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27日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 于1929年12月20—27日在莫斯科举行。它是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共产主义科学院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科学研究机关、农业高等学校和经济高等学校、杂志和报纸编辑部的代表共三百零二名。斯大林在12月27日会议的最后一次全体会上发表了《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
同志们！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件主要事实，人们普遍注意的一件事实，就是集体农庄运动在蓬勃发展。
目前集体农庄运动的特点是：不仅象过去那样有一批一批的贫农加入集体农庄，而且连中农也大批地加入集体农庄了。这就是说，集体农庄运动已经由一批一批的和个别阶层的劳动农民的运动变成几百万几千万基本农民群众的运动了。这一点也应该用来说明下面这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具有反富农性质的汹涌澎湃的集体农庄运动，正在自己的道路上扫除富农的反抗，击破富农，为农村中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
但是，如果说我们有理由以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实际工作成就自豪，那么关于我们在一般经济方面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的理论工作成就就不能这样说了。而且应当承认，我们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成就，我们的实际工作成就和理论思想的发展之间有些脱节。但是，理论工作不仅必须赶上实际工作，而且要超过实际工作，武装我们的实际工作者去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我不想在这里多讲理论的意义。你们对于理论的意义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大家知道，理论如果是真正的理论，就能使实际工作者有能力确定方针，认清前途，对工作充满信心，相信我们的事业◎第210页◎必定胜利。这一切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具有而且不能不具有莫大的意义。糟糕的是我们正是在这方面，在我国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方面开始跛脚了。
否则又怎样解释在我们这里，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关于我国经济问题还流行着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呢？怎样解释这些大大小小的理论直到现在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反击呢？怎样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基本原理，这些能消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的特效解毒剂，竟开始被遗忘，不在我们报刊上广泛宣传，没有被提到首要地位呢？不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资产阶级理论作不调和的斗争，就不能彻底战胜阶级敌人，这难道很难了解吗？
新的实践产生对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的新的看法。现在，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应该有新的提法。为了不落后于实践，必须立即根据新的情况研究这一切问题。不这样就不能战胜那些引起我们实际工作者思想混乱的资产阶级理论。不这样就不能根除这些已经成为顽固偏见的理论。因为只有和理论上的资产阶级偏见作斗争，才能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
现在让我从这些被称为理论的资产阶级偏见中拿出几个来批判一下，并通过对我国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的说明来揭示出这些偏见的荒诞性。
一 “平衡”论
你们当然知道，在共产党员中间还流行着一种所谓我国国民◎第211页◎经济两种成分“平衡”论。这种理论当然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右倾营垒中的许多人在鼓吹这种理论。
按照这种理论的说法，我们首先有社会主义成分，——这是一个箱子；此外，我们还有非社会主义成分，或者说资本主义成分，——这是另一个箱子。这两个箱子沿着不同的轨道和平地向前移动，互不相撞。大家知道，按几何学说来，平行线是不会相交的。可是，这个高明理论的编造者认为，这两条平行线总有一天会相交，而当它们相交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社会主义。这个理论没有看到，在这两个所谓“箱子”后面站着阶级，而这两个“箱子”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在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在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进行的斗争中移动的。
不难了解，这种理论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不难了解，从客观上说，这种理论的目的是要保持个体农民经济的阵地，用“新的”理论武器把富农分子武装起来反对集体农庄，破坏集体农庄的阵地。
可是，这种理论直到现在还在我们的报刊上流行着。而且不能说它已经受到我们的理论家的严重反击，更不用说致命的反击了。发生这种荒诞的事情，不是由于我们的理论思想落后，又是由于什么呢？
其实，只要用马克思主义宝库中的再生产理论来反击，就能把两种成分平衡论批得体无完肤。的确，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教导说，现代社会不逐年实行积累就不能发展，而没有逐年扩大的再生产就不能实行积累。这是很明白易懂的。我们的集中的社会主义大工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发展的，因为它的规模每年都在扩大，它有自己的积累，并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
但是，我们的大工业并没有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相反地，在我◎第212页◎国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还是小农经济。能不能说我国小农经济是按照扩大再生产原则发展的呢？不，不能这样说。我国小农经济的大部分不仅不能实现逐年扩大的再生产，相反地，连简单再生产也很少有可能实现。如果农业基础是这样一种既不能实现扩大再生产而又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小农经济，那么能不能加速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呢？不，不能。能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呢？不，不能。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全部崩溃。
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于使农业成为大农业，使农业能实行积累和实现扩大再生产，从而改造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
但是怎样使农业成为大农业呢？
要做到这一点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就是用在农业中培植资本主义的方法使农业成为大农业，结果是使农民贫困，使资本主义企业在农业中发展起来。我们屏弃了这条道路，因为它是和苏维埃经济不相容的。
另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农业中培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结果是使小农经济联合成为以技术和科学装备起来的集体大经济，这种经济有可能向前发展，因为它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
因此，问题就是这样：或者走第一条道路，或者走第二条道路；或者向资本主义后退，或者向社会主义前进。任何第三条道路都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
“平衡”论就是企图指出第三条道路。正因为它指望着第三条（不存在的）道路，所以它是空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
因此，只要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来反击，就能把两种成分◎第213页◎“平衡”论批得体无完肤。
为什么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不这样做呢？谁需要使这种可笑的“平衡”论在我们报刊上流行，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束之高阁呢？
二 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 现在来谈政治经济学中的第二种偏见，即第二种资产阶级类型的理论。我指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流”论，这种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但是，我们右倾营垒中的同志们竭力鼓吹这种理论。
这种理论的编造者的论断大致如下：我们这里有过资本主义，当时工业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而农村是自发地、自流地跟着资本主义城市走，按照资本主义城市的形象进行改造的。既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这样，为什么在苏维埃经济制度下不能也是这样呢？为什么农村，小农经济不能自流地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自发地按照社会主义城市的形象进行改造呢？这种理论的编造者根据这一点就断言农村能自流地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农村本来就能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我们何必为建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操心，我们何必争吵呢？
你们看，这又是一种从客观上说来目的在于给农村资本主义分子一种新武器来反对集体农庄的理论。
这种理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丝毫用不着怀疑的。
而我们的理论家直到现在还没有抽出时间去痛斥这种引起我◎第214页◎们集体农庄实际工作者思想混乱的奇怪理论，这不是很奇怪吗？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城市对个体小农农村的领导作用是巨大而不可估量的。正因为如此，工业对农业有改造的作用。但是，单靠这个因素是否就能使小农的农村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自流地跟着城市走呢？不，不能。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村自发地跟着城市走，因为城市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的小商品个体经济就其基础来说是同一类型的经济。当然，小农商品经济还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就其基础来说它和资本主义经济是同一类型的，因为它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列宁在评论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时说得万分正确，他说：“农民的商品资本主义趋势”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趋势”（注：黑体是列宁用的。——约·斯大林注）是完全相反的（注：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4页。——编者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注：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1页。——编者注）（列宁）。
能不能说农民的小商品经济就其基础来说和城市中的社会主义生产也是同一类型的呢？很明显，如果不离开马克思主义，是不能这样说的。否则列宁就不会说：“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注：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99页。——编者注）
因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流”论是一种腐朽的反列宁主义的理论。
因此，要使小农的农村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除了其他一切办◎第215页◎法以外，还必须在农村中培植社会主义大经济，即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作为能带领基本农民群众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的社会主义基地。
因此，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城市只有在农村中培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按照新的，即社会主义的方式来改造农村，才能带领小农的农村前进。
奇怪的是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直到现在还没有受到我们的土地问题理论家应有的反击。
三 小农经济“稳固”论
现在来谈政治经济学中的第三种偏见，即小农经济“稳固”论。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大经济优越于小经济的著名论点，认为这个论点只在工业中有效，而在农业中是不适用的。鼓吹这种理论的大卫和赫茨之类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企图“依据”的事实是：小农吃得苦，耐得劳，只要能保住自己的一小块土地，甘愿忍受任何困苦；因此，小农经济在和农业中的大经济作斗争的时候就表现出稳固性。
不难了解，这种“稳固性”比任何不稳固性都坏。不难了解，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有一个目的：赞美和巩固那个使千百万小农群众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因为这种理论有这样的目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很容易就把这种理论击破了。
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们的实践，我们的实际情况提供了反对这种理论的新论据，而我们的理论家却令人奇怪◎第216页◎地不愿意利用或不会利用这种新武器去反对工人阶级的敌人。我所指的实践是：土地私有制已经消灭，土地已经国有化，小农正在摆脱对自己那一小块土地的奴隶般的依恋，因而易于从小农经济转向集体大经济。
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过去和现在而且在将来还会把西欧的小农束缚在他们的小商品经济上呢？首先而且主要的是他们私有的一小块土地，是土地私有制。他们为了买一小块土地成年累月地攒钱，他们买到以后，自然就不愿离开它，只要能保住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他们的个体经济的基础，他们宁愿忍受各种困苦，宁愿陷入愚昧和贫困的境地。
能不能说这个因素在我们这里，在苏维埃制度条件下还同样继续发生作用呢？不，不能这样说。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土地私有制。正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土地私有制，所以我们这里的农民也就没有西方农民的那种对一小块土地的奴隶般的依恋。这种情况不能不使小农经济易于转上集体农庄的轨道。
这就是在我们这里，在土地国有化的条件下，农村的大经济，农村的集体农庄能够很容易地显示出对小农经济的优越性的原因之一。
这就是消灭了绝对地租、废除了土地私有制而实行了土地国有化的苏维埃土地法的伟大革命意义。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我们拥有新论据去反对那些说小农经济在反对大经济的斗争中表现出稳固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究竟为什么我们的土地问题理论家不充分地利用这个新论据去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理论呢？
我们实行土地国有化的根据，就是《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的名著《剩余价值理论》和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所提供的理论前◎第217页◎提，这些著作是最丰富的理论思想宝库。我指的是关于一般地租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绝对地租的理论。现在很明显，这些著作的理论原理已经在我们城乡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了光辉的证实。
只是令人不能理解，为什么恰扬诺夫一类的“苏维埃的”经济学家的反科学理论应当在我们报刊上通行无阻，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地租和绝对地租理论的天才著作就不应当广泛宣传并提到首位，倒应当束之高阁呢？
你们大概记得恩格斯的《农民问题》这本著名的小册子。你们当然记得恩格斯多么慎重地对待把小农引上合作经济道路即集体经济道路的问题。让我从恩格斯的这本小册子中引证有关的一段话吧：
“而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决心的话，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1页。——编者注）
你们看，恩格斯多么慎重地对待把个体农民经济引上集体制轨道的问题。怎样解释恩格斯的这种初看起来似乎过分慎重的态度呢？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显然，他的出发点是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农民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他们（农民）很难离开它。西方的农民就是这样。存在着土地私有制的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就是这样。当然，在这里是需要十分慎重的。
能不能说在我们苏联也有同样的情况呢？不，不能这样说。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我国不存在把农民束缚在他们的个体经济◎第218页◎上的土地私有制。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我国实行了使个体农民易于转上集体制轨道的土地国有化。
这就是近来我们的集体农庄运动能够比较容易和比较迅速地发展的原因之一。
遗憾的是我们的土地问题理论家还没有打算把我国农民的情况和西方农民的情况之间的这种差别尽量清楚地揭示出来。但是，这样的工作不仅对我们苏维埃工作人员，而且对世界各国共产党人都会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将来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初期，究竟要在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在没有这种基础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这对于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我在不久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大转变的一年》（注：见本卷第196—209页。——编者注））中发挥了几个人所共知的证明农业中的大经济优越于小经济的论据，在那里我指的是大规模的国营农场。无须证明，所有这些论据也完全适用于集体农庄这种大经济单位。我说的不仅是那些有机器拖拉机基础的发达的集体农庄，而且是那些代表集体农庄建设中所谓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依靠农民的原有农具的初级集体农庄。我指的是目前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所建立的那些不过是把农民的生产工具集合起来使用的初级集体农庄。
例如拿前顿河州霍漂尔河地区的集体农庄来说吧。从表面上看，这些集体农庄在技术方面似乎和小农经济没有区别（机器少，拖拉机少）。其实，在集体农庄里面单是把农民的工具集合起来使用就产生了我们的实际工作者所梦想不到的效果。这种效果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转上集体农庄轨道后播种面积扩大了百分之三◎第219页◎十，百分之四十以至百分之五十。为什么会有这种“令人头晕目眩”的效果呢？因为农民在单干条件下是没有力量的，而在他们把自己的工具集合起来并联合为集体农庄以后，就变成了巨大的力量。因为农民已经有可能开垦在单干条件下难以开垦的熟荒地和生荒地。因为农民已经有可能把生荒地拿到自己手里。因为已经有可能把空地、零星小块土地和地界等等利用起来。
开垦熟荒地和生荒地问题对于我国农业有极大的意义。你们知道，过去俄国革命运动的轴心就是土地问题。你们知道，土地运动的目的之一是要消除缺地现象。当时许多人认为缺地现象是绝对的，就是说，俄国再没有适于耕种的闲地了。而实际情形怎样呢？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在苏联有过而且现在还有几千万公顷的闲地，但是农民用他们可怜的工具是根本无法开垦这些土地的。正因为农民过去无法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所以他们就趋向于耕种“熟地”，耕种属于地主的土地，耕种适于在单干条件下用农民原有的农具耕种的土地。这就是“缺地”的根本原因。因此，无怪乎我们的以拖拉机装备起来的谷物托拉斯现在有可能使用约两千万公顷的闲地，这些土地是农民没有耕种过的，而且是以单干的方式用小农的农具所不可能耕种的。
各个阶段（不论是初级阶段或是用拖拉机装备起来的较发达的阶段）的集体农庄运动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农民现在已经有可能使用熟荒地和生荒地了。这就是农民过渡到集体劳动之后播种面积大大扩大的秘密所在。这就是集体农庄优越于个体农民经济的一个根本原因。
不用说，当我们的机器拖拉机站和机器拖拉机队去帮助全盘集体化地区的初级集体农庄的时候，当集体农庄本身有可能把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集中在自己手里的时候，集体农庄对个体农民◎第220页◎经济的优越性就更加不容争辩了。
四 城市和乡村
关于所谓“剪刀差”问题，存在着一种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培植的偏见，对这种偏见也象对其他一切不幸还流行在苏联报刊上的资产阶级理论一样，应该宣布无情的战争。我指的是一种认为十月革命给予农民的东西似乎比二月革命少，认为十月革命其实什么也没有给予农民的理论。
这种偏见有一个时候曾被一位“苏维埃的”经济学家在我们的报刊上宣扬过。固然，这位“苏维埃的”经济学家后来放弃了自己的理论。（有人喊道：“这个人究竟是谁？”）这个人就是格罗曼。但是，这种理论得到了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拥护，并被利用来反对党。而且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断定，这种理论目前在“苏维埃的”舆论界已经不流行了。
同志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牵涉到城乡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它牵涉到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问题。它牵涉到最迫切的“剪刀差”问题。因此，我认为这种奇怪的理论是值得分析一下的。
说农民从十月革命没有得到任何东西，这是否正确呢？让我们看看事实吧。
我手里有著名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同志的著名统计表，这个统计表在我的《在粮食战线上》一文中发表过（注：见本卷第45页。——编者注）。从这个统计表中◎第221页◎可以看出，革命前地主“生产”的粮食不下六亿普特。所以，地主当时是六亿普特粮食的持有者。
根据这个统计表，富农当时“生产”的粮食是十九亿普特。这是富农当时所拥有的一种很大的力量。
根据同一个统计表，贫农和中农生产的粮食是二十五亿普特。
这就是旧的农村，十月革命前的农村的情景。
十月革命后农村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可以引用同一个统计表的数字。例如拿1927年来说吧。地主在这一年生产了多少粮食呢？很明显，他们一点也没有生产，而且也不可能生产，因为地主已经被十月革命消灭了。你们一定懂得，这必然大大改善农民的状况，因为农民摆脱了地主的羁绊。这当然是农民由于十月革命而得到的很大的好处。
富农在1927年生产了多少粮食呢？不是十九亿普特，而是六亿普特。可见富农的力量在十月革命以后的时期被削弱了三分之二以上。你们一定懂得，这不能不改善贫农和中农的状况。
而贫农和中农在1927年生产了多少粮食呢？不是二十五亿普特，而是四十亿普特。可见贫农和中农在十月革命后所生产的粮食比革命前多了十五亿普特。
这就是说明贫农和中农从十月革命得到了莫大好处的事实。
这就是十月革命给予贫农和中农的东西。
既然如此，怎么能硬说十月革命没有给予农民任何东西呢？
但是，同志们，还不止此。十月革命废除了土地私有制，消灭了土地的买卖，实行了土地国有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现在农民要生产粮食，完全用不着购买土地了。从前，他们为了购买土地成年累月地攒钱，只要买到土地，情愿借债，情愿遭受盘剥。购买土地的费用当然加在粮食生产的成本上。现在农民用不着这◎第222页◎样做了。现在农民不必购买土地就能生产粮食。因此，农民用来购买土地的几亿卢布，现在都留在农民的荷包里了。这是什么，是改善了农民的状况还是没有改善农民的状况呢？显然是改善了农民的状况。
其次，直到最近，农民还不得不以单干方式使用旧式农具耕种土地。大家都知道，使用旧式的、现在已经不适用的生产工具单干，不能为生活得好些，为不断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发展自己的文化和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广阔道路提供必要的好处。现在，在大力开展集体农庄运动以后，农民已经有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同邻居的劳动联合起来，联合为集体农庄，开垦生荒地，利用熟荒地，得到机器和拖拉机，从而把自己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甚至两倍。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由于联合为集体农庄，农民现在已经有可能用同样的劳动生产出比以前多得多的东西。因此，这就是说，粮食生产的成本比以前低得多了。最后，这就是说，在价格稳定的情况下，农民出卖粮食得到的钱会比以前多得多。
既然如此，怎么能硬说十月革命没有给予农民好处呢？
说这种荒唐话的人显然是在诬蔑党，诬蔑苏维埃政权，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剪刀差”问题，消灭“剪刀差”问题，现在应当有新的提法。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如果集体农庄运动以现有的速度发展下去，“剪刀差”在最近期间就会消灭。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城乡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城乡之间的对立将加速消除。
同志们，这种情况对于我们的整个建设事业有极大的意义。它改变着农民的心理，使他们面向城市。它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第223页◎创造了基础。它为用集体农民的“面向城市”的口号补充党的“面向农村”的口号创造了基础。
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因为现在农民从城市得到了机器、拖拉机、农艺师、组织者以及为反对和战胜富农所需要的直接帮助。极不信任城市，把城市看做强盗的旧式农民退到后面去了。代替他们的是对城市抱着希望，希望从城市得到生产上的实际帮助的新式农民，即集体农民。生怕下降为贫农而只想悄悄地（会剥夺选举权呵！）上升到富农地位的旧式农民，已经被有着新的前途——加入集体农庄，摆脱贫困和愚昧而走上经济和文化高涨的广阔道路的新式农民所代替了。
同志们，事情就是这样变化的。
同志们，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土地问题理论家竟没有采取一切办法，去痛斥和根除一切企图诋毁十月革命的成果和日益增长的集体农庄运动的资产阶级理论。
五 关于集体农庄的本质
集体农庄作为一种经济类型，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之一。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
有一个人在这里发言时诋毁集体农庄。他断言集体农庄这种经济组织同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毫无共同之处。同志们，我必须指出，对集体农庄做这样的估计是完全不正确的。毫无疑问，这种估计是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经济类型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很明显，是由人们在生产过程◎第224页◎中的关系决定的。否则还有什么可以决定经济类型呢？但是，难道在集体农庄里有生产资料占有者阶级和生产资料被剥夺的阶级吗？难道在集体农庄里有剥削者阶级和被剥削者阶级吗？难道集体农庄不是在属于国家的土地上实行基本生产工具公有化吗？有什么根据断言集体农庄作为一种经济类型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之一呢？
当然，在集体农庄里是有矛盾的。当然，在集体农庄里是有个人主义残余甚至富农思想残余的，这些残余还没有消失，但是过一个时候，随着集体农庄的巩固，随着集体农庄的机械化，这些残余必定会消失。但是整个说来，把矛盾和缺点都包括在内，集体农庄作为一种经济因素基本上是农村的新的发展道路，是和富农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相反的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难道可以否认吗？在我国条件下，集体农庄（我说的是集体农庄，而不是冒牌的集体农庄）是在同资本主义分子进行殊死搏斗中发展起来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基地和策源地，这难道可以否认吗？
有些同志企图诋毁集体农庄，把它称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形式，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不是很明显吗？
1923年我们还没有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列宁在他的《论合作制》一书中指出的是合作社的一切形式，既包括它的低级形式（供销合作社），也包括它的高级形式（集体农庄）。他当时关于合作社，关于合作社企业是怎样说的呢？请看列宁的《论合作制》一书中的一段话吧：
“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第225页◎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396页）（注：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6页。——编者注）
可见列宁并不是把合作社企业孤立起来观察，而是把它们和我们的现存制度联系起来观察，注意到合作社企业是在生产资料属于国家的国家里，在属于国家的土地上经营的；列宁这样观察合作社企业之后，就断定它们和社会主义企业并无不同之处。
列宁关于一般合作社企业就是这样说的。
关于目前的集体农庄更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这样说，这不是很明显吗？
列宁认为在我国条件下“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注：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7页。——编者注），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你们可以看出，上面提到的那位发言人诋毁集体农庄，是犯了极严重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
从这个错误中产生了他的另一个错误——关于集体农庄内的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这位发言人把集体农庄内的阶级斗争说得有声有色，使人会以为集体农庄内的阶级斗争和集体农庄外的阶级斗争并无不同之处。甚至会以为集体农庄内的阶级斗争更加残酷。而且不只是上面提到的那位发言人一个人犯了这种错误。空谈阶级斗争，叫嚷集体农庄内的阶级斗争，是目前我们的一切“左的”空喊家的特征。在这种叫嚷中最可笑的是这些叫嚷者在没有或几乎没有阶级斗争的地方“看见了”阶级斗争，而在有阶级斗争并且阶级斗争很尖锐的地方却看不见阶级斗争。
集体农庄内是否有阶级斗争的因素呢？是的，是有的。既然集体农庄内还保存着个人主义心理甚至富农心理的残余，既然集◎第226页◎体农庄内还存在着物质生活状况方面的某些不平等现象，那么集体农庄内就不能没有阶级斗争的因素。能不能说集体农庄内的阶级斗争和集体农庄外的阶级斗争是相同的呢？不，不能。我们的“左的”清谈家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看不见这个差别。
集体农庄外的，集体农庄成立以前的阶级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同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并用这些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盘剥贫农的富农进行斗争。这个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
而集体农庄基础上的阶级斗争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这就是说，富农已经被击溃并被剥夺了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其次，这就是说，贫农和中农已经在基本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联合为集体农庄。最后，这就是说，这是集体农庄庄员之间的斗争，他们中间一部分人还没有摆脱个人主义残余和富农思想残余，企图利用集体农庄内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图利营私，而另一部分人想把这些残余和这些不平等现象从集体农庄中铲除掉。只有瞎子才看不见集体农庄基础上的阶级斗争和集体农庄外的阶级斗争之间的差别，这不是很明显吗？
如果以为有了集体农庄，就有了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那就错了。如果以为集体农庄庄员已经变成社会主义者，那就更错了。不是的，要改造集体农民，克服他们的个人主义心理，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还必须做很多工作。集体农庄机械化实现得愈快，集体农庄拖拉机化实现得愈快，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愈快。但是这丝毫没有减弱集体农庄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杠杆的极大的意义。集体农庄的伟大意义，正在于它是农业中采用机器和拖拉机的主要基地，是用社会主义精神去改造农民、改造农民心理的主要基地。列宁说得对：
“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是需要经过几代的事情。只有◎第227页◎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地实行电气化，才能解决这个关于小农的问题，才能使他们的可以说是全部心理健全起来。”（《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239页）（注：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5页。——编者注）
集体农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只有通过它，千百万个体小农才能参加拥有机器和拖拉机的大经济，而机器和拖拉机是经济繁荣的杠杆，是农业按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杠杆，谁能否认这一点呢？
我们的“左的”清谈家把所有这些都忘记了。
我们的这位发言人也把这一点忘记了。
六 阶级变动和党的政策中的转变
最后谈谈国内阶级变动和社会主义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的问题。
我们党最近一年来的工作的特点就是：
（一）我们党、我们苏维埃政权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展开了全线进攻；
（二）大家知道，这个进攻产生了并且继续产生着非常显著的良好结果。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倾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实行并且还在继续实行我们整个政策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第228页◎
直到最近，党都是主张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的。大家知道，这个政策早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18—23日在莫斯科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是：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党纲、共产国际的建立、军事状况和军事政策、农村工作、组织问题等。列宁在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党纲的报告和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新党纲。大会讨论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列宁所作的农村工作报告和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作出的决议，规定党要对中农采取新的政策，即从中立中农的政策转到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并在这个联盟中保持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政策。大会根据列宁制定的党的军事政策的基本原则，通过了建立具有严格纪律的正规红军的决议。大会驳斥了否认党在苏维埃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机会主义集团，还通过了关于普遍重新登记党员和改善党的社会成分的决议。——第21、159、229页。）上就已经宣布了。这个政策在施行新经济政策时以及在我们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注：俄国共产党（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3月27日—4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是列宁出席并直接领导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列入大会议事日程的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工会问题、红军问题、财政政策、清党的总结和巩固党的队伍以及附属于这个议题的关于青年工作、关于报刊和宣传工作的补充报告等。大会对新经济政策第一年的实行情况作了总结。列宁在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关于这个报告的结论。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意味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场“谁战胜谁”的殊死斗争，同时宣布，现在退却时期已经结束，必须重新配置力量，对资本主义成分进行坚决的进攻。列宁提出：党的当前任务是学会管理经济，学会文明经商；为了顺利完成党的当前任务，必须正确地挑选干部和检查执行情况。大会严厉地谴责了工人反对派的派别活动。这次代表大会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根据列宁的建议，选举斯大林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第56、229页。）上又重新宣布了。大家都记得列宁评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提纲的著名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8—212页。——编者注）（1922年），列宁在那封信里再一次说到必须实行这个政策的问题。最后，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1927年12月2—19日在莫斯科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的总结报告、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总结报告、制定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农村工作等。斯大林于12月3日作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并于12月7日作了关于这个报告的结论。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委托中央委员会继续执行维护和平及加强苏联国防力量的政策，用毫不减低的速度继续推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扩大和巩固城乡的社会主义成分，实行消灭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大会作出了关于制定苏联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大会通过了全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拟订了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计划，并规定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方法。大会讨论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问题，指出党与反对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发展成为纲领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对派已经走上反苏维埃斗争的道路，因而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人不能留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大会批准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1927年11月）关于把列·达·托洛茨基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的决定，并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所有骨干分子和民主集中派的全部成员开除出党。——第6、48、57、64、95、229、329页。）又肯定了这个政策。直到最近，我们都是实行这个政策的。
这个政策是否正确呢？是的，它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在五年或者三年以前，我们能不能向富农举行这样的进攻呢？当时我们能不能指望这样的进攻获得胜利呢？不，不能。这样做就是最危险的冒险主义。这样做就是最危险地以进攻为儿戏。因为这样做我们一定会失败，既然失败了，就会使富农的阵地巩固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在农村还没有能够据以向富农举行坚决进攻的据点，即广大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网。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可能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社会主义生产代替富农的资本主义生产。
在1926—1927年期间，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曾拚命强迫党采取立刻向富农进攻的政策。党没有采取这种危险的冒险行动，因为党知道，严肃的人是不能允许自己以进攻为儿戏的。向富农进攻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决不能把它和反富农的高调混为一谈。也不能把它和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拚命强迫党采取的同富农扭打的政策混为一谈。向富农进攻，这就是摧毁富农并把它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离开这些目的，进攻就是高调，就是扭打，就是空喊，随便叫作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叫作真正的布尔◎第229页◎什维克的进攻。向富农进攻，这就是准备实际行动，打击富农，而且把他们打得再也站不起来。这就是我们布尔什维克所说的真正的进攻。在五年或者三年以前，我们能不能举行这样的进攻而指望获得胜利呢？不，不能。
的确，富农在1927年生产了六亿多普特粮食，其中通过农村外的交换卖出了大约一亿三千万普特。这是一个十分严重而不可忽视的力量。当时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了多少呢？大约八千万普特，其中运到市场去的（商品粮食）约为三千五百万普特。请你们自己判断一下，我们当时能不能用我们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和商品粮食代替富农的生产和商品粮食呢？显然不能。
在这种情况下向富农举行坚决进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一定会失败，一定会加强富农的阵地而落到没有粮食的境地。正因为如此，当时尽管有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冒险主义高调，我们也不能够而且不应当向富农举行坚决进攻。
可是现在呢？现在的情况怎样呢？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物质基础来打击富农，摧毁富农的反抗，把它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的生产。大家知道，1929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的粮食不下于四亿普特（比1927年富农经济的总产量少二亿普特）。其次，大家知道，1929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供的商品粮食在一亿三千万普特以上（即比1927年富农的商品粮食多些）。最后，大家知道，1930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粮食总产量将不下于九亿普特（即比1927年富农的总产量多），而它们所提供的商品粮食将不下于四亿普特（即比1927年富农的商品粮食多得多）。
同志们，现在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第230页◎
这就是我国经济中所发生的变动。
由此可见，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生产的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我们向富农举行的坚决进攻现在取得了不容置疑的胜利。
如果说的是真正的坚决进攻，而不限于空洞的反富农高调，那就应当这样向富农进攻。
这就是我们近来从限制富农剥削倾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的原因。
那么，对于剥夺富农财产的政策怎样办呢？是否可以容许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剥夺富农财产呢？——各地的人们问。真是可笑的问题！当我们主张限制富农剥削倾向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可能转为向富农坚决进攻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可能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生产的时候，剥夺富农财产是不能容许的。那时不容许剥夺富农财产的政策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而现在呢？现在情形不同了。现在我们有可能向富农举行坚决进攻，击破富农的反抗，把它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的生产。现在剥夺富农财产是由实行全盘集体化的贫农和中农群众自己进行的。现在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剥夺富农财产已经不是单纯的行政措施。现在在这些地区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现在来多谈剥夺富农财产问题是可笑而不严肃的。头都掉了，何必怜惜头发呢。
还有一个同样可笑的问题：能不能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当然不能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第231页◎
七 结论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的理论工作决不能忽略的六个关键问题。
这些问题的意义首先在于对这些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就能根除一切资产阶级理论，而这些理论有时——真叫我们丢脸——竟被我们的党员同志传播着，引起我们的实际工作者的思想混乱。早就应该铲除这些理论，抛弃这些理论了。因为只有和诸如此类的理论作无情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的理论思想才能成长和巩固起来。
最后，这些问题的意义在于它们使过渡时期经济中的旧问题有了新面貌。
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集体农庄问题，过渡时期的经济问题，现在都有了新的提法。
必须揭露有些人把新经济政策了解为退却而且仅仅了解为退却的那种错误。事实上，列宁还在施行新经济政策时就曾说过，新经济政策不只是退却，它同时又是为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举行新的坚决进攻作准备。
必须揭露有些人认为需要新经济政策只是为了城乡之间的联系的那种错误。我们需要的不是城乡之间的任何一种联系。我们需要的是能保证社会主义胜利的那种联系。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第232页◎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
还必须提出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问题。必须研究编制我国国民经济平衡表提要的问题。中央统计局在1926年当作国民经济平衡表公布的东西，不是平衡表，而是数字游戏。巴扎罗夫和格罗曼对国民经济平衡表问题的见解也是不合适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把苏联国民经济平衡表的提要制定出来，如果他们一般说来愿意研究过渡时期的经济问题的话。
如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家分出一部分工作人员根据过渡时期经济问题在目前发展阶段的新的提法去专门研究这些问题，那就好了。
载于1929年12月29日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
《真理报》第309号第126—151页◎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