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世纪在高卢争论的主要问题——关于贝拉基派教义——关于在其历史中奉行的方法——关于引起这场争论的各种道义上的事实：第一，关于人的自由；第二，关于自由之虚弱和必须有外部的援助；第三，关于外部环境对自由的影响；第四，关于在灵魂里发生的没有人把它们归因于人的意志的精神上的变化——关于从这些事实中自然地产生的一些问题——关于我们在五世纪基督教教会方面应该据以考虑这些问题的这个特殊观点——贝拉基派教义在罗马、非洲、东方和高卢的历史——贝拉基——塞莱斯蒂乌斯——圣·奥古斯丁——半贝拉基派教义的历史——卡西安努斯——福斯图斯——阿基坦的圣·普罗斯珀——关于宿命论——这场争论的影响与一般结果
先生们，在上一讲中，我企图为你们描绘五世纪时高卢的世俗社会和宗教社会（仅就其一般面貌而言）的精神状态的对照图。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考察一下宗教社会，它是唯一能提供我们研究和思考的充分材料的。在五世纪高卢基督教社会里占主要地位的问题是——第一，贝拉基派教义或贝拉基的异教，它主要被圣·奥古斯丁所击败；第二，在高卢南部在主教福斯图斯与教士马梅提努斯·克劳狄纳斯之间争论的灵魂的本质问题；第三，各种与其说是关于教义的毋宁说是关于礼拜和戒律的问题，例如对殉道者的崇拜问题、关于持斋、苦修、独身等的价值的问题；你们知道，这些都是维吉兰提乌斯的著作所讨论的对象；第四，基督教反对异教和犹太教的长期的斗争，即关于犹太人西蒙和基督徒狄奥菲鲁斯之间、基督徒扎切厄斯和哲学家阿波罗尼奥斯之间的两个对话的论题。
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最最重要的问题是贝拉基派教义：它是五世纪教会中伟大的理智方面的论战，正像四世纪时的阿里乌主义那样。我们现在就要来讨论的正是贝拉基派教义的历史。
每个人都知道，这场论战涉及自由意志和圣恩问题，也就是说涉及人的自由与上帝的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帝对人的道德活动的影响的问题。
在叙述这事的历史之前，我先要表明我想采取的方法。
这问题的单纯的陈述就将向你们指出，它并不是五世纪或基督教所特有的一个问题，而是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所共同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一切宗教、一切哲学体系向自己提出并力图解决的一个问题。
因此，它显然与各种原始的、普遍性的、道德的事实有联系，这些事实都是人类天性中所固有的，通过观察可以在那边发现的。我首先要找出这些事实，我要摆脱一切关于时期、地点和个别信条的考虑而努力在一般的人的身上区别出所谓贝拉基论战的各种自然要素和首要的问题。我将阐明这些事实，既不在其中加入什么，也不从中删去什么，也不对它们加以讨论，而仅致力于证明和叙述它们。
然后我将指出，从这些固有的事实中自然地产生出了什么问题，什么困难，什么论战，而完全抛开关于时间、地点或社会地位的一切具体的情况。
这一点办到之后，同时，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个问题的一般理论方面一旦彻底确立，我就要来测定，辩论中各种不同意见的辩护人在五世纪时是根据什么特殊论点来考虑这些道德事实的。
最后，在说明了贝拉基派教义是从什么来源和在什么力量赞助之下产生出来的之后，我就将详述其历史；我就将循着其关系和发展情况探索其主要思想，以便正确了解这场大论战兴起时人们的心理状态，它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又在哪一点上离开了它。
先生们我务必请你们认真注意，特别是在考察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各种道德事实的时候，因为它们是难以正确地理解，难以正确地表达的；我但愿能既清晰又确实地叙述它们，可是我几乎没有时间，只能粗略地说明它们。
第一，形成整个争论的基础的是自由，自由意志，人类的意志。为了正确地了解这一事实，必须从一切不相干的因素中解脱出来并使它严格地复归原位。我认为它之所以往往不能得到正确的了解，是由于缺乏这种小心谨慎；人们没有把自己放在自由这个事实的前面，单单自由这个事实面前；人们看到了并且描述了它，但可以说是把它和在精神生活中处于非常接近的地位但本质上并不相同的其他事实混淆起来。例如，他们认为人的自由存在于考虑和选择行为的动机的力量之中，从那里进行的考虑和判断被认为是自由意志的实质。决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些都是理智的行为而不是自由的行为；各种不同的行为动机，不同的利害关系、情欲、意见等等都出现在理智之前；理智加以考虑、比较、估计、衡量，并最后加以判断。这是一种预备工作，它先于意志行为，但决不组成意志行为。当人深思熟虑时，当人充分认识到他心中产生的动机及其价值时，一种完全新的完全不同的事实即自由这种事实就到来了；人作出一种决定，也就是说开始了一系列的事实，这些事实的根源就在他本身之中，他把他自己看作这些事实的创造者，它的产生是由于他希望它产生，它不会产生，除非他希望它产生，如果他希望使它们不同地产生出来，它们就会不同。去掉一切关于理智的深思熟虑的回忆，关于已知的和已经意识到的动机的回忆；把你的思想和这个一想到一种决定就立即作出这种决定的人的思想集中起来，当时这个人说：“我要，我要这样做，”同时要求你自己，问他，是否他不能决意而做了其他的事。肯定你会回答说——他会回答说，“是的。”自由这个事实在这里就显露出来了：它完全存在于人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中：它是这样一种决定，它是人的固有的行为，这种行为是靠他存在的，而且是仅仅靠他一个人；这种行为是一种与在它之前或环绕着它的一切事实无关的简单的行为；它在最多样化的环境中总是同一的，永远是同样的，不管它的动机和它的结果如何。
先生们，人知道这个行为，正像他作出它那样；他知道自己是自由的，他感觉到自己的自由。良心是人所拥有的能凝视和沉思在自己身心里经过的思想、能出现在自己的存在之前、仿佛成为自己的旁观者的那种本领。不管在人的身心内部完成的种种事实是怎么样的，它们都是通过良心这个事实显示给他看的；良心证实了自由，正像感觉和思想那样；人看到和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正像他看到和知道自己在思想、反省和判断那样。人们曾屡次试图，甚至现在也试图在这些各不相同的事实中间建立某种不平等的清晰性和可靠性：他们起来反对他们称为把关于良心的事实即未知的和模糊的事实引进科学中去的这个设想。他们说，感觉、知觉，这些都是清楚的，已经证明了的；但是关于良心的事实，它们在哪里呢？它们是什么呢？我不认为有任何必要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坚持这个论点：感觉、知觉，也像自由那样，是属于良心的事实；人以同样的态度、同样的眼神和同样的肯定看待它们。他可能把他的注意力投在关于良心的某些事实上而不投在其他事实上，并忘记或误解了那些他所不重视的事实。我此刻提到的这个意见就是这事的证据：但当他全面地看到自己时，当他毫无遗漏地目击自己内心生活的壮观场面时，他就会毫不困难地深信一切场景都是在同一个舞台上通过的，同时他是在同样的原则上并以同样的态度知道这一切场景的。
先生们，我希望已被如此转化为其固有的独特的本质的人类自由这个事实能充分地呈现在你的思想的面前，因为它与其他近似而又有别于它的事实的混淆正是我们要探讨的这场大论战中引起麻烦和辩论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个同样自然、同样普遍的事实在这场大论战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人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认为自己有本领仅仅通过自己的意志开创一系列事实，他同时也承认他的意志是受某种规律的控制的，这种规律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名称：人道、理性、机智等等。他是自由的；但是，在他自己的思想中，他的自由并不是任意的；他可能无意义地、不正当地、自觉有罪地利用他的自由；每次他利用它的时候，总有某种规律在指挥它。遵守这种规律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自由的任务。
不久他就会看到，他从未十足地完成过这项任务，也从未完全按照理性和伦理行事；总是自由地，也就是说，虽然道义上能使自己遵守这项规律，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完全履行他所应做的、甚至他所能做的一切事情。每次当他认真地问自己并诚恳地回答自己时，他总是不得不说：“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能已经做了什么什么事了；”但他的意志是软弱的、畏缩的；它既不尽自己的责任，也不尽量发挥自己的威力。
先生们，这种事实很明显，其中之一谁都能证明：甚至有这种怪事，随着道德的人的发展和完善，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迫切地感觉到意志的这个弱点：最优秀的人，即最能使自己的意志符合于理性、符合于道德的人，往往最深切地感到他们的不足，最深信在人的行为与其任务之间、在自由与其规律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平等。
先生们，因此，在一切人的心中产生出一种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呈现的感情；即感觉到必须给人的意志一种外力的支持，一个支轴，在它的目前的力量上添加一种力量以便必要时支持它。人便向各方面探索，想发现这种支轴、这种助力；他在友谊的鼓励中，在聪明人的会议中，在像他自己的那些人的榜样和称赞中，在对责备的害怕中查问这种支轴、这种助力；但一个都没有查到，却每天在他自己的行为中看到有上千个证据足以证明这种灵魂的活动，急于要在它本身之外找到一种能帮助它的自由的助力，它觉得这种助力既是实际的又是不够的。但由于这个可以看得见的世界，即人类社会，并非总能满足他的欲望，由于它们都苦于这种在他自己的情况中也可以看得到的这种不足，灵魂便走到这可以看得见的世界的外面去，在人类关系之外去寻找这种它所需要的支轴：宗教的感情发展起来；人开始向上帝讲话并请求他的帮助。祈祷是最崇高的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在这种形式之下，对人类意志之软弱的普遍的感觉，和向某种外力和同盟力量的求援之心便显露出来了。
这正是人的本性，当他诚恳地请求这种支持时，他就能得到这种支持，他一门心思地寻求它，几乎就足以取得它。任何人，感到自己的意志荏弱，诚恳地乞求朋友的鼓励，智者会议的影响，舆论的支持或通过祈祷向上帝请教，立刻就会感觉到自己的意志在某种程度上和某一段时间里得到了加强和支持。这是日常经验的一个事实，是非常容易证明的。
第三个事实的重要性是不应忘记的；我指的是独立于人之外的环境对人类意志的影响，外部世界对自由的控制。没有一个人否认这个事实，但必须正确地估计它，因为，如果我没有欺骗自己的话，一般说来，人们并没有很好地了解它。
我刚才区分了自由与慎重考虑；慎重的考虑先于自由，它是由理智完成的。先生们，独立于人之外的环境，不论它们是什么，是地点，是人出生的时间，还是习惯、风俗、教育、事件，决不影响自由的行为，例如我竭力描述过的那些；自由的行为并不受环境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它始终是同一的、完全的，不论引起它的动机是什么。各种外界环境都是根据这些动机，在理智活动的领域内发挥和耗尽它们的力量的。时代、地区和一切生命都在其内部消逝的这个世界，无限制地改变先于意志的慎重考虑的各种因素：由于这种改变的缘故，某些事实、某些思想、某些感情，在这智力劳动中，出现或不出现，靠近或疏远，有力或软弱；而这种慎重考虑的结果，也就是说，根据这些动机形成的判断，大大地受到它的影响。但跟在它后面的意志的行为基本上仍然不变：人们的行为仅仅间接地并由于被引入慎重考虑的各种因素的多样性而受到了外部世界的这种影响。我希望一个实例就能使你们完全理解我。一个野蛮人为了忠于他部族的习惯、完成他认为应尽之义务而勉强地杀死了自己的年老体弱的父亲：相反，一个欧洲人却赡养自己的父母，服侍他、尽心竭力减轻他年老体弱的痛苦；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两个例子中构成行动之前的慎重考虑的基础的两种思想和随之而来的两种结果更不相同的了。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两种行动中的合法性和道德价值更不相等的了。但说到决心，欧洲人的和野蛮人的自由的个人行动难道是不一样的吗，如果都是以同样的意图和同样的努力程度来实现的话？
因此，独立于意志之外的环境对自由行动的动机和结果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但这是它能发挥其作用的唯一领域：处在慎重考虑与外部行动之间的较低的事实，即自由的事实，则仍然是一样的，而且是在最多样化的各种因素中以同样的方式实现自己的。
我现在要来谈谈第四种也是最后一种大的道德事实，我们必须了解它才能了解贝拉基派教义的历史。我还可以列举其他许多事实，但这些的重要性都不大，它们显然是我在这里叙述的那些事实中派生出来的，我没有时间叙述它们。
有某些变化、某些道德事件是在人的内心完成和表现出来的，无需他能把它们的根源归诸他的意志的某一行动，或能认出它们的创作者。
这种说法，初初一看，可能会使你们中的某些人感到吃惊；先生们，请允许我用类似的事实来说明它，这种事实在知识领域里比较频繁地发生，而且也比较容易理解。
没有一个人不曾在他一生的某个时期里，在辛苦地探索某种思想、某种往事的过程中未取得成果就因疲倦而昏昏入睡，可是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却发现他所要的东西已完完全全出现在他的头脑里。没有一个学者不曾遇到过，在他研究的课题尚未取得成果时就不得不退下来休息，而在第二天早晨起来时却毫无困难就攻下了这个课题。我可以举出许多其他这样的例子：我现在选出这两个作为最简单、最无可争辩的例子。
我从它们推断出这个结果：某种内心的自发的劳动不依靠意志的自觉的、故意的活动而在人的悟性中完成了自己，这是一种我们没有加以指导和控制的劳动，我们没有机会观察其进展的劳动，然而是一种实际的生产性的劳动。
这里面毕竟毫无奇怪之处：我们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里来时都带来了他自己的天生的智能。人通过他意志的活动，指导和修改、提高或贬低自己的道德存在，但他并不创造自己的道德存在；他已得到了它，同时它还具有某种个人的气质，具有某种自发的力量。各个人在精神方面的天生的差异，也像在体质方面的天生差异那样，是无可争辩的。既然各个人的天生的体质都同样是自发地靠它自己的力量发展的，因此，在他的智能的天性中，也同样由于它与外界的关系或它的意志本身的发动而有某种不自觉的看不见的发展在那里运转，虽然运转得极不均衡，或者用只有我自己用的一种说法来说（因为它形象地表达了我要表达的意思），有某种在适当的时候能自然地产生它的果实的植物在那里运转。
先生们，在知识阶层里发生的事往往也同样在道德阶层里发生。某些事实发生在人类灵魂的内部，它并不涉及它本身，也不把它看作自己意志的作品；有某些日子、某些时刻，它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不同于它在自己意志作用下最后感觉到的那种道德状态。它不能把这个变化的进展追溯到它的源头；它与此无关，它的发生是未经它的同意的。换句话说，道德的人并不是整个地创造自己的，他意识到那些原因、那些在自己外面的力量不知不觉地在他身上起作用，并改变它；在它的道德生活中，也像在他的未来命运中那样，有许多问题对他来说是完全无法说明的，是他所完全不知道的。
也不必使他自己相信这个事儿，即他应注意那些伟大的道德革命、那些突然的显著的变化，因为人类的灵魂无疑有时可能会有这种感受，但这种感受往往被叙述者的想像所高度渲染，而令人难以对它作出适当的评价。这种不自觉改变的更多的事例，我们只需深入观察自己的内心，就能在那里发现。任何人在观察自己内心生活时都能容易地认识到自己这个有道义心的人的兴衰变化并非完全是自己意志行动或自己所知道的外界环境的结果。
先生们，这些都是人类天性，简单而普遍的天性，在贝拉基派教义本身的历史细节和具体情况之外，传送给我们的关于贝拉基论战的主要的道义事实。你们立刻就会看出，仅仅从这些事实，仍然撇开一切特殊的偶然的因素，就产生了大量成为许多重大讨论的基础的问题。首先，我们可以研究一下这些事实本身的真实性：实际上，并非它们全都同样地面临着这种危险；例如，人类自由这个事实比任何其他事实更为明显、更为不可抗拒；然而即使这一点也已被否认，正像一切事物都可被否认那样，因为错误的广大领域是无边无际的。
承认这些事实，完全承认它们，但接着又来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于每个事实在道德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或所起的作用是否没有弄错；我们可能不正确地衡量了它们的广度和重要性。我们可能对自由、对外界环境、对意志的弱点、对各种未知的影响所起的作用估计得太大或太小。
还有，关于事实本身完全不同的各种解释都可能被提出来。例如，关于人的精神状态中发生的不自觉的、难以察觉的变化；我们可以说，这些都可以归因于灵魂缺乏适当的注意，归因于它的不记得一切事情都在它的内心经过的，归因于它已经忘记了意志的某些行为，忘记了已经产生结果的某种决策、某种印象，它既没有探究其线索，也没有观察其发展。或者，为了说明道德生活中这些模糊的、可疑的事实，可以一方面乞援于上帝对人的直接的、特殊的行动，另一方面乞援于上帝的行为和人的活动之间的永久关系。或者，最后，可以试图用各种方法使这些事实和谐一致；使它们变成建立在某种原则上的一个体系，使它们归属于某种关于人和世界的本性和命运的一般的教义。因此，无穷无尽的问题可能以各种方式产生出来；仅就在考虑中的这些事实的本质而论，就其本身及其大多数而论，它们是一个多产的讨论课题。
如果某些局部的暂时的原因更多地改变我们据以考虑这些问题的观点，改变人类头脑对它们的认识范围，使对它们的研究转到一个方向而不转到另一个方向，使这个或那个事实更突出或不太突出，使它们更有效或不太有效，则论战的战场不知将广阔到如何程度。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在五世纪当然也发生过。我已尽力和你们一道追溯贝拉基论战的天然的和纯粹的道德根源：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它的种种历史根源；它们对于正确了解贝拉基论战是同样必要的。
在基督教会内部，我叙述过的那些道德方面的事实必然会被人们以各种观点加以考虑。
基督教实质上是一种实际上的革命，并不是一种纯科学的理论的改革。它的主要目的是改变人的精神状态，支配人的生活，不仅仅是某些具体的人的生活，而是整个民族、整个人类的生活。
先生们，这是一种奇妙的新事物。希腊哲学，至少从其历史渐渐清晰而确实的时期起，基本上是科学的，被更广泛地应用于真理的探索而不仅是用于改革和指导生活方式。它的学派中只有两个学派采取一种稍稍不同的方针。它参加斯多葛派和新柏拉图派的正式方案以发挥一种道德影响，调节行为和启发悟性；但他们在这方面的抱负仅限于少数门徒——一种知识贵族。
与此相反，基督教的特殊的有代表性的计划是实施道德的改革，一种普遍性的改革，以其教义的名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支配人们的意志和生活。
先生们，作为一种几乎必然的结果，在构成我们的天性的许多道德事实中，基督教社会的领袖们特别要突出的是那些最能发挥改革的影响、以更快的速度产生实际效果的道德事实。他们把大主教和教会中的长老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些事实上来；因为他们是从这些事实取得推进基督教事业和完成自己使命的手段的。
还有，基督教道德改革的支柱是宗教，构成其力量的是宗教思想，人与上帝的关系，目前生活与未来生活的关系。因此，基督教领袖们在众多道德事实中最喜欢的是那些具有我们天性中属于宗教部分的那种宗教倾向，并且可以说是限制在现职和未来希望、道德与宗教的范围上。
基督教的需要及其实施道德改革和支配人的行动的手段必然随着时间地点而变化。在人的灵魂方面，它必须时而致力于某一事实，时而致力于另一事实；今天致力于一种事态，明天致力于另一种事态。例如，在各个时代，从一世纪到五世纪，宗教社会领袖们的任务显然不是始终如一的，也决不是用同一种方法完成的。一世纪的主要的事情是反对异教的斗争——推翻一种令人从心里憎恨的制度的必要的努力——简言之，即革命的工作，作战的工作。这就必需不断地诉诸自由的精神和检查的精神，诉诸意志的有力的表现；这是这个时期的基督教社会在一切场合所祈求和经常夸耀的道德事实。
五世纪时，一切事物都处于一种不同的情况中。战争已经结束，或者已基本结束——胜利已经取得。基督教的领袖们现在必须整顿宗教社会，传播其信条，整饬其纪律，一言以蔽之，必须在它所击败的异教世界的废墟上制定它的教规。这些盛衰的变化在一切伟大的道德革命中都会遇到。我无需再给你们举出例子。你们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必须经常祈求的已不再是自由精神。现在需要在人民中培养的却是一种有利于制定规章、建立秩序、有利于行使权力的心情和素质。
把这些考虑应用于我指出的作为贝拉基论战的根源的那些物质世界的事实和道义的事实，你就能容易地辨认出在五世纪时教会领袖们特别感觉到应该促进其发展的那些人。
有另一个原因使他们据以考虑我们的道德本质的观点发生变化。与人类自由有关的种种事实和那些事实中产生出来的种种问题，都不是孤立的事实或孤立的问题：它们是和其他事实，和其他更普遍更复杂的问题密切地联系着的；例如同善恶起源的问题，人的一般命运问题以及它与上帝对世界的计划的基本关系问题密切地联系着的。因为在这些更高层的问题上，教会里早已存在着明确的教义、固定的主张和公认的解决办法；所以当新问题起来时，宗教社会的领袖们必须使他们的思想适应于一般人的思想，适应于既定的意见。由于它们，便产生了这种复杂的局面：某些事实、某些道德问题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本来可以排除一切外界的考虑，排除科学观点以外的一切观点而思想完全自由地作为哲学家来考察和判断这些事实、这些问题；但当时他们被授予官方权力，他们有责任管理他们的人民，整饬他们的行动，指导他们意志。因此，一种实际的政治的需要压倒了哲学的作用并把它推在一边。这还不是全部；哲学家们和政治家们，他们还不得不同时起纯粹逻辑学家的作用，在一切场合无保留地与某些原则的重要性和某些永远不变的教义保持一致。因此，他们仿佛同时扮演着三种角色，同时受到三方面的支配；他们必须同时考虑到事物的本性、实际的需要和希望。一旦发生了一个新的问题，一旦他们不得不注意到他们以前从未好好注意过的那些道德事实时，他们就得以这三种资格来思考和行动，来完成这三种使命。
可是，先生们，这在宗教社会里并不是它的一切成员的职务；有许多基督教徒，他们认为自己一方面并不负有责任指导教会的道德管理，另一方面也不必通过它的一切结论去贯彻它的整套教义。在这样一批人中间，一定会出现一些人才，他们有权观察并为他们自己取得某些道德事实，而无需十分注意他们的实际影响或他们在总系统中的地位，他们的头脑没有教会大领袖们的头脑那么渊博那么坚强有力，但他们在一个人数较少的领域里有着更充实的事业，担任着比较简单而容易的工作，因此他们对某些具体问题可能掌握着较精细而明确的知识。这样，就产生了一些异教的创始人。
这样就兴起了贝拉基教义。我希望，你们现在已经了解影响其命运的那些初期的、外界的情况；你们了解了：（1） 成为争论中心的那些主要的自然事实；（2） 从那些事实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一些问题；（3） 五世纪时宗教社会的领袖们和从宗教界中产生出来的活跃的有研究头脑的人据以考虑这些事实、这些问题的特殊的观点。有了这条指导线索、这支照明的火炬，我们现在就可以继续下去叙述贝拉基论战本身的历史。
论战是在五世纪初兴起的。关于自由意志的问题和关于上帝对人的灵魂的作用的问题，实际上早已受到基督徒们的注意，这是圣·保罗的书信和其他许多不朽巨著所证明了的；但是提出来的一些事实几乎没有经过讨论就被接受或被抛弃了。到四世纪末，人们开始更细致地研究它们；教会的某些领袖已开始对这个问题感到不安。圣·奥古斯丁自己说，“我们切不可对尚未成为基督徒或尚未成为彻底坚定的基督徒的人讲太多的关于神的恩赐的话；因为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给信徒造成许多麻烦。”
405年前后，英国修道士贝拉基（这是希腊、拉丁作家给他的名字，他的真名似乎是摩根）居住在罗马。关于他的出身、他的道德品质、他的能量和他的学识有无穷无尽的争论，他在这几方面都受到了大量的辱骂；但这种辱骂似乎都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根据一些权威的证据，也根据圣·奥古斯丁本人的证据来判断，贝拉基是一个好出身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生活廉洁的人。我已说过，他是一个罗马的成年居民，没有制定过任何教义，没有写过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著作，在405年前后开始大谈起自由意志问题，并对它作了深刻的研究和详细的阐释。但没有迹象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曾抨击过任何人或要求论战，他似乎仅仅按照这样一个信念行事，即认为人类自由之说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在这个时期的宗教教义中是没有它的份的。
这种思想在罗马没有引起麻烦，几乎没有引起任何辩论。贝拉基自由自在地谈；人们静静地听着他。他的主要的门徒是塞莱斯蒂乌斯，像他一样是一个修道士，至少人们是这样认为的，但比他更年轻，更自信、更果敢，并更坚决地要把他的意见贯彻到底。
411年，贝拉基和塞莱斯蒂乌斯已不在罗马；人们发现他们在非洲，在希波和迦太基。在后一城市里，塞莱斯蒂乌斯提出他的观点：一场论战立刻在他与副主祭保利努斯之间爆发了，后者在主教面前控告他信奉异教。412年，召开了一次会议；塞莱斯蒂乌斯也出席了，并有力地为自己辩护；他被开除教籍，而在无效地向罗马主教上诉后就迁居到亚洲，看来，贝拉基在他之前就已到了那里。
他们的教义传播开来了，在地中海各岛，特别在西西里和罗得岛，很受欢迎。他们把塞莱斯蒂乌斯写的一本题名为《Definitiones》的小著作送给圣·奥古斯丁。该书使许多人都急切地争相阅读。一个名叫希拉里的高卢人为此以极大不安的心情写信给他。希波的主教开始感到吃惊，认为这种新思想是错误的、危险的。
起初，在许多涉及人的道德活动的事实中，关于自由意志的问题几乎是贝拉基和塞莱斯蒂乌斯所唯一探讨的问题。圣·奥古斯丁和他们抱同一信念，并曾不止一次地公开赞扬它；但是其他问题，他认为也应取得一席之地；例如，关于人类意志无能的问题，需要外援的问题，以及如果意志不能取得外援则灵魂里就会发生道义上的变化的问题。贝拉基和塞莱斯蒂乌斯似乎毫不重视这些问题：这是他们与希波主教发生争议的第一个原因，希波主教的更为广阔的头脑是从更多的方面来考虑道德的本质的。
此外，贝拉基由于他极端重视自由意志，削弱了基督教教义的宗教的一面，而加强（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的话）了人的一面。自由是人的事情，他单独在那里出现。与此相反，在人类意志的无能方面，在人类意志所并不要求的道义上的变化方面，都有上帝干预的余地。既然教会的改革力量基本上是宗教的力量，根据实际的观点，它一定会从第一流的理论中丢弃一种与宗教无关的事实，并使其势力能在其中找到发挥机会的那些事实相形见绌。
圣·奥古斯丁是教会学者的领袖，比任何其他人更有责任维护教会教义的总的体系。既然在他看来，贝拉基和塞莱斯蒂乌斯的思想是与基督教信条的某些基本观点、特别是关于原罪和赎罪的观点相抵触的，所以他从三层关系方面来抨击它们：作为一个哲学家，因为在他看来，它们关于人类本性的知识是狭隘和不完全的；作为一个负责管理教会的实际的改革者，因为，按照他的看法，它们削弱了改革和管理的最有效的手段；作为一个逻辑学家，因为他们的思想与基督教信条的基本原则中推导出来的结论并不完全符合。
你们瞧，从那时起，争吵严重到什么样子：一切事物都被卷进去了，哲学、政治、宗教，圣·奥古斯丁的意见和他的事业、他的自尊心和他的职务。他把自己整个儿都舍弃给它了，发表论文，书写信函，收集各方面送来的消息，大量的反驳和忠告，并载入他的一切著作、他的一切活动记录，这些著作和记录是激情和温厚、权力和同情、宽广的心胸和逻辑的严密性的混合物，它赋予他如此罕有的一种力量。
贝拉基和塞莱斯蒂乌斯方面也并不闲着；他们在东方找到一些有力的朋友。如果圣·哲罗姆在伯利恒大声谴责他们，耶路撒冷主教约翰则热情地保护他们：他为了他们召集他教会里的牧师们开了一个会。圣·奥古斯丁的一个门徒西班牙人奥罗修斯刚巧在巴勒斯坦，他到那里报导了非洲在贝拉基问题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以及他被控告犯的错误。在约翰主教的介绍下，人们访问了贝拉基。他们问他，他是否真的把奥古斯丁驳斥过的东西教给人家。他回答说，“奥古斯丁在我眼里是什么呀？”在场的许多人都很反感。当时奥古斯丁在教会的学者中是最著名、最受人尊敬的。他们要把贝拉基驱逐出去，甚至要开除他的教籍；但约翰挡开了这个打击，让贝拉基坐下来，并讯问他，说，“我是这里的奥古斯丁，你要回答我的话。”贝拉基说的是希腊语，他的起诉者奥罗修斯仅仅能说拉丁语；出席会议的人听不懂他的话；他们就散开了，什么决定也没有作出。
不久，415年12月在凯撒利亚主教尤洛其乌斯的主持下，在巴勒斯坦的狄奥斯波利斯（古代的利达）举行了一次由十四个主教出席的会议。两个被逐出自己的教区的高卢主教，阿尔勒主教希罗斯和艾克斯主教拉扎勒斯，对他提出了一个反对贝拉基的新的罪名。他们两人没有出席会议，说是病了，大概知道他对他们毫无好感。贝拉基出席了会议，仍旧受到耶路撒冷主教的保护：他们询问了他的有关他的意见；他解释了这些意见，采用了这次会议作为教会的真正教义向他提出的一切话来修饰了这些意见，详细叙述了他受过的苦，谈到了他与许多可敬的主教以及与奥古斯丁本人的关系，奥古斯丁在两年前曾写信给他，想批驳他的某些思想，但字里行间充满着慈爱和温厚之情。会上宣读了希罗斯和拉扎勒斯的控诉书，但只是用拉丁文写的，而且还插入了译者的话。会议表示满意；贝拉基被判无罪，并宣告他是正统的。
关于这个决定的消息不久传到了非洲，你们知道这个时期教会活动何等积极，而事件和消息的传布又何等迅速，文件从亚洲传到非洲，从非洲又传到了欧洲，从这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圣·奥古斯丁一知道狄奥斯波利斯会议的结果，虽然他还没有接到这个会议的法令，他就调动一切力量来抵制它的执行。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巴勒斯坦发生了一件小事情，它使贝拉基的事业蒙上了阴暗的颜色。他仍留在耶路撒冷，并更自信地宣称信奉自己的思想。在伯利恒爆发了一场反对圣·哲罗姆和建立在他附近的修道院的猛烈的骚乱：发生了一系列过度行为，有些家宅被抢、被焚，有一个副主祭被杀；哲罗姆也不得不躲避到一座塔里去。据说，贝拉基教义者是这场骚乱的发起人：但没有什么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倒倾向于对它有怀疑；但仍然有怀疑的余地；一般都这样认为，于是兴起了一阵大吵大闹；圣·哲罗姆就此事写信给罗马主教英诺森特一世，贝拉基教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这一年，在非洲的迦太基和米利文举行了两次庄严的宗教会议，一次出席了68个主教，另一次出席了61人。贝拉基与其教义在那里被正式宣告有罪；两次会议把它们的决议通知了教皇；圣·奥古斯丁和另外四个主教私下写信给教皇，更详细地报告了整个事件，并劝他审查贝拉基以便公布真相、谴责错误。
417年1月27日，英诺森特复信给两个会议和五个主教并宣告贝拉基教义不适用。
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已被击败；两个月后，英诺森特死了；索西穆斯继承他；塞莱斯蒂乌斯回到罗马；他从新教皇那里取得了一份新的检定书，他大概在该书中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像贝拉基在狄奥斯波利斯所做的那样。417年9月21日，索西穆斯通过三封信告诉非洲的主教们说，他严格认真地过问了这件事；说他在圣克雷芒教堂里举行的教士的大会上亲自听了塞莱斯蒂乌斯的证词；说贝拉基曾写信给他替自己辩白；说他对他们作的解释表示满意，并曾在教会的圣餐会上恢复了他们原来的地位。
这些信刚刚到达非洲，在迦太基就举行了一次宗教会议（418年5月）；出席会议的有203个主教 注 ；会议在八条明白的教规中谴责了贝拉基的教义，并与罗马皇帝荷诺里乌斯通信，以便从他那里而不从异教徒那里取得使教会免于灭亡的手段。
从418年到421年，出现了罗马皇帝荷诺里乌斯、狄奥多西二世和君士坦提乌斯的许多敕令和信函，说要把贝拉基、塞莱斯提乌斯及其党徒逐出罗马和他们妄图去宣传其极端错误的思想的一切城镇。
教皇索西穆斯并未长期抵抗宗教会议和皇帝们的权力；他召开了一次新的会议以便再听听塞莱斯提乌斯的证词；但塞莱斯提乌斯已经离开罗马，于是索西穆斯写信给非洲的主教们说，他已谴责贝拉基教派。
这场争论还继续了一段时间；有18个意大利主教拒绝在宣判贝拉基有罪的文书上签字；他们被剥夺了主教的职位，并被放逐到东方去。宗教会议、教皇和皇帝的三重决定给予这个事业以致命的打击。418年后，我们在历史上已看不到贝拉基的痕迹。塞莱斯提乌斯的名字在427年之前有时还能遇到；此后也就消失了。这两个人一旦离开舞台，他们的学派就迅速地消亡了。被历次宗教会议、教皇们和世俗当局所采纳的圣·奥古斯丁的意见成了教会的一般教义。但它尚须进行一些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贝拉基教义死了，留下了一个后继者；半贝拉基教派进行了贝拉基教派所不能再担当的斗争。
在高卢南部，在躲藏着一些思想大胆的人的圣·勒林斯和圣·维克特修道院内，有些人，特别是我已谈到过的修道士卡西安努斯，觉得贝拉基的错误的范围似乎过于狭隘，不能充分说明有关人类自由及其与上帝权力的关系的一切事实。例如，人类意志无能为力的问题，需要外援的问题，在灵魂中起作用但并非是灵魂的工作的道德革命问题，他觉得这些都是既无可争执也不能忽视的实际的重要的事实。卡西安努斯充分地大声地承认了这些事实，因而使关于自由意志的教义具有一些宗教的性质，而这正是贝拉基和塞莱斯蒂乌斯所解释了的。但是，同时他还对圣·奥古斯丁的许多思想，特别是他的关于道德改革和人的逐渐神圣化的说明，相当公开地提出了质疑。圣·奥古斯丁把它们都归因于上帝对灵魂的直接的、立即的、特殊行动，归因于真正的上帝的恩惠，这种恩惠，人自己原是没有资格享受的，它完全来自上帝的无偿的赠予，来自上帝的自由选择。
卡西安努斯承认人本身的价值具有更多的功效，并坚持认为人的道德改革部分地是人自己意志的工作，它使自己得到上帝的支持，并通过一系列相互的自然联系（虽然往往是看不见的）产生出一些内部变化，人的神圣化进程就是通过这种内部变化而为人世所知的。
这就是半贝拉基教派与其可畏的对手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论战是在428年前后，从阿基坦的普罗斯珀和奚拉里两人的书信开始的。奚拉里曾急急忙忙告诉圣·奥古斯丁说，贝拉基教义又以新的形式抬头了。希波的主教立刻写了一篇题名为《De Prœdestinatione Sanctorum et de dono perseverantiœ》的文章。普罗斯珀发表了他的诗篇《反对忘恩负义者》；于是，以小册子和书信为武器的论战又重新活跃起来。
圣·奥古斯丁死于430年；只有圣·普罗斯珀和奚拉里留下来负责执行他的工作。他们到罗马去，并使半贝拉基教派受到教皇的谴责。这种教义不管经过怎样的修改，在教会里已不太受人欢迎；它使已经被击败的异端邪说复生；它削弱了（虽然仅是轻微地）道义和政府的宗教影响；它也不符合一般的思想路线，这种思想路线对上帝在各种场合的干预给予了更多的赞扬。半贝拉基派的教义如果没有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教义即宿命论教义的出现，使其得以暂时保留一些力量和信誉的话，大概早已几乎毫无抵抗地垮台了。
某些执拗的逻辑学家根据圣·奥古斯丁论人类意志的无能与其价值的无效以及上帝的恩惠完全免费与无偿的性质的著作，推断出一切人的命运都是注定的，关于每个人的永久命运的天意是不可改变的。这个教义在五世纪时的各种最初的表现是模糊而可疑的；但它从它出现的时候起就震动了大多数基督徒的良知和道义上的公正心。于是，半贝拉基教派开始投入战斗并把他们的思想提出来作为这样一种错误的天然的抗毒剂。这些就是里兹主教福斯图斯在445年前后力图加于半贝拉基教义的特征，关于福斯图斯，我早已提到过他的名字，在将来某一个时期里，我将更详细地谈到他；他是作为贝拉基教派和宿命论派之间的一种介体出现的。他说：“在关于上帝的恩惠和人的服从的问题上必须坚持中间道路，既不偏右，也不偏左。”按照他的意见，贝拉基和圣·奥古斯丁两人都太专断：一个对人的自由考虑得太多，而对上帝的行动考虑得不够；另一个呢，对人的自由太不注重了。这种妥协开始时在高卢的教会里很受欢迎；两次宗教会议，一次是472年在阿尔勒举行的，另一次是473年在里昂举行的，都正式谴责了宿命论派，并责成福斯图斯发表一篇他已写好的题为《论上帝的恩惠和人类意志的自由》的论文，甚至还让他作进一步的发挥。可是，这对半贝拉基教义来说仅仅是一天的缓解，一线的好运；不久，它的信誉又丧失殆尽。
圣·奥古斯丁生前曾被控宣传宿命论教义，宣传完全取消自由意志，但他积极地为自己作了辩护。
我认为，作为一个论理学家，他想错了，错在他否认了他自己的一方面关于人类意志的无能和败坏，另一方面关于上帝的干涉和上帝的先见的性质的思想必然会造成的一个结果。
但在这个场合，圣·奥古斯丁的高超的头脑挽救了他，使他免犯逻辑几乎要他犯的错误。他的自相矛盾正是由于他的崇高的理性。先生们，请让我对这一事实详细说一下，因为仅仅这样就足以说明这么多的优秀天才的自相矛盾的说法：我要举一个我们大家身边的一个最惊人的例子。当然，你们中大多数人都已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正像你们知道的那样，数的至尊的地位，数的多数的至尊的地位，是这部著作的基本原则，而卢梭在一个长时期内，以坚定不移的严峻态度研究出它的种种结果；可是，一种时刻终于到来了，这时他放弃了它们，而且最有效地放弃了它们；他希望把他的根本法，他的宪法奉献给正在上升的社会；他的崇高的才智警告他，这样一件作品决不能出自普选权，出自大多数，出自群众：他说，“要为人类制定法律，就需要有一个神明。……这一职务决不是行政官的职务，也决不是统治权……它是一种独特的、超然的职能，与人世间毫无共同之处。” 注 于是他树立了一个唯一的立法者，一个圣人；这样就违反了他的人数至高无上原则，从而转变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原则，转变到才智至高无上原则，转变到高级理性的权力。
先生们，在《社会契约论》和几乎卢梭的全部著作中，类似的矛盾很多很多，它们也许是这位著者的伟大思想的最明白的证据。
由于同样的这种不一致性，圣·奥古斯丁坚决地排斥了曾被归属于他的宿命论。后来，其他人，激烈的辩证论者，毫不迟疑地继续向着这个教义走去并安身立命于这个教义。至于他呢，当他受到自己天才的启发而洞察了它时就掉转头去，但并非完全走回头路而是飞向另一个方向，飞向绝对拒绝取消自由。教会也像圣·奥古斯丁一样行动；它采纳了他的关于上帝恩惠的教义，并根据这个理由，谴责了贝拉基教派和半贝拉基教派；它也谴责宿命论派，因而从卡西安努斯和福斯图斯及其门徒们那里取得了一些借口，并借助于它，恢复了一些优势。半贝拉基教义从这时起，就日趋衰亡；阿尔勒主教圣·凯撒利乌斯在六世纪初再次向它宣战，正如圣·奥古斯丁和圣·普罗斯珀所做那样：529年，奥朗日和巴伦西亚两次宗教会议谴责了它；330年，教皇卜尼法斯二世又以宣判逐出教门来打击它；不久，它在很长一个时期里，至少已不再能鼓动人心。宿命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先生们，这些教义中没有一个曾产生过一个宗派，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派。它们并不从教会中分裂出去，也不自己组成一个独特的宗教社会；它们没有组织，没有礼拜：它们仅仅是有才智的人中间所争论的一些意见；它们或多或少是教会的官方教义所认可的，也或多或少是反对教会的官方教义的，但它们从来没有以分裂宗派威胁过教会。因此，关于它们的出现，关于它们所引起的争论，只留下某些倾向，知识分子的某些意向，既不是宗派，也不是真正的学派。我们在欧洲文明史的各个时期里遇到的，首先是特别专心研究我们道德活动中有关人性的问题和有关自由的事实因而依附于贝拉基教派的那些有才智的人。其次遇到的是对上帝对人的权力、上帝对人类活动的干预特别感到吃惊、并倾向于使人类自由在上帝的手下消失的有才智之士；这些是赞同宿命论的人。第三是，被置于这两种倾向之间的教会的一般教义，它力求重视一切自然的事实、人类的自由和上帝的干预；否认上帝能影响人的一切，否认人能做一切事情而无需上帝的帮助，并因此使自己，也许更多地借助于理智而不是借助于科学的一致性，而立足于机智的领域内，人类心灵的真正的故乡，也就是它在漫游四方之后（post longos errores）经常回去的地方。
* * *
[1] 按照其他文献，为214个主教。
[2] 《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7章。（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53、55页。——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