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要举例说明如何运用实用主义的方法理解一些具体的问题，让你们更了解这种方法。我要从最枯燥的开始，我选择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关于“本体”的问题。大家采用的是本体与特性两者之间陈旧的差异，这种差异就像任何一种人类语言中，主语跟谓语之间的差别一样。现在就拿一截黑板粉笔打比方。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术语，它的样式、特性、性能、非本质属性或喜好，分别是白色、易碎性、圆柱形、不溶于水等。但是，这些特性的载体是白垩，而它便可称为这些特性赖以存在的本体。同理，这张桌子的特性存在于本体“木头”，我所穿大衣的特性存在于本体“羊毛”等。白垩、木头和羊毛，尽管各不相同，却再次表现出相似的功能。它们自身被认为体现了更根本的本体——物质，它有空间占有性及不可穿透性的特性。同理，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体现了我们不同灵魂的喜好或性能，灵魂即本体，但不尽如此，因为它们体现了更深层次的本体——“精神”。
如前所示，我们对白垩的认识是白色、易碎性等；我们对木头的认识是可燃性及纤维结构。每种本体都是通过一组特性被认识，只有特性为我们的亲身体验形成了实实在在的“价值”。任何情况下，本体都是透过特性被揭晓认识的；如果把我们与事物的特性分割开来，我们应该无从发现事物的存在；如果上帝一成不变地向我们传达这些特性的信息，结果是，他有时会奇迹般地废除了起支撑作用的本体，而我们也无从辨别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原因是我们的体验本身会纹丝不变。唯名论者因此认为，本体这一概念是虚假的，因为我们喜欢将名字变成事物本身，我们对这个把戏还乐此不疲。自然现象是成类出现的：如白垩类、木头类等。每一类都有自己的名字。名字被我们当作说明一类现象的方式。比如，今天用的体温计应当来源于名为“气候”的事物。气候其实不过是某类日子的指代名称，但它却被当作日子背后的支撑物。总之，我们将名称当作其所指代事物本身，就像名称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一样。但唯名论者会说，事物可感知的性能当然不是真的存在于名称本身，而如果不存在于名称，他们便不存在于任何事物中。相反，这些性能之间相互依附、相互联系。我们认为是难以触摸到的本体支撑了这种联系，也解释了这种联系，就像水泥能将一片片的马赛克拼接在一起一样。但是，这种观念必须被摈弃。存在联系这个事实本身是本体这个概念所代表的全部意义。这一事实背后，什么都不存在。
经院哲学将本体概念从常识中剥离，让它有专业而清晰的内涵。没有事物比本体给我们带来更少的实用效应，我们与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却被从中隔断。但有一次，经院哲学以实用的态度处理了本体概念，由此证明了本体观的重要性。我指的是关于圣餐之谜的某些争论。本体在这里表现出重大的实用价值。上帝的晚餐餐桌上，因为圣饼的非本质属性是一成不变的，而它也已然成为了耶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变化肯定只发生在本体上。圣饼作为面包的本体定然消失，而替之以作为圣物的本体，其看得见摸得着的性能却出人意料地没有任何变化。尽管这些性能没有变化，但其间却有相当大的区别，至少表现在，我们这些接受圣饼的人却被“款待”了一顿神性的本体。本体的概念深入生活领域，而且如果你承认不同的本体可以从其非本质属性分离出来，并随后可以相互交换这些属性的话，它将产生巨大的效应。
这只是我唯一知道的对于本体观的实用主义应用；而且显然，只有那些站在客观独立的立场上，相信其“真实存在”的人才会严肃对待。
伯克利对物质本体的批判栩栩如生，让他的名字响彻其后的哲学圈。他对物质概念的处理人尽皆知，只需一提便可。迄今为止，与我们否认熟悉的外部世界不一样的是，伯克利证实了它。经院哲学对于我们触摸不到的物质本体抱有这样的理念：它存在于外部世界的背后，比外部世界更深刻、更真实，而外部世界也需要它的支持。在所有把外部世界贬为非真实存在的人中，伯克利仍是做得最有成效的。他曾说，抛弃本体，相信你能理解也能接触到的上帝，他直接向你传递了这个理性世界，你相信后者，而且你的信任是建立在他的神威之上。伯克利对于物质的批判说到底绝对是实用主义的。通过知觉，如物质的色彩、形状、硬度等，我们了解了物质。这些知觉是这个词表象的价值。把物质当作一种客观存在，它带来的不同在于我们由此能产生知觉；物质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话，我们便缺少知觉。这些知觉于是成为了物质的唯一意义。伯克利不否认物质；他只是告诉了我们物质的组成。从知觉的角度看，物质这一术语的内涵不过就这些。
洛克及其后的休谟采用了相似的实用主义手法批判精神本体的概念。在此我只论述洛克如何处理个体身份这一概念。他从体验的角度直接将这个概念缩小到它的实用主义价值方面。他说道，这个概念的意义不过在于“意识”，比如我们在生命中某一时刻记着其他时刻，并觉得这些其他时刻是某个整体或同一个人历史中的一部分。理性主义用灵魂本体的整体性解释了我们生活实践中存在的连续体。但洛克解释道：“假如上帝将意识带走了，灵魂原理会让我们生活得更好吗？假如上帝让不同的灵魂拥有相同的意识，我们的自我意识又会让现状更糟糕吗？”在洛克生活的年代，灵魂的用途就是受奖励或受惩罚。我们可以看看洛克如何从这个角度让这一问题变得有实用价值：
“假设，”他说，“一个人认为他与内斯特［1］或瑟赛蒂兹［2］拥有一样的灵魂。他是否应该把他们的行为视为自己的行为，而不是曾经存在于历史中的人物的行为？但是，如果让他偶尔发现自己感知到了内斯特的行为，那么，他会把自己和内斯特当作一个人……在这种情形下，个人身份的获得完全仰仗于奖与罚。”也许这样想才是合理的：不应该让任何人回答他一无所知的问题，而是应该让他接受自己的命运，以及无论是受褒奖还是受惩罚的意识。假设，一个人现在因为前世所犯的错误而受到惩罚，他因此而丧失了意识，那么，这样的惩罚与投错胎又有何区别呢？
所以，对于洛克而言，我们的个人身份仅仅存在于真真切切、定义明确的具体事物中。除了这些可信的事实外，它是否也存在于某种精神原理中，这只是一个让人好奇的推测。洛克，尽管有所妥协，默默地容忍了人们相信在意识背后真实地存在着灵魂。但是他的继承者休谟及其后的多数实证派的心理学家们否认了灵魂，除了用以指代我们内心世界中确凿存在的整体。他们让灵魂流回到体验的河流中，通过许多“概念”及其相互间特定的联系，把灵魂拆解成许多具有微观价值的东西。正如我解释的伯克利所说的物质一样，灵魂也只是在这种情形下是好的或真实的，仅此而已。
一提到物质本体便容易暗示具有“物质主义”的教条，但是，作为一种形而上哲学的原则，哲学意义上的物质未必一定与信仰中的物质纠缠在一起。也许从那个意义上，一个人可能会否认物质，就像伯克利过去那样激烈。也许他跟赫胥黎一样是现象论者，但是一个人仍可以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物质主义者：用低级事物来解释高级事物，将世界的命运放诸大自然中更盲目的那部分力量上。就是因为这层更广泛的意义，物质主义与唯灵论或有神论意见相左。唯物主义会说，让世界运转起来的是物质世界的定律。唯心论主张，自然只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不管是不是这样，人类天才的最高产物也许来自对事实完全了解的人，他们把事实从其物理条件中解析出来了。无论什么情况，我们的思想总是必须记录大自然，记下它通过未知的物理规律进行操作的情况。这便是当今唯物主义的性质，也许更好的称呼是自然主义。自然主义与有神论，或者说广义上的唯心主义不同。唯心主义会说，思想不仅见证并记录事物，也操控运转事物：世界便如此得以指引，不是通过低级事物的指引而是高级事物。
与平常的待遇一样，这个问题最后成为了更像审美偏好不同而引起的冲突。物质是粗略的、粗糙的、粗笨的、糊涂的；精神是纯洁的、崇高的、高贵的；因为它与宇宙的尊贵是一致的，将重点放在了看起来更高层次的事物上，所以精神必须被认定为统领性的原则。将抽象的原则当作最终的归宿，我们的智者在它面前顶礼膜拜，失去了思想，这是理性主义者最大的失败。就像大家常认为的那样，唯心主义也许只是对于一种抽象的崇拜，对另一种抽象的反感。我记得有位令人尊敬的唯心主义教授总把唯物主义叫作“泥腿子哲学”，认为它因此是可以驳倒的。
对于这类唯心主义，可以简单地予以答复，斯宾塞先生在这点上做得很好。在他的《心理》第一卷后几页写得很精彩，他告诉我们，极其微妙的物质在起作用时与现代科学假设的想象一样快，一样精密，没有一点儿粗糙的痕迹。他表示，神灵这个概念是我们这些凡人设想的概念，它本身太粗糙，无法承载自然世界中发生的精致又精细的事实。物质和神灵这两个名称，他说道，不过是象征符号，指出了他们的对手无法说明的未知现实。
对一个抽象化的异议，一个抽象化的回应便足够了。迄今为止，人们反对唯物论的根源是他们对于物质的厌恶，把物质当作“愚钝的”概念，所以斯宾塞先生从根源上驳斥了这种观点。物质确实是令人难以置信地极其精致。对于任何见过已过世了的孩子或父母的脸庞的人，物质能将那份珍贵保留一段时期，仅凭这一点就能让物质从此变得神圣。不管生命的准则是哪一种，物质的或非物质的，物质总会全力协作，让自己参与到所有不同的生活中。那种让人热爱的化身是物质能做到的事情。
但现在，说完这不景气的理性潮流之后，我们不要停留在原理的问题上，让我们将实用主义的方法应用到问题中去吧。我们所指的物质是什么？世界由物质，抑或神灵主宰，这会给实际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区别？我想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会因为这种区别而具备了不同的特点。
首先，我想让你们注意到一个令人好奇的事实。对于过去的世界而言，我们认为它是物质的作品还是由神灵制造的，这对它不会产生丝毫区别。
请想象一下，事实上，世界所有的内容都是一次性呈现的，而且不可逆转。假想它在此刻终止了，也没有未来；然后，让有神论者与唯物论者们用他们相左的看法来分析过去的世界。有神论者会说明上帝是如何创造世界的；同样，唯物主义能够一样成功地假设，说明世界是如何从盲目的自然力量中诞生的。然后，让实用主义者在两种理论中取舍。如果世界终止了，他又如何能进行测验？于他而言，概念是能回顾过去经验的东西，是能让我们看到区别的东西。但我们的假设是，既不会有新的经验，也找不到可能的区别。两个理论的结论都已展现，而考虑到我们的假设，这些结论是一回事。实用主义者最终会断言，尽管名字听起来不一样，两个理论的含义是一样的，两者之间的争论纯粹是空话（我料想，两者当然都成功地解释了自然为何物）。
为了真诚地思考这件事，让我们设想，如果上帝确实存在，他创造出了世界，而他的世界又将不复存在，他此时的价值是什么呢？他的价值不会大于世界的价值。在这样一个好坏掺半的结果中，他的创造力可以施展，却不能继续。因为没有未来，因为世界所有的价值和内涵都在情感中得以存储和实现，而情感随着世界来，现在又要随着世界走；因为世界预示未来的功能已不再有更大的意义（就像我们现在生活的真实世界一样）；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为什么要因此接受算得上是上帝的安排呢。上帝是一种存在，他只创造了地球一次；对此，我们心怀感激，但也仅此而已。但现在，让我们看看相反的假设，即少量的物质通过遵循自身的规律，创造了那个世界，功劳也不小，难道我们不应该对它们同样心怀感激吗？这样做，我们会因为抛弃了上帝创世这个假设，选择物质而有所损失吗？世界会因此让死亡或愚昧有空可钻吗？因为体验只有一次，上帝的存在会让体验变得更生动或丰富吗？
坦白讲，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任何一种假设下，实际体验的世界具有一样的细节，就像布朗宁说过的那样，“无论赞与责，结果都一样”。它岿然屹立，难以推翻：就像一件送出去而无法收回的礼物。把世界归为物质的结果，不会让世界减少任何一样东西；同理，将之归为上帝，也不会令世界多一样东西。它们分别是这个世界的上帝，这个世界的原子，而不可能是另一个世界的上帝或原子。如果存在上帝，他做的事情跟原子做的一样——也表现出原子的特征，所以说——上帝应得到的感激与原子应得的是一样的，不多也不少。如果上帝的存在不能给世界的运转带来不同的转机或议题，他自然也不能为世界的崇高添砖加瓦。如果独留原子在舞台上唱独角戏，世界也不会因为上帝的缺席而变得不崇高。剧终谢幕时，不会因声称剧作者是一位杰出的天才，戏变得更好，就像它不会因你把剧作者叫作平庸的作者而变得糟糕一样。
所以，如果无法从我们的假设中推断出关于未来的体验或行为的细节，唯物论与有神论之争便是无聊的、没有意义的。在这场争论中，物质与上帝是一回事——是不多不少地创造了成品世界的力量——对此，理智的人应当对这越界的讨论不予理睬。如此一来，对于看不出来任何具体的、未来可能发生的后果的哲学争论，普通人会本能地，而实证主义者及科学家们则会有意地不予理会。哲学空泛的缺点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如果实证主义成立，除非受质疑的理论能产生不同而有实际意义的结果，且不管这些结果是多么复杂、多么遥远，否则对它空泛性的谴责则是正确的。普通人和科学家说他们没发现这样的结果，而如果形而上学者也说没发现，其他人当然有权利反对形而上学者。如果这样，他的理论便只是夸夸其谈、无足轻重；而若因此授予他专家的头衔，就太愚蠢了。
因此，在任何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争辩中，必然涉及现实的议题，不管这些议题多么具有揣摩性，与当下相距多么遥远。要弄明白这点，你需要跟我一起重新回到我们的问题上，让自己置身于现实的世界里，一个有未来的世界，一个在我们讨论的这一刻仍有待完善的世界。在这仍未结束的世界里，唯物论还是有神论，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实际价值的问题；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花上几分钟弄明白它。
如果我们认为，迄今为止所有的体验事实都是无意识的原子，按永恒运转的规律，任意组合出来的产物，或者，我们认为这些事实都是上帝赐予的天意，这个过程对我们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区别？对于已经发生的事实而言，确实没什么区别。它们已然发生，被尘封，被定格；不管是原子还是上帝促成了它们，它们带来的好处也已被享用。所以现在，我们的身边存在着许多这样的唯物论者：因为忽视了这一问题未来的方面及实用的方面，他们竭力想消除唯物论这个词给人带来的憎恶之情，甚至是消除这个词本身。他们表示，如果物质能创造这个世界的所有，那么从功能上看，为什么物质不能像上帝一样成为一个神圣的实体？事实上，你们所说的上帝是指与上帝结成的联合体。停，这些人建议我们从这两个说法中任选其一，尽管它们已经对立到了极点。一方面，使用没有任何神学内涵的词；另一方面，使用暗含粗野、愚钝、无知之意的表达。称之为至高无上的神秘、无人知晓的能量、唯一存在的力量，而不是称为上帝或物质，这便是斯宾塞先生敦促我们思考的方向；如果哲学纯粹是“回顾性”的话，他可因此而宣称自己是一名优秀的实用主义者。
但是哲学也是“瞻前性”的，发现了世界曾经是什么，曾经做过什么，曾经创造过什么之后，你仍需要再问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带来什么？”赐予我们一种物质，受其规律的作用，把我们引向成功，让我们的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接近完美，那么，不管多理智的人都会崇拜它，就像斯宾塞先生崇拜他口中那无人知晓的力量一样。它不仅现在是正当的，而且永远都是正当的，而它也正是我们需要的。上帝能做到的它也能做到，所以它就等同于上帝，它起到的作用跟上帝一样，它存在于一个上帝为多余的却无法正式避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宗教的名字应该叫做“宇宙情感”。
但是，让斯宾塞先生的宇宙进化得以进行的物质，就是这种永远接近完善的原理吗？不，确非如此！因为科学已预示，每种宇宙中进化而来的事物，或由这类事物组成的体系，其未来的宿命只能是消亡的悲剧；在将自己束缚于美学原则、忽略这场争议具有实际价值的那一面的时候，斯宾塞先生对于缓和矛盾其实没起到作用。但是，现在让我们应用能产出实际结果的原则，你会看到，唯物论和有神论的争论便立刻具备了极其重要的意义。
有神论与唯物论，若从回溯过去的角度看，都表现平平；若从展望未来的角度看，两者指向的是截然不同的体验观。原因是，根据机械进化理论，物质与运动再分配定律无疑会残忍地再次毁灭两者的作品，让曾经进化的事物重新糅合，尽管他们肯定会感谢有机体曾给我们带来的美妙时光以及我们头脑中构思出的种种理想。得益于进化科学的远见卓识，你们都知道宇宙消亡时刻是幅什么样的景象。还是巴尔弗先生妙笔生花：“我们所生活的体系中的能量会衰退，太阳的辉煌会变得暗淡，地球不再潮起潮落，变得死气沉沉，它无法承载那偶尔打破它静谧的人类。人类将沦入地狱，人类的思想将不复存在。不安分的意识曾经在这暗淡的角落，短暂地打破了宇宙知足的沉默，它也将安息。物质不再有自我意识。‘不朽的丰碑’以及‘不朽的行为’、死亡本身、比死亡还强烈的爱情，所有这些都会经历就像他们从未存在一般的时刻。有相同经历的还包括，人类的劳动、天分、忠诚和苦难经年累月地努力奋斗、希望促成的事物，无论好坏。”
这便是它的痛处，在辽阔宇宙中神游的广大物体中，尽管出现了钻石般的海岸，尽管飘走了令人心醉的云堤，在世界被消解之前，它们会长期驻留——甚至就像现行世界为了我们的快乐而驻步停留一样——但是，当这些转瞬即逝的地球的产物消失的时候，没有任何事物，绝对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代表它们曾代表的特征，代表它们曾供奉的珍贵。它们死亡了，消失了，从曾存在过的地球和空间中彻底消失了。没有回音；没有回忆；没有留下任何影响，让自己有志同道合的后来者。这种彻底的毁灭和悲剧便是大家现在所理解的科学唯物主义的精髓。低级事物，而非高级事物，才是永恒的力量，或者是我们唯一能亲眼所见的一个进化轮回里最后能存活的力量。对此，斯宾塞先生跟其他人一样确信无疑。所以，真正让我们沮丧的是随它而来的令人郁闷的将来。在这种情形下，为什么他还要与我们争辩，说我们是因为愚蠢的审美情结而拒绝“物质与运动”的“粗犷”，而拒绝他的哲学原则？
不，拒绝唯物主义的理由不是因为它拥有什么，而是因为它缺少什么。如若因为它本身，因为它的粗犷而抱怨它，今天看来是件可笑的事情。粗犷是指结果的粗犷——我们现在已明白这点。相反，我们对它抱怨是因为它缺少的东西——缺少对我们更理想化利益的永恒承诺，缺少对我们最遥远希望的满足。
另一方面，对上帝的信仰，在清晰度上不管比盛行于机械哲学中的数学理念逊色多少，至少，在实际生活中比它们强很多倍，因为它许诺了一个永恒存留的理想秩序。一个有上帝存在的世界，由上帝拍板定案的世界，可能会有冰火两重天，但我们仍然相信他不会忘记我们曾经的理想，相信他会让它们在别的地方得以实现；所以，只要有他在，悲剧只是暂时的，不会是全部，海难和死亡并不是最终的命运。对于永恒存在的道德秩序的需求是我们内心最深处所需要的。但丁和华兹华斯之类的诗人们，在生活中信仰这种秩序，并将他们诗歌中那非同寻常、振奋人心、平复伤痛的力量归功于这一事实。因此，唯物论与有神论两者的差异存在于它们在情感与实用性方面不同的吸引力，存在于我们对具体的希望和期望态度的调节中，存在于两者的差异所带来的具体而微妙的后果中——而不是吹毛求疵地追究物质内部本质的抽象特征，或上帝形而上的抽象特性。唯物论只意味着否定了道德秩序的永恒性，因而切断了最终的希望；唯心论意味着对永恒存在的道德秩序的肯定，因而放飞了希望。诚然，对于能够感受到的人们，这个问题真真切切地存在着；只要人类的本质不变，这个问题会引发一场关于物质的严肃的哲学论辩。
但是也许，你们中仍然会有人为两者进行辩护。即使承认了唯物论与唯心论关于未来世界的预测是不同的，你也会对这个不同不以为然，以为它离我们太过遥远，有理智的人是不会放在心上的。理智的人的本质，你可能会说，在于观察更近的事物，而不会因世界另一端之类的幻想而忧心忡忡。那我只能说，你这么说对人类的本性是不公平的。宗教中的忧思不会因为不理性这个词而被摈弃。绝对的事物、末日的事物、重叠交织的事物，这些真的都是哲学所关注的；所有才智超群的人都会认真对待这些事物，最“近视”的人不过是更浅薄而已。
在当下，对这场辩论中引起争论的事实，我们自然思考得不够仔细。但是各种形式中的唯心主义信念都关乎一个理想世界，而唯物主义的太阳则掉落在了失望的海洋里。记住我对上帝的阐述：它赐予了我们道德大假。任何宗教观都能做到这点。它不仅鼓舞了我们的艰难时日，也带走了我们的欢乐、粗心和信任，它让这一切显得正当。它把正当性的理由说得很含糊，这样才能更真切。信仰上帝，由此相信能拯救未来的种种事实，它们的精确特征必须用科学没完没了的方法计算出来：研究上帝，只需研究他的创造物。但在此之前，我们可以享受上帝带来的好处，如果有的话。我个人认为，上帝存在的证据主要来自个人内部世界的具体体验。当他们让你有了上帝，他的名字至少意味着能享受道德大假。你要记住我昨天所讲的，真理是如何沦落及如何相互牵连的。“上帝”的真实性必须经得起我们相信的其他真理的考验。只有当所有的真理都融为整体之后，我们才能树立对上帝最终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期待着，它们能相互妥协。
让我跳过去谈一个非常相关的哲学问题：自然的设计问题。从远古时代开始，人们就相信，自然中存在的某些事实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在设计上，许多事实看起来明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照应。所以，啄木鸟的嘴、舌、爪、尾等都能让它完美地适应森林，而森林的树皮里还藏有虫子供它享用。我们的眼睛完美地适应了光照规律，让光线在我们的视网膜处形成清晰的图案。有人认为，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照应恰恰证明了设计的存在，而设计者总被大家当作宠爱人类的神。
这些论断的第一步是，证明设计确实存在。为此，要把大自然翻个底朝天，以找到不同事物相互协调的结论。比如，我们的眼睛生长于黑暗的子宫，光线源于太阳，但是它们是多么协调啊！它们就是为对方而生。视力是设计的目的，光线与眼睛都是为了得到视力而设计出来的，但它们之间又是相互独立的。
想想我们的祖先对此毫无疑问的态度，又看看在达尔文理论之后，这个观点日渐式微的现状，真让人感觉怪异。达尔文启发我们的思想，让我们认识到，只要偶发事件有时间整合自我，它就有能量制造“适者”。他举例说明，自然浪费了大量时间创造出最终因为不适应而被淘汰的产品。他也强调，如果真的存在设计，因为生物的适应性变化数量庞大，所以它只能证明，创造者是一个邪恶而非善良的设计者。至此，所有的理解都跟看问题的视角有关。要吃到树皮下的食物，啄木鸟在身体上需要做出剧烈的调整，从这点看，设计者当然很邪恶。
为了接受达尔文所说的事实，但也是为了让这些事实显得有神的意志，神学家到现在都在拓宽自己的思路。过去，这是一个目的与手段的问题，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像一个人会说：“我的鞋当然是为适应我的脚而设计的，所以它们不可能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我们知道两者都是成立的：鞋本身是机器生产出来的，但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合脚。神学家只需要这样把上帝的设计范围扩大就行了。同理，足球比赛中，球队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为了把球踢进某个球门（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们只需在某个黑漆漆的晚上起床，把球放在那儿即可），而是在某个固定的条件体系下完成这个动作——包括游戏的规则及对方球员等条件；因此，我们可以说，上帝的目标不仅仅是创造人类、庇护人类，而是通过自然庞大的体系所产生的作用，来达到这个目的。没有大自然惊人的规律和反作用力量，我们可以推测，人类的创造和完善对上帝来说是个了无生趣的议题。
这一点抛弃了老套的轻视人类作用的看法，挽救了关于设计的争辩。设计者不再是年迈的，长得像人的神灵。他设计的范围太广泛，让我们人类无从理解。弄明白有哪些设计已让我们难以应付，相比之下，再去弄清楚设计者是谁的问题，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能够艰难地理解一个思想广袤无垠的人，并在真实世界里那好坏掺半、令人奇怪的组合体中，发现他的设计理念。或者更精确地说，我们压根不可能理解它。“设计”这个词本身起不到任何作用，也解释不了什么。它是最空洞的原理。是否存在设计，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很无聊。真正的问题是，世界为何物。它是否有设计者——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通过研究所有自然界的具体事物才能得到。
记住，不管自然界可能已经生产，或正在生产着什么，它的生产手段必须充足，必须能适应它的生产活动。不管自然界产品的特点是什么，从适者生存到上帝创世说的争议最终总是适用的。比如，近期培雷火山的爆发，需要动用所有以前的历史知识，把受损的房屋、人类、动物的陈尸、沉没的轮船、火山灰等都组合在一起，放置在那骇人的地理位置上。法国必须作为马提尼克岛的宗主国出现。我们国家也必须参与其中，派遣船只。如果上帝的目的仅此而已，影响设计达几个世纪的手段便显示出了极致的智慧，还包括我们发现已然成形的事物，不管它们处于何种状态，是存在于历史还是自然中。因为事物的组成部分总是必须具备某种具体的合力，不管是处于混乱还是和谐的状况。当我们观察即将发生的事情时，必须出现正好能使其产生的条件。因此，我们总是能够说，在任何可理解的世界里，对任何可理解的特征来说，整个宇宙体系就是设计出来，创造出来的。
那么从实用主义角度看，“设计”这个抽象的词就是个空壳子。它本身没有任何重要性，它也无法执行什么任务。何为设计？设计者又是谁？这只是些严肃的问题。对具体事实进行探讨，也只能得到大概的答案。同时，在等待事实向我们揭晓答案的漫长过程中，对那些坚持认为存在设计者，设计者还是神灵的人，他们从这些理念中得到的实际好处，与上帝、灵魂或绝对这些词给我们带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如果“设计”仅仅作为高于事物、作用于事物之后的理性原则，供人顶礼膜拜的话，它一文不名。但如果我们将它具化成有神论的话，却能成为一个带来希望的词。当我们带着这样的观念进行实践时，我们对未来会更有信心。如果让万物运转起来的不是一股盲目的力量，而是有形可见的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会更好。对未来抱有隐隐的信心，这是目前为止，设计和设计者这对词中存在的能让人辨别出来、具有实用价值的含义。这也是最重要的含义，如果巨大的信心是正确而非错误的，是更好而非更糟的选择。这些内容是这组词至少需要包含的正确成分。
现在让我们继续另一个饱受争议的命题：自由意志的问题。大多数人都是因为追随理性主义的潮流而信奉它的。它是一条原则，一种赋予人类的积极的才能或美德，人类的尊严也借此莫名其妙地得以提升。正是因为这一点，人类应该相信它。决定论者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宣称人类个体没创造任何事物，而仅仅将过去宇宙中的整体推动力传播到未来，在过去的宇宙中，人类不过是个渺小的存在。决定论者贬低人类的价值。若剥去人类这个有创意的原则，人类便没那么值得赞美。我以为，你们中有一半人天生信奉自由意志，对它作为一项关乎尊严的原则进行崇拜很大程度上与你的忠诚有关。
但自由意志也曾被人从实用主义角度进行讨论，而且令人没有料到的是，论辩双方对它的实用主义解读是一样的。你知道，在伦理问题的争议中，责任一词起了很大的作用。若要审判人的行为，人们会设想，伦理学的着眼点在于一套有关美德与过失的规章。因为我们总对罪与罚感兴趣，我们也很想知道过去的法学与神学对此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该责怪谁？可以惩罚谁？上帝会惩罚谁？”——这些让人关注的事情，在人类的宗教历史上总像噩梦般萦绕左右。
所以，自由意志说与决定论都遭人诟病，被认为是荒唐的，因为在反对者的眼中，两者似乎都豁免了行动施与者们对于善行或恶行应承担的责任。这是多么离奇的自相矛盾啊！自由意志有新奇性的内涵，即为过去移植从未涉及过的内容。如果我们的行为是命中注定的，如果我们仅仅将过去的世界嫁接到未来，就像自由意志论者们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因为任何事情受到赞美或指责呢？我们应该只是“代理人”，而不是“委托人”，而我们宝贵的责任和义务又在何处呢？
但是，如果存在自由意志，它又体现在哪里呢？决定论者们会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如果一个“自由的”行为是纯粹崭新的行为，不是来自之前的我，而是无中生有，自动追踪到我的身上，那么，过去的我又怎么可能为这个行为承担责任？我又如何拥有固定的身份，长期地接受别人给予的表扬或指责呢？当非命运论者们荒谬的信条将内在必要性这条细线拔断之后，我那生命的念珠便散落成一地的滚珠。富乐顿和麦格塔格两位先生最近高举这个论点，奋力追打这些滚珠。
如果是从个人偏好出发，也许还可以，但若相反的话，那就太可鄙了。因为，我来问你，除了别的原因，对于有现实识别力的男人、女人或小孩，当他们用尊严或归罪论之类的原则做借口时，应不应该感到羞耻？可以放心地让介于两者之间的天性与功利来承担惩罚与奖赏这样的社会事务。如果一个人施善行，我们表扬他，如果是恶行，我们便要惩罚他——不管怎么说，这与理论上看他的行为是由过去的自己发出的，还是严格意义上讲完全崭新的行为，相去甚远。让我们的道德规范在“善”这个问题上绕来绕去，既不现实，又让人可怜——上帝自己就能知道我们的善，如果我们有善行的话。自由意志假想的真正前提的确是务实的，但这与行使可鄙的权利，惩罚对曾经鼓噪一时的观点的讨论没有关系。
切实地看，自由意志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存在崭新的力量，意味着有权期望未来不是一味地重复、模仿过去，不管是核心还是表象。那种模仿整个世界都存在，谁能对此进行否认呢？整体上“自然的统一性”是每条较低层次规律中预设的条件。但是，自然也许只是大体上统一而已；对于因为对世界过去历史的了解而有悲观情怀的人来说，他们也许会自然而然地奉自由意志论为上品。它至少支持进步的可能性，而决定论者让我们相信，我们这种可能性的观念是人类的无知造成的，而主宰世界的则是存在于事物之间的必要性及不可能性。
因此，自由意志论是关于希望的普遍宇宙观理论，就像绝对、上帝、神灵或设计一样。如果抽象地对待，这些概念会变得毫无内涵可言，说明不了任何情况；在一个从创立起到现在，已显然日臻完美的世界里，若如此对待，它们不可能保留一丁点儿实用的价值。如果世界已经是一片极乐天地，在我看来，对纯粹的存在、单纯的宇宙情感和快乐抱有的欣喜之情会让人们对那些猜测失去兴趣。我们对于宗教玄学的兴趣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以实证方法推知的未来让我们觉得不安全，未来需要有更好的保障。如果过去与现在都是美好的，谁不希望未来也能一样？谁会期望自由意志呢？谁不会说，像赫胥黎所说的，“让我像时钟一样，只要每天上紧发条，就肯定能走得准，而我并不需要什么更好的自由。”在一个原本就完美的世界里，“自由”只是意味着可能变糟糕，谁会头脑发昏，希望这样的结局呢？让世界维持现状而不走样成为乐观主义精神世界测试完美的试金石。当然人类唯一的理性断言是，事物有可能变得更好。不需要我说，这种可能性，指的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来展望未来。
除非自由意志是一种起宽慰作用的教义，否则它会变得毫无意义，如果是这样，它与其他宗教教义的地位相当。它们撑起了过去的废墟，补救了以前的破败。我们的精神，被关闭在这理智与经验的小院子里，总对着灯塔上的智者说：“导航者啊，如果哪天夜晚有任何希望出现了，就告诉我。”智者于是给了精神这些代表希望的词语。
除了这一务实的意义外，上帝、自由意志、设计等这些词空洞无物。尽管它们本身是无光的，或者被当作唯智论，但是当我们在生命黑漆漆的丛林里，心想着它们的时候，我们的周围便有了光亮。如果你停下脚步，琢磨这些词，细想它们的定义，认为这才是智者的最终目标，你这又是在干什么呢？不过是傻傻地盯着一个自负的骗子！“上帝是实体，以惊人的力量存在于那里，是必要的，唯一的，无限的，完美的，简洁的，无毒能侵的，无可限量的，聪明的”等，——这里的定义真的启发性吗？这一长串夸张的形容词里存在的意义几乎为零。只有实用主义能从中解读出积极的意义，要做到那一点，她只需对唯智论的观点完全不理不睬。“上帝在天堂；人间也太平！”——这才是你神学理论的真正核心，而对此，你无须理性主义者下定义。
为什么我们大家，理性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们不应该承认这点呢？实用主义非但不是将眼睛盯在眼前的这一亩三分地，就像她常遭受的指责一样，相反，她对未来世界是高瞻远瞩的。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所有这些终端的问题是如何出现转机的；从回顾原理，比如erkennntnisstheoretische Ich（认识论中的自我）、上帝、Kausalitätsprinzip（因果性原则）、设计、自由意志，它们自欺欺人，被当作令人敬畏并高于事实的事物，——看着，我要宣布，实用主义如何改变了重点，并自己从中找出事实来。对我们所有人都真正重要的是，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模样？哲学的重心也因此必须改变。地球上的万物，长期被笼罩在更高级别物种的荣耀中，它们必须恢复自己的权利。以这种方式改变重点意味着，哲学问题的思考要落到不像从前那么抽象的人身上，落到风格更科学化、个人化却仍然有宗教信仰的人身上。这是一场堪与新教改革媲美的“权威坐席”的改变。就像在教皇信徒们看来，新教教义只是一场充满无序和疑惑的混乱，在哲学圈中的极端理性主义者眼中，实用主义常被视为哲学上的垃圾。但在新教国度里，生活之路，蜿蜒前行，直达终点。我斗胆认为，哲学的新教运动一样会取得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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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洛伊战争中希腊的贤明长老。——译者注
［2］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一名希腊士兵，喜欢骂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