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的目的——一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应该怎样理解——社会状态对精神状态和精神状态对社会状态的相互影响——四世纪时只有高卢的世俗社会拥有有利于才智的发展的种种设施——高卢的学校——教授的合法地位——宗教社会除了它的思想之外没有其他发展和影响的手段——但是一个衰微下去，另一个繁荣起来——世俗学校的衰落——基督教社会的活力——圣·哲罗姆、圣·奥古斯丁和诺拉的圣·保罗——他们与高卢的通信联系——高卢各修道院的创建及其性质——两个社会精神状态不同的原因——对四五世纪时世俗文学和基督教文学的比较的看法——两个社会里的思想自由是不相等的——宗教必须对研究工作和学术界给予帮助
先生们，在开始考察四世纪末和五世纪初高卢社会的精神状态之前，我必须就我这部分工作的性质说几句话。在某些人看来，精神状态这个词儿从字面上看似乎有些模糊。我要精确地限定它的意义。精神科学现今已被谴责为缺乏精确性、缺乏明晰性和确凿性，它们已被斥为非科学。它们完全像自然科学一样，应该成为科学、可以成为科学，因为它们对事实也能发挥作用。精神事实在真实这一点上并不比其他事实有何逊色；人并未曾捏造过它们：他发现了它们并给它们命名；他在一生中每时每刻都注意着它们；他像研究他四周的一切、即通过他的感官的干预而被他感知的一切那样研究它们。精神科学，如果可以这样说，它像其他科学一样也有这种问题；当时并未通过任何方法，而是根据它们的性质就把它们斥为不够精确、不够确凿。我承认，对它们来说，要达到确凿、清晰、精细是比较困难的。精神事实比之自然的事实，一方面更为广泛和更为确实，另一方面又被更深地埋藏着；它们在它们的发展方面比较复杂，同时在其起源方面却又比较简单。因此，观察它们，予以分类并把它们变成科学时，就要困难得多。这是精神科学常常受到斥责的真正原因。请看看它们奇异的命运：它们显然是人类最初的研究对象；当我们回溯到人类社会的婴幼时期时，我们到处都遇到精神方面的事实，它在宗教和诗的外衣之下，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激发人们的思想。然而，为了做到彻底地认识它们，科学地认识它们，那就必须有最有经验的理性的全部技巧、全部洞察力和极度的审慎。因此，精神科学的地位是如此，即它们在编年史的程序中既是最先的也是最后的；说是最先的，因为需要在人的思想上做细致的工作；说是最后的，因为它能提高精确、明晰和确凿的程度，而这就是科学的特性。因此，我们决不可以被它们所遭受的斥责所吓倒；它们是自然的、合法的：必须知道，无论是精神科学的确凿性还是精神科学的价值，都不会由于这些斥责而受到丝毫影响；让我们从此得出这个有益的教训，即在研究这些精神事实时，在观察和描述它们时，如果可能的话，必须比研究任何其他事物更好地、更正确、更注意、更严密地进行。得益于这个教训，我一开始就精确地来限定我所说的社会的精神状态 的意义。
在此以前，我们已经研究了高卢的社会状态，即他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外部的和自然界的状况。这一点做到了之后，一切社会关系都叙述了之后，是不是可以说，构成一个时代的全部事实就已详尽无遗地研究了呢？当然不能这样说：还得要研究内部的状况，人们的个人状况，灵魂的状况，即一方面是思想、教义、人的整个理智生活；另一方面是思想与行为的关系，信条与意志的坚强之间的关系，思想与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这就是构成一个社会的精神状态的双重事实，也就是我们必须在五世纪的高卢社会中研究的双重事实。
按照一种非常普遍的意见，我本来可以不必长期坚持这项研究。人们往往说，精神状态决定于社会状态，人与人的关系，左右这种关系的原则或习俗决定着人们的思想、人们的感情、人们的内心生活；还说，政治与制度造就了人民。这是上个世纪的一种主要的思想，并且是由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著作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经济学家、国际法专家等以各种不同形式提出来的。再也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上个世纪发生的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它的绝大部分力量都耗费在改变人们各自的处境上而不是耗费在改变他们的内心和个人的心情上；它所希望的与其说是改良个人倒不如说是改良社会。任何地方，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它所追求的和它所做的，人们最关心的是社会状态，对这种现象谁会感到吃惊呢？然而有些情况可能已经对它提出了告诫：它辛辛苦苦去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外部条件；但它的工作的手段和支柱是什么呢？思想，感情，内部的和个人的心情意向：它是靠着精神状态的帮助才着手进行社会状态的改革的。因此，必须承认，精神状态不仅是与社会状态截然不同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不受社会状态的支配的；必须看到，在各民族的生活中，各种情况、制度并非一切，它们也不能决定一切；其他因素可能会使这些东西发生变化，或跟它们作斗争，甚至胜过它们；而且如果外部世界对人起作用，则人也会对世界起作用。先生们，我不愿意被人认为我排斥我所反对的思想；完全不是这样；它的合法性的比例是很大的：毫无疑问，社会状况能对精神状态发生强大的影响。我决不会甚至希望这种学说成为独一无二的；影响是共同的而且也是互惠的：如果说政治造成民族国家是正确的，那末说民族国家造成政治也同样是正确的。这里遇到的问题比它的外表显得更高更大些。它是这样一个问题，即社会生活是否也像物质世界那样受外部的必然的原因的支配的，或者是否人类本身、它的思想、它的意志凑合在一起产生出并支配它们；它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人类的命运中，命运决定的事占多少比例，自由决定的事又占多少比例。这是一个有很大关系的问题。有一天有机会的话，我要按照它应该受到的那样来处理它；目前，我只能把它的地位分配给它，只能满足于为自由、为人类本身，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创造种种事件的创造者中间，争取一席之地，争取一个重大的地位。
现在我回过头来研究四五世纪时高卢世俗社会和宗教社会的精神状态。
如果各种制度设施都是万能的话，如果提供给社会的各种法规和手段都是万能的话，则这个时期高卢世俗社会的智力状况可能远远超过宗教社会的智力状况。事实上，前者单独就拥有后者所特有的一切制度设施、开发智力、进步的处于支配地位的思想。罗马的高卢到处都有规模巨大的学校。主要的有设于特里尔、波尔多、欧坦、图卢兹、普瓦捷、里昂、纳博讷、阿尔勒、马赛、维也纳、贝桑松等地的大学。其中有的十分古老：比如马赛和欧坦都在一世纪就有；他们在那里教学哲学、医学、法学、文学、文法、星占学和那个时代的一切科学。实际上，在大部分学校里，他们起初只教论理学和文法，但接近四世纪时，到处都聘请了教哲学和法律的教授。
这些学校不但为数众多，并设有许多教授的席位，而且皇帝们也不断地赐恩宠于新标准的教授们。从君士坦丁到小狄奥多西，他们的兴趣都在频繁地制定皇家的体制，有时扩展、有时加强他们的特权。其中主要的有：
1. 君士坦提努斯·奥古斯都致沃吕西努斯 注 书（321年）
“我们规定，将来医生们、语法学家们和其他文学的教授们，以及他们在各自的城市里拥有的财产，豁免一切城市捐税并可享受荣誉。 注 我们禁止用法律来折磨他们，或对他们有任何虐待。如果任何人折磨他们，地方行政官员应加以检举，使他们自己不受那种麻烦，同时责令该冒犯者向国库缴纳十万元；如果一个奴隶触犯他们，则该奴隶的主人应当着被触犯者的面鞭打奴隶；如果奴隶的主人同意这个违法行为的话，则应责令他向国库缴纳二万元，并以他的奴隶作为抵押，直到缴清全部罚金。我们规定，教授们的薪俸应该付给上述的教授们；同时由于他们不必担任繁重的职务……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允许他们拥有授予他们的各种荣誉，但我们并不强迫他们这样做。” 注
2. 君士坦提努斯告人民书（133年）
“为了巩固我们神圣的前辈的功绩，我们规定，医生们、学术教授们以及他们的妻儿们可豁免一切公职和费用；不列入民兵服役名册，也无需接待宾客或交纳任何费用，使他们有更多的便利条件在大量的研究工作和上述专门职业中教导许多人民。” 注
3. 格拉提安努斯·奥古斯都致高卢禁卫军地方长官安东尼乌斯书（376年）
“在交托给阁下的整个辖区内的一切人才济济的大城市里面，让最优秀的主持青年教育的工作者（我们指的是雅典城邦的希腊语和罗马语的修辞学家和语法学家）和演说家从国库支取二十四份给养配给量； 注 并按照惯例，支给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语法学家较少的给养配给量十二份；为了使享有大主教教区权利的各城市能选择著名的教授，同时因为我们不认为每个城市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向支给其修辞学家和大师们报酬，对著名城市特里尔，我们希望做得更好些；因此，如果能找到有才干的人的话，可以让修辞学家支取三十份给养配给量，让拉丁语语法学家支取二十份给养配给量，让希腊语语法学家支取十二份给养配给量。” 注
瓦伦提尼安、荷诺里乌斯、狄奥多西二世颁布了许多类似的敕令。自从帝国由许多长老分管以后，每个长老都更加关心自己国家及其公共机构的繁荣昌盛，从此兴起了一个短暂的改良运动，各学校，特别是高卢的那些在君士坦提乌斯·克洛拉斯、尤里安和格拉提安的管辖之下的学校，都受到了运动的影响。
在学校的旁边，一般都设有另外一些类似的机关。例如，在特里尔就有一所宏伟的皇宫图书馆，关于它我们没有听到过什么消息，但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听到的关于君士坦丁堡的图书馆的详细情况加以判断。君士坦丁堡的这所图书馆有一个图书管理员和七个抄写员，四个抄写员专门抄写希腊文书籍，三个专门抄写拉丁文书籍。他们既抄写日见损坏的古代著作，也抄写新的著作。这种机构不但特里尔有，高卢的各大城市大概也有。
于是，世俗社会就具备了开发教育和智力的手段。这同宗教社会是不一样的。这个时期，它还没有专门从事于教育的机构；它没有从国家得到针对这个具体目标的任何帮助。基督教徒也像其他人一样可以上公立学校去；但大多数教授仍是异教徒或是不关心宗教事务的人，而且在他们的这种淡漠中，还对新宗教充满着敌意。因此，很少有基督徒上这种学校去念书。它们所教的科学、语法和修辞学都是出源于异教，是由古代异教思想支配的，而且对基督教没有什么好处。最后，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基督教在人民中，在下层社会里得到了传播，特别在高卢人中间，但进大学学习的只是上层阶级。此外，直到四世纪初，那些大学里几乎还没有一个基督徒，而在那时以后，基督徒的人数也很少很少。
没有其他学习场所是对他们开放的。后来不久在基督教教会里成为教育的避难所和圣殿即修道院的那些机构在高卢也几乎没有开始。直到360年以后，才由圣·马丁创立了两所最早的修道院——一所在普瓦捷附近的利古日，另一所在图尔附近的马蒙基尔。它们专心从事的与其说是教学不如说是宗教的默祷和冥想。
因此，在那个时候，任何大学，任何专门从事于宗教仪式和智力开发的机构，对基督教徒来说都是缺少的；他们只有他们自己的念头，他们内心的个人的思想活动。他们必须从自身汲取一切；他们的教义和他们的教义对意志的绝对控制——他们必须使自己传播开来、占领整个世界的这种愿望——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力量。
然而两个社会的活动和才智的力量仍然是非常不相等的。一个社会对自己的设施、自己的教授和自己的特权淡然置之，毫不加以利用——另一个社会、却以其独一无二的思想不断地辛勤工作并掌握一切。
五世纪中的一切事物都证明世俗社会的学校的衰败。当代优秀的作家，例如西多尼乌斯·阿波利拿里和马梅提努斯·克劳狄纳斯，对此都深为痛惜，在他们著作的每一页中几乎都说到，青年们已不再学习，教授们无学生可教，科学已凋萎并正在消失。他们企图通过种种小手段，逃避必要的长期的强劲的学习。这正是给作家写历史、哲学、语法和修辞学节本的机会；他们显然不想在学生不愿意学习的班级里教书，而只为那些不得不致力于学习科学的学生节省些辛劳。到学校去念书的多半是高级班的青年人；但这些班级正在迅速消失。学校也因此而衰落；这些设施虽仍存在，但其中已空无一人——灵魂已离躯体而去。
基督教社会知识界的面貌就大不相同。五世纪时，高卢是处在三个精神领袖的影响之下的，这三个人没有一个居住在高卢：圣·哲罗姆 注 住在伯利恒，圣·奥古斯丁 注 住在希波，圣·保罗 注 住在诺拉：后者仅仅诞生在高卢。他们真正支配着高卢的基督教会。它在一切场合向他们请示，接受他们的主意、解决办法和意见。例子是很多很多的。一个诞生于比利牛斯山麓的名叫维吉兰提乌斯的教士旅行到巴勒斯坦。他在那里看到了圣·哲罗姆，并在关于基督教教义或戒律的某些问题的论战中与他交锋。他一回到高卢人那里，就写书谈论他看作是弊病的那些事情。他抨击对殉道者、对他们的遗体和在他们墓旁出现的奇迹的崇拜，抨击频繁的斋戒、苦行甚至禁欲。他的著作一出版，一个住在他附近，大概在多菲内或萨伏依的名叫勒帕里乌斯的教士便把这事告诉圣·哲罗姆，并就这书的大概内容及其危险性作了报导。圣·哲罗姆立刻复信给勒帕里乌斯，他的复信是第一篇驳斥书，并答应还会有更详细的第二篇。第三个名叫西辛尼乌斯的教士立刻派勒帕里乌斯和另一住在附近的牧师狄第埃尔把维吉兰提乌斯的著作送到伯利恒；在论战开始后不到两年，圣·哲罗姆把一篇完善的驳斥书送到高卢人中间，并迅速传播开来。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在高卢和圣·奥古斯丁之间，在贝拉基关于自由意志和上帝恩惠的邪说的问题上，发生了同样的事；高卢教士方面也有这种忧虑要把一切事情告诉这位大主教；为了答复他们的问题，消除他们的疑虑，支持并指导他们的信心，这位大主教也进行了这种同样的活动。每出现一种有威胁性的异端邪说，每发生一个问题，必然会在高卢这一方面和希波、伯利恒、诺拉这另一方面之间，迅速地随即发生一长串的信札、讯息、旅行和小册子的往来。这倒并非必然会引起大问题和涉及一般的迫切的宗教利益。普通的基督徒和一般妇女都一心想着某种思想、某种顾虑；他们所缺乏的是照亮他们的灯光；他们必须求助于这种学者、这种救治良方。贝叶的一位妇女海迪比耶，同时还有卡奥尔的一位妇女阿尔加西，为了向圣·哲罗姆请教，前者提出了十二个、后者提出了十一个关于哲学、宗教和历史的问题；她们问他圣经中某几段如何解释；她们希望他告诉她们要达到道德的完善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或是在某些生活环境中应如何行动。总之，她们把他看作一个家里的精神上的指导人而同他商量。一个名叫阿波德穆斯的牧师从布列塔尼内地出发，负责把这些信送到巴勒斯坦腹地并带回复信。在高卢基督教教会内部也有这种同样的活动，这种同样的迅速的书信传阅。图尔的圣·马丁的同伴和朋友圣·苏尔皮西乌斯·塞维卢斯写了一本圣·马丁的传记（当时他还健在）。此书从397年至402年的四五年里在高卢、西班牙、意大利到处传播，在各大城市都有出售；主教们都热切地派人去买。每当一种宗教方面的愿望、疑虑或困难出现时，学者们就悉心研究，牧师们就东奔西走，各种著作就四处流传。先生们，这种迅速的大量的通信工作决不是容易的事。物质手段很缺乏；道路只有很少的几条，而且十分险阻；问题还有待于好好开展，而要得到解答还需等待很长时间；积极的热情——不可动摇的、不倦的耐心——是必需的；最后还需有道德需求方面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它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宝贵的美德，只有它能够补偿不完美的组织机构。
虽然如此，各种机构开始兴起，并被安排在高卢的基督教徒中间。南方各行省的大寺院大部分是在五世纪上半叶创立的。尼姆的圣·福斯廷修道院和他的主教辖区内另一座修道院被认为是圣·卡斯托（422年前后的阿普特主教）创立的。大约在这同一时期，卡西安努斯在马赛创立了圣·维克多修道院；圣·荷诺拉多斯和圣·卡普拉亚在耶尔群岛的一个岛上创立了当时最著名的勒林斯修道院；稍后，又在弗朗什孔泰创立了孔达特或圣·克劳德修道院，在维也纳主教区创立了格里尼修道院，还有其他许多名声较小的修道院。高卢修道院的基本特征完全不同于东方的修道院。在东方，各修道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静修和默祷；这些隐退到底比斯腹地来的人都希望逃避逸乐、诱惑和世俗社会的腐败；他们希望远离社交、沉湎于冥想，使自己的良心经受严峻的考验。后来不久他们在早先分散居住的地方互相靠拢，于是隐居修道或独居修道的修道士变成了在一起生活的群居的修道士。西方的修道院虽然也模仿东方，但它们的起源是不同的；他们开始时对生活的共同的希望并不是各自过孤独的生活而是联合在一起生活。世俗社会是全国的、各省的、各市的种种纷扰和疾病的牺牲品；它各个方面都在分崩瓦解；愿意生活在一起进行讨论和锻炼的人根本没有一个中心站或庇护所；他们就以修道院为庇护所；因此，修道院生活开始时既没有忏悔祈祷的性质，也没有独居隐修的性质；恰恰相反，它是非常喜欢社交而活跃的；它点燃了智力发展的一个焦点；它成为酝酿和传播思想的工具。高卢南方的各修道院是基督教的哲学学校；知识界人士在那里思考、讨论和教学；各种新观念、大胆的思想和异端邪说就是从那里生发出来的。一切关于自由意志、宿命论、上帝的恩惠、原罪的大问题都是在圣·维克多和勒林斯等修道院里进行最热烈的讨论的，贝拉基派的意见五十年来也是在那里找到最好的营养和支持的。
先生们，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宗教社会和世俗社会的知识状况是不能相比的；一方面是一切都处在衰落、凋萎、呆滞状态；另一方面则是一切都在活动、渴望着、雄心勃勃，向前进展。这样一种鲜明的对照，其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必须知道发生如此惊人的差异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它是如何继续发展下去，又为何日益严重：只有弄明白了这些，我们才能充分了解他们的精神状态。
我相信，发生我刚才描述的情况有两个大原因：第一，这两个社会所从事的主题、问题、智力工作的实质；第二，两个社会的思想自由是非常不相等的。
这个时期在高卢出现的世俗文献只有四种人和四种著作：语法学家、修辞学家、编年史学家和诗人；诗人，不是大部分而是小部分是颂诗、碑文、叙事文、田园诗、牧歌的作者。这些都是留给罗马文人练习的主题。
基督教文献就完全不同了。它多的是哲学家、政治家和演说家；它热烈讨论的是最重要的问题，人们最感兴趣的事情。我现在要把某些专名、某些衔头，以及对两种文献主要作家和主要作品互相比较的看法提出来给你们看，但我始终注意使自己局限于高卢方面。你们自己可以从此推断出各种结果来。
我在这里并没有自以为已列举了有关的人名和书名，不论它如何不完备。我仅仅指出了其中最明显的人名、书名和事实。
在世俗文献里人才济济的语法学家中，我要提名的首先是，四世纪中期前后的波尔多大学教授阿格里提乌斯，他留给我们的一篇论文或其一个片断是论拉丁语的特性与拉丁语的各种异体；例如，拉丁语同义词 temperantia temperatio和temperies；percussus和perculsus；他在说明他规定的区别时所依据的例子都是引自最优秀的作家——西塞罗、贺拉斯、泰伦提乌斯、李维等的。第二是，乌尔比古斯，他也是波尔多大学教授，特别以其深湛的希腊语和希腊文学的知识著称。第三是，特里尔大学教授乌尔苏勒斯和哈蒙尼乌斯。哈蒙尼乌斯曾编辑荷马的诗集，并加上关于错误的异文的注和一些解释。
与语法学家相邻的是修辞学家，他们的事业不仅在于教修辞而且还写论文、写生活中各种重要场合、喜庆节日、盛大宴会用的颂词，民间各种庄严仪式以及某一皇帝驾崩或即位典礼等用的悼词和颂词。特别保存和收辑了十二篇这样的有声有色的宏伟篇章。四位主要的颂词大方家，第一位是克劳狄乌斯·马梅提努斯，他是292年4月20日罗马帝国成立纪念日发表的歌颂马克西米安皇帝的一篇颂文的作者；第二位是欧坦大学修辞学教授欧梅尼乌斯，他是297年至311年为向君士坦提乌斯·克洛卢斯表示敬意而写的和在君士坦丁御前诵读的四篇论文的作者；第三位是波尔多大学教授、一篇歌颂君士坦丁的颂词的作者拿撒里乌斯；第四位是362年在尤里安御前诵读的一篇颂词的作者克劳狄乌斯·马梅提努斯（大概是第一位的儿子）。
这个时期高卢的和异教的编年史学家中最著名的是在370年前后写罗马史简编的优特罗庇乌斯。
我可以欣然提出一张诗人的名单来，但也不要抱怨说我只提了其中三个人的名字。最多产、最著名而且无可争辩地是最高尚、最优美的是奥索尼乌斯，他在309年前后生于波尔多，394年死于自己的一座庄园里，生前曾担任过最高的公职；编写过，第一，一百四十首讽刺短诗，第二，三十八篇纪念死者的诗文，第三，二十篇田园诗；第四，二十四篇书信体诗文；第五，十七篇描写各城镇的记叙文，还有许多关于诸如波尔多的教授们及其家族的事、十二个凯撒、七个希腊的哲人等等题材的小诗。
奥索尼乌斯的一个舅舅，名叫阿尔鲍里乌斯，图卢兹人，他留下了一篇奉献给一位盛妆少女的小诗《Ad virginem nimis cultam》（《致盛妆少女》）。
普瓦捷的一个诗人，名叫鲁提利乌斯·纳马提安努斯，曾在罗马生活一段时间，416年前后回到家就写了一篇题名为《Itinerarium》（《旅行日记》）或《de Reditu》（《谈回来》）的诗，这是一篇详细描述罗马地方风土习惯以及诗人对犹太人和修道士闯入罗马社会的愤怒的奇妙的作品。显然他是一个异教徒。
我接着就讲这同一个时期的高卢基督教社会。
我遇到的第一个人名是圣·安布罗斯，虽然他在意大利度过了一生，我还是把他算作高卢人，因为他是在340年前后在特里尔诞生的。他的著作被辑成对开本两卷，包括三十六篇性质不同的著作——有宗教论文，对圣经的注释，讲话，书信，赞美诗等。其中篇幅最大，也是最奇特的是《De Officiis Ministrorum》（《牧师的职责》）。
将来我也许会回过头来详细谈这部著作；目前我只希望说明其性质。你们也许会根据书名认为它是一本论述牧师的职责以及牧师应如何履行其职责的书。那你们就会上当；因为它完全是一篇谈道德问题的论文，作者在书中除了谈牧师的职责问题外，还回顾了人类的一切职责；他在那里提出并解答了无数处世哲学的实际问题。
在圣·安布罗斯之外，我要提出来的是圣·保罗，他像圣·安布罗斯一样也诞生于高卢（在波尔多，约在353年），也以主教的身份死于意大利（431年于诺拉）。他的许多著作，包括反对异教的著述，都已丢失，遗留下来的只有一些书札和诗篇，但那个时候的书札具有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书札的重要性。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在基督教世界里只占相当小的地位；人们很少为写作而写作，很少纯粹为发表思想这种快乐而写作。有某个事件发生了，有某个问题产生了，有什么迫切的事使基督教社会应付时，往往就有一本书以写给某一基督徒、某一友人、某一教会的一封信的形式产生出来。政治、宗教、论战、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一般的和特殊的宗教会议都在这个时代的书札中遇到，这些书札都属于这个时代的最珍奇的不朽的作品之列。
我已经提出了图卢兹（或阿基坦的其他城镇，因为我们不确切知道他的出生地）的圣·苏尔皮西乌斯·塞维卢斯 注 的名字及其《圣·马丁（图尔的）传》。他还写了一本《神圣的历史》，它是西方试图作出的关于宗教史的最初论著之一，涉及的范围从世界开始时起直到400年，包含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重要事实。
几乎在这同一个时候或稍晚一些，修道士卡西安努斯 注 （虽然他在东方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血统上看来是一个普罗旺斯人）在阿普特的主教圣·卡斯特的要求下，在马赛发表了他为使西方世界了解东方修道士的起源、原则、作风和思想而写的《论各种宗教团体》和《论历次宗教会议》。你们知道，南部高卢大多数早期修道院都是在这一个时期通过卡西安努斯本人的合作而创立起来的；因此，他的这些书正是为满足一种实际的需要而准备的。
我又想到，在卡西安努斯之前，我应该提到普瓦捷的主教圣·奚拉里，他是高卢教会中最活跃、最正直、最著名的领袖之一；他写的大量著作，虽其价值全都不大，但在当时都极重要。实际上，它们大部分都仅仅是讨论当时人们所注意的各种问题的一些小册子。在基督教脱离了它的摇篮时代渐渐壮大起来之后，一些比较著名的主教都同时起着哲学家和政治家的两种作用。他们掌握着对思想的控制权，至少在知识界处于优势地位；同时他们还得管理宗教社会的世俗事务。他们同时肩负着两种任务——传达与实行，使人信服与控制、管理。因此，品种繁多和匆忙草率往往成为他们著作的特色。一般而论，这些著作完全是为了适应一时的需要而写出来的；这些小册子有时是为了解决教义上某一问题，有时是为了讨论某一业务问题，为了启发某一人的灵魂或是反对某种世俗弊病，答复某种异端邪说，或是从政府那里取得某种让步。圣·奚拉里的著作特别带有这种性质。
一个可能认识奚拉里（因为他有一段时间和图尔的圣·马丁住在一起）的修道士埃瓦格里乌斯写了两篇对话，一篇题名为《基督徒狄奥斐卢斯与犹太人西蒙之间的会谈》，另一篇题名为《基督徒扎切厄斯与哲学家阿波罗尼厄斯之间的会谈》，这两篇对话都是关于四世纪末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修道士如何设想一方面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另一方面基督教和哲学之间的问题的奇妙的不朽之作。
此后不久，马赛的一个教士出生于特里尔的萨尔维纳斯，写了一篇探讨宗教伦理学的论文《论贪婪》，还写了一本我已提到过的题名为《De Gubernatione Dei》的书，此书以详细描绘这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和风俗习惯著称，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是它试图为上帝卸却对尘世的苦难的任何罪责，而把罪责完全加在人类自己身上。
贝拉基教派的分裂教会的活动引起了大量的著作，可是我只想提一提阿基坦的圣·普罗斯珀的那些，特别是那篇基督教内部产生出来的哲学诗中最可喜的力作《反对忘恩负义者》。他的从世界起源写到455年的《编年史》是很有价值的一部著作。
当自由意志和上帝的恩惠的问题正在整个教会、特别是高卢教会中展开激烈的辩论时，当灵魂的非物质性的问题正在纳博讷人中间，在主张灵魂是物质性的里兹主教福斯图斯 注 和为相反的意见辩护的维也纳牧师和圣·马梅提乌斯主教的兄弟马梅提乌斯·克劳狄努斯 注 之间静静地讨论的时候，福斯图斯提出其观点的那封信和马梅提乌斯·克劳狄努斯的题名为《论灵魂的本质》的那篇论文乃是关于五世纪人类精神状态的最奇妙的不朽之作。因此，我想将来让你们详详细细地了解它们。
在这个时期的基督教文学中，我只想再引举一个人的名字，即马赛的教士金纳迪乌斯，他在其题名为《论四世纪中期到五世纪末的著名人士或教士作家》中给予我们的关于文学史的知识比我们在其他任何地方看到的为多。当你们把这两张虽然很枯燥乏味而又不完全的著者和作品名称表加以比较的时候，仅仅人名和书名岂不就说明了两个社会在知识状况方面的差异了吗？基督教作家同时向思想和生活两方面最高的有关人士讲话，他们在知识的领域和现实的领域里都很活泼而有说服力；他们的活动是合理的，他们的哲学是深得人心的；他们讨论的事物既能激动隐居修道者的心，也能激动各国人民的心。与此相反，世俗的文学既不涉及原则问题也不涉及一些偶然事件，既不涉及群众精神上的需要也不涉及群众家庭的感情；它完全是一种因袭和奢侈生活的文学，一些志同道合者的小团体和学派的文学，从它所注意的问题的性质来说，完全是一种供贵族和才子们暂时消遣的文学。
先生们，不仅如此，我们看到两个社会精神状态的所以不同还有一个远为不同的原因：自由，（我指的是思想自由）对一个社会来说是完全缺乏的，而对另一个社会来说则是实际上存在而且是强有力的。
诚然，说世俗文学完全缺乏自由那是不可能的；那种文学从属于世俗社会，从属于古老的罗马世界；它是罗马世界的映象，罗马世界的消遣品；它具有它的一切特征，——颓废、枯燥无味、丰饶多产、卑屈奴态。可是，它关心的那些问题的性质使这些特征长期存在。它与道德方面的一切大问题，与生活的一切实际利益，即与不能没有思想自由的任何事业完全没有关系。语法、修辞、小诗非常容易使自己适应奴隶状态。像阿格拉西乌斯那样编辑拉丁文同义词词典——像阿尔鲍里乌斯那样批评一个穿戴得过于考究的女郎——或者像奥索尼乌斯那样歌颂摩泽尔省的美人都既不需要自由，实际上也不需要动脑筋。这种处于从属地位的文学在专制政治之下，在各种社会衰亡时期，曾不止一次地极度繁荣过。
在各学校内部完全没有自由；全部教授都是随时可以被免职的。皇帝不但有充分的权力可以把他们从一个城市调到另一个城市，而且可以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随时撤销对他们的任命。此外，在许多高卢城市里，人民自己也是反对他们的，因为人民至少绝大部分是基督教徒，因此都不喜欢完全异教血统和异教志趣的学校。因此，教授们经常受到敌意的对待，而且往往被虐待；实际上，除了残余的上等阶级和帝国当局以外，谁也不支持他们。帝国当局仍坚持维护秩序，而在此以前它之所以常常迫害基督徒，完全是由于屈从人民的要求。现在，在四世纪，它保护异教徒、反对人民，这或者是出于一种维持秩序的抽象的愿望，出于遵从那些本身就是异教徒的或不关心这个问题的著名人士的愿望，或者是出于尊重旧政府所支持的旧制度、旧原则。你们从此可以不难看出教授们处于一个多么从属的、无权的、朝不保夕的痛苦的地位。学生们所处的地位也几乎一样。他们都是一大批宗教裁判所的、令人恼火的治安法规的对象，在这些法规之下，他们是毫无保障的。我要念给你们听瓦伦提尼安的一道敕令，它将使你们得到一个关于他们的处境的明确的概念；这道敕令本身只涉及设在罗马的学校的学生，但帝国的其他学校也是根据类似的规章和原则行事的。
“瓦伦提尼安、瓦莱里乌斯和格拉蒂安给罗马行政长官奥利布里乌斯的敕令（370年）
“1. 一切来罗马求学的人，到达时必须立即向人口调查局长 注 呈交批准他们此行的省长签发的阐明他们的住处、年龄、身份和职业的公函。2. 他们同时还须声明他们特别想研究的是什么学科。3. 他们必须随时把他们的住址报告人口调查局，以便那个部门的官员注意他们是否始终进行他们自己指定作为其追求目的的那个学科的学习。4. 上述官员有责任注意学生们在听讲时是否按照合适的方式行事，避开一切可以得到坏名声的机会，不参加任何我们视为简直是罪恶的私人团体。他们不可以过于频繁地去看戏，也不得沉湎于过度的享受和宴乐。任何学生如果忘记了他作为攻读文科的学生应有的高贵的品行，就将公开地受到鞭笞，并被不光彩地逐出城市，送回原地。那些勤奋学习者可以留在罗马直到他们年满二十岁为止，如果那时他们忘掉了没有自动回家，则行政长官应使他们离去，不论他们愿意与否。这些规则应严格遵行，您阁下应立即命令人口调查部门的主要官员每月提出一份关于所说的学生们的报告，阐明学生人数、姓名、何时来到罗马，他们的一般鉴定，其中谁的居留罗马的期限已经届满、必须送回非洲或其他行省……这种报告应每年呈送我们一份，以便了解学生们的各种优点和学得的知识，以便判断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对我们的工作究竟可取和合乎需要到什么程度。” 注
这些预防措施中有些措施，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必要的、恰当的；但同时也很明显，在它们成为其主要特色的这种制度中，在它们成为其纪律的基础的这些学校中，是没有任何自由可言的。
与此相反，在基督教文学中，自由却十分茂盛地表现出来：思想的活跃，公开宣布的种种不同的意见，它们本身就足以证明这种自由的真实性。人类思想的翅膀如果压上铁块，那末它决不会展开得如此宽广、如此精力旺盛。此外，自由是教会的知识分子境遇中所固有的：教会正在努力形成它的教义，它在许多问题上还没有被颁布或固定下来。往往由于某一事件，由于某一论战的著作而产生了某一个问题；于是宗教社会的领袖们就进行考查和讨论，于是就形成了决定，采纳了信仰，并适时地宣布了教义。十分明显，在这样一个时期必定存在着自由，虽然是不稳定的，也许是暂时的，但仍然是真实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实效的。
反对异端的立法的状况还没有达到足以使它致命的地步；迫害的原则，真理有权靠武力实行统治的思想已开始占领人们的头脑；但它在种种事情中还没有占主要地位。世俗权力开始有力地帮助教会反对异教徒，并以严厉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被放逐，某些职务严禁由他们担任，他们的财产被剥夺；有些人，甚至像385年的普里西利安派那样，被判处死刑：皇帝们的法规，特别是狄奥多西大帝的法典，对异教是充满着威胁和戒备的；总之，事态的发展显然是倾向于暴政的：可是，世俗的权力对于使自己成为各种教义的工具一事还有犹豫；最伟大的主教圣·奚拉里、圣·安布罗斯、圣·马丁仍大声反对判处异教徒极刑，他们说，教会无权使用精神武器以外的其他武器。总之，虽然迫害的原则日益进展，并且是很有威胁性的进展，但自由仍然比它更强大：它是一种危险的处在狂风暴雨之下的自由，但它仍然是活跃的、普遍的；一个人过去是自己承担风险当异教徒的；但他如果愿意的话，将来也可能成为一个异教徒；人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可能而且也的确有力地、公开地支持了他们的意见。看一看这个时期历次宗教会议的宗教法规就足以相信自由仍然是巨大的：除了两三次大的宗教会议之外，这些会议，特别是在高卢举行的这些会议，除了教规戒律以外，几乎不关心任何事情；理论的问题，教义的问题很少在会议上出现，只有在一些大的场合上才出现。他们所讨论和作出决定的大多是关于教会的管理、教会的制度设施、牧师的权利和义务等问题：这证明，在无数问题上，思想的多样性是许可的，辩论仍然是开放的。
因此，一方面，劳动的性质，另一方面，思想所处的地位，充分说明，宗教社会里的知识分子优越于世俗社会；前者的地位是着实而自由的，后者的则是奴性的，不重要的：还有什么需要增加的吗？
但最后还有一种意见，可是这种意见并不是毫无价值的，而且也许能充分说明为什么世俗文学快要死亡，而宗教文学却存在着而且还在精力旺盛地繁荣滋长。
对心灵的修养来说，对科学和文学来说，要不依靠一切邻近的直接的势力而靠自己来繁荣壮大，就必需有幸福而和平的时代、令人满意的能予人以好运的时代。当社会状况渐渐困难、粗野而不幸时，当人们长期遭受很多苦难时，研究和学习就有极大可能被忽视而衰落。对纯粹真理的爱好，对美好事物的欣赏（撇开其他一切欲望），都是一些娇嫩而高贵的植物；它们必须有纯洁的天空、光辉的太阳和柔和的气氛；在大风大浪中，它们就会低下头来、日渐枯萎。才智的发展、心灵的旨在取得真理的劳动就会停止，除非被置于队列之中，并受到人类某种实际的直接的强大势力的保护。这就是罗马帝国覆亡时发生的事：学习和研究、文学、纯粹的知识活动，都不能单独抗拒灾祸、苦难和普遍的沮丧情绪；它们必须依附于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利益上；它们应不再是一种奢侈品而应成为一种必需品。基督教的宗教供给它们种种手段；哲学和文学与基督教联合起来后就从威胁它们的毁灭中得救了；它们的活动于是有了实际的、直接的结果；它们提出申请要去指导正在行动中的人们走上幸福之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人类的理智被剥夺公权，因大风大浪而沮丧，到教会和修道院的避难所去避难；它苦苦哀求地拥抱了祭坛，乞求在祭坛的保护下生活并为祭坛服务，直到更美好的时代允许它重新在世界上出现并呼吸新鲜的空气。
先生们，我不想再进一步去比较五世纪时两个社会的精神状态了，我认为，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已足以清清楚楚地了解两个社会了。现在需要的是更深入地去考察宗教社会，只有它是活跃而富饶的。我们必须设法去发现它有哪些问题，对此提出了什么解决办法，哪些论战是有力而受人欢迎的，它们对人类的生活和行为有什么影响。这些将是我们下一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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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概是禁卫军地方长官。
[2] 罗马各城市和自治城市规定，一种是munera，是低级职位，没有各种特权；一种是honores，是高级职位，是真正的行政官员，享有某种特权。
[3] 狄奥多西法典，第III卷，第3篇1.1。
[4] 同上，1.3。
[5] 给养配给量，Annona，即一定分量的小麦、油和其他给养，约为一个人每天所必需的消费量。
[6] 狄奥多西法典，第XIII卷，第3篇，1.11。
[7] 331年生，420年死。
[8] 354年生，430年死。
[9] 生于354年，死于431年。
[10] 生于355年前后，死于420年前后。
[11] 生于360年前后，死于440年前后。
[12] 死于490年。
[13] 死于470年前后。
[14] 一种行政官员，他的某些职能类似我们的警察局长。
[15] 《狄奥多西法典》，卷1，XIV，第IX册，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