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在这篇演说中补进了当时报刊上没有发表的三十多页原文。--《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编者注）
（九）播种面积问题
李可夫在这里吓唬党，断言苏联的播种面积有不断缩小的趋势。同时他向党暗示，播种面积的缩小应当归咎于党的政策。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农业正在走向退化。但是他的发言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我们有某种类似退化的现象。
播种面积有不断缩小的趋势，这样说对不对呢？不，不对。李可夫在这里利用的是全国播种面积的平均数。但是使用平均数的方法如果不用按地区统计的材料加以校正，那就不能认为是科学的方法。
也许李可夫曾经读过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他读过，他就应当记得列宁在那本书中怎样责骂那些在估计播种面积的增长时采用平均数的方法而忽视按地区统计的资料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真奇怪，李可夫现在竟重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如果按地区观察播种面积的变动情形，就是说，如果科学地对待问题，那就可以看出，一些地区的播种面积在不断增加，另一些地区的播种面积有时缩减（主要是受气候条件的影响），但是没有材料可以证明我国有什么地方，哪怕只是一个重要的产粮区，播种面积在不断缩小。
的确，在遭受霜灾或旱灾的地区，例如在乌克兰的某些地区，◎第174页◎播种面积最近有缩小的现象……
有人喊道：并不是整个乌克兰。
施利希特尔：乌克兰的播种面积增加了百分之二点七。
斯大林：我指的是乌克兰的草原地带。但是在其他没有受到不良气候条件影响的地区，例如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和巴什基尔，播种面积是不断增加的。
为什么有些地区的播种面积不断增加，而另一些地区的播种面积有时缩小呢？实际上，不能武断地说党的政策在乌克兰是一种，而在苏联的东部或中部是另一种。同志们，这是胡说八道。很明显，气候条件在这里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是的，富农缩小播种面积并不是由于气候条件的影响。这也许应当“归咎于”党的帮助贫农和中农群众反对富农的政策。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难道我们什么时候答应过实行一种能使农村所有的社会集团（包括富农在内）都满意的政策吗？而且一般说来，如果我们还想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政策，那么难道我们能够实行一种既使剥削者满意又使被剥削者满意的政策吗？如果由于我们实行了列宁的旨在限制和战胜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富农开始部分地缩小他们的播种面积，这又有什么特别呢？难道还能不是这样吗？
也许这个政策不正确，——那么请直截了当地向我们说。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因为富农部分地缩小播种面积而惊慌起来，硬说这是一般播种面积的缩小，忘记了除富农以外还有贫农和中农，他们的播种面积正在扩大，忘记了还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的播种面积正在加速增加，这不是很奇怪吗？
最后，在李可夫的发言中，关于播种面积问题还有一个不正确的地方。李可夫在这里抱怨说，在某些地方，即在集体农庄最发◎第175页◎展的地方，贫农和中农的个人耕地开始缩小了。这是事实。但这有什么不好呢？又怎能不是这样呢？既然贫农和中农开始抛弃个人耕地而转上集体经济，那么集体农庄的扩大和增多就必然会引起贫农和中农个人耕地的缩小，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而你想要怎样呢？
现在集体农庄有二百多万公顷土地。到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集体农庄将要有二千五百万公顷以上的土地。集体农庄的耕地靠吸收谁的耕地来扩大呢？靠吸收贫农和中农的个人耕地。而你想要怎样呢？否则又怎样把贫农和中农的个体经济引上集体经济的轨道呢？在许多地区，集体农庄的耕地将要靠吸收个人耕地增加起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真奇怪，有人竟不愿意了解这些简单的道理。
（十）粮食收购问题
关于我们在粮食方面的困难，有人在这里说了一大堆荒唐话。但是，他们把我们在粮食方面发生暂时性的困难的主要因素忽略过去了。
他们首先忘记了今年我们收获的黑麦和小麦（我说的是总收获量）大约比去年少五至六亿普特。这能够不影响到我们的粮食收购吗？当然不能不影响到。
也许这应当归咎于中央的政策吧？不，这同中央的政策毫不相干。这是由于乌克兰草原地带发生严重歉收（霜灾和旱灾）和北高加索、中部黑土地区、西北地区发生部分歉收的缘故。
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去年截至3月31日，我们在乌克兰收购了二亿普特粮食（黑麦和小麦），而今年只收购了二千六百万至二千七百万普特。◎第176页◎
同样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小麦和黑麦的收购量在中部黑土地区几乎减少了八分之七，在北高加索几乎减少了四分之三。
今年在东部某些地区内，粮食收购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但是，这不能补足当然也没有补足我们在乌克兰、北高加索和中部黑土地区少购的数字。
不应当忘记，在收成正常的情况下，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收购的粮食约为全苏联收购的全部粮食的一半。
真奇怪，李可夫竟把这个情况忽略过去了。
最后，还有第二种情况，这种情况也是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发生暂时性的困难的主要因素。我指的是农村富农分子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收购政策的反抗。李可夫回避了这个情况。但是回避这个因素，就是回避粮食收购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最近两年来的粮食收购经验说明什么呢？它说明手里有很多余粮并在粮食市场上起重要作用的农村富裕阶层不愿意按照苏维埃政权规定的价格自愿地把必要数量的粮食卖给我们。为了保证城市、工业区、红军和经济作物区的用粮，我们每年大约需要五亿普特粮食。用自流的方法，我们大约能收购三亿至三亿五千万普特。其余的一亿五千万普特就不得不用有组织地对农村富农阶层和富裕阶层施加压力的方法来取得。这就是最近两年来的粮食收购经验向我们说明的问题。
最近两年来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自流的方法从前有成效，而现在已经不够了呢？发生的变化是：这几年来富农和富裕分子成长起来了，几年的丰收对他们发生了作用，他们在经济上巩固了，积蓄了一些资本，因此，他们现在能够在市场上玩弄手腕，把余粮囤积起来等待高价，而依靠其他农产品来周转。◎第177页◎
决不能把粮食看作普通商品。粮食不是棉花，棉花是不能吃的，也不是任何人都买的。粮食和棉花不同，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它是人人都买而且没有它就不能生存的一种商品。富农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把粮食囤积起来，并以此感染了一般的粮食持有者。富农知道粮食是宝中之宝。富农知道余粮不仅是他们发财致富的手段，而且是盘剥贫农的手段。在目前情况下，富农手里的余粮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加强富农分子的手段。因此，我们从富农手里取得这些余粮，不仅有助于城市和红军的粮食供应，而且能打破这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加强富农的手段。
要取得这些余粮，必须做些什么呢？首先必须消除有害和危险的自流心理。必须组织粮食收购工作。必须发动贫农和中农群众反对富农，组织他们共同支持苏维埃政权加强粮食收购工作的措施。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按照捐献（注：捐献 是当时苏联动员贫农和中农同富农作斗争的一种方法。根据1928年1月起在苏联农村中实施的捐献法，为举办本地的文教福利事业，村农民大会可以通过募款决议，向各个农户摊派捐款。摊派的原则是绝大部分捐款由富农和富裕中农上层负担，贫农和力量单薄的农户可以免除捐献。）原则实行的粮食收购方法，其意义就在于它能发动农村劳动阶层反对富农以加强粮食收购工作。经验表明，这个方法能使我们获得良好的结果。经验表明，这些良好的结果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我们取得了农村富裕阶层的余粮，从而有助于国家的粮食供应；第二，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发动了贫农和中农群众反对富农，在政治上教育他们，把他们组织成为我们在农村中的一支强大的千百万人的政治军队。有些同志没有注意到这后一种情况。然而这后一种情况正是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粮食收购方法的重要结果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结果。
固然，这种方法有时候同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的办法结合起来了，于是引起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可笑的号叫。但这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不能在某些时候，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我们的阶级敌人即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呢？为什么在城市里可以成百地逮捕投机分子，把他们放逐到土鲁汉斯克边疆区去，而对于那些进行粮食投◎第178页◎机活动、企图扼杀苏维埃政权并盘剥贫农的富农，就不能用社会强制的方法，按照贫农和中农卖给我们收购机关粮食的价格去收购他们的余粮呢？这是从哪里得出来的结论呢？难道我们党曾经表示过在原则上反对对投机分子和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吗？难道我们没有对付投机分子的法律吗？
显然，李可夫和布哈林主张在原则上反对对富农采取任何非常措施。但是要知道，这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策，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你们不会不知道，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施行以后甚至主张恢复贫农委员会（注：贫农委员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6月11日的法令建立的乡村贫农组织。当时苏维埃俄国农村里的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很大一部分乡村苏维埃处于富农影响之下。6月11日的法令规定贫农委员会吸收中农参加，其任务是：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和富人手里的余粮，供给贫农和送到国家粮食收集站；同粮食私贩和粮食投机活动作斗争；组织播种和收割，保护庄稼等。贫农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支柱，在巩固苏维埃政权、清除苏维埃中的富农分子和争取中农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根据1918年11月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议，贫农委员会同乡村苏维埃合并。）政策——当然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那么对富农部分地采取非常措施又算得什么呢？这和贫农委员会政策比较起来，甚至算不得沧海一粟。
他们，布哈林集团的拥护者，希望说服阶级敌人自愿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把自己的余粮自愿卖给我们。他们希望那些已经成长起来、进行着投机活动、有可能依靠其他农产品来玩弄手腕而把余粮藏起来的富农按照我们的收购价格自愿把自己的余粮卖给我们。他们不是疯了吗？他们不懂得阶级斗争的奥秘，不知道什么是阶级，这不是很明显吗？
他们是不是知道在为加强粮食收购工作而召开的村民大会上，富农怎样嘲弄我们的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政权呢？他们是不是知道这样的事实，例如在哈萨克斯坦，我们的鼓动员花了两个钟头劝说粮食持有者把粮食拿出来供应国家，可是富农口里衔着烟斗走出来回答说：“小伙子，你跳个舞，我就给你两普特粮食。”
喊声：混蛋！
斯大林：你们试试说服这样的人吧。
是的，同志们，阶级就是阶级。谁也逃不出这个真理。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方法的好处其实就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发动贫农和◎第179页◎中农阶层去反对富农，它能够帮助我们击破富农的反抗，强迫他们把余粮交给苏维埃政权机关。
目前在布哈林集团中最时髦的字眼就是粮食收购工作中的“过火行为”。这个字眼在他们那里是最畅销的货物，因为它能够帮助他们掩盖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当他们想掩盖自己的路线时，他们通常总是说：我们当然不反对对富农施加压力，可是，我们反对在这方面所发生的触及中农的过火行为。接着他们就叙述这些过火行为的“可怕景象”，宣读“农民”的来信，宣读马尔科夫一类同志的张皇失措的信，然后就做出结论：必须取消对富农施加压力的政策。
请看：因为在实行正确的政策中有过火行为，所以就必须取消这个正确的政策。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段就是：借口在实行正确的路线中有过火行为，就来取消这条路线，用机会主义的路线来代替它。同时，布哈林集团的拥护者处心积虑地保持缄默，绝口不提还存在着另一种过火行为，更危险和更有害的过火行为，即同富农结合，迁就农村富裕阶层，用右倾分子的机会主义政策来代替党的革命政策。
当然，我们大家都反对这些过火行为。我们大家都反对对富农的打击触及中农。这是很明显的，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但是，我们坚决反对用布哈林集团所热心使用的那套关于过火行为的废话来取消我们党的革命政策，用布哈林集团的机会主义政策来代替我们党的革命政策。不，他们这套把戏是骗不了人的。
请你们说一说，党的哪一个政治措施在实行中没有发生过某种过火行为。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是，难道可以根据这一点来斥责唯一正确的路线本身吗？
就拿实行七小时工作制这样的措施来说吧。毫无疑问，这个◎第180页◎措施是我们党最近所实行的最革命的措施之一。谁不知道，我们实行这个实质上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的措施时常常发生许多过火行为，有时是最可恶的过火行为呢？这是不是说，我们应当取消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政策呢？
布哈林反对派的拥护者是不是知道，他们拿粮食收购工作中的过火行为做王牌，是滚到什么样的泥坑里去了呢？
（十一）外汇储备和粮食输入问题
最后，略为谈谈粮食输入和外汇储备问题。我已经说过，李可夫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曾经屡次提出从国外输入粮食的问题。李可夫起初说必须输入八千万至一亿普特粮食。这大约需要两亿卢布的外汇。后来他提出输入五千万普特，即价值一亿卢布（外汇）的粮食的问题。我们否决了这种做法，认定对富农施加压力，取得他们握有的大批余粮，要比花费准备用来输入我国工业设备的外汇好些。
现在李可夫改变了进攻的方向。现在他硬说资本家要贷给我们粮食，而我们似乎不想接受。他说，从经过他的手的几个电报中可以看出，资本家愿意贷给我们粮食。同时他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人，或者由于任性，或者由于其他某种不可理解的原因而不愿意接受贷给我们的粮食。
同志们，这都是胡说。如果以为西方的资本家突然怜悯起我们来，愿意几乎白白地或者长期地贷给我们几千万普特粮食，那就可笑了。同志们，这是胡说。
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各种不同的资本家集团想摸我们的底，想试探我们的财政力量、我们的支付能力、我们的坚定性已经有半年了。他们找我国驻巴黎、捷克斯洛伐克、美国和阿根◎第181页◎廷的商务代表，答应以三个月或最多六个月的最短期的信贷方式卖给我们粮食。他们要达到的与其说是想以信贷方式卖给我们粮食，不如说是想探知我们的情况是否真的困难，我们的财政力量是否真的已经枯竭，我们的财政状况是否稳固，我们是否会上他们的钩。
目前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对于我国的财政力量问题争论得很厉害。有些人说，我们已经破产，苏维埃政权的垮台即使不是几星期的事，也只是几个月的事了。另外一些人说，这话不对，苏维埃政权很稳固，它有财政力量和足够的粮食。
现在的任务在于我们要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和刚毅性，不要理睬关于贷给我们粮食的虚伪诺言，要向资本主义世界表明：我们不输入粮食也行。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根据这个理由，我们决定拒绝南森之类的各种慈善家关于以信贷方式输入苏联一百万美元粮食的建议。
根据同一理由，我们对巴黎、美国、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这些资本主义世界的侦探关于贷给我们少量粮食的建议给了否定的回答。
根据同一理由，我们决定在粮食消费方面实行最严格的节约，在粮食收购方面发挥最高度的组织性。
我们这样做是想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避免输入粮食，保存外汇以输入工业设备；另一方面向我们的一切敌人表明，我们稳固地屹立着，我们不打算理睬小恩小惠的诺言。
这样的政策是否正确呢？我认为它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它所以正确，不仅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在我国内部发现了取得粮食的新的可能性。它所以正确，还因为我们既然避免了输入粮食，既然抛◎第182页◎开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侦探，我们就巩固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提高了自己的支付能力，并彻底粉碎了关于苏维埃政权“即将灭亡”的胡说。
前几天，我们和德国资本家的代表们进行了几次初步谈判。他们答应给我们五亿贷款，并且事情看来是这样的：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业得到苏联的订货，的确认为给我们这笔贷款是必要的。
前几天，英国保守党代表团来到我国，他们为了保证自己得到苏联的工业订货，也认为有必要确认苏维埃政权是巩固的，给我们贷款是适当的。
我想，如果我们没有表现出我在上面说过的那种必要的坚定性，我们就不会有取得贷款的这些新的可能性，就不能首先从德国人方面，随后又从一部分英国资本家方面得到贷款。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我们似乎因为任性而拒绝接受以想象中的长期信贷方式贷给我们的想象中的粮食。问题在于要识破我们敌人的面目，识破他们的真正意图，并表现出为巩固我国国际地位所必需的刚毅性。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拒绝输入粮食的原因。
由此可见，粮食输入问题并不象李可夫在这里所说的那样简单。粮食输入问题是我国的国际地位问题。
五 党的领导问题
这样，我们就分析了我们在理论方面以及在我们党在共产国际内的政策和对内政策方面发生意见分歧的一切主要问题。从上◎第183页◎面所说的可以看出，李可夫说我们有一致的路线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实际上我们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党的总路线，是我们党的革命的列宁路线。另一条是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还没有完全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在布哈林集团中有想象不到的糊涂观点，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第二条路线在党内的势力很小，于是总想用某种方法伪装起来。但是你们可以看出，这条路线还是存在着，而且是一条同党的路线不同的路线，是一条几乎在我们政策的一切问题上都同党的总路线对立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右倾的路线。
现在来谈谈党的领导问题。
（一）布哈林集团的派别活动问题
布哈林说我们党内没有反对派，说布哈林集团不是反对派。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从全会的争论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布哈林集团是新反对派。这个集团的反党活动在于它企图修正党的路线，它企图修改党的路线，并准备条件使另一条路线即反对派的路线（它只能是右倾的路线）代替党的路线。
布哈林说三人团不是派别集团。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布哈林集团含有派别活动的一切因素。这里既有政纲，又有派别性的小圈子，既有辞职政策，又有反对中央的有组织的斗争。还需要什么呢？既然布哈林集团的派别活动的真相已经昭然若揭，为什么还要隐瞒呢？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就是为了在这里说出我们意见分歧的全部真相。而真相就是布哈林集团是派别集团。而且这不是普通的派别集团，我可以说它是我们党内有过的一切派别集团中最讨厌最爱吹毛求疵的派别集团。
这就从他们现在企图利用阿扎尔骚动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来◎第184页◎达到他们的派别目的这一点也看得出来。其实，这个所谓阿扎尔“暴动”同喀琅施塔特暴动（注：喀琅施塔特暴动 指1921年2—3月间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白卫分子在波罗的海海军要塞喀琅施塔特发动的反革命叛乱。促使这次叛乱发生的原因是：当时波罗的海舰队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水兵都上了前线，补充的新水兵多半是农民，而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有不满情绪；喀琅施塔特党组织由于多次动员上前线而受到了削弱。叛乱分子首领采取新的斗争策略，提出“没有共产党员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企图使政权转移到小资产阶级政党手里，为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在俄国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2月28日和3月1日叛乱分子首领召开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让所谓“左派社会主义政党”自由活动，取消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允许自由贸易，改选苏维埃。3月2日叛乱分子逮捕了舰队司令，占领了喀琅施塔特。叛乱分子并且同外国帝国主义者建立了联系。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为平定叛乱采取了果断措施，派出以克·叶·伏罗希洛夫为首的约三百名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到红军第七军加强工作。3月18日叛乱被彻底粉碎。）样的暴动比较起来算得什么呢？我认为，和这种暴动比较起来，所谓阿扎尔“暴动”甚至算不得沧海一粟。是否有过托洛茨基分子或季诺维也夫分子企图利用这种严重的喀琅施塔特暴动来反对中央、反对党的事情呢？同志们，应该承认，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相反地，在发生这种严重暴动的时期，存在于我们党内的一些反对派集团都曾经帮助党来镇压暴动，不敢利用暴动来反对党。
而现在布哈林集团是怎样做的呢？你们已经有机会看到，他们企图最卑鄙最无耻地利用这个极小的阿扎尔“暴动”来反对党。这不是极端严重的由派别性造成的头脑发昏和吹毛求疵，又是什么呢？
看来，他们要求我们做到在和资本主义国家接壤的边疆地区不发生骚动事件。看来，他们要求我们实行一种能使我们社会中的一切阶级，使富人和穷人，使工人和资本家都感到满意的政策。看来，他们要求我们做到在我们这里没有不满分子。布哈林集团中的这些同志不是疯了吗？
怎么能要求我们这些和国内外资本主义世界作斗争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做到在我们国内没有不满分子，在和敌视我们的国家接壤的某些边疆地区不会偶而发生骚动事件呢？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如果不是为了使国际资本能竭尽全力在我国边疆地区组织我国不满分子的反苏维埃政权的发动，那又是为了什么呢？除了头脑简单的自由派以外，还有谁会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呢？派别性的吹毛求疵有时能把人弄到自由派的盲目无知和目光短浅的地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第185页◎
（二）忠顺和集体领导问题
李可夫在这里断言，布哈林对我们党中央来说是最“无可责难”和最“忠顺”的党员之一。
请允许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我们不能相信李可夫的话。我们需要事实。李可夫却拿不出事实来。
例如拿布哈林同那个和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的加米涅夫集团进行幕后谈判，即进行关于组织派别联盟、改变中央政策、更换政治局委员、利用粮食收购危机反对中央的谈判来说吧。试问，布哈林对自己中央的“忠顺”和“无可责难”究竟在哪里呢？
相反地，这不就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完全违反对自己的中央、对自己的党忠顺吗？如果这叫作对中央的忠顺，那么什么叫作对自己的中央的背叛呢？
布哈林爱说忠顺，爱说老实，但是为什么他不想看看自己，问问自己：他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幕后谈判反对自己的中央，因而背叛了自己的中央，是不是最不老实地违反了忠顺于自己的中央的起码要求呢？
布哈林在这里说党中央缺乏集体领导，并且要我们相信，是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委员违反了集体领导的要求。
当然，我们的全会对一切都容忍。它也可以容忍布哈林的这些厚颜无耻的假仁假义的话。但是只有真正不知羞耻的人才敢于在全会上这样反对大多数中央委员。
事实上，既然大多数中央委员都驾上国家的大车，尽一切力量向前拉，请求布哈林集团在这项艰难的事业中帮帮忙，而布哈林集团不但不帮助自己的中央，反而千方百计地加以阻碍，把棍子投到车轮下，以辞职相威胁，并和党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商量反对我们◎第186页◎党中央，那么在这里还谈得上什么集体领导呢？
除了伪君子以外，还有谁能否认，和托洛茨基分子建立反党联盟而背叛自己中央的布哈林，不愿意而且不会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中实行集体领导呢？
除了瞎子以外，还有谁能看不见，布哈林之所以总是空谈中央的集体领导，指摘大多数中央委员，就是为了以此掩盖自己的背叛立场呢？
应当指出，布哈林违反忠顺于党中央的起码要求和党中央集体领导的起码要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 指1917年12月—1918年3月苏维埃俄国同德奥等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和签订和约前后的时期。当时，俄国的旧军队已经瓦解，不能继续作战，建立工农军队的工作刚刚开始；人民已经筋疲力尽，渴望结束战争；其他国家还没有爆发革命。列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进行战争，那就便于帝国主义摧毁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列宁主张不惜接受苛刻的议和条件，立即签订和约。但是列宁的方针在党内遭到尼·伊·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列·达·托洛茨基的反对，他们或主张对德国宣布革命战争，或主张“不战不和”。当德国提出最后通牒时，担任苏维埃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托洛茨基违背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的指示，拒绝签订和约，同时又声明说：我们在复员军队，我们不进行战争。这样，德国军队就在1918年2月18日发动全线进攻，占领了苏维埃国家的许多领土，并威胁首都彼得格勒。列宁号召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年轻的革命军队英勇地抗击了德国强盗的入侵。同时列宁跟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说服了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终于在比德方原来的最后通牒更加苛刻的条件下于3月3日缔结了和约。列宁曾指出，俄共（布）这次“由于党内出现‘左倾’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俄国革命所遇到的最大的危机之一”），当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布哈林在和约问题上处于少数地位后就跑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本是社会革命党内的左翼，1917年11月组成独立政党，领导人为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马·安·纳坦松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和十月武装起义，参加了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参加了人民委员会。但是他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并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在布列斯特谈判期间，他们反对缔结和约。在1918年3月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批准和约后，他们退出了人民委员会。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开展和贫农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7月，他们刺杀了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威·米尔巴赫，随即发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叛乱被粉碎后，左派社会革命党发生了分裂，一部分在1918年9月组成了“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组织在1918年11月和1920年先后与俄共（布）合并），另一部分领导人坚持原来立场。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最终退出了政治舞台。）那里，跑到我们党的敌人那里，和他们进行幕后谈判，企图和他们结成联盟来反对列宁和中央。当时他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了些什么，可惜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打算逮捕列宁并举行反苏维埃政变……然而最奇怪的是：布哈林一方面跑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和他们串通一气进行反对中央的秘密活动，一方面却继续叫喊（也象现在这样）必须实行集体领导。
此外，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有过这样的例子：当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布哈林在我们党的莫斯科区域局中拥有多数并得到“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支持时竟号召全体党员表示不信任党中央、拒绝服从党中央并提出我们党内的分裂问题。这是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在中央已经通过必须接受布列斯特和约条件的决议以后的事情。（注：由“左派共产主义者”尼·伊·布哈林、恩·奥新斯基、瓦·尼·雅柯夫列娃、英·尼·斯土柯夫、瓦·尼·曼采夫等控制的党的莫斯科区域局在1918年2月24日通过的决议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局，讨论了中央的工作，对于中央的政治路线和中央的成员表示不信任，主张一有机会就改选中央。此外，莫斯科区域局认为没有义务绝对服从中央所作的与履行对奥德和约的条件有关的各项决定。”决议所附的“说明”说：“莫斯科区域局认为党在最近将来的分裂恐难避免”；“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列宁把上引“说明”中的后一句话叫作“奇谈怪论”。）
布哈林的忠顺和集体领导就是这样。
李可夫在这里说必须实行集体工作。同时他指出他和他的最◎第187页◎亲密的朋友主张集体工作，这样也就是暗指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是反对集体工作的。但是，李可夫没有举出一个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话。
为了揭穿李可夫的这种无稽之谈，让我举出几个事实，几个例子，来说明李可夫是怎样实行集体工作的。
第一个例子。你们都知道向美国输出黄金的事情。也许你们中间有许多人以为黄金是根据人民委员会或中央的决定，或者是得到中央的同意，或者是通知中央之后向美国输出的。但是，同志们，事实不是这样。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同这件事情毫无关系。我们有一个非经中央批准不得输出黄金的决议。但是这个决议被违反了。究竟是谁准许输出黄金的呢？原来是李可夫的一位副手告知李可夫并得到他的同意之后准许输出黄金的。
这是什么，是集体工作吗？
第二个例子。这是关于和美国一家私营大银行谈判的问题。这家银行的财产在十月革命后被收归国有，现在它要求赔偿损失。中央已经得悉，我们国家银行的代表正在和这家银行谈判赔偿它的损失的条件。
你们知道，赔偿私人损失问题是同我国对外政策有直接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许有人以为这个谈判是得到人民委员会或中央的准许进行的。但是，同志们，事实不是这样。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同这件事情毫无关系。后来，中央得悉这个谈判之后，决定停止谈判。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是谁批准这个谈判的呢？原来是李可夫的一位副手告知李可夫并得到他的同意之后批准这个谈判的。
这是什么，是集体工作吗？
第三个例子。这是关于供应富农和中农农业机器的问题。事◎第188页◎情是这样：俄罗斯联邦经济委员会（注：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编者注）（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李可夫在俄罗斯联邦的一位副手）决定减少对中农的农业机器供应，增加对农村上层阶层即富农的机器供应。请看俄罗斯联邦经济委员会的这个反党反苏维埃的决议原文：
“在哈萨克和巴什基尔两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西伯利亚边疆区和下伏尔加边疆区、中伏尔加州和乌拉尔州，本条指出的农业机器和农具的销售百分数，对农村上层阶层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对中农阶层降低到百分之三十。”
请看：在党加紧向富农进攻并组织贫农和中农群众反对富农的时期，俄罗斯联邦经济委员会却通过了关于降低对中农的机器供应额和提高对农村上层阶层的供应额的决议。
这就叫作列宁的共产主义政策！
后来，中央知道了这件怪事之后，撤销了经济委员会的决议。但是，是谁批准这个反苏维埃决议的呢？是李可夫的一位副手告知李可夫并得到他的同意之后批准这个决议的。
这是什么，是集体工作吗？
看来，这些例子尽够说明李可夫和他的副手是怎样实行集体工作的了。
（三）反右倾斗争问题
布哈林说，被我们党的组织“恶意攻击”（用他的话说）的三个政治局委员受到了“公民死刑”（注：公民死刑 是俄国中世纪对犯人施行的侮辱性假死刑。其做法是，把犯人带上断头台，要他跪下，由刽子手在他的头顶上折断一把剑，然后用铁链把他拴在耻辱柱上。）。他说，党在报刊和会议上批评三个政治局委员即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错误，是使他们受到了“公民死刑”，而他们这三个政治局委员却“不得不”默不作声。◎第189页◎
同志们，这都是胡说。这是一个自由主义化的共产党员企图削弱党的反右倾斗争的谎话。在布哈林看来，如果他和他的朋友犯了右倾错误，那么党没有权利揭露这些错误，党应该停止反右倾的斗争，等待布哈林和他的朋友自愿地放弃自己的错误。
布哈林对我们的要求岂不是太多了吗？他是否以为党是为他而存在，不是他为党而存在呢？当全党都动员起来反对右倾并向困难进行坚决攻击的时候，谁强迫他默不作声，静坐不动呢？为什么他布哈林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现在不出来进行坚决斗争去反对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呢？如果布哈林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决定采取这个并不怎么困难的步骤，党是会欢迎他们的，这一点难道有谁会怀疑吗？究竟为什么他们不决定采取这个他们终究必须采取的步骤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把自己集团的利益摆在党和党的总路线的利益之上呢？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没有参加反右倾的斗争，这究竟应该怪谁呢？关于三个政治局委员受到“公民死刑”的那些话，是这三个政治局委员想强迫党默不作声并停止反右倾斗争的一种掩饰得很拙劣的企图，这不是很明显吗？
决不能把反右倾的斗争看作我们党的次要任务。反右倾的斗争是我们党的决定性的任务之一。如果我们在自己的队伍里，在自己的党内，在领导运动和引导无产阶级前进的无产阶级政治参谋部里，容许右倾分子自由存在和自由活动，而右倾分子正在企图涣散党，瓦解工人阶级，使我们的政策适合“苏维埃”资产阶级的口味，从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面前低头，——如果我们容许这一切，那么这将意味着什么呢？这岂不是意味着我们准备逐渐消灭革命，瓦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逃避困难，把阵地让给资本主义分子吗？
布哈林集团是否懂得，拒绝和右倾作斗争就是背叛工人阶级，◎第190页◎背叛革命呢？
布哈林集团是否懂得，不克服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就不可能克服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而不克服这些困难，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性胜利呢？
既然如此，那么所谓三个政治局委员受到“公民死刑”的抱怨还有什么价值呢？
不，同志们，布哈林分子用所谓“公民死刑”这种自由派的废话是吓不倒党的。党要求他们和我们党的全体中央委员站在一个行列中同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坚决的斗争。党要求布哈林集团这样做，是为了有助于动员工人阶级，击破阶级敌人的反抗并彻底克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
或者布哈林分子执行党的这个要求，那么党就会欢迎他们；或者他们不这样做，那么就让他们自己去埋怨自己吧。
六 结论
现在我来做结论。
我提出下列几项建议：
(1)首先应该斥责布哈林集团的观点。应该斥责这个集团在它的宣言和它的代表的发言中所陈述的观点，认定这些观点是同党的路线不相容而同右倾的立场完全一致的。
(2)应该斥责布哈林和加米涅夫集团的幕后谈判，认定这是布哈林集团不忠顺和派别活动的最明显的表现。
(3)应该斥责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所实行的辞职政策，认定这◎第191页◎是严重违反党纪的起码要求的行为。
(4)应该撤销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现任职务，并警告他们，如果再有任何不服从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情形，中央委员会将不得不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
(5)应该采取措施，使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在会议上的言论中没有任何违背党的路线、离开中央和中央各机关的决议的地方。
(6)应该采取措施，使一切机关报刊（无论是党的或苏维埃的，无论是报纸或杂志），都完全执行党的路线和党的各个领导机关的决议。
(7)应该规定特别办法（直到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来对付那些企图泄漏党、党中央委员会、党政治局的决议的机密的人。
(8)应该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关于党内问题的决议分发给各地方党组织和出席第十六次代表会议（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 于1929年4月23—29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发展农业的途径和减轻中农赋税、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总结和最近任务、清洗和审查联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等问题。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会议否决了右倾投降主义者所维护的五年计划最低方案，通过了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执行的最高方案。会议听取了维·米·莫洛托夫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和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所发表的演说《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传达报告，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告苏联全体工人和劳动农民书。）的代表，暂时不在报刊上公布。
在我看来，出路就是这样。
有些同志坚持立即取消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资格。我不同意这些同志的意见。在我看来，现在不必采取这种极端办法。
全文第一次发表于《斯大林全集》第12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96页◎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