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在这篇演说中补进了当时报刊上没有发表的三十多页原文。——《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编者注）
（六）工业发展速度和结合的新形式问题
最后是关于工业发展速度和城乡结合的新形式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意见分歧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在党的经济政策问题方面的实际分歧的一切线索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什么是结合的新形式呢？从我们的经济政策方面来看，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这就是说，除了城乡结合的旧形式以外，我们还需要结合的新形式。在旧形式下，工业主要是满足农民的个人需要（花布、鞋子、一般纺织品等等），而在新形式下，工业将满足农民经济的生产需要（农业机器、拖拉机、优良种子、肥料等等）。
过去我们主要是满足农民的个人需要，很少触及农民经济的生产需要，而现在除了继续满足农民的个人需要以外，我们还必须尽力供应那些对于在新技术基础上改造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的农业机器、拖拉机、肥料等等。◎第154页◎
当问题是恢复农业、使农民学会使用过去地主和富农的土地的时候，我们可以满足于旧的结合形式。可是现在，当问题是改造农业的时候，这就已经不够了。现在需要更进一步，需要帮助农民在新技术和集体劳动的基础上改造农业生产。
其次，这就是说，在重新装备我国工业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开始认真地重新装备农业。我们正在重新装备我国工业，而且已经重新装备了一部分，为工业奠定了新的技术基础，给工业供给了新的优良机器和新的优秀干部。我们正在建设新工厂，我们正在改造和扩建旧工厂，我们正在发展冶金业、化学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在这个基础上，城市正在发展，新的工业区正在增多，旧的工业区正在扩大。在这个基础上，对于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求正在增长。而农业仍然使用着旧式农具，使用着古老陈旧的耕作方法，使用着原始的、现在已经不适用或几乎不适用的旧技术，采用着旧的、个体小农的经营方式和劳动方式。
例如我国在革命前约有一千六百万农户，而现在至少有二千五百万农户，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这不是说明农业日益分散和零碎化又是说明什么呢？而分散的小经济的特征就在于它无力充分利用技术、机器、拖拉机和农业科学成就，它是出产商品很少的经济。
由此就产生了农产品商品量的不足。
由此就产生了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关系破裂的危险。
由此就产生了使农业跟上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必要性。
要避免这种关系破裂的危险，就必须开始认真地在新技术基础上重新装备农业。而要重新装备农业，就必须逐步地把分散的个体农户联合为大农庄即集体农庄，必须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建◎第155页◎设农业，必须扩大集体规模，必须发展原有的和新建的国营农场，必须有步骤地把预购这种广泛采用的形式应用到农业的一切主要部门中去，必须扩大那个帮助农民掌握新技术并使劳动集体化的机器拖拉机站系统，——一句话，必须逐步地把个体小农经济转到集体大生产的基础上去，因为只有公共的大生产才能充分利用科学成就和新技术，才能一日千里地推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应当丢开个体贫农中农经济。不，不是这个意思。个体贫农中农经济在供给工业以粮食和原料方面现在起着主要作用，在最近的将来还会起主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必须帮助还没有联合为集体农庄的个体贫农中农经济。
但这是说，单靠个体农民经济已经不够了。我们在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必须以全力发展集体经济形式和国营农场来补充个体贫农中农经济的发展。
因此，必须在个体贫农中农经济和公共的集体经济形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即广泛订立预购合同，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全力发展合作社运动，以便使农民易于把他们的细小的个体经济转上集体劳动的轨道。
没有这些条件，就不可能真正发展农业。没有这些条件，就不可能解决谷物问题。没有这些条件，就不可能使力量单薄的农民阶层摆脱破产和贫困。
最后，这是说，必须全力发展我国工业——我国农业生产在改造时的主要养料来源，必须发展冶金业、化学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必须建设拖拉机制造厂、农业机器制造厂等等。
无须证明，不通过广泛订立预购合同来把基本农民群众引向集体经营形式，不以大量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等等供给农业，就不可能发展集体农庄，就不可能发展机器拖拉机站。◎第156页◎
但是不加速发展我国工业，就不可能以机器和拖拉机供给农村。因此，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是在集体制基础上改造农业的钥匙。
结合的新形式的意义和作用就是这样。
布哈林集团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结合的新形式的必要性。但这不过是口头上的承认，其目的是要在口头上承认结合的新形式的幌子下偷运一种完全相反的东西。其实布哈林是反对结合的新形式的。布哈林所持的出发点不是高速度发展工业这一改造农业生产的杠杆，而是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使市场“常态化”，容许在农产品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容许私人贸易完全自由。由此就产生了他对集体农庄的不信任态度，他在中央七月全会上的发言中和他在中央七月全会前提出的提纲中都表现了这种态度。由此就产生了他对收购粮食时所采取的一切对付富农的非常措施的否定态度。
大家知道，布哈林躲避非常措施就象小鬼躲避阎王一样。
大家知道，布哈林直到现在还不能了解，富农在目前条件下是不会自愿地、自发地交出充分数量的粮食的。
这一点现在已经由我们两年来收购工作的经验证明了。
如果商品粮食还是不够，那该怎么办呢？布哈林回答说：不要用非常措施惊扰富农，要从国外输入粮食。就在不久以前，他还提议从国外输入五千万普特左右的粮食，就是说，用大约一亿卢布的外汇输入粮食。如果外汇需要用来输入工业设备，那又怎么办呢？布哈林回答说：应当尽先从国外输入粮食。这显然是要把输入工业设备的事情放在后面。
这样说来，解决谷物问题和改造农业的基础不是高速度发展工业，而是通过自由市场和在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来发展个体农◎第157页◎民经济（包括富农经济在内）。
于是我们就有了两个不同的经济政策方案。
党的方案：
1.我们重新装备（改造）工业。
2.我们开始认真地重新装备（改造）农业。
3.为此必须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广泛地订立预购合同和建立机器拖拉机站，作为建立工业和农业之间生产结合的手段。
4.至于目前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那么必须承认可以采取一些依靠中农和贫农群众共同赞助的临时的非常措施，作为击破富农反抗和从富农手里取得最大限度余粮的一种手段，而这些余粮是避免输入粮食和保存外汇以发展工业所必需的。
5.个体贫农中农经济在供给国家粮食和原料方面现在起着主要作用，将来还会起主要作用，但是单靠它已经不够了；因此，必须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广泛订立预购合同、加紧发展机器拖拉机站来补充个体贫农中农经济的发展，以利于把资本主义分子从农业中排挤出去，把个体农民经济逐步引上大规模集体经济的轨道，引上集体劳动的轨道。
6.但是要做到这一切，首先必须加紧发展工业，发展冶金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拖拉机制造厂、农业机器制造厂等等。不然就不可能解决谷物问题，也不可能改造农业。
结论：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是改造农业的钥匙。
布哈林的方案：
1.使市场“常态化”，容许在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和抬高粮价，即使这样做会使工业品、原料和粮食涨价。
2.相当地减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速度，以便全力发◎第158页◎展个体农民经济（布哈林在七月提出的提纲，布哈林在七月全会上的发言）。
3.以自流的方式收购粮食，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以采取甚至不可以部分地采取非常措施来对付富农，即使这些措施受到中农和贫农群众的赞助。
4.缺粮时就输入约值一亿卢布的粮食。
5.如果外汇不够，不能同时输入粮食和工业设备，那就应当减少工业设备的输入，也就是说，减低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不然我国农业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会“直线下降”。
结论：发展个体农民经济是改造农业的钥匙。
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
布哈林的方案是降低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破坏结合的新形式的方案。
我们的意见分歧就是这样。
有时人们问：我们在发展结合的新形式，发展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等等方面是不是做迟了呢？
有人武断地说，党在这件事情上至少大约做迟了两年。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只有不了解苏联经济情况的“左的”空喊家才会这样说。
在这件事情上做迟了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的是预见到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必要性，那么我们早在十月革命时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还在那时，在十月革命时期，党就已经预见到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必要性，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并且可以看看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18—23日在莫斯科举行。列入大会议程的是：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党纲、共产国际的建立、军事状况和军事政策、农村工作、组织问题等。列宁在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党纲的报告和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新党纲。大会讨论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列宁所作的农村工作报告和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作出的决议，规定党要对中农采取新的政策，即从中立中农的政策转到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并在这个联盟中保持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政策。大会根据列宁制定的党的军事政策的基本原则，通过了建立具有严格纪律的正规红军的决议。大会驳斥了否认党在苏维埃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机会主义集团，还通过了关于普遍重新登记党员和改善党的社会成分的决议。——第21、159、229页。）（1919年3月）所通过的我们的党纲。那里十分清楚地注意到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必要性。
但是单靠我们党的领导上层预见到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第159页◎的必要性，还不足以实现和组织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群众运动。可见这里说的不是预见，而是实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的计划。但是要实现这样的计划需要许多条件，这些条件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而直到最近才出现的。
同志们，问题就在这里。
为了实行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群众运动的计划，首先必须使党员群众在这方面支持党的领导上层。大家知道，我们党是一个有百万党员的大党。因此，必须说服广大党员群众，使他们相信领导上层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第一。
其次，为此必须在农民中间造成拥护集体农庄的群众运动，必须使农民不害怕集体农庄，使他们根据经验相信集体农庄比个体经济优越，而自行加入集体农庄。这是一件需要相当时间的严重事情。这是第二。
再其次，为此必须使国家有一笔为资助集体农庄建设、为资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所必需的经费。亲爱的同志们，这件事情是需要几亿几亿卢布的。这是第三。
最后，为此必须使工业有相当高度的发展，以便供给农业以机器、拖拉机、肥料等等。这是第四。
能不能断言我们在两三年以前就已经具备了这一切条件呢？不，不能这样断言。
决不能忘记，我们是执政党，而不是在野党。在野党可以提出一些口号（我说的是运动中的根本的实践口号），以求在取得政权后加以实现。谁也不会责备在野党不立刻实现他们的根本口号，因为大家都明白，执政的不是他们在野党，而是别的政党。
我们布尔什维克党是执政党，执政党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种政党的口号不是单纯的鼓动性的口号，而是一种更重要得多◎第160页◎的东西，因为这些口号具有实际决定那样的效力，具有法律效力，应当立即予以执行。我们党不能提出一个实践口号，然后又把它搁置起来不去执行。这样做就是欺骗群众。要提出一个实践口号，特别是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引上集体制轨道这样重大的口号，就必须具备直接实现这个口号的条件，而且必须创造和组织这些条件。正因为如此，对我们来说，单靠党的领导上层预见到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必要性是不够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还需要具备为立刻实现和贯彻我们的口号所必需的条件。
比如说在两三年以前，我们的党员群众对全力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不是已经有了准备呢？不，他们当时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准备。党员群众向结合的新形式方面实行大转变是从粮食收购方面发生第一批严重困难的时候才开始的。由于发生了这些困难，党员群众才感觉到加速建立结合的新形式，首先是加速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全部必要性，并在这方面坚决支持自己的中央。你们看，这就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而现在已经具备的一个条件。
在两三年以前，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了千百万农民群众拥护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的基础扎实的运动呢？不，没有。谁都知道，在两三年以前，农民敌视国营农场，而把集体农庄鄙视为毫无用处的“康姆尼”（注：当时苏联农民把“共产主义”叫做“康姆尼”。——编者注）。可是现在呢？现在是另一种情况了。现在我们已经有整个整个的农民阶层把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看作农民经济获得种子、良种牲畜、机器、拖拉机等等帮助的来源。现在只要供给机器和拖拉机，集体农庄事业就会加速前进。
一些相当大的农民阶层中的这种转变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什◎第161页◎么促成了这种转变呢？
首先是合作社和合作社运动的发展。不容怀疑，如果没有合作社特别是在农民中间造成了拥护集体农庄的心理基础的农业合作社的蓬勃发展，我们就不会看到现在整个整个的农民阶层所表现的那种参加集体农庄的渴望。
现有的办得很好的集体农庄在这里也起了很大作用，它们给农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把小农经济联合为大经济即集体经济是可以改进农业的。
现有的设备完善的国营农场在这里也起了作用，它们帮助农民改善了经济。至于你们都熟知的其他事实，我就不谈了。你们看，这又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而现在已经具备的一个条件。
其次，能不能断言在两三年以前我们就已经有可能大量资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给这方面拨出几亿卢布呢？不，不能这样断言。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当时甚至缺少资金去发展最低限度的工业，而没有这些工业就根本不可能实现任何工业化，更不用说改造农业了。我们当时能不能从作为国家工业化基础的工业中抽出这些资金，把它交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呢？显然不能。而现在呢？现在我们有了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资金。
最后，能不能断言在两三年以前我们在工业方面就已经有了充分的基础来加紧供给农业以机器、拖拉机等等呢？不，不能这样断言。当时的任务是要建立最低限度的工业基础以便将来供给农业以机器和拖拉机。当时我们也就是把有限的资金用来建立这个基础的。而现在呢？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发展农业的工业基础。至少这个基础在我国正在加速建立起来。
由此可见，只是到最近才在我国造成了大量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所必需的条件。◎第162页◎
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
正因为如此，不能说我们在发展结合的新形式方面做迟了。
（七）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
右倾反对派的理论家布哈林在我们政策的各个基本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大体上就是这样。
有人说，布哈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之一。这当然是对的。但是，问题在于他那套理论并不完全行得通。这就从我刚才所分析的他在党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一大堆错误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错误，即在共产国际方面的错误，在阶级斗争问题、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农民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结合的新形式问题上的错误，——所有这些错误出现在他身上决不能说是偶然的。不，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布哈林的这些错误是从他的不正确的理论观点，从他的理论缺陷中产生出来的。是的，布哈林是理论家，但他这个理论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还需要补习一下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有人援引列宁同志评论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的那封有名的信。让我们来读读这封信吧：
列宁说：“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与皮达可夫谈几句。在我看来，他们是最卓越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1926年七月全会速记记录第4册第66页）（注：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7页。——编者注）◎第163页◎
总之，不了解辩证法的理论家。烦琐哲学的理论家。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理论家。这就是列宁对布哈林的理论面目所做的评定。
同志们，你们自己知道，这样的理论家还需要补习一下。假如布哈林知道他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理论家，他还需要补习一下，他是一个还没有领会辩证法的理论家，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假如他知道这些，那么他就会谦虚一点，这对党是只会有好处的。但糟糕的是布哈林不知道谦虚。糟糕的是他不仅不知道谦虚，而且在许多问题上，首先是在国家问题上，竟教训起我们的导师列宁来了。这就是布哈林糟糕的地方。
说到这里，让我援引一下1916年列宁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所发生的那次大家知道的理论争论。这对我们揭露布哈林妄想教训列宁的那种不自量的奢望，以及他在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等重要问题上的理论弱点的根源，是很重要的。
大家知道，1916年在《青年国际》杂志（注：《青年国际》（《JugendInternationale》）是靠拢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于1915年9月—1918年5月在苏黎世出版，由威·明岑贝尔格编辑。1919—1941年，该杂志成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1919年7月前为季刊，后改为月刊。）上登载了布哈林的一篇署名Nota Bene的论文，这篇论文实际上是专门反对列宁同志的。布哈林在这篇论文中写道：
“……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赞成国家，后者反对国家，那就完全错了。其实，差别在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想要组织新的社会生产，集中的生产，即技术上最进步的生产；而分散的无政府主义生产只是意味着退到旧技术，退到旧式企业……”
“……社会民主党是或者至少应当是群众的教师，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着重指出它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目前的战争表明，国家观念的根蒂已经深深地渗入工人的心灵。”
列宁在1916年发表的一篇有名的论文中批评布哈林的这种观点说：◎第164页◎
“这是不对的。作者提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国家的态度有什么差别，但回答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经济基础的态度有什么差别。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必要的问题。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可以忘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对国家态度上的主要差别。社会主义者主张在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中利用现代国家及其机关，同样也主张必须利用国家作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特殊的过渡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的过渡形式，它也是一种国家。无政府主义者想‘废除’国家，把它‘炸毁’(“sprengen”)，象NotaBene同志在一个地方所说的那样，不过他错误地把这种观点加在社会主义者身上了。社会主义者——可惜作者把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引得太不完全了——认为资产阶级被剥夺以后，国家才会‘消亡’，逐渐‘泯灭’……”
“要‘着重指出’‘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就必须真正‘明确地’了解这种态度，但是作者恰恰没有明确的了解。‘国家观念的根蒂’一语是十分含混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不是‘国家观念’和对国家观念的否定相冲突，而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即以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态度来对待国家）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即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来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来利用国家反对资产阶级以便推翻这个阶级）相冲突。这是两种完完全全不同的东西。”（《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9卷第296页）（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3卷第165—166页。——编者注）
看来很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布哈林滚入了什么样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泥坑！
斯滕：列宁当时还没有详细阐述“炸毁”国家的必要性。布哈林虽然犯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但是已经着手阐述这个问题了。
斯大林：不，现在说的不是这个，现在说的是对于一般国家的态度，说的是布哈林认为工人阶级应当在原则上敌视任何国家，包括工人阶级的国家在内。◎第165页◎
斯滕：列宁当时只谈利用国家的问题，在对布哈林的批评中丝毫没有谈到“炸毁”问题。
斯大林：你弄错了。“炸毁”国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而是无政府主义的公式。我敢向你担保，这里说的是布哈林（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工人应当着重指出自己在原则上敌视任何国家，因而也敌视过渡时期的国家，敌视工人阶级的国家的态度。
你试向我们的工人解释一下，说工人阶级应当抱着在原则上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国家。
布哈林在他登载于《青年国际》杂志上的论文中所陈述的观点，是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国家的观点。
布哈林在这里忽略了一件“小事情”，即忽略了整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工人阶级如果真正想镇压资产阶级和建设社会主义，就非有自己的国家不可。这是第一。
第二，说列宁同志当时在他的批评中没有提到“炸毁”、“废除”国家的理论，这是不对的。从我所摘引的一段话里可以看出，列宁不仅提到了这种理论，而且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把它视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并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建立和利用新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理论来和它对立。
最后，决不能把“炸毁”和“废除”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国家“消亡”或“摧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混为一谈。有人喜欢把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以为它们是同一思想的表现。但这是不对的。列宁在批评“炸毁”和“废除”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时候，正是以“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无产阶级国家“消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据的。
为了使问题更加清楚，我在这里不妨引证列宁同志关于国家问题的一篇手稿，这篇手稿大概是在1916年底或1917年初（1917◎第166页◎年二月革命前）写的。从这篇手稿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
（一）列宁批评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半无政府主义错误的时候，是以无产阶级国家“消亡”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据的；
（二）照列宁的说法，虽然布哈林“比考茨基接近真理”，但他还是“不但没有揭露考茨基主义者，反而以自己的错误帮助了他们”。
请看这篇手稿的原文：
“1875年3月18—28日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对国家问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现在把最重要的地方全部引出来：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出现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巴黎公社以后。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sichaufl?st)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黑体是恩格斯用的〉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黑体是恩格斯用的〉一词全部改成“公团”(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的“公社”。’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这大概是所谓‘反对国家’的最精彩最激烈的一段了。
(1)‘应当抛弃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
(2)‘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那么是什么呢？显然是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形式！）
(3)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in dieZ?hnegeworfen——直译＝打嘴巴）够了。（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自己◎第167页◎德国朋友的这种明显的错误感到羞愧；——但是，他们认为，并且按当时情况来看当然是正确地认为，这种错误比起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来要小得多。注意这一点！！）
(4)‘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分解（“解体”）（注意）和消失。’（对照后来的：“消亡”）
(5)国家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所需要的（自然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一种暂时的机关’。
(6)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Niederhaltung就本来意义说不是镇压，而是制止复辟，制服）无产阶级的敌人。
(7)一到有自由的时候，就不会有国家了。
(8)‘我们’（即恩格斯和马克思）建议（在纲领中）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公团’(Gemeinwesen)，‘公社’！！！
由此可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庸俗化和玷污了的不仅是机会主义者，而且还有考茨基。
这八点极丰富的思想，机会主义者一点也不理解！！
他们仅仅看到目前的实际需要：利用政治斗争，利用现代国家来训练、教育无产阶级，来‘争取让步’。这是正确的（和无政府主义者比较），但这还只是百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如果可以用算术来表达的话。
考茨基在他的宣传活动和一般政论活动中完全抹杀了（或者忘记了？或者不懂得？）1、2、5、6、7、8各点和马克思的‘打碎’（在1912年或1913年同潘涅库克的论战中，考茨基（见后面第45—47页）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完全陷入了机会主义）。
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是：(α)现在利用国家，并且(β)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利用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这两点现在就对实践极其重要。（布哈林正是忘记了这两点！）
我们同机会主义者的区别是我们有更深刻、‘更永恒的’真理：(αα)国家是‘暂时’的，(ββ)现在关于国家的‘废话’是有害的，(γγ)无产阶级专政不完全是国家，(δδ)国家和自由是矛盾的，(εε)用来代替国家的‘公团’是个更正确的观念（概念，纲领用语），(??)‘打碎’(Zerbrechen)官僚军事机器。
此外，不应当忘记：对无产阶级专政，德国公开的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科尔布等等）是直接地否认，而正式纲领和考茨基则是间接地否认，在日常宣◎第168页◎传中闭口不谈它，并且容忍科尔布之流的背叛行为。
1916年8月曾写信给布哈林：‘让你的关于国家的思想成熟起来吧。’但是他没有让它成熟起来，就以‘Notabene’为笔名爬上了报刊，结果不但没有揭露考茨基主义者，反而以自己的错误帮助了他们！！不过，从实质上看，布哈林比考茨基接近真理。”（注：参看列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197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26页。——编者注）
关于国家问题的理论争论的简单经过就是这样。
问题看来已经很清楚：布哈林犯了半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已经是改正这些错误，跟随列宁前进的时候了。但是只有列宁主义者才会这样想。布哈林原来是不同意这一点的。他反而硬说：犯错误的不是他，而是列宁；不是他跟随了或者应当跟随列宁走，相反地，倒是列宁不得不跟随布哈林走。
同志们，你们不认为这是可能的吗？那么，请再往下听吧。1916年发生这些争论后过了九年（在这九年当中布哈林一直保持缄默），列宁逝世后过了一年，即在1925年，布哈林在《法的革命》文集上发表了从前《〈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Сборнμк Соμцαл-Лемокрαмα》）是列宁创办的布尔什维克杂志，由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两期（1916年10月第1期和12月第2期）。）编辑部（即列宁）所未予发表的《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一文。布哈林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公然声称：在这次争论中对的不是列宁，而是他布哈林。同志们，这看来似乎令人难以相信，但这是事实。
请听这个注释的原文吧：
“弗·伊·〈即列宁〉发表了一篇短评来反对《青年国际》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我并没有错误，那个错误是硬加在我头上的，因为我清楚地看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从伊里奇的短评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对‘炸毁’国家（当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论点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把这个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问题混淆起来了（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也许我当时应当更多地发挥专政的问题。但我所能为自己辩护的，就是当时社会民主党人◎第169页◎普遍颂扬资产阶级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炸毁这个机器的问题上了。
当我从美国回到俄国遇见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时候（这是在我们秘密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时弗·伊·隐藏起来了），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弗·伊·要我转告你，在国家问题上他现在和你没有意见分歧了。’伊里奇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关于‘炸毁’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但是他把这个问题，后来又把专政学说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在这方面的理论思想发展中开辟了整整一个时代。”
列宁逝世后过了一年，布哈林就是这样议论列宁的。
你们看，这就是没有学成的理论家的过分妄自尊大的标本！
很可能，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真的向布哈林说过布哈林在这里所写的话。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只应当得出一个结论：列宁有某些根据认为布哈林放弃了或准备放弃自己的错误。仅此而已。可是布哈林却另有想法。他认定：从今以后，应当被看作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始者或者至少是提倡者的不是列宁，而是他布哈林。
我们一向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我们是列宁主义者。而现在看来，列宁和我们（他的学生）都是布哈林主义者。同志们，真是有点好笑。可是，既然遇到了布哈林的这种狂妄自大，那有什么办法呢。
也许有人以为布哈林在他上述文章的注释中不过是偶而失言，他说了蠢话，后来就忘了。但这种想法原来是不对的。布哈林说这些话原来是十分认真的。这就从下面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布哈林在这个注释中所做的关于列宁错误而布哈林正确的声明，在不久以前，就是在1927年，即在布哈林第一次攻击列宁后过◎第170页◎了两年，又在马列茨基所写的布哈林传略中发表了，而布哈林连想都没有想到要抗议马列茨基的这种……大胆行为。很明显，布哈林反对列宁的言行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这样说来，对的是布哈林，而不是列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提倡者不是列宁，而是布哈林。
同志们，布哈林的理论偏见和理论野心就是这样。
尽管如此，这个人在这里发言时却还有勇气说我们党的理论观点中“有某种东西腐朽了”，说我们党的理论观点中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
说这种话的就是这个布哈林，就是这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现在犯了（过去也犯过）许多极严重的错误，不久以前还是托洛茨基的门生，昨天还企图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联盟反对列宁主义者，还跑去和他们暗中勾结的布哈林！
同志们，这难道不可笑吗？
（八）五年计划还是两年计划
现在让我来谈谈李可夫的发言。布哈林曾经企图给右倾提供理论根据，而李可夫在他的发言中竭力想为这件事情打下实际建议的基础，拿我国农业方面的困难的“可怕景象”来吓唬我们。这并不是说，李可夫没有涉及理论问题。不，他是涉及理论问题的。可是，他涉及理论问题的时候，至少犯了两个严重错误。
李可夫在他那个被政治局委员会否决了的关于五年计划的决议草案中说：“五年计划的中心思想在于国民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虽然政治局委员会否决了这个完全不正确的观点，但是李可夫在这里发言时仍然为这个观点辩护。
苏维埃国家五年计划的中心思想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话◎第171页◎对不对呢？不，不对。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国民劳动生产率的任何一种增长。我们需要的是国民劳动生产率的特定的一种增长，即能够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一贯比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的增长。五年计划如果忘记了这个中心思想，就不是五年计划，而是五年胡说了。
任何一个社会，无论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前的社会，都关心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苏维埃社会和其他任何社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所关心的不是劳动生产率的任何一种增长，而是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比其他经济形式首先比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占优势，因而能够保证战胜和排挤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那种增长。可是，李可夫忘记了苏维埃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的这个真正的中心思想。这是他的第一个理论错误。
他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认为从商品流转的角度来看集体农庄和任何个体经济（包括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在内）没有差别，或者不愿意了解这种差别。李可夫断言，从粮食市场上的商品流转的角度看来，从取得粮食的角度看来，他认为集体农庄和粮食私有者之间没有差别，所以在他看来，我们向集体农庄，向粮食私有者还是向阿根廷的某个粮商买粮食，反正都是一样。这是完全不对的。这是重复人所共知的弗鲁姆金的论调，弗鲁姆金有一个时候曾经断言，在他看来，无论在什么地方和无论向什么人买粮食，向私有者还是向集体农庄买粮食，反正都是一样。
这是用伪装形式为富农在粮食市场上捣鬼进行辩护、辩解和辩白。虽然这种辩护是从商品流转的角度进行的，但是这个事实终究不能改变为富农在粮食市场上捣鬼做辩护这个实质。如果从商品流转的角度看来集体经济形式和非集体经济形式之间没有差别，那么是否还值得去发展集体农庄，是否还值得给它们优待，是◎第172页◎否还值得去执行战胜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分子这一困难任务呢？显然，李可夫采取了不正确的观点。这是他的第二个理论错误。
这些不过是顺便提一提。现在来谈谈李可夫在发言中提出的实际问题。
李可夫在这里断定说，除了五年计划以外，还需要有另外一个平行的计划，即发展农业的两年计划。他以农业方面的困难作为提出这个平行的两年计划的根据。他说，五年计划是一件好事，他赞成这个计划，但是如果我们同时还提出一个农业的两年计划，那就更好了，否则农业就会停滞不前。
从表面上看，这个提议似乎没有任何坏处。但是如果仔细地看一看，那就可以看出：想出农业的两年计划是为了强调五年计划具有不现实的、纸上空文的性质。我们能不能同意这一点呢？不，不能。我们对李可夫说过：如果你在农业方面不满意五年计划，如果你认为五年计划所规定的用于发展农业的拨款不够，那就请你直率地说出你的补充建议，说出你的追加投资额，我们同意把农业方面的这些追加投资额加进五年计划。结果怎样呢？原来李可夫并没有任何关于农业追加投资的补充建议。试问，究竟为什么需要平行的农业两年计划呢？
其次，我们对他说过：除了五年计划以外，还有年度计划，这是五年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你在发展农业方面的那些具体的补充建议加进头两年的年度计划，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建议的话。结果怎样呢？原来李可夫并不想提出这种具体的追加拨款的计划。
于是我们明白了：李可夫提出两年计划不是为了发展农业，而是想强调五年计划具有不现实的、纸上空文的性质，想破坏五年计划的威信。为了安慰“心灵”，为了装饰门面，就需要五年计划；为◎第173页◎了行动，为了进行实际工作，就需要两年计划，——这就是李可夫的战略。李可夫提出两年计划，是为了以后在五年计划实际执行过程中拿两年计划来和五年计划对立，改编五年计划，使五年计划迁就两年计划，削减工业拨款。
就是根据这些理由，我们否决了李可夫关于平行的两年计划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