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0月19日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
同志们，我认为首先必须撇开小事情，撇开个人因素等等，以便解决我们所关心的右倾问题。
在我们党内是否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否存在着有利于这种危险的客观条件，怎样对这种危险作斗争，——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但是，我们如果不撇开蒙蔽这个问题并妨碍我们了解问题实质的一切小事情和次要成分，就不能解决这个右倾问题。
扎波尔斯基认为右倾问题是一个偶然的问题，这是不对的。他硬说，这里全部问题不在于右倾，而在于闹意气、个人倾轧等等。姑且假定这里也和在任何斗争中一样，闹意气和个人倾轧有几分作用。可是拿闹意气来解释一切，看不见隐藏在闹意气后面的问题的实质，这就是离开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象莫斯科组织这样一个毫无疑问是老练而团结一致的大组织，是不会因为几个爱闹意气的人或爱倾轧的人的积极活动而弄得上上下下都震动起来的。不，同志们，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怪事。更不用说，莫斯科组织的力量和能力是不能这样轻视的。显然，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一些更加深刻的、和闹意气或个人倾轧毫不相干的原因。◎第63页◎
弗龙托夫虽然承认有右倾危险存在，但是不认为这种危险值得严肃的求实的人去认真过问，这也是不对的。在他看来，右倾问题是空谈家的研究对象，而不是求实的人的研究对象。我完全了解弗龙托夫，他埋头于日常的实际工作，以致没有工夫来考虑我们的发展前途。但是，这还不是说我们应当把某些党的工作人员的狭隘的、事务性的实际主义变为我们建设工作的教条。健康的事务主义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如果它在工作中失掉了前途，不使自己的工作服从党的基本路线，那它就变成坏东西了。可是不难明白：右倾问题是关于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问题，是关于我们党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1927年12月2—19日在莫斯科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总结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制定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农村工作等。斯大林于12月3日作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并于12月7日作了关于这个报告的结论。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委托中央委员会继续执行维护和平及加强苏联国防力量的政策，用毫不减低的速度继续推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扩大和巩固城乡的社会主义成分，实行消灭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大会作出了关于制定苏联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大会通过了全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拟订了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计划，并规定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方法。大会讨论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问题，指出党与反对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发展成为纲领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对派已经走上反苏维埃斗争的道路，因而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人不能留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大会批准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1927年11月）关于把列·达·托洛茨基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的决定，并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所有骨干分子和民主集中派的全部成员开除出党。——第6、48、57、64、95、229、329页。）上所规定的发展前途是否正确的问题。
有些同志在讨论右倾问题时把问题着重在代表右倾的人的身上，这也是不对的。他们说，请给我们指出右倾分子或调和分子，请说出他们的姓名，好让我们来惩办他们。这样提问题是不正确的。人当然有一定的作用。可是，这里问题不在于人，而在于产生党内右倾危险的条件和环境。尽管可以把人撤掉，但这还不是说，我们这样做就把我们党内右倾危险的根底铲除了。所以人的问题虽然无疑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它没有决定的意义。
说到这里，不能不想起1919年底和1920年初在敖德萨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时我们的军队已经把邓尼金匪徒赶出乌克兰，正在敖德萨一带消灭邓尼金军队的残部。那时有一部分红军战士怒气冲冲地在敖德萨搜寻协约国，他们相信只要一拿获协约国，战争就会结束。（全场大笑）可以设想，红军战士当时在敖德萨能够拿获协约国的某个代表。但是协约国问题当然不会因而得到解决，因为当时敖德萨虽然是邓尼金匪徒的最后一块地盘，但是协约国的根底不在敖德萨，而在世界资本主义中。
我们有些同志也是这样，他们在右倾问题上把问题着重在代◎第64页◎表右倾的人的身上，而忘记了产生这种倾向的条件。
因此，我们在这里首先应当阐明离开列宁路线的右倾和“左”倾（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产生的条件问题。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而走向社会民主党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这种倾向固然没有正式形成，也许还没有被意识到，但毕竟是一种倾向。既然某一部分共产党员否认竞选中“阶级反对阶级”这个口号的适当性（法国），或反对共产党单独提出候选人（英国），或不愿强调对“左派”社会民主党斗争的问题（德国），如此等等，——那就是说在共产党内有些人力图使共产主义去迁就社会民主主义。
如果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在思想上被粉碎，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而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加强和巩固，因为社会民主党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
总之，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保存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条件增长起来。
在资本主义已经被推翻，但是资本主义根底还没有挖除的苏维埃发展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我们党的总路线而走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这种倾向固然没有正式形成，也许还没有被意识到，但毕竟是一种倾向。既然我们的某一部分共产党员企图拉着党离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后退，否认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必要性；或要求收缩我国工业，认为目前我国工业的高速度发展会使国家遭到灭亡；或否认资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适当性，认为这种资助是浪费金钱；或否认在自我批评基础上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第65页◎的适当性，认为自我批评会动摇我们的机关；或要求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如此等等，——那就是说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有些人企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去迁就（也许他们自己还没有觉察到）“苏维埃的”资产阶级的口味和需要。
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成分在我国大大加强。而资本主义成分在我国加强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削弱和资本主义恢复的机会的增多。
总之，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所必需的条件增长起来。
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内，有没有使资本主义恢复（复辟）成为可能的条件呢？是的，是有的。同志们，这看起来也许是很奇怪的，但这是事实。我们推翻了资本主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加速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并使农民经济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结合起来。但是，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这些老根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它们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
资本主义的力量，正如列宁所说，在于“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73页）（注：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1页。——编者注）。
很明显，既然小生产在我国很普遍，甚至占优势，既然它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经常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那么我国就有使资本主义恢复成为可能的条件。
在我们苏维埃国家内，有没有为消灭和铲除资本主义恢复的◎第66页◎可能性所必需的手段和力量呢？是的，是有的。列宁关于苏联有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论点所以正确，就因为它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为此就必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农联盟，从国家工业化着眼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命脉，高速度发展工业，使国家电气化，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使农民普遍合作化，提高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把个体农民经济逐渐联合为公共的集体经济，发展国营农场，限制并战胜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如此等等。
列宁关于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必须记住。每一个细心观察过农村生活并把它同城市生活比较过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支持的，要粉碎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经济基础从小农的变成大工业的。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终的胜利。”（《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46—47页）（注：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99页。——编者注）
第一，由此可见，当我们还生活在小农国家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老根的时候，资本主义比共产主义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有时候人们把树砍倒了，却没有把树根挖掉，因为力量不够。由此就产生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的可能性。◎第67页◎
第二，由此可见，除了资本主义恢复的可能性以外，在我国还有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我们努力实现国家电气化，如果我们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建立起现代化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我们就能够消灭资本主义恢复的可能性，就能够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并在我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由此就产生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的可能性。
最后，由此可见，不能仅仅在工业方面建设社会主义，而听凭农业去自发地发展，以为农村“自然会跟着”城市走。城市里社会主义工业的存在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因素。但是这还不是说有了这个因素就完全够了。要使社会主义的城市能够引导农民的乡村往前走到底，就必须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
列宁的这一句话和他的另一句话即“新经济政策……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注：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20页。——编者注）是不是矛盾呢？不，不矛盾。恰恰相反，这两句话是完全相符的。列宁决不是说新经济政策给予我们现成的社会主义。列宁只是说新经济政策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可能建成和社会主义实际建成是大有差别的。决不可以把可能性和现实混为一谈。正是为了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列宁才主张实现国家电气化，主张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建立起现代化大工业的技术基础，作为社会主义在我国最终胜利的条件。
可是要在一两年内实现这个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在一两年内使国家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工业，使千百万◎第68页◎农民群众合作化，为农业建立起新的技术基础，把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发展国营农场，限制并战胜城乡资本主义分子。为此就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多年紧张的建设工作。当这一点还没有做到的时候（而这一点并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我们就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在这里，小生产是经常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在这里，资本主义恢复的危险还是存在。
因为我国无产阶级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十分复杂的最实际最现实的生活中，所以在小生产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就“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89页）（注：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00页。——编者注），从而把某种犹豫、某种动摇带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来。
我们党的队伍里各种动摇和各种离开列宁路线的倾向，其根源和基础就在这里。
正因为如此，不能认为我们党内的右倾或“左”倾问题是一个不值一提的问题。
我们党内的右倾危险，即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它过低估计我们敌人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力量，看不见资本主义恢复的危险，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奥秘，因而很轻易地向资本主义让步，要求降低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要求宽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要求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问题推到后面去，要求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放纵资本主◎第69页◎义势力，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阵地，增多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的机会。
我们党内的“左”倾（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它过高估计我们敌人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力量，只看见资本主义恢复的可能性，而看不见我国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陷于悲观失望，只好用我们党内有特米多尔主义（注：特米多尔主义 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对联共（布）的诬蔑。斯大林说：“反对派说现在我们这里发生了特米多尔式的蜕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国的经济和政治正在破产和倒退，我们不是在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在走向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当然是奇怪的、愚蠢的。”（《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93—294页）特米多尔，亦译热月，是1793年法国国民公会重颁的革命历法的第十一月，相当于公历7月19—20日至8月17—18日这段时间。共和二年热月9日，即1794年7月27日，发生了热月政变，雅各宾派革命专政被推翻，政权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手里转到了大资产阶级手里。）这种胡说来安慰自己。
列宁说：“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注：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99页。——编者注）根据列宁这句话，“左”倾就做出不正确的结论说：在苏联根本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对农民是毫无办法的；工农联盟的思想是已经过时的思想；如果没有西方胜利了的革命的及时援助，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就一定会垮台或蜕化；如果不采纳那种幻想的、不惜以和农民决裂为代价来实行的超工业化计划，那就必须认为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已经毁灭了。
由此就有“左”倾政策中的冒险主义。由此就有政策中的“超人的”跳跃。
毫无疑问，如果“左”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工人阶级脱离自己的农民基础，使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脱离其余的工人群众，因而就会使无产阶级遭受失败，使资本主义恢复的条件容易形成。
可见，这两种危险（无论是“左”倾危险或右倾危险），这两种离开列宁路线的倾向（无论是右倾或“左”倾），虽然从不同的两端出发，但引起的后果是一样的。
这两种危险哪一种坏些呢？我认为两种都坏。◎第70页◎
从对这两种倾向顺利进行斗争的观点来说，它们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左”倾危险现在在党看来比右倾危险更为明显。我们对“左”倾已经进行了几年紧张的斗争，这个情况对于党当然不会没有作用。很明显，在对“左”倾即托洛茨基主义倾向进行斗争的几年中，党学会了许多东西，要用“左的”词句来欺骗党已经不是容易的了。
至于右倾危险，尽管它过去就已经存在，现在又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加强（和上年度收购危机有关）而更加突出地显露出来，但我认为这种危险在我们党内某一部分党员看来还不十分明显。因此任务就是：除了丝毫不放松对“左”倾危险即托洛茨基主义危险的斗争以外，还要着重反右倾的斗争，并竭力设法使右倾危险在党看来也和托洛茨基主义危险一样明显。
右倾问题如果不是和我们发展中的困难问题有联系，也许不会象现在这样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但是问题也就在于右倾的存在使我们发展中的困难复杂化，并阻碍我们克服这些困难。正因为右倾危险阻碍我们进行克服困难的斗争，所以克服右倾危险的问题对于我们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现在稍微谈谈我们的困难的性质。应该注意到，我们的困难决不能认为是停滞或衰落中的困难。有经济衰落或经济停滞中的困难，在发生这种困难的时候，人们就竭力使经济停滞现象的害处减轻一些，或者使经济衰落的程度减轻一些。我们的困难和这种困难毫无共同之处。我们的困难的特点就在于它们是高涨中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当我们讲到困难的时候，通常指的是要把工业提高百分之几，把播种面积扩大百分之几，把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多少普特，如此等等。正因为我们的困难是高涨中的困难，而不是衰落或停滞中的困难，所以这种困难对于党也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第71页◎的危险。
但是困难终究是困难。要克服困难就必须竭尽一切力量，必须有刚毅性和坚韧性，而刚毅性和坚韧性又不是每个人都充分具备的，也许因为有人觉得累了，疲劳了，或者因为有人宁愿过比较安静的、没有斗争和波折的生活，——所以，这里就发生犹豫和动摇，转到阻力最小的路线方面去，说什么要降低工业的发展速度，宽容资本主义分子，否认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并否认一切超出平常的、安静的日常工作范围的事物。
可是，我们不克服我们面前的困难就不能前进。而要克服困难，首先必须战胜右倾危险，首先必须克服右倾，因为右倾阻碍我们和困难作斗争，并企图摧毁我们党为克服困难而斗争的意志。
这里所指的当然是对右倾进行真正的斗争，而不是口头上的纸上的斗争。我们党内有些人为了良心上过得去，也就不反对宣布对右倾危险作斗争，好象神父有时念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欢呼语，意为“赞美上帝”。——编者注）一样，可是不采取（决不采取）任何实际办法来为反右倾斗争奠定巩固的基础，并在事实上克服这种右倾。这样的派别在我们这里就叫做对右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调和的派别。不难了解：对这种调和派的斗争就是对右倾，对右倾危险的总斗争的组成部分。因为不同这种庇护机会主义者的调和派进行有系统的斗争，就不能克服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关于右倾分子的问题无疑是值得注意的，虽然它没有决定的意义。在上年度发生粮食收购危机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在我们党的下层组织里碰到右倾危险分子，当时在乡里和村里有许多共产党员反对党的政策，弄到和富农分子结合起来的地步。你们知道，◎第72页◎这种分子在今年春季已经被清除出党，这一点已经在今年2月我们党中央的一个大家知道的文件中特别提到了。
可是，如果说我们党内再没有这种分子，那就不对了。如果往上面去看看县的和省的党组织，并好好地观察一下苏维埃机关和合作社机关，那你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在这里找到右倾危险分子以及对右倾危险采取调和态度的人。大家知道，在我们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好些工作人员所寄来的“信”、“声明”和其他文件中，右倾趋向是表现得十分明显的。你们知道，在中央七月全会（注：1928年7月4—12日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全会听取了关于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一些问题的情况报告，基本上同意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全会通过了有关粮食收购政策、建立新的国营农场（谷物农场）、改进培养新专家的工作等问题的决议。斯大林在7月5日、9日和11日的会议上先后发表了《论共产国际纲领》、《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论工农结合和国营农场》三篇演说（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5—137、138—163、164—170页）。）速记记录中提到了这些信和文件。
如果再往上面去看看，提出关于中央委员的问题，那就必须承认，在中央的成员中也有一些对右倾危险采取调和态度的因素，固然这些因素是极少的。中央七月全会速记记录就是这一点的直接证明。
而在政治局内又是怎样呢？在政治局内有没有什么倾向呢？在我们政治局内既没有右倾分子，又没有“左倾分子”，也没有对他们采取调和态度的分子。这是必须在这里十分肯定地说明的。对党不怀好意的分子和各种反对派分子散布谣言，说我们中央政治局内有右倾或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已经到了抛弃这种谣言的时候了。
在莫斯科组织里或它的上层机关莫斯科委员会内是不是有过犹豫和动摇呢？是的，是有过的。如果现在硬说那里没有发生过犹豫和动摇，那是愚蠢的。彼尼科夫的诚恳坦白的发言就是这一点的直接证明。彼尼科夫在莫斯科组织和莫斯科委员会里并不是居于末位的人。你们已经听见，他坦白地公开地承认了他在我们党的政策的许多极重要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这当然不是说，整个莫斯科委员会都发生过动摇。不，不是这个意思。象今年10月◎第73页◎莫斯科委员会告莫斯科组织全体党员书这样的文件，就毫无疑问地证明莫斯科委员会已经克服了它的某些委员的动摇。我不怀疑，莫斯科委员会的领导核心是一定能彻底纠正这种情况的。
各区组织干涉了这件事，提出了必须铲除莫斯科组织里某些领导人的错误和动摇的问题，有些同志对此表示不满。我不知道这种不满能有什么理由。莫斯科组织里各区积极分子发出了自己的呼声，要求铲除错误和动摇，这有什么不好呢？难道我们的工作不是在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的标志下进行的吗？自我批评可以提高党的和整个无产阶级的下层群众的积极性，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各区积极分子真正发挥了自己的作用，那又有什么不好或危险呢？
中央干涉这件事情是不是做得对呢？我认为中央是做得对的。别尔津认为中央提出撤换一个为区组织所反对的区领导人的问题是做得太严厉了。这是完全不对的。我请别尔津回想一下1919年或1920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当时有些中央委员在党的路线方面犯了一些在我看来并不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是按照列宁的提议对这些人进行了处分以警效尤，其中有一个人被派到土耳其斯坦，另一个人几乎被取消中央委员资格。（注：这里提到的中央委员是指米·巴·托姆斯基和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关于这个问题，参看《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二七八至二七九页。）
列宁当时这样处理是不是对呢？我认为他是完全对的。当时中央的情形并不象现在这样。当时有一半中央委员是跟着托洛茨基走的，而中央本身的情形是不稳固的。现在中央这样处理是宽大得无可比拟了。为什么呢？也许因为我们想比列宁慈善些？不，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现在中央的情形已经比当时稳固了，所以中央现在已经有可能处理得比较宽大。
萨哈罗夫硬说中央干涉得太迟，这也是不对的。所以不对，是因为他大概不知道中央的干涉其实是从今年2月就开始的。萨哈◎第74页◎罗夫如果愿意，是可以确信这一点的。固然，中央的干涉并没有立刻收到良好的效果。可是，如果拿这一点去责备中央，那就奇怪了。
结论：
(1)右倾危险是我们党内的严重危险，因为它是生根于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
(2)右倾危险因有各种困难而加深，不克服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就不能克服这些困难；
(3)在莫斯科组织里有过犹豫和动摇，有过不稳固的因素；
(4)莫斯科委员会的核心在中央和各区积极分子的帮助下已经采取一切办法去铲除这种动摇；
(5)毫无疑问，莫斯科委员会一定能克服已经发现的错误；
(6)任务就在于消除内部斗争，使莫斯科组织团结一致，在开展自我批评的基础上顺利地进行支部的改选。（鼓掌）
载于1928年10月23日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
《真理报》第247号第192—205页◎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