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在这篇演说中补进了当时报刊上没有发表的三十多页原文。——《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编者注）
（1929年4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注：这次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于1929年4月16—23日举行。全会审议了党内事件问题、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会议问题和清党问题。全会通过决议，赞同1929年2月9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斥责了尼·伊·布哈林、阿·伊·李可夫和米·巴·托姆斯基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全会同意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关于发展农业的途径和减轻中农赋税以及关于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总结和当前任务等提纲，并决定把它们提交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审议。全会还决定把它基本上同意的关于清洗联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提纲提交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审议。斯大林在4月22日会议上发表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演说。）上的演说）
（速记记录）
同志们！我不想谈到个人因素，虽然在布哈林集团某些同志的发言中个人因素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我所以不想谈，是因为个人因素是小事，小事是不值得多谈的。布哈林谈到和我的私人通信。他读了几封信，从这几封信中可以看出，我们昨天在私人关系上还是朋友，现在却在政治上发生分歧了。乌格拉诺夫和托姆斯基的发言也流露出这种口气。他们说，怎么会这样，我们都是老布尔什维克，可是突然彼此之间发生分歧，不能互相尊敬了。
我认为所有这些怨言和号叫是一个破钱都不值的。我们不是家族集团，不是私人友谊团体，而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决不容许把私人友谊的利益摆在事业的利益之上。
同志们，如果我们被称为老布尔什维克只是因为我们老，那我们的事情就糟了。老布尔什维克所以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老，而是因为他们同时又是永远年轻而不衰老的革命者。如果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离开了革命道路，或者在政治上颓废和堕落了，即使他活到一百岁，他也没有权利称为老布尔什维克，他也没有权利◎第112页◎要求党尊敬他。
其次，决不能把私人友谊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常言道，友谊是友谊，公事是公事。我们都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如果私人友谊的利益和革命利益发生冲突，那就应该把私人友谊放在次要地位。作为布尔什维克，我们只能这样提出问题。
我也不想谈到布哈林反对派某些同志的发言中所夹杂的那些对个人的暗示和隐约的责备。看来这些同志想用暗示和双关语来掩盖我们的意见分歧的政治基础。他们想用政客手腕来代替政治。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的是托姆斯基的发言。他的发言是一个企图用政客手腕代替政治问题的工联主义政客的典型发言。但是，他们这套把戏是骗不了人的。
现在我们来谈本题。
一 一条路线还是两条路线？
我们有一条共同的总路线还是有两条路线，——同志们，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李可夫在这里发言时说，总路线我们只有一条，如果说我们有某些“不大的”意见分歧，那么这是因为在对总路线的理解上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这样说对不对呢？可惜不对。不但不对，而且和事实完全相反。事实上，如果我们的路线是一条，只是我们在理解上存在着细微的差别，那么，为什么布哈林跑到以加米涅夫为首的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那里去，企图和他们组织派别联盟来反对中央和中央政◎第113页◎治局呢？布哈林在那里说中央的路线会“招致灭亡”，说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党中央有原则性的分歧，说必须彻底更换中央政治局的成员，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么，为什么布哈林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勾结起来进行反对中央的秘密活动呢？为什么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这件事上支持他呢？
如果总路线是一条，那么，怎么能设想遵循一条共同的总路线的一部分政治局委员会陷害遵循同一条总路线的另一部分委员呢？
难道能够设想，在存在着一条共同的总路线的情况下会有这种倒戈政策吗？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么，布哈林1月30日的那个彻头彻尾反对中央及其总路线的宣言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么，三人团（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2月9日的宣言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在这个宣言中厚颜无耻地对党进行粗暴的诬蔑，责备党（一）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二）实行培植官僚主义的政策，（三）实行瓦解共产国际的政策。
也许这两个宣言已经不复存在于世了？也许这两个宣言现在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了？也许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已经同意收回这两个无疑是错误的和反党的宣言了？那就让他们公开老实地告诉我们吧。那时大家就会明白，我们的路线是一条，只是我们在理解上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们不想这样做。不但不想这样做，而且也不打算在将来撤销他们的宣言，他们声称将继续坚持他们在这两个宣言中所陈述的观点。
既然如此，一条共同的总路线究竟在哪里呢？◎第114页◎
如果路线是一条，而党的路线在布哈林集团看来又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的政策，那么，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难道想和我们一起实行这种会招致灭亡的政策而不和它进行斗争吗？这真是胡说八道。
如果路线是一条，而党的路线在布哈林反对派看来又是培植官僚主义，那么，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难道想和我们一起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而不和它进行斗争吗？这真是无稽之谈。
如果路线是一条，而党的路线在布哈林反对派看来又是瓦解共产国际，那么，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难道想和我们一起瓦解共产国际而不和瓦解共产国际的政策进行斗争吗？怎么能相信这种荒谬的话呢？
不是的，同志们，李可夫说我们有一条共同的路线，这话是不大对头的。不管怎样，如果看看刚才所说的布哈林集团在宣言和行动方面的事实，那就可以看出有一条共同路线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么，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辞职政策是从哪里来的呢？在有共同的总路线的情况下，一部分政治局委员一贯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屡次决议，在党内实行怠工达半年之久，难道这是可以设想的吗？如果我们确实有一条共同的总路线，那么，一部分政治局委员竭力实行的这种瓦解性的辞职政策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实行辞职政策的例子。例如大家知道，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一部分同志要求改变党的政策，拒绝担任委托给他们的职务。大家知道，当时他们实行辞职政策的理由是要求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 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和小组合并而成。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大杂烩，他们“竭力用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批评’的补钉来修补民粹主义的破洞”（《列宁全集》第9卷第295页）。社会革命党人否认农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反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人多数支持沙皇俄国的战争政策；少数反对战争，形成了后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核心。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充当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主要支柱，党的领袖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也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在临时政府内担任要职。1917年11月，社会革命党的左翼组成了独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一段时间内承认苏维埃政权，同布尔什维克合作，但很快又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则始终敌视十月革命。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时期，社会革命党人曾多次策划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策动富农叛乱，暗害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内战结束后，它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被苏维埃政权粉碎。）一起成立联合政府，反对我们党中央实行成立清一色的布尔什维◎第115页◎克政府的政策。但是，当时的辞职政策是有意义的，因为它的根据是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其中一条路线主张成立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另一条路线主张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共同成立联合政府。这是很明白的，可以理解的。可是现在，布哈林反对派一方面宣称总路线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又实行从十月革命时期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里抄袭来的辞职政策，那就丝毫不合逻辑了。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路线是一条，那么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的辞职政策就是不可理解和无法解释的；或者我们的路线是两条，那么辞职政策就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可以解释的。
如果路线是一条，那么政治局中的三人团（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认为在政治局通过关于五年计划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提纲时可以弃权的事实是从哪里来的呢？大家的总路线是一条，而一部分同志在经济政策的一些基本问题上竟放弃了表决权，难道会有这样的事吗？不，同志们，世界上是不会有这种怪事的。
最后，如果路线是一条，只是我们在理解上有细微的差别，那么，为什么布哈林反对派的同志们（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不同意接受政治局委员会在今年2月7日向他们提出的和解方案呢？这个和解方案给布哈林集团指出了一条完全可以接受的出路，使他们能够摆脱他们自己所陷入的绝境，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下面就是大多数中央委员在今年2月7日提出的这个和解方案的原文：
“从委员会内部交换意见中查明：
(1)布哈林承认和加米涅夫谈判是政治错误；
(2)布哈林承认，他在1929年1月30日的‘声明’中关于中央实际上‘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的论断，关于中央瓦解共产国际并在党内培◎第116页◎植官僚主义的论断，都是他在激烈辩论中冒火时说出来的，他不再坚持这些论断，并认为他在这些问题上和中央没有分歧；
(3)根据这一点，布哈林承认在政治局内同心协力工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4)布哈林不再辞去《真理报》（注：《真理报》（《црαβδα》）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它最初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日报，是遵照列宁的指示，由斯大林、米·斯·奥里明斯基和尼·古·波列塔也夫发起创办的。创刊号于1912年4月22日（公历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从1917年3月5日（公历18日）起，《真理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中央机关报。）和共产国际方面的职务；
(5)因此，布哈林收回他在1月30日的声明。
根据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可以不向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提出从政治上评定布哈林的错误的决议草案，并建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收回现有一切文件（发言的速记记录等等）。
委员会建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为布哈林在《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岗位上进行正常工作保证一切必要的条件。”
如果我们的路线确实是一条，只是我们在理解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别，那么，为什么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拒绝这个和解方案呢？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本来应当竭力抓住政治局向他们提出的这个和解方案，以便消除党内的紧张局面，造成政治局内同心协力工作的环境，这难道很难理解吗？
有人谈到党的统一，谈到政治局内的集体工作。但是，谁想达到真正的统一并重视工作的集体性，谁就应当接受这个和解方案，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究竟为什么拒绝这个和解方案呢？
如果我们的路线是一条，那么天地间既不会有2月9日的三人团宣言，也不会有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拒绝中央政治局向他们提出的和解方案的事，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不，同志们，如果看看上面所说的事实，那就可以看出你们所说的有一条共同路线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可见实际上我们不是一条路线，而是两条路线，其中一条是中央的路线，另一条是布哈林集团的路线。◎第117页◎
李可夫在他的发言中说我们的总路线是一条，这是说谎。他想以此掩饰他自己的那条不同于党的路线的路线，以便暗中破坏党的路线。机会主义的政策正是在于抹杀意见分歧，掩盖党内的真实情况，掩饰自己的立场，使党不能把问题完全弄清楚。
机会主义需要这样的政策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用路线一致的空谈做掩护，而在实际上执行它自己的那条不同于党的路线的路线。李可夫在这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中就是采取了这种机会主义的观点。
不妨听一听列宁同志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对一般机会主义者所做的评定。这个评定对我们所以重要，不仅是由于它的一般意义，而且是因为它对李可夫完全适用。
列宁关于机会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的特点是这样说的：
“谈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6卷第320页）（注：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99页。——编者注）
这就是机会主义者的面目，他们害怕明确性和肯定性，力图掩盖事物的真实情况，抹杀党内真正的意见分歧。
是的，同志们，应当善于正视现实，不管现实多么令人不愉快。如果我们染上害怕真理的毛病，那就很危险了。布尔什维克同其他一切政党的区别之一就是他们不怕真理，不怕正视真理，不管真理多么令人痛苦。而现在的真理是：我们实际上没有一条共同的◎第118页◎路线。有一条路线是党的路线，是革命的、列宁的路线。但同时还有另一条路线，即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条路线用发表反党宣言的方法，用辞职的方法，用诬蔑党的方法，用暗中破坏党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为组织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谈判的方法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机会主义的路线。
这是用任何外交辞令，用任何关于只有一条路线的狡猾声明等等都掩盖不了的事实。
二 阶级变动和我们的意见分歧
我们的意见分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它们是和什么有关的呢？
它们首先是和最近我们国内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所发生的阶级变动问题有关的。有些同志以为我们党内的意见分歧带有偶然性。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党内的意见分歧是在最近发生的阶级变动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阶级变动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造成了发展中的转变。
布哈林集团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看不见这种变动和这种转变，看不见而且不愿意看见这种变动和这种转变。正因为如此，他们就不了解党和共产国际的新任务，而这种不了解就成了布哈林反对派的特征。
布哈林反对派的领导者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中完全避开了我们国内的阶级变动问题，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甚至丝毫没有暗示一下我们的意见分歧正是和这种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有关的。同志们，这一点你们◎第119页◎是否注意到了呢？他们无所不谈，既谈哲学，又谈理论，但是对于决定当前我们党的方针和实际工作的那些阶级变动却一句话也没有提到。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也许是因为健忘？当然不是！政治家是不能忘记主要东西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和不了解目前我们国内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所发生的新的革命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主要东西，忽略了政治家没有权利忽略的阶级变动。正因为如此，布哈林反对派在我们党的新任务面前就显得张皇失措和束手无策。
请你们回想一下我们党内最近的一些事件。请你们回想一下最近党因为我们国内发生新的阶级变动而提出的那些口号。我说的是这样一些口号：自我批评的口号，加强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清洗苏维埃机关的口号，培养新的经济工作干部和红色专家的口号，加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运动的口号，向富农进攻的口号，降低产品成本和彻底改进工会实际工作的口号，清党的口号等等。有些同志觉得这些口号令人胆战心惊，头晕眼花。可是很明显，这些口号是当前党最迫切最需要的口号。
最初，我们因为沙赫特案件（注：指1923—1928年顿巴斯的资产阶级专家反革命组织进行暗害活动的事件，由于这个组织是1928年初在顿巴斯的沙赫特区破获的，故称沙赫特案件。1928年5月18日—7月6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在莫斯科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公开的审判。审判表明，沙赫特暗害分子执行过去煤矿老板（俄国的和外国的资本家）和外国间谍机关交给的任务，对顿巴斯煤炭工业进行破坏。他们故意进行不合理的开采以减少采煤量，从国外采购质量低劣的过时的设备，毁坏贵重机器和通风设备，炸毁矿井，烧毁工厂和发电站。他们还有意破坏消费品的供应，违反苏维埃劳动保护法，使矿工物质生活条件恶化，甚至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第6、35、56、120、271页。）而重新提出了新的经济工作干部的问题，培养工人阶级出身的红色专家来代替旧专家的问题。
沙赫特案件表明了什么呢？沙赫特案件表明了：资产阶级还远没有被消灭，他们对我国经济建设正在组织而且以后还会组织暗害活动，我们的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和一部分党组织忽略了我们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因此必须用一切力量，用一切方法来巩固并改善我们的组织，提高并加强我们组织的阶级警惕性。
因此就着重提出了自我批评口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不大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把我们各个组织的工作置于群众的◎第120页◎监督之下，就不能改善我们的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和党组织，就不能把建设社会主义和镇压资产阶级暗害活动的工作向前推进。暗害活动不仅在产煤区，而且在金属生产方面，在军事工业方面，在交通人民委员部内，在金铂工业等等方面，都曾经发生并且继续在发生，这是事实。因此就提出了自我批评的口号。
其次，由于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由于富农进行反对苏维埃价格政策的发动，我们着重提出了全力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向富农进攻、对富农和富裕分子使用强迫手段收购粮食的问题。
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表明了什么呢？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表明了：富农并没有打瞌睡，富农在发展，他们在暗中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政策，而我们的党组织、苏维埃组织和合作社组织，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不是看不见敌人，就是迁就敌人，不和敌人作斗争。
因此就再一次着重提出了自我批评的口号，提出了检查和改善我们党组织、合作社组织和一般收购机关的口号。
再其次，由于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工业和农业的新任务，就产生了不断降低产品成本、加强劳动纪律、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等等口号。这些任务要求重新审查工会和苏维埃机关的全部实际工作，彻底活跃这些组织，并清除这些组织里的官僚主义分子。
因此就着重提出了反对工会和苏维埃机关里的官僚主义的口号。
最后，关于清党口号的问题。如果以为不砥砺党本身就可以巩固我们的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就可以清除这些组织里的官僚主义恶习，那就可笑了。毫无疑问，官僚主义分子不仅在经济组织、合作社组织、工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里存在着，而且还在党本身的各级组织里存在着。既然党是所有这◎第121页◎些组织的领导力量，那么很明显，清党是彻底活跃和改善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的必要条件。因此就提出了清党的口号。
这些口号是不是偶然的呢？不，不是偶然的。你们自己可以看出，这些口号不是偶然的。它们是一根分不开的链条上的不可缺少的环节，这根链条就叫作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分子的进攻。
这些口号首先是和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我国工业和我国农业的时期有关的。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社会主义向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分子实行全线进攻。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向建成社会主义方面前进的一个极大的进展。但是为了进行这种改造，必须首先提高和加强在经济、苏维埃和工会方面以及在党和合作社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干部，必须砥砺我们的一切组织，清除这些组织里的脏东西，必须提高千百万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其次，这些口号是和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分子抵抗社会主义进攻的事实有关的。决不能认为所谓沙赫特案件是偶然的。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业部门中都有“沙赫特分子”。其中很多人已经落网，但是还远没有捕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这种暗害活动所以危险，尤其是因为它和国际资本有联系。资产阶级的暗害活动毫无疑问地证明：资本主义分子还远没有放下武器，他们正在积蓄力量来进行新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发动。
至于农村的资本主义分子，那更不能认为已经继续了一年多的富农反对苏维埃价格政策的发动是偶然的。很多人至今还不能解释为什么富农在1927年以前自发地拿出粮食，而在1927年以后不再自发地拿出粮食了。但是，这种情况是不足为奇的。过去富农的力量还比较弱，没有可能把自己的经济认真搞好，没有足够◎第122页◎的资本来巩固自己的经济，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余粮运到市场上去；而现在，经过连年丰收，他们的经济已经搞好了，他们已经积蓄了必要的资本，于是他们就有可能在市场上玩弄手腕，就有可能把粮食这种宝中之宝囤积起来作为自己的后备，而宁愿把肉类、燕麦、大麦以及其他次要农产品运到市场上去。现在希望富农会自愿地拿出粮食是可笑的。
这就是现在富农抗拒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根源。
城乡资本主义分子抵抗社会主义的进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变更兵力部署，以便保持旧制度，反对新制度。不难了解，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可是要击破阶级敌人的抵抗并为社会主义的前进扫清道路，除了其他一切办法以外，还必须砥砺我们的一切组织，清除这些组织里的官僚主义，提高这些组织的干部，并动员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农村劳动阶层群众去反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
我们党目前的口号就是在这种阶级变动的基础上产生的。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变动也应当这样说。如果以为资本主义的稳定没有变化，那就可笑了。如果断言稳定日益巩固，日益牢靠，那就更可笑了。事实上，资本主义的稳定每月每日都在毁坏，都在动摇。争夺国外市场和原料的斗争的尖锐化，军备的扩充，美英之间对抗的加剧，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左倾，欧洲各国罢工和阶级搏斗时期的到来，殖民地（包括印度在内）革命运动的发展，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所有这些事实都毫无疑问地说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促成新的革命高潮的因素正在增长。
由此就产生了加紧和社会民主党，首先是和它的“左”翼作斗争的任务，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支柱。◎第123页◎
由此就产生了加紧和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作斗争的任务，因为他们是社会民主党影响的代理人。
由此就产生了加紧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的任务，因为它是机会主义在共产党内的隐蔽所。
由此就产生了清除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传统的口号。
由此就产生了共产主义在工会中的所谓新策略。
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些口号的意义和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任何时候都懂得：不实现这些口号，就不能准备无产阶级群众去进行新的阶级战斗，就不能战胜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挑选出能够率领工人阶级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领袖。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国内和资本主义国家内所发生的阶级变动，我们党目前在对内政策方面和在共产国际方面的口号就是在这些阶级变动的基础上产生的。
我们党看到了这些阶级变动。它了解新任务的意义并动员力量去解决这些任务。所以它有充分准备应付事变。所以它不怕摆在它面前的困难，因为它对克服困难已经有了准备。
布哈林集团糟糕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看不见这些阶级变动，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正因为他们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所以他们总是表现张皇失措，他们总是准备逃避困难，在困难面前退却，放弃阵地。
你们看见过在叶尼塞那样的大河上遇到风暴的渔夫吗？我看见过不止一次。有一种渔夫在风暴来临时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鼓舞自己的伙伴，勇敢地划着船迎着风暴前进：“弟兄们，把舵掌得更稳些，破浪前进，我们一定会胜利！”
但是也有另一种渔夫，他们一感到风暴要来临就灰心丧气，叫苦连天，瓦解自己队伍的士气：“真倒霉，风暴就要来了，弟兄们，躺◎第124页◎在船底里，闭上眼睛，也许能侥幸冲到岸边。”（全场大笑）
布哈林集团的方针和行动同在困难面前张皇退却的第二种渔夫的方针和行动一模一样，这还用得着证明吗？
我们说，欧洲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正在成熟，这种情况向我们提出了新任务，要求我们加紧同共产党内的右倾作斗争，把右倾分子驱逐出党，加紧同掩护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加紧同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传统作斗争等等。可是布哈林回答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空话，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新任务，实际上是大多数中央委员想对他布哈林进行“恶意攻击”。
我们说，我们国内的阶级变动向我们提出了新任务，要求我们不断降低产品成本和加强企业中的劳动纪律，要实现这些任务，非根本改变工会的全部实际工作不可。可是托姆斯基回答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空话，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新任务，实际上是大多数中央委员想对他托姆斯基进行“恶意攻击”。
我们说，国民经济的改造向我们提出了新任务，要求我们加紧同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里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清除这些机关里的腐化分子、异己分子和暗害分子等等。可是李可夫回答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空话，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新任务，实际上是大多数中央委员想对他李可夫进行“恶意攻击”。
同志们，这难道不可笑吗？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除了自己的肚脐以外，看不见世界上的任何东西，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布哈林集团不幸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看不见新的阶级变动，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正因为他们不了解党的新任务，所以他们不得不做事变的尾巴，在困难面前低头。
我们的分歧的根源就在这里。◎第125页◎
三 在共产国际方面的意见分歧
我已经说过，布哈林看不见和不了解由于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条件日益增长而向共产国际提出的新任务：把右倾分子驱逐出共产党、制止调和态度并清除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传统。我们在共产国际各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完全证实了这种情况。
这方面的意见分歧是从什么事情开始的呢？
是从布哈林提交第六次代表大会（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7月17日—9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五十七个国家的五十个共产党和十五个其他组织的代表共五百一十五名。大会讨论了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活动的总结报告、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还讨论了消除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办法、共产国际纲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问题、苏联经济状况和联共（布）党内状况，批准了共产国际章程。大会在决议中指出，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增长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稳定的动摇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大会根据工人阶级斗争的新条件规定了共产国际的任务，并动员各国共产党加紧同右倾这个主要危险以及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大会指出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这些成就对于巩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阵地的意义，号召全世界劳动者保卫苏联。斯大林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纲领委员会以及拟订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提纲的政治委员会。）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提纲开始的。通常，提纲都是预先经过联共（布）代表团审查的。可是这一次没有遵守这个条件。于是由布哈林签署的提纲在送交联共（布）代表团的同时也分发给了出席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各国代表团。但是提纲中的许多条文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联共（布）代表团不得不对这个提纲提出了大约二十处的修正。
这种情况使布哈林的处境有些尴尬。但这是谁的过错呢？布哈林为什么不经联共（布）代表团审查就把提纲分发给各国代表团呢？既然提纲不能令人满意，联共（布）代表团能够不提出修正吗？结果弄成了这样：联共（布）代表团实际上等于提出了一个关于国际形势的新提纲，各国代表团就把它和布哈林签署的原来的提纲对立起来。很明显，如果布哈林不急于把自己的提纲分发给各国代表团，就不会有这种尴尬的处境了。
我想指出联共（布）代表团对布哈林的提纲所提出的四个主要修正。我所以想指出这几个主要修正，是为了更清楚地揭示在共产国际各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的性质。◎第126页◎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性质问题。照布哈林的提纲说来，目前没有发生任何动摇资本主义稳定的新现象，相反地，资本主义正在改造，并且基本上相当巩固。很明显，对所谓第三个时期，即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做这样的估计是联共（布）代表团不能同意的。所以不能同意，是因为保留对第三个时期的这种估计会使我们的批评家得到借口，说我们采取了所谓资本主义“恢复元气”的观点，即希法亭的观点，即我们共产党人所不能采取的观点。因此，联共（布）代表团提出了修正，从修正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稳定是不巩固的，而且不可能是巩固的；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尖锐化，这种稳定正被事变的进程动摇着，而且以后还会被动摇。
同志们，这个问题对于共产国际各支部具有决定的意义。资本主义的稳定是在动摇还是在巩固，——共产党在日常政治工作中的全部方针都要根据这一点来决定。我们现在是处在革命运动低落的时期即单纯聚集力量的时期，还是处在形成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日益增长的时期即准备工人阶级迎接即将到来的阶级战斗的时期，——共产党的策略方针要根据这一点来决定。联共（布）代表团所提出而后来为代表大会所采纳的修正，好就好在它提出了以第二种前途即以形成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日益增长的前途为依据的明确的方针。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问题。在布哈林的提纲中说，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是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基本任务之一。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还不够。为了胜利地进行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必须强调和社会民主党的所谓“左”翼作斗争的问题，因为就是这个“左”翼玩弄“左的”词句并以此巧妙地欺骗工人，从而阻碍工人群众离开社会民主党。很明显，不粉碎“左”翼社会民◎第127页◎主党人就不可能战胜整个社会民主党。可是在布哈林的提纲中，关于“左”翼社会民主党的问题竟完全没有谈到。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因此，联共（布）代表团不得不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相应的修正，这个修正后来被代表大会采纳了。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共产国际各支部内的调和态度问题。布哈林的提纲中说到必须和右倾作斗争，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到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因为当我们向右倾宣战的时候，右倾分子总是装扮成调和分子，使党陷于困难的境地。为了防止右倾分子玩弄这种手腕，必须提出坚决和调和态度作斗争的问题。因此，联共（布）代表团认为必须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相应的修正，这个修正后来被代表大会采纳了。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党的纪律问题。布哈林的提纲中没有提到必须在共产党内保持铁的纪律。这也是一个不小的缺点。为什么呢？因为在加紧和右倾作斗争的时期，在贯彻清除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这一口号的时期，右倾分子总是组成派别，建立他们自己的派别纪律，违反和破坏党的纪律。为了使党不致受到右倾分子的派别袭击，必须提出党的铁的纪律和党员无条件服从这个纪律的问题。否则就根本谈不到和右倾进行严重斗争。因此，联共（布）代表团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了相应的修正，这个修正后来被第六次代表大会采纳了。
我们能不能不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这些修正呢？显然不能。古时候有人关于哲学家柏拉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爱柏拉图，但是我们更爱真理。关于布哈林也可以这样说：我们爱布哈林，但是我们更爱真理，更爱党，更爱共产国际。因此，联共（布）代表团不得不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这些修正。
这可以说是我们在共产国际各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的第一◎第128页◎阶段。
我们的意见分歧的第二阶段是和所谓维托尔夫和台尔曼事件有关的。维托尔夫是汉堡党组织的前任书记，被控盗用党的经费，因此被开除出党。虽然台尔曼同志和维托尔夫的罪行毫无关系，但是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的调和分子竟利用维托尔夫接近台尔曼同志这一点，把维托尔夫事件变成了台尔曼事件，并开始来推翻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你们大概已经从报刊的报道中知道，调和分子埃韦特和格尔哈特当时竟能暂时把德国共产党的大多数中央委员拉到自己方面去反对台尔曼同志。结果怎样呢？他们解除了台尔曼的领导职务，诬告他营私舞弊，并且没有通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没有得到它的批准就公布了“相应的”决议。
由此可见，他们不但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和调和态度作斗争的指示，不但没有和右倾以及调和态度作斗争，实际上反而极粗暴地违反了这个指示，和德国共产党的革命领导进行斗争，和台尔曼同志进行斗争，以便掩护右倾并肯定调和派在德国共产党队伍里的地位。
而布哈林不但不去掉转船舵，扭转局势，不但不去恢复被违反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指示的效力，叫调和分子守规矩，反而在他的一封人所共知的信里建议批准调和分子的篡夺行为，把德国共产党交给调和分子，再度在报刊上诬蔑台尔曼同志，再一次宣布台尔曼同志有过错。而这就叫作共产国际的“领导者”！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领导者”吗？
中央讨论了布哈林的建议并把它否决了。这当然是布哈林所不喜欢的。但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并不是要人们去违反它，而是要人们去执行它。既然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向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宣布斗争，把德国共产党的领◎第129页◎导保持在以台尔曼同志为首的基本核心手中，而调和分子埃韦特和格尔哈特却想推翻这个决议，那么布哈林的职责就是叫调和分子守规矩，而不是把德国共产党的领导让给他们。这是布哈林的过错，因为他“忘记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我们的意见分歧的第三阶段是和反对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的问题，和粉碎布兰德勒与塔尔海默的派别组织并把这个派别组织的首领开除出德国共产党的问题有关的。布哈林和他的朋友对这个根本问题的“立场”是：他们总是避不参与这个问题的解决。实质上这是决定德国共产党的命运的问题。布哈林和他的朋友知道这一点，但总是阻挠这件事，一贯避不参加有关机关的会议。为了什么呢？大概是为了既在共产国际面前又在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面前都不失为“洁白君子”。为了以后可以说：“把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开除出共产党的并不是我们布哈林派，而是他们大多数中央委员。”而这就叫作和右倾危险作斗争！
最后，我们的意见分歧的第四阶段。这个阶段是和布哈林在中央十一月全会（注：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参加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于1928年11月16—24日举行。全会审查了1928—1929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讨论了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初步总结和继续实行这种工作制的问题、吸收工人入党和调整党的发展问题以及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关于农村工作和发展农业的措施的报告。斯大林在11月19日的会议上就议程的第一个问题发表了《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演说。——第76、130页。）前提出的要求有关的。他当时要求从德国召回诺伊曼，要求叫台尔曼同志守规矩，说台尔曼同志似乎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了布哈林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布哈林的要求，因为我们手里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实布哈林的要求是对的。布哈林答应提出控诉诺伊曼和台尔曼的文件。可是他什么文件也没有提出来。他不但没有提出文件，反而把安贝尔—德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发表的一篇人所共知的讲话分发给联共（布）代表团团员，而这篇讲话正是后来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评定为机会主义的讲话。布哈林把安贝尔—德罗的讲话分发给联共（布）代表团团员，并把它推荐为控诉台尔曼的材料，想证实他要求召回诺伊曼和要求叫台尔曼同志守规矩是正◎第130页◎确的。实际上他却以此证明了他是赞同安贝尔—德罗的，而安贝尔—德罗的立场是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看作机会主义立场的。
同志们，这些就是我们在共产国际各个问题上的主要分歧点。
布哈林认为，我们同共产国际各支部内的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清除德国共产党内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传统，把布兰德勒之流和塔尔海默之流开除出党，就是“瓦解”共产国际，“毁灭”共产国际。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我们实行这样的政策，强调同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的问题，就是巩固共产国际，清除共产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使共产国际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帮助各国共产党准备工人阶级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战斗，因为党是靠清除自身的腐朽物而巩固起来的。
你们可以看出，这不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之间单纯看法上的细微的差别，而是在共产国际政策的根本问题上的相当严重的意见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