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维塞的每一本小说都围绕着一个隐藏的主题，某件未言之事其实是他真正想说的，却只能通过缄默表达出来。他在这项事物的周遭建构一系列可见的符号，一些被说出来的话语：而每一项符号也都具有秘密的一面（一个多价或无法表达的意义），这一面比它明显的面向更重要，不过这些符号真正的意义存在于它们与那个未言明主题的关系中。
《月亮与营火》是帕维塞的小说中充满最多象征符号、自传主题与专断陈述的。或许过度了：仿佛从他沉默寡言与轻描淡写的典型叙事风格中，浮现大量的沟通与呈现，将短篇故事转化为长篇小说。不过帕维塞写作这部作品的真正野心，并不只是创造出一部成功的小说：书中的一切会合在单一的方向，意象与类比强调的是单一的执念：人祭。
这并不是一时兴起。将人种学及希腊罗马神话与他自身的私人传记及文学成就联系在一起，始终是帕维塞计划的一部分。他对于人种学作品的热衷，源自于他年轻时读过的一部具有强烈吸引力的作品：弗雷泽（Frazer）的《金枝》，这部作品已被弗洛伊德、劳伦斯与艾略特证明为重要之作。《金枝》可以说是寻找人祭与火焰庆典根源的世界之旅。在帕维塞的《与雷乌寇的对谈》里，这些主题会再次浮现在他对神话的重新呼唤中：这部作品中关于乡间仪式与死亡祭仪的段落，为《月亮与营火》铺路。帕维塞对于这个主题的探索也以《月亮与营火》结束：这本书写于1949年的9—11月间，在1950年的4月出版，四个月之后，作者便自尽了，在那之前，他在最后所写的其中一封书信里回忆了阿兹特克的人祭。
在《月亮与营火》中，第一人称的叙事者在美国致富后，回到故乡的葡萄园；他在寻找的不只是对于那个地方的记忆，或是重新融入那个社会，亦非为了报复成长过程中的贫困。他在寻找的是一个村庄之所以是一个村庄的原因，也就是将地方与名字及世代联系在一起的秘密。这位“我”没有名字并非偶然：他是收容所里的弃婴，被贫农当成廉价劳工带大；长大之后，他移民到美国，在那里，“现在”有较少的根在过去，每个人都只是过客，他毋需解释自己的名字。现在，回到他故乡那个未曾改变的世界，他想要发现在那些乡间影像之后的真正本质，这些影像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现实。
帕维塞作品中隐晦潜在的宿命论只有在以下的意义中是意识形态的，也就是他将宿命论视为不可避免的终点。他出生在下皮埃蒙特的山丘地带，这个地方不只因为葡萄酒及松露而闻名，这里具有地方性的绝望危机也是著名的，不断折磨着农家。我们可以说，每个星期当中，都灵的报纸总会出现农夫上吊或投井自尽的报道，或者是（像在这本小说中间所叙述的插曲）农夫放火将农舍给烧了，他自己、他的家人和家畜全在里面。
当然，帕维塞并不仅仅是在人种学中寻找这种自毁性绝望的原因：帕维塞在小说中将这些山谷中独立小农的社会背景以其不同的阶级描绘出来，并且带有自然主义小说的社会完整性。（换句话说，这是帕维塞觉得与自己的小说全然相反的文学类型，他以为自己可以避免或是并吞它的领地。）这名弃婴的成长过程是农工（servitore di campagna）的成长过程，没有多少意大利人了解这个词，除非是住在皮埃蒙特一些最贫困地区的居民——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很快不再需要了解这个词了。这名男孩处于有薪工人之下的阶层，在小农或佃农的家里工作，只有膳食，而且只能睡在谷仓或马厩里，再加上极少的季度或年度红利。
对帕维塞来说，认同一个和自身经历全然不同的经验，只不过是他主要诗作主题中许多隐喻的其中之一：也就是他被排除在外的感觉。这本书中最出色的几个章节，描述两个不同节庆的经验：有一次他绝望地待在农场，错过了欢乐，因为他无鞋可穿；另一次则是年轻的时候，他必须驾马车送主人的女儿去参加节庆。存在的活力在节庆中被称颂，并且被释放，社会的屈辱感现在要求报复，所有这一切都让这些段落显得生动，其中混合了帕维塞所研究的不同层次的知识。
对于知识的渴望驱使主角回到他的村庄；在这场追寻当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三个层次：记忆的层次、历史的层次与人种学的层次。帕维塞立场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在后两个层次中（历史政治的层次与人种学的层次），只有一名角色充当叙事者的指引。木匠奴托是当地乐团的单簧管手，是村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注意到世界不公，而且知道世界可以改变，不过他也继续相信月亮的圆缺对于不同的农业活动来说是必要的，还相信在圣约翰节可以“重新唤醒土地”的营火。在这本书中，革命历史与这个神话的、仪式的反历史具有同样的脸孔与声音。这个声音只从他的齿缝间喃喃发出：奴托是最封闭、缄默与难以捉摸的人物了。这与公开表白正好相反；整部小说就在于主角试着从奴托嘴里挤出话来。可是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帕维塞才真正说话。
帕维塞提到政治时的语气总是有点过于唐突与犀利，仿佛他正在耸肩，因为一切已经明白，不需要再多费言辞。不过没有什么是能真正被了解的。帕维塞的“共产主义”与他对于人类史前及不受时间影响的过去的寻回，这两者的联系还一点也不清楚。帕维塞清楚地意识到，他所研究的主题，已经被二十世纪的颓废主义严重损害了：他知道，如果说有一样东西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那便是火。
战后回到故乡的这个人，将影像记录下来，遵循的是一条隐形的类比之线。在他同代人脆弱的记忆中，历史的符号（河流仍然偶尔会将法西斯主义者与游击队员的尸体带到河谷中）与仪式的符号（每年夏天营火在山丘上燃起）失去了重要性。
他主人那位漂亮却粗心的女儿桑堤娜怎么了？她真的是法西斯主义者的间谍？或是站在游击队那一边？没有人可以肯定地回答，因为驱使她的是耽溺于战争深渊的暧昧欲望。寻找她的坟墓是没有意义的：游击队员在射杀她之后，用葡萄的嫩枝将她埋葬，并且放火烧了她的尸体。“到了中午，全都化成一堆灰烬。大约一年前，它的痕迹还在，就像是营火堆。”
1966年
（李桂蜜译）
注释
[1]“父亲的家”亦译作“祖家”，原文paterno ostello，出自莱奥帕尔迪《致席尔维亚》一诗。——译注
[2]这里大概是说，科学和历史著作愈新，读者就愈能掌握最新研究动向，而莱奥帕尔迪连较旧的材料也不放过。——译注
[3]埃米尔·乔兰（Emile Cioran，1911—1995），罗马尼亚裔法国作家。
[4]奥德赛意为“奥德修斯的故事”。——译注
[5]忒勒马科斯部分（Telemachia），又可译作“忒勒马科斯的故事”，系指《奥德赛》开头四卷。忒勒马科斯是奥德修斯和妻子珀涅罗珀的儿子，他在史诗开头出发去寻找父亲。——译注
[6]所谓无序、无始终和无法无天，系指奥德修斯长年不归，众多男人向他妻子珀涅罗珀求婚，珀涅罗珀巧施拖计，但也导致求婚者长年赖在奥德修斯府上大吃大喝，耗尽其资源。为解决这个僵局，儿子才决心出去打探父亲下落。——译注
[7]涅斯托尔是希腊的贤明长者；墨涅拉俄斯是斯巴达国王，特洛伊战争就是因他的妻子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走而触发的。——译注
[8]这里可能是指史诗结尾奥德修斯怒杀求婚者。——译注
[9]意大利中世纪作家弗朗斯科·达·巴尔贝里诺笔下的传奇人物。——译注
[10]这是指在第二卷里，奥德修斯的保护神雅典娜乔装成门托尔（奥德修斯的挚友），鼓励忒勒马科斯去寻找父亲。——译注
[11]《奥德赛》之前的奥德修斯的故事，类似《三国演义》诞生之前三国人物的故事。——译注
[12]奥德修斯离家约二十年，也即征战特洛伊十年和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在归途中漂泊十年。这里所说的离家十年，是指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他家里没有他的消息。——译注
[13]整部《奥德赛》，甚至加上《伊利亚特》，都没有涉及“众多城市”。——译注
[14]1帕勒桑约等于5.6公里。——译注
[15]书中叙述者偶然得到一份阿拉伯文抄本，是阿拉伯历史学家熙德·阿梅德·贝南黑利所著的《堂吉诃德·拉·曼却的故事》，大喜，遂请人翻译。他认为贝南黑利是一位非常诚实的历史学家。是以，卡尔维诺说贝南黑利扮演了图尔平的角色。——译注
[16]意思是那本书和作者是我们的恋情的催发剂。此处引文，均出自弗兰切斯卡之口。见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五诗章第115—138行。——译注
[17]中译个别地方参考帕特里克·克雷的英译；引诗参考《疯狂的奥兰多》两个英译本，译者分别是圭多·瓦尔德曼（牛津版）和威廉·斯图尔特·罗斯（谷登堡计划电子版）。——译注
[18]以上整段原英译没有，似为漏译，现根据帕特里克·克雷的英译补上。——译
[19]指阿拉伯人。——译注
[20]以上整段原英译没有，可能是漏译，现根据克雷的英译补上。——译注
[21]本文所引的诗，中译参考两个英译本，详见前文译注。——译注
[22]表示第九诗章第九节。下同。——译注
[23]以上引文和译名使用卞之琳译《哈姆雷特》。——译注
[24]这段中译参考卞之琳译本。——译注
[25]又译作库萨的尼古拉。——译注
[26]即亚里士多德学派。——译注
[27]这整段文字实际上就是《鲁滨孙漂流记》初版书名和著作人全称。——译注
[28]当时伦敦商业街道没有门牌号，商店便在门上挂标志或图案作记号。——译注
[29]笛福曾因其政论而坐牢半年，枷示三次。——译注
[30]指英国国王威廉三世。——译注
[31]本文中译参考克雷的英译，译名和引文参考傅雷译《老实人》。——译注
[32]邦葛罗斯和老实人未受火刑，而是别人受火刑而他们在火刑场分别被吊死（邦葛罗斯实际上没有被吊死）和鞭打。——译注
[33]老婆子是居内贡的用人。——译注
[34]这黑人少了一只手、缺了一条腿。他解释说，他在糖厂里被碾去一个手指，他们就砍去他的手；他想逃走，他们就砍掉他的腿。——译注
[35]那位种自己的园地的苦行僧认为，工作可使人免除烦闷、纵欲、饥饿三大害处。——译注
[36]本文提及的司汤达著作和人物姓名，分别根据郝运译《红与黑》、郝运译《帕尔马修道院》和王道乾译《红与白》（即《吕西安·勒万》）。——译注
[37]这是“微历史”学家金兹堡提出的一种理论，这种认知模式重视环境证据、推测、直觉，有别于不重视个案而推崇量化的科学范式。——译注
[38]两个英译本都译为继母，《帕尔马修道院》中译者郝运在前言中述及这段历史时，说是姑母，而书中吉娜与法布利斯的关系亦是姑侄关系。——译注
[39]“善变的心”系普鲁斯特小说《追忆逝水年华》初拟的书名。——译注
[40]书名和人名根据袁树仁译《十三人故事》。——译注
[41]影射意大利银行家罗贝托·卡尔维，他在1982年6月17日被发现自缢于泰晤士大桥下。——编注
[42]Croisset，福楼拜的定居地，位于法国北部。——译注
[43]指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1838—1918），美国历史学家及作家，著有《美国史》及自传《亨利·亚当斯的教育》等。——译注
[44]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英国海军统帅，曾在特拉法尔加角（位于西班牙西南部）海战中大胜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译注
[45]书中人物姓名根据蓝英年、张秉衡中译《日瓦戈医生》（上下册，漓江出版社），书中引文除根据原英译的引文（原英译引文根据马克斯·海沃德、玛尼娅·哈拉里英译本）之外，还参考蓝、张译本和约翰·白利英译本。——译注
[46]哪怕在十九世纪，如果我们细心些看，会发现使伟大小说的摹拟变得活灵活现的，也是对过去的缅怀，但那是一种对现在持批判性的、甚至革命性的态度的怀旧，就像马克思分析巴尔扎克和列宁分析托尔斯泰时所清楚表明的。——原注
[47]4.10表示第四章第十节，C137表示中译本页码。但这里的译文并非直接引用中译本。下同。——译注
[48]应该有人来研究和分析人对自然的屈服（自然不再被视为异者，这种屈服近年一再被表达出来，包括狄伦·托马斯的诗歌和“非形式主义者”的绘画）。——原注
[49]在我看来，帕斯捷尔纳克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历史”一词：这里所使用的历史，是指历史与自然同化，另一个历史是作为基督建立的个人王国的历史。帕斯捷尔纳克的“基督教精神”——尤其是舅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及其弟子米沙·戈尔东以格言表达的基督教精神——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可怕的笃信宗教毫无关系，而是属于这样一个脉络，即对福音书的一种象征性、美学化的阅读和强有力的解释。纪德亦沉醉于福音书，唯一不同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在这里强调一种更深刻的人类悲悯意识。——原注
[50]由安杰洛·玛丽亚·里佩利诺翻译的《1905年》和《舒密特中尉》等诗的意大利译文，见帕斯捷尔纳克《诗选》（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57年）。——原注
[51]意大利现实主义小说家。——译注
[52]事实上，我们从未能面对面看清共产党。那位有毒瘾的游击队指挥官利韦里并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关于安季波夫老头和季韦尔辛，那两个如今变成布尔什维克首领的老工人，着墨不少，但是作者从未告诉我们，他们如何生活，他们想些什么，为什么他们在小说开头是如此优秀的革命工人，如今却变成官僚魔鬼。还有尤里的弟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他似乎是一个有一定权威的共产党员，一个“解围人物”，他时不时就从他那神秘的权威的天堂突然降临：他是谁？他是干什么的？他想些什么？他的意义何在？帕斯捷尔纳克人物丰富的画廊，也有这样一些空画框。——原注
[53]在这些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篇幅中，还间接地、遥远地出现书中唯一“正面的共产党英雄”：一个女人（见第十六章第二节）。她是（我们从第十五章第七节另一次简短的指涉中得知）一位神甫（一名吉洪诺夫分子）的女儿。她还是小孩的时候，为了清除父亲坐牢这一耻辱，她成为“在她看来是共产主义分子中最不可疑的人的热情而幼稚的追随者”。战争爆发时，她亲自空降到纳粹前线的背后，执行一次英雄式的游击队任务，最后被绞死：“他们说，教会把她当成圣徒。”帕斯捷尔纳克是不是试图告诉我们，俄罗斯的古老宗教继续活在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中？如此把两种态度并置，如今已不新鲜；而对我们这些拥戴完全世俗的共产主义的人来说，这有点难以接受。不过，小说尽管仅以寥寥数行提及赫里斯京娜·奥尔列佐娃这个故事，但在我们的记忆中，它那语调立即与《（意大利及欧洲）抵抗运动烈士书信》的语调联系起来——事实上这语调在人性态度方面是一致的，尽管存在于不同的信
[54]还有最后一节，其篇幅仅约莫一页，写我们的时代，带有一点乐观主义的夸耀，但它是勉强粘上去的，其语调有点甜腻腻，几乎不像是帕斯捷尔纳克写的，或仿佛作者要向我们表明，他写这页时，一只手被反绑着。——原注
[55]参见我关于涅克拉索夫《在家乡》的文章，见于《埃伊纳乌迪文讯》第五卷一、二月号合刊（1956年1—2月号合刊）。——原注
[56]内战的苦难使我想起帕维塞的《鸡叫之前》。第二篇小说《山上的房子》1948年发表时，在我看来似乎含有某种无奈的语气；但是如今重读它，我认为帕维塞这篇小说在道德良心与历史结合的道路上，走得比任何人都要远，更有甚者，这个领域几乎总是其他人的专利，是那些以神秘和超验的观念看世界的人的专利。（译注：意为帕维塞是现实主义者，这个领域原不是他的属地，但他一涉足就挖得更深。）我们在帕维塞的作品中也看到对那些死得不明不白者所流的任何血怀着一种惊恐的同情，哪怕是敌人的血；但是，一如帕斯捷尔纳克的同情是人与其邻居的神秘关系这一俄罗斯传统的最新体现一样，帕维塞的同情也是影响西方文化极深的斯多噶式人文主义传统的最新体现。在帕维塞的作品中我们还发现自然与历史，但它们是对立的：自然是包含着童年各种最初发现的乡村，它是完美时刻，它在历史之外，它是“神话”；历史则是“永不会终结”的战争，是“应更深地扎入我们血中”的战争。像日瓦戈一样，帕维塞笔下的科拉多不是一位想回避历史责任的知识分子：他住在山上是因为那座山永远是他的山，相信战争与他无关。然而，战争总是带着其他人、带着历史来占据自然世界：疏散、游击队。大自然也是历史与血，无论他把目光投向哪里：他的逃避是一种幻觉。他发现就连他以前的生活也是历史，有他自己的责任和弱点：“每个死去的人，都像活着的人，并要求他对此负责。”人积极介入历史，源自于这样一种必要性，即要使人的流血征途变得有意义。“在使他流血之后我们必须把血止住”。人的真正历史承担和公民承担就在这“止血”中，在这“对此负责”中。我们无法站在历史之外，我们无法拒绝尽我们所能做点事情，以便给世界留下一个合理和人性
[57]我们真的需要有这方面的专家，分析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化根源，分析他很多与俄罗斯文化有关的重要论述是如何发展的。——原注
[58]不妨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说“我们是风暴的孩子”时，这风暴和孩子都是隐喻，而现在风暴是具体的风暴，孩子是真实的孩子。——译注
[59]《局外人》是英国一位有点混乱的青年作家科林·威尔逊一部关于这类文学人物的著作的书名，这位青年作家在其祖国赢得了名过其实的声誉。——原注
[60]有几节例外，也即描绘日瓦戈最后漫游俄罗斯，那次以老鼠为伍的可怕的长途跋涉：在帕斯捷尔纳克这部作品中，所有旅程都非常美妙。日瓦戈的故事是我们时代的奥德赛的范例，他想回到珀涅罗珀身边的毫无把握的归程，受到理性的卡吕索普们和有点谦逊的喀耳刻们和瑙西卡们的妨碍。——原注
[61]以上有些特点，使得医生—作家这一形象描述（已有很多人指出这点）酷似前代一位真正的医生—作家契诃夫，不过，是作为具有强大平衡感的契诃夫这个人，一如我们在他的书信中所见到的（他的书信即将由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但是，从另一些方面看，契诃夫与日瓦戈恰恰相反：对平民的契诃夫来说，教养是一朵散发自然优雅气息的野花，而日瓦戈的教养则源自其出身和家世，轻视普通人；一个是神秘主义—象征主义者日瓦戈，一个是不可知论者契诃夫，后者确实也写了一两篇具有神秘象征色彩的小说，但在与神秘主义背道而驰的契诃夫总体作品中，这一两篇只是孤立的例子，因此可被视为仅仅是跟风之作。——原注
[62]在小说最后，这些章节把她消除了，我们看不到她，她被匆促地送去西伯利亚某个集中营；这也是一次“历史性”的死亡，而不像日瓦戈那样是私人性的死亡。——原注
[63]也许，帕斯捷尔纳克书中最着意描写的时期，正是这个看法最不适用的时期。在写作中，帕斯捷尔纳克通过对过去的深思，来反映他对现在的意识。帕斯捷尔纳克在描写医生被游击队劫持——他尽管仍把自己视做他们的敌人，但还是与他们合作，最后变成与他们并肩作战——可能是想表达他的祖国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处境。但这一切只是猜测：我们尤其想知道帕斯捷尔纳克是不是刻意把日瓦戈的故事安排在1929年结束，或者在着手写一个旨在连接我们自己时代的故事之后，他是否意识到故事在1929年结束时他已充分表达了他想说的一切。——原注
[64]中译有些地方，参考威廉·阿罗史密斯英译《乌贼骨》所附的这篇文章的英译。——译注
[65]原文和英译并没有引录这首诗，为方便读者，这里特参考多个英译本并结合本文的摘句，把全诗译出。参考的英译本分别为乔治·基译《蒙塔莱诗选》（企鹅版）、威廉·阿罗史密斯译《乌贼骨》（诺顿版）和乔纳森·加拉西译《蒙塔莱诗合集1920—1954》（法—斯—吉版）。——译注
[66]“我那渐渐变空的记忆”出自蒙塔莱《剪子，莫伤害那面容》一诗。——译注
[67]“那阵刺激起苦涩气味的风”实为《风与旗》的第一行。——译注
[68]指《我知道那一刻，当痛苦的表情》一诗，它是诗集《乌贼骨》中的组诗《乌贼骨》的其中一首。——译注
[69]阿罗史密斯译文里，“瓦解”译为“拉平”。——译注
[70]见诗集《乌贼骨》的《序诗》。——译注
[71]见诗集《乌贼骨》第一首诗《柠檬树》。——译注
[72]引诗中的译文参考多个英译本，见前文译注。——译注
[73]精确或准确，除了指对事物的描写（这在译文中还是能领会到的），主要还指词语在其语言传统的脉络里的精妙。因此，这里译文所见的精确，可能只是原文的太阳的余晖，甚至连余晖也够不上。——译注
[74]意思是说翁加里蒂才是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代表性诗人。——译注
[75]指俄、奥、普在巴黎结成的联盟，旨在镇压欧洲民主革命。——译注
[76]本文所引的诗，中译参考多种英译本，包括玛格丽特·吉东等人译的《蓬热诗选》（费伯版）和李·法恩斯托克译的《事物的本质》（红尘版）。——译注
[77]这是本书英译者的译法，其原意是“站在事物一边”。——译注
[78]卢克莱修，古罗马诗人、哲学家，著有《物性论》（直译为《事物的本质》）。——译注
[79]这里单单看引文可能难以明白。意思是，海浪无论多少，例如一千个，都叫做海浪，但它们拒绝相同的名字，于是在大海的引见或接待下，它们得以在抵达海岸时发声，讲出自己的名字，然后消失。——译注
[80]譬如拉普里达看到自己的处境而想起但丁笔下的人物的命运，这就是一次事件，而如果没有但丁的人物，这事件就不会发生。——译注
[81]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1903—1976），法国诗人、小说家，后现代主义先驱。——编注
[82]出自由John Cruikshank主编的《哲学小说家：1935—1960年间的法国小说研究》，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年，79—101页。——原注
[83]即《黑格尔导读》，是科耶夫于1933年在高等学院讲授《精神现象学》的授课内容，格诺将其整理出版（巴黎：伽利马出版社，1947年），中文版已于2006年由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编注
[84]《论尼采》，乔治·巴塔耶，《巴塔耶全集》（巴黎：伽利马出版社），第四册，416页。——原注
[85]关于这个主题请参考D.Hollier，《社会学学院》（1937—1939）（巴黎：伽利马出版社，1979年）。——原注
[86]《名作家》，第二册。在伽利马出版社编辑《七星百科全书》之前，格诺为出版商Mazenod编辑了三大册对开本《名作家》，也编纂了一份“名作家历史书目评论”作为附录。每位作家的章节都委托专家或著名作家执笔。格诺自己选择写作关于哪些作家是意味深长的，他选择了佩特罗尼乌斯、布瓦洛、斯泰图。他也为最后一节写了引言：“二十世纪大师”，他在当中讨论了亨利·詹姆斯、纪德、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斯泰图。格诺从未将他在这部作品中的文章收录在他的散文全集中；我在意大利文译本中插入了关于佩特罗尼乌斯的文章及“二十世纪大师”。另外一项格诺在编辑上的典型创举是他做了一份《理想书房》的调查（巴黎：伽利马出版社，1956年），他加以组织并编辑成书，最有名的法国作家及编辑都受邀提供一份理想书房的书单。——原注
[87]雅克·鲁博（Jacques Roubaud），“格洛方法中的数学”，《批评》，第359期，1977年4月。——原注
[88]引自《量化语言学笔记》（1963）。——原注
[89]引自Subsidia Pataphysica，二十九卷。——原注
[90]帕维塞（Cesare Pavese，1908—1950），意大利作家。意大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化过渡到大战后新民主文化阶段文人投入政治、社会的代表人物，终其一生都在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的分析中挣扎。1950年自杀。为埃伊纳乌迪出版社中坚分子。——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