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第一部骑士故事《白骑士》的主人公蒂朗首次亮相时，正在马背上睡觉。那匹马在溪边停下来喝水，蒂朗醒来，看见溪边坐着一位白须隐士，正在读一本书。蒂朗告诉隐士，他打算进入骑士阶层，曾做过骑士的隐士便指点这位年轻人，骑士阶层有哪些规则：
“小伙子，”隐士说，
“骑士阶层的全部规则
都写在这本书里。我还常常
重温它，藉此回忆我在尘世
受我主恩典的日子，因为
我曾膜拜并全力以赴
维护骑士阶层。”
从一开始，这部西班牙最早的骑士故事似乎就想警告我们，每一个这样的故事，都预先假定有一本事先存在的骑士书，而主人公必须读它，才能成为骑士：“骑士阶层的全部规则都写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从这句话，得出许多结论，包括在那些骑士书之前，骑士精神是不存在的，甚至可以说骑士精神只存在于书中。
难怪骑士品德的最后掌门人堂吉诃德，是一个完全通过书本来建构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世界的人物。当神父、理发师、外甥女和管家把他的藏书付诸一炬时，骑士精神便寿终正寝：堂吉诃德将成为一个物种的最后榜样，再无继承人。
那神父总算从那场焚烧无聊之物的乡村篝火中，救出一些重要的原始文本，包括《阿马迪斯·德·高拉》和《白骑士》，此外尚有博亚尔多和阿里奥斯托的诗体骑士故事（是意大利原文版本而不是译本，因为译本丧失“自然价值”）。就这些书而言，它们不同于另外那些因为符合道德规范而幸存下来的书（例如《英格兰的帕尔梅林》），它们得救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美学价值：但哪些美学价值呢？塞万提斯重视的品质（但我们究竟对塞万提斯的意见知道多少，我们怎知道他哪些看法是碰巧与神父和理发师相同的、哪些又是碰巧与堂吉诃德相同的？）应是具有文学独创性（《阿马迪斯》被定义为“有艺术独创性”）和揭示人性真相（《白骑士》受称赞是因为“骑士们吃饭、睡觉和死在床上，在死前留下遗嘱，此外尚有同类书籍中所没有的其他事情”）。因此，骑士作品愈是违反该体裁的规则，就愈是受到塞万提斯（或至少与塞万提斯巧合的部分）的尊敬：重要的再不是骑士精神的神话，而是书本作为文本的价值。这个标准，与堂吉诃德的标准（以及与塞万提斯认同其主人公的那一部分）截然相反——堂吉诃德拒绝区分文学与生活的差别，想在书本以外寻找骑士精神的神话。
一旦分析性的精神介入，并在不可思议的事情的王国、道德价值的王国与现实和貌似真实的王国之间划出清晰的界线，那么骑士故事的世界的命运将会怎样？骑士精神的神话顷刻间在拉·曼却村炎烈的道路上融化，这种突然而壮观的大灾难尽管是一次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事件，但在其他文学传统中却是找不到对手的。在意大利，或更准确地说，在意大利北部的宫廷里，作为该传统的一种文学升华，一个世纪前曾发生过同样的情况，尽管其形式不那么激烈。浦尔契、博亚尔多和阿里奥斯托曾在文艺复兴的节日气氛中庆祝骑士精神的衰微，他们的庆祝带有或明或暗的戏仿音调，但也带有某种怀旧，缅怀民间说唱家那些简朴的大众故事：如今骑士精神的想象力的空骸，只是作为传统母题的一个保留剧目，但至少诗歌的天堂打开了，迎接这精神。
也许值得回顾一下的是，在塞万提斯之前很多年，早在1526年我们就已经为骑士故事找到一堆干柴，或者更准确地说，找到了一种选择，即哪些书活该付诸一炬，哪些应该保存。我指的是一个非常小的文本，几乎不为人知：泰奥菲洛·福伦戈用意大利诗体撰写的一部短史诗《奥兰迪诺》（福伦戈另一个较为人知的名字，是《巴尔杜斯》作者梅林·科凯；《巴尔杜斯》是一部混合拉丁词与曼图亚方言写成的诗）。在《奥兰迪诺》第一个诗章里，福伦戈讲述他被一个骑公羊飞翔的巫师抓去阿尔卑斯山一个山洞，那里保存着有关图尔平主教的真实记录：图尔平是全部卡洛林王朝史诗的传奇性源头。当福伦戈把这些史诗与这个源头作比较时，他发现博亚尔多、阿里奥斯托、浦尔契和切科·达·费拉拉的诗全都是真实的，尽管这些诗含有随意的添加：
但《特雷比桑达》、《安克罗亚》、《斯帕尼亚》和《博沃》
以及所有其他著作，都应该烧毁：
它们全都是杜撰出来的，我要控告
它们，这些真实性的敌人：只有
博亚尔多、阿里奥斯托、浦尔契和切科
是真实的，我和他们志同道合。
塞万提斯也提到“诚实的历史学家图尔平”，图尔平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骑士诗歌中，是一个常被提到的有趣参照点。就连阿里奥斯托觉得自己太夸张时，也会求助于图尔平的权威，把他当做挡箭牌：
但是善良的图尔平，他知道自己讲真话，
虽然当时人们信不信是他们自己的事，
但他讲述鲁杰罗难以置信的传奇，
如果你听了，一定会说他胡编乱造。
（《疯狂的奥兰多》第二十六诗章第二十三节）
塞万提斯在他的杰作中，把传说中的图尔平的角色，派给了神秘的熙德·阿梅德·贝南黑利，他宣称贝南黑利的阿拉伯文抄本[15]仍只是在翻译中。但此刻塞万提斯是在一个已彻底不同的世界里活动：对他来说真理必须能够与日常经验、与普通常识、与反宗教改革的宗教戒律相比较。对十五、十六世纪的意大利诗人（直到塔索，但不包括塔索；在塔索身上，这个问题变得非常复杂）来说，真理仍然是忠于神话，对堂吉诃德来说也是如此。
这点，我们甚至可以在较后期的作品例如福伦戈的作品中看到。福伦戈的作品介于通俗诗歌与博学诗歌之间：源远流长的神话的精神，体现于一本书，也即图尔平的书，这本书是万书之源，是一本假设的书，只有通过魔法才能读到（福伦戈说，博亚尔多也是巫师的朋友），一本魔法书，也是一本讲述魔法故事的书。
骑士文学传统首先在其原产国法国和英国消亡：在英国，它的形式于1470年在托马斯·马洛礼的传奇故事中确定下来，尽管在伊丽莎白时代，它又曾在斯潘塞的仙境故事中复苏；而在法国，它在十二世纪的克雷蒂安·德·特罗亚的杰作中获得诗歌中最早的神圣化之后，便慢慢衰微。十六世纪骑士精神的复苏，主要发生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当贝尔纳贝·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试图传达西班牙征服者在看到诸如蒙特苏马的墨西哥这样完全不同的世界时的那份惊诧，他是这样写的：“我们可以说，那情景就像阿马迪斯故事中所述的令人着魔的事物。”这里，我们能够感觉到，他只能把这种新奇的现实拿来与古代著作的传统相比。但如果我们检查日期，就会发现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讲述的是发生在1519年的事件，而这时《阿马迪斯》几乎还是一本新书，并不是什么古书……如此一来，我们也就不难明白，在集体想象中，发现新大陆和征服英国是与当时图书市场大量供应的巨人和魔法故事并进的，就像几百年前法国传奇故事首次在欧洲流通是与动员十字军东征的宣传相伴随的。
即将结束的我们这个千年，是长篇小说（传奇故事的继承者）的千年。在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纪，骑士小说是首批其流通不仅对有学识者而且对普通人产生深刻影响的世俗书籍。但丁本人也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他笔下的弗兰切斯卡·达·里米尼是世界文学中第一个因读了传奇故事而改变其生活的人物，远在堂吉诃德之前，远在爱玛·包法利之前。在法国传奇故事《朗斯洛》中，骑士加拉哈说服吉妮维尔去吻朗斯洛；在《神曲》中，《朗斯洛》这本书则扮演了加拉哈在《朗斯洛》中扮演的角色，它说服弗兰切斯卡让自己被保罗吻。但丁看出书中人物影响其他人物与书本影响读者之间这种相似性（“那本书和它的作者，就是我们的加拉哈”[16]），他这段描写有史以来第一次表现了文学那令人神魂颠倒的超级操控力。在但丁那些密度和严肃性都无与伦比的诗行中，我们看到保罗和弗兰切斯卡（他们“毫无防备”）让自己被阅读激动得不能自拔，时不时互相凝视、脸色变白，而当他们读到朗斯洛吻了吉妮维尔的双唇（“她那渴望的微笑”）时，书中描写的渴望也把现实生活中的渴望烧得火热，于是乎现实人物代入书中人物（“他［保罗］浑身颤抖，吻了我的双唇”）。
1985年
（黄灿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