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在这篇演说中补进了当时报刊上没有发表的三十多页原文。--《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编者注）
四 在对内政策方面的意见分歧
上面我已经说过我们国内的阶级变动和阶级斗争。我说过布哈林集团患了盲目症，看不见这些变动，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我说过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布哈林反对派的张皇失措，害怕困难，准备向困难低头。
决不能说布哈林派的这些错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恰恰相◎第131页◎反，这些错误是和已经过去的那个称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发展阶段有关的，当时的建设是通过和平道路进行的，也可以说是自流地进行的，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阶级变动，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但是，现在我们所处的是和旧时期即恢复时期不同的新的发展阶段。现在我们所处的是新的建设时期，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时期。这个新时期引起了新的阶级变动，引起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它要求我们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变更我们的兵力部署，改善并巩固我们的一切组织。
布哈林集团不幸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还过着旧生活，他们看不见这个新时期的特点，不了解采取新的斗争方式的必要性。由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盲目症，张皇失措，在困难面前惊惶不安。
（一）阶级斗争问题
布哈林集团的这种盲目症和这种张皇失措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种盲目症和这种张皇失措的理论基础就是布哈林对我国阶级斗争问题所持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我指的是布哈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我指的是他不了解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奥秘。
有些人在这里屡次引证布哈林的《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书中关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那段人所共知的话。但是在这里引证这段话时有一些遗漏。让我把这段话全部引出来。同志们，为了说明布哈林已经远远地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这样做是必要的。
请听吧：◎第132页◎
“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组织网将由一些不是富农式的而是‘劳动’式的合作社细胞构成，这些细胞将长入我们的全部国家机关的体系中去，因而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链条中的环节。另一方面，富农的合作社窝巢也会同样经过银行等等长入这个体系中去；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异物，例如象租让企业那样。”（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有些同志在引证布哈林书中的这段话时不知为什么把最后一句关于承租企业家的话遗漏了。罗济特大概想给布哈林帮忙，就利用这一点在这里从座位上叫喊起来，说人家曲解了布哈林的意思。可是这整段引文的要点正是在于最后一句关于承租企业家的话。因为既然把承租企业家和富农相提并论，而富农又长入社会主义，那么由此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就是承租企业家也长入社会主义，不仅富农，而且承租企业家也长入社会主义。（全场大笑）
这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罗济特：布哈林说的是“异物”。
斯大林：布哈林说的不是“异物”，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异物”。所以，富农和承租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异物。布哈林的错误正是在于他认为富农和承租企业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异物，但还是长入社会主义。
请看布哈林的理论弄到了多么荒谬的地步。
城乡资本家，富农和承租企业家，都长入社会主义，——请看布哈林说得多么愚蠢。
不，同志们，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社会主义”。让布哈林自己把它拿去吧。◎第133页◎
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城乡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现在，按照布哈林的资本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正在消失，剥削者正在长入社会主义。
罗济特：这样说是不对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前提。
斯大林：可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
罗济特：问题就在这里。
斯大林：但是照布哈林说来，资本家是长入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罗济特，你怎么不了解这一点呢？如果城乡资本家会长入无产阶级专政体系，那么，究竟是为了反对谁需要进行斗争呢？究竟是为了反对谁需要采取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呢？
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需要，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为了镇压资产阶级和根除资本主义。但是既然城乡资本家，既然富农和承租企业家会长入社会主义，那么，一般说来是否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呢？如果需要，那是为了镇压哪一个阶级呢？
罗济特：问题就在于布哈林所说的长入是以阶级斗争为前提的。
斯大林：我看罗济特已经发誓要为布哈林效劳了。但是他的效劳象熊的效劳一样，因为他本来想救布哈林，事实上却把布哈林沉到水底了。难怪人们说：“喜欢效劳的熊比敌人更危险。”（注：“喜欢效劳的熊比敌人更危险”这句话出自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隐士和熊交了朋友。有一天，他们一同出去游玩。途中隐士困倦酣睡，熊用大石头打隐士额角上的一只苍蝇，结果把隐士的脑袋砸成了两半。）（全场哈哈大笑）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资本家阶级和已经掌握政权并建立了自己专政的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或者◎第134页◎是没有这种利益上的对立，那就只有宣布阶级利益的协调。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或者是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
或者是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或者是阶级利益协调的理论。
布伦坦诺或悉尼·维伯之类的“社会主义者”鼓吹社会主义长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那还可以理解，因为这些“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反社会主义者，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可是，一个想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同时鼓吹资本家阶级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那就不可理解了。
布哈林在他的发言中企图引用列宁的一段有名的话来证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同时他硬说列宁所说的和布哈林所说的一样：
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对列宁的粗暴而不可容忍的诬蔑。
下面是列宁这段话的原文：
“当然，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而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405页）（注：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7页。——编者注）
你们可以看出，这里一句话也没有讲到资本家阶级长入社会主义。这里只说到我们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工人和农民的合作。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说我们因此就认为耐普曼有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呢？当然不是。只有不知羞耻的人才会这样解释◎第135页◎列宁的这段话。这只是说，我们现在不消灭资产阶级，我们现在不没收他们的财产，而容许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存在，所谓一定的条件，就是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这些法律是要不断限制资本家并逐步把他们从国民经济生活中排挤出去的。
不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能不能排挤资本家，铲除资本主义的根柢呢？不，不能。
依靠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能不能消灭阶级呢？不，不能。这样的理论和实践只能培植阶级并使阶级永久存在，因为这个理论是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矛盾的。
而列宁的这段话完完全全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根据的。
在布哈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列宁的专政是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很明显，这里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
布哈林认为，为了达到消灭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应当熄灭，应当取消。恰恰相反，列宁教导说，只有通过顽强的阶级斗争才能消灭阶级，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要比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更加残酷。
列宁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315页）（注：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8页。——编者注）
关于消灭阶级，列宁就是这样说的。◎第136页◎
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列宁的公式。
通过阶级斗争熄灭和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布哈林的公式。
这两个公式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由此可见，布哈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它是接近于讲坛社会主义（注：讲坛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十九世纪后半期产生于德国，代表人物是大学教授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他们在大学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工人疾病和不幸事故的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恩格斯说：“我们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在理论方面一向顶多不过是一些略带博爱主义色彩的庸俗经济学家，而现在他们简直已经堕落到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辩护士的地步。”在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宣扬过讲坛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的理论的。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一切错误的根源就在这里。
有人会说，布哈林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不值得多谈的，因为这个理论本身就说出了——不仅说出了，而且喊出了——布哈林的错误。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当这个理论搁着不用的时候，还可以不去理它，因为在各种各样的同志的作品中有的是各种各样的蠢话！直到最近我们都是这样处置的。可是最近情况变了。近几年来嚣张起来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已经开始鼓舞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它具有现实的性质了。现在已经不能说它是搁着不用的了。现在布哈林的这个奇怪理论妄图成为我们党内右倾的旗帜，成为机会主义的旗帜。因此，我们已经不能忽视这个理论。因此，我们必须粉碎这个不正确的和有害的理论，使我们的党员同志便于和右倾作斗争。
（二）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
布哈林从他的第一个错误中产生出来的第二个错误，就是他对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对资本主义分子加紧反抗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政策问题采取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说资本主义分子比我国经济中的◎第137页◎社会主义成分增长得快，因而他们就加紧进行反抗，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呢？不，这里说的不是这个。并且，说资本主义分子比社会主义成分增长得快是不对的。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已经濒于破产了。
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正在胜利地进攻资本主义分子，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分子增长得快，资本主义分子的比重因此正在下降，正因为资本主义分子的比重正在下降，资本主义分子才感觉到有死亡的危险，于是就加紧进行反抗。
资本主义分子所以暂时还能够加紧进行反抗，不仅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援助他们，而且是因为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他们的相对增长和社会主义的增长比较起来虽然在减低，但他们的绝对增长还是有的，这就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积蓄力量来抵抗社会主义的增长。
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在目前这种力量对比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反抗的加紧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懂得这个简单明白的真理。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是以庸人的态度来对待问题，企图用各种偶然的原因来解释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例如：苏维埃机关“不中用”，地方上的同志执行政策“不谨慎”，“缺乏”灵活性，“过火行为”等等。
请看布哈林的《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书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表明他完全是以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的：
“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以过去的表现形式爆发出来，而且这种尖锐化通常是由富农分子引起的。例如富农或者靠剥削别人发◎第138页◎财并钻进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人刺杀农村通讯员，——这就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表现形式〈这是不对的，因为最尖锐的斗争形式是暴动。——约·斯大林注〉。可是，这类事件通常发生在地方苏维埃机关还软弱无力的地区。十分明显，随着这种机关的改善，随着苏维埃政权一切基层组织的巩固，随着农村地方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的改善和加强，这类现象会愈来愈少，以至最后绝迹。”（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这样说来，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是在机关方面，是在我们的基层组织中用还是不中用，软弱还是强有力。
这样说来，例如沙赫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这是资产阶级分子反抗苏维埃政权的一种形式，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一种形式）并不是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并不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增长，而是由于我们的机关不中用。
这样说来，在沙赫特区发生大规模暗害活动以前，我们的机关是好的，而后来在发生大规模暗害活动的时候，我们的机关不知为什么突然就变成毫不中用的了。
这样说来，在去年以前，当粮食收购工作还在自流地进行，我国阶级斗争还没有特别尖锐化的时候，我们的地方组织是好的，甚至是理想的，而从去年起，当富农的反抗采取了特别尖锐的形式的时候，我们的组织突然就变成不好的、毫不中用的了。
这不是解释，而是嘲弄解释；这不是科学，而是巫师说鬼话。
这种尖锐化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原因有两个：
第一，我们在前进，我们在进攻，工业中和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都在增长，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城市和乡村的一部分资◎第139页◎本家受到相应的排挤。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正在按照列宁的“谁战胜谁”的公式生活：是我们把他们资本家打倒，如列宁所说的和他们作一次最后的斗争，还是他们把我们打倒。
第二，资本主义分子不愿意自动退出舞台，他们现在反抗而且将来还会反抗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末日到了。他们所以暂时还能进行反抗，是因为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但是他们在绝对量上还是在增长：城乡小资产阶级，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每日每时都从自己中间分泌出大小资本家来，而这些资本主义分子会采取一切办法来卫护自己的生存。
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不管我们的基层苏维埃机关是好还是坏，我们的前进，我们的进攻总是要减少资本主义分子，把他们排挤出去的，而他们，垂死的阶级，总是要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抗的。
我国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根源就在这里。
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资本家反抗的加紧和资本家比重的增长混同起来了。这样混同起来是毫无根据的。所以没有根据，是因为资本家进行反抗决不是意味着他们变得比我们更有力量。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垂死的阶级进行反抗并不是因为他们变得比我们更有力量，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比他们增长得快，他们愈来愈比我们弱。正因为他们愈来愈弱，他们才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于是不得不用尽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来进行反抗。
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和资本家进行反抗的奥秘就在这里。
实际情况既然如此，那么党的政策应当怎样呢？
党的政策应当是唤起工人阶级和农村被剥削群众，提高他们◎第140页◎的战斗力，加强他们的动员准备，以便和城乡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以便和正在进行反抗的阶级敌人作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好处之一就在于它有助于动员工人阶级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
布哈林的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他对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的见解的害处在什么地方呢？
在于它会麻痹工人阶级，破坏我国革命力量的动员准备，涣散工人阶级，便利资本主义分子向苏维埃政权进攻。
（三）农民问题
布哈林的第三个错误是在农民问题上发生的。大家知道，农民问题是我们政策中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在我国的条件下，农民是由几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即由贫农、中农和富农组成的。很明显，我们对这些集团的态度不能是一样的。贫农是工人阶级的支柱，中农是同盟者，富农是阶级敌人，——这就是我们对这些社会集团的态度。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尽人皆知的。
可是布哈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有些不同。在他说明农民的特征的时候，农民分化的事实不见了，存在着几个社会集团的事实也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剩下的只是叫作农村的灰茫茫的一片。在他看来，富农不是富农，中农不是中农，农村是一片贫穷。他在这里发言时也就是这样说的。他说：难道我国的富农可以叫作富农吗？这不过是穷人罢了。布哈林在这里还说：我国的中农难道象中农吗？这不过是挨饿的穷人罢了。很明显，对农民的这种看法是和列宁主义不相容的根本错误的看法。
列宁说过，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注：参看《列宁全集》第32卷第471页。——编者注）。这个原理是◎第141页◎否正确呢？无疑是正确的。为什么把个体农民看作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呢？因为在构成我国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中，农民是一个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为经济基础的阶级。因为农民当他还是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农民的时候，经常不断地从自己中间分泌出而且不能不分泌出资本家来。
这种情况对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问题具有决定的意义。这就是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和农民的任何一种联盟，而只是建立在和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的基础上的那种联盟。
由此可见，列宁关于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论点不但不和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的思想相矛盾，反而给这个旨在反对一般资本主义分子，特别是反对农村中农民资本主义分子的工人阶级和大多数农民的联盟提供了根据。
列宁提出这个论点，是为了指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只有建立在和农民本身所分泌出来的那些资本主义分子作斗争的基础上才能是巩固的。
布哈林的错误就在于他不懂得和不接受这个简单的道理，他忘记了农村中的社会集团，在他的视野中富农和贫农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清一色的中农群众。
这种情况表明了布哈林的毫无疑义的右倾，这种右倾和“左”倾即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相反，“左”倾除了贫农和富农以外看不见农村中的其他社会集团，中农在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在和农民联盟的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集团之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和中农群众建立巩固联盟的政策，而布哈林集团则主张和全体农民建立任何一种联盟。用不着证明，这两种立场都是不正确的，一个是半斤，一个是八两。◎第142页◎
列宁主义无疑主张和基本农民群众建立巩固的联盟，即主张和中农建立联盟，但不是主张建立任何一种联盟，而是主张和中农建立能保证工人阶级领导作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促进消灭阶级的那种联盟。
列宁说：“对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协议，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从工人阶级的观点看来，只有当这种协议支持工人阶级专政并且成为一种消灭阶级的手段时，它才是可以容许的、正确的和原则上可能的，如果忘掉这一点，那么工人阶级和农民成立协议的公式自然就会成为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敌人和专政的一切敌人所主张的公式。”（《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387页）（注：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95—396页。——编者注）
其次：
列宁说：“现在，无产阶级掌握着政权，领导着政权。它领导着农民。领导农民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第一，要实行消灭阶级而不是保存小生产者的路线。如果我们离开了这条根本的和主要的路线，那我们就会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就会滚到小资产者，滚到现在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最凶恶的敌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一边去。”（同上，第399—400页）（注：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410页。——编者注）
这就是列宁对于和基本农民群众联盟即和中农联盟问题的看法。
布哈林集团在中农问题上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看不见中农的两重性，看不见中农介于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两重地位。列宁说：“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级。”（注：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9页。——编者注）为什么呢？因为中农一方面是劳动者，这就使他和工人阶级接近，而另一方面又是私有者，这就使他和富农接近。由此就产生了中农的动摇。这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第143页◎确的。这种动摇也是每日每时都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来的。
列宁说：“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于社会主义，宁愿工人专政而不愿资产阶级专政。农民作为粮食出售者，倾向于资产阶级，倾向于自由贸易，就是说，要退到‘惯常的’、旧有的、‘历来的’资本主义去。”（《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314页）（注：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7—858页。——编者注）
因此，和中农的联盟只有当它的目的是反对资本主义分子，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时候，只有当它保证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的时候，只有当它促进消灭阶级的时候，才能是巩固的。
布哈林集团忘记了这些简单明白的道理。
（四）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关系问题
布哈林的第四个错误是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发生的。布哈林在这方面的错误在于他看不见新经济政策的两个方面，只看见新经济政策的一个方面。我们在1921年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是把它的锋芒指向战时共产主义，指向排斥任何私人贸易自由的制度和秩序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容许私人贸易的一定自由。这一方面布哈林记住了。这是很好的。
但是，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有这一方面，那就错了。布哈林忘记了新经济政策还有另一方面。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决不是容许私人贸易完全自由，决不是容许在市场上自由玩◎第144页◎弄价格。新经济政策是在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私人贸易在一定限度、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方面。而且新经济政策的这一个方面比它的第一个方面对我们更为重要。在我国市场上没有象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常见的那种自由玩弄价格的现象。粮食价格基本上是由我们规定的。工业品价格是由我们规定的。我们努力实行降低产品成本和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同时我们力求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这种独特的市场秩序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没有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只要新经济政策存在，就应当保存它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反对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其目的是保证私人贸易的一定自由；第二个方面是反对私人贸易完全自由，其目的是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取消这两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就不会有新经济政策。
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只会受到“从左边”即从那些想取消任何贸易自由的人们方面来的危险。这是不对的。这是极大的错误。而且这种危险现在是最不现实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地方组织和中央组织里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不懂得保持一定的贸易自由是完全必要的和适当的。
从右边来的危险，即从那些想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想“解放”市场，从而开辟私人贸易完全自由的纪元的人们方面来的危险要现实得多。毫无疑问，这种从右边来破坏新经济政策的危险现在要现实得多。
不应当忘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正是在这方面进行活动，正是从右边来破坏新经济政策的。也应当记住，富农和富裕分子的号叫，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的号叫（我们的许多同志常常受这种号叫的影响），正是从这方面来攻击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看不见破坏新经济政策的这第二种真正现实的危险，这个事实无可怀疑地说明他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屈服了。
布哈林提议使市场“常态化”，按地区“调整”粮食收购价格，即提高粮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不满意苏维埃的市场◎第145页◎条件，他想逐渐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提议向从右边来破坏新经济政策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让步。
姑且假定我们听从了布哈林的劝告。由此会得到什么结果呢？比如说，我们在秋天，在收购初期提高了粮价。但是由于市场上总有一些人，各种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会用高出两倍的价钱来收买粮食，而我们又不能和投机分子竞争，因为他们总共不过收买一千万普特左右，而我们却要收买几亿普特，所以粮食持有者还是会把粮食囤积起来，等待价格继续上涨。这样，到了春天，当国家最需要粮食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再度提高粮价。而在春天提高粮价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害了贫农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他们在春天不得不买进粮食，一部分做种子，一部分供消费，而这些粮食就是他们在秋天按照比较低廉的价格卖出去的。这样做了以后，我们是否就能收到什么显著的效果即得到足够数量的粮食呢？最可能的是得不到，因为总有一些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又会用高出一两倍的价钱来收买这些粮食。于是我们又必须准备再一次提高粮价，徒劳无益地争取赛过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
由此可见，只要一走上提高粮价的道路，我们就必定会继续滚下去，而不能保证得到足够数量的粮食。
但是问题还不限于此：
第一，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我们以后就必须提高农业所生产的原料的价格，以保持各种农产品的一定比价。
第二，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我们在城市里就不能保持低廉的粮食零售价格，因而就必须提高粮食的售价。既然我们不能够而且不应当损害工人利益，我们就必须加速提高工资。但是，这样做就不能不提高工业品价格，因为不提高工业品价格就会违反工业化的利益，使资金从城市流入农村。◎第146页◎
结果我们就必须不是在降低或至少稳定价格的基础上，而是在提高粮价和工业品价格的基础上来拉平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
换句话说，我们就必须采取使工业品和农产品涨价的方针。
不难了解，这样“调整”价格不能不弄得完全取消苏维埃价格政策，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完全放纵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
这会有利于谁呢？
只会有利于城乡富裕阶层，因为工人阶级以及贫农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是买不起昂贵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占便宜的是富农和富裕分子，是耐普曼和其他富有阶级。
这也是结合，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结合——同城乡富有阶层的结合。工人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将有充分权利来质问我们：我们是什么政权，是工农政权还是富农耐普曼政权？
同工人阶级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破裂，同城乡富有阶层结合，——这就是布哈林的市场“常态化”和按地区“调整”粮价的必然结果。
很明显，党不能走这条死路。
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概念是多么混乱，他做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俘虏是多么服贴，——这一点就从他对城乡之间、国家和农民之间新的商品流转形式问题所表现的极端否定的态度中也看得出来。他看见国家成了农民的商品供应者，农民正在成为国家的粮食供应者，就表示愤怒，大肆反对。他认为这是违反新经济政策的一切规章，几乎是破坏新经济政策。试问，为什么呢？有什么根据呢？
国家，国营工业不经过中介人直接成为农民的商品供应者，而◎第147页◎农民也不经过中介人直接成为工业，成为国家的粮食供应者，这有什么不好呢？
农民已经变成国营工业所需要的棉花、甜菜、亚麻的供应者，而国营工业已经变成这些农业部门的城市商品、种子和生产工具的供应者，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策的观点看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预购的方法在这里是建立城乡之间这些新的商品流转形式的基本方法。难道预购的方法是同新经济政策的要求抵触的吗？
由于采用这种预购的方法，农民不仅在棉花、甜菜、亚麻方面，而且在粮食方面正在成为国家的供应者，这有什么不好呢？
为什么小宗交易、少量交易可以叫做商品流转，而按照预先就货物的价格和质量订立的合同（预购合同）进行的大宗交易就不能叫作商品流转呢？
城乡之间按照预购的方法进行商品流转的这些新的广泛采用的形式正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形式是我们各个组织在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的领导方面的一个极大的进步，这难道很难了解吗？
布哈林竟不会了解这些简单明白的道理了。
（五）所谓“贡款”问题
布哈林的第五个错误（我说的是他的主要错误），是他在城乡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即所谓“贡款”问题上对党的路线进行了机会主义的歪曲。
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1929年2月）关于“剪刀差”问题的著名决议说的是什么呢？决议说的是：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第148页◎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
农民缴纳的这种超额税实际上是存在的，这是不是事实呢？是的，是事实。我们还把它叫作什么呢？我们还把它叫作“剪刀差”，叫作为迅速发展我国工业而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是否需要采取这种“流入”的办法呢？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我们真正想保持工业发展的高速度，采取这种“流入”办法作为暂时的措施是需要的。而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保持工业的迅速发展，因为这不仅是工业本身所需要的，而且首先是农业，是农民所需要的，农民现在最需要拖拉机、农业机器和肥料。
我们能不能现在就取消这种超额税呢？可惜不能。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年内一有可能就取消它。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取消它。
于是，由于“剪刀差”而形成的这种超额税就成了“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不是贡款，而是“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这是因为我们落后而产生的“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需要这种超额税是为了推进工业的发展，消除我国的落后状态。
这是不是说，征收这种额外税我们就是剥削农民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苏维埃政权的本质不容许国家对农民有任何剥削。我们许多同志在七月全会（注：1928年7月4—12日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全会听取了关于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一些问题的情况报告，基本上同意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全会通过了有关粮食收购政策、建立新的国营农场（谷物农场）、改进培养新专家的工作等问题的决议。斯大林在7月5日、9日和11日的会议上先后发表了《论共产国际纲领》、《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论工农结合和国营农场》三篇演说（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5—137、138—163、164—170页）。——第73、85、149页。）的发言中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在苏维埃制度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剥削农民的，因为劳动农民物质福利的不断提高是苏维埃社会的发展规律，而这就排斥了任何剥削农民的可能性。
农民是否担负得起这种额外税呢？是的，担负得起的。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这种额外税是在农民物质生活状况不断改善的条件下征收的。◎第149页◎
第二，因为农民有自己的个人经济，个人经济的收入使农民能够缴纳额外税；对于工人就不能这样说，因为工人没有个人经济，虽然如此，工人却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工业化事业。
第三，因为额外税的数量是逐年减少的。
我们用“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的字眼来称呼这种额外税是否正确呢？无疑是正确的。用这些字眼可以提醒我们的同志：征收这种额外税是令人不愉快的，不是出于自己的心愿的，把它长期保留下去是不可容许的。我们这样称呼加于农民的额外税，是想指出我们征收这种税并不是出于自己的心愿，而是由于需要，我们布尔什维克必须采取一切办法，一有可能就尽快取消这种额外税。
关于“剪刀差”问题，关于“流入”问题，关于“超额税”问题，关于在上述文件中被称为“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的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曾经企图挑剔“贡款”这个字眼，并责备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但是现在连瞎子也看得见，这是布哈林分子极粗暴地诬蔑我们党的卑鄙企图。现在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默认，他们关于军事封建剥削的胡说是彻底破产了。
因为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布哈林分子承认“剪刀差”和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他们就应当承认自己的责备是诬蔑，承认党是完全正确的；
或者他们否认“剪刀差”和“流入”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请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好让党把他们算入我国工业化的反对者之列。
不管怎样，我可以引证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许多次◎第150页◎发言，在那些发言中他们无条件地承认“剪刀差”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承认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也就是承认“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的提法。
怎么样，他们现在是不是还坚持“流入”的观点，还坚持在目前保留“剪刀差”的观点呢？让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吧。
布哈林：流入是需要的，但“贡款”是一个不好的字眼。（全场大笑）
斯大林：这样看来，在问题的实质上我们并没有意见分歧，这样看来，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所谓“剪刀差”，额外税，“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是目前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然而是暂时的一种手段。
很好。那么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吵嚷呢？是因为他们认为“贡款”这个字眼或“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的说法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没有使用，所以他们不喜欢这个字眼吗？
好吧，我们就来谈谈“贡款”这个字眼。
同志们，我肯定地说，这个字眼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例如在列宁同志的文章中，早已得到了公认。同志们，这会使一些没有读过列宁著作的人感到奇怪，然而这是事实。布哈林在这里“大喊大叫”，说马克思主义文献不能容忍“贡款”这个字眼。他对于党中央和一般马克思主义者竟敢使用“贡款”这个字眼感到气愤和奇怪。但是，既然已经证明这个字眼在列宁同志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早已广泛地使用，那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或许在布哈林看来，列宁不合乎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吧？那么，亲爱的同志们，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例如你们就拿列宁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1918年5月）来读一读下面一段话：◎第151页◎
“存有几千小款的小资产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敌人，他们无疑希望把这几千小款用在自己身上，反对贫民，反对任何全国性的监督，而这几千小款却给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投机活动造成数十亿的基础。假定说，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几天内创造出为数一千的价值。又假定说，在我国，由于小投机活动，由于各种盗窃行为，由于小私有者‘逃避’苏维埃的法令和条例，这个总数中的二百落了空。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会说：假如我从这一千中拿出三百来就能建立更好的秩序和组织，那我乐意拿出三百，不是二百，因为在苏维埃政权下，既然秩序和组织会整顿好，既然小私有者对国家各种垄断的破坏会被彻底打破，那么以后减少这种‘贡款’，比如说减到一百或五十，就会是十分容易的任务。”（《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515页）（注：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43页。——编者注）
看来已经清楚了。能不能根据这一点就宣称列宁同志主张对工人阶级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呢？亲爱的同志们，请你们试试看！
有人喊道：反正对中农从来没有使用过“贡款”这个概念。
斯大林：你是不是以为中农比工人阶级更靠近党呢？你真是一个糟糕的马克思主义者。（全场大笑）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既然对于工人阶级可以说“贡款”，为什么对于不过是我们的同盟者的中农就不能这样说呢？
有些爱挑剔的人会以为《论“左派”幼稚性》一文中的“贡款”这个字眼是列宁同志的失言，是偶然的失言。但是经过检查证明，这些爱挑剔的人的猜疑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你们就拿列宁同志的另一篇文章（更正确地说是小册子）《论粮食税》（1921年4月）来读一读其中的第三二四页（《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324页）（注：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06—507页。——编者注）。你们可以看到，刚才引证的关于“贡款”那一段话，列宁同志在那里又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最后，你们再拿列宁同志的《苏◎第152页◎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1918年3—4月，《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448页）来看一看，你们可以看到，列宁在这里也说到“我们因在组织全民计算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工作上的落后而付出的贡款〈已不加引号〉”（注：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04页。——编者注）。
由此可见，“贡款”这个字眼在列宁的文章中决不是偶然的东西。列宁同志使用这个字眼是为了强调“贡款”的暂时性，加强布尔什维克的毅力，以便一有可能就取消工人阶级因为我们的落后，因为我们的“缺点”而付出的这种“贡款”。
由此可见，在用“一种类似贡款的东西”的说法上，我是和一些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伙的，和列宁同志一伙的。
布哈林在这里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容许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贡款”这个字眼。他说的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呢？如果他指的是斯列普科夫、马列茨基、彼得罗夫斯基、罗济特等等一类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布哈林的气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人与其说象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象自由主义者。如果他指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列宁同志，那么应当承认，“贡款”这个字眼在他们中间早已得到了公认，而不大熟悉列宁著作的布哈林在这里是说错了。
但是“贡款”问题还不限于此。问题在于：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挑剔“贡款”这个字眼而且说起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话来，这并不是偶然的。毫无疑问，他们吵嚷说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是想表示他们对于我们各机关所实行的我们党对待富农的政策的极端不满。对党在领导农民方面的列宁的政策不满，对我们的粮食收购政策不满，对我们的全力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政策◎第153页◎不满，最后，希望“解放”市场和规定私人贸易完全自由，——这就是布哈林关于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号叫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我没有看见过责备党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第二个例子。这种反党武器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者的武库里拿来的。那么是从哪里拿来的呢？是从立宪民主党（注：立宪民主党（或称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成立于1905年10月，领袖是巴·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企图用立宪君主制的形式保存沙皇君主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支持沙皇政府的对外侵略政策。1917年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人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占据领导地位。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宪民主党人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和暴乱。在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被击溃后，立宪民主党上层的大部分人逃亡国外，继续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活动。）首领米留可夫的武库里拿来的。当立宪民主党人想挑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的时候，他们总是说：布尔什维克先生们，你们是在农民的白骨上建设社会主义。布哈林就“贡款”问题吵吵嚷嚷，就是附和米留可夫之流的先生们，就是做人民公敌的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