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艾米洛·加达在1946年开始写作《梅鲁拉纳大街上的惨案》时，心里所想的是一部侦探小说，不过也是一部哲学小说。侦探情节的灵感来自于当时发生在罗马的一桩罪行。而哲学小说则是根据小说一开始便陈述的一项概念：如果我们为每一个结果只寻找一个原因，那么什么都不能获得解释，因为每一项结果都由许多不同的原因所决定，而每一个原因的背后又有许多原因。因此，每一桩事件（例如罪行），就像是百川纳入的旋涡，每一股水流都由不同的水源所驱动，在追寻真理的过程中，每一项都不能被忽视。
世界是“包含众多系统的系统”，这样的视野在加达的一本哲学笔记本中得到阐释，而这本笔记是人们于他死后在他的文件中找到的（《米兰沉思录》）。作者从他最喜欢的哲学家出发，包括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建构出他自己的“方法论”。系统中的每一项元素，本身也是一个系统；每一个单一的系统都连结到它所属的谱系的系统；而一项元素的改变则意味整个系统的改变。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这项认知哲学如何被反映在加达的风格中：这首先反映在语言当中，他的语言融合了通俗与博学表达方式，内心独白与反复推敲的散文，以及不同的方言与文学引文；其次是他的叙事组合，其中，微小的细节呈现巨大的比例，最后占据了整个画面，从而掩盖全部的图案，或是让图案变得模糊不清。这便是这本小说中所发生的情况，侦探故事逐渐被遗忘：或许我们就要发现凶手是谁，以及他犯案的动机，可是作者对于母鸡以及它在地上的排泄物之描述，却变得比案情的揭晓还要重要。
加达想要传达的是生命的沸锅、现实的无尽分层、知识解不开的结。这个普遍复杂性的形象被反映在最轻微的事件或物品上，当它达到最极致的迸发时，我们不必去思索，这本小说是注定要完不成的，或是它可以无限继续下去，在每一段插曲中开启新的旋涡。加达真正想传达的是这些纸页中拥塞的过剩，透过这些纸页，一个别无二致的复杂的物体、组织和象征具体成形，那就是罗马城。
因为我们必须立刻指出一点，也就是这本小说并不只是想要成为侦探小说与哲学小说的混合而已，这也是一本关于罗马的小说。永恒之城是书中的真正主角，带着她的社会阶层，包括从最中等的中产阶级，到罪恶的地下世界，存在于她的方言语调中（以及不同的方言，特别是南部的方言，它们在这个熔炉中往上冒泡），存在于她外向的本质与最幽暗的潜意识中。在这座罗马城，现在与神秘的过去混合在一起，众神使者赫耳墨斯与喀耳刻被唤起，他们与最微不足道的意外产生关联。在这座城中，侍女或小偷名为埃涅阿斯、狄俄墨得斯、阿斯卡尼俄斯、卡米拉，或是拉维尼亚，就像维吉尔作品中的男女英雄。新写实主义电影（在当时，它正是如日中天）中的那个吵闹、邋遢的罗马，在加达的书中却获得文化、历史与神话的深度，这是新写实主义所忽略的。甚至艺术史中的罗马也加入进来，带着和文艺复兴及巴洛克绘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描绘圣徒赤脚的段落，他们都有巨大的脚趾）。
一本关于罗马的小说，由一名非罗马人所写。事实上，加达来自米兰，而且强烈认同他出生城市的中产阶级，他眼看着中产阶级的价值（实用性、技术效率、道德原则）正被占优势的另一个意大利所颠覆，那是一个欺诈、吵闹、肆无忌惮的意大利。可是尽管他所写的故事以及他最具自传性的小说《与忧伤相识》植根于米兰的社会与方言，让广大读者注意到他的，还是这本大部分以罗马方言所写成的作品，几乎涉及到它最可憎的层面，像是巫婆的夜半集会，仿佛他一直置身于罗马，才有了如此的观察与理解。（然而，在加达写作《梅鲁拉纳大街上的惨案》时，他对罗马的了解，仅来自于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罗马住过几年的经验，当时他受雇为梵蒂冈的暖气设备监工。）
加达是个矛盾的人。身为电工工程师（他使用他的专业技术大约十年之久，大多是在海外），他尝试用科学、理性的想法，来控制他极度敏感与神经质的性情，不过却适得其反；他用写作来发泄他暴躁、恐惧与冲动的憎世情绪，而在真实生活中，他用来压抑这些倾向的方法，是戴上绅士的面具，一位来自殷勤有礼的以往岁月的绅士。
就叙事结构与语言来看，他被批评家视为革命者，是表现主义者或是乔依斯的追随者（他从一开始就享有这样的声名，即使是在最排外的文学圈子里亦然，而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先锋派年轻作家承认他为模范之后，这样的声名又被加强）。可是就他个人的文学品味来看，他则是热衷于经典与传统（他最喜欢的作家是沉着且睿智的曼佐尼），他在小说艺术上的模范则是巴尔扎克与左拉。（他拥有十九世纪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某些基本优点，例如通过身体上的细节，来描绘人物、环境与状况，也通过身体的感觉，诸如在午餐时啜饮一杯酒，这本书的开场便是如此。）
加达对他所处的社会极尽嘲讽之能事，对墨索里尼深恶痛绝（这本书用讽刺的语气，提到墨索里尼刚毅的下巴，由此可证），在政治方面，加达与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他是一个奉公守法、想法稳健的人，怀念不久前稳当的行政制度，也是一位优秀的爱国者，先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是位审慎的军官而饱受折磨，一些由即兴的解决方案、办事不力或野心过大所造成的损失，让他不断感到愤慨。《梅鲁拉纳大街上的惨案》的情节应该是发生在1927年，也就是墨索里尼独裁的开端，在书中，加达并不只是喜欢对法西斯主义加以简单的讽刺描写：他非常详尽地分析，若是不尊重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对日常的司法审判会产生何种后果（和《论法的精神》作者的关联显而易见）。
加达不断需要具体与详细的事物，他对于现实的胃口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他的作品中产生了某种充血、高血压，甚至是堵塞。他的角色的声音、感觉与他们潜意识的梦想，混合了作者不断的出现，包括他忍无可忍的爆发、他的讽刺与文化影涉的紧密网络。如同腹语术的表演，在同一段论述里，所有的这些声音都彼此覆盖，有时在同一个句子中，会出现语调上的改变、变调与假声。通过小说呈现出来的丰富材料，以及作者让它超载的过度紧凑性，小说的结构从内在改变。这个过程中的存在与智性创伤都变得不明显，而喜剧、幽默、古怪的变形都形成了这位作者自然的表达方式，他总是活得很不快乐，为神经官能症、困难的人际关系以及对于死亡的恐惧所折磨。
他开始写作时并没有在形式上创新的计划，并不打算革新小说的结构：他的梦想是遵循所有的规则，以建构坚固的小说，不过他从不设法将它们完成。好几年当中，他会让这些作品处于未完成的状态，而就在他放弃将它们完成的希望后，他便决定予以出版。我们会觉得，若是再增加几页，便可以让《与忧伤相识》或是《梅鲁拉纳大街上的惨案》的情节圆满完成。至于其他的小说，他会将它们切成短篇故事，即使是将不同的断章残篇拼凑起来，也无法再恢复它们的原状了。
《梅鲁拉纳大街上的惨案》讲述的是警方对两桩案件的调查，一桩是小案件，另一桩则令人毛骨悚然。它们都发生在罗马市中心的同一栋建筑里：一名寻求慰藉的寡妇被抢走了珠宝，另一名因为不孕而郁郁寡欢的已婚妇人则是被刺死。在这本小说中，对于失败母性的执迷是很重要的：莉莉安娜·巴度齐太太的周遭围绕着她的养女，直到她为了某种原因离开她们为止。莉莉安娜这个人物即使变成受害者，也仍是主导人物，而她在周围所散发的女人国气氛，开启了关于女性气质的朦胧观点。面对这股神的自然力量，加达表达了他的困惑。在这些篇幅中，对于女性生理的思索结合了地理及遗传的隐喻，以及罗马起源的神话，罗马通过对萨宾妇女的强暴保证了它的延续性。将女性简约至繁衍功能的传统反女性主义，在此处以非常赤裸的方式被表达出来：这是在模仿福楼拜的《成见字典》？或是因为作者也同意这些观点？若是要更精确界定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便必须考虑到两方面情形，一方面是历史的，另一方面则是与作者的心理相关。在墨索里尼掌权时，官方宣传不断灌输一种观念，也就是意大利人的主要责任，便是为祖国生小孩；只有那些子女众多的父母才值得尊敬。加达这位单身汉一面对女性，便害羞得动弹不得，这种对于繁衍的颂扬让他饱受折磨，而且觉得被排除在外，让他在吸引与憎恶之间徘徊。
这种吸引与憎恶使得作者在描绘喉咙被恐怖地割开的女性尸体时，像是一幅圣徒殉难的巴洛克绘画，这是书中高明的段落之一。警察局长英格拉法洛对案件的调查特别感兴趣，这是基于两个原因：首先，因为他认识（而且想要）那个女人；其次，因为他是一个从小接受哲学洗礼的南方人，对于科学怀抱热情，也对一切与人性相关的事物相当敏感。就是他将原因的多样性上升为理论，这些多重原因共同作用才会出现某种结果，而在这些原因当中（他的阅读显然也包括弗洛伊德在内），他也总是将性包含在内，不管是以何种形式出现。
如果说英格拉法洛警官是作者的哲学发言人的话，那么加达在心理与诗意的层面上，也与另一个角色认同：一名房客，退休公务员安杰洛尼，由于在回答问话时表现笨拙，立刻变成嫌疑犯，尽管他是全世界最无害的人了。安杰洛尼是名内向、忧郁的单身汉，在古罗马的街道上踽踽独行，只容易受到美食的诱惑，或许也容易受到另一项恶习的诱惑：他喜欢在熟食店订购熏火腿与乳酪，然后由穿短裤的男孩送到他的门前。警方在寻找其中一名男孩，他或许是强盗的共犯，或许也参与了谋杀。像安杰洛尼这么尽力维护自己名声与隐私的人，显然很害怕被指控具有同性恋倾向，所以接受问话时结结巴巴的，话中出现许多遗漏与矛盾，使得他最后被逮捕。
警方较认真怀疑的是被害妇女的侄子，他必须解释自己为什么拥有一个宝石金坠子，其中的碧玉取代了蛋白石，尽管这看起来很像是障眼法。另一方面，对于窃案的调查似乎搜集到更有希望的线索，调查的地点从首都移到了阿尔班山丘上的村庄（因此，这里变成了宪兵的地盘，而不是市警的），他们在寻找一名小白脸电工，迪欧梅德·朗齐亚尼，他从前总会去拜访拥有众多珠宝的缠人寡妇。在村庄里，我们找到许多女孩的踪迹，莉莉安娜在她们身上慷慨付出母爱。宪兵也在那里发现寡妇遭窃的珠宝被藏在床下的便盆里，此外他们还找到另外那名被害妇女的首饰。对于这些珠宝的描绘（如同先前对于那镶有蛋白石或碧玉的坠子的描绘），不只是一位风格大师的高超表现，它们也为被描绘出来的现实添加另一个层次：除了语言学、语音学、心理学、生理学、历史、神话与美食的层次，我们还有这个矿物的地下世界层次，关于被藏起来的宝藏，这个层次将地质学历史与无生命物质的力量卷入龌龊的罪行中。加达将角色的心理与精神病理的死结，紧绑在对于珠宝的拥有上：包括穷人的强烈羡慕，以及加达界定为“受挫女人的典型精神病”，那让不幸的莉莉安娜给她的“小孩”大量珠宝。
小说第一个版本中的第四章原本可以帮助我们澄清谜底的（小说的第一个版本以连载的方式于1964年在佛罗伦斯的月刊Letteratura中发表），可是当作者将这部小说以书籍的形式出版时（1957年由加赞提出版社出版），他将这一章给删去了，因为他不想太早表明他的真实目的。在这一章中，警长质询莉莉安娜的丈夫关于他与薇吉妮雅的关系，薇吉妮雅是他们很有野心的养女之一，她的个性特征包括同性恋倾向（环绕在莉莉安娜与她的女性环境的同性恋气氛被加以强调）、缺乏道德、贪财，而且具有社会野心（她变成养父的情人，只是为了向他敲诈），还有强烈的仇恨（她会一面用菜刀切烤肉，一面口出恶言威胁）。
那么，凶手便是薇吉妮雅吗？如果我们读了最近被发现、并且被刊载的一份未曾发表的文件的话（《富人公寓》，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83年），那么所有的疑问都会一扫而空。这是一份电影脚本，写作时间大约与加达写作这本小说的初稿同时：或是不久之前，或是不久之后。在其中，整个情节都得到充分发展与澄清。（我们也得知，犯下抢案的并不是迪欧梅德·朗齐亚尼，而是艾内亚·雷塔莉，她为了拒捕，便向宪兵开火，结果被击毙。）这份脚本（与1959年哲密改编自小说的电影没有关系，而且加达也没有参加）从来没有被制作人或导演所采用，这并不奇怪：加达为电影写脚本的想法很天真，他总是不断地倒叙，以显露角色的想法与背景细节。对我们来说，阅读这份脚本是很有趣的经验，因为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小说的草稿，不过它并没有成功地在行动或心理上产生真正的张力。
简而言之，问题并不在于“谁干的”，因为在小说的一开始作者便告诉我们，导致罪行的是围绕在受害者四周的“力场”；是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命运旋涡”，她的境遇与其他人境遇的关系，编织出由事件构成的网络：“由力量与可能性所构成的系统围绕着每个人，它通常被称为命运。”
1984年
（李桂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