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1月19日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
*（注：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参加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于1928年11月16—24日举行。全会审查了1928—1929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讨论了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初步总结和继续实行这种工作制的问题、吸收工人入党和调整党的发展问题以及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关于农村工作和发展农业的措施的报告。斯大林在11月19日的会议上就议程的第一个问题发表了《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演说。）
同志们，我要讲的是政治局提纲中所提出的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关于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并保证其尽可能快的速度是工业化的主导因素的问题。
其次一个问题，是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过分落后于工业的发展速度，因而我们国内政策方面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农业问题，特别是谷物问题，也就是如何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提高农业，改造农业的问题。
最后，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离开党的路线的各种倾向，两条战线的斗争以及目前我们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危险，是右倾的问题。
一 工业发展的速度问题
高速度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和关键，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改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和关键。这个原理是我们提纲的出发点。
咚俣确⒄构ひ凳鞘裁匆馑寄兀空饩褪撬担�×吭黾庸ひ档幕�窘ㄉ柰蹲省５�钦庋�龌崾刮颐堑囊磺屑苹�ㄎ蘼墼に隳诘幕颉虻?6页◎预算外的）都很紧。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最近三年来，在改造时期中，我们的控制数字的特点是：这些数字的制定和实现都是很紧的。无论是看一看我们的控制数字，或者是翻一翻我们的预算草案，或者是和我们党内的同志（无论是在党组织方面工作的同志，或者是领导我们苏维埃建设、经济建设和合作社建设的同志）谈一谈，——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计划很紧。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一般地说，我们需要不需要把计划定得这样紧呢？不紧不行吗？难道不能在比较“平静”的情况下用比较缓慢的速度进行工作吗？我们采取高速度发展工业的方针，是不是由于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性情急躁呢？
当然不是！在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里工作的都是一些清醒而冷静的人。如果撇开外部和内部的环境抽象地来讲，我们当然可以用比较缓慢的速度进行工作。但是问题在于：第一，不能撇开外部和内部的环境；第二，如果从我们周围的环境出发，那就不能不承认，正是这个环境迫使我们要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
现在请允许我来分析一下这个环境，分析一下迫使我们要高速度发展工业的这些外部和内部的条件。
外部条件。我们是在一个技术非常落后的国家内取得了政权的。除了少数大工业单位多少有些新的技术基础以外，我们千百个工厂的技术是根本不能拿现代技术成就来衡量的。可是，我们周围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拥有比我国发达得多的和现代化的工业技术。你们看一看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看到那里的技术不仅是在前进，而且简直是在突飞猛进，超过了旧式的工业技术。由此可见，一方面，我国有最先进的苏维埃制度和全世界最先进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应当作为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第77页◎基础的我国工业技术却过分落后。你们是否以为，在存在着这种矛盾的情况下可以在我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呢？
要克服这种矛盾必须做些什么呢？为此必须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我们在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即苏维埃制度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过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很好的。但是这还不够。为了在我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还必须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这些国家。或者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或者我们被压倒。
不仅从建成社会主义方面来看这是对的。从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保卫我国的独立来看这也是对的。不为国防建立足够的工业基础，就不可能保卫住我们国家的独立。不使工业具有高度的技术，就不可能建立这样的工业基础。
就是为了这一点，我们必须高速度发展工业，就是这一点迫使我们要高速度发展工业。
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落后并不是我们臆造出来的。这种落后是历来就有的，是我国的全部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这种落后，无论是在从前，在革命以前的时期，或是在后来，在革命以后的时期，人们都觉得是一种祸害。彼得大帝接触了西方较发达的国家以后，就狂热地建立工厂来供应军队和加强国防，这也就是想跳出落后圈子的一种独特的尝试。但是十分明显，任何一个旧的阶级，无论是封建贵族或是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消灭我国落后性的任务。而且这些阶级不仅不能解决这个任务，甚至不能以多少令人满意的形式提出这个任务。只有在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才能消灭我国历来的落后性。而且只有建立了自己的专政并掌握着对国家的领导的无产阶级，才能消灭这种落后性。
如果以为我国的落后并不是我们臆造出来的，而是我国的全◎第78页◎部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能而且不应该对此负责，——如果这样来安慰自己，那就愚蠢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既然我们取得了政权并担负起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国家的任务，我们就对一切负责而且应当对一切负责，既对好的负责也对坏的负责。正因为我们对一切负责，我们就应当消灭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性。如果我们真正想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就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只有我们布尔什维克才能做到。正是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我们就应当不断地使我国工业高速度发展。而我们已经在使我国工业高速度发展，这是现在大家都看到的。
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对于我们布尔什维克来说并不是什么新的或突如其来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1917年，在十月革命爆发前的时期我们就提出来了。早在1917年9月，十月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列宁在他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书中就提出这个问题了。
请看列宁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吧：
“革命所已经做到的，是俄国按其政治制度来说，在几个月以内就赶上先进国家了。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斩钉截铁地提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191页）（注：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68—169页。——编者注）
列宁就是这样尖锐地提出了消灭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性的问题。
这段话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的时期写的，当时布尔什维克还没有政权，还没有社会主义化的工◎第79页◎业，还没有广泛发展的包括千百万农民的合作社网，还没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现在，当我们已经有了能够根本消灭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性的一些重要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列宁的话大体上这样变动一下：
“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在政治方面赶上并超过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应当利用无产阶级专政，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运输业、信用系统等等，利用合作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等等，以便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假如我们的工业和技术象德国那样发达，假如我国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象德国那样大，那么高速度发展工业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就不会象现在这样迫切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比较缓慢的速度发展工业，不必担心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我们知道我们一下子就会超过它们。而那时我们也就不会有现在这样严重的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性了。但是问题正在于：我们在这方面是落后于德国的，我们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还远没有赶上德国。
假如我们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一，假如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其他比较先进的国家，比如说在德国和法国，也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高速度发展工业的问题就不会这样迫切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包围对于我们就不会有现在这样严重的危险，我国的经济独立问题自然就退到次要的地位了，我们就可以加入较发达的无产阶级国家的体系，我们就可以从这些国家得到机器来发展我国的工业和农业，而供应这些国家原料和粮食，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用比较缓慢的速度发展我国的工业。但是，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还没有这种条件，我们还是一个被资本主义◎第80页◎国家包围的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
正因为如此，列宁才把在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国家的问题当作我国发展的生死存亡问题提出来。
迫使我们要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的外部条件就是如此。
内部条件。除了外部条件以外，还有迫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脑即我国工业要高速度发展的内部条件。我指的是我国农业、农业技术和农业文化过分落后。我指的是小商品生产者及其分散而十分落后的生产在我国还占绝对优势，和这种生产比较起来，我国社会主义大工业就象大海中的一个孤岛，虽然这个岛的基础在一天天扩大，但它仍然是大海中的一个孤岛。
我们通常说，工业是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脑，工业是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就能在集体制的基础上改造落后的分散的农业。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当抛弃这种看法。但是也要记住：如果说工业是主脑，那么农业就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因为农业是吸收工业品的市场，是原料和粮食的供应者，是为输入设备以满足国民经济需要所必需的出口物资后备的来源。如果让农业仍然处在技术十分落后的状态中，如果不保证工业有农业基础，不改造农业，不使农业跟上工业，那么能不能把工业向前推进呢？不，不能。
因此，任务就在于最大限度地保证农业有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加速并推进自己的改造所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但是，要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当然，改造分散的零星的农业比起改造联合的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来，是一件困难得多的工作。但是这个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把它解决。而解决这个任务非在高速度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不可。◎第81页◎
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无止境地即过于长期地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必须逐步而又不断地、坚定不移地把农业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大生产的基础上去，使它跟上社会主义工业。或者我们解决这个任务，那么我国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就有了保证；或者我们放弃这个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么回到资本主义去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列宁关于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必须记住。每一个细心观察过农村生活并把它同城市生活比较过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46页）（注：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99页。——编者注）
可见列宁所理解的全国电气化并不是孤立地建造个别的发电站，而是逐步地“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这种大生产是这样或那样地、直接或间接地和电气化事业联系着的。
这个演说是列宁在1920年12月，在新经济政策施行的前夕，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论证所谓电气化计划即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计划时发表的。有些同志根据这一点说：这段话里所说的原理对目前的实际情况已经不适用了。试问，为什么呢？据◎第82页◎说是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这当然是事实。我们现在拥有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拥有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的集体农庄，我们拥有旧的和新的国营农场，我们拥有稠密的发达的合作社网，我们拥有为农民经济服务的农具租赁站，我们现在采用预购的方法作为结合的新形式，我们可以运用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杠杆来逐步地把农业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这一切都是事实。可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小农国家，这也是事实。而这一点却是主要的。只要这个主要之点还存在，列宁关于“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因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非空话这一论点就还是有效的。
列宁即使在新经济政策施行以后（1921年3—4月间）写的《论粮食税》一书的纲要中也说过同样的但是更加尖锐的话：
“如果经过十至二十年的电气化，小农的个人主义和他们在地方流转中的自由贸易就一点也不可怕了。如果没有电气化，回到资本主义去反正是不可避免的。”
又说：
“只要在十至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二十至四十年白卫恐怖的苦难。”（《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313页）（注：参看《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3页。——编者注）
列宁就是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或者电气化，即“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或者回到资本主义去。
列宁对于“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的问题就是这样了解的。◎第83页◎
这里问题不在于对农民表示爱抚，并把这看作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的方针，因为靠爱抚是做不出大事来的；问题在于帮助农民把他们的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因为这是使农民摆脱贫困的基本道路。
可是，不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首先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把全国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是不可能的。
迫使我们要高速度发展工业的内部条件就是如此。
使我国国民经济控制数字定得很紧的外部和内部条件就是如此。
我们的经济计划（无论预算内的或预算外的）所以很紧，并规定向基本建设大量投资以保持工业的高速度发展，其根源就在这里。
有人会问：提纲中什么地方，提纲中哪一部分谈到了这一点呢？（有人喊道：“是呀，什么地方谈到了这一点呢？”）提纲中规定的1928—1929年度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额就说明了这一点。要知道，我们把提纲叫作控制数字提纲。同志们，好象是这样的吧？（有人喊道：“是的。”）那么，在这个提纲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在1928—1929年度投入工业基本建设的资金为十六亿五千万卢布。换句话说，我们本年度投入工业的资金比上年度多三亿三千万卢布。
由此可见，我们不仅保持了工业的发展速度，而且还向前推进了一步，使工业投资比上年度多，也就是说，使工业中的基本建设项目绝对地和相对地都增加了。
国民经济控制数字提纲的主要点就在这里。可是有些同志看不到大象。他们只是对控制数字提纲的细节乱加批评，而最重要的东西却没有看见。◎第84页◎
二 谷物问题
我在上面所讲的是提纲中的第一个大问题——工业发展的速度问题。现在来谈谈第二个大问题——谷物问题。提纲的特点是：它着重地提到整个农业特别是谷物业的发展问题。提纲的这种方针是否正确呢？我认为是正确的。早在七月全会（注：1928年7月4—12日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全会听取了关于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一些问题的情况报告，基本上同意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全会通过了有关粮食收购政策、建立新的国营农场（谷物农场）、改进培养新专家的工作等问题的决议。斯大林在7月5日、9日和11日的会议上先后发表了《论共产国际纲领》、《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论工农结合和国营农场》三篇演说（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5—137、138—163、164—170页）。——第73、85、149页。）上就已经说过，整个农业特别是谷物业的过分落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最大弱点。
有人一讲到我们的农业落后于工业就抱怨，这当然是不严肃的。农业一向落后于工业，并且将来还会落后于工业。在我国工业高度集中而农业高度分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联合的工业当然要比分散的农业发展得快。由此也就产生了工业对农业的领导作用。因此，农业一般落后于工业，还不能作为提出谷物问题的理由。
只有当农业一般落后于工业变为农业的发展速度过分落后的时候，才出现农业问题，特别是谷物业问题。目前国民经济状况的特点是：在不断发展的城市和工业区对商品粮食的需求大大增长的情况下，我们面前的事实是谷物业的发展速度过分落后于工业的发展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任务不在于把工业的发展速度降低到谷物业的发展水平（这样会使一切混乱起来，会使发展变成倒退），而在于使谷物业的发展跟上工业的发展速度，并把谷物业的发展速度提高到能够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无论工业或农业）迅速前进的水平。◎第85页◎
或者我们解决这个任务，那么谷物问题也就会得到解决；或者我们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么社会主义的城市和小农的乡村之间的分裂就不可避免。
同志们，我们这里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谷物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的。
这是不是说我们谷物业的发展现在处于“停滞状态”，或者甚至“退化”了呢？弗鲁姆金在他的第二封信里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我们根据他的要求，今天已经把这封信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各位委员了。他在这封信里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农业正处于“停滞状态”。他说：“我们不能而且不应当在报刊上谈论退化，但是我们在党内不应当掩盖，这种落后等于退化。”
弗鲁姆金的这个论断是否正确呢？当然不正确！我们政治局委员完全不同意这个论断，而政治局的提纲和这种对谷物业状况问题的说明是根本不同的。
实际上，退化是什么？它在农业中应当表现在什么地方？显然，它应当表现在农业的后退、下降，表现在从新的经营方式倒退到旧的中世纪的经营方式。它应当表现在农民比如说由实行三圃制改为实行熟荒耕作制，由使用铁犁和机器改为使用木犁，由使用精选种子和纯种种子改为使用非精选种子和不良种子，由现代的农业文化降为低级的农业文化，如此等等。但是，难道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诸如此类的事实吗？每年都有几万几十万户农民由实行三圃制改为实行四圃和多圃制，由使用不良种子改为使用纯种种子，由使用木犁改为使用铁犁和机器，由低级的农业文化转上高级的农业文化，这难道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吗？这算什么退化呢？
弗鲁姆金总是喜欢抓住某些政治局委员的片言只字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十分可能，他这次将竭力抓住布哈林的片言只字，以便◎第86页◎证明布哈林在他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中“也是这样”说的。但布哈林远不是“也是这样”说的。布哈林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的是退化的可能性或危险性这一抽象的理论问题。抽象地说，这样提出问题是完全可能的和合乎情理的。而弗鲁姆金做的是什么呢？他把退化的可能性这一抽象问题说成农业退化的事实了。这就是他所谓对谷物业状况的分析！同志们，这不是很可笑吗？
如果苏维埃政权在它建立的第十一年竟使农业退化了，那它还好在哪里！这样的政权应该赶走，不应该支持。如果这个政权真的使农业退化了，那么工人们早就把它赶走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专家向我们叫嚷退化，他们甚至睡觉都梦见农业退化。有一个时候托洛茨基向我们叫嚷过退化。我没有料到弗鲁姆金也会走上这条可疑的道路。
弗鲁姆金关于退化的断言的根据是什么呢？首先是今年我们的谷物播种面积比去年小了些。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也许是因为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当然不是。这是因为乌克兰草原地带和北高加索部分地区的秋播作物遭灾，乌克兰的同一地区今夏又遭了旱灾。假如没有这些完全能左右农业的不利的气候条件，我们今年的谷物播种面积至少要比去年多一百万俄亩。
其次，他的断言的根据是我们今年的谷物总产量仅仅比去年稍微多一点（多七千万普特），而小麦和黑麦比去年少了两亿普特左右。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切情况呢？这也是因为遭了旱灾和秋播作物遭了霜灾。如果没有这些不利的气候条件，我们今年的粮食总产量就会比去年多三亿普特左右。怎么能把旱灾、霜灾等等这样一些对某些地区的收成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撇开不谈呢？
现在我们提出的任务是：扩大播种面积百分之七，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百分之三，增加谷物总产量约百分之十。毫无疑问，我们将◎第87页◎采取一切办法来完成这些任务。但是，尽管我们采取各种措施，某些地区还是有可能又突然遭到霜灾或旱灾，发生局部的歉收；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使谷物总产量比我们计划的数字，或者甚至比今年的总产量有一定程度的减少。这是不是说农业“正在退化”，而这种“退化”应归咎于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呢？这是不是说我们使农民“失去了”经济刺激，我们“剥夺了”农民的经济前途呢？
几年以前托洛茨基就犯过这种错误，硬说“下雨”对农业没有作用。李可夫在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下驳斥了他。现在弗鲁姆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撇开对农业起作用的气候条件，力图把一切都归咎于我们党的政策。
要提高整个农业特别是谷物业的发展速度，必须采取哪些途径和方法呢？
必须采取的途径或方法有三个：
（一）提高个体贫农中农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并扩大他们的播种面积；
（二）继续发展集体农庄；
（三）扩大原有的国营农场并发展新的国营农场。
关于这些，早在七月全会的决议中就已经说过了。提纲重申了七月全会上说过的东西，但是把问题提得更具体，提出了这方面一定的投资数字。弗鲁姆金在这里又找到借口来吹毛求疵了。他认为，既然把个体经济放在第一位，而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放在第二位和第三位，那么这无非是表明他的观点胜利了。同志们，这是可笑的。当然，如果从某些农业形式的比重来看问题，那就应当把个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因为个体经济出产的商品粮食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几乎多五倍。但是，如果从经济类型，从哪一种经济形式最接近我们来看问题，那就应当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放在◎第88页◎第一位，因为和个体农民经济比较起来，它们是农业的高级类型。这两种看法对我们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这难道还要证明吗？
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在所有这三个方面进行，使农业首先是谷物业的发展速度在实际上提高呢？
为此首先必须使我们党的干部的注意力转到农业方面来，使他们特别注意谷物问题中的具体问题。应当抛弃关于一般农业的泛论和空谈，而最终转到按照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制定提高谷物业的实际措施。已经到了从言论转为行动并最终研究具体问题的时候了，即研究怎样提高个体贫农中农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并扩大他们的播种面积，怎样改进并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怎样组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供给农民优良种子和良种牲畜方面帮助农民，怎样通过农具租赁站用机器和其他农具帮助农民，怎样扩大并改进预购的工作和一般农业合作社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有人喊道：“这是实际主义。”）这种实际主义是我们绝对需要的，因为没有它，我们就有把解决谷物问题这一极重要的工作淹没在关于一般农业的空谈中的危险。
中央已经决定组织我们的主要产粮区的负责工作人员在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作一些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具体报告。在这次全会上，你们将要听到安德列也夫同志关于解决北高加索谷物问题的途径的报告。我想，以后我们还要陆续听取乌克兰、中部黑土地区、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等地区的类似的报告。为了把党的注意力转到谷物问题方面来，并最终使我们党的干部转上具体地提出和谷物问题有关的问题的轨道，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
其次，必须使我们党的农村工作人员在其实际工作中把中农和富农严格地区别开来，不要把他们搅在一起，不要在应该打击富农的时候打到中农身上。现在总该是消灭这些所谓错误的时候◎第89页◎了。例如拿个别税的问题来说吧。我们的政治局的决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个别税的征收面不得超过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就是说，只向最富裕的一部分富农征收。但实际上是怎样做的呢？有许多地区征收面扩大到百分之十或十二，甚至更多，因此触犯了中农。现在还不到结束这种罪行的时候吗？
可是我们亲爱的“批评家们”不去拟定消灭诸如此类的恶劣现象的具体办法，而去考究字眼，提议把“最富裕的一部分富农”改为“最有实力的一部分富农”或“最上层的一部分富农”。好象这些并不是一个意思！已经证实：在我国富农约占百分之五。已经证实：按照法律应该缴纳个别税的农户只占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即最富裕的一部分富农。已经证实：在实践中许多地区违反了这项法律。而“批评家们”不去拟定消灭这些现象的具体办法，却在字眼上进行无谓的批评，不愿意了解这样做是丝毫无济于事的。十足的书呆子！（有人喊道：“有人提议向所有的富农征收个别税。”）这么说来，就应当要求废除只向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的农户征收个别税的法律了。可是，我倒没有听到有谁要求废除关于个别税的法律。有人说，随意扩大个别税征收面的目的是为了补充地方预算。但是，补充地方预算是不能用违反法律、违反党的指示的方法的。我们党还存在，它还没有被消灭。苏维埃政权还存在，它还没有被消灭。如果地方预算的经费不够，就应该提出地方预算的问题，而不应该违反法律，不应该取消党的指示。
再其次，必须继续加强对个体贫农中农农户的刺激。毫无疑问，粮价的提高，革命法制的实际执行，用预购的方式给予贫农中农农户的实际帮助等等，将大大地增进对农民的经济刺激。弗鲁姆金认为我们扼杀了或几乎扼杀了这种刺激，剥夺了农民的经济前途。这当然是胡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令人不能理解：工人阶◎第90页◎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结合，他们的联盟究竟依靠什么？不能认为这种联盟是精神上的联盟。终究必须了解，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打算盘的联盟，是两个阶级的利益的联盟，是工人和基本农民群众以互利为目的的阶级联盟。很明显，如果我们扼杀了或几乎扼杀了对农民的经济刺激，剥夺了农民的经济前途，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结合，就不会有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显然，这里所指的不能是“创造”或“挑起”对贫农中农群众的经济刺激，而只能是增进这种刺激，继续加强这种刺激，使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相互有利。国民经济控制数字提纲所指的正是这一点。
最后，必须加强对农村的商品供应。我指的一方面是消费性的商品，另一方面特别是能够提高农产品生产的具有生产性的商品（机器、肥料等等）。不能说我们在这方面一切都很好了。你们知道，商品缺乏的现象还远没有消除，而且大概不会很快消除。我们党内某些人有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立刻就能消除商品缺乏的现象。可惜这是不对的。要知道，商品缺乏的现象，第一，是和工农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巨大增长有联系的，商品的生产虽然逐年增加，但是还不能满足全部需求；第二，是和目前的工业改造时期有联系的。
工业的改造意味着把资金从消费资料的生产方面转到生产资料的生产方面去。不这样做，就没有而且不可能有重大的工业改造，尤其在我们苏维埃的条件下。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把钱投入新企业的建设，城市和新消费者的数量不断地增加，而这些新企业只有在三四年以后才能出产大批新商品。不难了解，这种情况是不会有助于消除商品缺乏现象的。
这是不是说，在商品缺乏的现象面前我们只好束手无策呢？不，不是这个意思。问题在于我们能够而且应当采取具体办法来◎第91页◎缓和、减少商品缺乏的现象。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我们立即应当做到的。为此必须竭力加强那些和提高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工业部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沃罗涅什选种筒制造厂以及其他等等）。其次，为此必须尽可能地加强那些和增加稀缺商品（呢绒、玻璃、钉子等等）有关的工业部门。如此等等……
库比雅克说，从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看来，本年度用于个体农民经济的款项比上年度少。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库比雅克大概没有把我们本年度用预购的方式给农民的约三亿卢布的贷款（比上年度几乎多一亿卢布）计算在内。如果估计到这个情况（而这个情况是不能不估计到的），那么可以看出，我们本年度用于发展个体农民经济的款项比上年度多。至于新旧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这方面本年度投入的资金将近三亿卢布（比上年度多一亿五千万卢布左右）。
应当特别注意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预购的方法。不能把这些东西看作仅仅是扩大我们商品粮食资源的手段。它们同时还是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结合的新形式。
关于预购的方法我们已经讲得很多，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谁都明白，普遍采用预购的方法有助于把个体农户所做的努力联合起来，使国家和农民的相互关系固定起来，从而使城乡结合巩固起来。
我希望你们注意集体农庄，特别是注意国营农场，把它们看作是在新的技术基础上促进农业改造的杠杆，是在农民的头脑中引起革命并帮助他们摆脱因循习气、守旧思想的杠杆。拖拉机、大型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队在我们产粮区出现，对于周围的农民经济不会没有作用。用种子、机器、拖拉机帮助周围的农民，无疑会被农◎第92页◎民评价为和看作是竭力引导他们走上农业大大提高的康庄大道的苏维埃国家力量和威力的标志。这个情况我们过去没有估计到，现在大概也还估计不足。但是，我认为这是目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解决谷物问题和巩固新的结合形式方面所起的和所能起的最主要的作用。
我们在解决谷物问题方面的工作应当采取的途径和方法大体上就是如此。
三 关于反对各种倾向和对这些倾向的调和态度的斗争
现在来谈谈我们提纲中的第三个大问题——关于离开列宁路线的各种倾向问题。
各种倾向的社会基础是：小生产在我国占优势，从小生产中不断生长出资本主义分子，我们党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以及我们党的某些环节为这种自发势力所侵蚀。
各种倾向的社会基础基本上就是如此。
所有这些倾向都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
这里指的主要是右倾。右倾究竟是什么呢？它的趋向是什么呢？它的趋向是迁就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是使我们的政策迁就“苏维埃的”资产阶级的口味和要求。
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那对我们会有什么危险呢？这就会使我们党在思想上被粉碎，使资本主义分子放肆起来，使资本主义复辟或象列宁所说的“回到资本主义去”的机会增多。◎第93页◎
右倾的趋向主要潜伏在什么地方呢？潜伏在我们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合作社机关和工会机关中，也潜伏在党的机关特别是党的农村下层环节中。
我们党员中间有没有表现右倾的人呢？无疑是有的。李可夫举出反对建设第聂伯河建筑工程的沙屠诺夫斯基为例。毫无疑问，沙屠诺夫斯基犯了右倾即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但是，我还是认为沙屠诺夫斯基用来说明右倾特征、右倾面目并不典型。我认为在这方面第一把交椅应当让弗鲁姆金去坐。（笑声）我指的是他的第一封信（1928年6月）以及在这里已经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各位委员的他的第二封信（1928年11月）。
现在把这两封信分析一下。我们先看一看第一封信的“基本论点”。
(1)“农村中除了一小部分贫农，都有反对我们的情绪。”这是不是事实呢？显然不是事实。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我们就连一点结合的影子都不会有了。要知道，从6月（信是在6月写的）到现在已经快半年了，只要不是瞎子，谁都会看到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的结合仍然存在并日益巩固。弗鲁姆金写这种和事实不符的东西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恐吓党，使党向右倾让步。
(2)“最近采取的方针使中农基本群众感到没有希望，没有前途。”这是不是事实呢？完全不是事实。很明显，如果今年春季我们已经使中农基本群众感到在经济上没有希望，没有前途，那么所有主要产粮区的中农就不会扩大春季播种面积了。我国春季播种是在4—5月间进行的。而弗鲁姆金的信是在6月写的。在我国，在苏维埃政权下，谁是粮食的主要收购者呢？是国家以及和国家相联系的合作社。很明显，如果中农群众苦于经济上没有前途，如果他们处于和苏维埃政权“破裂”的状态，那他们就不会按照国◎第94页◎家这个粮食主要收购者的愿望去扩大春季播种面积了。弗鲁姆金的话显然和事实不符。弗鲁姆金在这里也竭力想以没有前途这种“惨象”来恐吓党，使党向他弗鲁姆金的观点让步。
(3)“应当回到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去。”在这里讲到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1927年12月2—19日在莫斯科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总结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制定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农村工作等。斯大林于12月3日作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并于12月7日作了关于这个报告的结论。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委托中央委员会继续执行维护和平及加强苏联国防力量的政策，用毫不减低的速度继续推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扩大和巩固城乡的社会主义成分，实行消灭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大会作出了关于制定苏联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大会通过了全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拟订了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计划，并规定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方法。大会讨论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问题，指出党与反对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发展成为纲领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对派已经走上反苏维埃斗争的道路，因而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人不能留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大会批准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1927年11月）关于把列·达·托洛茨基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的决定，并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所有骨干分子和民主集中派的全部成员开除出党。——第6、48、57、64、95、229、329页。）是牛头不对马嘴，这是无庸置疑的。这句话的重点不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而在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于1925年12月18—31日在莫斯科举行。斯大林于12月18日在大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并于12月23日作了关于这个报告的结论。大会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还讨论了工会工作、共青团工作、修改党章等报告。大会一致赞同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批准了党在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的总方针，并责成中央委员会同一切破坏党的统一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大会在决议中着重指出了在依靠贫农的条件下进一步巩固工人阶级和中农的联盟去同富农作斗争的重要性。大会指出了必须支持和推进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技术，通过合作社把更多的农户引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根据大会决议，俄共（布）改称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第49、95页。）去这个口号。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放弃“加紧向富农进攻”（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责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我这样说，是因为弗鲁姆金以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去的口号来否认党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到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前进的一步，而否认这前进的一步就是把党拉向后退。中央七月全会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结论。全会在决议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企图避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这一决定的人就是“资产阶级倾向在我国的表现”。我现在直截了当地告诉弗鲁姆金，政治局在七月全会的决议中所说的这一点就是指的弗鲁姆金和他的第一封信。
(4)“最大限度地帮助那些加入集体的贫农。”我们从来就是尽力和尽可能地给予那些加入或甚至没有加入集体的贫农以最大限度的帮助的。这里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比较起来，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新东西并不是这一点，而是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全力发展集体农庄运动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弗鲁姆金嘴里说最大限度地帮助那些加入集体的贫农，实质上是对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全力发展集体农庄运动这一党的任务敷衍推诿。弗鲁姆金实质上是反对展开从集体农庄方面来加强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工作。
(5)“不要用突击的和超突击的方式扩展国营农场。”弗鲁姆◎第95页◎金不会不知道，我们不过刚刚开始认真地进行扩大原有的国营农场和建立新的国营农场这一工作。弗鲁姆金不会不知道，如果我们有一笔用于这个目的的后备资金，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所应拿出的钱要比我们现在拿出的多得多。“用突击的和超突击的方式”这样的字眼，在这里是用来引起人们的“恐怖”，并以此掩饰自己不愿意稍微认真地扩展国营农场。弗鲁姆金实质上是在这里反对从国营农场方面来加强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成分。
你们现在把弗鲁姆金的所有这些论点汇集起来，就会得到说明右倾的一个总的概念。
现在来看一看弗鲁姆金的第二封信。第二封信和第一封信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于它加深了第一封信的错误。第一封信里说中农经济没有前途，而第二封信里则说农业“退化”。第一封信里说要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去即放松对富农的进攻，而第二封信里则说“我们不应当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第一封信里关于工业只字未提，而第二封信则发挥了少向工业建设投资的“新”理论。但是，这两封信有两点是一致的，就是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看法是一致的。弗鲁姆金在两封信里都反对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显然，第二封信加深了第一封信的错误。
关于“退化”论我已经说过了。毫无疑问，这个理论是那些一味叫喊苏维埃政权要灭亡的资产阶级专家捏造的。弗鲁姆金让那些栖身在财政人民委员部周围的资产阶级专家把自己吓倒了，而现在他自己又企图恐吓党，想使党对右倾让步。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也讲得够多了，因此不必再重复了。让我们来看看其余两点：关于富农经济和关于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
关于富农经济。弗鲁姆金说：“我们不应当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不妨碍富农发展他们的剥削经济。◎第96页◎而不妨碍富农发展他们的剥削经济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放纵农村资本主义，给它自由，让它发展。这恰恰是法国自由主义者的老口号：“让他做吧，让他走吧”（注：法文原文为“Laissezfaire,laissezpasser”，意思是谁想做什么就让他做，谁想到哪里去就让他走，听其自然。这是十八世纪中叶法国经济学家的一个论点：要求国家不干涉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就是说，不要妨碍资产阶级干它自己的事，不要妨碍资产阶级自由行动。
这个口号是法国的老自由主义者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同束缚资产阶级而不让它发展的封建政权进行斗争的时期提出的。这样说来，我们现在应当从社会主义的口号——“要不断加强对资本主义成分的限制”（见控制数字提纲），转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口号——不要束缚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怎么，难道我们想由布尔什维克变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吗？弗鲁姆金的这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口号和党的路线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弗鲁姆金：“斯大林同志，请把其他几点也读出来。”）我把这一点全读出来：“我们也不应当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同时要和它的奴役性的剥削作斗争。”怎么，可敬的弗鲁姆金，难道你以为下半句话会使情况变好而不会变坏吗？和奴役性的剥削作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和奴役性的剥削作斗争这个口号是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或半封建的剥削方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我们发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确实提出过这个口号，并且把我们力求消灭的奴役性的剥削方式和我们当时因资产阶级制度仍然存在而不能限制和消灭的非奴役性的、所谓“进步的”剥削方式区别开来。但是那时我们要建立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现在，如果我没有弄错，我们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所持的方针是而且不能不是消灭一切剥削方式，其中包括“进步的”剥削方式。你怎么能要我们从正在发展并向前推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向后转，退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上去呢？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呢？
其次，不妨碍富农经济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富农自由。◎第97页◎而给富农自由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他们政权。法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要求封建政权不妨碍资产阶级发展的时候，提出的具体要求就是给资产阶级政权。当时他们是对的。资产阶级为了得到充分的发展，就必须要有政权。因此，如果推论下去，那就应当说：让富农参加政权。因为终究必须了解：剥夺富农的政权而把它集中在工人阶级的手中，就不能不束缚富农经济的发展。这些就是读了弗鲁姆金的第二封信自然得出的结论。
关于工业的基本建设。在讨论控制数字的时候，我们面前有三种数字：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请求八亿二千五百万卢布，国家计划委员会给七亿五千万卢布，而财政人民委员部只同意给六亿五千万卢布。我们党中央对于这个问题是怎样决定的呢？党中央决定给八亿卢布，也就是说，比财政人民委员部提出的整整多一亿五千万卢布。财政人民委员部给得少，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谁都知道财政人民委员部吝啬，它也不能不吝啬。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弗鲁姆金所以坚持只给六亿五千万卢布，并不是由于吝啬，而是以新创的“可能”论为根据的，他在他的第二封信和在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刊物上发表的一篇专论中断言：如果我们拨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超过六亿五千万卢布，那就必定会使我们的经济状况恶化。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弗鲁姆金反对保持现在工业发展的速度，显然，他不了解降低这个速度才真的会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状况恶化。
你们现在把弗鲁姆金第二封信里关于富农经济和关于工业基本建设这两点结合在一起，加上“退化”论，你们就会看到右倾的面目了。
你们想知道什么是右倾，右倾是什么样子吗？读一读弗鲁姆金的两封信，研究一下，你们就会明白了。◎第98页◎
关于右倾面目的问题就是如此。
但是，提纲不仅谈到右倾，还谈到所谓“左”倾。什么是“左”倾呢？我们党内是否真有所谓“左”倾呢？我们党内是否有象我们提纲中所说的反中农倾向，超工业化倾向等等呢？是的，是有的。它们究竟是什么呢？它们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七月全会早就指出了这一点。我指的是七月全会关于粮食收购政策的著名决议，在这个决议中谈到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那些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向后退的人（这是右派），也反对那些要把非常措施变为党的经常方针的人（这是“左派”，是托洛茨基主义倾向）。
很明显，我们党内有托洛茨基主义因素和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举行争论的时候，好象将近有四千人投票反对我们的政纲。（有人喊道：“有一万人”。）我想，如果投票反对的党员有一万，那么因为没有到会而根本没有投票的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党员该有两万了。这就是那些没有退出党的托洛茨基分子，应当认为这些人还没有摆脱托洛茨基主义。此外，我认为一部分后来脱离托洛茨基组织回到党内的托洛茨基分子还没有来得及抛弃托洛茨基主义，而且他们大概也不反对在党员中间散布自己的观点。最后，在我们党的一些组织中，托洛茨基主义又有些抬头了。把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你们就会得到一切必要的因素来说明党内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存在。
这是很明显的：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存在的情况下，在这种自发势力向我们党侵袭的情况下，我们党内不会没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逮捕托洛茨基派的骨干或者把他们开除出党，这是一回事。肃清托洛茨基主义，这是另一回事，这会更困难一些。我们说：哪里有右倾，那里就必定有“左”倾。“左”倾是右倾的影子。列宁谈到召回派（注：召回派 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产生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代表人物是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等。召回派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拒绝参加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合法和半合法的组织，放弃一切合法斗争。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幌子，执行了取消派的路线。列宁把召回派叫作“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1909年6月，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全体会议）斥责了召回派，把波格丹诺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时说过，“左派”也就是孟什维克，只不过是改头换◎第99页◎面的孟什维克。这是完全正确的。关于现在的“左派”也应该这样说。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人实质上也就是右派，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右派，是用“左的”词句掩饰起来的右派。
因此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
有人会说：既然“左”倾实质上也就是右的机会主义倾向，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别何在？两条战线究竟何在？的确，既然右派获得胜利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机会增多，而“左派”获得胜利也会引起同样的后果，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为什么把一些人叫作右派，把另一些人叫作“左派”？如果它们之间有差别，那么差别何在？两种倾向的社会根源是一个，两者都是小资产阶级倾向，这难道不对吗？如果这两种倾向获得胜利，它们所引起的后果是完全相同的，这难道不对吗？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别究竟何在？
差别就在于它们的政纲不同，要求不同，办法和手段不同。
例如右派说，“不应当建设第聂伯河建筑工程”，相反地，“左派”反对说，“一个第聂伯河建筑工程对我们来说算什么，我们要每年建设一个第聂伯河建筑工程”，（笑声）——应当承认，这里显然是有差别的。
右派说，“不要碰富农，让他们自由发展吧”，相反地，“左派”反对说，“不仅要打击富农，而且还要打击中农，因为中农也和富农一样是私有者”，——应当承认，这里显然是有差别的。
右派说，“困难来了，还不是屈服的时候吗”，相反地，“左派”反对说，“困难对我们来说算什么，你们所说的困难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我们要开足马力向前飞奔”，（笑声）——应当承认，这里显然是有差别的。
这就是“左派”的独特政纲和独特手段的一幅图画。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左派”有时能够用“左的”耸人听闻的词句诱惑一部分工◎第100页◎人，并且能够把自己装扮成右派的最坚决的反对者，虽然全世界都知道，他们“左派”的社会根源和右派是一样的，他们常常和右派达成协议，结成联盟来反对列宁的路线。
正因为如此，我们列宁主义者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
但是，既然托洛茨基主义倾向是“左”倾，这是不是说“左派”比列宁主义还左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列宁主义是世界工人运动中最左的（不带引号的）一派。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以前的时期，我们列宁主义者是作为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极左派加入第二国际的。我们没有留在第二国际，我们在第二国际中宣传分裂，是因为我们正是作为极左派不愿意和小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叛徒，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以及社会沙文主义者处在一个党内。
这个策略和这种思想后来就成了世界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我们列宁主义者在自己的党内是唯一不带引号的左派。因此，我们列宁主义者在自己的党内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政党。我们在自己的党内不仅同那些被我们叫作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分子的人作斗争，而且同那些想比马克思主义“更左”，比列宁主义“更左”，以“左的”耸人听闻的词句来掩饰自己右的机会主义本质的人作斗争。
谁都会明白，把那些还没有摆脱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人叫作“左派”，这应当了解为讽刺。列宁把“左派共产主义者”（注：“左派共产主义者”是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期俄共（布）党内出现的一个“左”倾机会主义集团，产生于1918年1月，核心人物是尼·伊·布哈林、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格·列·皮达可夫和卡·伯·拉狄克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可能性，认为没有西欧革命的直接支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必定在国际资本的打击下毁灭。他们反对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主张同帝国主义进行战争，以“促进”国际革命。在苏维埃政权缔结了和约、取得了喘息时机并着手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左派共产主义者”在1918年4月发表了一个《时局提纲》，同列宁的《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提纲》相对抗。他们否定过渡时期的必要性，反对利用资产阶级专家和国家资本主义，反对在企业中建立纪律和实行经济核算，认为实行列宁的这些政策就是恢复资产阶级秩序。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同“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左派共产主义者”在1918年夏承认了错误。）叫作左派，有时候加引号，有时候不加引号。但是谁都会明白，列宁把他们叫作左派，是讽刺他们，是以此着重指出他们仅仅在口头上，在表面上是左派，而在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的倾向。
既然托洛茨基分子昨天还和公开的机会主义分子结成统一的反列宁主义的联盟，真正直接地和国内反苏维埃的阶层勾结起◎第101页◎来，那他们怎么能谈得上是左派（不带引号的）呢？“左派”和右派昨天还公开地结成联盟来反对列宁的党，这个联盟显然得到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支持，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而这难道不是说明了，如果“左派”和右派没有共同的社会根源，如果他们没有共同的机会主义本质，他们就不会结成统一的联盟吗？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盟在一年前瓦解了。一部分类似沙屠诺夫斯基的右派分子退出了这个联盟。因此，联盟的右派今后将正是以右派的面目出现，而“左派”将以“左的”词句来掩饰自己的右的实质。但是，有什么保证能说“左派”和右派不会再搅在一起呢？（笑声）很明显，这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保证的。
既然我们坚持两条战线斗争的口号，这是不是说我们这样就是宣布我们党内必须有中派主义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中派主义呢？你们知道，托洛茨基分子正是把事情说成这样的：有“左派”，这就是“我们”托洛茨基分子，“真正的列宁主义者”；有“右派”，这就是其余一切人；还有“中派”，他们摇摆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能不能认为对我们党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呢？显然不能。只有那些把一切概念都混淆起来的、早已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这样说。只有那些看不见和不了解战前时期的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利益和小资产阶级利益联盟的党）和共产党（革命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党）之间的原则差别的人才会这样说。
不能把中派主义看作一个空间的概念：比如说，一个地方坐的是右派，另一个地方坐的是“左派”，而中间坐的是中派。中派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的思想体系是迁就的思想体系，是在一个共同的党内使无产阶级利益服从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是和列宁主义相违背、相对立的。◎第102页◎
中派主义对于战前时期的第二国际来说是自然的现象。第二国际中有右派（占多数），有左派（不带引号的），也有中派，中派的全部政策就是以左的词句来粉饰右派的机会主义，并使左派服从右派。
那时以布尔什维克为核心的左派的政策是什么呢？是同中派作坚决的斗争，争取同右派分裂（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以后），建立由真正的左派，由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革命的新国际。
为什么那时会产生第二国际内部的这种力量配置和布尔什维克在第二国际中的这种政策呢？因为那时第二国际是迎合小资产阶级社会和平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一个无产阶级利益和小资产阶级利益联盟的党。因为那时布尔什维克不能不集中火力反对企图使无产阶级成分服从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派。因为那时布尔什维克必须宣传分裂思想，不这样无产者就不能建立自己的一个阶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
能不能断定说，在我们共产党内也有同样的力量配置，在我们党内也应当实行布尔什维克在战前时期第二国际各党内实行过的那个政策呢？显然不能。所以不能，是因为这就是不了解社会民主党这个无产阶级成分和小资产阶级成分联盟的党和革命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共产党之间的原则差别。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党的阶级基础是一种，在共产党人这里党的阶级基础完全是另外一种。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中派主义是自然的现象，因为不同利益联盟的党不会没有中派，而布尔什维克也必须采取分裂路线。在共产党人这里，中派主义的存在是没有根据的，是和列宁的党性不相容的，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党，而不是不同阶级成分联盟的党。◎第103页◎
正因为我们党的统治力量是世界工人运动中的最左派（列宁主义者），所以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在我们党内实行分裂政策是没有而且不能有任何理由的。（有人喊道：“在我们党内有没有分裂的可能？”）这里谈的不是分裂的可能性，而是在我们这个一个阶级的列宁的党内实行分裂政策，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是不能认为有理由的。
谁不懂得这个原则差别，谁就是和列宁主义背道而驰，谁就是和列宁主义决裂。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只有发了疯的和失去了最后一点点马克思主义的人才能当真断定说，我们党的政策，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政策是中派主义的政策。
列宁在我们党内向来都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派”，又反对明显的孟什维主义倾向。看一看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看一看我们党的历史，你们就会知道，我们党是在反对两种倾向，即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一方面同召回派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作斗争，另一方面，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期间以及在十月革命以后，同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这就是我们党在自己的发展中所经过的阶段。大家都知道列宁的一句话：我们必须进行既反对公开的机会主义又反对“左”倾学理主义者的斗争。
这是不是说列宁就是中派主义者，他实行了中派主义的政策呢？显然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的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说到右倾，它当然不是战前时期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倾向还不等于是机会主义。我们知道列宁当时是怎样解释倾向这个概念的。右的倾向，这是一种还没有形成机会主义的而◎第104页◎且是可以纠正的倾向。因此，不能把右的倾向和已经形成的机会主义看成一个东西。
说到“左”倾，它是一种和战前时期第二国际中的极左派即布尔什维克绝对相反的东西。“左”倾分子不仅不是不带引号的左派，而且他们实质上也就是右倾分子，不过和右倾分子有差别，就是他们不自觉地以“左的”词句来掩盖自己的真正本质。看不到“左”倾分子和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这个我们党内的唯一的左派（不带引号的）之间的全部深刻差别，就是对党的犯罪行为。（有人喊道：“而使各种倾向合法化呢？”）如果同各种倾向进行公开斗争就是使它们合法化，那就应当承认，列宁早已使它们“合法化了”。
他们这些倾向分子，无论右派或“左派”，都是从非无产者阶层的各色各样分子中招募来的，这些分子反映着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党的侵袭和党的个别环节的腐化。一部分来自其他政党的人，党内具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人，从前党内各种派别的残余，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合作社机关和工会机关中正在官僚主义化的（和已经官僚主义化的）并且和这些机关中明显的资产阶级分子勾结在一起的党员，我们农村组织中和富农结合起来的富裕党员，以及其他等等，——这就是离开列宁路线的各种倾向的培养基。很明显，这些分子不能接受任何真正左派的和列宁主义的东西。他们只能培养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或者培养以左的词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的所谓“左”倾。
正因为如此，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党的唯一正确的政策。
其次，提纲中说，展开思想斗争应当是我们同右倾作斗争的主要方法，这是否正确呢？我认为是正确的。这里最好回忆一下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经验。我们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是从何着手的呢？也许是从组织处理着手的吧？当然不是！我们是从思◎第105页◎想斗争着手的。这个斗争从1918年进行到1925年。在1924年，我们党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6月17日—7月8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有四十九个共产党及其他组织的代表共五百零四名。大会讨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活动、世界经济状况、苏联经济状况和俄共（布）党内的争论、法西斯主义、工会运动中的策略、生产单位的支部等问题，还讨论了个别国家的党的问题、纲领问题、民族问题、土地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斯大林是大会主席团委员并且是几个最重要的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纲领委员会、关于列宁主义的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和波兰委员会的主席。大会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批准了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并决定把它作为共产国际的决议予以公布。大会通过决定，要求加强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使这些党布尔什维克化，成为依靠工会的真正群众性的党。）就已经作出决议说托洛茨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倾向。但是托洛茨基还留在我们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这是不是事实呢？是事实。可见我们“容忍了”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留在中央。为什么我们容许他们留在党的领导机关呢？因为当时托洛茨基分子虽然和党有分歧，对中央的决议还是服从的，对党还是忠顺的。什么时候我们才开始比较大规模地进行组织处理呢？只是在托洛茨基分子组织了派别，成立了自己的派别中央，把自己的派别组织变为新的党并开始号召人们举行反苏维埃游行以后。
我认为我们同右倾作斗争也应该走这条道路。虽然右倾正在党内增长，但是目前还不能把它看作一种已经形成和定形的东西。它仅仅是在形成和定形中。右倾分子有没有派别组织呢？我认为没有。能不能说他们不服从我们党的决议呢？我认为我们还没有根据拿这一点来责备他们。能不能断言右倾分子一定会组织自己的派别呢？我对这一点是怀疑的。因此结论是：展开思想斗争应当是我们现阶段同右倾作斗争的主要方法。这个结论所以正确，尤其是因为在我们某些党员中间有着相反的倾向：同右倾作斗争不从思想斗争着手，而从组织处理着手。他们直截了当地说：你给我们指出十个二十个右倾的人吧，我们一转眼就会把他们粉碎，这样就铲除了右倾。同志们，我认为这种情绪是不对的和危险的。正是为了不致随着这种情绪东飘西流，为了把反对右倾的斗争引上正确的轨道，必须明确而坚定地指出：思想斗争是我们现阶段同右倾作斗争的主要方法。
这是不是说我们排斥任何组织处理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但毫无疑问这是说，组织处理在这里应起从属作用；既然右倾分子没有◎第106页◎破坏党的决议，我们就不应当把他们赶出这些或那些领导组织和领导机关。（有人喊道：“莫斯科的做法呢？”）
我认为莫斯科的领导同志中间未曾有过右倾分子。那里有过对右倾情绪的不正确的态度。甚至可以说，那里有过调和倾向。但是我不能说，莫斯科委员会中有过右倾。（有人喊道：“组织斗争不是有过吗？”）
组织斗争是有过的，虽然只占从属地位。有过这种斗争是因为莫斯科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进行改选，而且各区积极分子会议有撤换他们的书记的权利。（笑声）（有人喊道：“难道我们宣布过改选书记吗？”）谁也没有禁止过改选书记。中央的六月宣言（注：中央六月宣言 指联共（布）中央1928年6月3日就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发布的告全体党员和全体工人书。这个文件说：“中央认为，如果不是最大胆、最坚决、最彻底地吸引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由千百万群众对所有的机关实行检查和监督，清除其中不称职的分子，那么改造时期的任务是无法解决的。”文件还说：“只有彻底实行党内民主和工会民主等（党和工会的各级机关真正由选举产生，任何一级的书记、常委会、委员会等等都完全能够撤换），才能形成群众的经常的监督，才能摘除我们机关的官僚主义赘瘤，才能清除官僚主义压制、互相包庇、官吏式的阿谀逢迎、胡作非为、忘记群众利益和小市民的高枕无忧等的种种表现。没有这些措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口号就会变成一纸空文，而且只会使这个口号，使党的领导和党本身在群众心目中丧失威信。”）明确指出，如果不能保证下层组织有撤换任何书记和任何委员会的权利，那么开展自我批评就会成为空谈。你能用什么话来反对这样的宣言呢？（有人喊道：“在党代表会议以前吗？”）是的，即使在党代表会议以前。
我看到某些同志的脸上流露出捉弄人的微笑。同志们，这是不好的。我看到你们中间有些同志迫切地盼望尽快撤销某些表现右倾的人的职务。但是，亲爱的同志们，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撤销职务比开展一个解释运动来广泛地透彻地把右倾、右倾危险以及反右倾斗争的问题解释清楚要容易。但是不能认为最容易的就是最好的。要努力组织广泛的反对右倾危险的解释运动，不要吝惜时间，这样你们就会看到，运动愈广泛愈深入，对右倾就愈不利。所以，我认为思想斗争应当是我们反右倾斗争的中心环节。
至于说到莫斯科委员会，我不知道对于乌格拉诺夫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作结论时所说的话还能做些什么补充。他坦白地声明：◎第107页◎
“如果稍微回忆一下历史，回忆一下1921年我在列宁格勒和季诺维也夫作战的情形，就会知道当时‘激战’的规模比现在大些。当时我们战胜了，因为我们是对的。现在我们打败了，因为我们错了。这对我们是会有益的。”
可见乌格拉诺夫现在进行了斗争，如同他当时进行过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斗争一样。但是他最近进行斗争究竟是反对谁呢？看来是反对中央的政策。还能是反对谁呢？这个斗争在什么基础上才能进行呢？显然是在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基础上。
因此，提纲完全正确地强调必须反对对离开列宁路线的各种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特别是反对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认为这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之一。
最后一个问题。提纲中指出，我们目前应当特别强调同右倾作斗争的必要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右倾危险在目前是我们党内的主要危险。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斗争，并且是集中火力的斗争，我们已经进行了十年。这个斗争的结果是击溃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骨干。不能说，反对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最近也进行得同样激烈。这种斗争所以没有进行得特别激烈，是因为右倾在我们这里还处在形成和定形的时期，它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加强（与我们的粮食收购困难有关）而正在加强和增长起来。所以主要的打击应当对准右倾。
同志们，我在结束讲话之前还想指出一个在这里没有谈到的事实，这个事实在我看来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政治局委员向你们提出了控制数字提纲。我在演说中维护了这个提纲，说它是绝对正确的。我不谈对这个提纲可能提出的个别修正。但是，这个提纲基本上是正确的，它能保证我们正确执行列宁的路线，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里我应当向你们声明，这个提纲是我们在政◎第108页◎治局内一致通过的。我认为这个事实多少有些意义，因为一切对我们党不怀好意的人、反对我们党的人以及我们党的敌人不时在我们队伍里散布谣言。我指的谣言是：说我们政治局内有右倾、“左”倾、调和态度以及鬼才晓得的其他什么东西。就让这个提纲作为我们全体政治局委员团结一致的再一次，第一百次或第一百零一次的证明吧。
我希望这次全会同样一致地通过这个提纲作为基础。（鼓掌）
载于1928年11月24日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
《真理报》第273号第212—249页◎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