家知道，德国的“极左派”，包括韦丁派（注：韦丁派 是德国共产党内极左派集团之一，存在于柏林市内西北部的韦丁区党组织内。韦丁反对派的领导人支持联共（布）党内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联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斥责了韦丁反对派，要求它完全停止派别活动，同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和敌视德共的分子断绝一切关系，无条件地服从德共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在内，在表决时曾反对开除科尔施出党，因而对科尔施的反革命宣传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可是，谁不知道“极左派”是拥护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的呢？
（三）反对派的门徒们在法国的实际工作。关于法国的反对派门徒也必须这样说。我指的是苏瓦林及其在法国一个著名杂志上活动的集团。从我们的反对派在其对党的责难中所提供的前提出发，苏瓦林得出结论说，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党内的官僚，是我们党的上层领导集团。苏瓦林硬说：“生路”只有一条，就是进行新革命来反对党和苏维埃政权中的上层领导集团，首先是反对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在那里，在德国，是反对苏联现存政权的“新革命”。在这里，在法国，是反对中央书记处的“新革命”。那么怎样组织这个新革命呢？没有一个适合于新革命的目标的特殊政党，能不能组织这个新革命呢？当然不能。由此便产生了建立新党的问题。
反对派可以说他们对苏瓦林的言论不负责任。但这是不对的。第一，大家知道，苏瓦林及其集团是反对派的门徒，特别是托洛茨基那一部分反对派的门徒。第二，大家知道，不久以前反对派还计划把苏瓦林先生安插到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去。诚然这个计划没有成功。但这不是我们的反对派的过失，而是他们的倒霉！◎第533页◎
由此可见，如果不看反对派自己对自己的描绘，而看他们在我们苏联以及法国和德国的工作过程中的表现，那么我要说，反对派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下一步就要打垮我们党现有的干部和组织新的党了。
五 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
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呢？
或者换句话说，反对派反映了什么人的情绪呢？
你们大概已经注意到，所谓“俄国问题”近来已经成为西方的社会民主党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极为注意的问题了。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偶然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不能不在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阶级中的代理人——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当中引起极度的惊慌。革命和反革命间的界限，现时就截然表现在一些人对苏联无产阶级政党采取深恶痛绝的态度而另一些人则采取同志友好的态度上。“俄国问题”的极其重大的国际意义目前已成为共产主义的敌人不能不加以重视的事实了。
围绕着“俄国问题”形成了两条战线，一条是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的战线，一条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奋不顾身的朋友的战线。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所希望的是什么呢？他们力求在广大民众中造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前提。苏维埃共和国的朋友所希望的是什么呢？他们力求在无产阶级广大阶层中间造成支持和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前提。◎第534页◎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资产阶级的流亡分子中的立宪民主党人（注：立宪民主党 （或称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成立于1905年10月，领袖是巴·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企图用立宪君主制的形式保存沙皇君主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支持沙皇政府的对外侵略政策。1917年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占据领导地位。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宪民主党人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和暴乱。在武装干涉和白卫分子被击溃后，立宪民主党上层的大部分人逃亡国外，继续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活动。——第134、227、296、409、535页。）为什么称赞我们的反对派。
例如，德国著名的社会民主党首领保尔·勒维说道：
“我们一向认为工人的特殊利益归根到底就是社会主义的利益，它是与农民私有制的存在相矛盾的，工农利益的一致只是表面的现象，俄国革命进一步的发展将使这个矛盾更加尖锐更加鲜明。我们认为利益一致的思想是一种变相的联合思想。如果马克思主义还有一点根据，如果历史是辩证地发展着的，那么这个矛盾一定会粉碎联合的思想，正如它在德国已被粉碎一样……我们这些从旁边，从西欧观察苏联事变的人看得很清楚：我们的观点和反对派的观点是一致的……当前的事实是：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独立的、反资本主义的运动又在俄国开始了。”（1926年7月30日《莱比锡人民报》（注：《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Volkszeitung》）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94年创刊。1901年以前由布·舍恩兰克领导，1902—1907年由弗·梅林担任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机关报。1917—1922年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22年以后成了右翼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被查封。1946年起是德国统一社会党莱比锡地区委员会的机关报。））
在这里，在这段引文中，对于工农利益“一致”的问题存在着糊涂观念，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保尔·勒维因为我们的反对派同工农联合的思想，同工农联盟的思想作斗争而称赞他们，这也是无庸置疑的。
“俄国”社会民主党首领、主张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俄国”孟什维克的首领、并非无名之辈的唐恩关于我们的反对派说道：
“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对现存制度的批判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着社会民主党的批判，他们正以这种批判进行……思想上的准备来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建设性的纲领。”
往下又说：
“反对派不仅在工人群众中间而且在工人共产党员中间培育这种思想和情绪的幼苗，这种幼苗若是好好地加以培植，就会很容易结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果实。”（《社会主义通报》（注：《社会主义通报》（《Соццалцсмцческцǔ Весмнчк》）是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的俄国孟什维克的刊物。1921年2月由尔·马尔托夫创办，1933年3月前在柏林出版，1933年5月—1940年6月在巴黎出版，以后在纽约出版。）第17—18期）
看来是很明白的了。
米留可夫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政党的中央机关报《最近新闻◎第535页◎报》（注：《最近新闻报》（《ЛОСπеδHuеНОВОСmu》）是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的立宪民主党人办的报纸（日刊），1920年4月—1940年7月在巴黎出版，巴·尼·米留可夫任主编。——第361、536页。）关于我们的反对派写道：
“今天，反对派在破坏专政，反对派的每一种新的刊物都在发表越来越’可怕的’言论，反对派自己正在向愈益猛烈抨击统治制度这方面演变，在目前这已足以令人感激不尽地把反对派当做政治上不满的广大居民阶层的喉舌来看待了。”（《最近新闻报》第1990号）
往下又写道：
“对苏维埃政权来说，现在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悄悄地爬近苏维埃政权，用自己的触须从各方面把它包围起来，并在它没有发觉之前就把它消灭的那些人。苏维埃的反对派所扮演的正是这种在我们还没有度过的准备时期中所不可缺少的角色。”（1926年8月27日《最近新闻报》第1983号）
我想，这里是用不着解释的。
由于时间有限，我只引用了这几段话，虽然这样的引证还可以举出几十段几百段来。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称赞我们的反对派的原因。
这是偶然的吗？不，不是偶然的。
由此可见，反对派所反映的不是我国无产阶级的情绪，而是不满无产阶级专政、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急切期待无产阶级专政瓦解和崩溃的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情绪。
这样，我们的反对派的派别斗争的逻辑，实际上就使得我们的反对派的战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者和敌◎第536页◎人的战线在客观上合而为一了。
反对派是否愿意这样呢？也许他们不愿意这样。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反对派愿意怎样，而在于他们的派别斗争在客观上会引起怎样的后果。派别斗争的逻辑比某些人的愿望更有力量。正因为如此，反对派的战线实际上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者和敌人的战线合而为一了。
列宁曾教导我们说，共产党员的基本义务就是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然而事情却颠倒成这样：反对派由于采取派别政策而坠落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的营垒中去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反对派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也背离了列宁主义。
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战线上的力量对比是这样的：工人阶级队伍里现在只能采取下列两种政策中的一种，或者是共产主义的政策，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反对派企图在反对联共（布）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采取第三者的立场，这必然要以反对派被派别斗争的进程抛到列宁主义的敌人的营垒中去而告终。
正象上述事实所表明的，结果正是如此。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称赞反对派的原因。
六 反对派联盟的失败
我在上面说过，反对派在其反党斗争中对党发出了种种极严厉的责难。我已说过，反对派在其实际工作中下一步就要分裂党和组织新党了。由此就产生一个问题：反对派在这个分裂的立场上能够坚持多久呢？事实告诉我们，反对派在这个立场上一共才坚持了几个月。事实告诉我们，到今年10月初，反对派已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已不得不退却了。
反对派退却的原因是什么呢？◎第537页◎
我认为反对派退却有下列几个原因。
第一，在苏联反对派没有自己的政治军队。很可能，建立新党是一种吸引人的事情。但是，在争论以后既发现已经没有人可以用来建立新党，那么很明显，退却便是唯一的出路了。
第二，在派别斗争进程中，不论我们苏联的或国外的各种卑鄙龌龊分子都和反对派结成一伙了，而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则竭力称赞反对派，同他们接吻，使他们在工人眼中大丢其脸。因此，反对派应该有所选择：或者接受敌人的这种称赞和接吻，视为理所当然；或者猛然转身退却，使附着在他们身上的肮脏尾巴自动地掉下来。反对派既已退却而且承认了自己的退却，也就是承认了第二条出路是他们唯一可走的道路了。
第三，苏联国内状况比反对派所预料的要好，而党员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团结程度也比反对派在斗争开始时所看到的要高。当然，假如国内发生了危机，假如工人日益不满，假如党表现得不够团结，那么反对派就会走上另一条道路，他们就不会决定退却。但是，事实表明反对派在这方面的打算也落空了。
这就是反对派失败的原因。
这就是反对派退却的原因。
反对派的失败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这就是反对派1926年10月16日的“声明”。反对派在这个文件中放弃了派别自由的理论和实践，放弃了派别斗争的方法，公开地毫不含糊地承认了自己在这方面的错误。但反对派所放弃的不止于此。既然反对派在自己的“声明”中同“工人反对派”以及各种各样的科尔施和苏瓦林划清了界限，从而他们也就放弃了不久以前还使他们和这些派别接近的思想立场。
第二个阶段，这就是反对派事实上放弃了他们不久以前对党◎第538页◎发出的种种责难。应该承认这一点，而且在承认以后应该着重指出，反对派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已不敢重复自己对党的责难了。如果把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七月全会的记录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记录比较一下，那就不能不指出，以前的种种责难，如说党是机会主义，是特米多尔主义，是背弃了革命的阶级路线等等，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此外，如果注意到这种情况，即好多代表向反对派提出关于过去的种种责难的问题，而反对派对此仍然默不作声，那就不能不承认反对派实际上已经放弃他们过去对党的种种责难了。
是否可以把这种情况看作反对派事实上放弃了自己一系列的思想立场呢？可以而且应该。这是反对派在失败面前自觉地卷起了战斗的旗帜。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发出责难是打算建立一个新党。既然这种打算落了空，这些责难至少也要暂时收起来了。
第三个阶段，这就是反对派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完全孤立。应该指出，反对派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连一票也没有得到，因而完全陷于孤立。你们回想一下反对派在今年9月底向党举行进攻、举行公开的进攻时所发出的叫嚣，并把这种叫嚣和反对派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可以说处于孤立无援状态的事实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懂得反对派的失败真是“无以复加”了。
反对派实际上放弃了他们对党的责难，虽然有代表要求，他们也不敢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重复这些责难，这个事实能不能否认呢？
不，不能，因为这是事实。
反对派为什么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为什么卷起了自己的旗帜呢？◎第539页◎
因为反对派思想旗帜的展开必然地和不可免地意味着两个党的理论，意味着各种各样的卡茨、科尔施、马斯洛夫、苏瓦林及其他卑鄙龌龊的分子的活跃，意味着我们国内一切反无产阶级的力量的蠢动，以及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流亡分子中的自由资产者对反对派的称赞和同他们的接吻。
反对派的思想旗帜害了反对派。同志们，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因此，反对派为了不致彻底垮台，便不得不退却并抛掉自己的旗帜。
反对派联盟失败的根源就在于此。
七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实际意义和作用
同志们，我要结束我的讲话了。现在我只从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的意义和作用方面来把几个结论谈一谈。
第一个结论就是：这次代表会议总结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于1925年12月18—31日在莫斯科举行。斯大林于12月18日在大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并于12月23日作了关于这个报告的结论。大会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还讨论了工会工作、共青团工作、修改党章等报告。大会一致赞同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批准了党在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的总方针，并责成中央委员会同一切破坏党的统一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大会在决议中着重指出了在依靠贫农的条件下进一步巩固工人阶级和中农的联盟去同富农作斗争的重要性。大会指出了必须支持和推进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技术，通过合作社把更多的农户引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根据大会决议，俄共（布）改称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第438、461、540页。）以后的党内斗争，正式肯定了党对反对派的胜利，孤立了反对派，结束了反对派在前一时期硬在我们党内造成的派别混乱局面。
第二个结论就是：这次代表会议在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前途的基础上，在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向我们党内一切反对派别、向我们党内一切倾向作斗争的思想的基础上，使我们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现在我们党内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说得对：全世界都看着我们，看着我们的经济建设，看着◎第540页◎我们在建设战线上的胜利。可是为了在这个战线上取得胜利，就必须使我们党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工具有进行这个事业的决心，使它意识到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使它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杠杆。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意义和作用，就在于它正式肯定并完成了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思想武装我们党的工作。
第三个结论就是：这次代表会议坚决反击了我们党内所有一切思想上的动摇，从而促进了列宁主义在联共（布）党内的完全胜利。
如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批准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并承认我们党对反对派的政策是正确的（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那就可以得出第四个结论说，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为使列宁主义在整个共产国际、在世界各国和各族人民的革命无产阶级队伍里获得胜利准备了若干相当重要的必要条件。（热烈鼓掌，全场欢呼。）
结 论
（1926年12月13日）
一 几点意见
1.我们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捏造和诽谤
同志们！在谈到问题的实质以前，请允许我对反对派那些不◎第541页◎是歪曲事实就是捏造和诽谤的声明作几点事实上的修正。
(1)第一个问题就是反对派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的发言问题。反对派声明说，他们所以决定发言，是因为联共（布）中央没有直接指出反对派的发言会违背反对派1926年10月16日的“声明”，假如中央禁止他们发言，反对派首领们是不会决定发言的。
其次，反对派声明说，他们在这里，在扩大全会上发言，是要用一切办法不使斗争尖锐化，他们只是作几点一般的“解释”：老天在上，他们连想也没有想到向党进攻；老天在上，他们丝毫没有打算向党提出什么责难和控告党的决定。
同志们，这都是不真实的。这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这是反对派的伪善表现。事实表明，特别是加米涅夫的发言表明，反对派首领们在扩大全会上的发言并不是“解释”，而是向党进攻，向党袭击。
公开提出谴责党右倾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向党进攻，这是向党袭击。
难道联共（布）中央在自己的决定中没有指出反对派的发言会使斗争尖锐化，会激起派别斗争吗？是指出了的。这也就是联共（布）中央对反对派的警告。中央能不能再前进一步呢？不，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中央不能禁止发言。每个党员都有权向上级机关控告党的决定。中央不能不重视党员的这种权利。可见联共（布）中央为了防止斗争更加尖锐化，防止派别斗争更加剧烈，是做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的。
反对派的首领们既然都是中央委员，那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发言不能不变成对自己党的决定的控告，对党的进攻，对党的袭击。
这样，反对派的发言，特别是加米涅夫的发言，并不是他个人◎第542页◎的发言，而是整个反对派联盟的发言，因为他所宣读的发言稿是由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签了名的，加米涅夫的这次发言是反对派联盟从1926年10月16日提出的放弃派别斗争方法的“声明”发展到重新采用派别斗争方法进行反党斗争的新阶段的转折点。
由此得出结论：反对派违背了他们自己1926年10月16日的“声明”，又采用了派别斗争的方法。
同志们，让我们就这样记下来吧。用不着来这一套伪善。加米涅夫说得对：猫应该叫做猫。（喊声：“对！”“猪应该叫做猪！”）
(2)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斯大林在二月革命后宣传过列宁称之为考茨基倾向的错误策略。”
同志们，这是不真实的。这是诽谤。斯大林没有“宣传过”任何考茨基倾向。我流放回来后有过一些动摇，这一点我并没有隐瞒，而且亲自写在我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注：斯大林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在1925年1月和5月出了两版，收入这本书中的文章和演说编入了《斯大林全集》第三卷。作者在1924年12月写完该书序言，序言全文只在《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中发表过。序言的大部分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的标题刊载在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各版和各种文集中，并印成单行本发行。序言的另一部分作为《反对联邦制》一文的作者注发表于《斯大林全集》第三卷。——第276、387、543页。）那本小册子里了。但是，我们中间谁没有过一瞬间的动摇呢？至于说到1917年列宁的立场和他的四月提纲（注：《四月提纲》（《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是1917年4月列宁从国外回到彼得格勒后，在布尔什维克会议上所作报告的提纲。这个提纲分析了二月革命后俄国的局势，向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无产阶级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明确的革命路线和具体计划。在政治方面，提纲指出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主张全部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在经济方面，提纲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实行银行国有化，实行工人对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监督。提纲建议立即召开党代表大会，修改党纲，把被第二国际玷污了的“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改为共产党，并要求建立第三国际。列宁的《四月提纲》对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起了巨大作用。——第427、543页。）（这里所说的正是这一点），那么党知道得很清楚，我当时是和列宁同志站在一道同当时反对列宁提纲的加米涅夫及其集团作斗争的。读过我们党1917年四月代表会议（注：四月代表会议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17年4月24—29日（公历5月7—1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这是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公开举行的代表会议，就其意义来说等于一次代表大会。会议以列宁的《四月提纲》为基础，确定了党在战争和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上的路线，规定了党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方针。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战争、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关于目前形势、关于修改党纲、关于土地问题等一系列决议案。斯大林在会上作了拥护列宁提出的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案的发言，并作了民族问题的报告。列宁和斯大林批判了列·波·加米涅夫和阿·伊·李可夫的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投降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立场，批判了格·列·皮达可夫的废除国界、反对民族自决权的错误立场。）记录的人不能不知道，我是和列宁站在一道并和他一起反对加米涅夫反对派的。
这里的魔术就是托洛茨基把加米涅夫弄成我了。（笑声，鼓掌。）
加米涅夫当时站在反对列宁、反对他的提纲、反对党内多数的立场上，并且发挥了近似护国主义的观点，这是千真万确的。当时加米涅夫在《真理报》（注：《真理报》（《ЛРaВδa�》）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它最初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日报，是遵照列宁的指示，由斯大林、米·斯·奥里明斯基和尼·古·波列塔也夫发起创办的。创刊号于1912年4月22日（公历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从1917年3月5日（公历18日）起，《真理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中央机关报。——第154、157、543页。）上，例如在3月间发表了半护国主义性的文章，对这样的文章我当然不能负丝毫责任，这也是千真万确的。◎第543页◎
托洛茨基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在这里把加米涅夫弄成斯大林了。
在1917年四月代表会议期间，在党和加米涅夫集团进行斗争时，托洛茨基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他当时是在哪一个党里面呢，在左派孟什维克里面呢，还是在右派孟什维克里面？为什么他当时没有加入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是1915年9月在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形成的左派国际主义者集团。在这个左派集团中，只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唯一正确的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呢？让托洛茨基对我们讲清这一点吧，哪怕在报刊上也好。但他当时不是我们党的党员，这是托洛茨基应该记得的事实。
(3)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犯了很大的错误。”什么错误，在什么情况下犯的，托洛茨基始终没有说出来。
同志们，这是不真实的。这是诽谤。在民族问题上，我和党或者和列宁从来没有过任何意见分歧。托洛茨基在这里所说的大概是一件小事，即列宁同志在我们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1923年4月17—25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是十月革命后列宁因病未能出席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但大会的决议考虑了列宁最后几篇文章和一些书信中提出的意见。大会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关于工业的报告、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关于农村税收政策的报告、关于区域划分的报告等。大会作了两年来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总结，坚决反击了把新经济政策理解为放弃社会主义阵地的列·达·托洛茨基、尼·伊·布哈林和他们的拥护者。大会对组织问题和民族问题给予很大的注意。斯大林在4月17日下午会议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大会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工农检查院同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的决议。4月23日大会听取了斯大林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23日和24日讨论了这一报告，25日通过了以斯大林的提纲为基础的决议案。大会揭露了民族主义倾向分子，号召全党坚决反对民族问题上的两种倾向，即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和资产阶级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之前责备过我，说我对于穆迪瓦尼（不久以前做过驻法国的商务代表）这一类格鲁吉亚的半民族主义者、半共产主义者采取了过严的组织政策，说我“迫害”他们。可是后来的事实表明，对待所谓“倾向分子”如穆迪瓦尼一类人的态度，实际上应比作为我们党中央的一个书记的我所采取的态度更严厉些。后来的一些事件证明这些“倾向分子”是最露骨的机会主义的腐化的派别。让托洛茨基证明不是这样的吧。列宁当时不知道而且不能知道这些事实，因为他卧病在床，不可能注意这些事件。但是这件小事和斯大林的原则立场能有什么关系呢？分明是托洛茨基进行诽谤，暗示我和党之间有什么“意见分歧”。可是，整个中央委员会，连托洛茨基也在内，一致投票赞成斯大林的民族问题提纲，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次投票是在穆迪瓦尼事件以后，在我们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举行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民族问题◎第544页◎报告的正是斯大林而不是别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民族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到底在哪里呢？托洛茨基究竟为什么要提起这件小事呢？
(4)加米涅夫在发言时说，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向左边开火”，也就是说向反对派开火，是犯了错误。这样说来，党过去和现在一直在反对党的革命核心。这样说来，我们的反对派是左派而不是右派。
同志们，这都是胡说。这是我们的反对派分子散布的诽谤。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没有想到向革命的多数开火，而且不能这样做。实际上它是向右派开火，向我们的反对派分子开火，他们是右的反对派，虽然他们披着“左的”外衣。当然，反对派喜欢以“革命的左派”自居。但是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相反地认为，反对派只是用“左的”词句来掩饰自己，实际上他们是机会主义的反对派。我们知道，右的反对派常常用“左的”外衣来掩饰自己，以便把工人阶级引入迷途。“工人反对派”也自以为最左，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右的。现在的反对派也自以为最左，而现在的反对派的实践和全部工作都证明他们是一切右的机会主义派别——从“工人反对派”和托洛茨基派到“新反对派”和各种各样的苏瓦林——的集中点和策源地。
加米涅夫在“左派”和“右派”的问题上犯了一个“小小的”颠倒是非的毛病。
(5)加米涅夫引证了列宁著作中说我们还没有打好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那句话，宣称党犯了错误，说党好象断言我们已经打好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了。
同志们，这是胡说。这是加米涅夫的一点小诽谤。党从未宣称过它已经打好了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现在争论的完全不◎第545页◎是我们已经打好或是还没有打好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现在争论的并不是这一点。争论的只是我们能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打好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党肯定说我们有可能打好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反对派却否认这一点，因而滚到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道路上去了。现在争论的正是这一点。加米涅夫感到自己的阵地不稳固，力图回避这个问题。但他是回避不了的。
加米涅夫又犯了一个“小小的”颠倒是非的毛病。
（六）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他“已先知列宁在1917年3—4月间的政策”。这样说来，托洛茨基“已先知”列宁同志的四月提纲。这样说来，托洛茨基还在1917年2—3月间就已经独自想出列宁同志在1917年4—5月间在四月提纲中所维护的政策了。
同志们，请允许我说，这是愚蠢而不体面的吹牛。托洛茨基居然比列宁“先知”——这真令人好笑。碰到这样的事情，农民总是说得很对：“以苍蝇比巨人。”（笑声）托洛茨基居然比列宁“先知”……让托洛茨基试出面在报刊上证明这一点吧。为什么他连一次也不尝试呢？托洛茨基比列宁“先知”……但是，1917年4月列宁同志一出现在俄国舞台上就认为必须和托洛茨基的立场划清界限，这个事实如何解释呢？“后知者”认为必须和“先知者”划清界限，这个事实如何解释呢？列宁在1917年4月几度声明他和托洛茨基的基本公式“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毫无共同之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列宁当时几度声明他和企图跳过农民运动、跳过土地革命的托洛茨基毫无共同之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先见之明”究竟在哪里呢？
结论：我们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捏造和诽谤，可是反对派却喜欢进行捏造和诽谤。◎第546页◎
2.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
我在报告中说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俄国流亡分子中的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都在称赞反对派。我说过，他们称赞反对派是因为反对派正在干着破坏党的统一也就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我作了许多引证，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称赞反对派正是因为这一点，正是因为反对派进行活动来策动国内反无产阶级的力量，力图破坏我们党的威信，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信，从而帮助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的事业。
为了回答这一点，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也一样）首先引用了称赞我们党和斯大林的西方资本主义报纸的言论，然后引用了赞同我们党立场的我国资产阶级专家的代表人物——路标转换派分子（注：路标转换派分子是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一个政治集团的成员。这个集团因1921年7月在布拉格出版《路标转换》文集和1921—1922年在巴黎出版《路标转换》杂志而得名，代表人物是立宪民主党人尤·弗·克柳奇尼科夫、尼·瓦·乌斯特里亚洛夫、斯·斯·鲁基亚诺夫、亚·弗·博勃里舍夫－普希金、斯·斯·查霍金、尤·尼·波切欣等。路标转换派在事实证明用外国武装干涉的办法不能推翻苏维埃政权后，转而指望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会使苏维埃政权蜕化成为资产阶级政权。列宁指出：“路标转换派反映了成千成万的各色各样资产阶级分子或者参加我们新经济政策工作的苏维埃职员的情绪。”（《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36页）。）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话。
说到资本家，那么他们对我们党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例如不久以前，资本家在美国报纸上赞扬斯大林，说他使他们有可能获得很大的租让权。而现在又百般责骂斯大林，硬说斯大林“欺骗了”他们。一个时候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出现了一幅讽刺斯大林的漫画，画着斯大林手里提着一桶水在扑灭革命的火焰。可是后来又出现了另一幅跟它相反的讽刺画，画着斯大林手里提着一只桶，但桶里不是水而是煤油，原来斯大林不是在扑灭革命的火焰，而是在火上加油。（鼓掌，笑声。）
可见，他们资本家对我们党的立场以及对斯大林的立场的看法是有很大的分歧的。
我们来谈一谈乌斯特里亚洛夫的问题。乌斯特里亚洛夫是什么人呢？乌斯特里亚洛夫是资产阶级专家和整个新资产阶级的代◎第547页◎表人物。他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敌人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一种阶级敌人，他们不愿跟苏维埃政权和好，无论如何要推翻它。也有这样一种阶级敌人，他们愿在某种程度上跟苏维埃政权和好。有一种敌人，他们竭力准备条件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等等。但也有这样一种敌人，他们跟苏维埃政权合作，反对主张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人，希望专政一点点地削弱、蜕化，以至将来能适合新资产阶级的利益。乌斯特里亚洛夫就是属于后一类的敌人。
加米涅夫为什么要引用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话呢？也许是为了表明我们党蜕化了，因此乌斯特里亚洛夫才称赞斯大林，或者称赞我们党吧？看来不是为了这一点，因为加米涅夫对此不敢直言不讳。那么，加米涅夫究竟为什么要引用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话呢？显然是为了暗示“蜕化”。
但是加米涅夫忘记说，就是这位乌斯特里亚洛夫对列宁更是称赞不已。乌斯特里亚洛夫那些称赞列宁的文章是我们全党都知道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也许列宁同志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就“蜕化了”，或开始“蜕化”了吧？只要把这个问题一提出，就足以了解这种关于“蜕化”的推测是多么荒谬的了。
这样看来，乌斯特里亚洛夫为什么称赞列宁和我们党，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为什么称赞反对派，这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也是加米涅夫千方百计力图回避的问题。
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称赞反对派，是因为反对派破坏我们党的统一，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帮助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去干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勾当。这一点已由引文证明了。乌斯特里亚洛夫称赞我们党，则是因为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新经济政策，容许私人资本存在，容纳了资产阶级专家，而这些专家的帮助和经◎第548页◎验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
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称赞反对派，是因为反对派以自己的派别活动去帮助他们准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而乌斯特里亚洛夫们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推翻不了，便抛弃了颠覆苏维埃政权的观点，力图在无产阶级专政旁边占一席之地，力图钻入无产阶级专政；至于他们称赞党，则是因为党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容许新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存在，这个新资产阶级想利用苏维埃政权去达到本阶级的目的，而苏维埃政权则正利用他们来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我国无产阶级的各种阶级敌人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
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称赞反对派，而乌斯特里亚洛夫这班先生们则称赞我们党，其根源就在于此。
我想请你们注意一下列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列宁说：“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而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
正因为容许新资产阶级参加某种有条件的合作（当然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并在苏维埃政权的监督下），——正因为这一点，乌斯特里亚洛夫才称赞我们党，希望抓住这个容许参加合作的机会，并利用苏维埃政权去达到资产阶级的目的。而我们，我们党则有另外的打算：利用新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及其经验和知识，以便使他们一部分人苏维埃化，使他们被同化，而另一部分不能苏维埃化的人则叫他们滚开。
列宁把新资产阶级跟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区别开来，容◎第549页◎许前者存在并加以利用，而建议逮捕后者，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关于这一点，列宁同志在其《论粮食税》中写道：
“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也包括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向他们学习，虽与我们过去向军事专家学习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是一样的。’领教’的成绩，只有靠实际经验来检查：要比自己身旁的资产阶级专家做得更好些，要善于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振兴工业，使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发展起来。’为了领教’要不惜破费：多花点钱去学习并不可惜，只要学习能收到成效就行。”
关于以乌斯特里亚洛夫为代表的新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专家，列宁就是这样说的。
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列宁则讲过下面的话：
“而对于那些实际上不外乎换上了时髦的喀琅施塔特式非党服装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非党分子’，那就要小心地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或者把他们遣送到柏林马尔托夫那里去自由地享受纯粹民主制的一切滋味，去自由地和切尔诺夫、米留可夫以及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们交换意见吧。”
列宁就是这样说的。
也许反对派不同意列宁的意见吧？那就让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逮捕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而容许新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和一定的限制下存在，以便用经济手段和他们作斗争，一步步地战胜他们，同时利用他们的经验和知识来进行我们的经济建设。
由此可见，乌斯特里亚洛夫之类的阶级敌人称赞我们党，是因◎第550页◎为我们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容许资产阶级和现存的苏维埃制度实行某种有条件的和有限度的合作；而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这个资产阶级的知识和经验来进行我们的建设，我们正在实现这个目的，大家知道，这方面并不是没有成绩的。而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一类的阶级敌人称赞反对派，却是因为反对派的活动在破坏我党的统一，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帮助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去干推翻专政的勾当。
我希望反对派最终会了解第一类称赞和第二类称赞之间的全部差别。
3.错误是有各种各样的
反对派在这里说到个别中央委员的一些错误。当然，个别的错误是有过的。我们没有绝对“不犯错误的”人。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但错误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一种错误，犯者并不坚持，而且不致由此形成纲领和派别。这种错误很快就被忘却。另外还有一种错误，犯者一直坚持，而且由此形成派别、纲领和党内斗争。这种错误就不能很快被忘却了。
必须把这两种错误严格地区别开来。
例如托洛茨基说，我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有一个时候犯过错误。这是确实的。在我们收购机关混乱时期我的确提议过暂时开放一个港口来输出谷物。但我没有坚持自己的错误，在和列宁商谈后我立刻就纠正了。至于托洛茨基的这类经中央纠正后不再坚持的错误，我可以举出数十个数百个。如果我列举托洛茨基在中央工作中犯过的但没有坚持而且被忘却的一切极严重的、不大严重的和不严重的错误，那么我得为此做几次专题报告。但是，我◎第551页◎认为在政治斗争中，在政治论战中，应当谈的不是这类错误，而是后来发展成纲领并引起党内斗争的那种错误。
但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谈到的，恰好是关于这类没有发展成反对派别而且很快就被忘却的错误的问题。因为反对派谈的正是这些问题，让我在这里也提一下反对派首领们过去所犯的这类错误吧。也许这对他们是一个教训，下次他们就不会再想拚命抓住已被忘却的错误了。
有一个时候，托洛茨基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里硬说：苏维埃政权正处于千钧一发的境地，“布谷鸟已经叫过了”（注：俄国俗话说布谷鸟叫是预告不祥。——编者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时间即使不是几个星期，也只有几个月了。这是1921年的事情。这是最危险的错误，它说明托洛茨基具有危险的情绪。但是中央为此嘲笑了他，而托洛茨基也没有坚持自己这个错误，于是错误就被忘却了。
有一个时候，这是在1922年，托洛茨基提议准许我们的工业企业和托拉斯把国家财产连固定资本在内抵押给私人资本家，以便获得贷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喊道：“这是投降的道路。”）也许就是这样。无论如何，这会成为我们企业的非国有化的前提。但是中央否定了这个计划，托洛茨基争了一下，可是后来不再坚持自己的错误，于是现在错误就被忘却了。
有一个时候，这是在1922年，托洛茨基提议把我们的工业严格地集中起来，那么狂乱地集中起来，以致必然会把我们将近三分之一的工人阶级抛出工厂大门。中央否决了托洛茨基的这个学究式的、狂乱的和政治上危险的提议。托洛茨基几次向中央提到将来势必走上这条道路。然而我们并没有走上这条道路。（有人喊◎第552页◎道：“那就非把普梯洛夫工厂关闭不可。”）是的，是会弄到这个地步的。可是后来托洛茨基不再坚持自己的错误，于是错误就被忘却了。
如此等等。
或者我们拿托洛茨基的朋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来说吧，他们常常喜欢提到布哈林有一次说的“发财吧”，并且围着这个“发财吧”手舞足蹈。
这是1922年的事情，当时我们正讨论厄克特的租让和这一租让的极苛刻的条件的问题。结果怎样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建议接受厄克特租让的苛刻条件，并且坚持自己的建议，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可是中央拒绝厄克特的租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再坚持自己的错误，于是错误就被忘却了。
或者再从加米涅夫的错误中举出一件事实来说吧，本来我是不想说它的，但是加米涅夫使我不得不提到它，因为他令人厌烦地屡次提到布哈林的错误，提到布哈林早已纠正和消灭了的错误。我说的是加米涅夫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发生的一件事。在二月革命后，加米涅夫与西伯利亚阿钦斯克的巨商合拍了一封贺电给立宪派米哈伊尔·罗曼诺夫，（高喊：“可耻！”）就是沙皇逊位后授以“即位权”的那个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当然这是一个愚蠢的错误，加米涅夫由于这个错误在1917年四月代表会议上受到我们党的严厉斥责。可是，加米涅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于是错误就被忘却了。
要不要提到这类错误呢？当然不要，因为它们已被忘却而且早已消灭了。为什么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拿这类错误来指责党内论战的对方呢？他们这样做只能使我们不得不提起反对派首领们的许多错误，这不是很明显吗？即使是为了杜绝反对派的吹毛求◎第553页◎疵和恶意诽谤，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
但是还有另一类错误，这类错误为犯者所坚持而且后来发展为派别的纲领。这完全是另一种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揭发这类错误并克服它们。因为克服这类错误是在党内确立马克思主义原则、保持党内统一、消灭派别活动并保证不再重犯这类错误的唯一手段。
例如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错误，就变成了一套完整的反党纲领。是否应该公开而坚决地反对这种错误呢？是的，是应该的。
又如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争论时期的错误，在我们党内就引起了全国性的争论。
又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错误就造成了党在1917年十月起义前的危机。
又如反对派联盟目前的错误则形成了派别的纲领和反党的斗争。
如此等等。
是否需要公开而坚决地反对这种错误呢？是的，是需要的。
谈到党内意见分歧时能不能对这种错误绝口不谈呢？显然是不能的。
4.季诺维也夫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
季诺维也夫在发言中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时，硬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篇人所共知的论文中不正确地解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
同志们，这是胡说。季诺维也夫在这里是嫁祸于人。实际上◎第554页◎只能说季诺维也夫是在曲解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观。
季诺维也夫对无产阶级专政有两种说法，其中没有一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两种说法根本互相矛盾。
第一种说法。季诺维也夫从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基本领导力量这个正确的论点出发，得出一个完全不正确的结论：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专政。这样，季诺维也夫就把党的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了。
而把党的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这就是在阶级和党之间，在整体和部分之间划等号，这是荒谬绝伦的。列宁从来没有把党和阶级等同起来，而且也不会这样做。在党和阶级之间有许多无产阶级的非党的群众组织，在这些组织背后则站着无产者阶级的全体群众。忽视这些非党的群众组织的作用和比重，尤其是忽视工人阶级全体群众的作用和比重，并认为党可以代替无产阶级的非党的群众组织以及无产阶级全体群众，那就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极度官僚化，使党变成永无过错的力量，在党内培植“涅恰也夫主义（注：涅恰也夫主义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分子谢·根·涅恰也夫提出的密谋和恐怖主义策略。1869年，涅恰也夫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叫作人民惩治会的密谋组织。该组织内部实行独裁式的集中制，成员的意志和意见完全受到压制。）、“阿拉克切也夫制度”（注：阿拉克切也夫制度指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在俄国施行的警察暴虐、军阀专横、用暴力镇压人民的制度，因其推行者陆军大臣阿·安·阿拉克切也夫伯爵而得名。）。
不用说，列宁和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第二，这就是说，不是象列宁同志那样从转义上、从党领导工人阶级的意义上去了解党的专政，而是从“专政”这个名词的本义上，即以党对工人阶级的暴力代替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的意义上去了解党的专政。专政这个名词的本义是什么呢？专政这个名词的本义是依靠暴力的政权，因为从专政这个词的本义上看，没有暴力的因素就没有专政。党能不能成为以暴力对付本阶级，以暴力对付工人阶级的多数的政权呢？显然不能。不然，这就不是对资◎第555页◎产阶级的专政，而是对工人阶级的专政了。
党是本阶级的导师、领导者、领袖，而不是以暴力对付工人阶级的多数的政权。不然，就谈不上说服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基本工作方法了。不然，就谈不上党应当说服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使他们相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就谈不上党只有在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才能认为自己是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真正群众性的党。不然，党对无产阶级势必以命令和恐吓来代替说服的方法。这是荒谬的，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观完全不相容的。
请看季诺维也夫把党的专政（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的“理论”达到了何等荒谬的地步。
不用说，列宁和这种“理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我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时候，就驳斥了这种荒谬绝伦的说法。
在这里声明一下这篇论文的写作和付印都是得到我们党领导同志的完全同意和赞许的，大概不是多余的吧。
季诺维也夫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种说法就是如此。
再来看看第二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在一个方向上曲解列宁主义，而第二种说法则是在完全和前者相反的另一个方向上曲解列宁主义。这第二种说法就是，季诺维也夫确定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领导，而是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的领导。
季诺维也夫关于这一点说道：
“现在，国家生活的领导权、舵轮、方向是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农民这两个阶级手中。”（季诺维也夫《工农联盟和红军》1925年列宁格勒波涛出版社版第4页）
能不能否认我国现在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呢？不，不能。我◎第556页◎国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在季诺维也夫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原来是两个阶级管理我国的国家生活。这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观是否相容呢？显然是不相容的。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者阶级一个阶级的统治。在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条件下，这个无产阶级独裁表现为这个联盟中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这个政党不与也不能与其他力量或其他政党分掌国家生活的领导权。这一切都是如此的浅显和不容争辩，几乎没有必要再作解释。季诺维也夫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两个阶级的领导。那为什么把这个专政称为无产阶级专政而不称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呢？按照季诺维也夫的无产阶级专政观，我们就应当有两个政党的领导，以符合于两个阶级掌握“国家生活的舵轮”的情况，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季诺维也夫的这个“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观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不用说，列宁和这种“理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结论：不论季诺维也夫“理论”的第一种说法或第二种说法，都同样说明季诺维也夫显然是在曲解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5.托洛茨基的巫师箴言
其次，我想谈一谈托洛茨基的几个含糊不清的声明，这些声明的目的实际上是要把人引入迷途。我只想举出几件事实。
一件事实。关于托洛茨基如何看待自己孟什维克的过去这一问题，托洛茨基装模做样地回答说：
“我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这件事实本身……这件事实本身已经证明，我已经把过去所有那些使我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东西放在党的门口了。”◎第557页◎
“已经把所有那些使”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东西放在党的门口了”是什么意思呢？雷梅勒当时质问得对：“怎能把这些东西放在党的门口呢？”真的，怎能把这些肮脏东西放在党的门口呢？（笑声）对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始终没有答复。
此外，把托洛茨基的孟什维克残余放在党的门口是什么意思呢？他把这些东西放在党的门口是为了储藏起来以备将来在党内进行斗争之用呢，还是干脆把它们拿去烧掉？看样子，托洛茨基把它们放在党的门口是为了储藏起来。否则，如何解释托洛茨基入党后不久就跟党发生的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的那些连续不断的意见分歧呢？
请大家自己判断吧。1918年，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与党发生分歧，引起了党内斗争。1920—1921年，托洛茨基在工会运动问题上与党发生分歧，引起了全国的争论。1923年，托洛茨基在党的建设和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上与党发生分歧，引起了党内争论。1924年，托洛茨基在对十月革命的评价问题和党的领导问题上与党发生分歧，引起了党内争论。1925—1926年，托洛茨基及其反对派联盟在我国革命和当前政策的基本问题上与党发生分歧。
对于一个“已经把所有那些使他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东西放在党的门口了”的人来说，意见分歧不是太多了吗？
能不能说托洛茨基与党发生的这些连续不断的意见分歧是“偶然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合乎规律的现象呢？
恐怕不能这样说。
那么，托洛茨基这个极端含糊的声明追求的是什么目的呢？
我想只有一个目的：混淆视听，把听众引入迷途。
另一件事实。大家知道，从我们党的思想体系来看，从我国革◎第558页◎命的前途来看，关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的问题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大家知道，这个“理论”曾经妄图而且继续妄图在我国革命动力问题上与列宁主义理论较量一番。因此，人们不止一次要托洛茨基表明他现在（1926年）对其不断革命“理论”的态度，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全会上发言时是怎样回答的呢？回答得十分含糊。他说，不断革命“理论”有某些“缺陷”，这个“理论”的某些方面在我们革命实践中没有得到证实。这样说来，这个“理论”的某些方面是有“缺陷”的，而这个“理论”的其他方面并没有“缺陷”，它们必然还有效。但是，怎样把不断革命“理论”的某些方面和这个“理论”的其他方面分开来呢？难道不断革命“理论”不是一套完整的观点吗？难道可以把不断革命“理论”看做一只箱子，比方说，它的两角已经腐朽，而其余两角依然完整无缺吗？其次，难道在这里可以只作一个简单的毫不负责的声明，一般地提到有“缺陷”，而不说出托洛茨基所指的究竟是哪些“缺陷”，不说出他认为不断革命“理论”究竟有哪些方面是不正确的吗？托洛茨基说不断革命“理论”有某些“缺陷”，可是他所指的究竟是什么“缺陷”，他认为这个“理论”有哪些方面是不正确的，这一切他都只字未提。因此，应当把托洛茨基对于这个问题的声明看做敷衍塞责的答复，看做他企图以“缺陷”这样含糊不清、毫不负责的词句来搪塞别人。托洛茨基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正象古时某些狡猾的巫师一样，这些巫师总是用含糊不清的回答来搪塞问卜者，如“渡河时一支大军将被击溃”。渡什么河，谁的军队将被击溃，——随你怎么理解。（笑声）◎第5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