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28日和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的谈话节录)

*(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即斯维尔德洛夫工农共产主义大学,是苏联培养党政干部的第一所高级党校。它的前身是1918年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倡议成立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附属鼓动员和指导员训练班。1919年1月该训练班改组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附属苏维埃工作学校。根据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在这个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苏维埃工作和党务工作学校。1919年7月,根据俄共(布)中央组织局的决定,这个学校改为斯维尔德洛夫工农共产主义大学。)

问:我国粮食困难的根源是什么?摆脱这些困难的出路何在?既然有这些困难,那么对于我国整个工业发展的速度,特别是从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对比来看,应该得出什么结论?

答:初看起来,会觉得我国粮食困难是偶然的,只是由于计划得不好,只是由于经济平衡工作中有某些错误。

可是,仅仅是初看起来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困难的原因在这里要深刻得多。说计划得不好和经济平衡工作中有错误在这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拿计划得不好和偶然的错误来解释一切,那就是犯了极大的错误。轻视计划工作的作用和意义是错误的。可是夸大计划原则的作用,以为我们已经达到了能够计划一切和调节一切的发展水平,那就更加错误了。

不应当忘记,在我国国民经济中,除了那些受我们计划控制的成分以外,还有另一些暂时不受计划控制的成分,最后,还有敌视我们的阶级,而这些阶级是不能单单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计划工作来战胜的。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不能把一切都归结为简单的偶然现象,归结为计划工作的错误等等。◎第42页◎

那么,我国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源何在呢?

我国粮食困难的根源就在于我国商品粮食产量比粮食需要量增长得慢。

工业在发展。工人数量在增加。城市在发展。最后,需要商品粮食的各种经济作物(棉花、亚麻、甜菜等等)的产区也在扩大。所有这些情形使粮食需要量,商品粮食需要量迅速增长。而商品粮食产量的增长却慢得要命。

不能说我们本年度收购来的由国家支配的粮食比去年或前年少。恰恰相反,本年度我们由国家掌握的粮食比往年多得多。但是我们现在还是遇到了粮食困难。

请看几个数字吧。1925—1926年度,到3月31日止,我们共收购四亿三千四百万普特粮食。其中输出国外的有一亿二千三百万普特,留在国内的有三亿一千一百万普特。1926—1927年度,到3月31日止,我们共收购五亿九千六百万普特粮食。其中输出国外的有一亿五千三百万普特,留在国内的有四亿四千三百万普特。1927—1928年度,到3月31日止,我们共收购五亿七千六百万普特粮食。其中输出国外的有二千七百万普特,留在国内的有五亿四千九百万普特。

换句话说,本年度到3月31日止,我们收购来供国内需要的粮食比去年多一亿普特,比前年多二亿三千万普特。但是我们本年度在粮食战线上还是发生了困难。

我在一个报告中已经说过,这些困难被农村资本主义分子,首先是富农,利用来破坏苏维埃经济政策。你们知道,苏维埃政权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消灭富农的反苏维埃发动。因此,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我在这里注意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指的是商品粮食产量增长得慢的原因问题,指的是虽然我国播种◎第43页◎面积和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战前标准,而我国商品粮食产量还是比粮食需要量增长得慢的问题。

的确,我国播种面积已经达到战前标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是的,这是事实。粮食总产量在去年已经等于战前生产标准,就是说已经达到五十亿普特,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是的,这是事实。尽管如此,我们所生产的商品粮食却比战前少了一半,而输出国外的粮食比战前少了百分之九十五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首先和主要是因为十月革命使我国农业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使它从生产商品粮食极多的地主大经济和富农大经济转为生产商品粮食极少的小农经济和中农经济。战前我国有一千五百万至一千六百万个体农户,而现在我国却有二千四百万至二千五百万农户,单是这一点就已经说明现在我国农业的主要基础是生产商品粮食极少的小农经济。

农业中的大经济,不管是地主经济、富农经济还是集体经济,它的力量就在于它有可能采用机器,利用科学成就,使用肥料,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生产的商品粮食最多。相反地,小农经济的弱点就在于它没有或几乎没有这种可能性,因此,它是半消费性的、出产商品很少的经济。

例如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来说。它们生产的商品粮食占其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二。换句话说,它们生产的商品粮食相对地比战前地主经济生产的多。而中小农户呢?它们生产的商品粮食只等于其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一点二。可见这里的差别是很明显的。

从下面的数字可以看出过去战前时期和现在十月革命以后时期粮食生产构成的情形。这些数字是中央统计局局务委员涅姆钦诺夫同志提供的。涅姆钦诺夫同志在说明书里附带声明说,这些◎第44页◎数字不能说完全精确,只能使人做一种大约的估计。但是从一般粮食生产的构成来看,特别是从商品粮食生产的构成来看,这些数字已经完全足以使我们明白战前时期和十月革命以后时期的差别了。

附图:

这个统计表说明什么呢?

第一,它说明绝大部分的粮食生产已经从地主富农方面转到小农中农方面。这就是说,小农中农在完全摆脱了地主压迫并在基本上摧毁了富农势力之后,有可能来大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了。这是十月革命的结果。基本农民群众从十月革命得到的主要好处首先表现在这里。

第二,它说明我国商品粮食的主要持有者是小农,首先是中农。这就是说,不仅从粮食总产量来看,而且从商品粮食产量来看,十月革命后苏联已经成为小农经济的国家,中农已经成为农业的“中心人物”。◎第45页◎

第三,它说明在地主经济(大经济)已经被消灭、富农经济(大经济)已经缩小三分之二以上、农业已经转为商品率只占百分之十一的小农经济、粮食生产方面又还没有比较发达的公共大经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情形下,商品粮食产量必然会而且事实上已经较战前大为减少。虽然我们的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战前标准,而我们现在所持有的商品粮食却比战前少了一半,这是事实。

这就是我国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源。

正因为如此,不能把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看做简单的偶然现象。

毫无疑问,还有一种情况也在这里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这就是我们的商业机关承担了不必要的供应许多中小城市粮食的义务,结果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国家的存粮。可是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国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源并不在于这种情况,而在于我国农业的商品率提高得很慢,同时商品粮食需要量却增长得很快。

出路何在呢?

有些人认为出路在于恢复富农经济,在于发展和扩大富农经济。这些人不敢说要恢复地主经济,他们大概知道,现在说这样的话是有危险的。可是,唯其如此,他们也就更乐意说必须大力发展富农经济,以利于……苏维埃政权。这些人以为苏维埃政权可以同时依靠两个对立的阶级,既依靠以剥削工人阶级为经济原则的富农阶级,又依靠以消灭一切剥削为经济原则的工人阶级。这真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

用不着证明,这种反动的“计划”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列宁主义的任务,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有人说,富农“并不”比城市资本家“坏”,富农一点也不比城市耐普◎第46页◎曼(注:耐普曼是俄语“нэпман”一词的音译,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产阶级分子。——编者注)危险,因此,我们现在不必“怕”富农,——这种说法是自由派的空话,是用来麻痹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警惕性的。不应当忘记,在工业方面我们能用产品占工业品总产量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大工业去和城市小资本家对立,而在农村生产方面我们能用来和富农大生产对立的,却不过是尚未巩固而粮食产量等于富农经济粮食产量八分之一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不了解富农大经济在农村中的作用,不了解富农在农村中的比重比小资本家在城市工业中的比重大过百倍,那就是发了疯,离开了列宁主义,而投奔到工人阶级的敌人方面去了。

那么,出路究竟何在呢?

(1)首先,出路在于从落后的分散的小农户转为有机器供应的、用科学成就武装起来的、能生产最大量商品粮食的联合的公共的大农庄。出路在于在农业方面由个体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经济。

列宁从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天起就号召党去组织集体农庄。从那时起,我们党内就没有停止过宣传集体农庄的思想。可是,建立集体农庄的号召只是在最近才得到广泛的响应。这首先是由于农村里合作社运动的广泛发展为农民在情绪上转向集体农庄作了准备,而许多集体农庄现在每俄亩(注:俄亩是俄国地积单位,一俄亩等于一点零九公顷,合十六点三五市亩。——编者注)已能出产粮食一百五十至二百普特、商品率达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事实,又使贫农和下中农很想参加集体农庄。

还有一种情况也在这里起着不小的作用,这就是国家只是在◎第47页◎最近才有可能大力资助集体农庄运动。大家知道,今年国家用于帮助集体农庄的款项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共六千余万卢布)。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1927年12月2—19日在莫斯科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总结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制定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农村工作等。斯大林于12月3日作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并于12月7日作了关于这个报告的结论。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委托中央委员会继续执行维护和平及加强苏联国防力量的政策,用毫不减低的速度继续推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扩大和巩固城乡的社会主义成分,实行消灭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大会作出了关于制定苏联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大会通过了全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拟订了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计划,并规定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方法。大会讨论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问题,指出党与反对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发展成为纲领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对派已经走上反苏维埃斗争的道路,因而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人不能留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大会批准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1927年11月)关于把列·达·托洛茨基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的决定,并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所有骨干分子和民主集中派的全部成员开除出党。——第6、48、57、64、95、229、329页。)完全正确,它认为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认为加强集体农庄运动是提高我国粮食生产商品率的最重要方法之一。

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材料,1927年集体农庄的粮食总产量不下五千五百万普特,商品率平均为百分之三十。今年年初建立新集体农庄的巨浪和原有集体农庄的扩大,一定会使今年年底集体农庄的粮食产量大大增加。任务在于保持集体农庄运动现在的发展速度,扩大集体农庄,取消那些有名无实的集体农庄,而代之以名副其实的集体农庄,并建立一种制度,使集体农庄把全部商品粮食交给国家的和合作社的组织,否则国家就停止给以补助金和贷款。我认为只要遵守这些条件,大约三四年后,我们就能从集体农庄那里得到将近一亿普特的商品粮食。

人们有时候把集体农庄运动同合作社运动对立起来,大概他们认为集体农庄是一回事,而合作社是另一回事。这当然是不对的。有些人甚至把集体农庄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对立起来。不用说,这样对立起来是毫无道理的。其实,集体农庄是合作社的一种形式,是最明显的生产合作社形式。有销售合作社,有供应合作社,也有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是整个合作社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实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就是把农民从销售合作社和供应合作社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提高到所谓集体农庄的合作社。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的集体农庄只是在销售合作社和供应合作社发展和加强之后才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

(2)其次,出路在于扩大和巩固原有的国营农场,建立和发展◎第48页◎新的大规模的国营农场。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材料,现有的国营农场1927年粮食总产量不下四千五百万普特,商品率为百分之六十五。毫无疑问,在国家一定的支持下,国营农场是会大大提高粮食产量的。

但是任务并不以此为限。苏维埃政权已经作出决定,要在没有农民份地的地区建立新的大规模的国营农场(每个农场占地一至三万俄亩),这些农场五六年后大约能生产一亿普特商品粮食。这种国营农场已经着手建立。任务就是无论如何要实现苏维埃政权的这个决定。我认为只要完成这些任务,大约三四年后,我们就能从新旧国营农场那里得到八千万至一亿普特的商品粮食。

(3)最后,出路在于不断提高中小个体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我们不能而且不应当支持个体的富农大经济。但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支持中小个体农民经济,提高它的单位面积产量,引导它走上合作社组织的轨道。这是一项老任务,早在1921年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强调地宣布过。我们党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于1925年12月18—31日在莫斯科举行。斯大林于12月18日在大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并于12月23日作了关于这个报告的结论。大会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还讨论了工会工作、共青团工作、修改党章等报告。大会一致赞同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批准了党在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的总方针,并责成中央委员会同一切破坏党的统一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大会在决议中着重指出了在依靠贫农的条件下进一步巩固工人阶级和中农的联盟去同富农作斗争的重要性。大会指出了必须支持和推进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技术,通过合作社把更多的农户引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根据大会决议,俄共(布)改称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又肯定了这项任务。现在粮食战线上的困难使这项任务的重要性更明显了。因此,应当坚决完成这项任务,就象坚决完成上述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两项任务一样。

所有的材料都说明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在几年以内大约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现在我国所使用的木犁至少有五百万部。只要把这些木犁换成铁犁,就能使我国粮食产量大大增加。更不用说,我们还要以一定数量的肥料、精选种子和小型机器等等供给农民经济。实行预购,同整个整个的村子订立合同——供给它们种子等等,同时从它们那里必须取得相当数量的粮食,——这种方法是提高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和吸引农民参加合作社的◎第49页◎最好方法。我认为只要在这方面认真工作,大约三四年后,我们就能从中小个体农民经济那里至少多得一亿普特商品粮食。

总之,只要完成这一切任务,那么三四年后,我们国家就可以多掌握二亿五千万至三亿普特商品粮食,就比较能够按国内外的需要适当地机动调度了。

摆脱粮食战线上的困难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大体上就是如此。

把这些主要措施和当前在改进农村商品供应计划方面的措施结合起来,并使我们的商业机关不再承担供应许多中小城市粮食的义务,——这就是现在的任务。

除了上述措施以外,是不是还应当采取其他一些措施,比如说,采取减缓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措施(因为我国工业的发展使粮食需要量迅速增长,这种增长暂时超过了商品粮食产量的增长)?不,不应当。无论如何不应当!减缓工业发展速度,就是削弱工人阶级,因为工业发展中每前进一步,每增加一个新工厂,照列宁的说法,都是工人阶级在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斗争中、在对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中加强自己阵地的“新堡垒”。相反地,我们应当保持现在的工业发展速度,我们应当一有可能就加快这种速度,以便把大量商品投入农村而从农村取得更多的粮食,以便供给农业首先是供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以机器,以便使农业工业化并使农业生产的商品率提高。

也许为了更加“慎重”起见,应当延缓重工业的发展,把主要是供应农民市场的轻工业变成我国工业的基础吧?无论如何不应当!这样做就是自杀,就是破坏我国全部工业,连轻工业在内。这样做就是离开我国工业化的口号,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庸。

我们在这里的出发点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五十八个国家的五十八个共产党和八个其他组织的代表四百零八名。列宁在会上作了题为《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的提纲,批准了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关于共产党员在工人运动中的任务、关于东方问题等提纲,通过了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等决议。大会着重讨论了工人统一战线问题,号召各国共产党根据统一战线的策略在群众中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加强工人的团结,击退资产阶级的进攻。)上◎第50页◎所指出的有名的指导性的原理,这些原理是我们全党绝对必须遵循的。请听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吧:

“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的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的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

还有:

“我们在各方面实行节约,甚至在学校里也实行节约。必须这样作,因为我们知道,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349页)(注: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66页。——编者注)

列宁的这些指示是不能忘记的。

采取上述措施对工农联盟会有什么影响呢?我认为采取这些措施只会促进工农联盟的巩固。

的确,如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加速发展起来;如果由于得到直接帮助,中小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起来,而合作社又能掌握越来越广大的农民群众;如果国家又多得机动调度所必需的几亿普特商品粮食;如果由于采取诸如此类的措施富农被制服和逐渐被战胜,——那么工农联盟内的工农矛盾因而就会日益消失,在粮食收购方面就没有必要再采取非常措施,广大农民群众就会日益转向集体经济形式,为战胜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就会日益具有群众性和组织性,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采取这些措施只会有利于工农联盟,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只是应当注意,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农联盟并不是什么普通的联盟。这种联盟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阶级联盟的◎第51页◎特殊形式,其目的是:(一)加强工人阶级的阵地,(二)保证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内的领导作用,(三)消灭阶级和阶级社会。对工农联盟的其他任何理解都是机会主义、孟什维主义、社会革命党主义,随便叫作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叫作马克思主义,不能叫作列宁主义。

怎样把工农联盟思想和列宁所说的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注: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471页。——编者注)这一著名原理结合起来呢?这里有没有矛盾呢?这里只在表面上看来是有矛盾的。其实这里没有任何矛盾。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五十二个国家的四十八个共产党和五十五个其他组织的代表共六百零五名。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制定新的战略和策略,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列宁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他在大会上作了捍卫共产国际策略的演说,并作了关于俄共(布)策略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提纲被大会一致批准。大会号召各国共产党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作坚决斗争,清除机会主义的影响,根据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列宁指出,这次大会各项决议中“最基本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为新的、日益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无论是防御战或是进攻战)作更周密、更切实的准备”(《列宁全集》第32卷第509页)。)上的报告中认定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而在同一个报告中他又再三论证工农联盟的必要,说“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权力”(注: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477页。——编者注)。很明显,列宁无论如何也没有认为这里有任何矛盾。

应当怎样了解列宁所说的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这一原理呢?这是不是说农民是由资本家组成的呢?不,不是这个意思。

第一,这是说,个体农民是一个特别阶级,它是把经济建筑在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因此也就和无产阶级不同,因为无产阶级是把经济建筑在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

第二,这是说,个体农民是一个本身会分泌、产生和滋养资本家、富农以及其他各种剥削分子的阶级。

这种情况对于建立工农联盟是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呢?不,不是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不◎第52页◎能认为是和全体农民的联盟。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联盟。不同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不同富农作斗争,这样的联盟是不能实现的。不把贫农当作工人阶级在农村中的支柱组织起来,这样的联盟是不能巩固的。因此,目前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农联盟,只有在列宁所提出的依靠贫农、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一分钟也不停止对富农的斗争这一有名的口号(注: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21页。——编者注)下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实行了这个口号,才能引导基本农民群众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

由此可见,列宁这两个公式之间的矛盾只是虚假的、表面的。其实它们之间是没有任何矛盾的。

载于1928年6月2日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

《真理报》第127号第71—83页◎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