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1850年

V.H……27在一个星期二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两天后，住在拉菲特街的吉拉尔丹太太邀请他共进晚餐。

布若也在场，他当时还只是一个将军，刚被任命为阿尔及利亚的总督，正准备赴任。

布若当时六十五岁，身体强壮，脸色红润，脸上有些麻子。他有些粗鲁，但绝不是粗俗。他是个兼有上流社会人物特征的农民，粗野，悠然自得，没有老兵的沉重感，幽默，对女人彬彬有礼。

吉拉尔丹太太让将军坐在她的右边，让V.H……坐在左边。诗人和大兵开始交谈，吉拉尔丹太太充当中介人。

将军对阿尔及利亚极为不满。他认为征服阿尔及利亚使法国无法在欧洲义正词严地说话，而且，没有比征服阿尔及利亚更容易的事了。毫不费力地就能够封锁阿尔及利亚的部队，就像抓老鼠一样把他们抓住，一口气消灭他们；另外，将阿尔及利亚殖民化很困难，那是一片没有出产的土地：他亲自去视察了那里的土地，发现每个麦苗之间有一尺半的距离。

V.H……说：“怎么回事！曾经被称作罗马人的粮仓的阿尔及利亚竟变成了这个模样！不过，如果阿尔及利亚正如您所说的那样，那我们这次新的征服是一件好事，一个伟大的行动。是文明向野蛮的进军，是文明的人民去看望尚在黑暗中的人民。我们是世上的希腊人。由我们来启迪世界。我们在完成使命，我只需要唱赞美歌了。您的想法与我不同，这很好理解。您是作为士兵和活动家在说话，而我是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在说话。”

V.H……很早就离开了吉拉尔丹太太的家。这是1月9日，天上下着鹅毛大雪。他穿的鞋很单薄，一走到街上，他就发现步行回家根本不可能。他来到泰布街，知道街拐角有个马车停车场。可是那里一辆车都没有，他等着车来。

他站着等候，看见一个穿着体面讲究的年轻小伙子弯下腰，拾起一大团雪，塞进一个站在街角、穿着袒胸露背的裙子的妓女后背里。

妓女尖叫了一声，扑向那个时髦小伙，举手就打。小伙子还手，两个人越打越厉害，引得警察都向这里跑来。

他们抓住姑娘不放，却没有碰小伙子一下。

那不幸的姑娘看见警察来抓她，拼命挣扎。当她被警察牢牢抓住后，她显出了最深的痛苦。

两个警察抓住她的胳膊，强迫她走，她喊起来：“我没做坏事，我向你们保证，是那位先生对我非礼。我没有罪。我求你们放了我。我没做坏事，真的没有，真的没有！”

警察根本不听她的话，对她吼道：

“快走，你要为此坐六个月的牢。”可怜的妓女听到这句“你要为此坐六个月的牢”又开始为自己辩护，拼命哀求。警察对她的眼泪无动于衷，将她拖到歌剧院后面的朔达街的警察分局里。

V.H……不由自主地对这个不幸的姑娘产生了同情，他跟着他们，周围都是人，每次发生此类事情都有很多围观者。

到了警察分局，V.H……想进去为姑娘说话。但转念一想自己知名度太高，这两天来报上登满了自己的名字。现在介入这种事情，无疑给人以把柄，恶意的玩笑会铺天盖地向他袭来。总之，他没有进去。

警察把妓女带进楼下的一个房间，房间朝街。他通过窗户观察里面发生的一切。他看见妓女绝望地在地上揪着头发，对她产生了巨大的同情。他考虑了一会儿，考虑的结果是他决定进去。

当他走进房间时，一个坐在点着蜡烛的桌前写字的男人转过身来，用生硬、专断的口吻对他说：

“先生，您有何贵干？”

“——先生，我是刚才发生的一切的见证人，我来向你们证实我看见的情况，请你们开脱这个女人。”

听到这一席话，妓女惊愕地望着V.H……，仿佛惊呆了。

“先生，您的证词也许与这件事有关，但没有任何价值。这个姑娘因为在公共场合动手打人而犯了罪，她打了一位先生。她为此要坐六个月的牢。”

妓女又开始哭叫，在地上打滚。她的女伴们劝她：“我们会来看你的，冷静一点，我们会把换洗的衣服带给你。先拿着这些东西。”她们递给她钱和糖果。

V.H……说：“先生，您如果知道我是谁，您大概会改变说话的语气和用词，会听进去我说的话。”

“——先生，那么您是什么人呢？”

V.H……觉得没有理由不说出自己的名字了，于是他说了出来。警察分局局长，正因为他是一个警察分局局长，立即连声道歉，一改刚才盛气凌人的模样，变得彬彬有礼，恭恭敬敬，给他端来一把椅子，请他就座。

V.H……把他亲眼所见讲给警察分局局长听：一个先生从地上抓了一大把雪，把雪塞进妓女的后背；妓女并没有看见他就尖叫了一声，说明她感到很难受，她扑向那位先生，这是正当防卫。且不提那位先生的做法是多么粗鲁，这冰凉的雪给她的刺激足以使她痛苦万分。绝对不能夺走这个女孩——她可能有母亲或孩子——少得可怜的饭碗，而应该让这个对她做了坏事的男人接受惩罚，并应赔偿。总之，要抓的不是这个妓女，而是这个男人。

在这场辩护中，姑娘惊奇万分，脸上洋溢着欢乐和温柔。她说：“这位先生真好。我的上帝，他太好了！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根本不认识他。”

警察分局局长对V.H……说：

“我相信您所说的一切，先生。但是，警察已经立案，做了笔录。您的证词会写进笔录的，请您放心。但是，法律有自己的程序，我不能放了这个姑娘。”

“怎么！先生，听完我讲的真实情况——您无法怀疑，您也不怀疑——，您还要拘留这个姑娘？这种正义是一种可怕的非正义。”

“先生，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才能结束这件事情，那就是您在您的证词上签名。您愿意吗？”

“如果我的签名能使这个女人自由，那我就签。”

他签了名。

那女人不停地说：“上帝啊！这位先生太好了！我的上帝，他实在太好了！”

当人们同情她们的时候，这些可怜的女人充满了感激，感到很惊奇。当人们公正地对待她们时，她们更是如此。

今天，1841年3月11日，三个月后，我又看见了残老军人院广场。

我是去那里看望一位生病的老军官。那天天气好极了，阳光明媚，充满青春气息，与其说是初春还不如说是春末的一天。

广场凌乱不堪，一片狼藉，到处都是葬礼留下的垃圾。看台的脚手架已经被拆除，看台覆盖的方块草坪又露了出来，但被运石膏残块的马车的车轮轧得丑陋不堪。大道两旁的雕像只剩下两座，马尔索28和杜格斯克兰29的雕像。四处一堆堆的石块是底座的残余。

一些士兵、残废军人、卖苹果的商贩在这片败落的诗意中游荡。

快乐的人群快步走过残老军人院，他们是去看喷水井。在广场宁静的一角停着两辆巧克力色的公共马车（贝亚恩牌），车上贴着粗体字的海报：格勒奈尔屠宰场的井。

三个月前，上面写的海报是：残老军人院拿破仑的葬礼。

在广场的另一角，一群好奇的人围着一个卖画像的流动商贩。卖得最快的是一幅漫画，上面画着一个穿着时髦的年轻人正在向他的朋友展示新衣服，下面有这样一段对话：

“你觉得这套衣服怎么样？多么考究！多么时髦！”

“够潮的！”

“真的？”

“绝无戏言！”

在军人院的院子里，一群老人和孩子在阳光照耀下感到很温暖，很快乐，这是世上最迷人的情景。今天是参观开放日，好奇的人蜂拥而至。园丁在修剪绿篱。残老军人院的小花园里丁香含苞欲放。一个十四岁的男孩爬到右边最后一门大炮的炮架上，放开嗓子高唱，这门炮正是12月15日那天在发第一排葬礼礼炮时炸死一个宪兵的那门炮。

我顺便记下这一点：三年以来，人们把这些16世纪和17世纪出色的大炮架在这些最平庸、最不值钱的生铁小炮架上，昔日巨大的、矮壮的、笨重的木炮架才真正配得上这些庞大壮观的青铜大炮。

一群孩子在女仆漫不经心的照料下，在二十四门从君士坦丁堡和阿尔及尔运来的大长炮中间嬉戏。

人们至少没有让这些大炮受到同样的炮架的待遇。它们卧在大门两侧。时光的流逝给大炮的青铜涂上了一层悦目的淡绿色，炮上有大片的阿拉伯图案。有几门最难看的是法国制造的。在这几门炮的炮闩上写着：法国国王在阿尔及尔的铸造商弗朗索瓦·杜朗。

在我抄下说明文字时，一个穿白衣的漂亮小姑娘正在用她粉红的小手指把沙土填进一门土耳其大炮的炮门里。一个残废军人站在那里，军刀出鞘，他有两条木腿，他大概是看守这门大炮的，正微笑着看女孩玩耍。

当我三点左右离开广场时，有一小群人正慢悠悠地穿过广场。这群人里，有一个穿丧服、手臂和帽子上戴着黑纱的男子，他后面跟着另外三个人，其中一个穿着蓝色工服，手拉着一个小男孩。戴黑纱的人胳膊夹着一只用黑布蒙住一半的泛白的匣子，就像一个乐师夹着一个放着他的乐器的匣子。

我走近他们。穿黑衣的男人是装殓尸体的工人，匣子是一个孩子的棺材。

这个送葬队伍走的路线与残老军人院的正面平行，把三个月前拿破仑的灵柩走的路线切成十字形。

今天，5月8日，我又来到残老军人院，去看暂时停放皇帝灵柩的圣热罗姆小教堂。广场上没有留下任何12月15日葬礼的痕迹。梅花形绿化区被重新划定，但草坪还没有长出草来。这天太阳很好，但不时飘来云朵，洒下雨点。树木葱绿，充满喜气。那些可怜的老残废军人同一群孩子温和地说着话，在鲜花盛开的小花圃散步。这正是一年中最美的时刻：最后几棵丁香花谢了，最初的金雀花吐蕊怒放。

乌云的大片阴影迅速掠过院子，在二楼的一个拱门饰下，有一座拿破仑的石膏立像，与正门上石雕的路易十四骄傲的骑马像形成蹩脚的对称。

院子周围，在屋顶的挑檐下还留有葬礼的最后残余：用金字写的大革命和帝国时期将领的名字的黑色条幅还贴在那里，三个名字一组。但风已经把这些条幅撕破了一些。有一个条幅的顶端已经快分离开了，在空中飘扬，这个条幅上写着三个名字：索雷—尚布尔—雨……

第三个名字的尾部已经被风撕破吹走了。是雨果30还是雨盖31？

几个年轻的士兵走进教堂。我尾随这些人们今天戏称为“老总”的人。战争时期，士兵把市民叫做“平头百姓”；和平时期，市民管士兵叫“老总”。

教堂里空荡荡的，阴森寒冷，几乎没有人。教堂尽头，从上到下铺开一大幅灰布，遮住了圆顶的巨大拱门饰。灰布后面传来沉闷的锤声。

我在教堂里走了一会儿，一边看柱子上所有葬在这里的军人的姓名。

在我们的头顶上，沿着高高的殿堂，挂着从敌人那里夺来的军旗，这队壮观的破布在穹顶旁发出轻轻的响声。

在锤声的间歇中，我听见教堂的一个角落里有低语声，是一个老妇人在祈祷。

士兵们出去了，我也跟着他们走出教堂。

他们向右拐，走过麦兹走廊，我们汇入朝同样方向走的密集人群。走廊通到一个内院，这是圆顶军人院的边门进出口。

在那儿的阴影中，我又看到三尊铅铸雕像，不知它们来自何方，我记得在同一个地方曾看见过这些雕像，那是1815年，我还是个孩子。当时，建筑、王朝、民族正在蒙受摧残。这三座雕像代表帝国时期最拙劣的风格，带有寓意的冷漠、平庸的暗淡，竖在墙边的草丛中的柱子之间，有一种被喝倒彩的悲剧气氛。其中一座雕像用链条牵着一头狮子，代表力量。没有比一座平放在地上、没有底座的雕像的神态更茫然的了，就好像是一匹没有骑手的马，一个没有王位的国王。对士兵来说只有两种状态：战斗或牺牲；对国王来说也是只有两种选择：王国或坟墓；对雕像来说也只有两种情况：矗立在空中或平卧在地上。

一座行走姿势的雕像会使人惊奇，使眼睛不习惯。人们忘记了它是石膏的还是青铜的，青铜并不比石膏更能行走。人们真想对这个在华丽的姿态下显得那么可怜、那么不自然的人面雕像说：“唉！走起来！走哇！迈步呀！继续走你的路！奔跑呀！大地就在你的脚下。谁拉着你了？谁阻拦你了？”底座至少说明雕像不能走动。对雕像就像对人一样，一个底座就是一个狭小、体面的空间，周围是四面绝壁。

走过雕像之后，我向右拐，从后面的大门走进教堂，大门临街。

有好几个年轻女人和我一起走进教堂，她们说笑着，互相打着招呼。

哨兵让我们通过。他是个忧郁的弯腰驼背的老兵，握着军刀，也许以前他还是帝国禁卫军的精兵呢，他在阴影中一动不动，沉默不语，他的旧木腿踏在路面的一朵大理石百合花上。

要去拿破仑灵柩所在的小教堂，必须走过有百合花图案的拼花路面。女人们和士兵们急匆匆地走着。我缓步走进教堂。

从上面射来的一束灰白色的光照亮了穹顶建筑的内部，这束光与其说是教堂的光还不如说是画室的光。在穹顶下，在祭台所在之地，也将是坟墓所在之地，有一座巨大的脚手架，被巨幅灰布遮盖着，是用来拆除路易十四时期建的祭台华盖的。这华盖只剩下支撑顶部的六根粗柱。这些柱子没有柱头和顶板，六种形式的木柴堆垂直支撑着这些柱子，这些木柴堆是代替底座的。以前，螺旋形的金叶使这些柱子看起来像螺旋形柱，这些金叶已经没有了，只在六根金色的柱子上留下了黑色的痕迹。脚手架里的工人就像关在一个大鸟笼的大鸟。

下面的工人在揭去铺路石，还有的扛着梯子，吹着口哨，一面交谈，一面在教堂里来回走着。

我的右边，圣奥古斯丁小教堂堆满了瓦砾。

在圣奥古斯丁小教堂外，用作穹顶建筑地面的大块大理石板垂直地放在一起，半遮住一个白色武士，他卧在嵌在墙里的黑色大理石金字塔的底部。在武士下面的石板分开处可以看见这三个字母：UBA。

这是伏邦32的坟墓。

在教堂的另一边，伏邦坟墓的对面，是图雷纳33的坟墓。他比另一个更受到尊重。

这座伟大的雕像作品周围没有废墟的堆积。根据路易十四时期盛行的冷漠、高贵的艺术风格来看，这座雕塑与其说带有丧葬色彩，还不如说带有豪华富丽的风格，与其说是为教堂做的，还不如说是为歌剧做的。任何栅栏、任何杂物都无法阻止路人看见身穿罗马帝服的图雷纳被一颗奥地利的圆炮弹命中。他卧在图尔海姆战役的青铜浮雕上，路人还能看到这个纪念日：1675年。这是图雷纳去世的那一年、圣西蒙公爵34出生的那一年、路易十四为残老军人院奠基的那一年。

右边，靠近穹顶的脚手架和图雷纳的墓，在坟墓的寂静与工人干活的嘈杂声之间，在大门紧闭、空无一人的小教堂里，我通过一个白色拱廊的门洞看到在一道栏杆后有一组金色的雕像。这组雕像乱七八糟地摆在那里，肯定是从祭台华盖那里弄来的，它们似乎在低声谈论着这片废墟。这组雕像共有六座，是六个带翅膀、闪闪发光的天使，六个被一缕惨淡的阳光昏暗地照耀着的金色幽灵。其中一座雕像用手指着阴森森蒙着黑纱的圣热罗姆小教堂，似乎在恐惧地说出这个名字：拿破仑。在这六个幽灵之上，在教堂小圆顶的挑檐上，有一个镀金色的木头做的大天使在吹着低音号，大天使眼睛望着天空，神情颇似维罗奈兹35在《卡那婚礼》里画的坦托雷。

我来到圣热罗姆小教堂的门口。

门口是一个巨大的拱门饰，挂着寒酸的紫色布门帘，上面印着希腊方形回纹饰和金色棕叶饰。在门帘顶部，有一个漆木做的帝国徽章；左边是置于鹰之上的两束三色旗，这些鹰的模样像应时改成的公鸡；还有手持长矛、佩戴荣誉勋章的残废军人；静思的人群从穹顶下走进来。尽头，隔八至十步的纵深，有一道漆成青铜色的铁栅，这是一种沉重、表现力弱的装饰物。在铁栅上面，有一只只狮子头和镀金的N36，像贴上去的金属箔，还有帝国的徽章、有手形装饰的权杖和上端有查理大帝小塑像的权杖，查理大帝头戴皇冠，手托金球。越过铁栅，小教堂的内部，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庄严、美妙、激动人心的气氛，有一盏点燃的高脚灯台，一只大金鹰，金鹰大展双翅，腹部闪着灵灯的反光，双翅闪着太阳的反光。老鹰下面，在一大束闪闪发光的敌人军旗下是灵柩，可以看见灵柩的乌木脚和铜环。灵柩上有一顶与查理大帝的皇冠一模一样的巨大皇冠、与恺撒大帝的王冠一样的金桂叶王冠、布满蜜蜂的紫色丝绒柩衣。灵柩前面的祭器桌上是圣女艾莱娜的帽子和埃洛的长剑。灵柩右边的墙上，在镶银的圆盾中央有一个词：瓦格拉姆37；左边的另一个圆盾中央有另一个词：奥斯特利茨。四面墙壁铺着绣满蜜蜂和老鹰的紫色丝绒。在穹顶的起端，在灯、鹰徽、皇冠、佩剑和灵柩之上，有一幅壁画。在这幅壁画中，最后审判的天使对着熟睡的圣徒热罗姆吹着喇叭，——这就是我一眼看见的东西，这就是一分钟就刻在我的记忆中使我牢记一生的东西。

一顶较新的饰有一条绦子的宽边帽子放在一把长剑之上，下面露出一个很小的三角标志，长剑的雕镂金柄对着小教堂门口，剑的尖端指向灵柩。

在这伟大中夹杂着平庸。平庸在于紫色布是印花的而不是绣花的，纸板漆成石块，空心铁漆成青铜，盾徽是木头的，N是金属片做的，布做的短石柱被粉刷成花岗岩，老鹰像公鸡。伟大在于这地点、这人、这佩剑、这帽子、这头鹰、这些士兵、这个民族、这乌木灵柩、这缕阳光。

人群站在那里，就像面对可以看见上帝的祭坛。但是，在走出教堂后，再走上一百步，人群就会去看厨房和大锅，人群就是这样构成的。

我怀着深深的激动看着灵柩。我回想起不到一年前，也就是去年7月，有位先生来到我家，告诉我他是图奈尔人街的木器师傅，也是我的邻居，他请我对当时他承担“制作”的一件重要而宝贵的东西提提意见。由于我对这种被称作家具的室内建筑的进步很感兴趣，便欣然接受了请求，随他来到图奈尔人街。他带我穿过好几个摆满家具的大厅，指给我看堆积如山的橡木家具和桃花心木家具、哥特式椅子、带有压模镶边装饰的书桌、螺旋形腿的桌子。在这些家具里，我很欣赏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古老柜子，镶嵌着大理石和珍珠，非常破旧，但又十分诱人。木器商把我带进一个大车间，车间里一片繁忙，很嘈杂，有二十来个工人在加工我说不出名儿的黑木块。在车间的一个角落里，我看见一只长八尺、宽三尺、两头装有大铜环的乌木大黑箱，我朝箱子走过去。木器师傅对我说：“这正是我想给你看的东西。”黑木箱是皇帝的灵柩。我当时见过，今天我又看见了它。我那时看见的箱子是空的，敞开着的，如今见到的是装满了的，存留着伟大的记忆，永远关闭起来。

我记得当时我久久地观察着灵柩的内部。我仔细地看着构成左侧板壁的乌木板上那条淡白色的大纹路，心里想：“几个月后，棺盖将封住这口棺材，在我闭上眼睛后三四千年，其他的眼睛才能看见我此时看到的东西，那就是拿破仑的灵柩的内部。”

这时，我拿起所有还没有装配的棺材板，掂量着它们的分量。这种乌木漂亮之极，且非常沉。木器师傅想让我有个整体概念，让六个工人把棺盖放在棺材上。我不赞成这个棺材的平庸形状，现在所有的棺材、所有的祭台、所有的婚礼花篮都是这种形状。我更喜欢拿破仑像塞索斯特里38在埃及式的紧身套里安睡，或像墨洛温39那样睡在罗马的石棺里，简单中也有伟大。

棺盖上闪耀着用相当大的字母写的这个名字：拿破仑。我问木器师傅：“这些字母是用什么金属做的？”他答道：“是铜制的，但会给它们镀上金。”我又说：“这些字母应该用金子制造，不到一百年，铜制的字母就会氧化，而且会腐蚀棺木。金子做的字母会使国家花费多少？”“大约两万法郎，先生。”当天晚上，我来到梯也尔先生家，他当时是内阁总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梯也尔先生对我说：“您说得有道理，字母就用金子做，我马上下命令。”三天后，7月15日的协议破裂，我不知道梯也尔先生是否下达了命令，命令是否执行，现在灵柩上的字母是否是金子铸成。

四点钟的时候我走出圣热罗姆小教堂，我一边走一边想：

“从表面上看，这是金属片制的N消灭、取代了路易十四绘有王冠和百合花图徽的大理石L，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说这穹顶是狭窄的，历史则是宽广的。这一天将会来临，这座穹顶建筑将还给路易十四，人们会给拿破仑造一座坟墓。”

伟大的国王和伟大的皇帝将各自安歇，和平共处，都受到尊敬，都很显赫，因为一个在欧洲的眼里代表王权，另一个在世界眼里代表法国。

昨天，吉拉尔丹对我说：“最危险和最值得担心的不是深渊，而是斜坡。”

1842年

7月

昨天，也就是1842年7月13日，奥尔良公爵先生不幸去世了。

如果我们思考一下这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路易十四执过政，他的儿子却没有；路易十五执过政，他的儿子也没有执政；路易十六执过政，他的儿子没有执过政；拿破仑执过政，他的儿子也没有执过政；查理十世执过政，他的儿子没有执过政；路易-菲力浦正在执政，他的儿子将不会执政，多么奇特的事情！连续六次在全体人民中人们预料一个人将执政，但正是这个人没能执政。连续六次的预测都失败了。事实就是以一种可怕的神秘的固执存在着。一场革命来临了，一场全球性的思想动荡在几年内就淹没了过去十个世纪和一个伟大民族的整个社会生活；这个巨大的动荡推翻了一切，除了我们刚才指出的事实；相反，动荡使这个事实从它推翻的一切中显露出来；一个大帝国建立起来，一个查理大帝出现了，一个新的世界来临了，但这个事实依然存在；它是旧世界的产物，也是新世界的产物。帝国垮台了，古老的家族卷土重来，查理大帝废除了，流放夺走了征服者，还回了被流放者；革命重振旗鼓，再度爆发，王朝三次改朝换代，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一浪高过一浪，——但这个事实永远存在，从不间断，没有变化，没有中断。自从君主政体出现以来，法律就有规定：国王的长子永远可以执政，但是，一百五十年以来，事实的回答是：国王的长子永远不能执政。难道这不是一个规律吗？这个规律以如此的准确度和固执在人文事实无法解释的次序中显示出来，而它在此之前只属于具体事实。难道现在不是到了天意来干预这件事的时候了吗？如果某些历史规律以与自然规律同样的准确、同样的刻板，甚至同样的严酷显示给人们，那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

上帝赋予人两种天禀：希望和无知，而无知是两者中更优秀的。

每次皇太子奥尔良公爵先生去他的夏宫维里叶都要走过一座破旧的房子，这座房子只有三层，二、三层各只有一扇窗户，一层有一个涂成绿色的破店铺。店铺对街的一面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透过门可以看见阴影中的柜台、秤、方砖地上堆的一些普通商品，门的上方用灰暗的黄色字母刻着店名：杂货店。很难说年轻快乐、无忧无虑的奥尔良公爵是否看见了这扇门。也许在这条欢乐的大道上飞快地跑的同时，他偶尔也用眼角扫一下街边，可能看见了这扇门，把它当作一个小铺子，一个低级酒吧，一座破房子。这是他的坟墓之门。

今天，1842年7月20日，星期三，我参观了王子殉难之地。正是一个星期前的这个时刻悲剧发生了。是在马路左边第二十六和二十七棵树之间的地方，从马约门的圆形广场的拐角处开始数。马路有二十一块路石宽，王子是在马路左边第三块和第四块路石上砸碎脑袋的。如果他被摔出的地方再远十八法寸，他就会倒在土地上了。

国王命人拿掉了那两块沾满血迹的路石，今天尽管下了一天的雨，路上满是泥泞，还是可以看见新换上的两块路石。

对面两棵树之间的墙上，路人刻下了一个十字和这个日期：1842年7月13日，旁边还刻了这个词：殉难者。

从王子殉难的地方，人们从右边房子和树之间的空隙处可以看见星形广场的凯旋门。在同一边，在手枪的射程之内，有一面巨大的白墙，周围堆满了瓦砾，围了一圈壕沟，顶上架着起重机、绞盘和脚手架。这是巴黎的旧城墙。

当我仔细地看着那两块新路石和墙上的十字时，一群戴着黄草帽的小学生突然把我围住了。这些稚嫩、欢笑着的面孔怀着无忧无虑的好奇围着死亡地点。在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一个年轻的女仆正在拥抱一个小孩子，放声大笑。

王子死去的那座房子的门牌号码是4号乙，位于一家肥皂厂和一个酒商的铺子之间。楼下的店子关门了。门右边靠墙处放着一条粗糙的木长椅，有两三个老妇人坐在椅上晒太阳。她们头上的绿底粉刷墙上贴着一张很大的白色广告，上面写着：布多精矿泉水。二楼窗户挂的白布窗帘似乎说明房子里还住着人。

旁边酒商的铺子里坐着不少喝酒的人，他们高声谈笑着。门牌号码是6号的那座房子几乎正对着王子殉难的地方，房子上用黑体字写着：夏努代，铺路工。

有一件奇事：王子是从左边摔下来的，尸体解剖发现身体是挫伤，右边脑壳粉碎。

维尔曼先生（是他昨天告诉我这一情况的）在事故发生后半小时就来到王子身边，所有皇家成员也都到了。国王看见维尔曼先生进来，急忙走到他跟前，对他说：“摔得很惨，他还处于昏迷状态。但是，他没有创伤，所有肢体都灵活自如，完好无损。”

国王说的有道理。王子全身都完好无损，只有头除外，但头上没有伤口和外部损伤，只是像一个盘子一样在皮下碎了，维尔曼这样对我说。

无论人们怎么谈论这件事，王子既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因为脑壳碎了。脑子受了损伤，他不可能说话。只剩下器官还有点生气。濒临死亡的人看不见，也没有感觉，也没有痛苦。维尔曼先生只看见他的腿动了两下。

马路的左边是一些花园和别墅，右边都是些破房子。

7月13日，当王子最后一次从杜伊勒利宫出来时，他首先遇到的是那座最强烈地唤起时间观念的朗赛斯方尖碑，不过，他也许会想到在这同一个广场上曾竖起过路易十六的断头台。然后他遇到最辉煌地唤起荣誉观念的纪念碑，即凯旋门，不过，他也许想起在同一个拱穹下走过拿破仑的灵柩。五百步之远，他走上了那条从10月6日的暴动得来的不祥路名的路，这场暴动是反对路易十六的，由菲力浦-艾加里德发动的。这条路名叫反抗之路。当马队进入这条大道时，艾加里德的孙子骑的马狂奔起来，可以说是举行暴动，在跑到这条死亡之路三分之二的地方，王子摔下马来。

奥尔良公爵同他的那不勒斯祖父一样叫费迪南，菲力浦同他的法国父亲和祖父一样，路易像路易十六，查理像查理十世，亨利像亨利五世。在他的死亡证上，人们遗漏了（是有意的吗？）他的西西里姓罗梭里诺。我感到很遗憾，这优美的姓氏使人想起帕莱姆和圣罗萨里。人们担心有什么可笑之处。罗梭里诺这个姓对诗人来说是很美的，对资产者来说是很怪的。

我大约在晚上六点从那儿回来，看到墙上贴着大字广告：纳伊节，7月13日。

7月21日

陛下40：

法兰西学院谨向尊敬的陛下表达深深的悲痛。

您的皇太子离开了人世。这是法兰西的损失，也是欧洲的损失。这在智者中间留下了一个空白。法兰西民族为王子而哭泣，军队为战士而哭泣，法兰西学院为失去思想家而深表遗憾。

奥尔良公爵很清楚在我们这个勤劳而难忘的世纪里，作为王位的继承人并不仅仅是占据一个高位，也是行使一项伟大的职责。国王现在所做的一切也是王子在将来应该做的一切。父亲担负着祖国现在的命运，充当民族和文明的庄严又不知疲倦的守护神，引导时代潮流，儿子这个新一代的王子和未来一代的国王应该向思想敞开他的心灵。行动是国王的天职，学习是王子的天职。在等待登上王位的同时，他应该不断地思考他祖先的历史，他父亲的传统和他的国家的新需要。这正是奥尔良公爵已经出色地意识到的一切。他有一个高尚、平静、泰然、坚定、温柔的心灵，他那高贵的智慧可以和所有的天才匹敌。他是亨利四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血统、他的英勇，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为人。他是革命的儿子，继承了革命对人权的尊重和对自由的热爱。他的家族本能促使他追求军事上的荣誉，他心灵的需要又促使他为和平而奋斗；他能够而且渴望做一番伟大的事业；在内部他深孚众望，在外部他维护民族，他什么也不缺，只缺时间。可以说一个伟大国王的胚芽都已在这个王子身上出现，可惜他英年早逝，令人惋惜！他像法朗索瓦一世一样热爱艺术，像路易十四一样热爱文学，像您一样热爱祖国。

陛下，您的血就是国家的血，您的家庭和法国共有一个心脏。您受到打击也就是法国受到伤害。在这一时刻，法国人民怀着难以表述的同情关注着您的家庭，关注着您，陛下，您会长寿的，因为上帝和法国需要您；关注着王后，这个所有母亲中遭受不幸、令人尊敬的母亲；关注着王妃，她的心灵已经非常法国化了，她为法国生了两个小法国人，为王朝生了两个小王子，给予未来两个希望。

但愿我们大家的悲痛对陛下您是一种安慰！陛下，这也是一种欢呼。王子的罹难可能动摇王位，但举国的哀悼则巩固了王朝。十二年前法国以它统一的参与祝福您，今天法国以它一致的悲痛再一次祝福您。

10月20日

有一天，在阿尔及尔，——我们进入了十月，天气晴朗的时候，十月是那么美丽，——太阳落山的景象十分壮观。天空是那么蓝，空气是那么温和；微风轻拂着海浪，海浪轻拂着海岸；天际美妙的霞光在阿尔及尔这布满白色的方平房的圆形剧场上空勾勒出光与影奇怪的梯形。目光留恋美景，心灵则沉入幻想，这个阿尔及尔曾见识过红胡子哈里亚丹41和查理五世42。一种深沉而隐蔽的快乐——这种难以言传的快乐在某些时刻，在某些季节，在大自然的深处跳动——在海岸，在平原，在山丘，赋予所有美丽的树以生命，这些美丽的树在东方阴暗和辉煌的诗歌中怒放着它们永恒的青葱翠绿：荷马43吟唱的棕榈树、哈菲兹44赞美过的芦荟、达尼埃尔45谈到的乳香黄连木、约伯46谈到的无花果树。一艘来自法国的汽船停靠在码头上，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叫“野鸽号”；船上的烟囱轻轻地冒着烟，在蓝天里形成一朵变幻不定的云，从远处看就像巨人斯巴汉的巨型水烟筒。这一切构成一个巨大、美妙、纯净的整体，不过，那一大群围着汽船的人看的不是这些，这些人里有男人、女人、阿拉伯人、犹太人、欧洲人。

捻缝工和水手在船和岸之间来回穿梭，把包裹卸上岸，人群的所有目光都盯着这些包裹。码头上，海关人员打开包裹，透过半开的木箱的木板，在散开的草垫里，在包装布下面，人们看到一些奇怪的物件：两个长长的漆成红色的栅栏，一架漆成红色的梯子，一个漆成红色的篮子，一根漆成红色的很沉的横梁，横梁的一边嵌入了一个三角形的大而厚的刀片。

这个场面颇吸引人，其诱人之处与棕榈树、芦荟、黄连木、无花果树不同。与太阳、山丘不同，与大海、天空不同：这是文明以一座断头台的形式来到阿尔及尔。

11月14日口述

这是我夜里做的一个梦，我把它写下来只是因为这个日子。

我在我的家里，是在我家，而不是我真正的家，我并不认识这个家。这个家有好几个宽敞的客厅，非常漂亮，光线充足。这是在晚上，一个夏日的晚上。我坐在其中一个客厅的桌子旁，还有好几个朋友和我在一起，这些是我梦中的朋友，我一个也不认识。大家愉快地交谈着，不时发出笑声。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

突然，我听见背后有一阵嘈杂声，我转过身，看见在一群我不认识的人当中有奥尔良公爵，他正在朝我走来。

我高兴地迎过去，没有丝毫的惊奇。王子看上去非常高兴，心情很好。我记不清他当时穿的什么衣服。

我向他伸出手，感谢他友好地到我家来，甚至都没有通知一声。我记得我很清楚地对他说：“谢谢，王子。”他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作为回答。

这个时候，我转过头，看见三四个男人正在把奥尔良公爵的白色大理石半身雕像放在壁炉上。我还发现在同一个壁炉上放着王子的青铜半身雕像。那些人把大理石雕像放在青铜雕像的位置上，随后悄悄地走了。王子把我带到一扇窗户前，像我刚才说的一样，这些窗户都是敞开着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是从一个客厅走到另一个客厅。这一点在我心里很模糊。我们在窗前坐下来，窗外的风景十分迷人，这是一座城市的内景，在我的梦里，我对这座城市非常熟悉，但实际上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地方。

到处都灯火通明，但没有人。我只看见孤单地坐在窗前的奥尔良公爵忧伤地望着我。这个时候我醒了。

这个梦发生在1842年11月13—14日夜里，正是奥尔良公爵死后四个月，他是7月13日死的，这一夜正是王子服丧期满的日子。

我要补充的是我很少做这样清晰的梦，而在这一天之前我从来没有梦见过奥尔良公爵先生。

1843年

8月

您爱我，为了配上您的爱，我什么都没有做；您恨我，为了配上您的恨，我什么都没有做。爱我吧，我会还报您的爱，恨我吧，我不会还报您的恨。思想着的心灵和放光彩的天空是两件客观的事情。谢天谢地！

朱丽叶·德鲁埃47的日记

去拉罗舍尔的公共马车的所有位子都预订完了，只剩下车里的一个座位和长凳上的一个位子。我的托托48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们回到售票处，想把车里的位子换成长凳上的第二个位子。接待我们的售票员非常热情，她告诉我们长凳有三个位子，包括马车夫和他的副手的位子，不过，她准备让马车夫尽量给我们腾出两个位子，又不妨碍驾车。接着她又殷勤地补充道：“我十分荣幸地在科涅克遇见过先生。”的确，我认出了那三个谈论布托尔马戏团的人其中的一个，他看了我们很久。现在是两点，马车六点才出发。要在一个微不足道的城市里等四个小时，而且又是烈日炎炎。做什么呢？

也许是平生第一次我建议去咖啡馆，在那里喝啤酒，看报。托托同意了我的建议，我们开始寻找咖啡馆。

在一个大广场上，我们看见了一个大字招牌：欧洲咖啡馆。我们走了进去。咖啡馆里人很少，只有右边的第一张桌子有一个年轻人在那看报抽烟，他面对着左边的女掌柜。我们走到最里头坐下，几乎是在一个螺旋形的楼梯下，楼梯栏杆装饰着红布。侍应生拿来了一瓶啤酒，然后就退下去了。在我们对面的桌子下有好几张报纸，托托随意拿了一份，我则拿了份《嘘声报》。我刚看了标题，我那可怜的心上人突然向我俯过身，指着手里的报纸哽声对我说：“看看这是多么可怕！”我抬眼看着他：我这辈子永远也不会忘记他高贵的面孔那不可名状的绝望表情。

我刚才看见他还是微笑着很快乐的模样，不到一秒钟他就垮了，他的嘴唇惨白，漂亮的眼睛呆滞地看着。他的面孔和头发都被泪水濡湿了。他紧握的拳头贴在胸口，好像要防止心从胸腔里跳出来。我接过那张可怕的报纸看起来49。

我可怜的心上人用眼神请求我忍住眼泪，我哭得透不过气来，接着他坐在桌子的另一边，对我说别引起周围的人的注意，他又以惊人的毅力帮我走出了这个可恶的咖啡馆。

到了大街上，我们再用不着压抑自己了，我可怜的托托受的打击太重了，无法摆脱绝望的情绪。他走着，不停地走着，他那永远伴随他的善良安慰着我，给我勇气，我情愿付出我的生命来替他解除那给他沉重打击的可怕的痛苦。

我们来到城根一带，从城墙下出来后，我们走在被太阳烤着的草坪上。我们来到田边坐下，离农舍只有几步远。尽管我们尽量使自己显得和所有人一样平静，但人们还是很注意我们。

也许是我们的散步本身引起人们的好奇，因为沿途没有看见一个人像散步的样子。在这样一个糟糕的地方怎么散步？这里到处都是可怕的灰苍蝇，咬你一口就有一个伤口，还有库蚊不停地骚扰你。我们站起来，走过一个小村庄，村民们在门外面干活。

托托要我写信给巴黎，通知我回去的消息。我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用铅笔写好了信。

我们回到城里，把信投到邮局。我们又来到城墙一带，无目标地走着。有时我们坐在墙角石上，有时又坐在草地上：女人们和看孩子的年轻姑娘们一边干活，一边谈笑着。其中的一个唱着加斯蒂贝尔扎的歌。

出发的时间快到了。我独自来到停马车的广场上。人们正在打扫公共马车的顶层，仔细地擦洗马车的护板，这辆马车将把我们带到拉罗舍尔。我问马车夫是否快要出发了，他表情温和、略带伤感地答道：“太太，过一会儿就走。”我好像看见他满眼含泪。于是我明白了那个办事员不寻常的殷勤。我明白了所有对这个还那么高兴的可怜父亲的值得钦佩的同情。我回到我的托托身边，他现在表现出来的勇气和顺从比刚才痛苦的模样看起来更令人心酸。

马车周围有好几个人在看托托，他们中间没有售票处的办事员。马车夫催促大家出发，使我们摆脱了这令人讨厌的好奇心。

马车夫站在车外，一会儿靠着传送带，一会儿靠着长凳的护板。这个车夫的驾车技术不得不令人钦佩，但他的目光和话语则很随便，不过大家感到他是尽力做到讨人喜欢。

黄昏来临了。我们走的路和从罗什福尔到马莱纳的路是同一条路，周围都是盐田。在我们的左边是一汪汪的死水，发出难闻的气味；植物有灯芯草和枯萎的芦苇。右边大部分都是荒地。

天上布满了乌云，时不时有闪电划破云层，天气比白天还闷热。我紧紧地握着我亲爱的心上人的手，但没有力气同他说一句话。天空变得越来越阴沉了，我好像正在受到一场噩梦的惊扰，想发出惊恐的喊叫以便醒过来。

（我们晚上十点到达拉罗舍尔。在卸行李的时候，维克多去预订去索缪尔的位子，然后我们来到旅馆。）

在路过一家咖啡馆的时候，我听见咖啡馆里的歌手正在唱加斯蒂贝尔扎，咖啡馆里坐满了人。

托托请求旅店老板至少给一间小房间，老板终于给了阁楼上的两间房间。在这两间房间里我们几乎无法站直身子，房间的门锁只是一个从里面拉上的门闩，两扇门是对着的。在每间房里给我们搭床的时候，人们还给我们泡了茶，茶是我们要的，想恢复一下精神。内心的绝望和表面上的平静已把我累垮了，我精疲力竭，痛苦万分，躺上床我马上就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

（去索缪尔的车晚上八点才出发，还要忍受这可怕的一整天。）

我和我心爱的人做着一些毫无目的、毫无必要的事情，只是为了熬到晚上，不让自己被痛苦压垮。

早上的时候，我的托托在我洗漱时曾回到我的房间，他又回来好几次敲我的门，最后对我说了句“我无法一个人待着”。我可怜的爱人！悲伤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给这个高贵又可爱的人造成多大的痛苦、多大的打击啊……在我整理旅行袋以消磨时间的时候，托托则在数着一本影集的空白页。

我建议托托陪我去邮局取他和我的信。我们不知道去邮局从哪边走，就向一位老太太问路，老太太很热心，一直把我们引到街角处。一边走她一边指给我们看市场的位置。完全是由于她我们欣赏起市场本身，她指给我们看市场左边关着的栅栏。

但今天是星期天。邮局六点关门，现在已经六点过几分了。一个女佣过来同我说话，走在后面的托托靠过来打听情况，女佣说工作人员八点回来。

在这间白石灰墙的小房间里无所事事真是件令人恶心的事。我们更喜欢走路，我们从城门出来，夜幕完全降临了。黑红的天空和前天一样阴沉。我们遇到了几个散步的人，从城门下看见这些人影，衬着阴暗的天空，这些人活像幽灵。我们在一条满是灰尘的路上走了一个小时。这条路对那些比我们好受的人来说也够乏味讨厌的了。我们看见的那些人影都不是从城里来，而是到城里去。不过现在才七点，九点才关门。

我们心急火燎，坐立不安。心情不佳的时候，浑身也都不舒服，我们从前天起就体验到了。我们回到旅馆，收拾好行李，付了账，然后坐车来到去索缪尔的马车站。

我应该说我们前天那个好心肠的车夫很谨慎，没有在城里说出我们的身份，使我们在拉罗舍尔的逗留没有人知道。

我们来到售票处，人们没有做任何准备工作，尽管已经八点差一刻了。维克多问车夫他是否还有时间去附近的邮局。这个粗鲁的人刁难了半天才给了五分钟，尽管他知道得很清楚半个小时之内他是不会出发的。在维克多去邮局，大家在等马匹的时候，我登上了公共马车的前车厢。马车夫和女佣在互相打闹，开着粗俗的玩笑。

维克多没有取到信，回来的工作人员是收信的，不负责发留局自取的信。

托托上车坐在我身边，过了一会儿，上来一个男人坐在他旁边，我们终于出发了。

我们沉默地走了一个小时，托托旁边的男人打破了这沉默，他埋怨放在长椅下、在托托两腿之间的书妨碍了他。他说必须拿走这些书，语气十分傲慢和愚蠢。托托没有理他，把书放在自己的膝盖上。还是这个人，他好像与“殷勤的”车夫很熟，让车夫把车门关上。车夫用足力气推上门，结果原来摇上的门玻璃碎了，弄了我们满手满脸的玻璃渣滓。

深夜，我发觉马已经没有人驾驭了，而是在随意乱跑，我刚才在月光下瞧见马低着头撞在关着的栅栏上才发现了这一点。撞击得很厉害，那些可怜的马可能伤得不轻。这栅栏是尼约尔城的入市税征收处。马车夫们都睡着了，根本不管马车和车上坐的人。

收税人员打开栅栏，我们的车通过了收税处。我们停在马车店的门口，让我们那位彬彬有礼的旅客下了车，我们继续赶路，车里只剩下我和托托。

夜里很冷，风和雨通过玻璃碎了的门窗和我对面那扇无法关上的窗户直往车里灌，我们冻得四肢麻木。

天亮了，但雨还没有停。

（我们来到一个小村庄，准备在这里吃饭。）

我们下车，走进一家旅店的餐厅，餐厅像所有的旅馆餐厅一样装饰着用上色石膏做的水果和小彩画……

我们吃不下饭，只要了两杯咖啡暖暖身子，夜里我们实在是冻僵了。在等咖啡的时候，我们在厨房的壁炉旁暖脚。

我们烤火的时候，来了一个瞎子，他和他的同伴向我们乞讨，托托给了他们钱。

吃完饭我们又出发了。现在快九点了，天色开始明朗起来。我可怜的心上人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悲伤，我心里难受极了，不敢抬眼看他。我握着他的手有好一会儿了，他并没有什么反应。我担心他不舒服，请他也握紧我的手作为回答。

从早上以来，我们走过的地方风景十分美丽，我们走过了好几个非常漂亮的村庄，有些村庄还保留了古老城堡和修道院的遗址。我们十一点到达布雷絮尔。在换驿马的时候，一个警察要去托托的护照，把他的名字记在了一本小笔记簿上。

从左边，我们看见远处有一座美丽的城市，我们以为那不是我们去的方向，可是我们走的路绕了半天把我们带到图阿尔城下。这里的城门是我们见过的城门中最美妙、最悦目、最凄凉的了。我们走过一座古城堡，又在一个古罗马的教堂门前停了下来。

一刻钟以后我们又上路了。路上又上来一位旅客，这是索缪尔的一位老太太，她在乡间的亲戚家住了几日。这位老太太很健谈，托托便利用这个机会向她打听去巴黎的马车情况。

在古德雷-马古亚尔小城的入口处的右边有一座墓地。我有意用身子挡住我可怜的爱人的视线。当老太太用手指着墓地微笑着对他说：“这是墓地！”托托握紧了我的手，我看见他眼里含了一滴大大的泪珠，我真想掐死这个饶舌的老妇人。

（我们终于到了索缪尔。我们在马车站下了车，想打听一下情况。晚上十点之前没有车，我们来时坐的这辆车只能保证我们到图尔有位子。维克多又去另一个马车站打听，也毫无结果，既没有到巴黎的位子，也没有到图尔的位子。）

我担心这样来回跑也找不到今晚出发的马车位子，于是请托托好好地和这个女售票员套套近乎。这个女人就在我待在售票处的极短时间里，对所有的人都很粗暴，却突然对我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温和、殷勤、彬彬有礼。她给了我们今晚去图尔的两个位子，还不让我们向她作保，如果其他的马车站可以给我们去巴黎的位子。她的车只剩下两个位子，一个在前车厢，一个在后车厢。我对她说整夜与托托分开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她高声说她认识一位先生在前车厢有一个座位，她负责让他换到后车厢去，说这一切的时候她显得非常殷勤热心。

（我们走出售票处，来到旁边的一家旅馆。）

人们把我们安置在左边走廊尽头的一间房间里，这间房间有一扇阳台窗户对着大街。我们刚进了房间维克多就问是否有报纸？女仆回答他有《世纪报》，他让女仆把近三天的报纸拿来。女仆去拿报纸的时候，托托要我向他保证读这些报纸的时候不向他隐瞒所有有关那件可怕事件的报道，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女仆拿来了报纸，维克多让我一个人看这些报纸，报纸上讲述了这个可怕事件的所有细节。我看着看着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原来因为报上的一个错误我还存有一线希望，这个错误出在第一份报纸上，报纸把托托死去的孩子的数目弄错了。这个错误给我留下了希望，可对我亲爱的托托则相反，他听到死的是两个亲爱的孩子，而不是一个，更是痛不欲生。他回来时看见我泪流满面，以为他害怕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这是真的？”我与其说是回答他的问话还不如说是回答我可怕的绝望：“是真的。”于是这可怜的父亲倒在一张椅子上，撕心裂肺地叫道：“让托托也随他们去吧！”他悲痛欲绝。我扑倒在他脚下，吻他的脚，用眼睛、用嘴唇、用心灵向他呼唤，他不能死，我的托托还活着。我真想让真相进入他身体的每一处，我真想立即献出我的生命来换回他的另一个可爱的孩子。

我在旅行的最后三天遭受的痛苦任何人都无法知道，因为世上没有一个像我这么爱我亲爱的维克多，上帝保佑他。

我可怜的爱人想看有关这个可怕的灾难的所有细节，我已经精疲力竭，无力做任何事情了。

但我们必须出去，必须去订马车座位。我陪着托托去另一家马车店。我们走出城门，绕着古城堡走了一圈。我们在耕过的田地里走着。当我们从一条很陡的小街道走下来的时候，遇见了一位老人，他向我们问好。托托完全沉浸在悲痛中，没有听见他的话，但只过了一分钟他就意识到没有回问他好，于是马上追上老人，请他原谅。

我们来到位于桥对面堤岸上的马车店。有一个男人坐在门槛上，他是女售票员的丈夫。他妻子还没有回来，他什么都不知道，无法告诉我们任何情况。我们决定要去图尔的位子，于是回到第一个马车店，还是那位殷勤热心的女售票员，她告诉我们她会通知我们的，不必担心出发的时间。

我们回到旅馆吃晚饭。吃完饭，离出发还有一个小时。托托在铺着席子的狭长走廊里散步。从我坐的位子我听见一位旅客正在请女仆让他看看新鲜的巴旦杏，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女仆惊奇万分，就把我们桌上的巴旦杏拿给他看。

我可怜的爱人继续在走廊里走着，有时他走进我的房间，我看见他做着激烈的手势，好像在训斥什么人。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让人把行李搬上马车，我们去马车停的地方等着。十点我们上了车。

夜色温柔美丽。托托旁边的那个人从出发的时候起就睡着了。凌晨四点我们到达图尔。

（卸行李的时候维克多留下我，去订巴黎的位子。）

大家都在埋怨行政当局不守信用，原来保证转车不会出现问题，结果要等昂热来的马车，也许已经没有位子了。托托不想浪费时间费口舌，去找另外的公共马车。

一刻钟以后他回来找我，我们马上坐另一辆公共马车出发，走奥尔良到巴黎的铁路。

在卸行李的时候，车里的那位邻座醒了，大声问现在到了哪里……

……我们的位子在长椅上，由于好几位金球旅馆的顾客不守时，我们得到了车厢里的两个座位。马车夫正在登记旅客的名字和行李，当他登记到巴黎的昂里埃特小姐时他走近办事员，低声对他说：“她不富有，她是病人。”办事员是个年轻小伙子，他答道：“那好。把她登记在长椅的位子上，你尽最大努力把她安排在最里面。”

他的话音刚落，一位老妇人在一个脸色苍白、腿跛得很厉害的年轻姑娘的陪同下走过来问是否有昂里埃特小姐的位子，位子在哪里？办事员立即高声回答她：“在顶层的软垫长椅上。”可怜的老妇人神色惊慌地朝正在擦眼泪的女孩转过身去，对她说：“我可怜的孩子，你上不去的，不可能上去。最好还是别走了。”

与此同时，马车夫拿着一个包裹进来了。办事员对他说：“告诉昂里埃特小姐长椅的位子是什么。”

马车夫把她们引到院子里。过了一会儿，她们回来了，看来是顺从了。老妇人帮助昂里埃特小姐坐下来，时不时地握着她的手，低声同她说着话。她整理了一下她的白帽子上的罗纱。这个姑娘的穿着很穷酸，但非常整洁。老妇人不时地看看我，朝我迈了一步，又回到病人身边，她终于大着胆子说：

“太太是去巴黎吗？”

“是的，太太。”

“我冒昧地请太太在路上照顾一下我那可怜的女儿，她就在那儿。这可怜的姑娘从来没出过家门。”

这善良的老妇人说话的时候声音发抖，好像要哭出来。

我对她说：

“很愿意效劳。您的女儿坐在哪个位子？”

“在里面。”

“可我坐在长椅上。”

“长椅上？顶层的？您这样的太太？”

老太太惊愕万分，她说完就走远了，一边走一边还发出感慨，我没有听见，因为我太悲伤了，无意去理会那老太太可笑的惊奇。现在的情况是：公共马车没有坐满，所有的位子都预定了。金球旅馆的旅客误了车，我们就能得到车厢里的位子。另外，我不知道昂里埃特小姐怎么样了，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在这悲伤的一整天里，我一次也没有记起这个残废的姑娘。

天蒙蒙亮我们就上路了。我们的旅伴一个劲地埋怨行李的运费和座位太贵了，要小费太频繁。这位先生可以用通俗语言讲述关于莱茵河岸的同一个精彩主题的整个一章。

两个月前，我们沿着卢瓦河岸走过同一条路。只是当时我们很快活，我们将要度过幸福的两个月，而现在我们被痛苦压垮了。

到处都是农民在割路旁的池塘和沼泽地里茂密的灯芯草。卢瓦河的这一段尽管景色比较单调，但也有可爱之处，我们又看见了几个非常漂亮的小城堡，有一个离布鲁瓦城只有几里。

我们应该在布鲁瓦吃午饭。九点我们开始吃饭，九点半我们就出发去奥尔良了。我们的那位旅伴怒气仍没有消，他对旅馆老板和马车夫非常恼火，他的怒气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听说旅馆老板在旅客付了钱但没有吃的中晚餐费用上给了马车夫回扣，我有理由相信这一点。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马车夫在我们都没有时间看到的午餐上肯定拿了一笔可观的回扣，因为只是在我们要上车的时候，人们才给我们拿来了一些没有拣过的草莓、整个的西瓜和烤了一半的小香肠。幸好我们的那位旅伴（他看上去胃口极好）在到达布鲁瓦两小时之前给自己买了，也要我们买了一些新鲜的小糕点和桃子。

我们三点到达奥尔良，但是装运马车的列车四点出发。我们只有原地等待，太阳很毒，我们没有下车，我们的邻座急忙去吃晚饭。

四点钟，我们就坐在复滑车里了，复滑车抬起马车，把它放在一种有轮子的平板上。马车被铁钩和铁链牢牢地固定在平板上，我们出发了。

在埃当普，铁路越过一座桥，这座桥俯视着一部分城市。左边是一个墓地，布满了十字架，我的托托又握紧了我的手……

我们走过好几个车站，大部分都是没有靠站就过去了。运马车的列车不是每一站都停。在一些大站有一些食物丰富而诱人的食堂。

八点，我们到了托运处的院子里，但没有搬运行李的工人。托托只好亲自去找出租马车。我们的旅伴今天一整天都很殷勤，他知道托托是谁。现在他后悔不知道托托去找马车了，要不然也帮他找一辆，因为他不敢离开行李半步。

1844年

2月26日

昨天，奥尔良公爵夫人对我说：“我儿子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可爱的孩子。他不属于那些使母亲们引以为豪的英俊小子，人们会说：‘多适宜！多聪明！多优雅！’他善良，这我知道；他聪明，这我相信，但没有任何人，只有我知道和相信。他很腼腆，胆小，不爱说话，容易惊慌。他将来是什么样子，我难以预料。一个在他这种地位的孩子到了这个年龄都知道应该讨人喜欢，尽管年龄还小就开始扮演自己的角色。我的孩子则躲在妈妈的裙裾下，垂着眼帘。他就是这个样子，我喜欢他这个模样，我甚至更偏爱这样的他。我更喜欢一个孤僻的人，而不爱一个演员。”

面对濒临死亡的奥尔良公爵，人们匆忙朝地上扔了几张床垫，用一张翻倒的旧草编椅枕头。

一个破炉子就在亲王的头后面，一些平底锅、铁锅、粗陶器沿墙装饰了几块木板。一些修剪工的大剪刀、一把猎枪、几幅用钉子钉在墙上的不值钱的画（表现的是犹太流浪汉马扎格兰和费奇谋杀案50）、一幅拿破仑的像、一幅奥尔良公爵身着骑兵上校军服的画像装饰着墙面。路石是一块红方砖，两个旧衣柜在左边支撑着亲王的灵床。

王后的神父在临终涂油礼时给纳伊本堂神父当助手，他是拿破仑的私生子吉庸教士，他长得很像皇帝，但缺乏天才的灵气。

吉拉尔元帅身穿制服目睹了亲王的临终，苏尔特元帅身着黑色服装，依旧是一幅老主教的面孔，吉佐先生也穿着黑衣服。国王穿着黑长裤，栗色上衣，王后穿着饰着黑花边的紫色长裙。

今天是1844年3月20日，下午四点，在格莱夫沿河大街上我差点被炮弹砸死。情况是这样的：我当时正低着头走路，心里在琢磨着什么诗句。这时走过来一个炮兵队，我没有注意到。我穿过沿河大街，来到河边。突然一声巨响把我惊醒，就像从梦中惊醒一样，一发炮弹落在我脚下的路石上。这是阿尔及尔产的一种轻型长炮，人们把这些炮运到万森。把它拴在活动炮架上的链条崩断了，这个长约十二法尺的炮弹就掉下来了，如果再近一步就砸到我了。这是上个世纪在阿尔及尔由一个法国人造的炮弹，在炮弹上我看见六一八五这个数字，可能是标明重量的。

6月28日

与国王的谈话。

他同我谈到语言：“英语是穿着法国服装的德国骨架。”

他告诉我有一天塔列兰先生对他说：“您从来不利用梯也尔，可他是个出色的工具。不过，他是那种必须满足他才能利用他的人，可他从来都不满足。对他和对您的不幸是他再当不上红衣主教了。”

关于巴黎旧城墙的遗址，国王给我讲述了拿破仑皇帝是怎样得知同盟军夺取巴黎的消息的。

皇帝率领他的卫队朝巴黎行进。当走到儒维西附近枫丹白露森林的一个地方，那儿有一个方尖碑（国王告诉我他每次看见方尖碑心里都非常痛苦），一通讯员策马来到拿破仑面前报告巴黎投降的消息。巴黎被占领了，敌人进入了巴黎。皇帝的脸变得很苍白，他把脸埋进双手，足足有一刻钟一动不动。接着，他一言不发掉转马头，重新踏上枫丹白露的道路。阿特林将军目睹了这一切，并把这一切告诉了国王。

8月

昨天是15日。我在维尔曼先生家吃完晚饭，他在纳伊附近有一座乡间别墅，然后去了国王那里。

国王不在客厅，客厅里只有王后、阿代拉伊德夫人和几位太太，其中有菲尔曼·罗吉埃太太，她很可爱。还有不少来访者，有布罗格利公爵和罗西先生，我刚和他们共进晚餐，有莱塞普斯先生，他在最近一段时间脱颖而出，当上了驻巴塞罗纳的领事；还有菲尔曼·罗吉埃先生、达尔吉伯爵。

我向王后问好，她同我谈了许多有关儒安维尔王妃的事情，王妃前天刚分娩，孩子出生的那一天正是孩子的父亲轰炸丹吉尔51的消息传来的同一天。降于人世的是一个女婴。儒安维尔王妃那一整天都抱着她亲，一边说：“她多乖啊！”她带着柔和的南方口音，她的小叔子们的嘲笑也没能让她改掉南方口音。

在我同王后交谈的时候，奥尔良公爵夫人穿着黑衣服走进来，坐在阿代拉伊德夫人身边，对她说：“晚上好，亲爱的海伦。”

过了一会儿，基佐先生身着黑服，佩戴着装饰带，上衣翻领的饰孔系着红丝带，衣服上戴着荣誉勋章，脸色苍白，严肃地穿过客厅。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我握紧他的手，他对我说：“这几天我徒劳地找了您好久。请到乡间来和我度过一天的时间，我们有话要谈。我在奥德伊，阿格索广场4号。”我问他：“今晚国王来吗？”他回答我：“我想不会，他和海军上将马高在一起。消息很重要，要谈一晚上。”说完他就走了。

快到十点了，我也准备离去。当我走到候见厅的时候，阿代拉伊德太太的伴娘受王妃的指派来告诉我国王想同我谈话，让我留下来，我回到几乎空了的客厅。

过了一会儿十点钟到了，国王来了。他没有佩戴任何装饰，显得很匆忙的样子。走过我身边时他对我说：“等我巡视完，等其他人都走了，我们有更充足的时间交谈。只剩下四个人了，我还有四句话要说。”实际上他只在普鲁士大使和莱塞普斯先生跟前停留了一会儿，莱塞普斯先生转交给他亚历山德利的一封信，是有关埃及帕夏奇怪的让位一事。

所有的人都走了。国王走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走进大会客厅，他坐下来，让我坐在一张红色长沙发上，沙发在壁炉对面的两扇门之间。他开始慷慨激昂地高声说话。

“雨果先生，非常高兴见到您。您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这一切都很严重，尤其是看起来很严重。不过，在政治上，有时必须对表面现象和实际情况给予同等的重视。我们要这个倒霉的保护国是犯了一个错误。我们自以为为法国做了一件深得民心的事，而实际上我们为世界做了一件令人尴尬的事，得民心的效果微乎其微，令人尴尬的效果则极其巨大。我们为什么要同塔希提（国王说成塔埃特）纠缠？这大洋中的一撮烟草粒能给我们做什么？把我们的名誉安置在离我们四千里远的一个岗亭里有何用？岗亭里的哨兵还遭到野蛮人和疯子的辱骂。总之，这件事十分可笑。无论人们说什么，做什么，它都太小了，干不出什么大事业。罗52”

伯尔·彼尔爵士53像个冒失鬼一样说话，他做了一件小学生的蠢事。他在欧洲的威信大大降低了。他是一个严肃的人，可也能做出轻率之举。他对语言一窍不通，一个不懂语言的人，即使是个天才，也必然在思想上有缺陷。再说罗伯尔爵士没有天才。您相信吗？他连法语都不懂，所以他对法国一无所知。法国思想在他面前像阴影流过。他并非心怀恶意，他只是不坦率，说话冒失。四十年前我就看准了这个人，四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当时还很年轻，担任某个伯爵的秘书（我没有听清名字，国王说得太快）。我那时在英国，经常去伯爵家。我当时看着这个年轻的彼尔觉得他可能前程远大，可他停滞不前了，是我错了吗？

“有一些英国人，一些职位最高的英国人对法国人一无所知，像这个可怜的克拉朗斯公爵就是如此，他成了吉约姆四世。他原来只是个水手。应该提防水手性格，我经常对我的儿子儒安维尔这么说，一个水手在陆地上一钱不值。这位克拉朗斯公爵曾对我说：‘奥尔良公爵，法国和英国之间每二十年应该有一场战争，历史说明了这一点。’我回答他：‘我亲爱的克拉朗斯公爵，如果让人类总是重复愚蠢的行为，那些智者有何用处呢？’克拉朗斯公爵一句法语都不懂，与彼尔不相上下。”

“这些家伙与胡斯基松真是天壤之别！您知道吗？胡斯基松是在铁轨上毙命的！这是命中注定。他是个能干的人，他懂法语，也很爱法国。他是我在雅各宾俱乐部的同志，我说这些不是从坏的方面考虑的。他什么都懂。如果英国现在有这么一个人，我和他可以共同创造世界的和平。雨果先生，没有他我们也能做到，我独自来做。罗伯尔爵士想起他说过的话。唉，我的上帝！他说过这种话。他是否知道为什么和怎样说的？您见过英国议会吗？人们谈到它的布局，站在他的同胞中间发言，人们不由自主地说出的更多是其他人想说的话，而不是自己想说的话，有一种磁场交流，人们不得不被动地承受这种交流。发言人站起来（国王说着也站了起来，模仿议会发言人的动作）。议会大厦在您身边控制一切，发言的人被牵着走，他对这边说：英国遭到粗野的辱骂；对那边说：卑鄙至极。他只是想得到两边的喝彩，别无他求。这是很糟糕的事，是很危险的，是十分有害的。我们法国的议会大厅有发言人的专席，显然有更多的优越性。”

“在所有的英国政治家中，我只知道一个人能不受议会格局的摆布，他不是福克斯先生，不过他的确是一个少见的人才，我说的是皮特先生。皮特先生尽管身材魁梧，但不乏聪明才智。他说话时表情不太自然，有些局促，下颌沉重，因此他说话缓慢，说出来的话也就慎重多了。这个皮特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家啊！总有一天会还给他公正的，甚至在法国。皮特先生懂法语。要想做好的政治家，英国人必须懂法语，法国人必须懂英语。”

“下个月我要去英国。我将受到热情的接待：因为我说英语。另外，英国人知道我对他们研究得很透，因此不会恨他们。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总是恨英国人，这是表面的结果。我对他们很尊重，很重视他们。去英国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太受欢迎了。我要躲避人们的欢呼。在那边大受欢迎会让我在这边失去民心。不过还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也不能不受到欢迎。在那边不受欢迎，在这边会受到嘲笑。唉，身为路易-菲力浦要走动一下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不是吗，雨果先生？”

“我尽量比俄国的那个愚蠢的皇帝做得更好一些，他是个可怜虫。一个愚蠢的笨蛋！他只不过是一个俄国下士，念念不忘的是靴子的后跟和护腿套的纽扣。多妙的想法啊！波兰舞会的前夜赶到伦敦！我会在滑铁卢纪念日的前夜去英国吗？跑去当众受辱有什么好处？”

“普鲁士的亲王今年冬天在布鲁塞尔对我女儿说了一件真实的事情：‘我们羡慕法国的是阿尔及利亚，并不是因为土地，而是因为战争。对法国来说在它的大门口有一场战争真是一个少有的巨大幸运，因为这场战争不扰乱欧洲，并为法国造就了一支军队。我们还只有用来检阅的士兵。如果有一天爆发冲突，我们只有为和平造就的士兵，而只有法国，多亏了阿尔及尔，拥有为战争造就的士兵。’普鲁士王子说的这番话是正确的。”

“同时，我们还在创造孩子。上个月是我的女儿奈姆尔，这个月是我的女儿儒安维尔。她生了个公主，我更想要王子。人们想在欧洲的皇族中孤立我们这个皇族，我们应该想到未来的联姻。我的孙辈将在他们之间联姻。昨天出生的小公主不会缺少堂兄堂妹，也不会缺少丈夫。”

说到这里，国王笑了，我站了起来。他几乎不停顿地说了五刻钟，我只是偶尔插上一两句。在这段长长的独白中，阿代拉伊德太太走到客厅回到她的房间，国王对她说：“我等一会儿就来。”然后继续说下去。

我离开国王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半了。

正是在这次谈话中国王对我说：“您去过英国吗？”“没有，陛下。”“那好！当您去的时候，因为您将去英国，您会看到那儿与法国完全不同：那儿的一切井然有序、对称、干净、无聊、修剪整齐的树木、漂亮的别墅、平整的草坪，大街上寂静无声。路人表情严肃，沉默不语，像一些幽灵。您如果在大街上说话，像您这样的法国人，像您这样活跃的人，您会看见这些幽灵转过身以一种难以言说的鄙视神态小声嘀咕：‘法国佬！’我在伦敦散步的时候，挽着我妻子和妹妹的胳膊。我们交谈着，声音不是很高，我们就像普通人那样，可是所有的路人都回过头看我们，无论是布尔乔亚还是普通平民，我们听见他们在背后咕哝：‘法国佬！法国佬！’”

8月

有一个月，国王去了德勒。这是奥尔良公爵先生的忌日。国王选了这一天来整理皇家墓穴里的家人棺木。

在这些棺木中，有一个棺材存放的是奥尔良家族所有亲王的尸骨。这些尸骨是奥尔良公爵夫人在大革命后找回来的，它们在革命中被盗失散了。这口棺材放在一个分开的墓穴里，由于近来墓顶塌陷，棺材被砸坏了，石子和灰泥与尸骨混在了一起。

国王让人把这口棺材抬到他跟前，令人把它打开。只有他和神父以及两个副官在墓穴里。另一个更大更结实的棺材已经准备好了。国王亲手将他祖辈的尸骨一块一块地从破棺材里拿出来，再小心翼翼地放进新棺材里。他不允许任何人碰棺材。他还不时地数着头盖骨，一边说：“这是庞梯埃韦尔公爵，这是博饶莱伯爵先生。”接着他尽最大的力量把每组尸骨凑完整。

这场仪式从早上九点一直延续到晚上七点，国王在这段时间里既没有休息也没有吃饭。

9月6日

昨天，国王对我说：“和平之所以很难，是因为欧洲的国王仇恨欧洲的两个东西：法国和我。恨我比恨法国更厉害。我是很坦率地同您谈话。他们恨我，是因为我是奥尔良，他们恨我，是因为我是我。至于法国，他们不喜欢，但可以容忍它在别人手中。拿破仑对他们是负担，他们把他推向他们喜爱的战争，从而推翻了他。我成了他们的负担，他们想把我拉出我喜爱的和平，从而把我打倒。”

他用双手遮住眼睛，停了一会儿，把头靠在沙发的靠垫上，沉思着，很痛苦的样子。

11月16日圣克鲁

昨天，国王忧心忡忡，显得很疲劳。他看见我，把我带到王后的客厅后面的客厅里，他指着绣有鹦鹉的绒绣大沙发对我说：“我们就坐在这些鸟上面吧。”接着他握着我的手，悲伤地抱怨：

“雨果先生，人们对我的评价不好。他们说我精明，说我狡猾，这就是说我是奸诈阴险的小人。这话深深地伤了我。我是一个正直的人，我总是直来直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心地坦荡。梯也尔和我一起工作时，有一天我们意见不一致，他对我说：‘陛下，您很精明，但是我比您更精明。’我回答他说：‘事实证明不是这样，因为您告诉了我这一点。’梯也尔很聪明，但他作为暴发户太得意忘形了。基佐要强些，他是个可靠的人，是可以依靠的力量。一个难得的人才，我很尊重他。他甚至比卡齐米尔·佩里埃54都强，佩里埃心胸太狭窄。这是一个用泥土浇筑的银行家灵魂，就像一个保险箱。啊！一个真正的大臣，多么难得啊！他们都像小学生。内阁会议令他们难受，他们跑着处理重大事务。他们急匆匆奔向部里，奔向委员会，奔向办公室，奔向他们的夸夸其谈。1830年后的日子里，在我主管他们的时候，他们一副受屈辱、不安的样子。他们的内心没有多少神圣与伟大，计划总是虎头蛇尾，意志从来就不坚定。打退堂鼓就像孩子走出教室一样轻而易举。布罗格利离开内阁的那一天在会议室里手舞足蹈。马松元帅刚好来了：‘您怎么了，我亲爱的公爵？’他回答道：‘元帅，我们离开内阁！’风趣的元帅又说：‘您进内阁的时候像个智者，出来的时候像个疯子。’”

“莫雷伯爵有一种同时屈服于我又反抗我的方法。他说：‘在实质问题上我同意国王的意见，在机会问题上我不同意他的意见。’胡曼先生当财政大臣时，是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但这个阿尔萨斯人太固执。当我们在公债的折换问题上产生分歧时，我对他说（我记得那是在夏天），‘胡曼先生，和我一起到鄂城去吧。我们坐一辆敞篷四轮马车或有长凳的马车到森林里散步，一边交谈。’我们向鄂城出发，我让人给马车套上马，穿过树林。他高谈阔论，我则观赏树木，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到晚上才回来。”

“我不喜欢法国的财政制度，我为我的抱怨付出了代价，也就是说我没有得到钱。别人欠我的过期未付款达到六千五百万，可我一个苏都没拿到。人们欠我东博、加庸、维尔农等封地的钱，欠我朗布耶的钱。我放弃了。但我受到指责令我愤愤不平，因为应该由我来抗议，由我来指责。唉，管它呢！雨果先生，如果您知道内阁会议上的情况就好了！对商船检查权的协议，这个著名的检查权，在内阁会议上居然没有宣读。当时担任大臣的塞巴斯蒂亚尼元帅说：‘先生们，看一下协议吧。’我接着说：‘我亲爱的大臣们，请读读协议。’可他们答道：‘呵！我们没时间，我们知道内容。国王签字吧！’于是我就签字了。”

11月

国王晚上在自己家里通常不戴任何饰物。他穿着栗色的上衣，黑色长裤，黑丝或白凸纹布坎肩。他有一条白领带、当天的丝袜和漆皮皮鞋。他戴着灰色的假发，梳成复辟时期的样式。他没有戴手套。国王显得快乐、和蔼、健谈。

英国之行令他十分愉快。他整整同我谈了一个半小时，一边模仿着英国口音和英国人的习惯动作。

他对我说：“我受到热烈欢迎：人群、欢呼、礼炮、宴会、仪式、晚会、市高级官员的拜会、伦敦市的致辞，一应俱全，什么都不缺。所有的这一切中，有两件事特别令我感动。在温莎附近的一个驿站，有一个男人追着我的车跑，停在我的车门前喊道：‘国王万岁！国王万岁！国王万岁！’他用的是法语，接着他还是用法语说道：‘陛下，欢迎您到古老的英国人民这里来做客，您是在一个能够欣赏您的国度里。’这个人从来没有见过我，也再不会见到我。他对我一无所求，我觉得这是人民的声音，这比所有的恭维都令我感动。在法国鄂城的驿站，一个醉鬼看见我走过就大声说：‘国王回来了。’一切都顺利，英国人很高兴，法国人也安心了。和平和人民的满足，这就是我的目标。”

“是的，我在英国受到热烈欢迎。如果俄国皇帝把他受到的接待与我的相比，他会很痛苦的，因为他虚荣心很强。他在我之前去了英国，想阻止我成行。这是个愚蠢的主意。他应该在我之后去。英国人就不得不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了。他在伦敦没有受到爱戴。我不知道市府高级官员是否腾出时间去看望了他。这些市政官都是抱成团的。”

平时到了十点，奥尔良公爵夫人向王后告辞，对她说：“晚安，亲爱的妈妈。”王后亲吻了她的前额。

1844年

当代历史和回忆录把1815年3月20日拿破仑皇帝重返巴黎的某些细节加以删节，或报道失真，甚至完全取消。

19日夜，皇帝离开桑斯，于凌晨三点到达枫丹白露。在清晨五点左右，天微微亮时，他检阅了他带回的少许部队和在枫丹白露当地归队的士兵。这些士兵来自各部队、各兵团、各兵种，有大部队的，也有警卫部队的。六点，检阅完毕。一百二十名枪骑兵先行，将在埃松候驾。枪骑兵有加尔布瓦上校指挥，他现在升为少将，因为在君士坦丁立下战功。

他们刚到埃松三刻钟，正在给马饮水，皇帝的车就到了。枪骑兵立即上马护卫御车。御车换了驿马又迅速向前行进。路上遇到大的村庄，皇帝驻足片刻，接受村民的申诉书和当地官员的归顺，偶尔也听听致辞。他坐在车里，左边是身穿军礼服的贝尔特朗将军。加尔布瓦上校在马上紧奔御车门前，贝尔特朗将军一侧的车门由一个名叫费莱斯的中士把守，费莱斯现在是布托城的酒商，曾经是英勇善战的轻骑兵，皇帝很早就认识他，所以对他直呼其名。在路上没有一个人能这样接近皇帝。呈给皇帝的一切都需经贝尔特朗将军之手。

离开埃松三四法里时，皇帝的车队被戈尔培将军所阻，戈尔培将军率领两个骑兵队和三团士兵分段防守巴黎。

戈尔培正是当年枪骑兵团的上校，枪骑兵中的一个支队曾护卫过皇帝。他认出他手下的枪骑兵，枪骑兵们也认出了他。他们喊道：“将军，重新加入我们的队伍吧！”将军对他们说：“孩子们，尽你们的职责吧，我要尽我的职责。”说完他掉转马头，朝左边的田野走去，几个骑兵紧随其后。他没有抵抗。他的士兵在他身后喊道：“皇帝万岁！”

这次遭遇只耽误了拿破仑几分钟，他继续前进。皇帝就是这样在他的一百二十个枪骑兵的护卫下到达巴黎。他从枫丹白露的栅栏处入城，经过左边的林荫路、蒙帕纳斯大街和其他的大街，直达残老军人院，又经过协和桥、河滨路和罗浮宫的拱顶狭廊。

晚上八点一刻，他到达了杜伊勒利宫。

1845年

7月

盖尔农-朗维尔是1830年被判刑，1838年得到赦免的四位大臣中的一个。他现在住在他在诺曼底的朗维尔别墅。他过着隐居的生活，他的乐趣就是到海边散步，他的别墅离海边只有一法里，从他的房子的窗户就可以看见大海。他的年金有四五千法郎，他妻子名下有两万五到三万法郎的财产，是她前夫蒙玛利将军给她留下来的。

朗维尔别墅来访者不多，也没有什么消遣。今年，盖尔农-朗维尔先生请来了有名的梦游者亚历克西和他的动物磁气疗法施行者马尔西莱先生，为了使他的客人玩得开心。

盖尔农-朗维尔先生五十八岁了，看上去还不到四十五岁。他历尽沧桑的一生并没有压倒他，不过他对自己被囚禁在哈姆堡垒的这段经历颇有怨气，他被囚禁了八年。尽管他被判终身囚禁，但他希望只关五年，他声称任何法律都没有终身囚禁这一条。他忘了贵族院是至高无上的，它制定法律，并付诸实施。

哈姆的规章对这些判刑的大臣是够严厉的。一共有四个大臣：波利尼亚克亲王、尚特罗兹先生、佩罗内先生和盖尔农-朗维尔先生。波利尼亚克先生甚至在牢房里仍与他的对手同伴保持着贵族式的距离。他是唯一被判死刑的，这促使他的妻子每年都为他生一个孩子。在这之前，波利尼亚克王妃不再想要孩子了。在哈姆囚禁期间，他们生了好几个儿子，波利尼亚克先生以他妻子的名义给这些孩子匈牙利王子的身份，因为他们在法国得不到正式身份。盖尔农-朗维尔先生和尚特罗兹先生被关在一起，他们每天晚上都在一起下棋。佩罗内先生独自待在自己的牢房里。盖尔农-朗维尔先生说：“他的理智开始发生变化。”波利尼亚克先生有点高傲，佩罗内先生则有点轻蔑。

当囚犯在某些时候把头探到窗外，哨兵有权向他们开枪。盖尔农-朗维尔先生对这段囚禁生活保留着苦涩的回忆。

尽管人们一般想象的是相反的情况，他肯定佩罗内先生是赞成那些法令的。作为内政大臣，他甚至亲笔拟订了全部的选举法令。他在内阁宣读这项法令的那一天，盖尔农-朗维尔先生在走出国王的办公室时对他说：“您可以把这个法律写成一篇文章：由省长举行选举。”佩罗内先生笑了。

波利尼亚克先生到最后还是一个忘性极大、漫不经心的大贵人。巴黎的驻军对即将爆发的政变来说力量太弱，波利尼亚克当时是陆军部代理部长，因为布尔蒙元帅不在，波利尼亚克建议国王再派两万增援部队。国王签署了命令。国王说道：“尽快送达。”波利尼亚克先生答道：“我马上派人去。”他随手把命令放进口袋里。两天后，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那两万援兵还没有到。这时波利尼亚克先生叫道：“我的上帝！”他把手放在口袋上，命令还在那儿，他把它完全忘记了。

盖尔农-朗维尔先生过着平静的生活。他偶尔也去巴黎。去年，他去了一趟贝尔格拉夫-斯瓜尔，他后来谈到这次旅行：“我在那儿找到了一些过去的阴影。亲王向我咨询所有的事情，我在他身边充当大臣的角色。”

由我口述，今天是1845年12月3日

我记得1845年12月上旬我去看望维尔曼先生，是12月3日。我最近一次见他是7月3日，已经有五个月了。维尔曼先生在1844年12月底得了这种令人痛苦的病，他的政治生涯也就结束了。

天气很冷，天空阴沉沉的，我的心情也很忧郁，因为要去安慰一个人，我来到维尔曼先生的家。

他住在分给法兰西学院终身秘书的房子里，房子位于学院第二个院子尽头右边楼梯的一层。

我走上楼梯，按响了门铃，门在右边，没有人来开门，我又按了一遍。这时门开了。

是维尔曼先生本人。

他脸色苍白，精神不振，穿着一件长黑礼服，礼服只有一个扣子，在上部，灰白的头发乱蓬蓬的。他严肃地看着我，没有笑意地对我说：

“啊，是您。您好。”

他又接着说：“我一个人在家，我不知道佣人们去哪儿了。请进来吧。”

我们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一间房间，然后又从这间房间来到他的卧室。

整个住宅显得很凄凉，有一种修道院顶楼的味道。卧室有两扇朝着院子的窗户，所有的家具就是一张桃花心木的床，床上没有床罩，也没有床帏。床上有一张随意放着的纸。还有几张马尾椅，两扇窗之间有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上堆满了报纸、书籍、纸张和打开的信。

所有这些信的笺头几乎都印着下面这些字：贵族院、法兰西学院、行政法院、学者报，等等。壁炉上放着几封信和几本书，其中有刚出版的拉克雷泰尔先生写的《执政府和法兰西第一帝国史》。

在大床的旁边有一张桃花心木护栏的婴儿床，铺着绿色的床罩。床对面的墙上挂着三个画框，一个是维尔曼先生的石板画肖像，还有两幅是他的两个大孙女的肖像，是油画，两个孩子长得很相像。壁炉上有一个走时不准的钟，它指的时间和真正的时间不同，壁炉里的火几乎快熄了。

维尔曼先生请我坐下，他握住了我的手。他的神情有些茫然，但他还是很温和、严肃。他询问我今年夏天的消息，并告诉我他出去旅行了，又谈到一些我们共同的朋友，谈到有些人他充满感情，谈到另一些人他又充满鄙视。后来，他变得平静一些了，他又谈了一刻钟文学，语言充满智慧、优雅，简捷明了，但总是带点悲伤，一次都没有笑过。

突然，他盯着我说：

“我脑子里有一个痛点，我很痛苦。我有许多操心费神的事。您知道有多少反对我的阴谋啊！”

我对他说：“冷静点，维尔曼。”

他又说：“不，这的确很可怕！”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自言自语道：“他们先让我与我妻子分开；我爱她，我永远爱她。她的想象力很丰富，可以引起一些幻觉。最关键的是人们成功地在她身上引起了对我的反感，终于使我们分离了，随后又把我同我的孩子们分开了。我不敢去看这些可爱的孩子，她们是多么可爱啊。她们是我最心爱的。当我看她们时，我只满足于知道她们很健康，很快乐，我甚至不敢吻她们的额头。天啊！人们可能会利用我同她们的接触来伤害她们！我知道他们又会耍出什么新花招呢？他们使我和妻子分离了，使我和孩子们分离了，我现在是孤身一人了。”

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说道：

“不，我不是孤身一人！我不是孑然一身！我有敌人，他们无处不在，这里，外面，我周围，我家里！我的朋友，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不该搅进政治里。要想在政治上成功，要想在政治上成为强者，我必须要有支持；内部的支持，比如幸福；外部的支持……某个人（他无疑指的是国王）。这两种支持我都没有。我被疯狂地投入仇恨中，我手无寸铁，赤手空拳；仇恨凶猛地扑向我；今天我了结了这一切。”

他又不安地看着我说：

“我的朋友，无论别人对您说什么，无论别人对您讲我什么，我的朋友，请您答应我不要相信任何对我的诽谤和中伤。他们是多么卑鄙啊！我的生活很可悲，但也很纯洁。您不知道他们捏造了什么！您都难以想象。唉，多么无耻啊！真能把人逼疯了。如果没有我的那些孩子，我会自杀的。您知道他们说我什么吗？我都无法重复他们的话！……他们说夜里泥瓦工从窗户爬进来同我睡觉。”

我放声大笑：“您就为这痛苦！可这一切是多么可笑和愚蠢啊！”

他对我说：“是这样。我住在二楼，他们夜里把大梯子靠放在我的墙上，让人们相信这是事实，他们真是坏透了。当我想到这些卑劣的勾当，人们在下面议论纷纷，没有一个人为我辩护！有些人把我描绘成冷酷的人，有些人则歪曲我的形象。维克多·雨果，答应我您不会相信对我的任何流言飞语。”

他站起来，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对他极尽安慰之词，想让他平静下来。

他接着说：

“啊！多么可恶的仇恨啊！他们是这样开始的：当我出门的时候，他们设法让我看到的一切都显得很恐怖，我遇到的人都把衣服扣得紧紧的，还有穿着红衣服的人，奇形怪状的化妆，女人穿着半黑半紫的衣服，看着我高兴地笑着；到处是小孩子的柩车，后面还跟着别的孩子，有一些穿着黑衣服，有一些穿着白衣服。您会对我说：这些只不过是一些预兆，一个严肃的人是不会被这些预兆迷惑住的。我的上帝，我知道得很清楚；不是这些预兆令我恐怖，是想到他们恨我恨到了这个地步，费尽心机地在我身边制造这些恐怖景象。如果一个恨我的人整天让乌鸦围着我飞，使我害怕的不是乌鸦，而是他的仇恨。”

我打断了他的话：“您是有不少敌人，可您也有朋友，想想您的朋友吧。”

他猛地抽回他的手：

“维克多·雨果，请您仔细听清楚我下面说的话，您判断一下我心里的想法。您看看我是否很痛苦，我的敌人是否动摇了我的信念，熄灭了我身上的光明。我已不知自己是何人，人们究竟想要我做什么。看看您！您是一个高贵的人，您有旺代人的血统，您有军人的血统，我甚至可以说您有战士的血统，您身上的一切都是纯洁的，光明正大的，您不需要任何东西，也不需要任何人。我认识您已经有二十年了，您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高尚的，值得钦佩的。那好！想象一下我的苦难吧，说心里话，我心里都拿不准您是否是我的敌人派来监视我的。”

他痛苦万分，我很同情他，我握住他的手，他茫然地看着我。

我对他说：“维尔曼，您可以怀疑天空是否是蓝色的，但是请您不要怀疑同您交谈的朋友的真诚。”

他说道：“对不起，真对不起！我知道得很清楚我说了些疯话；您从来没有忘记我，尽管您有时候要埋怨我。可我的敌人太多了！您知道吗？这间房子里到处都是，他们藏着，看不见，他们在监视我，我感觉到他们的耳朵在听我说话，他们的目光在看着我。这样活着是多么惶恐不安啊！”

正在这时，就像那些偶尔发生的奇怪巧合一样，藏在壁炉旁的细木护墙板里的一扇小门突然打开了。他听见响声，立即转过身去。

“这是什么？”

他走到门口，门外是一条小走廊，他看着走廊，问道：

“那儿有人吗？”

一个人都没有。

我告诉他：

“是风。”

他回到我身边，将手指放在唇上，盯着我，带着恐惧的腔调低声对我说：

“不对！”

他静默了几分钟，一动不动，手指仍然放在唇边，支着耳朵听，眼睛斜看着开着的门。

我觉得现在应该好好劝劝他了。我让他坐下来，握住他的手，对他说：

“维尔曼，听我说，您是有敌人，有很多敌人。我肯定……”

他打断我的话，脸上闪耀着带着苦涩的喜悦，对我说：

“啊！至少您相信这一点！这些愚蠢的家伙说我没有敌人，说我是有幻觉。”

我接着说：“不，您有敌人，但是谁没有敌人？基佐有，梯也尔有，拉马丁也有。同您说话的我难道没有同敌人战斗二十年吗？这二十年来，我不也被恨过、被出卖过、被背叛过、被喝过倒彩、被嘲笑过、被辱骂过、被诽谤过吗？难道人们没有讽刺过我写的书、歪曲过我的行为吗？我也一样，别人也监视我，给我下绊子，让我掉进设好的陷阱里；谁知道今天我从家里到您这来有没有人跟踪我？但这一切对我有什么影响呢？我不屑一顾。学会蔑视是人的一生中最难也最必要的一件事。蔑视既能保护自己又能压垮对手。这是护身甲和狼牙棒。您有敌人？所有做出过伟大的行动和创造过新的思想的人都有同样的经历，这是盘绕在所有闪光的东西周围的乌云。有名望之人必然有敌人，就像哪儿有光哪儿就有飞虫一样。您不必担惊受怕，蔑视这一切吧！让您的心灵和您的生活一样清澈透明。不要让您的敌人为使您痛苦、使您不安而高兴吧。让自己快乐一些，高兴一些，蔑视一切，让自己坚强起来。”

他忧伤地摇摇头：

“您说起来容易，维克多·雨果。我很软弱。唉，我很了解自己，我了解自己的弱点。我有点写作才能，可我不知道能写到何种程度；我头脑清醒，可我不知道能清醒到什么程度。我很容易厌倦，我没有喘气的机会，我优柔寡断，犹豫不决，意志薄弱。我没有做我能够做的一切。在思维领域，我没有足够的才能去创造；在行动领域，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斗争。力量啊！这正是我缺乏的东西！蔑视是力量中的一种力量。”

他沉思了一会儿，接着又面带微笑地说：

“这无所谓，您使我平静多了，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平静是有传染性的。唉，我要是能像您那样承受敌人的攻击就好了！”

这时，门开了，走进来两个人，一个是福杜尔先生，另一个是维尔曼先生的侄儿。

我站起身来。

他对我说：“您就要走吗？”

他带我穿过走廊，来到楼梯口。

在那儿，他对我说：

“我的朋友，我信任您。”

我说：“那好！我让您蔑视您的敌人，您就这么做吧。您有两个敌人要对付，这两个敌人就是孤独和幻想。孤独带来忧伤，幻想产生思想混乱。别独自一人待着，也别沉浸在幻想中。出去走走，让您的思想融入大自然中，自由地呼吸，尽情地呼吸，去拜访您的朋友，来看我。”

他对我说：“您会接待我吗？”

“什么时候？”

“每天晚上，如果您愿意。”

他犹豫了一下，说道：

“行！我会来的。我需要经常见到您。您让我感觉好多了。再见。”

他又犹豫了片刻，接着说：

“可是如果我不来呢？”

我对他说：“那就我来吧。”

我握了握他的手，走下楼梯。

我到了楼下，就要走出院子，我听见他在说：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是吗？”

我抬起头，他走下一层，微笑着向我道别。

12月23日

维尔曼今天说了下面这句话：

“人可以没有独创性，但却不能没有个性，这就是我的历史。”

当代事件

以下是1845年法兰西学院院士在学院特别会议上的席位。

领导机构的三个成员（院长、主任秘书、常任秘书）坐在台上。

办公桌的右边：

鲁瓦耶·科拉尔先生、帕基埃公爵先生、莫雷男爵先生、巴朗特男爵先生、吉罗男爵先生、大迪潘、萨尔旺迪伯爵先生。

在办公桌对面两边的斜面上：

弗洛朗先生、拉克雷泰尔先生、迪帕提先生。

在办公桌对面：

蒂索先生、昂斯罗先生、德罗兹先生、蓬歇-维尔先生、我。

在左边：

费莱兹先生、布里伏先生、帕坦先生、圣伯夫先生。

在左边的斜面上：

维埃内先生、米涅先生、勒布伦先生、库赞先生。

在右边的斜面上：

梅里美先生、菲力浦·德·塞居尔先生。

1846年

昨天是2月22日，我去了贵族院。天气晴朗，但很冷，尽管有午后的阳光。在图尔农街我看见两个士兵押着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头发是金色的，脸色苍白，神色惊慌，枯瘦如柴；他约莫有三十岁左右，穿着一条粗布长裤，光着脚拖着一双木鞋，脚脖子周围缠着一些带血的布，代替长筒袜；他穿着一件短工作服，背上都是泥点，这说明他平时总是躺在马路上，他光着脑袋，头发竖起来。他的胳膊下夹着一块面包。周围的人议论说他偷了这块面包，所以他被抓住了。路过宪兵队的时候，有一个士兵走进去，被押的人留在门口，另一个士兵看着他。

一辆马车停在宪兵队门口，这是辆饰有徽章的轿式马车，车灯上带有公爵冠饰，马车套着两匹灰色的马，后面有两个带着护腿套的仆从。车上的玻璃窗摇上了，但还是可以看见车里铺着金色钮状饰锦缎。那个男人盯着马车的目光吸引了我的注意：马车里有一个女人，她头戴粉红色的帽子，身穿黑丝绒长裙，她年轻貌美，皮肤很白，很迷人；她正在逗一个十六个月的小孩玩，小孩子被围在花边、丝带和皮毛里。

这个女人没有看见那个盯着她的可怕男人。

我陷入了沉思。

这个男人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个男人了，而是一个苦难的幽灵，是一场仍处在黑暗中的革命以变形的形式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前，穷人也与富人擦肩而过，这个幽灵也遇见过这个女人，但他们从来不互相观望，只是擦肩而过，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但是，当这个男人发现了这个女人的存在，而这个女人没有发现这个男人在那儿的时候，灾难就已经不可避免了。

5月31日

贵族院召集会议，审理一起新的国王谋杀案。55

4月25日

今天是日食。

昨天，我在德卡兹先生家与英国帕默斯顿勋爵和兰斯多恩侯爵共进晚餐。

帕默斯顿勋爵是一个胖乎乎、矮墩墩的人，人们说他非常风趣诙谐；他的脸圆圆的，胖鼓鼓的，脸色红润，满面春风，有点俗气。他戴着勋章和红色的饰带，勋章我想是在贝城得的。

兰斯多恩侯爵与帕默斯顿勋爵形成鲜明的对比。他高大，干瘦，头发是褐色的，神情严肃，气质高雅，神态雍容华贵，一个典型的绅士。他佩戴着一枚勋章，脖子上深蓝色的饰带挂着一枚金色勋章，头顶上有爱尔兰竖琴的轮子的装饰。

德卡兹先生把这两位先生引见给我，我们谈了一会儿爱尔兰、粮食和马铃薯病。

我对帕默斯顿勋爵说：“爱尔兰的病还要严重得多。”

他答道：“是的。爱尔兰的农民很贫困。你们法国的农民很幸福。老天是多么优待你们啊！法国的气候多好！”

我接着说：“是啊，我的勋爵。但是你们有大海，英国是个多么坚固的大堡垒啊！”

帕默斯顿太太举止优雅，非常健谈，她年轻时一定很可爱，她现在不再年轻了。四年前帕默斯顿勋爵与她结为连理，他们曾相爱了三十年。帕默斯顿勋爵与历史的瓜葛不多，倒是更多地属于小说。

在饭桌上，我坐在蒙塔利韦先生和大仲马之间。蒙塔利韦先生戴着荣誉勋章，大仲马则戴着一枚骑士勋章。

我与蒙塔利韦先生谈起4月16日的事件，他当时坐在马车里的国王身边。

我问他：“在发生枪击的时候，您正在同国王谈什么？”

他答道：“我记不起来了。我为这个问题也请教过国王，他也记不起来了。勒孔特的子弹打中了某个东西，我们就记住了这一点。我只记得我们的谈话虽然不是很重要，但我们都全神贯注地在交谈。如果我们的谈话没有那么投入，也许我们在勒孔特爬上墙头向我们开枪时会发现他的。至少国王是如此，因为我转过身在同国王说话。我记得当时我正指手画脚说个不停。当第一枪响的时候，车上一个人叫道：‘是猎人在开枪。’我对国王说：‘奇怪的猎人，把剩下的火药射向国王。’我话音未落，就响起了第二枪，我叫起来：‘是刺客！’国王说：‘啊！别这么急着下结论！等一下！事情会弄个水落石出的。你们看国王不是在这儿好好的吗？’他面对刚才向他开枪的人很平静，很安详。这时，王后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转过身去，她一言不发地指给我看落在她膝盖上的她刚捡起来的枪的填弹塞。这沉默蕴涵着某种平静，很庄严，很感人。王后在马车有点倾斜的时候，她都吓得发抖；打雷的时候她都要画十字；她连烟火都害怕，马车过桥的时候，她都要把脚放在地上；可是当有人向国王开枪，她又在场的时候，她却显得很冷静。这难道不令人赞叹吗？不过，任何灾难都没有发生，这真是一个奇迹。”

我说：“的确是奇迹。这个上满了子弹的卡宾枪向坐满了人的马车射击，竟然没有流一滴血，这些树被打穿了那么多孔。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受伤，这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就像今天的上帝制造的奇迹一样。以往，按照传统，上帝让太阳停止转动，让河水倒流，让牲畜开口说话；今天的上帝只满足于扰乱一个梦想犯罪的人的心灵。它说服那个可怜虫在枪管里放两颗子弹，并让那两颗子弹在二十步远的地方必然偏离二十法尺；它让那家伙在往枪筒里装填弹塞时装偏了，偏离了霰弹和铅弹的位置，这样，子弹必然打偏了。上帝做了件很简单的事，可这件简单的事就是一个奇迹。我更喜欢这一类奇迹，它向我更好地证明了上帝的存在。”

正在听我们交谈的大法官说：“您说的有道理。我今天审讯了勒孔特，他说他的枪装得满是有打算的。他想杀死国王和其他许多人，这样，没有受伤的人就会去抢救伤员，顾不上追罪犯了。”

我又说：“这种方式真是惊人！刺客以为这样他能够得救，没想到却救了国王！”

6月1日贵族院十二点一刻

讲台和院长专席搬走了。

被告坐在平时的讲台的位置上，他背后挂着绿哔叽帷幔，是专为审判而设的，四个警察围着他，他们戴着精锐部队的军帽，穿着黄色的皮制服，帽上有红色的羽饰。被告前面坐着五位律师，一律白领巾黑袍子。中间的那一位戴着荣誉勋章，头发已经灰白了，他是首席律师迪韦尔吉埃。被告后面是一排排红色的长椅，占据了半圆梯形会场，那儿通常是大法官的席位，现在坐满了听众。

被告有四十八岁，但看上去只有三十六岁。他脸上看不出一点犯罪的痕迹，这是一张平静的脸，很普通，与其说充满了恶，还不如说充满了善。坐在我旁边的瓦罗尔将军对我说：“他看起来像个老好人。”不过，阴暗的表情渐渐地占据了这张相当英俊的脸，尽管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但开始显得像个恶魔。从我坐的地方看过去，他的头发和胡子呈黑色，长脸，脸色红润。他一直垂着眼帘，偶尔抬起来，也只是望着天花板。他戴着黑领带，穿着白衬衣和只有一排扣的旧礼服。尽管他是荣誉勋位获得者，但他没有戴勋章。贝特泽纳将军朝我俯过身，对我说昨天一天勒孔特都很平静，但当人们拒绝给他他为出庭要的新黑礼服时，他愤怒了，这是他的一个性格特点。

在贵族院议员点名时，他的目光四处游移。在回答大法官的预备性问题时，他的声音很低。有几个议员喊起来：“大声点！”大法官让他转向法庭。

一些证人被带进来，其中有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和农妇。这些证人在我的右边，在主席台左边的走道上。德卡兹先生在证人中间穿梭。人们带进来第一个证人蒙塔利韦先生，他戴着红饰带和两枚勋章，其中有一枚是外国的。他跛着腿走进来，因为他有痛风病。一个穿着红领落叶制服的仆人扶着他。

—个穿长袍的年轻律师站在被告身后。人们又引进一个十分年轻的议员。他看上去不超过十八岁，我想他大概是阿鲍韦尔先生。

我同西班牙大使马蒂尼·德·拉·罗萨先生互致问候，他坐在我后面的外交席上。

在暂停审理时，我看了放在右边走道上的物证：枪是两响的。枪管有饰带装饰，枪架上有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装饰图案，这可算是支豪华的枪。刺客穿的工作服是蓝色的，已经相当旧了。他开枪时用来蒙面的头巾是棉制的，咖啡色，带白条纹。这些物证上系着一个小牌子，上面有预审法官和皮埃尔·勒孔特的签名。

6月5日

在暂停审理期间，我靠近地端详了这个人。他看上去有他那个年龄了，他有猎人晒得黝黑的脸，因为当了囚犯而变得憔悴。当他站起来慷慨陈词的时候，他的表情变得很奇异，他动作生硬，态度狂躁。他的眉毛竖起，歪向额角，神态显得十分可怖，他说话声音低沉，但很坚定有力。

他在解释他所犯下的罪行时说道：

“4月15日，我停留在卡鲁塞尔广场；当时下着雨，我正在挡雨披檐下躲雨。我木然地看着铜版画；有人在旁边的商店里交谈，有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木然地听着他们的谈话，我很忧伤。突然，我听见了国王的名字，他们在谈论国王，我又看了一眼这些人，认出他们是城堡的仆人，他们说国王明天去枫丹白露。就在这个时候，我起了杀心，这个念头出现得很清晰，很可怕。雨停了。我把手伸出挡雨披檐，看见雨不再下了，我就回到家里，回到我的房间里。在我那间家徒四壁、贫寒的小房间里，我独自一人冥思苦想了整整三个小时。我真的很不幸，心里总是盘算着那个计划，甩也甩不掉。雨又下起来了，天空阴沉沉的，狂风怒吼，天几乎黑了。我感到自己像个疯子。突然我猛地站起来，拿定了主意。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当大法官先生提出这桩罪行没有犯罪动机时，他又说：

“怎么！我给国王写过信，一次，两次，三次，他没有回信。于是……”

他还没有中断他的思路，他的拳头在栏杆上握紧了。这个时候，他显得很可怕。这的确是个兽性的人。他又坐下来，处于休息状态，平静而胆小。

总检察官说话的时候，他像头狼不安地骚动着，显得很愤怒。当他的辩护人（迪韦尔吉埃）发言时，他感激得热泪盈眶，大滴大滴的泪水滚滚而下。

6月6日口述

审判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法院的书记官大声说出罪犯的名字时，每个议员都站起来，也大声地说出判决。

在我前面表决的三十二个议员都宣告弑君罪，有几个出于轻罚的想法宣告死刑判决。

轮到我时，我站了起来，大声说：

“鉴于罪行的重大和犯罪动机的微不足道，我不可能相信罪犯是在完全拥有精神自由和意志的状态下采取行动的。我不相信眼前这个人对自己的思想有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意识。我只能宣判他无期徒刑。”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非常响亮，我刚开口，所有的议员都转过身来，安静地听我说，仿佛是鼓励我继续说下去。我打住了话头，重新坐下来。点名在继续。

轮到布瓦西侯爵时，他站起来说道：

“我们刚才聆听了重要的发言。维克多·雨果子爵发表的意见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完全站在他一边。我也和他一样认为罪犯的理智不健全。我宣判无期徒刑。”

点名继续进行。

我不应该忘记在我之前，参议员麦斯纳尔先生在轮到他发言时，宣称他作为老法官对刑事诉讼拥有丰富的经验，他认为被告皮埃尔·勒孔特没有任何躁狂症、神经衰弱、疯狂的特征，因此，他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也就是说对弑君罪负完全责任。他的意见说完后，几乎没有一个议员有异议。

发言在继续，意见出奇地一致：死刑或弑君罪，根据审判议程，轮到资格最老的议员。杜布萨吉子爵发言时说道：

“到目前为止，在所有的这类诉讼中，每次国王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我都赞成最严厉的惩处。这一次，在辩护中我对被告的态度已经感到很不安了，雨果子爵先生的一席话使我豁然开朗，我宣布我也认为罪犯的精神不健康，雨果子爵先生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原因，说得非常成功。我同意他的意见，宣布无期徒刑。”

剩下的一小部分议员都赞成弑君罪。

大法官最后发言，他站起来说道：

“我宣判弑君罪。现在，第二轮表决开始。第一轮表决是假判决，第二轮判决才是决定性的判决。每个人都有权收回前言或坚持己见。任何本身值得重视的意见无论是从谁的口中说出，尽管占极少数，也有权发表。我认为应该在此说明在这长达七个月的审讯中，我每天都见被告，每天都审讯他，提问他，像以前的议员所说的那样，反复地兜圈子。没有一刻他的头脑不是清醒的，他始终是振振有词，遵循着他那行为的可怕逻辑，从来没有失去理智，也没有悔恨之意。他不是疯子，我可以肯定这一点。他是个很清楚自己所要做的事并接受行为结果的人。让他承受后果吧。为了启发法庭，我要向法庭重申：弑君罪不加断手之罚。罪犯赤脚，头上蒙黑纱，身穿衬衣，在宣读判决时被带上断头台，这就是绝罚。为了结束我的话，我要回到我开始的观点上，希望我们高贵的院士们慎重地考虑我的意见。”

刚才表决死刑的莫莱伯爵站起来说道：

“我不知道断手酷刑已经废除。从这个酷刑被取消起，我不再犹豫投票赞成弑君罪。”

加布里亚克侯爵刚才弃权并保留意见，现在他说道：

“我投票赞成弑君罪。”

第二轮表决开始了。投票赞成弑君罪的议员人数还在增长。

喊到我的名字时，我站了起来，周围一阵沉默，我说道：

“法庭会理解一个受惊的心灵的犹豫，这个心灵第一次遇到如此可怕的问题。这个时刻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庄严的，议员先生们，对任何人对我都是如此。我十八年来对无法挽救的刑罚有完整的不可动摇的想法。这些想法你们是了解的。作为一个作家，我将这些想法发表出来；作为政治家，如果上帝助我，但愿我能将它们付诸实施。我在这里占据的位置，我们大家在这里占据的位置使我们既是法官又是立法者。这双重性体现在我们所有的职责中，无论从政治的需要还是法律的责任来说，人们都可以说法国的议员是立法者和法官集于一身。在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每时每刻，我们都不能不考虑这一点，不能忘记立法者和法官这双重职责，这两种职责构成一种使命。因此，一般来说，我对无法挽救的刑罚是反对的；在特殊情况下，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刑罚。这并不是说我在这里我感兴趣的一切中没有得到任何有益而严肃的教诲。我认真地聆听了大法官先生的意见，这些意见很重要，而且来自一个这么杰出的人之口。我对这庄严的议会的庄严的意见统一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大法官先生的观点、法庭的统一更多地属于推理，而在良知面前无能为力。自从诉讼开始以来，我思考了我们通过严肃的审理将完成的重大举动，并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在辩论之前，我反复地看了、研究了诉讼的所有文件；在辩论期间，我观察了被告的举止神态，探索了他的灵魂。我可以对这个由正直的人组成的法庭说，对大法官先生说，尽管他的意见举足轻重，我坚持我的表决。我研究的结果已经成为一种信念。这个信念就是：被告是一个孤独的人，孤独对伟大的心灵是有益的，而对渺小的心灵是有害的。孤独只会使那些它无法照亮的心灵产生混乱。皮埃尔·勒孔特这个孤独的人心灵贫乏，他必然会成为一个残暴的人和灵魂混乱的人。他谋杀国王，这个国王是个多么优秀的国王啊！他是欧洲最明智、最出色的君主；他要谋杀的是一个父亲，一个多么好的父亲！又是在这样的时刻！在他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刻！他要谋杀一群妇女和儿童，造成死伤遍地，使一场预谋的罪行变成二十桩罪恶，这就是行动。这个行动是可怖的。任何东西都没能阻止这个可耻的人。现在，让我们看看犯罪动机：年终奖金被扣除二十法郎、被接受的辞职和三封没有收到回答的信。人人都会对这强烈的对比和巨大的反差感到震惊！我在结束之前还要重复一遍，鉴于最严重的罪行和最微不足道的动机这两个极端。在我看来显然是缺乏理智之举，这个形成如此强烈的对比、越过如此巨大的鸿沟的思想不是一个清醒的思想，这个罪犯、杀人犯、野蛮和孤独的人、残忍的魔鬼是一个疯子。也许对医生来说他不是疯子，但对道德学家来说他无疑是一个疯子。我要补充的是政治在此与正义取得了一致，从一桩违反自然、扰乱社会的罪行中收回人类的理智是一件好事。我坚持我的意见。”

议员们全神贯注地、友好地听着我的发言。布瓦西先生和杜布萨吉先生同我一样坚持己见，布瓦西先生说他希望罪犯在精神病院服刑。

轮到首席院长塞吉埃表态，他说如果不存在弑君罪，就应该专为皮埃尔·勒孔特发明这一刑罚。

布罗格利先生、莫莱先生、波塔利斯先生、伯涅先生、达鲁先生、蒙塔朗贝尔先生、库赞先生、泰纳尔先生、盖-吕萨克先生都投票赞成弑君罪。

阿古尔先生、蓬特古朗先生、维尔曼先生、德·拉·莫斯科瓦先生赞成死刑。

一共有二百三十二个表决人。票数是这样分配的：

196票赞成弑君罪；

33票赞成死刑；

3票赞成无期徒刑。

被告和总检察官的细微区别在于：勒孔特有一张凶恶的面孔，埃贝尔先生有一张残酷的面孔。

可以说整个贵族院都赞成处死勒孔特。它的死刑判决是为了赦免。这是它给国王赦免死刑犯的一个机会。国王十分乐意抓住这样的机会，贵族院深知这一点。当贵族院得知死刑已经执行时，感到很吃惊，几乎觉得受了伤害。

判决一宣布，大法官先生和首席院长弗朗克-卡雷先生立即被国王召见。弗朗克-卡雷先生是议会专员，负责汇报预审情况。他们坐大法官的马车去了国王那里。弗朗克-卡雷先生尽管投票赞成弑君罪，但公开倾向于赦免，大法官也有同样的倾向，但不愿明说。在路上，他对弗朗克院长说：

“我主持了预审、审讯和辩论，我对表决不是没有产生影响。我不想在赦免问题上多做解释。我的责任已经够重了！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在国王的办公室里，他小心翼翼地说着同样的话，拒绝对赦免问题发表意见。弗朗克-卡雷先生则态度明确。国王模糊地猜到大法官的意见。

迪韦尔吉埃先生对顾客总是投其所好，正如为被告辩护的律师所做的那样，这是很自然的。总检察官以仇恨被告结束，律师则以喜欢上被告告终。勒孔特星期五被判刑，星期六迪韦尔吉埃先生就去了国王那里。

国王热情地接待了他，但是对他说：“我会仔细审理。案件是严重的，我的危险就是所有人的危险。我的生命对法国举足轻重，所以我必须维护它。您能知道为什么人们会对我开枪吗？因为人们不认识我。因为人们诽谤我；人们到处散布：‘路易-菲力浦是个无赖，路易-菲力浦是个混蛋，路易-菲力浦是个吝啬鬼，路易-菲力浦做尽坏事，他想为儿辈谋得年俸，为自己谋取钱财；他腐蚀了整个国家。他使国家在内部堕落，在外部卑躬屈节。他是个老英国佬。打倒路易-菲力浦！’见鬼！我必须保护一下这个可怜的路易-菲力浦，迪韦尔吉埃律师！这无所谓，我会考虑的，您知道我也对死刑深恶痛绝。每次要签署一项赦免的驳回，我的痛苦就开始了。我所有的倾向、所有的本能、所有的原则都站在您的一边。但我是宪法上的国王，我有我的大臣们去做出决定。您还想怎样呢？我总要想想我自己吧。”

迪韦尔吉埃沮丧地走出来。他明白国王是不会赦免死刑犯的。

内阁会议一致同意执行贵族院的判决。

第二天星期天，迪韦尔吉埃先生收到掌玺大臣马丁·杜诺尔先生的快递信，告诉他国王认为应该确定法律有自己的程序。当他还沉浸在希望彻底破灭的最初的激动中时，第二封快件也到了。

新的信。掌玺大臣告诉首席律师“国王为了给死刑犯皮埃尔·勒孔特他的善意的新的证明，决定勒孔特的年金可以转给他的姐姐，他的姐姐在有生之年都可以享受；国王陛下现在就交付给他的姐姐三千法郎作为补助”。

掌玺大臣在信的结尾说道：“首席律师先生，我认为由您亲自将国王的善意表示转达给那位不幸的女人对您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迪韦尔吉埃先生以为没有看懂第一封信。他对在场的一个朋友说：“新的证明！我弄错了。国王赦免了。”可是他又重读了那封信，才知道他并没有弄错。新的证明对他来说无法解释。他拒绝了掌玺大臣交给他的任务。

至于勒孔特的姐姐，她拒绝接受三千法郎和年金，她是带着些许苦涩和些许尊严拒绝的。

她说：“告诉国王我谢谢他。如果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会更感谢他。告诉他我不会这么快就忘了我兄弟，我期待的并不是国王的这种善举，我什么都不需要，我是很不幸，很悲惨，我会饿死，但这样死对我很合适，因为我兄弟就是这样死的。谁处死了兄弟也没有权力养活他的姐妹。”

梅里鲁先生在这事件中起了可悲的积极作用。他是议会专员之一。在审讯期间，他想从文件中拿出加卢瓦医生的信，信上说勒孔特是疯子。他要销毁这封信。

在最后的时刻，勒孔特表现得相当勇敢。但在行刑前的那一夜，他在凌晨两点要求见总检察官埃贝尔先生；埃贝尔先生在同他谈了一刻钟后出来说：“他彻底垮了。”

6月19日

从法庭回来，我觉得有必要把脑海里的一些想法迅速记录下来，如果法庭辩论需要我说出来，我肯定会把这些想法说出来的，在法庭上，莫斯科瓦亲王谈到了他父亲的诉讼：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个议院可以作为政治议院审理它作为法庭所做的一切吗？”

“请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在一个议院占统治地位的是意见，在一个法庭占统治地位的是良心。”

“意见是公共广场，良心则是内心世界。”

“那么，一个议院能够审判法庭吗？意见可以审判良心吗？”

“我不再犹豫，我的回答是：不能，先生们。”

“但是，问题不在于要审判1815年的贵族院所做的一切。”

“良心是一所圣殿，也是一个避难所。”

“你们无权以你们的良心的名义违背我们的良心。”

“我反对议事日程。”

“先生们，英国贵族院已经习惯了目前在法国贵族院中发生的一切，只举一个当代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英国王后的诉讼案就曾在贵族院受到二十次责难。每一次在这个问题上都有多数和少数，但法庭辩论的权力从来都没有受到非难。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

这是永久性机构存在的本质。一个临时陪审团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它可以要求沉默和遗忘的权力，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永久性的机构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它的责任也更重。正是其永久性使它在历史上能够占有一定的地位。这种永久性对政府、对人民、对国家是有益的，是明智的，是可以充分利用的。

“这是你们拥有的特权，也是你们要承受的弊端。”

“永久性的机构总是面临历史和后代人对他们所有行为的评论，尤其是法律行为，其实也是政治行为。人们有权惋惜贵族院在1815年的所作所为，因为人们有权欣赏它在1830年的所作所为。”

“你们为了国家的利益享受的这种永久性是一个特权，像所有的特权一样，它有时也是一个很大的弊端。”

“我急于表明的是，永久性不能以任何方式带来一致性。在英国的贵族院，儿子可以继承父亲。在法国，下代可以继承上代。谁看到在这种以更换个体来维持机构的运动中永久性被认可，一致性消失了？”

“因此，我们与1815年贵族院的那个伟大的行动、那个致命的行动不能保持一致。在那个时代，在人们的权力遭到侵犯的情况下，一颗头颅抛洒了光荣的热血。一个法国的元帅在卢森堡的墙下被十二个法国老兵枪杀了，奥地利、英国、普鲁士、俄国排成方阵。贵族院无视法律、无视荣誉判决了奈伊元帅，他的判决是当时的执政者的羞辱，我们对这一流血事件是清白的。我们当时还是孩子。我们今天是成人了，成了法国贵族院议员，我们反对人们压制这一呼声，因为这是一个儿子在为父亲呼吁，因为这个父亲也许是帝国最出色的战士，但肯定是复辟时期最著名的受害者！”

“我反对议事日程。”

7月24日

法国最后两个被绞死的人是阿加斯兄弟。但对他们的判刑是不公正的。在行刑的那一天，拉法耶特将军邀请他们的兄弟共进晚餐，向他表明把罪行扩及罪犯的家庭的偏见已经不存在了。这个阿加斯兄弟当场就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的上尉。他是阿加斯家族的祖先，这个家族拥有《箴言报》。第一个上断头台的人名叫莱奥托，这也是一个作假者。

7月25日

东方女人绝对要剃毛发。东方人视为丑陋的东西，西方人则视为美。

7月29日

女仆苏珊刚从外面回来，她去看了节日庆典，进门的时候她兴高采烈地说道：

“太太，多幸运啊！是我的表兄抓住了那个向国王开枪的家伙。”

“什么！有人向国王开枪！”

“是的。我的表兄逮住了那个家伙！多幸运啊！就在今晚，就是刚才发生的事。国王当时站在阳台上。那家伙持双枪向国王开了两枪，他没有打中国王。啊！人们大声欢呼、欢呼！国王很高兴，是他指出了开枪的地方。我表兄是便衣警察，他正站在那个人的旁边，他转过身就抓住了那个家伙。”

“他叫什么名字？”

“约瑟夫·勒格罗。”

“是刺客？”

“不，是我的表兄。他是个大个子，那家伙是个矮个子。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我忘了。他显得很悲伤，做出要哭的样子。当他被抓住的时候，他这么说道：‘啊！我的上帝！我该死了！’他五十岁了。从他身上搜出了金子，他要度过一个可怕的夜晚了。我表兄非常高兴。神父先生也很高兴（他是圣母院的议事司铎，与警察表兄住在同一层楼上）。多幸运啊！太太，多幸运啊！”

8月12日

人们在圣母院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每天早上都来听弥撒。他把背篓和抓钩放在门口，走进教堂，虔诚地祈祷。他有时给租椅子的人一个十个苏的硬币，请她把硬币放进给穷人的捐款箱里。最初，那女人问他：“您为什么不自己放进去呢？”他答道：“不行，如果人们看见我穿得这么破烂靠近捐款箱，会误以为我想偷钱。”

在杜埃有一个死刑执行人，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很重视自己作为公务员的合法身份，每次遇见公职人员，无论是一个学校老师，还是市长或专区区长，他都像同事一样同他们打招呼，他们也问候他。每个星期天他都去看弥撒，但他不进教堂，只是站在门口，无论是什么天气，他都光着头。每次他处决了一个人，他就让人唱弥撒曲，好让他的灵魂得到安宁。

巴黎过去的死刑执行人查尔罗也有他的独特之处，他住的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查尔罗街）。他住在一栋单独的房子里，在查尔罗街和诺曼底街的拐角可以看见他的房子的阳台。他很富有。他的房子的一层有一张可以摆十二副餐具的餐桌，餐桌上每天都宾客如云，十二个圣路易的穷骑士到他这里来吃饭，不用付钱。查尔罗自己从来不进这间屋子。

8月21日

没有任何隐喻，完全是按照词的本义，生活就是燃烧。从化学观点来说，动物构成真正的燃烧机器（大仲马所言）。

——动物的组织构成一个炉子，要不停地往里扔新的燃料（朱斯图斯·理比格所言）。

8月25日

被告被四个警察带进法庭，其中的两个扭着他的胳膊，勒孔特是由六个警察带进来的。约瑟夫·亨利是个小个子，看上去有五十出头了。他穿着黑礼服、黑丝背心、黑领带，长着颊髯，黑发，长鼻子。他长得很像菲力浦·杜班律师，他今年去世了。不过，他个子要矮一些，肤色也没有菲力浦·杜班红润。

他走了进来，向法庭行了三次礼，就像演员向观众行礼一样，然后坐下来。在点名的时候，他神态安详地抽起了烟。

点名和核对点名结束后，大法官先生请他站起来，询问他的姓名。他回答的时候声音低沉，有点畏畏缩缩。

大法官对他说：“大声点。”

被告大声地、清楚地重复他的答话。他的神态像一个拿着护照回答办事员问题的善良百姓。他重新坐下来，与他的辩护律师巴罗什56先生耳语了几句，巴罗什先生是律师协会的首席律师。律师席位上有五位律师。

人群中有一个教士，听众占满了被告后面的半圆形会场，被告戴着圆框眼镜。

起诉书宣读完后，审讯重新开始。骑士显然开始衰弱下来。他的记忆紊乱了。大法官问被告：“7月19日您做了什么？”约瑟夫·亨利答道：“19日？19日？我不明白。”大法官说道：“啊，我弄错了；是29日。7月29日晚上八点半您在干什么？”被告又一次感到奇怪：“晚上八点半，大法官先生？我被捕了。”法庭一片嘘声，督促着大法官。大法官又说：“啊！对不起！我是说七点半。”

被告个头太矮，站着的他都没有超过坐在他旁边的警察的头。他不时用蓝格的白手帕擤鼻涕。他的神态像一个乡村书记员。他整个人都散发出一种我说不清的温和、忧郁、平静的气息。偶尔他双手捧住头，绝望的神态从木然的表情下流露出来。总检察官和大法官说他在装腔作势，他平静地看着他们，好像没有听懂。

他说了很多话，说得很快，偶尔声音低沉，大部分时间声音洪亮。他似乎只透过面纱看，只通过隔墙听，在现实世界和他之间似乎有一堵不透明的墙。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一切，好像想分清事实，明辨障碍后的面孔。他平静地说出一些胡话，不过，对那些思考的人来说，他的话还是有意思的。

他是这样结束他的长篇大论的：

“我的罪行没有污点。现在我的灵魂就像在迷宫里。”

大法官说：“您说完了吗？”

“是的，大法官先生。”

总检察官对他说：“我不会上您的当。您的话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避免死刑，而表面上又祈求死刑，实际是想得到轻一些的惩罚。”

他叫道：“啊！您能这样说吗？其他的刑罚是一种惩罚，而死刑是一种毁灭。”

接着，他沉思了一会儿，补充道：

“我的头脑啊！它已经痛苦了十八年。我不知道它现在处于什么状态，我不清楚。不过，你们看得很清楚我不想让它变得疯狂。”

大法官说：“您有一些野蛮的思想。”

他答道：

“我没有野蛮的思想。我只有从……（说到这里他用动作表示有一大群鸟在他的头周围飞）……上帝那儿来的思想。”

他沉默了片刻，又大声说：

“我很痛苦，非常痛苦！（他抄起手）你们以为我不再痛苦了吗？”

人们对他写的某些段落提出异议，他说：

“随你们的便。所有我写的东西，我写了，写了，写了，但我没有看。”

又过了一会儿，他冷不丁地又冒出一句：

“我有信仰。我的主要信仰就是上天有奖有罚。”

人们向他谈到所有的弑君罪，费奇的，阿里波的，勒孔特的；他的脸阴沉下来，喊道：

“你们跟我谈这些人是什么意图？”

这个时候，维埃内从我后面走过，对我说：

“这不是个疯子，是个傻子。”

我想说的正相反。

人们问他：“您为什么写信给拉马丁先生和拉斯帕伊先生？”

他答道：“因为我读过他们的作品，他们在我看来是慈善家，因为我相信慈善不仅仅停留在笔头上。”

他每次结束时都向法庭说：“请判断吧。”

总检察长概括地总结了所有的罪名，最后说道：

“您还有什么要抗辩的吗？”

“——没有。”

他把手放在额头上，好像那儿不舒服。

他在一次不时闪烁出智慧光芒的长篇大论中，停下来要汤喝，对给他拿汤的侍从叮嘱了一大堆话。他浑身发抖，审讯时喝了好几杯水。他抖得太厉害了，两手都无法把杯子拿到嘴边。

他称总检察长为检察官先生。当他说到国王时，他称陛下。

在总检察长宣读措辞激烈的公诉状时，他做出赞同的手势；在他的律师为他辩护时，他做出否定的手势。他听得非常认真。当埃贝尔先生说：

“被告没有任何政治上的仇恨。他还表明自己对国王的尊敬和钦佩。”约瑟夫·亨利两次点头表示同意。当总检察长证实说被告想从轻惩处时，他摇头否认，还抽起了烟。

在休庭时，维尔曼先生在阅览室对我说：

“您对这一切怎么看？我看这里的人没有一个是正常的，被告、总检察长、大法官都一样。我看他们都心存恶意，没有一个人说出他真正的想法。在这个案件中有某种虚假、混乱不清的东西。”

在审讯中，维尔曼先生悲哀地盯着约瑟夫·亨利看。

阿拉伯人告辞的时候，只用目光示意。

约瑟夫·亨利的诉讼（续）

审议从十一点二十分开始，议员们没有佩剑，也没有戴帽，秘密审议，在场的书记员只有戈歇先生和德·拉·肖维尼埃先生。点名证实有一百六十五名议员到场。

会议开始后，议员们从四面八方叫嚷着：“打开电扇，给点光明，给点空气。”密不透风的大厅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大法官先生提出两个问题：

“被告亨利是否犯有谋杀国王性命的罪？他是否犯有谋杀国王人身的罪行？”

我不应该忘记点名的时候，拉格勒内来到我身边说：“我将是外交团中唯一不投票赞成死刑的。”我赞扬了他，他又重新坐到布西埃尔的长凳后面。

另一个我不认识的新议员离开他的座位朝我走来，在我旁边空着的椅子上坐下来，对我说：

“您不认识我？”

“不认识。”

“唉！您小时候这么高我就把您抱在膝盖上玩。我是您父亲的朋友。我是拉帕代尔将军。”

我记起我父亲经常提到的这个名字，我握住了将军的手。我们充满感情地交谈着，他谈到我的童年，我谈到他经历的伟大战争，这使我们都年轻了许多。

接着是一阵沉默。轮流表态开始了。

在点第一个名字之前，大法官想让新议员在表决前了解老议员的意见，重申尽管按照常规点名应该从新议员开始，但是每个议员有权在第一轮弃权，把表决权留到第二轮。

很少的议员利用了这个便利。

最新接纳的议员马尔维尔侯爵第一个站起来。他个子瘦小，褐色头发，四十岁左右。他说话相当冷静，说的时间太长，尤其是他是第一次在议会发言。我周围的人在问：他是否当过律师？他举了圣-尼古拉-杜-夏多奈的一个副本堂神父的案例，这个神父1595年被绞死，就因为他说了这句话：难道通过上帝的意志遇不到一个正直的人能对亨利四世产生影响，就像亨利三世那样？

马尔波将军在他身后叫道：“他追溯的事有点过于古老了。”马尔维尔先生结束时宣称约瑟夫·亨利犯有谋杀国王的罪行。

他的邻座科尔尼代伯爵看上去是他的朋友，身材高大，有络腮胡子，衣着讲究，他表述了同样的意见，他也是新议员。

又进行了几个表决。特雷泽尔将军宣称被告犯有谋杀国王罪。二十年前特雷泽尔将军还是上校，在1823年的西班牙战争中任吉耶米诺伯爵的参谋长。

法布维埃将军几乎在同一时期在希腊独立战争中领导支持希腊独立战争的军团，他的表态很简短，体现出宽容。

后面的表决没有什么引人注意之处，都是同意谋杀罪，无论是谋杀性命还是谋杀人身，这两种罪无法区分，如果在法官的脑子里，这两种罪的区分导致惩罚的不同的话，而法律规定这两种罪处以同样的刑罚：死刑。最高法院推事万桑·圣罗兰先生和克鲁泽尔男爵先生认为这两种罪有细微的差别。

在表决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雅克米诺将军是头一批被点到的，他声称罪犯犯有谋杀国王罪，为了证明这一罪行，他讲了被告被捕后他与被告的一次谈话，曾经当过国民自卫军的约瑟夫·亨利对他说：“雅克米诺将军先生，我向国王开了枪，我完了。”议员们从四面八方叫喊起来：“您成了证人，您不再是法官了！”大法官先生对雅克米诺将军说他实际上脱离了法官的职责，起到了证人的作用，他最好弃权。将军有些不快，说这样也好，于是他弃权了。

三十二个议员在我之前进行了表决。点到我的名字，我站起来说道：

“我对宣称这个人有罪或无罪很反感。”

“我尤其对提问题的方式很反感。”

“人们问我是否有谋杀国王性命或谋杀国王人身罪，我的回答是没有。国王的性命没有受到、没有能够受到伤害。没有谋杀国王人身罪，国王的人身没有受到、没有能够受到伤害。但是，先生们，有一种东西受到伤害，不是国王的性命，不是国王的人身，而是王尊。”

“有危害王尊罪。”

“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危害是自愿的、有预谋的、故意的吗？”

“让我们考察一下。”

“议员先生们，这个奇特的案件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有两种假设：弑君意图的假设和自杀意图的假设。”

“从弑君意图来看，一切都不明了；从自杀意图来看，一切都很清楚了。这是一起弑君罪吗？缺乏动机，方式也很微不足道。两只发抖的手拿着两支袖珍枪，对国王没有任何仇，没有任何不同政见，被告不属于任何党派；被告不读报，被告讨厌所有试图谋杀国王的家伙，他是这么称这些人的；总检察长宣称被告表示对国王充满尊敬和钦佩，被告点头表示同意；我再重复一遍，从弑君罪来看，整个案件模糊不清，难以理解；从自杀来看，案件就一目了然了。对这起假罪行、对这起不是谋杀的谋杀来说，还需要什么仇恨动机、政治狂热、可靠的手枪、坚定的目光、有力的手、行之有效的巧妙手段呢？事实只是一个借口，表面现象就足够了，无论这种表面现象是多么粗浅。死刑将宣判，弑君将失败，是的，但是自杀将完成。”

“为了使指控不缺少任何基本要素，约瑟夫·亨利准备了一个书面材料，在这个书面材料中，他尽其所能承担所有的责任。他把材料命名为‘预谋’，如果是弑君罪，这就很荒唐；如果是自杀，这就符合逻辑。”

“先生们，你们看得很清楚，一边是彻底的模糊不清，一边是完全的明晰；一边是混乱、困惑、怀疑、矛盾、神秘、问题，另一边则是明显的事实。因此，考察的结论是根本不是弑君罪。”

“自杀意图！不是别的任何东西。”

“简单地说，这是一起用上了火药的枪自杀的案件。”

“没有别的什么了吗？这就是案件的全部吗？难道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了吗？这一点被提出、被确认、被证实以后，我们是否就可以满足于释放被告，宣告他无罪，或至少免予起诉呢？”

“不行，先生们，宣告无罪并不比宣告有罪更道德：我要做出解释，有罪是指犯有弑君罪。”

“先生们，还剩下什么？我在开始的时候就指出来了，这就是危害王尊罪，就是过去的亵渎君主罪。不，先生们，因为将证实在现场被告离国王的距离太远了，我接受；因为将证实被告心智不健全，我接受；因为将证实他的手枪没有上子弹，我接受；因为这一切将被证实，大局还未定。”

“这一切都证实后，就剩下一种罪行。”

“一宗重大的罪行，一宗可恶而荒唐的谋杀，一种对公共和平的侵犯，一种对帝国最高统帅的侮辱，一种由个人的任性在法国、在欧洲、在和平思想中制造的巨大混乱，这些思想是文明的基础，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在发挥作用，这项庄严的工作被政治谋杀所中断，痛苦的分娩被这种罪行造成流产。”

我接着说：“这是一个必须重罚的犯罪行为，贵族院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贵族院应该以政治和正义的双重名义惩罚这一罪行。”

“不过，不要忘记在量刑时，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有坚定的头脑、健全的理智、坚强而热烈的个性、在狂热中仍保持清醒意志的人；但他又是一个头脑混乱、智力不清、意志薄弱、灵魂错乱的人。我们不应以罪行的重大而应以罪犯的渺小来量刑。”

我概括一下。

“先生们，这就是我对这起诉讼案件的看法。谋杀国王性命罪？不是；谋杀国王人身罪？不是。危害王尊罪？是的。”

“考虑到约瑟夫·亨利的精神状态，我宣告他犯有这一罪行，对于实施对他的刑罚我还要保留意见。”

首席院长布耶提出侮辱君王的问题作为辩论的结果。

加布里亚克侯爵保留了表决权，正如他在皮埃尔·勒孔特的审理中所做的那样，这好像成了他的习惯。

维埃内先生的表决与我一致，他小心地避免提到我的意见，他说得非常好。

拉·勒多尔特伯爵有力地宣称在他的头脑里没有弑君罪，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子弹打中了城堡或是没有打中；另一种情况是根本没有弑君罪。在第一种情况下，要达到射程，手枪必须装有强制子弹，强制弹排除填弹塞；如果指控建立在找到的填弹塞上，那么就没有强制子弹，也就没有开枪的可能，也就没有弑君罪。关于危害王尊罪的问题，他保留意见。

莫斯科瓦亲王像内行人一样赞同拉·勒多尔特先生的意见。没有谋杀国王性命罪的证据，没有谋杀国王人身罪的证据；至于危害王尊罪，约瑟夫·亨利不会为此被指控。莫斯科瓦亲王的结论是释放被告。

佩西尔先生认为对人身的侮辱就意味着对王尊的侮辱，法律的模糊性是立法者有意为之，以便接受像这样的案例。国王的人身是象征性的，在必要时代表王权；对王权的危害可以定义为对国王人身的伤害，尽管国王的肉体没有受到伤害，甚至没有受到威胁。他的结论是伤害国王人身罪。所有这些辩论都是很学术性的，所用的词汇都很精确。

布瓦西侯爵首先对雅克米诺将军的离去提出异议。他要求还给他表决权，他还补充说尽管他对这一案件的意见与将军的意见相反，他仍要提出这一要求。他提到在勒孔特案件的审理中，大法官先生在表态的时候提到他与被告的个别谈话，雅克米诺将军做的是同样的事情；无论如何应该由法庭裁决，而不是由大法官裁决（说到这里，大法官插话说：“您说的有道理。”）。

布瓦西先生也谈到他与内行的上尉的谈话，指出鉴定是错误的；他还激烈地批评了预审委员会和莫斯科瓦先生的所作所为。莫斯科瓦先生指责遗漏了一个有利于被告陈述的证人。布瓦西先生指出拉普拉涅-巴里斯先生的报告错误地证明手枪有一条射击线。这一点令拉普拉涅-巴里斯先生非常气愤，他坐在椅子里耸着肩膀，把他的报告拿给邻座波塔利斯先生、吉罗·德·兰先生、德卡兹先生、阿尔古先生看。布瓦西先生宣称他在这一案件和勒孔特的诉讼案一样不同意死刑。他保留表决权。

首席院长弗朗克-卡雷先生点名时在场，轮到他时，他没有回答。大法官说：“由于突然身体不适缺席。”

库赞先生在我发言时多次表示赞同，他的发言开始很精彩，说得很正确，很真实。但他渐渐地陷入形而上学的讨论中，所有的人都听不懂，连他自己也不懂。他重复了上十次这样的话：“我在这一案件中看见了什么？上了子弹的枪？是的，是上了子弹，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是怎样装子弹的？是某种方式。什么方式？这种方式想产生什么？产生的效果。”会场爆发出大笑，大家高声说起话来。没有人再听他说了。库赞先生还在说。一个议员对他叫起来：“简短些！”库赞先生大声说：“先生，我简要地说。”他降低了一度声调，又说了一刻钟。我前面的奥普尔将军睡着了，大声地打呼噜。大法官把臂肘支在桌上，双手捧着头。库赞先生的结论是危害国王人身罪。

维尔曼先生只说了句：“我宣告被告犯有危害国王人身罪。”

显然，表决的议员不愿意判决死刑，大多数议员的表决都有这个倾向。

预审委员会委员拉普拉涅-巴里斯先生和吉罗·德·兰先生说在辩论的启发下他们赞成这个意见。他们投票赞成对国王人身伤害罪。拉普拉涅-巴里斯先生反驳布瓦西先生的指责，布瓦西先生声称他的报告只是照搬了专家的证词。

现在轮到最老的议员。他们的表决都是朝着最严厉的方向，宣告被告犯有谋杀国王性命罪。最高法院首席院长波塔利斯伯爵发表了长篇大论，努力证明这是弑君罪。他向全体议员发出呼吁，声称议员是王权的守护者，国王的保护者。他说只有最严厉的刑罚才能威慑弑君者。

驻伦敦大使圣奥莱尔伯爵对议员们发表了热烈的讲话。他说他站在控告一边，他引用了塔西佗57的话：慈悲指控。他的结论同波塔利斯先生一样。

阿尔古伯爵的发言最温和；他的邻座和朋友德卡兹先生则表明了最严厉的态度。阿尔古先生的决定是基于这个事实做出的：在议会里的十四个最高法院的法官、首席院长、推事中，有十二个认为谋杀国王罪不成立。

迪布萨尔子爵声称在他看来只可能是危害国王人身罪，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东西。

八十六岁的蓬特古朗伯爵像布瓦西先生一样对雅克米诺将军的离去提出异议；在他的请求下，法庭决定将军可以作为法官发表意见。蓬特古朗先生还确定议员的离席必须出自本人意愿，得到本人同意。蓬特古朗先生宣告亨利犯有危害国王人身罪。

最后的议员表决都只有一句话，几乎都同意弑君罪。所有当国王副官的议员、所有的将军、所有的大使都连续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表决谋杀罪的有特雷泽尔将军、雅克米诺将军、多格罗将军、马尔博将军、珀蒂将军、奥德纳尔德将军、埃马尔将军、杜塔利斯将军、多德·德·拉·布律纳里将军、拉盖-雷比纳将军、阿尼松-迪佩隆将军、贝尔坦·德·沃将军、布西埃尔男爵、阿尔古侯爵、米拉伯爵、若贝尔骑士、圣迪迪埃男爵、奥迪埃、蒙特庸伯爵、朗比托伯爵、圣埃央伯爵、弗特里埃男爵、哈姆伯爵、弗雷维尔男爵、圣奥莱伯爵、佩里高尔公爵、洛里斯东侯爵、诺阿耶公爵、布瓦西-安格拉斯伯爵、普莱桑斯公爵、奥贝尔萨尔伯爵、塔切尔伯爵、波塔利斯伯爵、巴朗特男爵、德卡兹公爵、马萨公爵、诺埃伯爵、奥松维尔伯爵、布罗格利公爵和莫特马尔公爵。

最老的议员莫特马尔公爵表决完后，大法官先生站起来准备发表意见。全场一片寂静。帕基埃先生像他往常讲话一贯的风格，措辞精彩，对法庭毕恭毕敬，又有权威和分寸，完全独立的思考，但始终围绕一种思想和一个目的。头脑清晰，语言清晰，八十岁还有如此才能真是少见，令人赞叹。他说了近一刻钟，大家都认真地听他说。他告诉他的同事他年事已高，正因为如此，他有权让大家认真听他的话。他说我们这个时代一切都松懈了，应该认识到这一点；犯罪案件层出不穷，而且都是致命的，稀奇古怪的形式我都难以表述；我们的时代有很多社会病，其中最主要的是失去尊重；尊重丧失了，这也是一个严肃的重要的人物的意见，他就是鲁瓦耶-科拉尔先生，鲁瓦耶-科拉尔先生在他们的私下谈话里曾庆幸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在大革命前向这个令人尊敬的巴黎议会学会了尊重，帕基埃先生又补充说当时他是参议员，鲁瓦耶先生是见习议员。现代社会受到深深的恶的折磨，要治愈它，挽救它。贵族院是最高国家组织，是王国最庄严的法庭，它既拥有最高政治权力，又拥有最高司法权。它应该保护社会，维护王权。维护王权！它怎么能够放弃这次机会呢？亨利的罪行就在于缺乏尊重，这种现象无处不在。应该严厉地惩罚这一谋杀罪，用恐吓来恢复尊重。大多数议员不赞成严厉的极刑，大法官因为不赞成多数人的意见而表示深深的遗憾；他请求大家提防体系，不要受理论的影响，认真地思考一下。在一个代表整个国家、统领所有法院的议会里，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应该摆在感情之前。

大法官年事已高，他很清楚这一点，他是第一个记住这一点的人；不要以为他冷酷无情，没有怜悯心。他满怀同情心，但只对真正的不幸，而不是对罪恶的苦难。亨利的罪行向他证实：被告的头脑是健全的，他向国王开了两枪。还要什么呢？大法官凭良心宣告被告亨利犯有谋杀国王性命和人身的罪行。

还剩下保留的表决。我的意见被认定为保留表决，所以我的名字又一次被喊到，我站起来说：

“从整个辩论中得出的结论有一个所有法官统一的思想：即‘国王的人身’一词有双重含义，指的是肉体和精神。这两种含义在意识里是有区别的，但在表决中混淆了。国王的肉体没有受到伤害，也没有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们所有高贵的同事几乎都相信这一点，这是我已经对议会讲过的；国王的精神不仅受到威胁，而且受到伤害，而精神就是我所说的王尊，就是王权，于是我所说的与此吻合了。做了这番解释后，我的保留意见就是只有国王的精神受到侮辱，因此我同意大多数议员的意见，宣告被告约瑟夫·亨利犯有危害国王人身罪。”

几乎所有弃权的议员都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没有超出危害人身罪的范围。雅克米诺将军重新恢复法官的职能，只有他宣告约瑟夫·亨利犯有弑君罪。我忘了记下塞纳省省长朗比托伯爵先生和警察局长加布里埃尔·德勒塞尔先生也做了同样的表决。

书记官宣布结果。弗朗克-卡雷院长的缺席使议员人数减少到一百六十四个。多数：一百零三个。一百二十二位议员宣告危害人身罪，三十八位宣告谋杀性命罪，四位宣告侮辱罪。

与我的意见最相近的有法布维埃先生、万桑-圣-罗兰先生、布耶先生、维埃内先生、库赞先生、迪布萨尔先生。莫斯科瓦和布瓦西曾要求释放被告，莫斯科瓦仍坚持己见，布瓦西则同意了多数。

休庭一刻钟。议员们离开了辩论大厅，在法院里三五成群地议论着。当我走进御座大厅时，拉·勒多尔特先生上前与我搭话，我们对法庭的审理进行了讨论。我们认为许多极端的理论得到陈述，主要是一些老议员，这表现了一种倾向，一种危险；我们一致主张要尽最大努力阻止议会作为政治组织成为残余议会，作为司法组织成为星形议会。又有几个议员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对他们说我始终都听从国家利益和正义，但是我把国家利益作为人类的声音，而把正义作为上帝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我在信箱旁边同莫尔奈先生交谈了起来。一个我尊敬的议员走过来对我说老议员们拒绝死刑，他们考虑了议会的意见，决定依从这个意见，与多数保持一致，他们将表决终身苦役，他们请求我也同意这一表决。我说我不可能做到，我祝贺老议员放弃了死刑，但我不表决苦役。在我的思想里，这个刑罚超过了侮辱罪，而且它与议会的尊严和议会的前辈是对立的。在听我们说话的雷伊伯爵同意我的看法。可是一刻钟后他像大多数人一样表决了苦役，令我十分吃惊。

会议又开始了，现在是四点半。

头一个被点到的是马尔维尔先生，他宣告判处约瑟夫·亨利终身苦役。大家几乎一致同意这一表决。

事实上，几乎整个法庭都表决终身苦役。

勒努阿尔先生说他表决终身苦役已是出于宽容，如果在轻刑和重刑之间做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重刑；因此如果在第一轮多数人都赞成过轻的刑罚，比如终身监禁，他会毫不犹豫地回到最严厉的意见上来，表决死刑。

当轮到我时，我只说了句：“终身监禁。”

好几个议员投了同样的票，一共有十四个。我没有做解释。佩莱·德·拉·罗泽尔先生同意我的意见，他还做了解释，他对议员们说所有的前任都很反感苦役这种加辱刑，除了一个人，那就是米亚龙。

第二轮表决时，我只说道：“由于佩莱·德·拉·罗泽尔伯爵先生刚才阐述的理由，我赞成终身监禁，我坚持我的观点。”

诺埃伯爵声称他赞成死刑，弑君的企图在他看来已经得到证实，甚至得到物证的证实；他仔细地检查过杜伊勒利宫的正面，发现在元帅厅的阳台下面，靠近门边有两个新弹孔。（说到这里，人们叫起来：“您成了证人！”）他请他的同僚去证实这一事实。他获得的这一证据使他毫不犹豫地表决最严厉的刑罚。

在诺埃先生之前，维埃内先生用极端激烈的措辞发表意见，使我想起了二十五年前那些极端保皇党人：王权受到威胁，社会秩序混乱，只考虑挽救王朝，哪顾得了其他？傲慢和虚荣无处不在，下贱毁损了高贵，终身苦役已经够轻了；不过，也就这样罢了，等等。除了宗教、王位、祭台、圣徒路易的血这些词以外，无所不包。我相信在1820年维埃内先生会狠狠地嘲笑萨拉贝里先生。今天萨拉贝里先生会怎么说维埃内先生呢？

第一轮，有一百六十四个议员表决刑罚的实施。十四个表决死刑，十一个表决终身监禁，四个表决终身流放，一个表决二十年苦役（布耶院长先生），一个表决在精神病院终身监禁（莫斯科瓦亲王），一百三十三个表决终身苦役。

第二轮，只有一百六十三个议员，科比诺伯爵缺席。一个表决死刑（贝尔坦·德·沃），十三个表决终身监禁，一百四十九个表决终身苦役。

十三个表决终身监禁的议员除我外还有维尔曼先生、科尔迪埃先生、贝朗热·德·拉·德罗姆先生、布瓦西侯爵、雷吉古尔侯爵、莫斯科瓦亲王、佩莱·德·拉·罗泽尔伯爵、贝迪西侯爵、古维翁-圣西尔侯爵、迪布萨尔子爵、蓬特古朗伯爵。

两轮结束后，大法官询问是否还要进行第三轮表决。“不！不！没必要！”在第二轮唯一表决死刑的那个议员这时站了起来，说他不要求第三轮表决，他赞成多数的意见：苦役。两个表决终身监禁的议员，即雷吉古尔侯爵和贝迪西侯爵也做了同样的声明。判决就这样做出了；由于科比诺伯爵的缺席只有一百六十三个议员，一百五十二个议员表决终身苦役，十一个表决终身监禁。

大法官宣读了写好的判决书，将判决书付表决，我没有举手。

判决表决后，伯涅伯爵站起来问罪犯是否要示众，这是法律规定的苦役的附加条件，在判决书上必须写明免去这一条件。巴尔特院长回答说没有必要非写不可；判决书只要对此保持沉默，使任何总检察长不敢在最高法院的最高判决书上添加任何内容，哪怕是合法的添加。会议继续进行。

议员们开始在判决上签名，是按次序签。我在特雷维斯公爵后签了名。签名在半圆梯形会场的两张小桌上进行。第一个书记员负责一半议员的签名，第二个书记员负责另一半议员的签名。

好几个议员对我说：“您应该满足了。没有判死刑。这是个好的判决。”

我回答：“还可能更好。”

穿红袍的总检察长和总律师进来了，接着，大批的听众吵吵嚷嚷地拥了进来。其中有很多穿工服的人。人们赶走了两个同人群一起进来的女人。首先是议员的点名，接着大法官先生在一片寂静中宣读了判决。

8月

巴伐利亚王子现在在巴黎。他来到我家，但没有找到我，法国驻慕尼黑公使布古安男爵后来在贵族院告诉我的。昨天，我去看望王子，他住在旺多姆广场的布里斯多尔旅馆。当时是晚上六点。天上下着小雨，我是乘出租双轮轻便马车去的。我问看门人：“巴伐利亚王子在吗？”女看门人答道：“我想王子殿下出门了。”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走过来问我要名片，然后说：“我去看看。”

过了一会儿，那个男人回来了，告诉我王子请我进去。

我随这个男人来到二楼的一间小客厅，这间客厅没有候见室。客厅里摆放着桃花心木的老式沙发椅，装饰着蓝呢绒，壁炉里放着一只箱子。我独自在客厅里待了一会儿，接着一扇门打开了，走进来一个人，他蓄着金色的小胡子，穿着白衬衣，脖子上系着黑饰带，黑礼服的侧面有一个白十字。这是王子的师傅。亲王殿下正在更衣，很快就来见我。这位先生过分客气地让我脱帽，可巴黎的时尚是不脱，我没有脱。

门开了。走进来一个人，他相当年轻，和蔼的面孔，有四十岁左右，穿着黑衣服，衣服上也有白十字，上衣翻领的饰孔系着黄饰带。这是个正统派的法国人，沃布朗子爵先生，他是前公使的侄儿。沃布朗子爵在巴伐利亚宫廷定居下来，成为公主的教师和亲王宫廷的大师傅。他和王子在基佐先生家共进晚餐，自从1823年以来他就没有踏进过外交部大厦的门，夏多布里昂先生那一年正在外交部供职。我们谈到了这些旧事。

接着，布古安男爵来了，他戴着勋章和蓝饰带，他也是基佐家那顿晚餐的参加者。我们谈到两万人的阅兵式，阅兵式是早上在练兵场举行的，奥马尔公爵参加了阅兵式，蒙庞西埃公爵指挥着他的军队，巴伐利亚亲王观看了这场阅兵式。

我们都站着说话，尽管仆人将椅子往前挪了一些。

过了一会儿，进来一位十分英俊的男人，人们称他男爵先生。他俯在沃布朗先生的耳边说了句话，沃布朗先生转向我，对我说他以大师傅的身份把我引见给亲王。

小客厅的两个门扇全部打开，我穿过楼梯平台，尾随沃布朗先生和其他人走进大套房，大套房对着旺多姆广场。最后一扇门打开了，沃布朗先生把我引进一个宽敞华丽的大厅里，大厅的窗户很高，装饰着上世纪风格的白色护壁板，所有的菊苣都是金黄色的。沃布朗先生退了出去，门在我身后关上了。

在大厅中间的圆桌旁，站着一个年轻人，他穿着白长裤，白坎肩，黑礼服，戴着金刚石勋章，脚穿白丝袜和皮鞋。他大约有三十四岁，长相难看，尽管神态充满智慧，是一副时下贵人的样子，也就是说有某种做作、流俗的东西；他目光炯炯，长着一只大鼻子，浓密的小胡子，脸上略显倦容。他就是巴伐利亚马克西米连王子。

王子走上前，我们交谈起来。我觉得他才智横溢。我们谈到建筑、诗歌、德国和法国。他对我说了许多恭维的话，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在法国，人们称您法兰西的诗人，我们则称您欧洲的诗人。那么，您怎么会如此热衷莱茵河的问题呢？”

他同我谈到了贵族院，国王，他三次去鄂城看望国王，还谈到基佐和那顿晚餐。他参观了巴黎圣母院，他热情地邀请我去慕尼黑。我告诉他我知道他的父王为慕尼黑所做的一切，以及他给这个德国的古老城市赋予的雅典风貌。于是，他对我说：“那您就来看看这一切吧。”他极力怂恿我，非要我答应不可。

在我看来，他十分理解在文明的现阶段欧洲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法国与德国的兄弟情谊。他谈起他父亲在纪念性建筑物方面的努力。他说：“是的，很不错，但这是仿古希腊风格的建筑，我们还有一些现代拉丁风格的建筑。维克多·雨果先生，您认为一个国王能够使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产生并拥有他统治时期的建筑吗？再没有建筑师了。”我答道：“王子，在这个世纪，在您寻找建筑师的地方，在建筑师里已经没有建筑师了，但在诗人里有建筑师。请您去寻找吧。”

他的法语说得很好。

半小时后，我向王子告辞。他为明天就要离开巴黎而不能回访我深感遗憾。人们以同样的礼节送我出门。我穿过停满车子的院子，走过卡斯蒂格寥纳街的连拱廊，坐公共马车回到家。

9月

参观巴黎裁判所的附属监狱

我记得在1846年9月10日我决定去法兰西学院，那天是帕蒂安圣徒节。那天有一个蒙特庸奖的公开会和维埃内先生的讲演。到达学院后，我登上楼梯，神情茫然。有一个学院院士在我前面敏捷而愉快地走着，他身穿西服，西服是紧身的，他很瘦，步履矫健，显得很年轻。他转过身来，是奥拉斯·韦尔内。他长着满脸络腮胡子，脖子上戴着三个骑士十字勋章。1846年，奥拉斯·韦尔内肯定有六十多岁了。

爬完楼梯他就进去了，比起他来，我既不年轻也没有他那样的勇气，我没有进去。

在学院的广场上，我遇见了B侯爵。

他对我说：“您从学院的会议上出来？”

我答道：“不是，我还没进去，无所谓出来。您呢？您怎么在巴黎？”

他说：“我从布尔吉来。”

侯爵是狂热的正统派，他曾去看过唐·卡尔罗，唐·卡尔罗是查理五世的儿子。唐·卡尔罗被他的拥护者称作阿斯图里亲王，后来是西班牙国王，对欧洲外交界来说他是蒙特莫林伯爵。他有些气恼地看到他的表妹多娜·伊莎贝尔嫁给了唐·弗朗索瓦·达西斯王子加的斯公爵。他向侯爵表示了他对这桩婚姻的不满，甚至把王子写给他的一封信拿给侯爵看，信上有这么一句话：“只要你在她和我之间，我就不会想我的表妹。”

我们握了一下手，B先生就离去了。

因为我是从莫尔封迪沿河大街过来的，穿过了圣路易那些古老的塔楼，我一时心血来潮，想参观一下巴黎裁判所的附属监狱。

我无法说明我怎么会冒出这么个想法，可能是我想看看里面的人是怎样被关着的，人们是怎样使如此华丽的外表在里面却变得很丑陋；也许是我心血来潮想用参观来代替学院的一次会议，模仿弗雷德里克·勒麦特尔，他主演《罗伯特·马盖尔》，有一天他突然在海报上说那天晚上第五幕将由一个气球代替。

我向右转，来到一个小院子里，我按响了监狱边门的门铃，门开了，我报了姓名，出示了议员牌。有一个看门人陪同我参观我想看的所有地方。

走进监狱的最初印象是阴沉感和压抑感，呼吸受到压迫，光线变得黑暗，有种令人厌恶、令人恶心的东西混杂着凄惨忧郁。监狱有种特殊的气味和特有的昏暗光线。空气在这里已不再是空气，光线在这里已不再是光线。铁条对空气和光线这两样自由的、神圣的东西具有某种权力！

我们最先进入的大厅是以前圣路易的侍卫厅，很宽敞，被隔墙分成无数个小间，以适应监狱的需要。到处堆满了尖形拱肋、扁圆形的拱、带柱头的支柱，这一切都被帝国和复辟时期的建筑师们用他们那可怕的风格刮平、刮净、压平。我的这一发现是一劳永逸，整个建筑都是按照这一风格修整的。在走进侍卫厅的时候，可以看见右边角落放矛的地方，其标志是半嵌入墙角的一个尖形拱墩。

我所在的书记室以前是犯人的盥洗室，书记室在左边。书记室里有一个彬彬有礼的先生，他陷在纸夹堆里，周围都是柜子，我进来的时候，他站了起来，脱了帽子，点了支蜡烛，然后对我说：

“先生一定想看爱洛伊丝和阿贝拉尔吧？”

我答道：“天哪！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这位先生拿起蜡烛，推开一个上面写着“本月释放”字样的绿纸夹，夹到一个黑暗的角落，在一个大柜子后面，他指给我看一根带柱头的支柱，上面有一个修道士和一个修女，背靠背，修女手里握着一个巨大的男性生殖器。这是用黄颜色画的，叫作“爱洛伊丝和阿贝拉尔”。

这位先生又说：

“现在先生看了爱洛伊丝和阿贝拉尔，大概还想看死囚牢房吧？”

我回答道：“是的。”

他对看门人说：“带先生去吧。”

他又陷入他的文件中。这个温和的人负责犯人的登记。

我回到前书记室，欣赏了一番放在那儿的一张洛可可风格的大桌子，桌子周围有一圈大理石，具有鲜明的路易十四风格；桌子涂了白灰浆，现在很脏，丑陋不堪，被推到阴暗的角落里。

接着，我穿过一间房间，房里堆满了床架、梯架、玻璃碎片和旧框子。在这间房子里，看门人为我打开一扇门，开锁的声音可怕极了，他对我说：

“这就是，先生。”

我走进死囚牢房。

这是个穹顶的房间，宽敞，低矮，地面铺的是方形细粒硬质石灰石和方石板，缺了好几块石板。通风窗相当大，是拱形的，安装了铁条和通风罩，通风窗透进来微弱的光线。家具只有一个路易十四时代的旧生铁炉，炉子装饰着有浮雕的护板，铁锈使浮雕难以辨认；在天窗前面，有一张带橡木扶手的大椅子，是一张破椅子。椅子也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是皮面的，但已经破旧不堪，露出了里面的马尾衬。炉子在门的右边。

我的向导向我解释说牢里关人的时候，就在里面搭个行军床。一个警察和一个看守每三小时轮一班，日夜把守犯人，他们站着值班，没有椅子和床，以免睡着了。

我们回到前书记室，它还通向另两个厅：一个是受到优待的犯人的会客室，这些犯人不像其他犯人那样在双重栅门后接待探视者；另一个是“律师先生们的沙龙”，他们在那里可以自由地、单独地同他们的委托人交谈。这个“沙龙”（门上的招牌是这么写的）是一个长长的大厅，有一扇通风窗和许多木长凳，与另一间一样。

有时，有些年轻的律师在某些情况下过度地利用了合法的单独交谈。有些女小偷和女吸毒者长得楚楚动人，人们发现了个别律师的越轨行为，于是给沙龙安装了一扇玻璃门。这样，虽然听不见里面的人说话，但是可以看见他们说话。

正在这时，监狱长来了，他叫勒贝尔先生。他年事已高，令人肃然起敬，目光敏锐。他穿着长燕尾服，戴着荣誉勋位的勋表。

他来到我面前，向我道歉，说他没能及时得知我的到来，请我让他亲自陪同参观。

前书记室通过一道栅门与一条又长又宽的拱顶长廊相连。

我问勒贝尔先生：“这是什么？”

他对我说：“先生，过去这是圣路易时期的厨房的附属设施。在暴动的时候，对我们十分有用。我当时不知道用什么来关押我的犯人。警察局长直截了当地问我：‘您现在地方多吗？您能够关多少犯人？’我答道：‘两百。’他们给我送来了三百五。还对我说：‘您还能关多少？’我以为他们在开玩笑。不过我把医务室腾出来做牢房。我说：‘你们还可以送来一百。’他们送来了三百。我当时很不满，他们对我说：‘您还能关多少？’我答道：‘现在，你们想给多少就给多少。’他们给我送来了六百！我把这些犯人关在这里。他们睡在地上的稻草捆上，他们都很激愤。一个里昂的共和分子拉各朗吉对我说：‘勒贝尔先生，您如果让我见见我的姐姐，我向您保证让他们都老老实实。’我让他见了他姐姐，他说话算数，那关了六百魔鬼的牢房就像一个小小的天堂。我的这些里昂人一直都很听话，直到议会提审这个事件。在预审时，人们让他们与被关在圣佩拉吉的巴黎暴动者们见了面，巴黎人对他们说：‘你们还能保持平静，你们是疯了吗？应该申诉，应该叫喊，应该愤怒！’我的里昂人在巴黎人的鼓动下愤怒起来了，这些撒旦！啊！我是多么痛苦！他们对我说：‘勒贝尔先生，不是因为您的缘故，是政府的缘故。我们是威胁政府。’勒韦尔松脱光了衣服，赤身裸体站在那儿。”

我问勒贝尔先生：“他们称这为威胁？”

看门人打开了尽头的栅门，我们又走过了几重沉重的门，来到了监狱的中心。

通过安了栅栏的尖形拱肋，我看见了犯人的院子。这是一个长方形的院子，周围都是圣路易时期的高高的建筑物，今天已经刷成了白灰墙。

犯人们三三两两地在院子里散步，有些坐在墙角的石凳上，院子的一圈都是石凳。所有的人几乎都穿着号衣，宽大的上衣，粗布裤子，只有两三个穿着礼服。其中的一个还干净，表情严肃，有种城里人的味道，这是个年老色衰的人。

这个院子没有阴森的感觉。天气很晴朗，一切都在阳光下微笑，甚至监狱也是如此。院子里有两块四方形花地，开满了鲜花，还有些绿油油的小树，在院子中央的两块花地之间有一个喷泉和石头喷池。

这个院子原是宫廷里的内院，四周是哥特式建筑，有尖拱的长廊环绕。现代建筑师对这些尖拱进行了许多修砌工程，他们加了一些木板和隔板，做成双层。每个拱孔形成上下两层两间牢房。

这些牢房铺着地板，很干净，没有什么令人讨厌的地方。牢房有九法尺长，六法尺宽，一扇门对着走廊，一扇窗户对着院子，还有门闩和一把沉重的锁，门上有一个上了铁栅栏的气窗，窗户上安了铁条；房里还有一把椅子，门的左角有一张床，床上用品都是粗布粗呢做的，但都整理得很好，这就是这些牢房的情况。

放风的时间到了，所有的牢门都打开了，犯人来到院子里。

有两三个牢门还关着，犯人（他们可能是年轻的工人、鞋匠、制帽工）在里面干活，从里面传出很响的锤声。人们告诉我这是些勤劳的犯人，他们宁愿干活，不愿散步。

自费单间牢房在上面，这种牢房要大一些，没那么干净，在里面更自由一些，每天付十六生丁。一般来说，在监牢里，越干净的地方自由就越少。在这些不幸的人身上，干净就是奴役的标志。

在自费单人牢房，并不止一个犯人，通常是两到三个在一起。有一个大牢房里关了六个。

在这间牢房里，有一个老者正在看书，他的脸真诚而平和；我进去的时候，他抬起头，用在草地上读日课经的乡村教士的目光看着我。我向他问了些问题，但还是没有弄明白他犯了什么罪。

在门边刷了白灰的墙上，用铅笔写了下面这四行诗：

在警察局里，

一个警察笑，

所有警察跟着笑，

在警察局里。

一个滑稽模仿者在下面添了这几句：

在附属监狱里，

所有看门人都笑，

在附属监狱里。

勒贝尔先生在院子里指给我看几年前一个犯人越狱的地方。这是院子最北的角落里两面墙形成的直角，他背靠这个角，用肩、肘、脚跟的肌肉力量往上登，一直上到房顶，才抓住了一根炉管。万一这根管子在他的体重压力下断了，他就没命了。爬到房顶，他又下到外面的院子里，然后逃走了。这一切都是在大白天进行的。他在法院又被抓住了。他的名字叫博特莫尔。

勒贝尔先生对我说：“这样的越狱应该得到成功，看到他被抓回来我甚至都感到可惜。”

在院门的左边，有一间看守长的书记室，房间里有张桌子，与窗户形成直角，还有张皮椅，桌上堆满了文件纸张。在桌椅后面，有一块长八法尺宽四法尺的地带，这是以前关鲁韦尔的牢房所在。

隔断这个小房间的墙被拆除了。这堵墙在大约七法尺高的地方就中断了，代之以直到天花板的铁条栅栏。这间牢房的光线来自门上的气窗和铁栅栏，是朝着走廊和书记室开的格子窗，而不是朝着院子。通过这个铁栅栏和气窗人们日夜监视鲁韦尔，他的床在牢房尽头的角落里。尽管如此，牢房里还有两个看守。当人们拆除这面墙的时候，建筑师让人保留了门，门很矮，门上有一把很大的带圆锁扣的方锁，并让人把门安在外墙上，我是在那儿看见这扇门的。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看见鲁韦尔走过交易桥，那天他被带往巴黎的沙滩广场。我记得那是6月份。天气晴朗，阳光灿烂；鲁韦尔当时坐在一辆马车里，双手被绑在背后；他肩膀上搭着一件蓝礼服，头上戴着一顶圆帽。他的脸色苍白，我是从侧面看他的。他的整个面部表情显示出一种冷酷无情和坚定不移。他有某种严酷和冷漠。

在离开犯人区之前，勒贝尔先生对我说：

“这里有一处稀奇的地方。”

他带我走进一个穹顶的圆大厅，大厅相当高，直径大约有十五法尺，没有窗户和窗洞，光线只能从门进来，大厅周围围了一圈石椅。

勒贝尔先生问我：“您知道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我答道：“知道。”

我认出这就是谈到的那间著名的牢房。

这间牢房占据了筑有雉堞的塔楼的底层，这座塔楼是沿河大街的三座圆形塔楼中最小的一个。

牢房的中央有一样特别的东西，这是一张狭长的细粒硬质石灰石桌子，桌缝里都填了铸铅，桌面很厚，用三个石柱支撑。这张桌子有二点五法尺高，长八法尺，宽二十法寸。

我抬起头，看见有一个大铁钩嵌在拱顶石上，拱顶石是块圆石头。

这玩意就是犯人的床，人们在上面铺上皮床垫，把受刑人放在床上。

拉瓦扬斯在这张桌子上睡了六个星期，他的手和脚都被捆绑着，腰间绑了根皮带，皮带连着一条长长的铁链，铁链吊在穹顶上。铁链的最后一环扣在铁钩上，这铁钩现在就在我的头上方。六个侍从看守和六个管辖区的看守日夜监视着犯人。

达米安和拉瓦扬斯一样在他的案子预审和审讯期间也被关在这间牢房里，被绑在这张床上。

德斯鲁、卡图什、拉·瓦赞都在这张桌子上被审讯。

布兰韦里埃侯爵夫人曾赤裸着被绑在桌上，四肢被四条铁链拴住，她在那里经受了可怕的水刑，受刑时，她痛苦地问道：

“你们是如何把这一大桶水灌进小小的身体里的？”

整个悲惨的故事都是在这里发生的，一滴一滴地渗进这些石头的细孔里、这些墙里、这长凳里、这桌子里、这地板里、这门里。她整个人都在这里，再也没能出去；她被关在这里，待在门闩下，但什么都没有渗出来，什么都没有蒸发到外面来。没有任何人谈到、讲到、透露、披露这一切。这地下室像一个翻倒的漏斗的内部，这个人造的洞穴、这个石头盒子隐藏着它吞噬的所有血的秘密和它压抑的所有叫喊的秘密。在这个洞穴里进行的所有可怕的行为依然活在这里，散发出一种令人恶心的气味。

这间牢房是一种多么奇怪的恐怖啊！它所在的塔楼位于沿河大街的中间，没有壕沟和墙将它与行人隔开！

而里面则充满了锯子、夹棍、拷问架、车轮刑的车轮、钳烙刑具、钉楔子的锤、烧红的铁触及肉发出的吱吱声、血流到燃烧的火炭上发出的噼里啪啦声、法官冷冰冰的拷问、受刑者的绝望呻吟；在外面几步远的地方，是来来往往的市民、喋喋不休的女人、玩耍的孩子、叫卖的商贩、奔跑的马车、河上的船、城市的嘈杂、空气、天空、太阳、自由！

想到这间牢房就令人不寒而栗，这座没有窗户的塔楼在行人看来显得很安静，和现在一样安静。这堵墙是多么厚啊，塔楼里听不到街上的声音，街上听不见塔楼里的声音！

我怀着充满恐惧的好奇心仔细地打量着这张桌子，犯人们在上面刻下了自己的名字。桌子的中央有以M开头的八到十个字母的词，但看不清是什么词。在桌子的一头用锥子刻了这个名字：梅莱尔（我是凭记忆写的，可能会有误，不过我认为是这个名字）。

墙光溜溜的，人们似乎感到了墙可怕的厚重。地面与死囚牢房的地面一样，即圣路易风格的黑白相间的铺路石。一个砖制的大炉子代替了以前的刑炉。这间牢房在冬天是犯人的取暖室。

我们从那儿进入女犯楼。

在监狱里待了一个小时，我就已经很习惯栅栏和门闩了，不再注意这些东西了，对进来时令我窒息的监狱气氛也习以为常。所以我记不得从男犯区到女犯区是从什么门走的。

我只记得一个长着猛禽鼻子的老妇出现在栅门前，一边给我们开门一边问我们是否要在院子里看一圈，我们同意了。

女犯的院子比男犯的要小得多，也凄惨得多。

只有很小的一块方形绿地，有花，但没有树。没有喷泉，只有角落里的洗衣池。

一个女犯正光着手臂在那儿洗衣服。八到十个女犯围坐在院子里聊天、缝衣服、做活。我摘下帽子，看见我她们好奇地站了起来。

她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小资产者，看上去像四十岁左右的商贩，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年，不过有两三个年轻姑娘。

院子旁边有一个小厅，我们走了进去。里面有两个年轻姑娘，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坐着的那位看上去病了，另一个正在照顾她。

我问道：

“这位姑娘她怎么了？”

另一个姑娘答道：“啊！没什么。她常这样。她有点不舒服。她在圣拉扎尔的时候经常这样。我们一直在一起，有我照顾她。”这位姑娘个子高挑，蓝眼睛，头发是褐色的，很漂亮。

我又问道：“她犯了什么罪？”

“她是个女仆，偷了主人的六双袜子。”

满脸病容的姑娘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突然晕了过去。这是个十六七岁的姑娘。

我说：“让她呼吸一些新鲜空气。”

大个子姑娘像抱孩子一样抱起她，来到院子里。勒贝尔先生打发人去拿乙醚。

勒贝尔先生对我说：“她偷了六双袜子，但这是第三回了。”

我们来到院子里。小姑娘躺在地板上，所有的女犯都围着她忙乎，让她呼吸乙醚。大个子姑娘给她松开松紧袜带，老妇看守为她解下袜带。

她一边给姑娘解胸衣，一边说：

“她每次穿胸衣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会给她合适的胸衣。小笨蛋！”

在“小笨蛋”这一称呼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亲切和温柔。

勒贝尔先生给姑娘号脉，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把一个五法郎硬币塞到她手里。

所有的女犯都叫起来：“她醒过来了！可怜的小姑娘！”其中的一个说道：“因为给她解开了袜带。”

另一个说：“因为给她解开了胸衣。”

第三个姑娘说：“因为给她呼吸了乙醚。”

女看守说：“因为监狱长给她号了脉。”

高个姑娘低声对我说：“是因为您给了她一百个苏。”

我们继续参观。

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的一个特点是1830年以来所有关弑君罪者的牢房都在女犯区。

我首先走进关勒孔特的牢房，现在关押的是约瑟夫·亨利。

这是间相当大的牢房，几乎可以说宽敞，很明亮，门上的锁是监狱里最大的锁，窗户对着门，上了铁条。

这间牢房的摆设有：窗边的角落里有一张四法尺宽的桃花心木床，是复辟时期时兴的船形床；窗户的另一边有一张桃花心木写字台，床边放着一个桃花心木衣柜，柜子的把手是镀金的铜做的；衣柜上有一面镜子，镜子前有一座竖琴形的桃花心木钟，钟面是镀金的，还有精美的雕刻；床脚有一块方地毯；四把桃花心木椅，铺着丝绒；在床和写字台之间有一个彩釉陶炉。

除了炉子，这些摆设会使资产者反感，却是一个小店主暴发户的理想。约瑟夫·亨利被这些家具弄得眼花缭乱。

我询问这个可怜的疯子怎么样了。他从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转到拉罗盖特，今天早上刚随八个小偷一起被送往土伦苦役犯监狱。

这间牢房的窗户对着女犯的院子。窗户上有一个旧通风罩，被虫蛀满了洞。通过这些洞可以看见院子里发生的一切，这是这间牢房的犯人的乐趣，他对院子里的女犯并无妨碍，因为这些女犯自以为院子里只有她们，没有人看见她们。

旁边的牢房关过费奇和阿里波。乌夫拉尔是第一个住这里的犯人，他让人安了一个大理石壁炉（是圣安娜58产的白纹理黑大理石），还做了一个大的炉壁板，形成了一个凹室的盥洗室。

这间牢房的家具也都是桃花心木的，和约瑟夫·亨利的牢房的家具差不多。

费奇和阿里波之后，这间牢房还关过拉·梅奈教士和拉罗什雅克兰侯爵夫人，然后是路易-拿破仑王子，最后是这个“贝尔格大傻瓜王子”，就像勒贝尔先生所说的那样。

两间牢房的门对着女犯的医务室，医务室是一个长长的、宽敞的大厅，但太矮了。医务室里有二十来张床，床上一个人都没有，我感到奇怪。

勒贝尔先生告诉我：“我这里几乎没有病人。首先犯人都不会长住在这里。他们来这里受审，然后就离开了，或是获释，或是被判刑，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他们关在这里的时候，等待判决使他们处在极度紧张中，使他们无暇顾及其他。对，是这样！他们有时间生病！他们有另一种发烧！在霍乱流行时期，也是暴动活跃的时期，我这里关了七百个犯人。到处都关着犯人，边门里，书记室里，前书记室里，院子里，床上，稻草上，地上。我惊叹：我的天啊！可是霍乱竟没有在这里流行！先生，我这里没有一个人染上霍乱！”

在这些事实里肯定有一个教诲。事实证明全力关注某件事可以预防一切疾病。在瘟疫流行期间，在采取卫生措施的同时，应该举行盛大节日和万众欢腾的大型演出，让人们尽情娱乐，没有人再理会瘟疫，瘟疫就会消失。

每当对面的牢房关了谋杀国王的罪犯时，女犯医务室就变成了看守室，里面安排了十五到二十个看守，他们是秘密地执行这个任务，犯人也是秘密的。他们不能见任何人，甚至不能见他们的妻子，在预审期间都是如此，有时是六个星期，有时是两个月。

勒贝尔先生又补充道：“当我有弑君罪的犯人时，我就是这么做的。”

这句话他说得再自然不过了，对他来说，有弑君者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我对他说：“您鄙视地谈到贝尔格王子，您是怎么想的？”

他用袖子擦了擦圆框眼镜，答道：

“啊！我的上帝，我没有想法；这是个可怜的大个子侏儒。他很有教养，举止得体，态度温和，但他是个愚蠢的人。他来到这里时，我把他安置在医务室，因为这里宽敞，他有足够的空气和空间。他让人把我叫来，对我说：‘先生，我的案子很严重吗？’我含糊地说了几句。他接着说：‘您认为我今晚能出狱吗？’我对他说：‘哦！不行。’他又问：‘那么明天呢？’我说：‘明天也不行。’他说：‘啊！这是真的！您认为他们会把我关在这里一个星期吗？’我答道：‘也许更长。’他说：‘一个多星期！一个多星期！我的案子很严重吗？’他来回走着，不停地向我重复这个问题，我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他的家庭没有抛弃他，他的母亲公爵夫人和他的妻子王妃每天都来看望他。他的妻子是个娇小美貌的女人，她请求与丈夫一起坐牢。我告诉她这不可能。他的案子究竟是什么？一宗错案，是的，没有动机。一个荒唐的行为，没有别的。陪审团给他判了刑，是因为他是王子。如果是一个富商的儿子，就会得到释放。他被判了三年监禁后，在我这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把他送进一家精神病院，在那儿为他一个人租了个小屋。他在那儿住了近一年了，还要在那儿再住六个月，然后就赦免他。身为王子这一事实在诉讼中对他不利，但在监狱里对他十分有利。”

我们穿过一个走廊，我的向导示意我停下来，指给我看一扇低矮的门，大约有四法尺半高，上面佩有一把巨大的方形锁和巨大的门闩，与鲁韦尔的牢房的门差不多。这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牢房门，这是人们保留下来的这间牢房的唯一原物，路易十八把她的牢房改建成小教堂。我怀着苦涩的同情仔细地端详着这扇门。王后正是从这扇门里走出来，走向革命法庭；她正是从这里走向断头台。

这扇门无法再转动了，1814年以来，它被砌在墙上了。

我刚才说人们保留了门的原样，我弄错了。人们把门涂成了米黄色，但这无关紧要。没有被涂成黄色或玫瑰色的血腥记忆是什么？

过了一会儿，我来到曾经是牢房的小教堂。

如果人们看见那光秃秃的地面、光秃秃的墙、气窗上的铁条、王后的行军床和看守的行军床以及把两张床隔开的屏风，一定会有一种难以表达的感觉和深深的激动。小教堂里有一个小小的木祭台，这样的祭台连乡村教堂都会感到羞愧；墙粉刷过了（当然是黄色），玻璃是土耳其咖啡色，一块加高的地板做台子，墙上挂了两三幅糟透了的画，帝国时期的拙劣风格与复辟时期的低劣趣味混杂在一起。牢房的门被开在墙上的一个拱门饰所代替，王后走向革命法庭的拱形通道已经被堵死。这是一种尊敬的文物破坏行为，比仇恨的文物破坏行为更令人愤慨，因为它是愚蠢的。人们再也看不见王后曾看见的一切，只有木板幸好没有遮住的一小块地面还是当时的模样，这地面是古老的方砖贴面，底子是人字形砖。

台子上的一把草椅标志着王后的床所在的位置。

我走出这个被愚蠢的恭敬亵渎了的令人敬仰的地方，来到旁边的一个大厅，这个大厅在恐怖时期是关教士的牢房，现在被改建成附属监狱的小教堂。这个小教堂极端丑陋，极端的低级趣味，就像王后的小教堂牢房一样。革命法庭在这间大厅上面举行会议。

我在这古老的建筑中穿行，通过气窗我发现了一些巨大的地下室、神秘的空房子，以及一些朝向河的狼牙闸门、阴森的顶楼、黑暗的通道。在这些地下室里，到处都是蜘蛛网、长满青苔的石头、凄惨的微光，一些模糊的、奇形怪状的东西。我问勒贝尔先生：

“这是什么？”

他答道：“这东西不再用了。”

这东西做过什么用途？

我们又穿过男犯的院子，勒贝尔先生指给我看厕所旁边的一个楼梯，在那里，几天前有一个名叫萨瓦的杀人犯在楼梯栏杆的铁条上吊死了，他被判了苦役。

这个杀人犯说：“陪审团弄错了，我应该判死刑。我自己来了结这件事。”

他用上吊来“了结这件事”。

他被特别托付给一个犯人，这个犯人被提升为看守，专门监视他，勒贝尔先生把这个犯人撤职了。

在监狱长给我讲述这些细节的时候，一个穿着相当讲究的犯人向我们走来，他好像想和我们说话。我向他问了几个问题，这是个加斯科尼人，他曾是个机绣工和绦带织造工匠，后来成了巴黎刽子手的助手，人们称他为“刽子手的仆从”。最后他当了国王马厩里的饲马夫。

他对我说：“先生，我请求您说服监狱长先生允许我不穿号服，让我继续穿我的外套。”

他穿着一件相当干净的外套，我说服了监狱长，并同他交谈了起来。

他对桑松先生大加赞扬，桑松先生是他以前的师父，巴黎的刽子手。

桑松先生住在马莱-杜-当布尔街的一栋孤立的房子里，房子的百叶窗总是关着的。他在家里接待许多来访者。当来访者来到桑松先生家时，首先被引进一层的一个漂亮的客厅，所有的家具都是桃花心木的；客厅中央有一架上好的钢琴，通常都是打开着的。不一会儿，桑松先生就进来了，请他的客人就座。人们东扯西拉地闲谈，一般来说，英国人要求看断头台。桑松先生满足他们的这个愿望，把他们带到邻街（阿尔布街，我认为是）的断头台作坊。那儿有个库房，始终关着门，库房里有一个断头台竖在那儿。外国人围着断头台，观看断头台的操作，切的是一捆捆稻草。

有一天，来了一家英国人，有父亲、母亲和三个漂亮的女儿，个个金发碧眼，娇艳可爱。他们是来看断头台的。桑松带他们来到断头台作坊，让人启动断头台；在姑娘们的要求下，铡刀上上下下了好几次，可是最小的也是最漂亮的那个姑娘还不满足，她请刽子手讲解最详细的细节，人们称之为“死刑犯的洗礼”，她仍意犹未尽，害羞地转向刽子手，问道：

“桑松先生？”

刽子手答道：“小姐有何见教？”

“死囚在斩首台上时你们怎么做？你们是如何捆住他的？”

刽子手向她解释了这件可怕的事情，告诉她说：“我们称之为‘塞进去’。”

那小姑娘说：“太好了！桑松先生，我想让您把我塞进去。”

刽子手打了个哆嗦，惊叫了一声，小姑娘仍坚持着。

她说：“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今后我可以对人家说我曾被绑在断头台上。”

桑松征询她父母的意见，他们回答道：“既然是她的愿望，那就这么做吧。”

只有让步了。刽子手让小姑娘坐下，用一根绳子捆住她的双腿，用另一根绳子将她的双手绑在背后，将她捆绑在摆动板上，用皮带固定住。他想就这样打住。

小姑娘说：“不行，不行，继续做下去。”

桑松放平摆动板，将小姑娘的脑袋放进断头台那可怕的承颈圆孔里，这时她才表示满足了。

后来，桑松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说：“我已经看见小姑娘要对我说：‘继续做下去，让铡刀砍下来。’”

几乎所有的英国来客都要求看砍下路易十六的头的那把铡刀。这把铡刀被当作废铁卖掉了，就像其他所有用过的铡刀一样。英国人不相信，出高价向桑松购买。如果他想做这买卖，早就可以卖出与伏尔泰的手杖一样多的路易十六的铡刀。

这个自称以前是杜伊勒利宫的饲马夫的人讲完桑松的逸事，又讲起了国王的逸事。他说他曾经听见过国王与大使们的谈话。我打断了他的话。我想起他是加斯科尼人，当过机绣工，他的政治揭发在我看来是高超的花边制作。

直到1826年，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只有一个进出口，正对着法院的院子。死刑犯就是从那里出来的。1826年，人们在沿河大街的两座巨大的圆塔之间又建了一座门。这两座塔楼的底层也有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两个奇形怪状的尖形穹隆没有拱形曲线和底座的等边三角形，我们现在还能够欣赏到，这是愚昧的杰作；这是一个名叫佩尔的泥瓦工在这美妙的墙上做出的杰作，他当时担任法院的建筑师，是他将法院的面貌肢解了，破坏了，歪曲了，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这两间房间现在已经很亮堂了，变成了两个漂亮的环形大厅。墙上装饰着嵌进去的尖形拱孔，纯净得令人赞叹，由精美的托座支撑着。这些建筑雕塑迷人的奇迹注定见不了天日，是专为恐怖和黑暗而做的，真是奇事。

两间房子的第一间，也就是最靠近男犯的院子的那一间，原是看守的宿舍，里面有约十二张床，围绕着中间的炉子成扇形分布；在每张床的上方，有一块固定在墙上的木板，是用来放看守的个人物品的，一般是一把刷子、一个手提箱和一双旧靴子。可是有一张床的上方，除了一双人人都有的靴子外，还有一堆书。我看见了这堆书，人们给我讲了这堆书的来历。这是一个名叫佩塞的看守的藏书，拉斯奈尔59使他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他看见拉斯奈尔经常看书写作，很钦佩他，向他请教，拉斯奈尔建议他自学，给了他一些书，他自己也买了些。在读书方面他听从拉斯奈尔的意见，渐渐地这个狱卒成了思想家，就这样一个智力苏醒了，展现给这令人厌恶的气息。

要进入另一间房子只能从上面写着“监狱长专用通道”的门走。勒贝尔先生亲切地为我打开门，我们来到他的“沙龙”。

这间牢房改造成监狱长的会客室，它几乎和另一间一模一样，只是装饰有所不同。房间里的摆设使这间会客室显得不伦不类。建筑风格是圣路易时期的，尖形穹隆贴着丑陋的壁纸，一张桃花心木书桌，家具上铺着本色布的罩子，一个没有画框的法官肖像画歪着挂在墙上，还有一些雕塑、废纸张和一张像柜台的桌子，这样的摆设使整个房子既像宫廷，又像牢房和商店后间。这间房子显得凶神恶煞、富丽堂皇、丑陋不堪、愚蠢之极、阴森可怕、皇家气派和小市民气息。

正是在这间屋子里接待受优待的犯人的探视者。乌夫拉尔先生在关押期间也是在这里接待他的朋友。贝尔格王子在这里接待了他的妻子和母亲。

勒贝尔先生对我说：“他们在我这里接待探视者有什么不同？他们以为是在一间客厅里，而不是在监狱。”

这个正直的人深信贝尔格公爵夫人和王妃一定认为是在客厅里。

帕基埃大法官先生通常也是在这里进行预审，然后再到议会上进行审理，这是他的工作程序。

监狱长的套间与这个客厅连着。套间很贫寒，很丑陋。一间陋室权作卧房，通风和光线都通过门。房里很干净，可是这种干净散发着破旧的气味，房间到处都堆满破家具，还有一些老人房里特有的一些小玩意。餐室要大一些，也有窗户。有两三个漂亮姑娘坐在草椅上干活，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人在照看她们，我走过的时候，她们态度谦卑地站起来，她们的神父在她们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没有比这个英格兰教本堂神父的住宅更奇特的东西了，周围是污秽不堪的牢房，在所有的恶行、罪恶、耻辱、羞耻中出污泥而不染。

我问勒贝尔先生：“壁炉大厅怎么样了？它在哪儿？”

他好像没弄懂：“壁炉大厅？先生，您说的是壁炉大厅？”

我又说道：“对，就是休息厅下面的一个大厅，大厅的四角有四个13世纪修建的巨大壁炉。我的天！我记得很清楚二十年前我参观过，当时和我一起参观的还有罗西尼、梅耶贝尔和大卫·丹吉尔。”

勒贝尔先生说：“啊！我知道您说的是什么了。我们叫它圣路易的厨房。”

“圣路易的厨房？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就这么说。这间大厅现在怎么样了？除了四个壁炉外，还有四根漂亮的柱子支撑着穹顶，我在这里没有看到这些。是您的建筑师贝尔先生把它拆毁了吗？”

“哦！没有！他只是给我们重新修复了一下。”

他说得很平静，我却不寒而栗。壁炉大厅是中世纪皇室建筑中最令人赞赏的建筑物之一。像贝尔建筑师这样的家伙能做什么呢？

勒贝尔先生继续说：

“我们不知道在预审犯人的时候把他们安置在哪儿。贝尔先生把圣路易的厨房改造成一个捕鼠器式的房子，有三间分隔开的单间，一间给男犯，一间给女犯，一间给少年犯。他尽最大努力进行修整，没有拆毁旧的大厅，我向您保证。”

我对勒贝尔先生说：“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当然可以。”

我们穿过一些长的、宽的、低的、窄的走廊、通道，偶尔遇到一个楼梯，上面站满了警察，在狱吏、警察的一片嘈杂声中，我们看见一个可怜的家伙走过，执达员们轮流高声喊道：待命。

我问向导：“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说法官对这个人的预审结束，警察可以安排这个人了。”

“是释放他吗？”

“不，是把他带回监狱。”

最后一扇门打开了。

监狱长对我说：“您现在就在您找的那个大厅里。”

我朝四周看了一眼。

我在黑暗中。

我眼前有一堵墙。

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看见在我右边的一块凹陷的地方有一个倒漏斗形的高大漂亮的壁炉，是用石头筑成的。

我说道：“啊！这就是我谈到的四个壁炉中的一个，另外三个呢？”

勒贝尔先生答道：“没有了，只有这个保存完好。另外三个，有两个完全拆毁了，另一个残缺不全。这是为了捕鼠器的需要，因为要做隔墙。建筑师保留了这个壁炉，以便作为那个时代的建筑的典型。”

我补充说：“以及我们时代的建筑师的愚蠢的典型。这样一来，再没有大厅了，只有隔墙；四个壁炉，有三个被毁。在查理十世的统治下人们做了如此的改建。这就是圣路易的后代为纪念他所做的一切。”

勒贝尔先生又说：“我们的确可以把捕鼠器安排在别处。不过，先生，您想怎样呢？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当时手头就有这个大厅。建筑师做了很好的安排。它被分成三间，每一间的光线都来自原来大厅的一扇窗户，第一间是给少年犯的。您想进去看看吗？”

一个狱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沉重的门，门上有一个小孔，是用来监视里面的。我们走了进去。

这间少年犯预审室是长方形的，两边有两排长石凳。那儿有三个少年犯。最大的那个个子也相当高，大约有十七岁，穿着破破烂烂的黄衣服。

最小的那个显得聪明伶俐，尽管有点发呆，我问他：

“小孩，你多大了？”

“先生，我十二岁。”

“你干了什么被关在这里？”

“我偷了桃子。”

“在哪儿偷的？”

“在蒙特伊的一个花园里。”

“一个人？”

“不，和我的伙伴一起。”

“你的伙伴呢？”

他指给我看另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也穿着棕色粗呢的囚服，比他略高一点，他告诉我：

“就是他。”

“你们爬墙了吗？”

“没有，先生。桃子都在地上。”

“你们只是弯下腰？”

“是的，先生。”

“捡起这些桃子？”

“是的，先生。”

问到这里，勒贝尔先生在我耳边说道：

“我们已经教训他了。”

显然孩子在撒谎。他的目光既不坚定，也不老实。他从下面看我，像一个骗子看受骗的人，加上他那装大人的可爱神态。

我又问：“孩子，你没有说真话。”

“不，先生。”

这句“不，先生”说得过于恬不知耻，使人感到完全不可信。他又大胆地补充道：

“为了这件事判了我三年牢，我重新上诉了。”

“你的父母没有恳求宽恕你吗？”

“没有，先生。”

“你的伙伴呢？他也被判了刑吗？”

“没有，他的父母恳求宽恕他了。”

“那么，他比你好些？”

孩子低下了头。

勒贝尔先生对我说：

“他被判在少年犯教养所教养三年，才能宣告无罪，而且，他们的定罪是根据他们在没有判断力的情况下犯的罪。这些小淘气鬼的不幸和遗憾是他们不到十六岁。他们千方百计说服法庭他们已经十六岁了，他们是在有判断力的情况下犯的罪。事实上，如果他们是十六岁零一天，他们的荒唐行为只会判几个月监禁；如果是十六岁差一天，他们就会在拉罗盖特关三年。”

我给了这几个可怜的小家伙一点钱，他们缺的也许只是教育。经过深思熟虑，社会对他们的罪过应该大于他们对社会的罪过。我们可以问他们：“你用我们的桃子做什么了？”可他们会回答我们：“你们用我们的智力做什么了？”

那个小孩把钱放进口袋，对我说：“谢谢您。”

我对他说：“如果你没有撒谎，我会给你双倍的钱。”

小孩反驳道：“先生，他们给我判了刑。我还要上诉。”

“你偷了桃子，这不好；可是撒谎更不好。”

小孩好像没有听懂。

他又说：“我要上诉。”

我们走出预审室，门关上了，孩子目送我们出门，还在不停地说：“我要上诉。”

另外两个孩子一句话都没有说。

看守锁上门，一边嘟囔着：

“安静点，我的小老鼠们。”

这句话使我想起我们是在一个捕鼠器里。

第二间是给男犯的，与第一间完全一样。我没有进去，只是在小孔里看了一下里面。里面坐满了犯人，看守指给我看一个相当年轻的犯人，他表情温和，穿着考究，一副沉思的神态。他名叫皮切里，是一个小偷团伙的头目，几天后就要审判他。

贝尔建筑师在圣路易的厨房里隔的第三间是女犯室。看守给我们打开了门，里面有七八个女犯，大部分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上，只有一个还较为年轻，风韵犹存。这个可怜的女人躲在其他女人身后，我知道她害臊，没有提任何问题。

石凳上堆满了女人的小物件，有篮子、提包、针线包、毛线活，还有大块黑面包。我拿起面包，面包味道很难闻，像胶水粘在手上。

我对勒贝尔先生说：

“这是什么？”

“是监狱的面包。”

“可这糟透了。”

“您认为是这样吗？”

“您自己看吧。”

“是一个承包人提供的。”

“他以此发了财，不是吗？”

“警察局的秘书夏耶先生负责验收面包。他认为面包很不错，他从来没有在餐桌上吃到这么好的面包。”

我说道：“夏耶先生以他验收的面包来推断犯人吃的面包是错误的。因为投机商每天给他送美味糕点，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不给犯人送腐烂食物。”

“您说得有道理，先生，我会关照这件事的。”

我后来得知面包的事得到证实，并且得到改善。

在这间牢房里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除了墙上涂满了文字，这里的三条比其他的要大些，也醒目些：“胸衣。我因流浪罪判了六个月。热爱生活。”

这三个单间的门对着同一个走廊，这条走廊很暗，也很长，两头有两个形成圆形的壁炉，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只有一个保存完整，另一个失去了它最主要的美：它的拱扶垛。另外两个只能看到它们在男犯室和女犯室的墙角里的位置。

这最后两个壁炉中有一个是最具东方色彩的，上面雕刻了魔鬼马伊迪斯奇怪的面孔。魔鬼马伊迪斯是圣路易从十字军东征中带回来的一个波斯魔鬼。壁炉上的马伊迪斯有五个头，因为它是有五个头，每个头组成一首歌，这些歌在印度被称作“行”，它们是现今流传下来的最早的音乐。

这些歌在整个印度斯坦仍然很著名，因为它们具有魔力。行吟诗人要有相当的胆量才敢唱。其中有一首在中午唱的时候，会使黑夜突然降临，使大地上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黑圈，黑圈不断扩展，直达到歌声所及之处。

另一首歌称作“伊乌布克歌”。谁唱了这首歌就会被火烧死。有一个传说，说的是阿卡巴尔皇帝有一天心血来潮，想听这首歌。他召来著名的音乐家奈克-戈普尔，对他说：

“给我唱这首《伊乌布克歌》。”

可怜的男高音从头到脚筛糠般地发抖，跪倒在皇帝膝下。皇帝的突发奇想是不可动摇的。男高音所能得到的是允许他最后一次去看他的家人。他回到家里，写了遗嘱，拥抱了他年迈的父母，向他在这个世界上所爱的一切告别，又回到皇帝身边。

六个月过去了。东方国王的奇思异想是固执的、令人伤感的。

夏克-阿卡巴尔见到音乐家的时候，温和而忧伤地对他说：“啊！你回来了，音乐家。欢迎你。你给我唱《伊乌布克歌》。”

奈克-戈普尔又浑身发抖，跪地求饶。但国王坚持要唱。这时正值冬季。珠娜河结冰了，人们在上面滑冰。奈克-戈普尔让人砸开冰，跳进水里，让水齐脖。

他开始唱歌。唱到第二句时，水变热了；唱到第二段时，冰融化了；唱到第三段时，河水开始沸腾。奈克-戈普尔在热水里煮，浑身都起了泡。他不唱了，喊叫起来：

“陛下，饶了我吧！”

不爱音乐的阿卡巴尔说：“继续唱。”

可怜的家伙继续唱着，他的脸变得通红，眼睛突出来，他还在唱，皇帝痛快地听着；最后，有几簇火苗在男高音卷曲的头发上闪烁。

他喊了最后一声：“饶了我吧！”

皇帝说：“继续唱。”

他几乎是嘶叫着开始唱最后一段。突然，火焰从他口里喷出来，接着从他的全身喷出来，最后火在水里把他吞噬了。

这就是魔鬼马伊迪斯的音乐的效果之一，被毁的那个壁炉上就刻有他的形象。

他有一个妻子，名叫帕尔布达，是印度人称作“第六首歌”的作者。三十首“行诗”由布瓦马口述下来，这是一种女性的、次一等的音乐。正是这三个魔鬼或神发明了有二十一个音符的音阶，构成了印度音乐的基础。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三个穿着黑衣服的人在一个看守带领下从我们身边走过。这是些参观者。

勒贝尔先生低声对我说：“三个新议员。”

他们蓄着颊髯，系着昂贵的领带，说起话来像外省院士。他们很欣赏监狱里的一切，尤其对那些使监狱变得更美观、使监狱适合正义的需要的工程大加赞扬。其中的一个说多亏那些有良好审美观的建筑师把老建筑加以现代化的改造，使巴黎更加美丽了，他认为法兰西学院应该把这些美化巴黎的建筑改造作为一场诗歌比赛的主题。他的话使我想到贝尔先生对法院的改造、戈德先生对圣-日耳曼-德-普雷的改造以及德尔布雷先生对圣德尼的改造。在勒贝尔先生给看守们交代事情的时候，我用铅笔在壁炉大厅的一根柱子上写下了几句诗，如果学院要举行这些先生希望的诗歌比赛的话，这诗可以参加比赛，而且我希望能够获奖：

六言诗组成一首长长的赞歌，

歌颂德尔布雷、贝尔和戈德；

小鹅咯咯叫，小驴也咕咕叫，

庆祝戈德、贝尔和德尔布雷；

他们可敬的朋友大大的火鸡，

赞赏德尔布雷、戈德和贝尔。

勒贝尔先生转过身来时，我已经写完了。他把我一直送到监狱大门，我走了出来。

我出来的时候，有一群穿工服的男人在我背后说：

“瞧！又放出来一个。这家伙挺高兴的！”

我看起来似乎像个小偷。我在附属监狱参观了两个小时，学院的会议可能还没有结束。我心情舒畅地想到如果我去开会，我不可能这么早就被“放出来”。

9月12日

约瑟夫·亨利的刑罚没有得到减轻，判决将执行。

约瑟夫·亨利曾从卢森堡监狱转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又从附属监狱转到拉罗盖特，前天又同八个小偷一起乘囚车被送往土伦。

在上镣铐时，他很虚弱，不停地发抖，令人可怜。他不相信自己会成为苦役犯。他小声嘀咕：“啊！我的上帝！我要是早知道就好了！”

他的诉讼扣除他承担的那部分，国家要付一万三千法郎。

这一万三千法郎如果用在别处，你们在博物馆将多一幅大师名画，在苦役犯监狱则少一个苦役犯。

如果这一万三千法郎能够及时地给他，就能阻止他犯罪，阻止他落入苦役犯监狱，想到这一点是多么悲伤的事情啊！

9月17日

在东方，所有无法辨认的铭文或文物古迹都被看作是隐藏着财宝的指示。

9月20日

地球同时做七种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组合在地球的自转里。

9月21日

锡兰海岸的采珠人待在水下的时间是可以背两条信经的时间。

10月

亚历山大·仲马被派往西班牙，担当蒙庞西埃先生的婚礼的史官。这次旅行的经费是这样解决的：公共教育部提供了一千五百法郎，以“赞助文学家”的名义，另外又提供了一千五百法郎，以“文学使命”的名义；内政部给了三千法郎，是从特殊资金中提取的；蒙庞西埃先生提供了一万二千法郎；总数是一万八千法郎。大仲马收到这笔款子，对我说：

“好！这些钱用来支付我的向导！”

10月4日

根据阿拉伯的传说，亚当是在锡兰死的，他的墓就在那里。夏娃墓在红海海岸，麦加附近的德吉达公墓。夏娃有二十米高，她埋葬的时候是脚朝北，头朝南。

10月6日

巴黎的一部分地下墓穴被用来种植蘑菇。人们不让女人进去，认为只要有女人在一个月的某一时刻出现，就会使一片蘑菇变质腐烂。这种周期会产生神秘奇特的效果。例如，会使女演员脸上的白粉和红粉掉下来。

10月10日

以下是大行星与太阳的距离的规律。所有的三的倍数（人们用来表示金星的距离），这些倍数再加四表示水星的距离：

水星4

金星3+4=7

地球6+4=10

火星12+4=16

维斯太24+4=28

木星48+4=52

土星96+4=100

天王星192+4=196

黑曜星384+4=388

把太阳的半径作为尺度，用上面的数字除以十，我们就可以得到每个行星与太阳之间的确切距离，也就是太阳半径的数量，各行星与太阳的距离是这样的：地球1——火星1.6——维斯太2.8——木星5.2——土星10——天王星19.6——黑曜星38.8。

我认为还有一些居间的小行星，它们太小了，我们的仪器目前还无法看到它们，总有一天，更先进的仪器会让我们发现它们的。

10月16日

中国的官员分四等，是通过帽子上的纽饰来区分的。第一等是红色纽饰，第二等是蓝色纽饰，第三等是白色纽饰，第四等是金色纽饰。纽饰上插着孔雀羽饰。失宠的官员则戴着乌鸦毛。

10月17日

所有来到维也纳的旅馆住宿的旅客都要以恰当的回答填写服务员给他的调查表：

姓名……

性格或膳食……

出生地……

年龄……

宗教信仰……

婚姻状态——单身，已婚或寡居……

来自……

前往……

在此居留时间……

单独还是和他人……

护照……

10月19日

报上说亚历山大·仲马先生身着大礼服参加了西班牙王子和王后的婚礼。

10月21日

赫歇耳是在1781年发现天王星的。

10月22日

在罗马国家有五万四千苦役犯，占人口的百分之二。

10月26日

希腊文明。——雅典刚建立了断头台。人民很反感，政府战胜了人民的反感。经过十六年的犹豫，希腊人终于在比雷埃夫斯把五个人送上了断头台。在1864年10月初，希腊的太阳照耀着两样面对面的东西：神庙和断头台。

10月27日

巴黎的风雅之士现在极力模仿英国难看的时髦。他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丑陋，这么愚蠢。盖太太有一天这么说：“为什么人们可以当典范的时候却偏要去当猴子？”

11月10日

斯达尔夫人说的话常常比她的书更有价值。她说的这句话就非常出色，但过于绝对了：“去掉一个西班牙人身上的优点，您得到的是一个葡萄牙人。”

11月19日

我要做的工作在我看来就像一片汪洋大海，是一望无际的模糊的思想、刚着手写作的书、草稿、计划、半明半暗的规划图、大纲、悲剧、喜剧、故事、诗歌、哲学、社会主义、自然主义、一堆堆流动的书，我的思想深入进这些书中，不知它能否回来。如果我没有完成就离开了人世，我的后代会在我的书房的柜子里找到许多写了一半或已经完成的诗歌、散文，等等。他们将以“大洋”这个题目发表这些作品。

我在1846年11月19日写下这些。

当代事件

11月

奥尔良公爵夫人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她聪明过人，通情达理。我觉得在杜伊勒利宫她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赏识。国王对她的评价很高，经常和她单独交谈。晚上，他经常挽着她的手送她回到她自己的房间。那些王妃儿媳并不常常给她好脸色看。

奥尔良公爵夫人对她的这些姑嫂很冷淡，她从不谈她们，爱尔琴庚公爵夫人这个可爱的年轻女人很喜欢奥尔良公爵夫人。她经常整天和奥尔良公爵夫人谈论神学、宗教、天主教、新教，等等，有一天，她告诉我：“儒安维尔夫人很愚蠢，奥玛尔夫人很丑，且使人害怕。但这并不妨碍她的丈夫扮演情人：一天晚上，他在王后的客厅里解下他妻子的压发梳，一边说：多美的金发啊！当她怀孕时，他不让她多吃，以免孩子长得太大不好生。至于蒙庞西埃夫人，她很漂亮，人人都喜欢她，她是小天主教徒。”

12月1日

在学院内部会议的新大厅里，拉辛的塑像被放在一个角落里，高乃依的塑像放在正中，在院长座席的后面。

以前，是拉辛在中间，高乃依在角落里，虽然只有一步之遥。

还要拆除，还要重建，放在名誉席位上的将是莫里哀。

12月2日

皇家图书馆在1846年拥有一百三十万二千六百二十张木版画。

12月3日

上演《三个火枪手》的时候，亚历山大·仲马每天晚上都抱怨在演出收入上被人诈骗，他说：“B太太拿了三百法郎，奥斯腾拿了二百，贝罗拿了五十。”

当代事件

12月5日

去年11月27日，有一个名叫盖兰的老太太住在佛西-杜-当伯尔街34号的三楼上，她得了病，医生说是消化不良，并不严重。当时是早上五点，她的女儿是个寡妇，名叫盖拉尔夫人，和她住在一起；她的女儿那天早上起来得很早，点上灯，坐在母亲床边做活。她一边做活，一边对母亲说：“哎！拉娜太太应该从乡下回来了。”（这个拉娜太太原来是圣路易街和圣克洛德街街角的食品杂货铺老板娘，她拿着四万镑的收入就歇业了，住在博马舍大街的一栋新房子的二层。）盖拉尔太太接着说：“我今天要去看她。”母亲说：“用不着了。”“为什么？”“因为一个小时前她死了。”“啊！我的母亲！您在说什么？您是在做梦吧？”“不是，我醒着呢，夜里我没有睡着。早上四点的时候，有人敲门，我看见拉娜太太来了，她对我说：‘我要走了。您来吗？’”

女儿认为母亲是做了一个梦。天亮后，她去看拉娜太太。拉娜太太在夜里去世了，时间正是凌晨四点。当天晚上，盖兰太太吐了血。医生来看了以后说：“她活不过二十四小时了。”果然，第二天中午，她又吐了血，然后死去了。

我认识盖兰太太，我相信盖拉尔太太说的话，她是个虔诚老实的人，一辈子都没撒过谎。

12月6日

我不再为剧院写剧本的一个原因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目睹观众暴露无遗的愚蠢，我感到很不愉快。

12月7日

戈蒂埃从西班牙回来了，我问他对女王60的看法如何。他回答我说：“很丑，太丑了。丑得令人恶心。不过，幸好她自己的目光是很凶狠的。”

诚实的行为。一个人捡到两张票子，一张是一千法郎，另一张是奥德翁剧院的戏票。他老实地把奥德翁剧院的票子还回来了。

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宣传这种给我们的时代添光增彩的行为。

12月13日

摩洛哥的犹太人非常不幸。他们只能光着脚走过清真寺、皇宫和圣徒、穆夫提61、伊斯兰教法官的房子。在突尼斯市，他们的命运要好一些。贝伊62现在的医生是一个犹太人，名叫朗布罗索。在突尼斯市有三十万零三百穆斯林，有四万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分布在好几个居住区，大约有一千五百在纳贝尔居住区，六百在萨里芒居住区，七到八百在苏兹居住区，但大部分住在突尼斯市。他们研究犹太人对《旧约全书》的传统解释、巫术和护身符。他们都说拿破仑戴着犹太法学博士阿祖莱给他的护身符。

让·儒尔奈63自称是傅立叶学说的宣传捍卫者和说教者，他在许多狂热中拥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和极大的热情，使他变得充满智慧。今天晚上在我家中，他在众多的攻击者中为自己辩护说：“我对所有的反对意见都持不同态度，同时也很重视这些意见，因为我是学说的捍卫者……”

过了一会儿，他又引用了一句拉丁文。

吉拉尔丹太太打断他的话：“对不起，我不懂拉丁文。”儒尔奈说：“我更不懂。”

12月17日

雄夜莺在春天鸣唱是为了诱惑雌夜莺。雄乌龟示爱的方式是用他的壳有节奏地去碰雌乌龟的壳。

刚才，也就是晚上五点，我从王宫街回来。一个老妇人正弯着腰借着路灯的光在一堆垃圾里翻找着。一个小孩走过她身边时撞着了她。

“天哪！我以为是一条大狗！”

“该死的小子！如果我不是弯着腰，我一定会给你屁股上狠狠地来一脚！”

“啊！啊！这样的话，我也许不会弄错了！”

昨天星期三，我去了沃德维尔的剧场。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年轻人，他戴着一顶无檐小帽，理着平头，戴着夹鼻眼镜，满脸的络腮胡子，衣领挺直，穿着宽大的燕尾服，但尾部很小，背心刚能护住肚子，表链上有精致的小饰物。方格喇叭裤使小巧的漆皮皮鞋露在外边，总之是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这个衣着华丽的男子说：“那是瓦朗斯基！迪韦尔吉和他的姐姐在一个包厢里，她戴着一顶白帽子。你从这里看不见她。喂！圣迪吉尔，你认识尼古拉吗？他和一个女人在楼下的包厢里。我不认识那个女人。你去看看那个女人，告诉我她是谁。”

另一个穿白外套的人走近他，对他说：“喂！你认识这个亨博尔先生吗？一个写书的德国人？”

头一个说：“不认识。看吧！多什64的大腿多美！”

今天星期四，在学院，我在巴尔扎克的问题上谴责了大杜班，他打断了我的话：

“见鬼！见鬼！您想让巴尔扎克马上进法兰西学院！您举了不少例子，但这些例子说明不了什么（我举了弗洛朗斯先生、帕坦先生、圣马克·吉拉尔丹先生、莫雷先生、布里佛先生）想想吧！巴尔扎克进法兰西学院！您没有深思熟虑。这可能吗？这是因为您没有想到一件事：他配得上！”

当代事件

我记得我在什么地方写过这句话：法国是欧洲的时髦。1846年，法国在欧洲之外也很时髦。尤其是非洲正以一种充满仰慕的目光转向我们。摩洛哥国王阿卜德-埃尔-拉曼把特杜安的帕夏本-阿查什派往法国当大使。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把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派到我们这里。突尼斯市的贝伊艾哈迈德则亲自来到巴黎。这对突尼斯市的贝伊来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阿尔及尔的台伊65侯赛因于1831年访问过法国，但并不是完全出于他的意愿。我记得侯赛因来访的时候还观看了一场《马里翁·德·洛尔姆》。

突尼斯市的贝伊艾哈迈德-贝伊被尊称为殿下，在土伦作为国王受到二十一响礼炮的礼遇，他有四十五岁，但看上去足有六十岁。我在基佐先生家的宴会上见过他，那是1846年12月4日。他相貌堂堂，大鼻子，灰胡子，目光敏锐，充满孩童求知般的智慧。事实上，一个未开化的人就是个孩子。他的穿着是目前在整个奥斯曼帝国流行的丑陋的土耳其风格。

突尼斯市贝伊的穿着像法国少将，他是这么认为的。他穿着下士的将军领长大衣，佩戴着荣誉勋章和大饰带、好几条肩带和金绣腰带，脖子上和胸前挂满了新月形勋章和金刚石的椭圆形奖章，他还佩戴着巨大的肩章，肩章上有一个钻石的新月形勋章，周围点缀着十到十二个红宝石的小星，腰间佩带着一把腰刀。这可笑的服装夹杂着粗俗的江湖骗子、鼓手长、教堂侍卫的风格，显得不伦不类，还加上一顶土耳其帽，这帽子很宽大，是红色的，饰有蓝缨子，缨子上有一小片锯齿状的纸，就像人们在糖盒里放的那种纸一样，帽子并没有使他变得好看，反而更粗俗了。这些勇敢的土耳其人就是为了这种装扮而放弃了他们的民族服装，而他们的民族服装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服装。土耳其人的美优于我们，但我们成功地把我们的丑给了他们。我们那些卖弄文明的人把这称为进步。

贝伊周围的七八个土耳其人也穿着和他一样的奇装异服，他们的呢绒燕尾服奇丑无比。在这些突尼斯人里，有一个意大利人，名叫拉弗骑士，他是贝伊的财政部长。

基佐先生的晚会很不错。人们演奏了贝多芬的七重奏，热闹非凡。基佐先生佩戴着荣誉勋章的饰带和金羊毛勋章殷勤地接待客人。贝伊走过我身边时，他的肩章碰着我了，他转过身，带着殷勤的微笑用意大利语向我道歉，我没听懂他说的意大利语。意大利语是他唯一会说的欧洲语言。路易-菲力浦也会说意大利语。可是他们用意大利语交谈的时候，他们互相无法理解。

我估计贝伊说的是地中海东岸的地方语言，路易-菲力浦说的是撒丁语。

这天晚上，我还同埃斯凯拉克·德·洛杜尔侯爵交谈了一会儿，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儿子，这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刚从马达加斯加回来。埃德蒙·布朗和里亚迪埃尔先生和我谈了法兰西剧院委员会，我们都是委员会的成员。我还同卡芬雅克将军、莫利托尔元帅、安瑟洛先生和夫人、拉格勒内先生和夫人、克拉翁亲王（他的儿子在海军服役）、普拉兰公爵、德卡兹公爵、杜萨代尔先生和夫人、屈维利耶-弗勒里先生和太太、德卡兹公爵夫人、维克多·勒克莱尔先生（他目前是学院院士候选人）、格拉尼埃·德·卡萨尼亚克先生、布兰多·德·梅萨热先生、埃德蒙·勒克莱尔先生、西班牙大使马丁内斯·德·拉·罗萨、拿破仑·杜萨代尔（他将担任驻西班牙大使）、勒布伦先生和夫人、阿尔封斯·鲁瓦耶、查理大帝公学校长普瓦尔松先生，等等。漂亮女人很少，丑男人很多。

当代事件

12月18日

基佐先生：——好！我们要重新开始战斗。

我：——您不害怕我们的议会吗？

基佐先生：——不怕。对议会我有些烦扰。除了布瓦西先生，他要做什么从来不事先告诉我。蒙塔朗贝尔先生会谈到克拉科夫66。不过，我希望王位演讲中的一段不会引起争议。

我：——您做得对。至于我，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议会在克拉科夫事件发生时召开会议，我会发言，我会说：——我请求允许庆祝法国。消灭克拉科夫，就意味着把莱茵河还给我们。1815年的条约不再有效。这些条约的签订是违反我们的意愿的，人们以违背这些条约来反对我们，人们还将违背它们来反对我们。最后的违背将有利于我们。我向法国表示庆祝，我赞颂波兰。

弗拉维尼子爵先生：——但愿如此。但是这样的政府难道不是一种不幸吗？

拉格勒内先生：——君主制政府！……

弗拉维尼先生：——这样的政府提供了违背条约和侵犯人的权力的榜样？

我：——这并不新鲜。基佐先生是历史学家，他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在欧洲的历史上没有比这更频繁的了。所有的政府随时随地都在违背所有的权力，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权。强者有理，这就是格言。小国被大国侵吞；母鸡被狐狸吃掉；狐狸被狼吃掉；狼被狮子吃掉，这就是经验。新生事物是尊重权力。19世纪的文明就是努力做到弱者得到强者的尊重，永恒的道德处于刀枪之上。三个摧毁克拉科夫的强国犯了一个错误，并不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以往的传统，而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现时的精神。

基佐先生：——说得对。

弗拉维尼先生：——可是教皇的历史……

我：——教皇的历史比国王的历史要好些，但也有阴影。教皇也食言，也违背宣誓过的信仰。

基佐笑着说：——啊！现在不要说教皇的坏话。有一个教皇很受我爱戴，我把他时刻放在心中。

我：——同意。可是前任教皇呢？还有格雷瓜尔十六世！至于彼得九世，我也是属于那些怀有希望的人。

基佐先生：——我尊重他，因为他喜欢人们提建议，因为他征求每个人的意见，然后再做出决定；因为他想行善，追求善，常常能够得到善。我尊重他，因为他能宽容地承认一切正确的东西。我尊重他，因为他知道这样说：我永远也不会做这个。他仁慈而坚定。

我：——如果人们早知道如此，就不会任命他！

基佐先生：——可能是这样。红衣主教们都着急了，他们着急是明智的。他们意识到拖延十五天，就会有爆炸的危险。教皇特使管辖区都布了雷。罗马国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能成为一片火海。他们想尽快摆脱临时状态。他们有以前的候选人，有老计谋，但这次不想利用。这需要太长的时间。没有比挖地下通道这种意大利式的阴谋需要的时间更长、更麻烦了。他们赶紧结束这件事，选了他们最不了解的人，也就是偶然遇到的人。马斯台就是这样被任命为教皇的。

我：——这是真正由天意进行的选举。人没有参与多少。

基佐先生：——听说自己当选他非常吃惊，以至于在人们告诉他的时候他都晕倒了。如果今天再重新选举，他肯定得不了七票。

我：——如果彼得九世愿意，他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人们不知道一个教皇应该是怎样的。一个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的教皇可以统治世界，可以煽动起整个世界。他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那就是信仰，是意识，是精神！他能够用一句话扰乱民众的心。所有的心灵都是炸药，只要从这样的教皇那里迸出一点火花就可以点燃这些炸药。那将是一片怎样的火海啊，只要他愿意！那将是多么的灿烂辉煌啊，只要他愿意！那将是多么令人艳羡的形势啊！他没有帝国，也没有军队。没有行省会失去，没有士兵需要去战斗，他不冒任何危险，他没有任何赌注。

弗拉维尼先生：——可是您看看彼得七世。

我：——是的，拿破仑。还有“红胡子”67。每六百年发生一次。这说明什么？彼得七世不会像查理十世那样倒台。一个教皇从来就不会倒台。对他来说，倒台不是一种丧权，而是一种牺牲。当他跪着的时候，他才是最强大的。我回到彼得九世，我寄希望于他。一个明智的国王只是王位上的光明，一个明智的教皇则是祭台上的光明。

12月19日

从1829年到1838年这十年间，有三十三个教士和三十三个律师出庭。据统计，一共有四万零四百四十七个教士，八千四百九十三个律师。在同一个时期，在执达员和公证人中，犯罪率上升；在那些被称为“不臣服于任何君主的人”当中犯罪率则下降了。（参看1846年12月18日《箴言报》发表的统计数字。）

12月30日

阿尔纳尔68最近差点疯了。他有一个情妇，他爱她爱得发狂。这个女人骗了他的钱财。她变富了以后，对他说：“我们的事该结束了，我们的情况是不道德的，一个正派的人向我求婚，我就嫁人。”阿尔纳尔很抱歉。那美人又说：“我给你优先权，娶我吧。”阿尔纳尔结过婚了。那女人离开了他，成了一个资产者。他痛苦万分，但这并不妨碍他每天晚上在沃德维尔演他的小丑戏。他嘲笑自己的丑陋、老朽，嘲笑自己的麻脸，嘲笑所有他无法取悦心爱的女人的缺陷，他让观众捧腹，他的心死了。可怜的丑角！在一个丑角的欢乐中有多少永远无法治愈的伤痛啊！逗乐是一种多么悲伤的职业啊！

12月31日

昨天，在歌剧院首演《罗伯特·布鲁斯》。斯多尔兹太太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一个坐在正厅前座的观众对着她高声喊：“坏女人！”69

这一年就这样结束了。

当代事件

撇开名人不说，萨尔旺蒂先生属于拉罗斯福哥70家族的小房的后裔。同样的滑稽可笑，同样的虚荣心；同样的骑士风度，同样的宽厚本性，同样的文学才华。在童年时代，萨尔旺蒂先生曾被拿破仑中学开除。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他是他的班级在食堂的朗读员。有一天，他异想天开地写了一篇军队获胜的通报，并在晚饭时读给同学听，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呼。这是1812年的战争时期。第二天，《箴言报》上没有胜利的消息，而是完全相反的报道，年轻的萨尔旺蒂被学校开除了，而且所有的中学都不接收他。而他后来当上了大学老师。

盖尔太太把他带到盖太太那儿时，他二十三岁，从此他进入了社交界。在他的抽屉里没有四个手帕。盖太太对盖尔太太说：“唉，亲爱的，您的这个小家伙太可笑了，要把他改造过来。”盖尔太太叫道：“老天爷，别让他改掉！否则他还剩什么？他就是通过这个样子才能成功。”

他果然是这样成功的。

他当过大臣、院士、议员、子爵、大使，获得过荣誉勋章。

当时，有一个叫加斯曼的理发师经常写一些方言诗。1846年12月的一天，他竟然给这个加斯曼写了一封信，并在报纸上发表了这封信。这封信的开头是这样的：我亲爱的同行。

吉拉尔丹太太问：“是作为理发匠吗？”

盖太太同我谈到他：“他的一绺顶发、髋部的姿势、举止、滑稽可笑的动作使他充满了细节上的精妙。他的可笑本身就是处世方法。他的可笑笨拙是看得见的，而他的机智巧妙则是隐藏着的。”

当代事件

今年，玛蒂尔德·德米多夫人公主写信给俄国皇帝，并把一绺金发放进信封里：“陛下，这是我丈夫从我头上拔下的最后一把头发。”

1846年

小勒潘特尔是个滑稽的胖家伙。六十岁了，他还在做一个浪子的所有荒唐事。他有七八个孩子，由他的哥哥大勒潘特尔照顾。他负债累累，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从家里到剧院的路上，他逢酒馆就进去喝一杯。还有一件讨厌的事令他漂亮的同事维尔麦太太很不快，他总是在台上掏裤裆，是因为他的肛门有病，后来给他换了一个银制的肛门。1846年他只有一个包金肛门了，因为他把银肛门送进了当铺。

1846年秋天，有一场演出令巴黎大哗。演员是一些裸女，只穿一件粉红色紧身衣和薄纱裙，做着“舞台造型”，还有几个男人在中间串联数组造型。演出是在圣马丁门和杂技场进行的。我有一天出于好奇去看了演出，我走进圣马丁门剧院里，插一句，那里将重新上演《吕克莱丝·波基亚》。舞台监督维尔莫对我说道：“我带您去女眷室。”他把我带进幕布后的一个地方，由布景照明灯照明，那儿有许多布景撑架。

有二十来个男人在那里来回奔忙，有作者、演员、剧场消防员、置景工；在这些男人当中，有七八个裸女也在来回奔忙，她们个个平静如水。粉红色丝质紧身衣从脚裹到脖子，薄而透明，使人不仅能看见她们的脚趾、肚脐、乳头，还能看清皮肤上的血管和颜色。紧身衣到了下腹部就变厚了，只能看清轮廓。给她们当助手的男人们也是如此打扮。这些人都是英国人。

每隔五分钟，幕布就被拉开，他们做出“造型”。为了“造型”，他们在一个宽大的旋转圆台上做各种固定的姿势。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躺在下面操纵这个圆台。男人和女人穿着薄纱和美利奴毛料做的奇装异服，远处看奇丑无比，近处看下流无耻。这是些粉红色的雕塑。当圆台转了一圈，把雕塑的每一面都展现给在暗处的观众，幕布就拉上了，再准备另一个造型，过一会儿又开始了。

这些女人中有两个特别漂亮。有一个很像雷伊太太，1840年她在《吕伊·布拉斯》里扮演王后，这个女人扮维纳斯，她扮演得非常出色；另一个不仅仅是漂亮，可以说是貌若天仙，她那黑黑的忧郁的眼睛、倨傲的嘴唇、高傲又令人心醉的微笑是世上最优美不过的了。我记得她的名字叫玛丽亚。在一个表现奴隶市场的造型中，她充分地表现了一个被赤裸着卖给路人的王后的绝望和泰然自若的痛苦。她的紧身衣在臀部处被撕破了，露出了雪白的肌肤。这些女孩子都是伦敦的穷姑娘，她们的指甲都很脏。

到了后台，她们和置景工、作者谈笑风生，蹩脚地说着法语，整理她们可爱的脸上那些可怕的假饰物。她们的脸上挂着天真无邪或放荡堕落的平静微笑。

当蒙庞西埃先生和公主的婚礼见报后，比利时国王对杜伊勒利宫很不满。他是奥尔良人，但又是科布尔人，就好像他用左手打了他的右脸。

不过，婚礼后，新婚夫妇从马德里去巴黎，利奥波德国王来到圣克鲁，路易-菲力浦国王也在那儿。比利时国王表情严肃而冷淡。晚饭后，路易-菲力浦把他请到王后的客厅，他们谈了很久，利奥波德仍然是一副一本正经的英国人的脸，谈话接近尾声时，路易-菲力浦对他说：“您去看看基佐。”“我不想看他。”“去看看他吧，您看到他以后，我们再继续这次谈话。”

第二天，基佐先生来到利奥波德国王那里，他带着一个装满了文件的公文包。国王接待了他。国王的态度很冷淡，他们关起门来密谈。可能基佐把所有有关婚礼的文件和外交文件都给比利时国王看了，我们无法知道他们之间的事情。可以肯定的是当基佐走出国王的办公室时，利奥波德已经变得和蔼可亲了，尽管还是有点忧伤，临别前，他对大臣说：“我来的时候对您很不满，走的时候对您很满意。在这件事情上，您赢得了我对您的敬重。我原来想责骂您的，现在我要谢谢您。”

这是国王的原话。

桑利斯的主教罗克洛尔先生1772年就进入法兰西学院，1814年仍在学院任职。他几乎到了一百岁。他是一个世俗主教，严肃而自由。1818年他还活着。我记得在那个时期我经常在星期四看见他，当时我很年轻，在弗朗索瓦·德·纳夫沙托先生的推荐下我进了学院的图书馆，他把我当作神童看待，支持我，而他自己也是个神童，我并不是出自虚荣心才提起这件事。我回过头来谈罗克洛尔神父。

我一边看我的对开本，一边通过图书馆大厅的玻璃门看他，当时学院就在图书馆大厅。这是个腰板挺直、精力充沛的老人，他穿着紫色的短大衣和紫色的长袜。他说话时声音洪亮，在公开的会议上也是如此。沃布朗先生当时是大臣，他以往是通过规定来选院士，这次他想通过学院当选院士。他发表了一首沉闷冗长的诗，题名为“最后的恺撒”。他四处拜访，做自我介绍。在第一轮投票时，他有十四票赞成，十六票反对。罗克洛尔先生投了赞成票，他大声说：

“给我另外一个名字。一个大臣第一轮通不过，就根本通不过。”

是居维埃先生代替了罗克洛尔先生。

1846年

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可能都无法利用梯也尔先生。梯也尔先生超出了一个正常政府的范围，他完全无法胜任一场革命。

1847年

1月1日

每年在巴黎要杀死大约十五只得了狂犬病的狗，平均有两人死于狂犬病。

1月2日

四分之一的巴黎人生在医院里。

1月2日

凌晨两点，我从大街上回来。只见皓月当空，月光如洗，天气寒冷，只有六度。天空没有一丝云彩，路上行人稀少，他们大多数是去参加化装舞会回来，急匆匆地走着，鼻子缩在大衣里，眼睛因为风吹的缘故流着眼泪。

在普瓦松尼尔街的街角，有一辆装满柑橘的手拉车停在那儿，用一根蜡烛照明，这是辆可怜的流动售货车在等待天亮。有三个人坐在帆布折凳上，一个老头和两个老妇，他们身上裹着灰色的毯子和破布烂衫，帽子压得低低的，脚放在石板上。这些可怜的人一直守着他们的货，直到早上他们的老主顾光临。他们在那里过夜，还要在寒冷和黑暗中等五个小时。他们说着话，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只是在我走过他们身边时，我听见其中的一个老妇说：“上帝做的一切都是善举。”

1月9日

为修复法兰西剧院成立的委员会只会纸上谈兵，在云里雾里高谈阔论，汇集假设，罗列想象，完全忽视事实。我向他们重申事实，促使他们回到实践中来。我今天对他们说：“先生们，我今天在诗人聚会上充当诉讼代理人。”

当代事件

昨天星期四，即1月14日，我在萨尔旺蒂先生家吃晚餐，他是公共教育大臣。

共进晚餐的还有英国大使诺曼比侯爵；卡拉曼公爵——卡拉曼公爵是个年轻高大的绅士，才智横溢，很多时间花在哲学研究上；还有大杜潘，他的神态总是像一个粗暴的资产者；雷米萨先生，他八天前刚当选为院士，他头脑灵活，精明机智；盖-卢萨克先生，他是法兰西举世无双的化学家，大自然给了他一副农民的面孔；另一个化学家杜马先生也是个有才华的人，他的头发卷得过分厉害，喜欢炫耀法国荣誉勋章的第三级获得者的身份；矮小秃头的圣伯夫；阿尔弗雷德·德·缪塞，他年轻气盛，有金色的胡子，一副聪明相，说起话来总是模棱两可；蓬萨尔先生，三十二岁，五官端正，眼睛大而无光，前额平平，脸上有一圈黑胡子，头发也是黑的，对那些女店主来说他是个漂亮英俊的小伙子，对资产者来说他是个伟大的诗人；米歇尔·舍瓦利耶，他剃着光头，塌脑门，侧面像鸟，身材干瘦；阿尔弗雷德·德·维尼，金头发，侧面也像鸟，但头发很长；维埃内，谈吐举止矫揉造作；斯克里布，他总是心平气和，现在有些忧心忡忡，为了他的一个剧本，那天晚上这个剧正在体育馆上演，剧本失败了；迪普拉蒂，他正在为他7日在学院的失败而垂头丧气；蒙塔朗贝尔，长头发，英国人派头，温和而高傲；菲力浦·德·塞居尔，一个十分健谈的快乐家伙，鹰嘴鼻，凹陷的眼睛，灰头发，模仿皇帝的发式；法布维耶将军和拉帕戴尔将军，他们都穿着军礼服，拉帕戴尔是一副和善的圆脸，法布维耶是塌鼻子的狮子脸；米涅，总是带着冷淡的微笑；居斯塔夫·德·博蒙，褐色的头发，头脑敏捷，意志坚定；阿莱维，总是很羞涩；天文学家勒维里埃脸色红润；维泰，身材高大，笑容可掬，尽管牙根暴露无遗；维克多·勒克莱尔先生，他是院士候选人，今天早上没有被选上；安格尔，桌子到了他的下巴颏，以至于他的白领带和勋章饰带好像是从桌布里出来的；普拉迪埃，长头发，看上去只有四十岁，而实际上他已经六十岁了；奥贝尔，他是歪脖子，彬彬有礼，佩戴着两枚十字勋章。

我站在诺曼比勋爵旁边，他是个很可爱的人物，尽管他当大使时脾气很不好。我给他介绍桌子那头的来宾：安格尔、普拉迪埃、奥贝尔，绘画、雕塑和音乐。

萨尔旺蒂夫人的左边是盖-卢萨克先生，右边是诺曼比勋爵；萨尔旺蒂先生的右边是杜潘先生，左边是雷米萨先生。

1月28日

我失去我的父亲已经有十九年了。

1月29日

目前统治西藏的大喇嘛是一个八岁的孩子，他住在拉萨，这个城市还没有一个欧洲人进去过。

当代事件

英国大使诺曼比侯爵在1847年1月对我说：

“当人们知道了克拉科夫事件秘密的一面，人们就知道了这个：俄国对奥地利说：占领克拉科夫。您要吗？不要？那么我要了。”

我答道：“于是，奥地利让步了，它的勇敢就是服从！它的英勇是一种怯懦！它的侵占是一种放弃！”

诺曼比勋爵五十多岁，身材高大，金头发，英国派头——高雅、绅士、脾气好、衣着讲究。

他曾当过爱尔兰的总督，英国的内政大臣。他还写过两三部小说，他的白领带上佩有蓝饰带，黑礼服上佩戴着钻石勋章。他说法语很困难，但很幽默。

当代事件

昨天2月5日，我去了杜伊勒利宫，那儿有歌剧演出。演出结束后，所有的人都聚到摆着酒菜台子的廊厅里，在那里聊天。

基佐先生日间在议会做了一个庄严、出色、高傲的讲演，是有关我们与英国的冲突的。人们对这个讲演议论纷纷。有些人赞成，有些人指责。

比林男爵先生走过我身边，他向一位太太伸出手臂，我看不见这位太太。他对我说：“您好，您对演讲怎么看？”

我答道：

“我很满意。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个国家的人又重新振作起来。有人说这种自豪是不谨慎的，我不这么看。不要战争的最好方式是不怕战争。您看，两年前英国向美国屈服了，它也会向法国屈服的。我们咄咄逼人，别人就会温和，但如果我们温和，别人就会咄咄逼人。”

正在这时，刚才的那位太太转过身来，我认出是英国大使夫人。

她看起来很生气，对我说：

“！先生！……”

我答道：

“啊！太太！……”

战争到此结束了。但愿英国女王和法国国王的对话也是如此！

2月12日

夏多布里昂太太去世了。

当代事件

夏多布里昂太太2月11日离开了人世。

她身材干瘦，黑皮肤，脸上布满了麻子，很难看，但她很仁慈，并不善良，很有才智，并不聪明。

她与夏多布里昂先生相处很和谐。在我年轻的时候，每次我去看望夏多布里昂先生都有点惧怕她，她对我也不热情。

1847年初，夏多布里昂先生就瘫痪了；雷米卡尔太太也双目失明。每天三点，夏多布里昂先生就被抬到雷米卡尔太太床边，这情景十分感人，也很凄惨，瞎太太寻找瘫先生，他们的手握在了一起，愿上帝祝福他们！他们濒临死亡边缘仍相爱至深。

3月3日

伦勃朗71不喜欢人们近距离地观赏他的绘画作品。他用胳膊肘推着看画的人们，一边说：“一幅画不是给人闻的。”

3月24日

昨天，我写信给拉马丁，谈到他写的《吉伦特派的历史》：“您的书写得非常好。终于由一个历史学家来平等地探讨这场革命了。您恰如其分地写这些伟人把握这些伟大的事件。这些事件是巨大的，您也是伟大的。”

“只是有时为了这场我们热爱的，并为之服务的神圣而正义的人民事业，我希望您能够更慎重一些，您很有能力，完全可以做到；您非常高贵，您也应该做到。我非常高兴这本书获得成功。”

“我从内心深处紧握您的手。”

维克多·雨果

4月6日

昨天，我参观了罗盖特死囚监狱。罗盖特死囚监狱的监狱长名叫布隆先生。

当代事件

死囚监狱并列建造在关押少年犯的监狱旁边，形成生动鲜明的对比。这不仅仅是犯人的开始与终结的对视，也是两种惩罚体系持久的抗衡，即单独囚禁和集体关押这两种体系。从这种面对面的设计我们就能够判断问题。这是单人囚室与多人牢房、老监狱与新监狱之间无声的、暗地里的决斗。

在这一边，所有的犯人混住在一起，有十七岁的孩子和七十岁的老翁，有判十三个月监禁的囚犯和终身苦役犯，有偷苹果的小毛孩和在圣雅克广场被免死罪、被减轻罪行投入土伦监狱的大路杀人犯，有几乎是清白的人和准罪犯，有蓝眼睛和灰白胡子，这样的牢房是一些令人厌恶的、可怕的车间，那些可怕的幽灵在这里肩并肩地干着肮脏不堪的活，没有新鲜的空气和阳光，没有交谈，没有互相关心的目光，有的人老朽得令人震惊，有的则年轻得令人不安。

在另一边，是一座座隐修院、蜂箱；每个干活的人都在自己的单人牢房里，每个灵魂都在自己的蜂房里；这是一栋四层楼的巨大建筑，里面的人都是邻居却从未谋过面；这是一座由无数孤独居室组成的城市，里面只有孩子，他们互不相识，多年来住在一栋房子里互为邻居，却从未听见过各自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他们之间仅隔了一面墙，却如同隔了一道深渊。他们干活、学习、做工、看书、八小时睡眠、一小时休息时间、一小时在四堵墙围住的小院子里游戏、早晚祷告和冥思苦想。

一边是垃圾堆，另一边是文化教育。

您走进一间单人牢房，就可以看见一个孩子站在工作台前，一扇磨砂玻璃窗照亮了工作台，玻璃窗可以打开。孩子穿着肥大的灰粗呢衣服，显得干净、严肃而平静。他停下手中的活计，向来访者致意，您向他提问，他目光严肃、语气温和地回答您的问题。有的孩子在做锁，每天做十二把锁；有的为家具雕刻，以及诸如此类的活计。有多少工种就有多少车间，有多少车间就有多少走廊。另外，孩子还会读书和写字。他在监牢里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有一个老师。

但是，不应该认为过度的温和使这座监狱作为惩罚手段效力不大。事实不是这样，它其实显得十分悲惨，所有的囚犯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神态。

这座监狱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批评。单独囚禁制度刚开始实行，还有许多方面有待完善和改进。目前的状况虽然不够完善，还有不少缺陷，但与集体囚禁制度相比它还是令人赞赏的。

囚犯在各方面都受到限制，只有干活是自由的，于是犯人便对自己的工作发生兴趣，无论这工作是什么。这样，一个贪玩的、厌恶一切工作的顽童变成了一个勤奋的工人，这是因为活少使人厌倦，而活多则使人高兴。

当人被囚禁时，可以在最枯燥的工作中找到乐趣，就如同在最黑暗的地窖里可以找到光明一样。

4月5日，我参观了监狱，我对陪伴我的监狱长说：

“现在你们监狱里关押了死囚吗？”

“有，先生，他叫马吉，他曾经试图用刀杀死一个名叫苔丽丝的姑娘，想抢劫她。”

我说：“我想同他谈谈。”

监狱长说：“先生，我完全听从您的吩咐。但是，我不能为您引见死囚。”

“为什么？”

“先生，警方规定我们不许任何人进入死囚牢房。”

我接着说：

“监狱长先生，我不知道警方的任何规定，但我知道法律的规定。法律将监狱置于法庭的监督之下，将大臣置于贵族院议员的监督之下，贵族院议员可以被指定去评判监狱。如果有监狱发生滥用权力的行为，立法者可以进去审查。在死囚牢房也可能存在不良现象，进去审查是我的职责，而开门则是您的职责。”

监狱长没有反驳我，带我去了死囚牢房。

我们沿着一个小院子走，那儿有一些花草，一条回廊环绕着院子。这是死囚散步的场所。有四座高楼围着院子。在回廊一侧的中央有一扇铁皮大门，一个看守打开了这扇门，我们来到一个铺着石块、黑暗的穿堂。我看见前面有三扇门，一扇在正对面，另两扇在左右两边；三扇沉重的门都开了一个带铁栅的小窗口，装上了巨大的铁架。这三扇门对着三间死囚牢房。这些死囚在第二次向最高法院上诉请求赦免后等待着命运的结果。一般是缓期两个月。

监狱长对我说：“这些牢房只有两间同时有犯人。”

有人给我打开了中间那扇门，这间牢房现在关押着死囚。

我走了进去。

在我走进牢房的同时，里面的人也迅速站了起来。

这个人站在房间的尽头，我首先看见的就是他。一束惨淡的阳光从他头顶上带通风罩的大窗户射进来，从背后照亮着他。他光着头和脖子，脚上穿着鞋，身上穿着褐色呢裤和囚犯的紧身衣，灰色粗布做的紧身衣的袖管在胸前打了个结。透过衣服可以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个塞满烟丝的烟斗。当门打开时，他正要点燃烟斗，这个人就是死囚。

从窗户可以看见一点正在下着雨的天空。

一阵沉默。我过于激动，一时张不开口说话。

这是一个年轻小伙子，显然还不到二十二或二十三岁。他的头发是栗色的，自然卷曲，剪得很短，胡子没有剃，他的眼睛大而漂亮，目光却很猥琐下流，他鼻梁塌陷，耳后骨宽大，这是恶的标志。他的额角低，嘴巴丑陋，左脸下部因不安而肿胀；他脸色苍白，整个面孔显出惊魂不定的神态。不过，当我们进来时，他竭力挤出微笑。

他站在那儿，他的床在左边，这是张凌乱的破床，刚才他可能还躺在床上；右边有一张漆成黄色的小木桌，上面有一块漆成圣安娜大理石色的木板。桌上有几只上釉的粗陶碗，碗里装着清煮蔬菜和少许肉，还有一块面包和一只装满烟草、打开着的皮烟袋。桌旁有一张铺着麦秸垫子的椅子。

这里不再是往日巴黎裁判所那些可怕的牢房，这间牢房相当宽敞明亮，粉刷成黄色，有床、桌、椅子，我们的左边有一个陶器炉子，装在墙角面对窗户的一块木板上堆满旧衣服和陶瓷碎片。在另一个角落里，有一把方椅，代替以前黑牢里肮脏的老式斗形座。所有的东西都很干净，或者说基本上很干净，摆得井然有序；牢房里空气流通，也打扫过，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市民气息，使所有的东西失去丑和美。房中有双重铁条的窗户打开着，两根固定的小铁链挂在囚犯头上方的两颗钉子上。

靠近炉子站着两个人，一个佩带军刀的士兵和一个看守。总是有两人日夜不停地看守着死囚，每三小时换一班。

最初我并没有看见这整个场景，因为死囚本人吸引了我所有的注意力。

帕雅尔·德·维勒纳夫先生陪着我，是他首先打破了沉默。

他指着我说：

“马吉，这位先生来看望你。”

我接着说：

“先生，如果您有什么要求，我在此洗耳恭听。”

死囚点头哈腰，露出令人难受的笑容，他回答我说：

“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先生。我在这里很好。这些先生（他指着两个看守）对我很友善，很愿意与我交谈，监狱长先生也经常来看我。”

我又问：

“您在这里吃得怎样？”

“很好，先生，我有双份口粮。”

沉默了一刻他又说：

“我们有权得到双份口粮，我还有白面包。”

我看了看面包，果然很白。

他接着说：

“监狱的面包是我唯一不能适应的东西。在我被关押在圣贝拉吉的时候，我们组织了一个年轻人的团伙，与旁人不打交道，争取得到白面包。”72

我又问：

“您在圣贝拉吉比在这儿好吗？”

“我在圣贝拉吉很好，在这里也很好。”

“您说与其他人不来往，您说的‘其他人’指的是谁？”

他答道：

“指那里的大多数人。”

这个死囚是沙巴奈街一个看门人的儿子。

我问他：

“您的床舒服吗？”

监狱长掀起被褥，对我说：

“先生，您看，一个床绷、两床褥子和两条毯子。”

马吉补充道：

“还有两个长枕。”

我又问他：

“您睡得好吗？”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很好。”

床上有一本打开的不成套的书。

“您看书？”

“是的，先生。”

我拿起书，这是一本上世纪印刷的《地理和历史简编》。这本书的头几页和书皮都没有了，书翻开在康斯坦丁湖的那一页。

监狱长对我说：

“先生，是我借给他这本书的。”

我转向马吉：

“您对这本书感兴趣吗？”

他答道：

“是的，先生。监狱长先生还借给我《拉贝鲁斯和柯克船长游记》。我很喜欢这些伟大的航海家的冒险经历。我已经看完了这本游记，但我还愿意再看一遍，一年后或十年后我将愿意再看一遍。”7374

他不说“我可能再看”，而是说“我将再看”。这个年轻人是个能说会道的家伙，而且说话时带有自鸣得意的味道。“伟大的航海家”是他的原话，他说话用的是报刊风格。在后来的谈话中，我注意到了这种缺乏自然的风格。一切都在死亡面前消失了，除了装腔作势之外，善良消失了，恶意消失了，善人变成了苦人，粗暴的人变成了温和的人，装腔作势的人仍然是装腔作势的人。真奇怪，死亡降临到你身上，却没有能使你变得单纯。

这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可怜人。他有点艺术细胞，但实在太少，虚荣心又使他丧失了这太少的艺术细胞。他好出风头，好享乐，有一天早上，他在父亲的五斗橱里偷了一百法郎；第二天，他玩乐了一整天，美餐佳肴，进戏院，放纵一时，他杀了一个姑娘，想抢劫她的钱财。这走上犯罪道路的可怕梯子有许多梯级，从偷家里的钱到杀人，从父亲的责备到断头台，像拉塞奈尔和布尔曼这样的恶棍用了二十年时间才从梯子上走下来，而这个年轻人昨天还是个孩子，却一步跨完了梯子。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正如院子里一个以前的小学教师、现在的苦役犯说的那样，他“跨越了所有的梯级”。

这样的命运是一个什么样的深渊啊！

“难道您没有任何办法生存下去了吗？”

他抬起头，自豪地回答：

“有能力生存，先生。”

他接着说下去，我没有打断他的话：

“我为家具绘画，我还深造过，想当一个建筑师。我叫马吉，我是勒·杜克先生75的学生。”

他想说的是维奥莱-勒·杜克先生，罗浮宫的建筑师。在他后面的话中，我注意到他颇为得意地说出马吉、勒·杜克先生这几个名字。

他没有停下来：

“我创刊了一份以木器工人为对象的画报。我完成了几幅版画，还想给织挂毯的工人提供一些符合职业规范的文艺复兴风格的绘画，他们从来没有过这种东西，以往都是一些不合适的流行版画。”

“您的想法很不错，但您为什么不付诸实施呢？”

“没有成功，先生。”

他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接着又补充道：

“不过，我不能说我缺钱，我有才能，我卖画，我当然能卖掉我想卖的那些画。”

我忍不住问他：

“那为什么？”

他明白我的意思，接着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脑子里产生出了这个念头。直到那致命的一天，我还不敢相信自己敢这么做。”

说到致命的那一天，他停住了，然后又带着无所谓的口吻说：

“很遗憾这里没有我的画，否则我会拿出来给您看的。我也画风景画。勒·杜克先生教过我水彩画，我擅长西塞里风格，我画的作品有人会打赌说是出自西塞里先生之手。我非常喜欢绘画，在圣贝拉吉，我为好几个伙伴画肖像，都是用铅笔画的。监狱不允许我带水彩盒进去。”

我脱口问道：

“为什么？”

他犹豫片刻，我有点后悔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似乎看出了原因所在。

他又说：

“先生，这是因为他们考虑颜料里可能有毒，其实他们想错了，这是水彩颜料。”

监狱长问：

“但是，在朱砂里有铅丹吧？”

“这有可能，”他说，“事实是他们不愿意我带进来，我只能用铅笔，那些肖像画还是很酷似真人的。”

“在这里，您做些什么？”

“我有事做。”

他想了一会儿，接着说：

“我可以画画。这个（他指了指囚衣）不妨碍我作画。在必要的时候，我完全可以画（他说着挥动了一下袖管下的手）。再说，这些先生（他指着看守）对我很好。他们已经允许我挽起袖管。但我做别的事，我看书。”

“您大概也见指导神父吧？”

“是的，先生，他常来。”

说到这里，他转向监狱长：

“但我还没有见过蒙戴斯神父。”

从他嘴里说出这个名字，我有一种不祥之感。我一生中见过一次蒙戴斯神父，那是一个夏日，那天阳光灿烂，在交易所桥上，他坐在将卢维尔76送往断头台的马车上。

监狱长已经回答说：

“啊，当然，因为他老了，他有八十六岁了；可怜的老人尽其所能履行职责。”

我说道：

“八十六岁！要的就是这个，只要他还有力气。到了这个岁数，人与上帝更接近了，会说出美妙的话语。”

马吉平静地说：

“我很乐意见他。”

我对他说：

“先生，要有信心。”

他又说：

“唉，我没有泄气。首先，我已上诉最高法院请求赦免。对我的判决有可能撤销，我不是说这判决不公正，只是有点过于严厉了，应该考虑我还年轻，从轻处罚，而且我在给国王的申诉书上签了字，我父亲来看我时劝我放心。勒·杜克先生亲自把申诉书呈交国王陛下。勒·杜克先生对我了如指掌，他很了解他的学生马吉，国王一般不会拒绝他的要求。不赦免我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我不把话说绝，只是……”

他停住了话头。

我对他说：

“是的，要充满希望。您在这里一边有法官，另一边有您的父亲。您在上天也有您的父亲和法官，那就是上帝，他在感到有必要给您判罪的同时不会不考虑到需要宽恕您。满怀希望吧！”

马吉说：

“谢谢，先生。”

又是一阵沉默。

我问他：

“您想要什么？”

“我想出去散步，比以往更经常地能够出去散步。就这些，先生。我每天只能出去一刻钟。”

我对监狱长说：

“这太少了。为什么？”

监狱长答道：

“因为我们责任重大！”

“怎么！如果两个看守不够，就派四个看守好了。不要拒绝给这个年轻人一点空气和阳光。散步的院子在监狱中央，到处是门和铁栅栏，周围高墙林立，四个看守加上强制性的囚衣，每个边门有哨兵，两条巡逻道，六十尺高的围墙，您还担心什么？囚犯要求在院子里散步就应该给他这个自由。”

监狱长一边鞠躬一边说：

“您说得对，先生，我按照您说的做。”

死囚感激地谢我。

我对他说：

“我要走了。转向上帝吧，勇敢些。”

“我会勇敢的，先生。”

他送我到门口，门重新关上了。

监狱长让我进入右边的单人牢房。

这间牢房比刚才的那间要长一些，只有一张床，床上有只粗陶罐。

监狱长对我说：

“这里关过布尔曼。他在这里度过了六个星期，在这块地板上走坏了三双鞋，还踩坏了地板。他不停地走，每天在牢里走十五法里，这是个可怕的人物。”

我问道：

“您这里关过约瑟夫·亨利吗？”

“关过，先生，不过是关在医务室里，因为他病了。他总是不停地写，给掌玺大臣写信，给总检察官写信，给大法官写信，给贵族院大臣写信，写的信都是四页纸，字写得小而密。有一天我笑着对他说：‘幸亏您不用看您自己写的东西！’显然，没有人会看这些信，他是个疯子。”

我走出监狱时，监狱长指给我看两条巡逻道。高墙林立，青草稀落，每三十步一个岗亭，令人不寒而栗。

他指给我看在死囚的窗下有一个广场，去年两个站岗的哨兵开枪自杀。他们把枪口放进嘴里，脑袋开了花。现在还可以看到岗亭上的两个弹眼。冬日的雨水已经洗掉了墙上的血迹。其中一个士兵自杀的原因是巡逻的长官看见他没带枪，他把枪放在了岗亭里，长官走过来对他说：“关半个月禁闭。”另一个士兵为什么自杀一直还是个谜。

4月10日

卡斯泰拉纳太太突然死亡。

那天晚上她在家里宴请众人。开饭前一刻钟，她穿戴完毕，突然她叫了一声：“啊！我的上帝！”接着她又说：“去找我的女儿来。”她的女儿孔塔德太太住在同一座房子里，也就是圣奥诺雷区57号。孔塔德太太急匆匆地赶到。

她问道：“母亲，您怎么了？您不舒服吗？”

卡斯泰拉纳太太说：“不，我要死了。”

过了一会儿，她就断气了。这是个和蔼、才智过人的女人，她使莫雷先生陷入绝望之中，她曾是夏多布里昂先生的情妇，很受宠爱。

这一两年来，她患了水肿，两腿都肿得厉害，她是死于水肿。她曾经美丽非凡，但很早就不为自己的美丽而自鸣得意了。有一天，她对我说：“当我走进客厅时，我已经习惯人们的惊叹：她真是美极了！一天，我和我女儿（她现在是孔塔德侯爵夫人，她长得很迷人，尽管嘴巴有点难看）去大法官家里我看见人们也惊叹，但是对象是我的女儿，我很高兴又很悲伤，从此我不再自以为是了。”

她非常迷恋爱情。盖太太曾这样谈到她：“她在给穷人一个苏的时候，都要努力让这个穷人爱上她。”

5月28日

雅克·德·维特里主教是这样形容他那个时代的巴黎大学学生的：

英国学生胆小、酗酒，

法国学生疯狂、女人气、高傲，

普瓦图人阴险、吝啬，

勃艮第人粗鲁、愚蠢，

布列塔尼人易变、轻浮，

伦巴第人恶毒、胆怯、吝啬，

罗马人粗暴、残忍、好骚乱、总是摩拳擦掌，

西西里人专横、残忍，

布拉邦特77人经验丰富、善偷、纵火、暴躁，

弗来米人奢侈、摆阔、爱美味佳肴、放荡。

5月29日

中国人没有墓地。当一个人死后，人们就把他抬走；一个巫师走在棺材前面，巫师停在哪儿，死人就葬在哪儿，哪怕是在路中央。这个简单的细节就足以维持中国的现状。道路堵塞，行车困难，一个难以进入的国家。

当代事件

7月6日

蒙庞西埃先生昨夜在万森林园的米尼姆公园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晚会。

晚会很美，很迷人。这场晚会使亲王花费了二十万法郎。人们在树林里支起了无数的帐篷，这些帐篷是从家具储藏室、法兰西武器库借来的，有些还是历史上有记载的。这些东西就花去了一万法郎。这些帐篷里有摩洛哥皇帝的帐篷，这顶帐篷是在伊斯利战役缴获的，三年前放在杜伊勒利宫展览过，是放在建在大水池里的地板上展览的。还有阿卜德-埃尔-卡迪尔的帐篷，是和他的全班人马一起捕获的，这顶帐篷非常漂亮，带有丝织的红黄图案；还有一顶帐篷是君士坦丁的贝伊的，帐篷的式样非常华丽，最后还有萨利姆苏丹献给拿破仑的帐篷。

最后这顶帐篷使其他所有的帐篷都黯然失色。从外面看，这是一顶普通的帐篷，引人注目的只是帐篷上的一些小窗户，窗框是用绳子做的，每一边有三个窗户。走进去才别有洞天，好像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金锦缎首饰盒里，在金锦缎上有奇花异草和千变万化的装饰图案。走近看窗上的绳子，都是最漂亮的金银花边，每扇窗户都有锦缎遮阳棚，帐篷的外层是丝质的，带红蓝相间的粗条纹。如果我是拿破仑，我愿意把我的行军床放在这个充满花和金银的帐篷里，在瓦格拉姆、伊埃纳、弗里德兰战役的前夜睡在这帐篷里。

人们在里面胡乱摆放的那些丑陋的桃花心木家具使这些漂亮绝顶的帐篷逊色不少。

蒙庞西埃先生兴致勃勃地热情款待来宾。

人们在一个巨大的挑棚下跳舞，公主们都站在挑棚下，只有奥尔良公爵夫人除外。奥马尔公爵先生特意从布鲁塞尔赶来参加这次晚会。玛丽-克里斯蒂王后在她的女儿蒙庞西埃夫人身边，她风韵犹存，只是过于肥胖，头发也都花白了。

餐桌摆在其他的帐篷里，桌上有大量的清凉饮料，酒菜台子到处都是。四千多来宾看上去既不算多，也不算少，没有拥挤和嘈杂。女人不多。

晚会有一种出色的军事气派。两门路易十四时期的青铜大炮充作进口大门的柱子，到处都有万森的炮兵用手枪的帽头做的矛柱。

公园的主道用彩色玻璃照明，人们好像在树丛中看见了仙女们的绿宝石和红宝石项链。放眼看整个主道，就好像看到了缩小了的7月29日那天灯火辉煌的香榭丽舍大街。有三棵高大的杨树被灯光映照在黑暗的天空上，显示出一种神奇的效果，令人惊叹。树枝和树叶随风飘动。

在主道的两旁，人们竖起了一些炮兵博物馆的哥特式全副甲胄；有一些靠在橡树和椴树上，有一些则是直立着的，手握长矛，脸甲压低，坐在模拟的战马上，这些马身披马甲，佩戴着徽章，架着鞍辔，戴着发亮的头甲。这些钢制的塑像戴着面具一动不动地竖立在晚会上，周身闪闪发亮，光芒四射，令人眼花缭乱，又有一种恐怖的气氛。

大家跳的是由人唱的四组舞曲，没有比这些在远处的树林里唱温柔欢快的曲子的童声更可爱的了。就像骑士在这森林里听见了仙女的歌声而受到诱惑，永远不愿离开了。

人们在树下吊了许多中国灯笼，这些灯笼看上去像发亮的大橙子，没有比这些在黑树枝上突然开放的火果实更令人奇怪的了。

小号声不时地打断晚会的嘈杂声。

在主道的尽头，炮兵们悬挂了一个用通条做成的荣誉勋位的星形标志。他们在矮树丛里放了一堆堆圆炮弹、迫击炮和榴弹炮做椅凳。两座巨大的攻城炮守卫着十字勋章，下面是国王和王后的半身石膏塑像。

我看见大群的人在这里面穿梭，其中有奥贝尔、阿尔弗雷德·德·维尼、亚历山大·仲马和他的儿子、泰勒、查理·杜潘、泰奥菲勒·戈蒂埃、梯也尔、基佐、罗特希尔德、达鲁伯爵、弗朗克-卡雷院长、古尔戈将军、拉格朗热将军、圣庸将军、费震萨克公爵、埃贝尔掌玺大臣、克拉翁亲王、警察局长、诺曼比勋爵、纳瓦埃斯、瓦朗斯公爵、商务大臣、库宁-格里丹纳先生，还有许多议员和大使。大家互相交谈着。

埃贝尔先生走过来同我说话，他一本正经地说着，滔滔不绝地引用警句格言，这是他的爱好，他说起话来就像罗什福的作品片断，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突然他打住话头，问我：“您把这个大臣公园叫什么？”我答道：“像您说的那样！就叫它格言公园。”

有两个穿白呢斗篷的阿拉伯人，君士坦丁的法官和布-马萨。布-马萨有一双漂亮的眼睛，但目光下流；有一张漂亮的嘴巴，但笑起来很难看，看上去是个靠不住的、凶猛的人。这人身上兼有狐狸的狡猾和老虎的凶猛。不过，我看见他有一刻表情很柔和，在那一刻他以为自己是一个人在树林里，他走近阿卜德-埃尔-卡迪尔的帐篷，仔细地打量它，他好像在对它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布-马萨很年轻，他看上去有二十五岁。

凌晨一点，人们放焰火，孟加拉的烟火照亮了森林。人们先给公主们上菜，所有的女人都坐着吃，男人都站着用餐。吃完后，大家又开始跳舞。我很遗憾没有等到晚会结束，我很想通过这些黑压压的树枝，在这即将结束的晚会上，看到从暗淡下来的灯彩、奄奄一息的灯饰、疲倦的舞者、被花、钻石和灰尘包围的女人、苍白的面孔、昏昏欲睡的眼睛、弄乱了的打扮中升起的第一束那么惨白、那么暗淡的晨光。

另外，我相信这个晚会在我心里留下了一种不安的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半个月以来人们都在谈论它，巴黎人很关心这次晚会。昨天，从杜伊勒利宫一直到王宫的棚栏前，三层人海挤满了沿河大街圣安东尼街和圣安东尼区，为的是亲眼目睹晚会来宾的车辆通过。每时每刻，人群都向那些打扮得雍容华贵的车里人狠狠地骂不绝口，好像给这一时的灿烂辉煌蒙上一层仇恨的云彩。

每个回来的人都要诉说自己的经历。他们嘲骂路易·布朗基78和阿萨尔，朝托尼·若阿诺的马车吐唾沫，往纳瓦埃斯将军的车上扔土块。泰奥菲勒·戈蒂埃一贯很平静，无动于衷，对这件事也陷入沉思，预感不妙。

但是这次晚会看上去没有什么失策之处，不会有什么不得人心的地方；相反，蒙庞西埃先生在自己花了二十万法郎的同时，让别人花费了一百万法郎。这样，在目前这么贫困的时刻，一百二十万法郎投入流通，对民众有利，民众应该满意。然而，事实不是这样。

奢侈是大国和伟大的文明的一种需要。但是，在某些时刻，不应该让民众看见它。可是，看不见的奢侈是什么奢侈呢？这是个问题。在暗处的豪华，默默无闻的挥霍，不显露的排场，不伤任何眼睛的富丽堂皇，这可能吗？应该好好想想这一点。在艰难困苦的时刻，向民众展示奢侈，民众的头脑还是孩子的头脑，会很快越过无数级，他们不会说这奢侈使他们能够活下去，对他们有利，这奢侈是必需的。他们会说他们在受苦，而这些人在享乐；他们会问为什么这一切不属于他们。他们观察这些事物时，不是以他们的贫穷来观察，他们的贫穷需要工作来解决，因此也就需要富人，而是以羡慕和嫉妒的心情来观察。别以为他们会从这里得出结论：这一切顶我几个星期的工资。不，他们想要的不是工作，不是工资，而是休闲，享乐，车，马，仆从，公爵夫人。他们不是要面包，而是要奢侈。他们把颤抖的手伸向所有这些辉煌的现实，可是如果他们真正触摸到这些现实的话，这些现实就只是一些影子了。当所有人的贫穷夺取了少数人的富有的那一天到来时，黑夜就降临了，人们会变得一无所有。

所有的人都一无所有。

这一点充满了危险。当人群用这种目光看富人的时候，他们的脑子里转动的不再是思想，而是事变。

最使民众恼火的是王子们和年轻人的奢侈。事实上，很显然后一部分人不费力气就能得到奢侈，而前一部分人没有时间得到奢侈。他们认为这不公平，因此他们很气愤；他们不想一想这种生活的不平等证明了另一种生活的平等。

平衡，公平：这就是上帝的法律的两个方面。他在物资和肉体的世界里为我们指出了第一个方面，在心灵的世界里为我们指出了第二个方面。

7月29日

一年后，我发现原来订的写作计划几乎不可能完成。我感到很遗憾，因为这计划本来是会很新奇有趣的。但是，这样一本书缺乏生活和自然。怎么能够冷静地把每天知道的事情写下来？要通过激动、激情、事件、烦恼、灾难、事变、纷扰的生活来做这些怎么可能？再说，被感动，就是在学习。当人们每天写作的时候，只能记下那些感动你的事情，不可能干别的。这就是我每天所做的，我尽可能在这部记事中做到不带个人色彩。

我写这些的时候，想到我那死去的女儿，快四年了，我的心和灵魂转向上帝。

8月2日

国民公会议员塞尔让-马尔索于7月25日在尼斯去世，终年九十七岁，他当过罗伯斯庇尔的秘书。对处死路易十六他投了赞成票。他还说如果这件事要重新投票的话，他还会那么做的。

8月3日

有一个老大学生名叫勒克，这个可怜的家伙有头脑，心地善良，他本来是前途远大的，可是他把远大的前途泡进了酒里，三十五岁就离开了人世。

他去世前，在他经常消磨时光的咖啡馆里，他劝诫年轻人要努力工作，持之以恒。他悲伤地说：“我是一座挂在房子正面的钟，向所有的人指明时间，唯独不向房里的那个人指明时间。”

8月4日

凡尔赛的那座断头台从1793年启用，现在已经用坏了。人们换了一个新的，没有以前的那座高。前天，第一次用新断头台处决犯人，这个犯人是个杀人犯，名叫托马斯，行刑时他发出可怕的叫喊声。

凡尔赛有了它的第二座断头台，希望它不再用第三座了。

8月18日下午四点

我刚得知一个消息：普拉兰公爵夫人昨夜在她的公馆圣奥诺雷区55号被杀身亡79。我准备写下一些特别的情况。

8月20日

为了羁押普拉兰先生，明天贵族院召开会议。

8月21日（会上记录）

两点零七分，公开会议开始。掌玺大臣埃贝尔登上讲台，宣读组成贵族院的布局安排。

在议会大厅的专席上有一些妇女。在西边的席位上有一个胖男人长得很像帕尔芒蒂埃，他是秃头，红红的脸膛，有一刻他吸引了议员们的注意力。

大法官令坐在专席上的人退走，总检察长德朗格勒和代理检察长布雷松穿着红袍走进来。大法官发现专席没有完全撤空，尤其是记者席，他生气了，向执达员发命令。专席好不容易才撤空。

普拉兰先生昨天被捕，根据大法官的命令被关押在议会的监狱里。布瓦西先生反对这样做，蓬泰库朗先生、库赞先生和波塔利斯先生，还有大法官，赞成这一法律行为是合法的。

为了感谢蓬泰库朗先生和库赞先生对他的支持，大法官向议会建议让他们参加预审委员会。

今晨破晓时，普拉兰先生被监禁。

正是普拉兰先生在7月17日将笔递给我，让我在泰斯特先生和古比埃尔先生的判决书上签字。一个月以后，也就是8月17日，他用匕首在他自己的判决书上签了字。

普拉兰先生身材不高，相貌平庸。他的模样很温和，但很虚假。他的嘴巴很丑，笑起来样子很可怕；他有一头灰白的金发，脸色苍白，一副英国人的神态；他不胖也不瘦，不漂亮也不丑，他的手又大又丑。他的表情总是想说他没有说出的事情。

我平生只同他谈过三四次话。最后一次，我们是在一起上楼梯，我告诉他如果不赦免迪布瓦·德·热纳，我会向陆军部长质询，迪布瓦·德·热纳的兄弟曾当过公爵的秘书，他表示赞同我的意见。

他并没有妥善地处理迪布瓦·德·热纳这件事。他很轻率地打发了迪布瓦。公爵收下他写的请愿书，答应他将亲手交给国王，而他只是把请愿书丢进了邮筒。

普拉兰先生在议会上从不发言，但他在一些诉讼中的投票都很严厉。在泰斯特一案中，他的态度非常强硬。

1830年，我有时在马米耶侯爵那儿见到他，他当时还是普拉兰侯爵，他的父亲还活着。我当时注意到侯爵夫人，她很胖，与瘦瘦的侯爵形成对比。

可怜的公爵夫人被刀剁碎了，被枪托猛击头部而死。保安局接替维多克的阿拉尔说：“干得很糟；职业杀手要干得好得多，这是个上流社会的人干的。”最初的怀疑就是这样产生的。

会议开完后，我去了阅览室。我们又针对在法院判决前逮捕普拉兰先生的合法性进行了讨论，参加讨论的有诺瓦耶公爵、布里萨克公爵、蓬杜瓦伯爵、塞吉耶首席院长和我。所有的人都同意我的意见，除了塞吉耶先生。

我对诺瓦耶公爵说：“大法官和其他人为了掩盖这一违背宪章的决定找出的理由只是一些革命的理由：必要性、国家利益，等等。如果这些理由确立，皇家的不可侵犯性就不存在了。如果国王犯了和普拉兰先生同样的罪行，您知道人们会怎样做吗？”

诺瓦耶公爵迅速地回答我说：“逮捕他。”

“然后呢？”

“审判他。”

“审完后呢？”

“送他上断头台！”布里萨克老公爵吼道。

诺埃伯爵在衣帽间对我说：“您明白吗？他点着了火烧自己的睡衣！”

我对他说：“他是有东西要烧，但不是他的睡衣，而是他的头脑。”

有六十多个议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上个月，军队在古比埃尔将军身上遭受了一次打击，法官在泰斯特院长身上遭受了一次打击；现在，贵族在普拉兰公爵身上遭受了打击。

不过这一切都应该结束了。

8月22日星期天

在杀人命案的前一天晚上，人们还可以从哈尔莱街勒麦尔太太家的德露兹小姐房间的窗户上看见公爵从乡下带给德露兹小姐的瓜果、花束和水果篮。

公爵现在病得很厉害，听说他服了毒。刚才我听见一个小店主说：“我的天，但愿别杀了他！每天早上在报上看这件事的报道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乐趣！”

大法官在议会秘密会议上发言时声称“议会要履行的责任对议员来说从来没有这么令人悲伤，对我来说从来没有这么艰难”。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声调都变了。在开会之前，他也来到阅览室，我向他问好，并与他握手。老大法官很痛苦的样子。

大法官还对我们说：“自杀和逃跑的谣言已经在流传。议员先生们可以放心，预防措施很周全，罪犯，如果判他有罪的话，不可能以任何方式逃避他应该受到的法律惩罚。”

听说总检察长德朗格勒已经向至交密友透露了一点事情的真相，描绘了杀人现场：这里是华贵的家具、金色的流苏、丝质的帷幔，等等，那里是一摊血；这里是打开的窗户、晨曦、树木、一望无际的花园、小鸟的歌唱、太阳的光芒，等等，那里是被杀的公爵夫人的尸体。鲜明的对比。德朗格勒自己已经对这件事入了迷，对自己的描绘也着了迷。

17日那天，德露兹小姐在勒麦尔太太家的女佣餐桌上吃了晚饭。她脸色苍白，显得很痛苦。她的女伴朱丽·里维埃小姐问她：“您不舒服吗？”德露兹小姐回答说她是身体不舒服，上午在圣雅克街就开始感到难受，可是医生当时没有提议给她放血。

路易医生是普拉兰全家的家庭医生。他被召来给公爵看病。警察局要他答应只同公爵谈病情，其实这种谨慎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公爵只能以点头或摇头来回答医生的问题，他处于一种奇怪的麻木状态。路易先生确认他吞了一种麻醉药想服毒自杀。

另外，20日那天路易先生认为公爵伤势严重，不能运送，他认为大法官不顾他的意见让人把公爵拖到卢森堡宫，是想让他在路上死掉，我不这样认为。

民众对公爵义愤填膺，家属对他更是怒火满腔。如果把他交给家属审判，那判决肯定要比议会严厉得多，比民众的判决要残酷得多。

8月24日

普拉兰公爵今天下午五点在卢森堡宫死去。

8月27日

星期四，当我与库赞和圣奥莱尔伯爵从学院走出来时，库赞对我说：

“你们研究一下这个德露兹小姐，她真是个出众的女人。她写的信封封都是杰作，充满智慧，语言精湛。她的审讯记录也非常出色，你们看到的还只是通过科希翻译过来的记录；如果你们亲耳听到，你们会惊喜的。人们不再有优雅，不再有分寸，不再有理智。如果有一天她想为我们写东西，我的天，我们会授予她蒙蒂翁奖。另外，她还很专横，有统治欲，这是个可恶又可爱的女人。”

我问库赞：“啊！您是不是爱上她了？”

他回答我：“唉！”

圣奥莱尔先生问我：“您对这一事件怎么看？”

我答道：“应该有一个动机，否则公爵就是疯子。原因在公爵夫人身上，或是在情妇身上，总之是在某个地方。不然事情不会发生。在这种罪行的深处或是有一种巨大的理智或是有一种巨大的疯狂。”

这是我的意见。至于公爵的残忍，那是他的愚蠢造成的，他是个野兽，一个残忍的野兽。

民众已经造出了“普拉兰内”（意为以普拉兰的方式杀妻）这个词。“普拉兰内”他的妻子。

由于杀人犯马吉刚在凡尔赛被处决（与公爵的死是同一天），我在卢森堡宫附近的人群中听见有人说：“去年是勒孔特，接着又是马吉，现在是公爵。”

预审议员前天参观了普拉兰公馆。卧室还是保留着杀人那天的原样，血已经由红色变成了黑色，这是唯一的区别。

这间房间令人感到很恐怖，仿佛看见了公爵夫人搏斗反抗的活生生的场景。墙上、门上、电铃上到处都是血淋淋的手在晃动，可怜的女人像被困的野兽在房间里大声喊叫，在杀人犯的刀下拼命地寻找着出路。

路易医生告诉我：

“在案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早上十点半，我被请到普拉兰先生家，我当时对发生的凶杀案一无所知。想象一下我的震惊吧。我看见公爵躺着，他已经被监视起来了，八个人轮流看守他。有四个警察坐在墙角的椅子上。我发现他的状况很糟，症状明显，是霍乱或中毒。人们责备我没有马上告诉他们这个事实：他服毒了。说出来就是揭露他，就是毁他。服毒是一种对罪行的默认。大法官说：‘您应该早点说出来。’我答道：‘大法官先生，当说出来就意味揭露的话，一个医生是不会说的。’”

路易先生又补充说：“再说，公爵是个很温和的人，他非常爱他的孩子，总是让他的一个孩子坐在他的膝盖上玩耍，有时背上还背着一个。公爵夫人原来很美，也很聪明，后来胖得不行。公爵很痛苦，但还是以最大的勇气忍受着，他不哼一声，在砒霜的折磨下一句呻吟都没有。”

好像普拉兰先生长得的确很匀称。当人们把他抬到解剖台上时，医生们都惊呆了，其中一个叫道：“多美的尸体啊！”路易医生对我说：“他是个出色的运动员。”

他的棺材上有一个铅牌，上面写着1054号。死后的号码，这是舒瓦瑟尔-普拉兰公爵的墓志铭。

8月28日

如果阴影继续围绕在我身边，我离开生命时的悲伤程度要比我想象的低。我充分地享受了生命中的美好和温柔……到了不再有人爱我的那一天，啊，我的上帝，我希望我死去。

8月29日

我重新开始写作。思考就是祈祷。

8月30日

议会放弃公爵一案的会议。

一点一刻，我走进会议厅，大厅里议员还很少。有维尔曼先生、库赞先生、泰纳尔先生、几个将军，其中有法布维埃将军，还有几个首席院长，其中有巴尔特先生；还有邦迪伯爵，他长得很像普拉兰公爵。

我先和法布维埃将军交谈，然后又同巴尔特先生谈了很久，我们无所不谈，谈的最多的是贵族院。应该重振贵族院，让民众喜欢它。

我们还谈到阿尔弗雷德·德·蒙德斯鸠的自杀。在衣帽间，大家互相交谈着，还谈到另一件不幸的事：埃克姆尔亲王昨天夜里被当作流浪汉抓起来，关进了疯人院，他向他的情妇砍了数刀。

两点零二分，大法官站了起来，他的右边是德卡兹先生，他的左边是蓬泰库朗先生，他讲了大约二十分钟。

总检察长进来了。

现在有六十来个议员。布兰卡公爵和波特侯爵坐在我旁边。

德朗格勒先生宣读了他的公诉状，他倾向于议会宣布放弃这个案件，由于公爵的死。

总检察长出去了。大法官说：“有人想发言吗？”

布瓦西先生站起来，他同意大法官的一部分意见，在案件提交议会审理之前，公爵就已经服了毒；因此，法庭没有任何责任。舆论谴责负责预审的议员鼓励了服毒（抗议）。

朗瑞奈伯爵：——这个意见证据不足！

布瓦西：——但这个意见很普遍。（不！不！）我坚持这个论点的成立，即服毒的责任不在大法官，不在预审议员，也不在法庭。

大法官先生：——怀疑不可能在任何人心中存在。解剖记录完全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库赞先生同意大法官的意见，同时他也赞成布瓦西先生的担心，认为证据不足。

布瓦西先生坚持己见，他认为有“助罪行为”。但是他没有指控法庭的任何司法人员。

巴尔特先生站起来，把发言权让给了德卡兹公爵先生，他说在公爵死的那天，也就是星期二早上十点，他同普拉兰先生谈过一次话。

下面就是谈话的内容：

德卡兹先生说：“我亲爱的朋友，您很难受吗？”

“是的。”

“这是您的错。您为什么要服毒？”

沉默。

“您服的是阿片酊吗？”

“不是。”

“那么，您服的是砒霜？”

病人抬起头说：“是的。”

“谁给您的砒霜？”

“没有人。”

“怎么回事？是您亲自去药店买的？”

“是我从普拉兰公馆带来的。”

沉默。德卡兹公爵接着说：

“为了您，为了您的名誉，为了您的家庭，为了您死后的名声，为了您的孩子，现在您该说话了。服毒就是认罪。一个无罪的人不会在他的九个孩子失去母亲的时候，再让他们失去父亲。那么您是有罪的？”

沉默。

“至少您为您的罪行感到遗憾？我恳求您，如果您感到遗憾请说出来。”

被告向天空抬起头举起手，不安地说：“我是多么为它感到遗憾啊！”

“那么，认罪吧！您不想见大法官吗？”

被告费劲地说：“我准备好见他。”

“很好！我会通知他的。”

“不，我今天太虚弱了，明天吧。告诉他明天来。”

下午四点半他就死去了。

这次谈话没有记录在案，这是一次私人谈话，德卡兹先生复述出来是因为法庭现在都是内部人在一起。

德卡兹先生又补充了这个细节：当人们把公爵运到卢森堡宫时，他穿着一条长裤和一件睡衣。在路上，他没有呕吐。他只是抱怨口渴得厉害。到达目的地后，当时是早上五点，人们给他脱了衣服，让他睡在地上。第二天把他运到隔壁房间接受大法官的审讯时才给他重新穿上睡衣和长裤。审讯完后，又把他的衣服脱了，让他躺在地上。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起来。因此，即使他口袋里有毒药，他也不可能服用。是的，人们没有搜他的口袋，可是搜也无用。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监视下。

巴尔特先生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服毒是在19日星期三发生的，后来没有再发生。

布瓦西先生提议对那些没有看管好公爵的人进行惩罚。公爵是在星期三晚上十点服毒的。

大法官说布瓦西先生弄错了，服毒的时间是下午四点，这样的事在普通法庭和看守最好的监狱经常发生。

议会举手表决，一致通过法庭放弃这一案件的判决。

马萨公爵在表决后请求将“他的配偶”写进判决里。有一个做母亲的普拉兰公爵夫人，人们满足了这个要求。

总检察长回来了，给他宣读了判决，会议在三点差五分结束了。

许多议员还留在大厅里议论这件事。库赞先生对布瓦西先生说：“您提的问题有道理。您做得非常出色。”

这一罪行有预谋吗？

预谋？有，也没有。我们再就这一点统一一下。

有法定的预谋，即法律上规定的预谋，那就是说图谋犯罪，把它作为一种需要耐心的活计、一种艺术作品去精心准备、策划、安排、布置。

还有无意的预谋。

一个男人在一天早上杀了他的妻子。他是在一些奇怪的、前所未闻的、难以想象的、荒唐的、疯狂的、愚蠢的条件下杀她的。我们最近就有一个可怕的实例（普拉兰公爵）。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人们在没有互相了解的情况下联姻，这是家庭的联姻，土地的联姻，银箱的联姻，姓名的联姻。一对新人性格不和，人们仍然让他们结婚，他们就结婚了。有一天不和终于爆发了，两种性格很难相处，一切接触都成了冲突。接吻变成了厮咬，丈夫为难妻子，妻子为难丈夫。互相挖苦讽刺，悲伤痛苦，发火，吵架，互相仇恨。

那个男人本来就不善，开始变得好幻想。有一天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的脑子里突然有了这个想法：这就是我的一生！这是个多么沉重的负担啊！

过了些日子，他在报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某某公爵夫人去世了。他惊叹道：天啊，这可是个好女人，她使她的丈夫过得很幸福！她死了多可惜，为什么不是另一个死呢？好女人都死了，坏女人都活着。

他们去郊游，出了车祸，马车翻了，妻子没有受伤。那丈夫想：“她没有撞断脖子是我没有运气。”

妻子病了，丈夫暗暗高兴。他注意病情的发展，厚颜无耻地自语道：“但愿她死掉！”

她却痊愈了。

但是，他需要女人，他需要的女人不再是他的妻子，他就找了另一个女人。他很有钱，又年轻，机会多得很，女人也不缺。妻子发现了他的不轨，又引起新的激烈冲突，争吵，大吵大闹，佣人都知道了，对此说长道短。更可悲的是孩子们也开始猜到了，在他们的父母面前伤心地沉默着。

现在他们不再互相仇视了，情况更糟，更恶劣，他们互相仇恨。

一天夜里，他们激烈争吵后，丈夫想：

“谁帮我摆脱她，我给他十万法郎！”

生活在继续，就像一年四季的轮换一样。心里有千愁万绪，憎恶在内心越积越多，偶尔面对能做到的事浑身发抖，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读报，打猎，高高兴兴地花掉二十万镑，说笑，抽烟，去法庭，如果是法官；去议会，如果是议员。

终于有一天，在这充满暴风雨的家庭刮起了一阵恶风。出现了一个致命的情况：家族或家庭的利益，心灵的危机，要保留的财产，要留住的情妇。妻子，母亲，那个拥有所有权力的女人对丈夫的某种企图大为光火，疯狂地、毫不留情地讽刺挖苦他最敏感的地方。丈夫垂头丧气地走了，自言自语道：“她要当心！我要像对付麻雀一样拧断她的脖子。”

从说到做只有一步之遥。

从此，丈夫的心里总是在转动一个恶念头，这幻想一步步升级，就像登楼梯一样。

一级一级地登，就像人们说的那样。

他的理智在这个念头中一步步地走，一步步地登，而不至于突然消失。

结局是突发的、残酷的、意想不到的、可怕的、轻率的、疯狂的，具有突发事件的所有特征。一点点争吵就足以引起这个结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使花瓶满了，水终于溢出来。满？什么满了？是一种无意识的预谋在数年中一滴一滴地、一个积恨接着一个积恨地渗进这个心灵，在他心里成熟，而杀人犯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杀人图谋慢慢地进入杀人犯的心里，占据了他的心，但他并没有发觉。在这些致命的命运里，总有一天愤怒变成了仇恨，仇恨最后变成了犯罪。

分析这个罪行：您会发现这两个因素在表面上被排除在外，而在事实上是连在一起的，即突发和预谋。

8月31日

一个鞋匠把他的成品拿给他的师父，这个成品值三法郎。师父觉得活做得不好，只愿意付五十个苏。鞋匠拒绝了，他们吵了起来，师父把他赶出了门。鞋匠带着他的伙伴又回来了，用石头砸碎了师父铺子的玻璃，人群围了上来，发生了骚乱。人们建立了国民自卫队、联盟、警察局。整个巴黎乱成一团。

我不喜欢这种征兆。当人们的血液里有毛病的时候，最小的疹子都会引起疾病，皮肤擦伤都能导致截肢。

9月5日

为十个苏的骚乱还在继续，甚至更严重了。昨天是第五天了。

骚乱始于圣奥诺雷街，昨天开始蔓延到朗比托街。

9月6日

昨夜，我做了个梦：人们谈了一夜圣奥诺雷街的冲突引起的骚乱。

我梦见我走进一个黑暗的通道，一些人在黑暗中走过我身边，我走出通道。我来到一个方形广场，周围有高大的围墙，或是高大的建筑，把广场围在中间。这堵墙没有门，也没有窗户，只有几个洞。墙体的某些地方穿了不少孔，在墙的另一些地方墙体危悬欲坠，好像经历了一场地震。这个广场看上去像光秃秃、摇摇欲坠、荒凉的东方城市的广场。

没有一个行人。天微微亮。石头看上去灰蒙蒙的，天空也是如此。我隐隐约约看见广场的尽头有四团黑乎乎的东西，很像大炮。

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大人和孩子跑过我的身边，做着恐怖的动作。

其中的一个喊道：“快跑啊！这是机枪扫射。”

“我们这是在哪儿？这个地方是哪里？”

“您不是巴黎人吗？这是王宫。”

我又仔细地看了看，从这个荒凉的废墟广场认出是王宫的某种幽灵。

人群像一团云一样逃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我也想逃走，可是我不能。我在黄昏中看见一团亮光围着大炮。

广场上空无一人，有人在喊：“快逃走吧！要开枪了！”但看不见喊叫的那些人。

一个女人走过我身边。她穿着很破烂，背上背着个孩子，她没有跑，只是慢慢地走着。她看上去很年轻，脸色苍白，神态冷冰冰的，很可怕。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对我说：“真糟糕！面包要三十四个苏，而且面包店还短秤！”

我看见广场尽头的亮光发出一道闪电，我听见了炮声。于是我醒了。

人们刚才很响地关上了大门。

9月7日

为十个苏的骚乱结束了，它持续了七天。

9月18日

以下是在1847年那些富有的、高贵的、风雅的、聪明的、智慧的、大方的洗澡者的乐趣：

（1）把一个小木桶装满水，将一个二十苏的硬币扔进去，叫来一个穷孩子，对他说：如果你能用牙齿咬住这枚硬币，它就归你所有了。孩子把头埋进水里，透不过气来，然后哆嗦着从水里出来，口里含着那枚硬币。大家都笑了，这很开心。

（2）拿一头猪来，把它的尾巴涂上油，赌谁抓住它的尾巴的时间最长。赌十路易，二十路易，一百路易。

人们整天就用这些来消磨时间。

不过，古老的欧洲崩溃了，农民起义在裂缝中产生，裂缝从旧的社会秩序中产生；未来是暗淡的，在这个世纪富人成了问题的中心，就像上个世纪贵族是问题的中心一样。

9月23日

我全家今天都去了维尔吉埃。我来到阳台上，看着马车在广场一角拐弯，马车的车号是1278。这虽然只是几天的分离，但我还是感到难以克制的悲伤。

10月21日

我妻子生病的第一夜，是我守护她。我躺在她床边的一张椅子上，闭着眼睛。有一会儿，我听见她在动，我觉得她没有睡着。突然，她发出可怕的叫声，我睁开眼睛，看见她坐起来，我站起身。她说道：“啊！您起来了！太好了！我梦见我死了，在地狱里。我的地狱是这样的：我始终能看见您，但您一动不动。”

这地狱始终在我的脑子里，使我感到很恐怖。

11月4日

今天是师范学院的落成典礼，在乌尔姆路。杜布瓦先生请我参加。当我出来时，在通向楼梯的走廊我看见有人向我走来，开始我没有认出是谁，他有红润的圆脸，眼睛活泼敏锐，头发花白，年过六十，满脸含笑，棕色旧礼服没有扣好，戴着教友派式样的宽边大帽，身材发胖，有点像我的兄弟阿贝尔：他是贝朗吉。

“您好，雨果！”

“您好，贝朗吉！”

他挽住我的手臂，我们一起走着。

他对我说：“我陪您一段路，您有马车吗？”

“就是我的双腿。”

“那好，我也一样。”

我们从吊刑台走过，来到圣雅克路，两个穿黑衣服的人朝我们走过来。

贝朗吉对我说：“真见鬼！两个学究！拉布鲁斯特先生和科学院院士雷诺先生。您认识他们吗？”

“不认识。”

“有福之人！雨果，您总是那么有福气！”

我们互相问候之后，这两个“学究”就离开了我们。我们取道圣雅辛特路。

贝朗吉又说：

“上个月，您是被迫赞美一个十五分钟的伟人吗？他是在他的忏悔神父、情妇和那个王八丈夫之间死去的。”

我说：“您说这个啊，您最好别担清教徒的美名。别这么说苏利埃，他是个有才华的人，心地坦荡。”

贝朗吉回答说：“不错，我为了幽默说了句蠢话。我不是清教徒。我讨厌这种人。所谓清教徒就是恶人。”

“而且尤其是蠢货。真正的美德，真正的道德和真正的伟大是智慧的，是宽容的。”

我们经过圣米歇尔广场，手挽手地走入亲王先生街。

贝朗吉对我说：“您坚持要得人心，您做得对。我则竭尽全力要摆脱众望，它驾驭您之上。不幸享受这样的众望的人是十足的奴才！瞧，他们的改良主义晚宴，令我头痛，我千方百计不去参加。我找借口：年岁大了，胃不好，我不再吃晚饭，外出不便……”

“唉，您应该去。这不可能……像您这样的人物应该保证前去参加！”

“还会有另外一百个这样的晚宴，还有别的把戏。我很气愤，什么！但还得装笑脸。这呀，只不过是过去宫廷里小丑的职业！逗亲王开心，逗民众开心，这是一码事。追随王宫的诗人和追随民众的诗人有什么区别？我的老伙计，16世纪的马洛和19世纪的贝朗吉将会是同一个人！我不同意这么做。我尽量避免这样，他们对我的意图有误解。我是舆论人士，不是党派人士。啊！我憎恨他们的名望！我很担心我们可怜的拉马丁也落入这样的名望之中。我可怜他。他会看到结果。我是清醒的，我对您说，您坚持您所享有的众望，这众望是真正的，是好的。听着，我再举例说明。1829年，由于我创作的歌曲我坐了牢，我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无论是针织品商，还是低级小饭馆的老板，或是《立宪报》的记者，都自以为有权来监狱安慰我：‘去看贝朗吉！’‘哎！我是不是看贝朗吉去！’他们就这样来了。我呢，正在默想着诗人的愚蠢事，正在监狱窗口的铁条间寻找着诗的副歌和韵脚，我没有找到，因为我不得不接待针织商。有名望的可怜虫！我在监狱里都得不到安宁！啊！但愿这些不再重新开始！他们真使我烦透了！”

我们谈着谈着就来到马扎林路，到了学院的门口，我走了进去。这一天是建院日。

我问他：“您进去吗？”

“啊！不！”

他随即便开溜了。

11月9日

许多事情令我伤心。

勒雷先生是治疗疯子的医生，他自己也在慢慢变成疯子。疯狂的传染是比较特别的，它不是通过接触传染，如鼠疫、狂犬病、天花等；也不是通过空气传染，像伤寒、霍乱、黄热病等；疯狂是通过想象传染，想象是第三种病原，第三种传染渠道，医生们还没有想到。

越是深入观察，越能发现疾病是可以由想象来引发、恶化或治愈的。许多药和医疗体系之所以有效，唯一的原因是病人相信它们。医学和其他事物一样，信仰可以拯救一切。这只是对一个重要问题的一种观点，我还会谈到。

12月28日

第七军团的一个军官在国王经过的时候喊道：“改革万岁！”他立即被抓起来，带往警备队。

一个亲眼目睹他被逮捕的场面的女人说道：“见鬼！”

12月31日

昂皮先生的入院演说中的一句话使雷米萨先生特别吃惊。这句话大概是这样的：“茹伊先生快乐地超过了反对派的所有演说家。”

大家想让我当学院的院长，我拒绝了。于是任命了斯克里布。我说：“只要有一个院士受到学院的惩罚（维尼先生），我就和这个院士站在一起。”由于他与莫雷先生的争论，人们不愿任命维尼先生为院长或主任秘书。

这个灰暗的一年是在一个星期五开始的，也是以星期五结束的。

昨夜，我梦见法尔格伊小姐80去世了，她是患肺病，三天就死了。在我的梦里，好像是圣伯夫告诉我这个死讯的。

醒来后，我得知的消息不是法尔格伊小姐死了，而是阿戴拉伊德太太81死了。不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死了，而是一个老妇死了；不是一个女演员死了，而是一个公主死了。

三点，贵族院去向国王表示哀悼。我们去的人很多，大法官穿着长袍，戴着旧式的大法官三角帽，帽上装饰着金色的流苏。还有拉格勒内、莫尔奈、维尔曼、巴朗特、塞巴斯蒂亚尼将军、拉格朗吉将军，等等，以及布罗格利公爵和马考先生，马考先生前天被任命为法国海军元帅。

国王在王位室接见了贵族院，他穿着黑衣服，没有任何装饰，伤心地流着眼泪。内穆尔82公爵先生、儒安维尔先生、蒙庞西埃先生也穿着黑衣服，没有佩戴任何勋章或饰带，同国王一样；王后、奥尔良公爵夫人、儒安维尔夫人和蒙庞西埃夫人都身着丧服。只有一个大臣在场，特雷泽尔将军。

国王走近我，对我说：“我感谢维克多·雨果先生；在悲伤的时刻他总是来到我们身边。”泪水打断了他的话。

公主的去世对国王是个打击。他的妹妹对他来说是一个好朋友。她是个聪明的女人，能给人出好主意。阿戴拉伊德太太有种男子气，真诚热情，而且非常细心。她很善谈。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谈了很久夏多布里昂刚出版的书《朗西传》。

我亲爱的小迪迪娜和她的母亲一起去看望阿戴拉伊德太太，阿戴拉伊德太太给了她一个布娃娃。我的女儿当时只有七岁，兴高采烈地回到家。几天后，她在客厅里听见关于菲力浦派和卡洛斯派的争论，她一边玩布娃娃一边小声说：“我是阿戴拉伊德派。”

这使我也成了阿戴拉伊德派。这位正直的老公主的死使我感到很难过。

我的梦境重现了这个内容：她是因胸部炎症在三天内死的，再加上感冒。她参加了星期二的王室会议。谁跟她说了她再看不到1848年了？

有一段时间，她经常在沙发椅上睡着了，这是不好的预兆。路易医生把置她于死地的病定义为：间发肺炎。

几乎每天早上国王都同阿戴拉伊德太太谈很长时间的话，主要是谈政治。他在所有问题上征询她的意见，从不严厉地反驳她的意见。他视王后为“保护天使”，那么，阿戴拉伊德太太可以说是他的“心灵保护神”。对一个老人来说这是多么大的空缺啊！这是心灵的空缺，习惯的空缺，家庭的空缺。看见国王流泪我也很难受。人们感到那是来自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哭泣，他的妹妹从未离开过他，她在他流放期间陪伴过他，她对哥哥一直忠心耿耿，倾力相助，出于私心，她拥有路易-菲力浦的自我。

她把儒安维尔先生作为自己的财产继承人，奥迪隆·巴罗和杜潘是她的遗嘱执行人。

议员们从杜伊勒利宫出来，个个都满脸痛苦的神色，担心国王遭受的打击太重。

今天晚上，所有的剧院都暂停演出。

1847年就这样结束了。

当代事件

路易-菲力浦常常不分昼夜地召见大臣，有时就穿着晨衣。杜蒙先生说：“当人们有幸为国王服务的时候，可以看见国王穿着各种便衣的样子。”有一天早上，国王召见杜蒙先生。大臣走进国王的卧室，国王当时只穿着衬衫，杜蒙先生有点目瞪口呆，很尴尬。他的陛下与他论起国事，十分自然，谈了许久他也没有穿上裤子，当时是夏天。杜蒙先生看见国王的皮肤很白，像女人的皮肤。突然他扑向放在那儿的一套礼服，一边穿一边说：“我还请了阿戴拉伊德夫人，她马上就来，我得穿着得体些。”阿戴拉伊德夫人来了，她同国王谈了很长时间，没有感到丝毫的惊奇和不安。所有的穿着得体都体现在这套礼服上。

当杜蒙先生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我忍不住对他说：“这是他青年时代的评价所剩的全部东西：他在家里是不穿裤子的。”

路易-菲力浦说过：“没有容易的事和困难的事，只有可能的事和不可能的事。”

当代事件

有一天，路易-菲力浦国王对我说：

“我的一生中只爱过一次。”

“陛下，您爱的是谁呢？”

“让利斯夫人。”

“啊！可她是您的家庭教师。”

国王笑起来，接着说：

“正如您说的。她是个严厉的家庭教师，我向您发誓。她对我和我妹妹的管教非常严厉。每天早上要我们六点起床，无论冬夏都是如此，只让我们喝牛奶、吃烤肉和面包，从来不给我们吃甜食和糖果；她让我们拼命学习，很少有玩的时间。是她使我习惯睡木板床的。她教会了我许多手工活。多亏了她，我几乎会干所有的活，包括外科医生的助手。我像费加罗一样给我的病人放血。我是木匠、马夫、泥瓦匠、铁匠。她很执拗，很严厉。我很小就害怕她，我是个软弱、胆小、懒惰的孩子，我怕老鼠。她把我变成了一个勇敢的有良心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她长得很美，我在她身边有点手脚无措，我爱上了她，但我自己浑然不觉。她是过来人，很快就意识到了。她开始变得对我很粗暴，她当时正和米拉波相好。她每天都对我说：‘查尔特尔先生，您作为一个大傻瓜，为什么总是要藏进我的裙子里。’她当时三十六岁，我只有十七岁。”

国王认为我对这些感兴趣，继续说：

“人们对让利斯夫人的谈论很多，但对她并不了解。人们把不是她生的孩子都归结给她：如帕梅拉、卡西米尔。事实是：她喜欢美丽和漂亮，喜欢她的周围都是一些优雅的面孔。帕梅拉是一个孤女，她收养下来是由于她的美丽，卡西米尔是她的车夫的儿子，她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爱，父亲经常打孩子。有一天，她对那个父亲说：‘把他给我吧。’那个父亲同意了，这个孩子就是卡西米尔。在很短的时间里，卡西米尔就成了家里的主人，她那时已经老了。帕梅拉正值青春年华，她是属于我们这一代的，让利斯夫人很喜欢她。当给她办移民时，让利斯夫人和我妹妹一起去了伦敦，带了一百路易。她带回了帕梅拉。在伦敦，她们生活很难，住在有家具的旅店里，手头拮据。当时是冬天。不是每天都有晚饭吃，这是真的，雨果先生。最好的东西都留给帕梅拉吃。我可怜的妹妹唉声叹气，成了受气包、灰姑娘。就像我跟您说的一样。我可怜的妹妹和帕梅拉为了省着用那一百路易，她们睡在一间房间里。房间里有两张床，但只有一床毛毯。我妹妹先盖着这条毛毯。有一天晚上，让利斯夫人对她说：‘您身体强壮，没有病；帕梅拉她很冷，我把毛毯拿到她的床上去了。’我妹妹很生气，但不敢反对。她每天夜里冷得发抖。另外，我和我妹妹都很崇拜让利斯夫人。”

让利斯夫人七月革命后三个月去世了。她刚好看到她的学生当上了国王。

路易-菲力浦的确有点像她的作品。她像一个男人而不是像一个女人对他进行教育。她根本没有想用爱情的教育来充实她的作品。她启迪了一颗心，却不屑完成它，这对于一个没有那么多顾虑的女人来说是多么奇怪的事啊！

当她看到奥尔良公爵当上国王的时候，她只是说了句：“我很高兴。”

她生命中的最后岁月很贫穷，甚至很困苦。她不善安排，任意花钱。国王经常来看她，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也经常去看望她。国王的妹妹阿戴拉伊德夫人和国王本人对她一直都很尊敬。

让利斯夫人只是有点抱怨国王的吝啬。她说：

“他曾是王子，我把他变成了一个男人；他曾经很笨，我把他变成了一个灵活的人；他曾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我把他变成了一个有趣的人；他曾是一个胆小的人，我把他变成了一个勇敢的人；他曾是个吝啬的人，我没能把他变成一个大方的人。豁达大度，他行，但慷慨大方他做不到。”

当代事件

路易-菲力浦的礼车是一辆由八匹马拉的蓝色大轿式马车。里面是金黄色锦缎，车门上有国王的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车护板上有王冠。八个小的银王冠与车顶相齐，围绕着马车。马车的前座有一个马车夫，后面有三个仆从，他们都穿着丝袜和奥尔良家族的仆从号衣。国王第一个上车，坐在右边的角落里。在他后面上车的是内穆尔公爵先生，他坐在国王身边；另外三个亲王跟着上来，儒安维尔亲王坐在国王的对面，蒙庞西埃先生坐在内穆尔先生的对面，奥马尔先生坐在中间。

在王室会议的那一天，两议院的代表，通过抽签的十二个贵族院议员和二十五名议会议员来到波旁宫的大楼梯处等待国王的到来。当时快到冬天了，楼梯处很冷，北风使这些老人冻得发抖。

贵族院议员站在右边，议会议员站在左边，楼梯的中间空出来。楼梯用蓝白条相间的斜纹布幔隔开，但挡不住风。路易十四的那些漂亮精致的壁毯到哪里去了？那是皇家气派，所以不用；而斜纹布是市民气派，议员们更喜欢，他们喜欢，但他们因此也受冻。

王后第一个到，她后面是公主们，但是没有奥尔良公爵夫人，她单独和巴利斯伯爵先生来。这些太太很快地登上楼梯，向左右两边打招呼，举止优雅，后面跟着一大群副官和那些头裹缠巾、一脸凶相的老婆子，儒安维尔先生称她们是“王后的土耳其人”：有多洛米厄太太、沙纳莱伊太太，等等。

在1847年的王室会议上，王后挽起蒙庞西埃公爵夫人的手臂。由于寒冷，公主穿得很暖和。我只看见一只大大的红鼻子露在外边。另外三个公主走在后面，她们谈笑风生。阿纳托尔·德·蒙德斯鸠先生穿着元帅服随后而来。

国王比王后晚来约五分钟，他登楼梯比王后还快，后面的亲王像小学生一样跟着跑，并向左右两边的议员行礼。国王在王位室停留了片刻，向议员们问好。接着他走进大厅。

国王的讲演写在正反两面的羊皮纸上，一般有四页，国王声音洪亮地朗读他的演说稿。

苏尔特元帅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身上佩戴的勋章、饰带、刺绣品使他浑身熠熠生辉，他不时地叫嚷着他感冒了。大法官巴斯吉埃没有来，理由是天气太冷，另外他有八十岁了。去年他参加了，那是最后一次。

1847年，我是代表团的一员。

在候见室里等的时候，我和维尔曼先生谈到克拉科夫、维也纳协定、莱茵河边境等问题，同时我听见周围的人群也在低声议论，各种对话灌进我的耳朵里。

拉格朗吉伯爵、将军先生：“啊！元帅（苏尔特）先生。”

佩德尔·拉卡兹男爵：“他看上去老了。”

卡芬雅克子爵：“七十九岁。”

雷吉古尔侯爵：“贵族院现在年龄最大的是谁？”

特雷维斯公爵：“不是蓬泰库朗先生吗？”

拉普拉斯侯爵：“不是，是布瓦耶院长，他有九十二岁了。”

巴尔特院长：“九十二岁多了。”

奥贝兰男爵：“他已经不来贵族院了。”

维埃内先生：“听说罗西先生从罗马回来了。”

费震萨克公爵：“我的天！我为他离开罗马感到遗憾，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我愿意在那里了结终身。”

蒙塔朗贝尔伯爵：“还有那不勒斯！”

泰纳尔男爵：“我更喜欢那不勒斯。”

富尔希龙先生：“好，跟我谈谈那不勒斯。我的上帝！这个可怜的努里自杀的时候我正在那里。我住在他的隔壁。”

查理·杜潘男爵：“他是自杀的吗？这不是个事故？”

富尔希龙先生：“唉！的确是自杀。前一天晚上演出时他被喝了倒彩，他受不了。演出的歌剧是专为他创作的，剧名是《波里厄克特》。他是从六十法尺高的地方跳下来的。他的歌听众不喜欢。”

杜潘男爵：“可怜的努里！”

布瓦西侯爵：“这楼梯真冷啊！”

菲力浦·德·塞居尔伯爵：“有一天在学院比这里还冷。这个可怜的迪帕蒂是个好人，但是他的演说很糟。”

弗特里埃男爵：“我在找暖气口，这贯堂风太冷了！让人待不住了！”

查理·杜潘男爵：“弗朗塞·德·南特先生发明了这个办法，以摆脱那些恳求者，缩短会议时间。他把会议都安排在两扇门之间举行。”

当代事件

基佐先生需要很长时间的睡眠。他每天晚上十点睡觉，早上八点起床，夏天六点起床。从1840年10月29日他当上外交大臣后，他就住在二十年前夏多布里昂当大臣时住的房子里。他早上在朝着大街的小房间里刮胡子，一边洗涮一边在那里接见他的至交和亲信，就像我年轻时看见夏多布里昂在同一时间、同一间房间里做的一样。

基佐先生从本质上来说是善良的，他努力不使任何心灵受苦。哪怕是在最重大的事情中或最猛烈的暴风雨中，他都至少要写一张短笺给L……公主，他至少可以收到两张回笺，每天要接见公主的仆人三四次。L……公主不再年轻了，而且她从来就没有漂亮过。不过基佐先生的一大特点是喜欢老妇人。每天一点，他都去拜访住在圣弗洛朗坦街的公主，晚饭后，又去拜访另一个公主。

此外，他是个软弱的男人，在会上优柔寡断，在内阁他犹豫不决，表态时他左右摇摆，但是讲台使他充满勇气、果断、坚定和威严。只要他的脚踏上讲台，他的头就与天相接。

伊斯利公爵元帅夫人非常节省。她的丈夫在奥尔吉有一座公馆，有由国家负担的马车、马、仆从、树林、油、衣着用品、餐具、家具、国家每日配给法国元帅的酒、肉、面包、茶、咖啡、巧克力、米，等等，薪金有十万法郎。

这并不妨碍元帅夫人在经济上斤斤计较。她的大客厅是摩尔式的，天花板是绿红色的，很难照明。她星期天在那里接待客人。天花板的中央挂着一座巨大的分枝烛灯，但从来都不点亮灯上的蜡烛。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元帅举行盛大招待会，元帅夫人指点给我兄弟看那座完全熄灭的分枝烛灯，对他说：“真令人扫兴！这些烛灯一点也不亮！”我兄弟答道：“尤其是在它们没有被点燃的时候。”

当代事件

1847年，夏多布里昂先生七十八岁了，按照他自己的算法；按照他的老朋友大贝尔坦先生的算法，他有八十岁了。贝尔坦先生说夏多布里昂先生有个弱点，他不想1767年是他的出生年，而愿意是1769年，因为那是拿破仑的生年。

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夏多布里昂先生因年老变得很幼稚。他过去的秘书皮洛尔吉先生曾对我说他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是清醒的。

他妻子去世时，他参加完葬礼，回到家大笑不止。皮洛尔吉说：“这是脑子不灵的表现。”爱德华·贝尔坦又说：“这是理智的表现！他的妻子很凶，他是太高兴了。”

夏多布里昂太太很善良，但这并不妨碍她也很凶狠，她的善良是在正式场合下表现的，这并不意味着她在家里不凶狠。她创立了一家收容所，就是玛丽-戴蕾丝诊疗所。她常常去看望穷人，关心托儿所，主持慈善机构，帮助病人，她施舍，她祈祷；同时她对丈夫、父母、朋友、熟人很粗暴，她很尖酸刻薄、严厉、一本正经、爱讲别人坏话、出口伤人。上帝会在上天权衡这一切。

她长得很丑：大嘴巴，小眼睛，瘦弱，装出一副贵妇人的派头，尽管她更多的是一个伟大的男人的妻子，而不是一个大阔佬的妻子。她自己则是圣马罗的一个船主的女儿。夏多布里昂先生害怕她，仇视她，谨慎地对待她，哄着她。

她利用这一点，使得一般人难以忍受她。我从未见过比她更恶劣的待人态度。我去夏多布里昂家的时候还是个少年。她对我很不好，根本就不接待我。我走进去问好，夏多布里昂太太不理睬我，我吓坏了。这种恐惧使我对夏多布里昂的拜访成为真正的噩梦。她没有介绍我，她恨我，她讨厌我，她向我证明了这一点。夏多布里昂先生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喜欢老妇人。

在我的一生中和她的一生中，只有一次她热情地接待了我。

有一天，我像个小可怜虫和受惊的中学生走进他们家，手里不停地搓着帽子。夏多布里昂先生当时住在圣-多米尼克-圣-日耳曼街27号。在他家里我害怕所有的人，甚至害怕给我开门的佣人。我走了进去。夏多布里昂太太在客厅里，客厅在她丈夫的书房前面。当时是夏天的早上。地板上有一缕阳光，但是，使我眼花缭乱的不是阳光，而是夏多布里昂太太脸上的微笑！

她对我说：“是维克多·雨果先生吗？”我以为是在《一千零一夜》的梦里：夏多布里昂太太笑了！夏多布里昂太太知道我的名字！说出了我的名字！这是第一次她表现出意识到我的存在。我深深地弯腰鞠躬，她又说：“见到您我很高兴。”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继续说：“我在等您，您有好长时间没有来了。”当时，我真的以为不是她就是我大概有点失常。她指着小桌子上一堆高高的东西继续说：“我给您留下了这个，我想您会喜欢的。您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她保存的一块宗教的巧克力，是专为慈善事业做的，我收下了，付了钱。当时我用八百法郎过十五个月，天主教的巧克力和夏多布里昂太太的微笑花去了我十五法郎，也就是我二十天的伙食费。当时的十五法郎就像我现在的一千五百法郎。这是我买的最贵的女人微笑。

当代事件

在蓬萨尔的《卢克雷西》上演的时候，我和维埃内先生在学院谈过下面这段话：

维埃内先生：“您看了正在奥德翁剧院上演的《卢克雷西》吗？”

我：“没有。”

维埃内先生：“很不错。”

我：“真的很好？”

维埃内先生：“比好更胜一筹，很美。”

我：“真的很美？”

维埃内先生：“比美更胜一筹，是绝妙。”

我：“真的很妙？”

维埃内先生：“妙极了！”

我：“那么，相当于《查伊尔》了？”

维埃内先生：“啊！不！瞧您说的！见鬼！《查伊尔》！不，它不等于《查伊尔》。”

我：“那就是《查伊尔》很糟！”

与此同时，在要称赞蓬萨尔的《卢克雷西》的时候，库赞先生转向我，对我说出下面的话：“蓬萨尔先生找到了在拉辛和高乃依之间挖掘悲剧土壤的方法。”我答道：“是这样，他给我的印象是在两块路石间扒土的兔子。”

当代事件

一天，每个星期一都在万森接待来宾的蒙庞西埃公爵对亚历山大·仲马说：

“听说您在维克多·雨果家说过这句话：蓬萨尔先生是便秘；拉图尔·圣伊巴尔先生83则相反。您真的这样说了吗？”

“真的，先生。”

“那么，您幸好昨天没有到我家来。否则您会遇到拉图尔·圣伊巴尔先生的。”

“我知道，先生。所以我没有来。我害怕在里面走。”

1847年

我不愿意当大臣。

一个真正的大臣应该统治和管理。但在目前，国王掌握管理权，舆论掌握统治权。因此，就目前舆论的现状和国王的地位来说，大臣只是一些被用来示众的代理人。

1847年

这就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社会的状况和舆论的自由：伟大的光明服务于巨大的渴望。

1848年

1月4日

我写信给拉克雷泰勒先生（关于他写的历史）：“我与那些接受所有的保留意见，完全彻底地欣赏拿破仑的人站在一起。我排除对他宽恕的历史评价。对他的指责是他做人的方面，其他的方面他是巨人，是大天使。”

“我认为拉马丁对罗伯斯庇尔不够严厉，我认为您对波拿巴过于严厉了。”

1月20日

从学院出来，我在圣奥莱尔先生84的陪同下去了国民议会。天气很冷，路上的尘土使我们睁不开眼睛。我们谈论着文学。圣奥莱尔先生对我说：“为了证明一个人有才华，我必须看一本他的书。”我说：“我只要看一首四行诗就能判断。”

圣奥莱尔先生是世界上最令人愉快的谈话者，他已经有十八年没有踏进国民议会了。我们走进议会，议会大厅的灯都点亮了，专席上坐满了人，大会人多声杂。大家在对一项有争议的选举进行讨论，就是里松·德·布鲁斯的选举。奥迪隆·北罗和加尼耶-帕热斯在嘈杂声中发言。从主席台上传来“贪污、谎言、背叛、国家政治的堕落”这些词，我身边的议员也在大声说话。下面是发言者们愤怒的话语。

第一件逸事。“你们知道路易·布朗基先生有多矮，比梯也尔还矮，就这么高；他是个煽动家，这一点使他在圣日耳曼区受到人们的崇拜；他在巴黎红衣主教家吃饭；他向两个侯爵夫人求爱。X……伯爵夫人，一个漂亮高大的女人，对他很热情，和他谈论共和，伯爵夫人的热情使他色从胆边生，有一天竟敢在温柔的谈话中撩起了伯爵夫人的裙子，同时他跪倒在地，伯爵夫人冷静地对他说：‘啊！路易·布朗基先生，如果您想藏起来，我很愿意；如果有别的企图，那绝不行。’”

第二件逸事。还是这个路易·布朗基先生有一天来到弗尔纳，要一打他刚发表的小册子。办事员以为他是跑腿的童仆，对他说：“小家伙，等一会儿。”议员们都笑了，这一切并不妨碍路易·布朗基先生是个有才华的人。

就在里松·德·布鲁斯的问题要表决的时候（这个里松·德·布鲁斯先生是个瘦高个，脸色苍白，蓄着小胡子，模样年轻，说话随便），在我们身边突然出现一个头发花白的人，大约有六十岁，他眉飞色舞，嘴巴臃肿，浑身酒气熏天，踉踉跄跄地走路。贵族院议员的位子在国民议会议员最高的长椅后面。这个兴高采烈的男人在我旁边对曾经是国民议会议员的马尔维尔侯爵说：“啊！您当上法国贵族院议员，您做得对，您再不用坐在这堆下等人里面了。他们吵成一片！他们是蠢货！他们说些什么？他们说了些什么？都是些蠢话！他们之间不团结。我不属于任何一派，我是野心勃勃的法国。我觉得我是赞成改革的年龄。——喂！站在那儿的你们，你们至少要站直了！我比奥迪隆·巴罗强，他只为形式才站起来。我不站起来。瞧哇！瞧哇！贵族院议员先生们，你们把你们的帽子放在我们的椅子上。我们在你们那里可不敢这么做。我们不敢把我们的帽子放在你们的椅子上。不过，你们做得有道理，别感到不好意思，把我们当作可笑的人吧！”

他大声地说着这些话，还不停地打嗝。这个立法者完全喝醉了。

埃斯凯拉克侯爵俯在我耳边说：

“您认识这个人吗？”

“不认识。”

“这是马特尔先生，他是布尔吉皇家法院的首席院长。”

我出来的时候，帕亚尔·德·维尔纳夫对我说：“真的，他总是醉醺醺的。只有在他醉的时候他的判断才最准确。”

他的话使我陷入沉思。这个法官空着肚子的时候很冷酷严厉，毫不留情；酒使他变成了一个好心人。醉的时候他是清醒的。

1月26日

红衣主教梅佐凡蒂会说六十种语言或方言，可他的脑子里只有单词，没有思想。他知识渊博，但极其愚蠢。他是本装订成红色的多语言对照词典。

1月30日

丹麦国王去世。

拉马丁昨天在国民议会做了一场出色的讲演，是关于意大利的。

1月31日

梯也尔先生也做了关于意大利的演说，非常精彩。我注意到《箴言报》上拉马丁的演说要比其他报纸上的精彩得多，而其他报纸上梯也尔的演说要比《箴言报》上的精彩得多。这说明他们发表在《箴言报》上的演说是重新修改过的。

2月9日

我决定把托马斯改成马利尤斯85。

写生2月23、24日夜

……她戴着一款细珍珠项链，披着一条红开司米围巾，围巾有着一种罕见的美。围巾上的棕榈叶不是彩色的，而是用金银线绣的，披散在她的脚后跟，使她的脖子美妙迷人，脚也光彩照人，这正是这个女人的完整象征。她自愿将诗人引进她的卧室，而把王子留在候见室。

她走进来，将围巾扔在沙发上，在桌边坐下来，桌子上已摆好了饭菜：有一只冷鸡，一份色拉，几瓶香槟酒和莱茵河酒。

她让她的画家坐在她的左边，向我指了指她右边的椅子：

“请坐在我身边，别碰我的脚，不应该背叛这个傻瓜。您知道，是我傻，我爱他。您看见了，他很丑。”

她一边说着一边用陶醉的眼光看着塞里奥86。

她接着说：“他真的很有才华，有出众的才华。您想象不到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俘获了我。前些时候，我看见他在后台徘徊，我问道：‘这个长相丑陋的先生是谁呀？’我是向卡弗拉斯蒂亲王问这个问题的，他那天晚上请我吃饭。当他走近我的时候，我说：‘这是个猴子。’他望着我。快吃完饭的时候，我递给他一个盘子，握了握他的手。告别时，他低声问我：”

“‘您愿意我哪天再来？’”

“我回答他：‘哪天？您不要白天来，您太丑了，您夜里来。’于是他晚上来了。我熄灭了所有的蜡烛。第二天他又来了，连着三天他都来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第四天，我对我的钢琴教师说：‘我不知道我是中了什么邪。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每天晚上都来。他把我的头拥在胸前，温柔地对我说话，是那么的温柔。他很穷，一无所有，他还有两个姐妹，也是一无所有。他有病，心跳得厉害。我怕我疯狂地爱上了他。’我的钢琴教师对我说：‘啊！是吗？’第五天，我觉得事情好像要结束了。我对我的钢琴教师说：‘这位先生开始令我厌烦。’她对我说：‘啊！是吗？’我不明白自己已经陷到何等程度。先生，这件事持续了三十二天，您想象得到吗？他不睡觉。早上，我把他踢出门。”

塞里奥伤感地打断她的话：“这是真的。”

她向他俯下身，崇拜地对他说：

“你看，配我这么漂亮的女人你实在是太丑了。先生，您不能评判我，我的面孔是个不够端正但显得可爱的面孔，仅此而已。但我身上有很美的东西。塞里奥，你愿意我给他看我的胸脯吗？”

“给他看吧。”画家说。

我看着塞里奥，他脸色苍白。她则娇媚地、迟疑地解开她的裙子，同时用崇拜他的目光征询他的意见，脸上挂着嘲笑他的微笑：

“我把酥胸给他看你有什么感觉？说呀，塞里奥，他必须看，因为就在这几天里我会委身于他。我要给他看了，你愿意吗？”

“给他看吧。”塞里奥答道。

他的声音是从喉头发出来的，他气得脸色发青，痛苦万分，她开怀大笑。

她说：“瞧！塞里奥！当他看见我的胸脯时，所有的人都已看过了。”

与此同时，她双手毫不犹豫地拽住裙子，因为她没有穿紧身内衣，她那件前面开衩的衬衣使她的一只迷人的乳房显露了出来，这是诗人赞美的乳房，是银行家不惜万金收买的乳房。在朱庇特变成罗特希尔德走进她家的时候，娜娜艾应该是她这种姿势，并穿着这件敞开的衬衣。

在这个时候，我没有看朱比丽87，而是看着塞里奥。

他气得发抖，突然他发出冷笑，就像一个心里痛苦不堪的可怜人。

他对我说：“您看她呀！处女的酥胸，姑娘的微笑！”

我忘了说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们中的一个人切开了鸡，我们开始吃饭。

朱比丽又穿好裙子，叫道：

“啊！你很明白我是爱你的。你别生气。你到现在为止只拥有过老妇人，你还不习惯我们这样的。天啊！这很简单，你的那些老女人没有什么可给人看的。我可怜的小伙子，你只有过老女人。你长得这么丑！你想让她们给人看什么？你的贝尔-茹瓦月丝公主，这个幽灵！你的阿戈斯塔伯爵夫人，这个女巫！你的那位淡黄色头发的四十五岁的女才子！，先生，您还没有看我的腿呢。”

还没等塞里奥有所动作，她已经把脚搁在桌上，撩起的裙子使她那世上最美的大腿显露出来，腿上穿着透明的丝袜。

我转向塞里奥。他不再说话，不再动，头仰倒在椅子上，他晕过去了。

朱比丽站了起来，她的目光一分钟前还充满了娇媚，现在则充满了焦虑。

她喊道：“他怎么了？唉！你真蠢啊！”

她扑向他，叫着他的名字，朝他脸上泼水；一眨眼工夫，小药瓶、药瓶、平底锅、药剂、醋摆满了桌子，和喝了一半的酒杯、吃剩的鸡混在一起。塞里奥慢慢睁开眼睛。

朱比丽瘫倒在地上，坐在塞里奥的脚边，同时她将画家的手握在她的纤纤小手里。她用茫然的目光望着渐渐睁开眼睛的塞里奥，小声说：

“这个家伙！我让人看大腿他竟痛苦成这样！如果他认识我半年，他会晕死过去！塞里奥，你不是个傻子！你知道得很清楚苏尔瓦兰画过我的裸体……”

塞里奥痛苦地打断她的话：“是的，他画成了一个肥胖的女人，一个弗拉芒女人。真是糟透了。”

朱比丽又说：“他是个畜生，因为我没有钱支付画像，他把画像给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换了一个挂钟！你看，你大可不必生气。一条腿算什么？再说，你的朋友肯定会成为我的情人。在你之后，你看着吧。啊！先生，现在这个时候我不行。您就是路易十四我也不行，您就是给我五万法郎我也不能背叛塞里奥。对了，这几天卡弗拉斯蒂亲王要来，还有另一个要来。您知道，人们总是有营业资产。再说，总有人想要我。总有一些有钱的、喜欢猎艳的人这样说：‘天啊，我想和这个女人、这个姑娘、这双眼睛、这肩膀、这厚颜无耻过一夜。’近处看这个朱比丽一定很可笑。那么，我不要任何人，任何人！我习惯了卡弗拉斯蒂。先生，等卡弗拉斯蒂回来，我忍受他的时间不能超过十分钟。如果他待了一刻钟，我就会杀了他，我现在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崇拜塞里奥这个人，喜欢他痛苦的傻样，喜欢他让我害怕成这样！我应该叫醒柯丽娜，我的女佣名叫柯丽娜。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会叫醒她，但我们这样的女人会让她继续睡的。我们很善良，没有别的。啊！他完全恢复过来了。我可怜的人儿，你知道我是多爱你！先生，他每天早上四点就叫醒我，同我谈他的家庭、他的贫穷、他为行政法院创作的巨幅油画。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啦，这些话使我发抖，使我流泪。也许他用他的哀诉来嘲笑我，也许他同他的那些老女人也诉说同样的事。所有这些男人都是那么卑鄙无耻！我陷在这里面真是太傻了。不是吗？您嘲笑我？是吗？无所谓，我是鬼迷心窍。我白天还想着他，真是奇怪！有时候我很悲伤。您知道吗？我想死。我快二十四岁了，我快老了。与其让花容月貌渐渐地消损、生出皱纹、衰老下去，还不如一死了之。这样，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就会抽着烟说：‘唉！你们知道吗？那个漂亮女人，她死了！’过了不久，人们又会说：‘她什么时候死啊？那个丑陋的女巫！她这副模样还活着干什么！真讨厌！’这是我为我自己作的哀歌。唉！不过，我确实爱上了，爱上了塞里奥这个卷尾猴！是的，先生，爱上了塞里奥这个卷尾猴！您想象得到我叫他我的母亲！”

说到这里，她抬头看着塞里奥，他则抬头望着天空。她温柔地问他：

“你在做什么？”

他答道：

“我在听你说。”

“那么，你听见了什么？”

“我听见了一首赞歌。”

没有日期　格兰瓜尔的一个曾孙在巴黎的大街上进行的哲学思考

七月以来，巴黎在所有的首都中占显要地位。

国王不应该在巴黎的街头游荡。

在政治的天空中，政变是雷电，马路是大雨。

政变闪电打雷，马路就下雨。

七月以来，王位在马路上。

当国王做了蠢事的时候，马路升高了，路灯降低了。

人民最好的象征就是马路。人们在上面走，直到它落到头上。

巴黎的街道在革命中总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1789年革命的可怖的词是“路灯”；1830年革命的可怖的词是“马路”。

这两个词都来自街道。

这些政变打下了路灯，升起了马路。

查理十世是被查理十世推翻的。

89年生出了一个巨物，1830年生出了一个侏儒。

查理十世王权的衰落没有路易-菲力浦王权的衰落严重。

拿破仑的前额几乎和路易-菲力浦的下颌一样宽。

目前的国王有一大堆小优点，有很多苏，但没有一个路易。

昨天，库赞对我说：“国王很抱歉人们不能用你来称呼他。”

七月革命在欧洲的国王心里引起一种恐惧，一种神圣的恐怖。

平等：愿望在政治语言中的表达。

在法国，总是存在一个处于潜热状态的革命。

法国既没有真正的自由，也没有真正的权力。我们四十年来所看到的是加了衬里的专制。面子用旧了，破了，衬里就露出来了。

革命就像火山一样，有冒火的日子，也有冒烟的时期。我们现在处于冒烟的时期。

我喜欢《马赛曲》，不是喜欢它的歌词，歌词很普通，而是喜欢它的曲子。在这个曲子中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英雄的温柔，夹杂着伟大和可怖。

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没有心肠的幽灵，一只棉花手握着法国之剑，一只铁手用来压制我们的自由。

有一天，迪帕蒂大谈文学。梯也尔最终打断了他的话：“我亲爱的迪帕蒂，您是作者，我也是；您很善谈，我也是；可是我是部长，我要求发言。”

资产阶级。基佐。黑色礼服；灰色风格。

可怜的诗人变成了叫骂的批评家88。

当我发表《圆柱颂》时，圣伯夫对我说：“这是一声鹰叫。”

布朗吉89说：“我感受到一切，但我什么都不能说，我只能沉默。”

高乃依、拉辛和伏尔泰立下了界石。

帝国时期和法国王朝复辟时期在界石旁放了一堆粗俗的悲剧。

贫穷的夏多布里昂使法国的书商富起来，还不算那些翻译家，不算比利时的偷窃者，就像是一条大河的源头，它只有一滴水。

奥德翁剧院。把一家剧院安置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区里，想活跃这个区的生活，想象会招来观众，这就好像人们想象把鱼放在地上就能引来水一样。

奥德翁剧院总是空无一人。这不是剧院经理的错，这不是剧作家的错，这不是演员的错，这是奥德翁剧院的错。有人说：“真奇怪！左岸的半个巴黎只有一家剧院，但它却兴隆不起来！”正是因为只有一家剧院才应该想想有某种隐藏的原因使它繁荣不起来，同样它还使得其他的剧院无法建立起来，理由是一样的。巴黎的人流不朝这边来，巴黎越来越局限在圣日耳曼区，巴黎成了杜伊勒利宫、王宫、冈德大街，卢森堡区不再是巴黎了，这个区对巴黎来说不再是—个区了，几乎成了外省。巴黎朝着右岸。

您奇怪塞纳河左岸越来越像一个沉寂的死城，像底比斯城90，像庞贝城。

在这半个巴黎里有聋哑院、法兰西学院、奥德翁剧院、残废军人院和贵族院。

总有一天，人们会理解我的生活和我的思想的变化。头脑是会变化的。

有一些男人是为女人的社会而生的，我是为孩子的社会而生的。

上个世纪人们说：

好人，有才华的人，有良心的人，智慧的人，风趣的人，献身给上帝的人，神职人员，宫廷人士，法律界人士，军人，法官，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海员，上流社会的人，贵族，享乐的人，干粗重活的人，平民，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品德恶劣的人。

我们这个世纪在这些短语中加上了这个短语：贪财者。

1848年

2月17日

举行宴会（宴会将在22日举行）的政治形势是这样的：

有一头狮子被关在笼子里，笼子上有两把锁。内阁拿着一把锁，反对派拿着另一把锁。内阁和反对派互相说：“如果你用你的锁打开笼子的门，我就用我的锁也打开笼子的门。”

谁会被吃掉呢？

两个都会被吃掉。

2月18日

宴会继续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宴会上会发生什么呢？

从贵族院出来，我和维尔曼先生在一起，阿尔古先生走过来同我们交谈。维尔曼说：“我希望这个宴会能顺利。”阿尔古先生答道：“是啊，我们看见它正炒得火热，我希望很好地消化它。”

2月19日

梯也尔先生因被迫要参加这个宴会很生气，是反对派强迫他这么做的。迪韦吉耶·德·奥拉纳先生说：“活该！我们把他扔进水里，他必须游泳！”

革命发生前的一个星期，热罗姆·拿破仑拜访了杜伊勒利宫。他向国王表示出他对人们思想上的骚动的不安。国王笑了，对他说：“我的亲王，我什么都不担心。”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我是必不可少的。”

热罗姆又谈了一些他的意见。国王听完他的话，又说：“殿下您对第一次革命过于耿耿于怀。现在条件变了。当时，地上布满了地雷，现在没有了。”

国王很高兴的样子；王后则很严肃，带些忧伤。她对热罗姆亲王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很不安。不过，国王知道他应该做什么。”

1848年2月19日，贵族院讨论有关工场童工的法案，我对讨论极为感兴趣，但我并不想发言，尽管我的同僚查理·杜潘不停地催促我发言。我坐在议会的左边莫斯科瓦亲王的位子上，这位子是他不久前让给我的，这位子离讲台更近，比我原来的位子好些。

我不知道被什么冥思苦想所缠绕，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这段话，后来发生的事件使这段话对我来说具有一种惊人的意义：

“贫困使人民走向革命，但革命又使人民回到贫困。”

就在拿破仑·迪萨戴尔正在谈他在政府计划中的位置时，布瓦西伯爵走过来坐在我旁边，他对我说：

“您对发生的一切有什么看法？您没有什么表示吗？”

我回答他：“我在思考。”

布瓦西又说：“应该行动起来。即将发生的事件是最严重的事件，必须预见到。”

“这也是我的意见。”

“您认为用什么方式呢？”

“贵族院提出质询。内阁已经向国民议会的反对派提出了挑战，议会也向内阁提出了挑战。贵族院到今天为止在这场争论中仍保持中立。如果它愿意，它完全可以解决问题。它进行不信任案表决，就可以推翻内阁，使反对派满意。解救王权，拯救国家。怎么得到不信任案表决？通过质询。”

布瓦西喊道：“这也是我的意见。”

我说：“那么，就进行质询吧。”

“不，我来向您建议质询的。我原来想我自己来质询，可是应该有效地来做这件事情。我问了二十多个议员，他们对我说：‘不，去找维克多·雨果；如果他愿意进行质询，我们都支持他。’所以我来找您。局势掌握在您手中，您可以了结或解决这种局面。您愿意吗？我相信您能够左右议会。”

布瓦西说到这里，拿起一张纸，在上面写到：“我请求议会允许在首都的局势问题上对内阁进行质询。”他写上日期，把笔递给我，说：“签名吧。”

我对他说：“听着，我随时准备支持您。我也准备好我自己来进行质询。但是，就像您说的那样，应该有效地进行质询。为了做到这一点，应该得到这里左边的人的支持。如果达吕和他的朋友保证能够支持我，我马上就站起来发言。”

布瓦西没有回答我，他跨过三四排椅子，来到达吕伯爵身边。过了一会儿，达吕就坐到了我的右边，布瓦西坐在我的左边。我向达吕谈了局势，布瓦西的建议，我的参与以及质询内阁的解决方法，问他和他的朋友是否能支持我，我还补充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占优势。如果是一个人站起来，还不如不站起来。我赞成这种意见：政治上总是可以冒险，但绝不能使名誉受影响。我喜欢冒险，但我不喜欢出丑。”

达吕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们不能支持您。”

“为什么？”

“是这样：如果反对派和内阁之间的对立到了您说的那种程度，那么您说的有道理，应该质询内阁，我们会站起来支持您。但是从昨天下午两点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方才见到了迪弗尔，他原来也想向议会质询内阁的，但现在他放弃了。实际上，内阁和反对派都不关心宴会。这是一场冒冒失失地决定下来的决斗，人们在努力摆脱双方。今天早上，人们还在虚张声势，在斗剑；今天晚上就坐在了会谈桌旁。我认为决斗不会发生，也就是说没有宴会，所以也没有骚乱，没有革命。在这种形势下，质询内阁就是强迫它做出解释。它做出解释必然要指责反对派。这等于是冰上加霜。当事情需要平息的时候，这样做有什么益处？另外，明天星期天好像有一场微不足道的闹事，但足以给反对派提供口实，为了维持公共治安，就要使宴会延期。我认为应该让他们自己去调解，保持沉默。”

我对达吕说：“您的主意拿定了吗？完全拿定了吗？我认为您错了；可是由于我不能没有您的支持，所以我也放弃质询。”

我此时处于贵族院的智者和疯子之间。疯子给我明智的建议，智者给我疯狂的建议。我遵循智者的建议，而相信疯子有道理，我这样做错了，我承认这一点。可是该怎么做呢？议会的原则是始终不要独自行动。

布瓦西听见了我们的对话。他对我说：“您不签名吗？”我回答：“不，您看见了，达吕他拒绝了。”

“那好，我签，我来质询。”

他拿起笔，签上名；当他准备离开座位，向一个庶务人员示意把质询交给主席（那一天的主席是巴尔特先生，不是大法官）的时候，达吕伯爵拉住他的胳膊，对他说：“您要三思而行！您以为挽救了一切，您将要失去一切。”

布瓦西停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好像在询问我的意见，他思考了一会儿，把他刚签了名的那张纸撕了，一边说：“随你们的便吧！”

过了一会儿，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没等会议结束，他就宣布后天星期一他要就首都的形势质询内阁，他的宣布在议会上很不受欢迎。

离开议会之前，布瓦西来到我身边，对我说：“您支持我吗？”我答道：“您不必担心。”他握紧我的手，说道：“我就指望于此了。”

这时，大厅已经空了，灯也熄了；只有几支蜡烛还燃着。我和达吕还坐在座位上。

达吕对我说：“别为质询而感到遗憾。我向您保证它会把一切都弄糟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内阁已经变了。莫雷先生被国王召见，他的口袋里放着新内阁名单。”我不停地向达吕提问题，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估计他是新内阁成员，他没有说。下个星期三，莫雷内阁的名单传播开来，我发现我的估计没有错。

但是，达吕了解骚乱的情况：两万名从亚眠、博韦、鲁昂来的工人到了巴黎，他们的工资照付，组成团体，准备进行一场对阵战；常设革命委员会，危机的所有征兆，一天的准备工作；他认为这一切只意味着基佐的垮台和莫雷的上台！我认为还有其他的后果，我们的谈话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我们完全沉浸在谈话中，在我们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拿破仑·迪萨戴尔正在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修改他的讲演稿。他的朋友佩德尔·拉卡兹坐在他的旁边，大厅里只剩下我们四个人了，他们肯定听见了我们的谈话。

晚上，有好几个人到我家来了，我把会上的事告诉了他们。大家的意见集中在质询是否适当上。大部分人与我的意见相反，认为一切都会在一场微不足道的骚乱中得到解决。谈话中埃洛先生来了，他是个年轻有为的律师，五天后被任命为共和国上诉法院代理检察长。我征询他的意见，他对我们说了下面这番话：

“我刚从圣贝拉吉监狱出来，我在那里和许多政治犯共进晚餐，他们都是我的委托人。他们喝香槟，唱《马赛曲》，兴高采烈地在走廊上跳舞，一边大声喊：‘三天后我们就自由了！’”

2月3日

我到达贵族院的时候正好是三点钟，拉帕戴尔将军这时也走进衣帽间，他对我说：“会议结束了。”

我去了议会。当我的马车走到里尔街的时候，一大队长长的密密麻麻的队伍从贝尔萨斯街走出来，他们三个人一排，穿着工装，戴着鸭舌帽，挥舞着手臂，朝议会方向走去。我看见街的另一头有一列荷枪实弹的步兵。我走过这群穿着工服的人，里面有不少妇女，他们振臂高呼：“改革万岁！打倒基佐！”他们停在步兵的步枪射程之内。士兵让开路，让我过去。士兵们在那儿说笑着，其中有一个很年轻，不断地耸着肩。

我来到休息室，那儿充满了忙碌不安的人群。梯也尔先生、雷米萨先生、维维耶先生、梅罗先生在一个角落里交谈；埃米尔·德·吉拉尔丹先生、阿尔东-希先生、布瓦西先生、弗朗克-卡雷先生、乌德托先生、拉格勒内先生在一起。阿尔芒·马拉斯特先生把阿尔东先生拉到一边。吉拉尔丹先生叫住我，接着是弗朗斯·乌德托先生和拉格勒内先生，弗朗克-卡雷先生，维吉埃先生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对他们说：

“内阁犯有严重的错误。它忘记了在我们这样的时代里，左右两边都有深渊，不应该太靠近边缘。内阁对自己说：这只不过是一场小小的骚乱，它几乎要为此欢呼，认为这样它的力量得到加强；它昨天倒台，今天就能重新站起来。但是，谁能预见一场骚乱的后果？是的，骚乱可以加强内阁，但是革命可以推翻王朝。多么危险的游戏啊！冒着王朝倒台的危险去挽救内阁！怎么摆脱困境？紧张的局势系紧了结，今天已无法解开这个结。缆绳会断，一切都会失去控制。左派行事已很不谨慎，内阁则是疯狂行事。内阁对两方都负有责任。内阁把治安问题与自由问题搅在一起，把好找碴儿的脾气与革命精神相对照是多么的愚蠢！在我看来就好像把庶务人员和印花公文纸交给一头狮子。埃贝尔先生在骚乱时的诡辩！漂亮的事件！不幸的是要想解除危机已为时过晚。流血已不可避免。”

我说这番话时，有一个议员走过我们身边，他说：“海军部已经被占领了。”

弗朗斯·乌德托对我说：“走，我们去看看。”

我们走了出去，穿过一队守卫协和桥头的士兵。还有一队士兵守卫着桥的另一头。在路易十五广场上，骑兵向黑压压的人群进攻，随着骑兵的靠近，人群像蜂群般四散逃离。桥上只有一个穿制服、骑在马上的将军，脖子上挂着十字勋章，他是普里沃将军。将军的马大步小跑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将军对我们喊道：“我们进攻了！”

我们来到桥的另一头，一个骑在马上的营长向乌德托先生敬礼，他披着镶饰带的呢斗篷，一个面善的胖男人。弗朗斯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吗？”营长回答道：“是的，我来得正是时候。”是这个营长解救了今天早上十点被骚乱的人群侵占的议会大厦。

我们来到广场上。骑兵在我们周围向骚乱者冲击。在桥的一角，一个龙骑兵将马刀举向一个穿工服的人。我不相信他砍了那个人。另外，海军部并没有被“侵占”。人群向议会大厦扔了一块石头，砸伤了一个在玻璃后看热闹的人，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发现香榭丽舍大街上停了好些马车，排成街垒。乌德托对我说：“那边开火了。您看见烟火了吗？”我答道：“啊！这是喷水池的水汽，这火是从水里来的。”我们笑了起来。

那儿是发生了小规模的战斗。民众用椅子垒起了三层街垒。香榭丽舍大街方阵的守兵冲过来想拆除街垒，人群朝警卫队里扔石头，打退了士兵的进攻。普里沃将军派了一个班的保安警察去解救，但他们被包围，被迫和士兵们一起躲进哨所里。人群围住了警卫队。一个人拿了一架梯子，登上哨所的屋顶，夺了旗子，将旗子撕碎扔进人群。必须要一个营才能解救警卫队。

弗朗克·乌德托对向我们述说这一切的普里沃将军说：“天啊！旗子被夺了！”将军高声回答：“说被夺了，不对；说被偷了，才对。”

我们又回到桥上。维维埃先生走过来和我们说话。他非常冷静，而且情绪很好，但他的头发很乱，衬衣很脏，指甲也是黑的。他戴着他那顶宽檐的大帽子，穿着纽扣一直扣到脖子的外套，这样的装束使这个昔日的掌玺大臣看上去像个警察。不过，他和我的意见一致。他相信目前人们已经感到整个立宪政体机器都被掀动了，它再无法站稳脚跟。人们已经听见了摇摇欲坠的响声。整个欧洲传闻四起，危机更加严重。

佩德尔·拉卡兹先生不期而至，他和拿破仑·迪萨戴尔挽起了手臂，两人都很兴奋。他们用弗朗克·乌德托的雪茄点燃了自己的雪茄，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吗？热努德向他自己提交了起诉书！人们不让他在左派的起诉书上签名，他也不愿因此事不如意而感到失望；目前，内阁处于两个危险之中：左边是整个左派，右边是热努德先生。”接着，拿破仑·迪萨戴尔又说：“听说人们把迪韦吉耶·德·奥拉纳举起来欢呼胜利。”弗朗克·乌德托说：“举起他不费多大力气。”佩德尔·拉卡兹说：“因为他没什么分量。”这些先生说完就离去了。

维维埃告诉我国王将一份选举改革的法律提案扔进抽屉里，说：“这个给我的接班人。”这是路易十五说过的话，他认为改革如洪水。

萨朗德鲁兹先生91把进步分子的陈情书拿给国王的时候，国王突然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您想要很多地毯吗？”

在这次进步分子招待会上，国王看见布朗基先生走到他身边说：“布朗基先生，听说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布朗基先生答道：“陛下，我应该向国王报告在各省，尤其在波尔多发生了很多骚乱。”国王打断他的话：“啊！又是骚乱！”他不再理睬布朗基先生。

我们正谈着话，维维埃对我说：“听，我好像听见了枪声。”

一个参谋部的年轻军官微笑着向乌德托将军问道：“将军，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很长时间吗？”弗朗克·乌德托问：“为什么？”军官答道：“因为我在城里吃晚饭。”

这时，一群穿着丧服和穿着黑衣服的孩子迅速地走过桥的另一侧人行道。一个男人牵着最大的孩子的手。我仔细地看了看，认出是蒙泰贝洛公爵。乌德托叫道：“瞧啊！海军部长！”他跑过去和蒙泰贝洛公爵交谈了一会儿，公爵夫人对骚乱感到很不安，于是全家人撤到左岸。

维维埃和我回到议会大厦。乌德托离开了我们。有一刻我们被大家包围了。布瓦西问我：“您没有去卢森堡宫吗？我正在谈巴黎的局势。大家都嘲骂我。我谈到‘首都处在危险中’，人们打断我的话，大法官要我遵守秩序。您知道古尔戈将军对我说了什么吗？‘布瓦西先生，我有六十门炮，弹药车都装满了弹药，是我亲自装的。’我答道：‘将军，我很高兴得知了宫廷的深刻想法。’您知道两个小时以来指挥巴黎的布若元帅是怎么说的吗？‘哪怕在我面前有五万妇女和儿童，我也会开枪。’从现在到明天早上会有好戏看。”

这时，迪韦吉耶·德·奥拉纳走过来同我握手，他没有戴帽子，头发卷曲，脸色苍白，但很高兴的样子。

我们在互相问好的时候，来了一个金胡子的年轻人，对他说：“您还有什么新消息告诉我好登在《祖国》（晚报）上？”迪韦吉耶说：“没有，但是别忘了去掉莫罗的签名。”“您放心吧。”“莫罗，塞纳省的。”“我知道。”“不要让他提抗议，这会带来恶劣的影响。”“我会注意的。”“记下来。莫罗，塞纳。”“我记下了。”“记在哪儿？”“在脑子里。您不用担心。”这个记者说完就走了。

我离开迪韦吉耶，走进议会。里面不到一百个议员。大家在讨论有关波尔多银行的法案。一个说话带鼻音的人在主席台上，索泽先生无精打采地念着法案的条文。贝莱姆先生正朝外走，他走过我身边时握了握我的手，说：“唉！”

有好几个议员走到我身边，有马里先生、罗歇先生（卢瓦雷省的）、雷米萨先生、尚博勒先生和其他的人。我向他们讲述了夺旗的经过，其严重性表现在进攻哨所的大胆上。其中一个对我说：“最严重的是有不好的内幕。昨夜，巴黎的十五座公馆的门上都被划了个十字，便于抢劫，其中有圣弗洛朗坦街的列文公主的公馆和塔鲁埃夫人的公馆。”我问道：“您能肯定吗？”他回答我说：“我在列文太太的门上亲眼看见的。”

弗朗克-卡雷院长今天早上遇到迪萨戴尔先生，对他说：“怎么样？”“很好。”部长答道。“您对骚乱怎么办？”“我听其自然。您想他们在路易十五广场和香榭丽舍干什么？下雨了。他们要在那儿走一天。今天晚上他们会疲惫不堪，然后去睡觉。”

艾蒂安·阿拉戈先生走进来，一边走一边向我们扔下这句话：“已经有七伤两死。圣阿沃伊街有街垒。”

会议结束了。我和议员们一起走出来，来到沿河大街上。

人们继续在协和广场上冲击。圣奥诺雷街建起了两道街垒，人们还在除去圣奥诺雷市场的铺路石。充作街垒的马车已经被人群扶起来了。在圣奥诺雷街，人群让保安警察队走过，然后在他们的背后向他们扔石子。一大群怒气冲冲的人从沿河大街上走来。我看见一个美貌的女子在一群穿工服、赤膊的人中走着，她戴着绿呢帽，围着一条大开司米围巾。她把裙子撩得很高，因为地上很泥泞，雨在不停地下。人群停在通往骑兵竞技场宫内的拱顶狭廊处，通过拱廊看着在宫前排成战斗队形的骑兵。在骑兵竞技场桥的附近我遇到儒尔·桑多先生92。他问我：“您对这一切怎么看？”“平息骚乱，但革命成功。”

沿河大街上到处都是巡逻队，人群高呼口号。商店都关着门，窗户则都是开着的。

夏特莱广场，我听见一个人对人群喊道：“这是1830年！”

不，1830年，查理十世身后有奥尔良公爵。而1848年，在路易-菲力浦身后有一个洞。

我从市政府大厦和圣阿沃伊街走过。市政府大厦很平静，只有两个国民自卫军在栅栏前来回走着；在圣阿沃伊街根本没有街垒。几个穿军服、腰间挎着战刀的国民自卫军在朗比托街巡视。堂普勒区在打集合鼓。

直到这个时刻，政府还装出不需要国民自卫军的样子。这也许是谨慎之举。今天早上，为议会服务的国民自卫军拒绝前进。

听说国王很冷静，甚至很高兴。但是不应该过分地玩这种游戏。在这场游戏里赢的局只能成为输掉的那一局的全部。

这时半夜的钟声响了。在沙滩广场有两门大炮。马莱街很凄凉，我在那儿散了一会儿步，然后就回来了。大街上的路灯都被砸碎了，一片漆黑，真可以称作黑暗的大街了。今天晚上只有圣安东尼街的商店开门。博马舍剧院关了门。王家广场变成了武器广场。部队埋伏在拱门下。圣路易街，一个营在黑暗中静静地靠墙而立。

方才钟敲响的时候，我们起来走到阳台上，说：“这是警钟声。”

在23日夜里一点，洛莱特圣母院的栅栏被拔除，用来做成铁蒺藜加固在外省街64号建的街垒。61号的这座房子有一个很漂亮的栅栏，完全可以做成铁蒺藜，但街垒的建造者们根本没有碰它。他们说：“尊重个人财产。”于是他们去拆了洛莱特圣母院的栅栏。

2月24日

天亮时，我从阳台上看见一群人吵吵嚷嚷地来到市府门前，人群里还有国民自卫军。三十来个保安警察守卫着市政府。人们大声地要他们交出武器。保安警察坚决地拒绝了，人群发出威胁的叫嚷声。两个国民自卫军的军官开口说话：“继续制造流血事件还有何用呢？所有的抵抗都是徒劳的。”保安警察放下了武器和弹药，他们没有受到骚扰，撤走了。

八区的区长埃内斯特·莫罗先生请我去区政府。他告诉我卡普辛街的惨案93，每隔一刻钟就有更严重的消息传来。国民自卫军这一次拿定主意反政府，他们喊道：改革万岁！军队为它自己在前一夜的所作所为感到恐惧，似乎想从此以后不再干这种骨肉相残的战斗。圣-克洛瓦-拉-布勒托纳里街，部队在国民自卫军面前撤退了。人们刚才告诉我们在九区的区政府，士兵们视敌为友，和国民自卫军一起巡逻。又接连来了两个送信人：勒耶的兵营被占领了，米尼姆的军营夺回来了。

埃内斯特·莫罗先生说：“我既没有内阁的指示，也没有内阁的消息！这个内阁现在怎么样了？莫雷的内阁还存在吗？怎么办呢？”“到塞纳省政府去，省议会成员佩莱先生建议；市政厅离这里只有两步路。”“那好，您和我一起去。”

他们走了。我查看了王家广场。到处充满了骚乱、不安、焦急的等待。到处都在积极修筑已经很可观的街垒。现在已经不再是一场骚乱了，而变成了暴动。我往回走。在王家广场进口站岗的一个士兵正在和一个守卫着离他二十步远的街垒的岗哨友好地交谈。

八点一刻，埃内斯特·莫罗先生从市政厅回来了。他遇见了朗比托先生，带来了好一点的消息。国王委托梯也尔和奥迪隆·巴罗重组内阁。梯也尔不是很得人心，可是奥迪隆·巴罗则是改革的代表。不幸的是这一让步受到威胁：布若元帅被授予国民自卫军和军队的总指挥权。奥迪隆·巴罗代表改革，而布若代表镇压。国王伸出了右手，同时又伸出了左拳。

巴黎市行政长官请莫罗先生在他管辖的区内和圣安东尼区散布这些消息。区长对我说：“这是我要做的。”“好啊！我说，不过相信我，可以通告梯也尔-巴罗内阁，但不要谈及布若元帅。”“您说得有道理。”

区长得到一个班的国民自卫军，他带领两个副区长和在场的市参议员来到王家广场。一阵鼓声把人群集中起来，他宣布了新内阁。民众欢呼起来，反复地呼喊：“改革万岁！”区长又说了几句话，要求大家团结一致，遵守秩序，他又一次得到大家的欢呼。他握着我的手说：“一切都得救了。”“是的。”我说道，“如果布若拒绝当拯救者。”

埃内斯特·莫罗先生率领他的随从去巴士底广场和区里继续宣布他的新消息，我回到家让家人安心。

半个小时后，区长和他的随从情绪激动地回到区政府，下面是他们去那里的经过：

巴士底广场被部队占领了，在广场的两头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民众在这两队士兵之间自由地穿梭跑动。区长来到七月纪念柱下面，宣布了他的消息，又一次受到民众的欢呼。莫罗先生又去了圣安东尼区。与此同时，工人们上前和士兵们友好地攀谈起来，对他们说：“交出你们的武器！交出你们的武器！”在队长的严厉命令下，士兵们抵抗着。突然，一声枪响，接着又响起一阵枪响。前一夜在卡普辛大街的惨案也许又将重演。莫罗先生和他的随从被人群挤来挤去，倒在地上。双方的交战持续了一分多钟，造成五六人的死伤。

这一次幸好是在白天，士兵们目睹血腥场面，突然转变了思想，经过了片刻的恐惧和惊吓后，他们拒绝作战，一边叫喊着：“国民自卫军万岁！”将军无法控制他的部队，通过沿河大街撤到了万森。民众仍然主宰着广场和这个区。

埃内斯特·莫罗先生说：“这个结果原来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尤其是我。”他把他那被子弹打穿了一个洞的帽子给我们看，他笑着又说：“一顶崭新的帽子！”

十点半。三个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来到区政府，他们报告说学生们冲出了校门，汇入了民众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分成几组前往巴黎的各区政府。

暴动每小时都在进展。它现在要求换掉布若将军，解散内阁。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走得更远，他们要求国王让位。

在杜伊勒利宫发生了什么呢？没有内阁的消息，也没有总参谋部的命令。我决定去议会，并经过市政厅，埃内斯特·莫罗先生很愿意和我一起去。

我们发现圣安东尼街布满了街垒。我们走过的时候说明了我们的身份，起义者们帮助我们越过一堆堆的路石。

当我们接近市政厅，穿过一个正在建设的工地时，我们看见塞纳省省长朗比托先生急匆匆地走过来。我问他：“唉！省长先生，您在那儿干什么？”他恼怒地回答我：“省长？我还是省长？”一些不怀好意的看热闹的人已经聚集在那儿了。莫罗先生发现一座要出租的房子，我们走了进去，朗比托先生向我们叙述了他的遭遇：

“我和两三个市参议员在我的办公室里交谈。突然走廊里响起一声巨响，门被粗暴地撞开了，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率领着激愤的人群冲了进来。这是国民自卫军的一个上尉。他对我说：‘先生，您必须从这里出去。’‘对不起，先生，在市政厅，我是在我家里，我不走。’‘昨天，您也许在市政厅当家；但是今天是人民在这里当家。’‘可是……’‘请您到窗户那儿看一看，看看广场上。’广场上人群鼎沸，有平民百姓，也有国民自卫军和士兵，士兵们的枪都到了大众的手中。我转过身对冲进办公室的人说道：‘先生们，你们说得有道理。你们现在是主人。’‘那好，’上尉说道，‘让您的下属承认我吧。’这太过分了。我反驳道：‘就差这一点了！’我拿了几份文件，下达了几项命令，就走了。既然你们去议会，如果议会还存在的话，请你们对内政部长说，如果内阁还存在的话，在市政厅，既没有了省长，也没有了省政府。”

我们费了不少力气才穿过了人山人海的市政厅广场。在梅吉斯里沿河大街上有一个巨大的街垒；多亏了区长的三角肩带，人们才让我们通过。街垒的那边几乎没有什么人。我们从左岸来到议会。

波旁宫挤满了议员、贵族院议员和高级官员，他们吵成一片。从一大群人中间传来梯也尔先生那有点刺耳的声音：“啊！维克多·雨果来了！”梯也尔先生走到我们跟前，询问圣安东尼区的消息，我们又向他谈了市政厅的情况，他悲伤地摇着头。我说：“通过这里？首先您还是部长吗？”“我？我早被超过了！我！早就超过了！现在是奥迪隆·巴罗担任内政部长和部长会议主席。”“布若元帅呢？”“也被吉拉尔元帅代替了。但这不算什么。议会被解散了；国王让位了。他正在去圣克鲁的路上，奥尔良公爵夫人现在摄政。啊！潮水在涨，在涨，在涨！”

梯也尔先生劝我们去和奥迪隆·巴罗先生合作。我们在我们这个重要的区的行动可以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于是我们去了内政部。

民众包围了内政部，一直拥到部长办公室，那儿有一群吵闹的人。在这间大办公室中间的一张大桌子上，秘书们伏案疾书。奥迪隆·巴罗先生满脸通红，双唇紧闭，双手放在背后，靠在壁炉上。他看见我们后就说：“你们都知道了？是吗？国王让位，奥尔良公爵夫人摄政……”一个穿工服的人走过时说：“如果人民答应的话。”

部长把我们带到窗户前，他向四周不安地看了几眼。我对他说：“您准备怎么办？您要做什么？”“我向各省发电报。”“这很急吗？”“应该让全法国都知道发生的事件。”“可是，在这个时刻，巴黎正在闹事。天哪，它闹完了吗？摄政，这很好，但摄政必须得到批准和认可。”“是的，得到议会的批准。奥尔良公爵夫人应该把巴黎伯爵94带到议会来。”“不行，因为议会已经解散了。如果公爵夫人要去某个地方，那应该是市政厅。”“您这样认为吗？那危险呢？”“没有任何危险。一个母亲，一个孩子！我为民众担保，民众会尊重一个公主的。”“那好，去杜伊勒利宫拜见奥尔良公爵夫人，向她提建议，开导她。”“您自己为什么不亲自去呢？”“我就要谈到这一点。我们不知道公爵夫人在哪里，我无法与她接触。不过，如果你们看到她，请告诉她我听从她的调配，我等待她的命令。啊！维克多·雨果先生，我愿为这个女人和这个孩子献出我的生命！”

奥迪隆·巴罗先生是世上最忠诚、最可靠的人，但他不是一个善于行动的人；在他的话语、目光和整个人中可以看到他的犹豫不决和惶恐不安。

他又对我说：“听着，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最紧迫的是让人民得知国王退位、摄政这些重要的变故。请答应我到你们的区里、到你们能够去的地方宣布这些消息。”“我答应您。”

我和莫罗先生朝杜伊勒利宫走去。

贝尔萨斯街，奔跑的马队。一队骑兵像闪电般风驰而去，一个赤膊男人手持短剑在后面追赶。

杜伊勒利宫仍然被部队把守着。区长拿出三角肩带，我们得以通过。边门的守门人得知我们的身份后对我们说奥尔良公爵夫人在内穆尔公爵的陪同下刚和巴黎伯爵离开宫廷，他们大概去了议会。我们只能继续走我们的路了。

在骑兵竞技场桥的桥头，子弹在我们的耳边飞过。这是骑兵竞技场广场的起义者在向从小马房出来的宫廷马车开枪。一个马车夫在他的车上被打死了。

埃内斯特·莫罗先生对我说：“我们如果被当作看热闹的人被打死了就太蠢了！从河的另一边过去。”

我们沿着学院和莫奈沿河大街走，在新桥，我们遇到一群手持长矛、斧头、枪的队伍，鼓手在队前，一个手持短刀、穿着国王侍从号衣的男人率领着这支队伍，他的号衣是方才在圣-托马斯-杜-罗浮街被杀的那个马夫的。

当我和莫罗先生到达王家广场的时候，那儿到处都是不安的人群。我们很快被大家围住，大家不住地向我们提问题。我们很费劲地来到区政府。人群太密集了，在广场上很难向人群说话。我和区长还有几个国民自卫军的军官、两个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登上区政府的阳台。我举起手，好像有魔力似的，人群很快安静下来。我说：

“我的朋友们，你们在等待消息。我们知道的情况是：梯也尔先生不再是部长了，布若元帅不再有军队统领权（欢呼声）。他们由吉拉尔元帅和奥迪隆·巴罗先生代替（欢呼声，但要稀落得多）。议会被解散了。国王让位（普遍的欢呼声）。奥尔良公爵夫人摄政（只有个别的欢呼声，大部分人在低声议论）。”

我接着说：“奥迪隆·巴罗向你们保证要向全国发出呼吁，你们将有一个完全代表人民意志的内阁。”

只有几声欢呼回应我的话，显然，大部分人都不满足，也不相信。

我们回到大厅。我对埃内斯特·莫罗先生说：“我现在应该去巴士底广场宣布这些消息。”但区长泄气了。他对我说：“您看得很清楚这没有用处。摄政没有被接受。您在这里说话，这里的人都认识您，都爱戴您！在巴士底，您会遇到区里的革命群众，他们也许会虐待您。”“我要去，我答应了奥迪隆·巴罗先生。”区长笑着又说：“我换了帽子，不过您还记得我早上戴的帽子吗？”“今天早上军队和民众都在场，有冲突的危险；现在这个时候，只有民众，人民是主人。”“主人……敌对的主人，您要千万小心！”“没关系！我答应的事，我应该信守诺言。”

我对区长说他的位置在区政府，他应该留在这里，这时有好几个国民自卫军军官自告奋勇地要陪我前往，他们中间有杰出的洛奈先生，我以前在国民自卫军的上尉。我接受了他们热情的要求。这样就形成了一小队随从，我们从巴-德-拉-莫尔街和博马舍大街朝巴士底广场走去。

那儿人群激愤，工人占主导。许多人都拿着武器，这些枪有些是从军营里夺来的，有些是士兵们交出来的。吉伦特派的呼声和歌声：为祖国而死！一群群的人在那儿激烈地辩论争吵。人们转过身看见了我们，问道：“有什么新消息吗？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跟着我们走。我听见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感情小声说着我的名字：“这是维克多·雨果！这是维克多·雨果！”有几个人向我问好。当我们到达七月纪念柱的时候，密密麻麻的人群围住了我们。我登上柱座，好让大家听见我说话的声音。

我尽全力让我的情绪激动的听众听见我的说话。这已经不是演讲，而是对话，是一个人与十个、二十个、上百个多少有些敌对的声音的对话。

我开始就宣布了路易-菲力浦的退位，就像在王家广场一样，万众齐声欢呼这个消息。人们还喊道：“不行！不是让位！是废黜！废黜！废黜！”我将遇到劲敌。

当我宣布奥尔良公爵夫人摄政的消息时，传来激烈的反对声：“不！不！不许摄政！打倒波旁王朝！不要国王，也不要王后！不要主人！”我重复道：“不要主人！我和你们一样也不愿意要主宰我们的人，我一生都在维护自由！”“那您为什么宣告摄政？”“因为一个摄政王后不是一个主人。再说，我没有任何权力宣告摄政，我只是宣布这个消息。”“不！不！不要摄政！”

一个穿工装的人喊道：“法国贵族院议员住嘴！打倒法国贵族院议员！”他把枪朝我瞄准。我盯着他，提高了声音，人群静下来：“是的，我是法国贵族院议员，我是以法国贵族院议员的身份说话。我不是向一个王室成员宣誓忠诚，而是向整个制宪王朝宣誓忠诚。当另一个内阁还没有成立起来的时候，我的职责是忠实于现在的内阁。我一直认为人民不愿意人们失职，无论是什么样的职责。”

在我周围发出一片赞同声，甚至还有叫好声。可是当我接着说“如果摄政……”，抗议声更多了。我只听见了一种抗议。一个工人对我喊道：“我们不愿意由一个女人来统治。”我激烈地反驳道：“我也不愿意由女人统治，甚至也不愿由男人来统治。那时因为路易-菲力浦想统治，他今天必须让位，让位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女人以一个孩子的名义来统治！难道这不是反对一切个人统治的保证吗？请看一看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我们是法国人！不要摄政！”“不要摄政？那要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准备！什么都没有！是彻底的混乱，可能会带来衰败、贫困和内战；总之，这一切还是未知数。”一个声音，只有一个声音叫道：“共和国万岁！”没有一个人附和他。可怜的民众，他们是盲目的，是无意识的！他们明白他们不要什么，但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从这时起，叫喊声、威胁声汇成一片，我只有放弃继续演讲的打算。我正直的洛奈对我说：“您做了您想做的事，您答应的事，我们现在可以撤走了。”

人群给我们让开了一条路，走离柱子二十步远的时候，那个威胁我的人又瞄准了我，叫嚷道：“处死贵族院议员！”“不，尊重伟大的人！”一个年轻的工人说，同时他压下了那个人的武器。我用手向他致谢，然后走了过去。

到了区政府，为我们的命运正焦灼不安的埃内斯特·莫罗很高兴地接待了我们，友好地向我表示祝贺。不过我很明白即使是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民众也是公正的，我没有一点担心，所以没有一点功罪。

在巴士底广场发生了这一切事的同时，波旁宫也发生了下面的事情：

在这个时刻，有一个人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思想深入所有的心灵，他就是拉马丁。他的那一本雄辩的、生动的《吉伦特派史》第一次将革命教给了法国。他在此之前一直是著名人物，现在深得人心，可以说他掌握着巴黎的命运。

在这场全面的骚乱中，他的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在《国民报》的办公室里大家议论过这个问题，成立共和国的可能性也做了估计，甚至草拟了临时政府的计划，拉马丁不在这个拟定的临时政府里。1842年，当人们讨论摄政问题，提出内穆尔公爵的人选时，拉马丁热情地为奥尔良公爵夫人辩护。他今天仍然是同样的想法吗？他想要什么？他想做什么？知道这些很重要。《国民报》主编阿尔芒·马拉斯特先生争取了三个著名的共和派人士：巴斯蒂德先生、出版商埃策尔先生、在《玛丽蓉·黛罗美》中扮演迪迪埃的著名演员博卡热。他们四人去了议会，在那儿找到拉马丁，和他一起在办公室里商议。

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谈看法，谈到他们的信心和希望：如果拉马丁赞成立即成立共和国，他们将很高兴；如果他认为摄政作为过渡是必要的，他们就请求拉马丁帮助他们得到反对一切倒退的严肃承诺。在这个重大的裁决中，他们激动地等待着拉马丁的决定。

拉马丁默默地听完他们的理由，请他们允许他思考几分钟。他在桌前坐下，手捧着头，沉思着。四个顾问静静地站在一旁尊敬地望着他。庄严的时刻。博卡热对我说：“我们听见了历史的脚步声。”

拉马丁抬起头，对他们说：“我要制止摄政。”

一刻钟后，奥尔良公爵夫人来到议会，手里牵着她的两个儿子：巴黎伯爵和查尔特尔公爵。奥迪隆·巴罗先生不在她身边。内穆尔公爵陪伴着她。

议员们鼓掌欢迎她的到来。可是，议会被解散了，还有议员吗？

克雷米厄先生95登上讲台，直截了当地提议建立临时政府。被人从内阁找来的奥迪隆·巴罗先生终于也露面了，他为摄政辩护，但他的话显得有气无力，底气不足。接着是大群手持武器和旗帜的民众和国民自卫军冲进议会大厅。奥尔良公爵夫人在朋友的帮助下和孩子们撤离了大厅。

议会消失了，议会大厅成了一种革命议会。勒德律-罗兰96向人群发表讲话。接着拉马丁来了，久盼的人群发出欢呼声。就像他承诺的那样，他坚决反对摄政。

一切都说明白了。临时政府的名单向人民做了宣布。在一片“是”与“不是”的喊叫声中，人民陆续选出了以下的人：拉马丁、杜邦·德·勒尔97、阿拉戈、勒德律-罗兰是一致通过，克雷米厄、加尼埃-帕热斯98、马利99得到多数的拥护。

临时政府成员立即前往市政厅。

在议会，在演说家的演讲里，甚至在勒德律-罗兰的演讲里，一次都没有提到“共和国”这个词。而现在，大街小巷都传遍了，人民的当选者到处都能听见这个呼声，这个词人人传送，充满了巴黎的空气。

在这些不同寻常的日子里，这几个人掌握着法国的命运，而他们自己同时又是大众手中的工具和玩具，这大众不是人民，也不是上帝。在人群的压力下，在对人群的胜利的赞叹和恐惧中，他们宣布了共和国的成立，但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做一件如此伟大的事情。

人们拿来半张纸，纸的抬头印着这些字：塞纳省，省长办公室。也许今天早上朗比托先生用这张纸的另一半给他的那些资产阶级小姐写情书呢。

拉马丁先生在外面震天的叫喊声的口授下写下了这句话：

“临时政府宣布法国的临时政府是共和国政府，它将立即号召全国人民批准临时政府和巴黎人民的决议。”

我手上拿着这张纸，这张肮脏的、沾满墨汁的纸，一个起义者把这张纸交给沸腾的人群。此时此刻的狂热还留在这张纸上，还在这张纸上跳动。激动中说出的话还不规范，号召这个词写错了。

当写完这几行字，拉马丁签上名，然后把笔递给勒德律-罗兰。

勒德律-罗兰先生大声地念着这句话：“临时政府宣布法国的临时政府是共和国政府……”

他说道：“临时这个词重复了两次。”

其他的人也附和道：“是这样。”

勒德律-罗兰先生又说：“应该至少去掉一个。”

拉马丁先生理解这一语法上的意见的意义，这其实就是一场魔术式的革命。

他说道：“必须等待法国的认可。”

勒德律-罗兰喊道：“我有了人民的认可，我不需要法国的认可。”

拉马丁指出：“可是谁在这个时候能够了解人民想要什么？”

勒德律-罗兰说：“我知道。”

一阵沉默。人们听见人群像大海的潮水般汹涌咆哮。勒德律-罗兰又说：

“人民想要的是立即成立共和国，不要片刻等待的共和国！”

“不要缓期的共和国。”拉马丁说，在这句对勒德律-罗兰的话的解释中隐藏着一种异议。

勒德律-罗兰接着说：“我们是临时的，但共和国不是临时的。”

克雷米厄从拉马丁手里拿过笔，在第三行处划掉“临时”，在旁边加上“目前”。

勒德律-罗兰说：“目前的政府？好极了。我更喜欢确定的。不过我还是签上名。”

拉马丁的签名很草，可以看出来诗人内心的犹豫不安；在他的签名旁勒德律-罗兰签上了他的大名，他的签名带着诉讼代理人的书记签名时带出的那种平庸的花缀。勒德律-罗兰的签名下面，加尼埃-帕热斯也胸有成竹地签了名。带着同样的花缀。然后是克雷米厄，马利，最后是杜邦·德·勒尔，他的手因年老和恐惧而不停地发抖。

这六个人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时的临时政府由这六个议员组成。

巴黎市的图章放在桌子上。从1830年以来，在布满百合花徽的天空下航行的船和“它们比星星更亮”的题铭从市府图章上消失了。图章上只有一个像大零的圆圈，圆圈中只有这几个字：巴黎市。勒德律-罗兰拿起印章，把它按在纸的下方，他动作太急了，图章盖反了。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写上日期。几分钟后这张纸成了法律，这张纸成为人民的未来，世界的未来。共和国宣布成立。100

在2月24日夜里，巴黎修筑了一千五百七十四座街垒。

24日早上黎世留街的勒帕吉商店被撞开的经过是这样的：商店的门面还关着，门面的里外都装了铁护栏；另外，在排门板的后面，勒帕吉的工匠预料到骚乱的可能，安装了一个铁皮门，就像剧院用的金属防火幕。这扇金属帘门就像前台的幕布一样可以整个地自由上下。当时勒帕吉商店的铁帘门是关着的，在门面后形成第二道屏障。起义者用枪砸门，没有砸开，他们只使门晃动了一点，不得不放弃。

这时，一辆马车驶过来。进攻者截住马车，把车上的人赶下来。旁边的人说：“你们想干什么？”起义者给马卸了套，把马车的后部对着勒帕吉商店，四十来个人抓住车的辕杆一齐用力推着马车朝商店的门面撞去，只听一声巨响，排门板和铁帘门被撞破了，马车进了商店。不一会儿，勒帕吉商店的两百条枪就落入了起义者的手中。接着，起义者在街当中横倒马车，把它变成了街垒。

2月25日

上午，八区的区政府门前和周围相对来说还比较平静，在埃内斯特·莫罗先生的授意下采取的措施似乎保障了区内的安全。

我觉得可以和我的儿子维克多离开王家广场，去市中心。人民（巴黎人民！）的激奋和革命的后果对我来说具有难以战胜的吸引力。

天空灰蒙蒙的，是阴天，但很温和，没有雨。大街小巷都布满了欢腾的人群。人们继续以一种难以想象的热情加固着已经修建好的街垒，并且还在修建新的街垒。一队队举着旗帜、敲锣打鼓的人呼喊着口号：共和国万岁！或唱着《马赛曲》和《为祖国而死》！咖啡馆里人满为患，但大部分商店都关着门，就像是在节日里一样。一切都像在过节。

我沿着沿河大街来到新桥。我在那儿的一张公告下端看到了拉马丁的名字；看到民众，我突然涌起一种想看看我的老朋友的强烈愿望。于是我又返回来，和维克多一起朝市政厅走去。

市政厅广场和前一天一样挤满了人，由于市政厅周围的人群太密，难以移动。台阶的阶梯很难接近。我拼命往台阶那儿挤，但无济于事，我只有退出来，这时我年轻的朋友保尔·默里斯的兄弟金银艺匠弗罗芒-默里斯发现了我。他是国民自卫军的少校，现在和他的部队在市政厅值勤。我把我们的困难告诉了他。他威严地下命令：“让开！让维克多·雨果过去！”在他的肩章前，人墙打开了，我也没弄清是怎么打开的。

越过台阶，弗罗芒-默里斯先生领着我们穿过不少楼梯、走廊和堆满了人的房间。一个老百姓看见我们走过，他从人群中出来，站到我面前说：“维克多·雨果公民，请呼喊：共和国万岁！”“命令我喊我什么都不喊，”我说道，“您懂什么叫自由吗？我实践着自由。今天我会喊：人民万岁！因为我想这么喊。当我喊‘共和国万岁’的那一天，那是在我愿意的时候。”“他说得有道理！这样很好！”好几个人小声说。我们走了过去。

弯弯曲曲地走了很久，弗罗芒-默里斯把我们引进一间小房间，然后离开我们去通知拉马丁。

我们这间房间的玻璃门对着一条长廊，我看见我的朋友、大雕塑家大卫·安热从那儿走过，我喊住他。这位老资格的共和派容光焕发，他叫起来：“啊！我的朋友，多美好的日子！”他告诉我临时政府任命他为十一区的区长：“您也被召见了，我以为，为同样的事。”我说：“没有，我没有被召见。我是以我自己的名义来向拉马丁祝贺。”

弗罗芒-默里斯先生回来了，告诉我拉马丁正在等我。我把维克多留在这间房子里，随着殷勤的引路人穿过另一些走廊，这些走廊通往一个大门厅，里面站满了人。弗罗芒-默里斯先生说：“都是些求见者！”临时政府设在旁边的房子里。两个国民自卫军的战士手持武器守卫着这个大厅的门，他们对各种请求和威胁都无动于衷，视而不见。我从密集的人群中挤出一条路。一个得到命令的士兵给我打开了门。拥挤的人群想利用这个机会，他们冲向哨兵，哨兵在弗罗芒-默里斯先生的协助下轰退了人群，门在我身后又关上了。

我来到一个宽敞的大厅里，它处于市政厅的楼群中的一栋楼的楼角，两边有高大的窗户照明。我希望拉马丁一个人在那里，可是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临时政府的其他成员：阿拉戈、马利、阿尔芒·马拉斯特……他们分散在大厅的四处，有的在与朋友交谈，有的在写东西。我进去的时候拉马丁站了起来。在他那件像平时一样扣着纽扣的礼服上，他佩戴着交叉的三色宽肩带。他朝我走了几步，向我伸出手：“啊！维克多·雨果先生，您来找我们了。这是共和国值得自豪的新成员！”我笑着对他说：“您别把话说早了，我的朋友。我只是来找我的朋友拉马丁的。您也许还不知道，昨天当您在议会否决摄政的时候，我正在巴士底广场维护摄政。”“昨天，很好；可我们现在是今天！今天既没有摄政，也没有君主政体。维克多·雨果最终不可能不是共和派。”“原则上说我是共和派。在我看来，共和国是唯一合理的政府，唯一与国家相称的政府。全球共和国将是进步的最后一个词。但是它的时机来到法国了吗？正是因为我赞成共和国，所以我希望它能够长期生存下去，能够是决定性的。您将要同国人商议，是吗？全国的人？”“当然是全民族。我们临时政府的所有成员都赞成普选。”

这时，阿拉戈和阿尔芒·马拉斯特走到我们跟前，阿尔芒·马拉斯特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拉马丁对我说：“我亲爱的朋友，您知道今天早上我们已经任命您为您那个区的区长。”

“这是我们都签了名的敕书。”阿尔芒·马拉斯特说。

“我谢谢你们，可是我不能接受。”

“为什么？”阿拉戈问，“这些不是政治职务，而且完全是无偿的。”

“我们刚才得知了在弗尔斯监狱的暴动企图，”拉马丁补充道，“您预见到了这次暴动，这样做比镇压暴动要强得多。您在您的区受到普遍的爱戴和尊敬。”

“我的威信是道义上的，如果变成了官方性质，它就会失去。再说，我不愿意以任何代价剥夺埃内斯特·莫罗的权力，他在这些天里的表现很勇敢，很忠诚。”

拉马丁和阿拉戈仍在坚持：“不要拒绝我们的敕书。”“那好，我拿着……为了保留真迹；我当然会把它放在口袋里。”“是的，留着吧，”阿尔芒·马拉斯特笑着说，“将来您可以说您当过贵族院议员和区长。”

拉马丁把我带到一扇窗户的窗洞处，对我说：“我并不想让您掌管一个区，而是想让您掌管一个部。维克多·雨果任共和国的公共教育部长！……您瞧，因为您说过您是共和派！”“共和派？原则上是的。但实际上，我昨天还是贵族院议员，我昨天还拥护摄政；我认为共和国为时过早，所以我今天还是拥护摄政。”“国家高于王朝，”拉马丁又说，“我也曾是保皇派……”“您曾是国民议会议员，是由人民选出来的；而我是贵族院议员，是由国王任命的。”“国王根据宪法在上议院的级别中选中您的时候，只不过是为贵族和他自己添光增彩。”“我谢谢您的好意，可是您是从外部看事物，而我是从良心上看。”

我们的谈话被广场上传来的一阵齐射打断了。一颗子弹砸碎了我们头上的一块玻璃。拉马丁痛苦地叫道：“这又是怎么回事？”阿尔芒·马拉斯特先生和马利先生出去查看发生了什么事。拉马丁又说：“啊！我的朋友！承担这革命的政权是多么艰难啊！在历史面前，在良心面前有多少意想不到的责任要承担啊！两天以来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过的。昨天，我还生出了几缕灰发，明天它们就会全变白了。”我对他说：“是的，您是在了不起地承担着您天才的责任。”

几分钟后，阿尔芒·马拉斯特先生回来了。他说：“枪声不是冲着我们来的，人们没能给我解释清这次意外事件的原因。发生了冲突，就开枪了。为什么？是误会吗？是社会主义者与共和派之间的冲突吗？不清楚。”“有受伤的吗？”“有，还有被打死的。”

接下来是一阵死寂。我站起来：“您大概要采取措施了吧？”拉马丁不安地回答：“唉！什么措施？今天早上我们刚决定发布您在您的区里所做的那件事101。国民别动队，所有的法国人既是士兵又是选民。但是这一切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他向我指了指广场上的人山人海。“您看见了，这是大海啊！”

一个围着围裙的小伙子走进来，低声地同拉马丁说了几句。拉马丁说：“啊！太好了！我的午饭准备好了。雨果，您愿意和我一起吃吗？”“谢谢，可是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吃过午饭了。”“我还没有！我饿坏了。您至少来坐坐吧；饭后我就让您走。”

他领我走进一间朝着内院的房间。一个面孔和善的年轻人正在一张桌子上写着什么，他站了起来，准备出去。这是路易·布朗基提出让他加入临时政府的那个工人。拉马丁对他说：“别走，阿尔贝。我没有什么秘密要对维克多·雨果说。”阿尔贝先生和我互相打招呼致意。

那个小伙子向拉马丁指了指桌上放在陶盘里的烤牛排、一块面包、一瓶酒和一个杯子。这些都是从附近的一个酒商那儿弄来的。拉马丁说：“很好，还要一把叉子？一把刀？”“我以为这里有。还要去找！……我好不容易把这些东西拿到这里来！”“唉！战时就像战时嘛！”他用手掰开面包，拿起牛排，用牙齿啃牛的大腿肉。他吃完后，就把骨头扔进壁炉里。他就这样吃了三块牛排，喝了两杯酒。

他对我说：“您承认这是一个原始的午餐！不过，与我们昨天晚上的饭相比已经是一个进步了。昨天晚上我们大家只有面包和奶酪，我们都在一个破糖罐里喝水。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一家报纸在今天早上披露临时政府的狂欢酒宴！”

我在维克多等我的那间房间里没有找到他；我想他可能是等得不耐烦了，独自回家了。

当我来到沙滩广场时，人群还在为刚才不明理由的意外事件而激动不安。我看见人们抬着一个刚断气的伤员走过。人们告诉我这是第五个了。人们把他抬到圣让大厅，像其他几个一样，那儿已经放满了前一天被打死的人，大约有一百多个。

在去王家广场之前，我又转了一圈，巡视我们的哨所。在米尼姆兵营前，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年手持一杆大枪在那儿骄傲地站岗。我好像今天早上或前天看见过他。我问他：“你又在站岗了？”“不是又在站岗，而是一直在站岗；别人没有来替换我。”“啊！是这样！你在这里站了多长时间的岗了？”“啊！已经有十七个小时了！”“怎么！你没有睡觉！没有吃饭？”“不，我吃了饭。”“你自己去找东西吃的吗？”“不，一个哨兵怎么能够离开他的岗位？今天早上，我对着对面的商店叫喊我饿了，人们给我拿来了面包。”我急忙去找人来替换这个勇敢的孩子。

来到王家广场，我问维克多在不在，他没有回来。我不禁打了个寒战，脑子里掠过圣让大厅里放着那些死者的场景。是不是我的维克多在这场意外事件中遭遇不测？我找了个借口又出来了。瓦凯里在那儿，我对他说了我的担心，他很乐意陪我前往。

我们先找到弗罗芒-默里斯先生，他的商店在市政厅旁的罗波街，我请他设法让我进圣让大厅。他开始不想让我去看这个可怕的场景；他前天看过后至今还摆脱不了那可怕的景象。他的迟疑使我认定是一种婉转的方式，我坚持要去，于是我们出发了。

在圣让大厅里，在行军床上摆放着长长一排尸体，就像停尸房，大部分人难以辨认。我一个一个地查看，每当看到一个褐色头发年轻死者我就忍不住发抖。啊！是的，看见这些血淋淋的死者是多么可怕的场景啊！但是我无法描述它；我看到的所有面孔都不是我的孩子，终于到了最后一个，我松了口气。

当我走出这个悲惨的地方时，我看见欢蹦乱跳的维克多朝我跑来。他听见枪声后就离开了那间房间，由于没有找到回家的路，他去看望了一个朋友。

2月26日

在王家广场的拱顶下，人们到处都用炭笔写着：孚日山脉广场。

在巴黎四处的墙上人们看到这样开头的布告：

法兰西共和国

女公民们！

在每个人都想到要拿掉地毯的时候（等等……）

下面是一个工厂主的地址。

25日在凡尔赛，玛丽·奥尔良做的贞德塑像被砸碎了，扔到窗外。

路易-菲力浦的逃跑

是克雷米厄先生对国王说出下面这句伤感的话：“陛下，该走了。”

国王已经退位。这致命的签名已是白纸黑字。他盯着克雷米厄。

人们听见外面传来王宫广场激烈的枪声；这个时刻正是水堡的保安警察在与瓦卢亚街和圣奥诺雷街的街垒交战的时刻。

不时地响起巨大的喧嚣声，盖过了火枪声。显然是民众到来了。从王宫到杜伊勒利宫对暴动这一巨人来说只有一步之遥。

克雷米厄先生指了指外面不祥的喧闹声，又说：“陛下，该走了。”

国王一言未答，仍然死死地盯着克雷米厄先生，脱下他的将军帽，随意递给他身边的一个人，然后又解下他的红绶带，脱下饰有银色大肩章的军服；他仍坐在宽大的沙发椅里，就像几个小时以来他一直瘫倒在椅子里一样，无力地说：

“一顶圆帽！一套礼服！”

有人给他拿来一套礼服和一顶圆帽。不一会儿，国王便成了一个老布尔乔亚。

接着他又用急匆匆的命令口吻喊道：

“我的钥匙！我的钥匙！”

人们忙着找钥匙。

可是喧嚣声越来越大，枪声越来越近，可怕的喧闹声逼近了。

国王重复道：“我的钥匙！我的钥匙！”

钥匙终于找到了，拿给了国王。他把钥匙放进公文包，然后将公文包夹在胳膊底下，还有一个更大的公文包由一个仆从照管。国王显出一种躁动不安，周围的一切都在匆忙中进行。不时传来亲王们和仆从们的声音：“快！快！”只有王后不慌不忙，保持矜持。

大家开始出发了。国王一行人穿过杜伊勒利宫，他把手臂伸给王后，更确切地说是王后把手臂伸给国王。蒙庞西埃公爵夫人倚靠着于勒·德·拉斯泰里先生，蒙庞西埃公爵靠着克雷米厄先生。

蒙庞西埃公爵对克雷米厄先生说：

“克雷米厄先生，请和我们在一起，不要离开我们，您的名字对我们会有用的。”

他们就这样来到大革命广场。国王在那里变得脸色苍白。

他用目光寻找着他预先让人在他的马房里备好的四辆马车。但是马车不在那儿。在马厩的出口，第一辆马车的马车夫被一枪打死了。当国王在路易十五广场找这些马车的时候，民众正在王宫广场焚烧这几辆马车。

在方尖碑102脚下，停着一辆小出租马车，只有一匹马驾辕。

国王快步朝马车走去，王后紧随其后。

在这辆马车里，有四个女人，每个女人膝上都坐着一个孩子。

这四个女人是内穆尔的夫人和儒安维尔的夫人和两个宫娥，四个孩子是国王的孙子。

国王用力打开车门，对四个女人叫道：“下来！都下车！都下车！”

他只说了这三句话。

枪声越来越可怕了。只听见民众如潮水般涌进杜伊勒利宫。

一眨眼工夫，四个女人就站到了马路上。——在这条马路上曾竖立起路易十六的断头台。

国王登上马车，更确切地说是投身进空无一人的马车，王后跟着进去。内穆尔夫人坐上前座的长椅。国王仍紧紧地夹着他的公文包。另一个大公文包是绿色的，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搬上马车。克雷米厄先生一拳把公文包打落在车里。其实公文包里装的不是钱。两天后，临时政府得知路易-菲力浦到了特鲁维尔，缺钱用，让拉马丁先生交给蒙塔利韦先生三十万法郎，由他转交国王。

“出发！”国王叫道。

马车出发了。走的是纳伊大街。

贴身侍从图雷登上马车的后部。可他无法站在代替折叠式座席的杠子上。他又试着骑到马上，最后只有跑步追随，马车超过了他。

图雷一直跑到圣克鲁，以为在那儿可以找到国王，在那里他得知国王已去了特里亚农宫。103

就在这时，克莱芒丁娜王妃夫人和她的丈夫萨克斯-柯堡公爵坐火车到了圣克鲁。

图雷说：“快！请再上火车去特里亚农宫。国王在那里。”

图雷就这样才赶上了国王。

在凡尔赛，国王找到了一辆大轿式马车和一辆公共马车。他和王后坐上轿式马车，他的随从坐公共马车。驿站的马被套上了这些马车，马车朝德勒104方向驶去。

在路上，国王脱下假发，换上一顶黑绸便帽，帽檐一直压到眼帘。他的胡子从前天开始就没有剃了，他一夜未眠，变得有点认不出来了。他转向王后，王后对他说：“您看上去有一百岁。”

到达德勒的时候，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在右边，路面平整，铺着路石，一般都是走这条；另一条在左边，路面坑坑洼洼，路途更长。国王说：“车夫，走左边的路。”

他做得很对。德勒的人很憎恨他，有一部分居民不怀好意地在右边的路上等着他。他这样走就逃避了危险。

得到通知的德勒专区区长找到国王，交给他一万二千法郎，其中六千法郎是纸币，另外六千是袋装银币。

轿式马车离开了公共马车，朝埃弗勒驶去，顾不上公共马车的遭遇如何了。在离城里一法里的地方国王知道有一座别墅，是属于他的一个心腹：某某先生……

当国王一行人到达别墅时，天已经黑了。

马车停了下来。

图雷下车按响了门铃，门铃响了很长的时间。终于来了一个人。

图雷问道：“您是某某先生？”

某某先生不在。现在是冬天，某某先生在城里……

他的佃户名叫勒纳尔，是他开的门，他向图雷解释了这一切。

图雷说：“这没关系，我那边有一位老先生和一位老太太，他们是他的老朋友，他们赶路很累了，请您给我们打开门吧。”

勒纳尔说：“我没有钥匙。”

国王累得精疲力竭，饥肠辘辘，痛苦难忍，勒纳尔看见老头这副模样动了恻隐之心。

他又说：“先生太太请进吧。我不能给你们打开城堡，但是我可以让你们进我的农舍休息。请进吧。同时我派人去埃弗勒找我的东家。”

国王和王后走下马车。勒纳尔把他们引进农舍低矮的厅堂里，厅堂里生着旺旺的火，国王已经冻僵了。

他说：“我冷极了。”他接着又说：“我饿坏了。”

勒纳尔说：“先生，您爱喝洋葱汤吗？”

“很爱喝。”国王说。

人们做了洋葱汤，拿来午餐没有吃完的剩东西，说不出来是什么的冷杂烩，还有煎蛋。

国王和王后上了桌，其他的人都和他们在一起吃，有佃农勒纳尔，他的几个伙计，还有侍从图雷。

国王把端给他的东西都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王后没有吃。

吃到一半，门打开了。是某某先生。他是急匆匆从埃弗勒赶来的。

他发现了路易-菲力浦，惊叫起来：“是国王！”

“别吱声！”国王说。

但为时过晚。

某某先生请国王放心，勒纳尔是正派人，完全可以信赖他，农舍里的人都是可靠的人。

国王说：“很好，我必须马上走。怎么走法？”

勒纳尔问：“您想去哪？”

“最近的港口是哪一个？”

“翁弗勒。”

“那好！我就去翁弗勒。”

“好的。”勒纳尔说。

“离这里有多远？”

“二十二法里。”

国王大惊，叫道：

“二十二法里！”

“您明天早上就能到达翁弗勒。”勒纳尔说。

勒纳尔有一辆双座小马车，他平时用它来跑市场。他是养马人，也是马贩子。他在双座马车上套上了两匹壮实的马。

国王坐在马车的一角，图雷坐在另一角，勒纳尔坐在中间当马夫。人们在挡板上横放了一大袋荞麦，然后大家出发了。

这时是晚上七点。

王后两小时以后坐轿式马车走，用的是驿站的马。

国王把纸币放在口袋里。至于银币袋，带着不方便。

图雷后来给我讲述这些细节的时候对我说：“国王好几次命令我把钱袋扔在路上。”

过埃弗勒的时候遇到点麻烦。在靠近圣托林教堂的出口处，有一群人拦住了马车。

一个人抓住马笼头说：“听说国王会从这里逃走。”

另一个人把提灯放在国王的眼皮底下。

有一个国民自卫军军官模样的人一直在怀疑地摸着马具。他在这时突然叫起来：

“瞧！是勒纳尔老爹！我认识他，公民们！”

他转向图雷，低声对他说：“我认出了您在角落里的那位同伴。快走吧。”

图雷后来告诉我：

“他跟我说话恰是时候，这个家伙。因为我以为他割断了马索，我正准备给他一刀。我手里的刀已经开鞘了。”

勒纳尔扬鞭催马，他们就这样离开了埃弗勒。

马车跑了整整一夜。不时停在路边的旅馆前，勒纳尔给马喂荞麦吃。他对图雷说：“下车。装得自在些。用‘你’称呼我。”他有时也用“你”称呼国王。

国王把黑绸便帽一直拉到鼻梁上，一声不吭。

早上七点到了翁弗勒。马匹马不停蹄地在十二小时内走二十二法里。它们疲乏不堪。

“来得是时候。”国王说。

国王从翁弗勒来到特鲁维尔，王后在那里与他会合。

在特鲁维尔，他们希望藏身于迪萨戴尔先生过去租的一座别墅里，他每年度假到海边洗海水浴时都住在这座别墅里。可是别墅的门关了。他们只好躲进一渔民家中。

吕米尼将军上午不期而至，他的到来差点毁了一切，因为在港口一个军官认出了他。

最后国王终于上了船。临时政府听凭事件的发展。

可是，在最后一刻，一个警察局长想假装干活卖力，他登上国王的船，国王正在遥望翁弗勒，警察局长从甲板到底舱仔细地查看了一遍。

在中舱，他打量了很久坐在角落里的这位老先生和老太太，他们好像在守着他们的旅行包。

但他没有离去。

突然船长掏出表，说：

“警察局长先生，您是留还是走？”

“为什么提这个问题？”警察局长说。

“因为再过一刻钟，如果您不踏上法国的领土，明天您就会在英国的领土上。”

“你们要起航？”

“马上起航。”

局长先生打定主意走了，可是他很不满意，因为他白白地嗅了半天猎物。

船起航了。

勒阿弗尔在望时，船差点沉了。它撞上了一艘大船，因为气候太恶劣，天太黑，大船撞坏了一部分桅杆和船舷，船上的人尽力修补损坏的地方，第二天早上，国王和王后到了英国。

2月24日，德卡兹公爵和公爵夫人被赶出了卢森堡宫。被谁赶出来的？是被宫里的人赶出来的，这些人都是贵族院的雇员，被公民投票选出来的。区里流传着一种传闻，说贵族院议员要在夜里聚会，制订反革命契约，发表一个公告，等等。整个圣雅克区都准备向卢森堡宫进军。恐怖从那里而来。人们先是请求，然后是紧逼，最后是强迫公爵和公爵夫人离开卢森堡宫。“我们明天走。我们不知道去哪里。让我们在这里过一夜！”“不行，一夜也不行！”他们被赶了出来。

他们去了一家有家具的旅馆。第二天他们在维尔纳伊街9号住下来。

德卡兹先生病得很厉害，八天前他开了刀。德卡兹太太很沉着地应付这一切，这真是在男人们的愚蠢中显出的女人的美德。

2月24日，部长们的逃跑也费了很大的力气。

基佐先生三天前就离开了卡普森旅馆，躲到内政部。他一家和迪萨戴尔一家住在一起。

2月24日，他们等待着奥迪隆·巴罗先生和摄政；勒德律-罗兰先生来了，这成了一场革命。

当基佐先生和迪萨戴尔先生准备用午餐时，一个执达员惊恐地跑来。暴动队伍已经从勃艮第街冲出来了。两位部长丢下一桌的饭菜，慌不择路地从花园逃跑。他们的家人紧跟着他们：迪萨戴尔年轻的妻子、基佐年迈的母亲，还有孩子们。

有一个特别之处：基佐先生的午餐变成了勒德律-罗兰先生的晚餐。给王朝吃的东西变成了共和国的口中之物，这并非是第一次。

逃跑的人走的是贝尔萨斯街。基佐先生走在前面，挽着迪萨戴尔太太的手臂，他的皮披风和像平常一样倒在脑后的帽子使他很容易被认出来。在西尔林-贝尔丁街，迪萨戴尔太太发现一群穿工装的人用特别的目光看着基佐先生。她让他躲进一扇大门，碰巧她认识看门人，基佐先生被带到六层，藏在一间无人住的房间里。

基佐先生在这个藏身之地待了一天，但他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他的一个朋友记起有一个书店老板是基佐先生的崇拜者；在基佐先生最发迹的时期，这个书商常说他一辈子忠实于被他称作“伟人”的人，甚至可以为他献出生命，他期待着这样的机会（人们没有告诉我这个书商的名字）。于是有人去找他，向他复述以前他说过的话，告诉他期待的机会来到了。这个正直的出版商没有辜负人们对他的期望，他让基佐先生在他自己的家里躲了整整十天。

十天后，有人为基佐先生在火车北站订了八个座位。基佐先生在夜幕降临时来到车站。陪同他的七个人坐在车厢的其他位子上。就这样他们一行人走过了里尔、奥斯腾德，再从那里去了英国。

迪萨戴尔的逃跑更复杂些。

他在巴黎一直躲到27日。28日，阿拉戈先生交给他一本护照，上面写着：“共和国当局允许马松先生自由来往，我交予他一项为共和国效力的秘密任务。签名：阿拉戈。”迪萨戴尔先生化装成老人，安上假胡子，出发去勒阿弗尔。在路上他被截住三次。护照替他解了围。在勒阿弗尔，海军军需官加蒂纳里先生笑着对他说：“马松先生，我认识您，请您过去吧。”他顺利地上了船。

他正准备安顿下来，有人来通知他船走不了了。他以为被发现了，慌得不知所措。其实船是被英国领事扣留了，可能是为了在必要的时候方便路易-菲力浦的潜逃。迪萨戴尔上了岸，在一个崇拜他的女画家的画室里过了一个夜晚和一个白天。

第二天，上了另一艘船。迪萨戴尔先生下到底舱，随时都担心被认出，被抓住。终于等到机器发动了，转动的螺旋桨拍打着水，船开了。突然，码头上和船上传来叫喊声：停下来！停下来！船停住了。这一次，部长觉得彻底完蛋了。

这是一个国民自卫军军官在甲板上告别耽搁了时间，他不愿去英国，可是不得不去。他看见船开动了，急得大叫：停下。他的家人在码头上也帮着喊。人们让军官上了岸，船又起航了。

迪萨戴尔先生就这样离开了法国，来到英国。

帕基耶先生也是拿着一个阿拉戈签名的护照离开巴黎的，护照上的名字是艾蒂安先生。他到了图尔，觉得在那儿没有危险，就在那儿安顿下来。

阿拉戈后来对我说：“这无所谓。他回法国的时候，迪萨戴尔要把名片放在我这里。”

在杜伊勒利宫，人们在一堆文件里找到儒安维尔夫人给她丈夫的一封信，信上有这么一段话：

“我亲爱的老伙计，我不同你谈政治。人们什么都不告诉我们。帕夫知道一些事，可是他在万森。”

帕夫是蒙庞西埃先生的绰号。家族的每个亲王都有自己的绰号。

3月14日

杜伊勒利宫的钟停在三点（从革命以来没有再上过发条），标志着王朝倒台的时间。王宫正面的所有玻璃都打碎了，窗帘也没有了。透过打碎的窗户可以看见分枝吊灯的黑影子映在对面的玻璃上。一个月前这个正面出现在路易-菲力浦的梦中就好了！儒安维尔家的一扇窗户和阿戴拉伊德太太的两扇窗户有白窗帘。杜伊勒利宫的栅栏被拆除了，拔掉了，然后又匆忙地重新竖起，用木栅栏修补好。在皇家桥的栅栏处，一个报贩在叫卖拉斯帕伊的报纸《人民之友》仅有的两期。他喊道：“拉斯帕伊公民的报纸！”一个别动队的士兵买了一份，又还给报贩说：“老报纸！我不要！你卖的是十五天前出的报纸！”

在王宫的王子长廊下，那儿还堆满了瓦砾，一个人在叫卖小册子：“路易-菲力浦的罪行！两个苏！路易-菲力浦处死了贝里公爵！两个苏！路易-菲力浦让孔德亲王上了断头台！两个苏！”一个孩子路过时说：“好像很快就上断头台。”

学院

二月革命以后的第二次会议。有巴朗特先生和莫雷先生，他们第一次会议没有参加。圣奥莱尔先生、库赞先生、塞居尔先生、雷米萨先生、托克维尔先生、米涅先生、维埃内先生两次会议都出席了。梅里美先生作为国民自卫队也出席了会议。杜潘先生参加了这次会议，但上次会议没有来。最后一次他来的时候，他从市政厅出来，他在市政厅陪同高级法官，他喊了口号：“共和国万岁！”他走近我，对我说：“您知道塞吉耶说的话吗？”“不知道。”“是这样：这是我从讲台上看见经过这里的第六届政府了。”杜潘先生听后笑了起来。

听说他现在被免职了，由律师公会会长巴罗什律师代替。

3月

所有的激情都在沸腾：新仇旧恨一致对准内阁；现在内阁被打垮了，这些仇恨开始转向社会。

在3月初，一个新的、与众不同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即政治犯。这个阶层十分狂热，有时他们感到气愤是正确的，有时是错误的。这些人在瓦朗蒂诺大厅聚会。是索布里耶发起的，于贝尔、巴雷斯、布朗基组织了这次聚会。

这次会议只不过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喧闹。开始的时候像风暴，结束的时候像战斗。索布里耶在会上激昂地发了言；布朗基以他冷静的愤怒说了话，还有其他的人也发了言。无数的愤怒针对下台的国王、临时政府、基佐、拉马丁，反对一切人，反对一切事。

“政治犯是二月革命真正的始作俑者。他们为暴动做准备，是他们产生的思想；而有了思想，才有了行动。人们会忘记那些真正的、纯洁的、唯一的共和分子！他们这些胜利者被看作失败者！显然是临时政府背叛了他们！”

于贝尔是从圣米歇尔山的监狱里出来的，他全身瘫痪，被人抬到大厅尽头搭的舞台上。他坐在椅子上，脸色苍白，很恼怒，用目光代替动作。他喊道：“公民们，你们知道我所看到的吗？我去了市政厅。他们在我面前拒绝为我们的街垒兄弟、我们的牢房兄弟、我们1830年和1848年的兄弟打开大门！他们把光脚丫的人赶出去，让穿皮鞋的人进来！那些衣冠楚楚的富人才是主人！他们到处向广场伸出魔爪，这些魔爪都是戴着黄手套的！在高处的人还想留在高处。难道在低处的人就不想爬到高处吗？旧的社会在抵抗；让我们向它发起进攻，摧毁它！首先要推倒被称作临时政府的这堵可恶的石灰墙！”

这一诅咒使人群更加激愤。所有的人都情绪激动，大厅里响起了震耳的口号声：“拿起武器！到市政厅去！打倒临时政府！”

很多人在高喊：“打倒富人！”另一些人喊道：“不！不！”这些人是正宗的共和派，他们不想改变二月革命的宗旨，不愿超出政治革命的范畴。冲突发生了。分裂立即产生，两派拳脚相加，一派满足于到罗伯斯庇尔为止，另一派则坚持要到巴贝夫105为止。大厅的楼厅跳舞时是乐队奏乐的地方，现在成了战场。

他们在争斗中暂时忘记了市政厅和临时政府。这场小战争避免了大战争。

莎士比亚会接受93年，吉贝尔·德·皮克塞雷古106会鄙视1848年。

在革命中，我更喜欢双腿残疾者，而不喜欢侏儒，更喜欢库东107，而不喜欢马拉斯特。

在双腿残疾者中还有一个真正的人存在。

我更喜欢93年，而不喜欢48年。我宁愿看见巨人在混乱中艰难地行走，也不愿意看见笨伯在混乱中前行。

93年的模仿者们！小心不要在你们的名字周围引起一时的恐怖和永久的恐惧！

千万小心……

想令人害怕，想令人可恶，

在你们可怜的名字的周围，

引起一时的恐惧和永久的恐怖！

什么！我们将看到巴尔贝斯消灭索布里耶，就像罗伯斯庇尔消灭丹东；布朗基消灭巴尔贝斯，就像塔利安消灭罗伯斯庇尔！我们又将看到断头台上的决斗！

啊！小心点！别把92、93年的人与1848年的人混淆在一起。过去的革命家，那些伟大的革命家是上帝的手从人民这棵老橡树中砍下来的木材，而1848年的这些暴动者只是碎木屑。

这些人比不上马拉，比不上丹东，比不上卡里耶。怎么会比不上？模仿他们。他们是可怕的，是严厉的。模仿他们的人则是可怕的，可笑的。什么！恐怖的模仿！什么！剽窃的断头台！还有比这更可恶、更愚蠢的吗？想一想，这是你们想要的吗？93年产生了它伟大的人，五十五年后，它有了只会模仿的猴子。

3月

我们在美杜莎108的木筏上，夜幕降临了。

什么！二十年来，我们每个人都在为未来的大厦添砖加瓦，今天有人想用这砖瓦来打击我们！

二月革命的参加者好像达成共识，要争先恐后地推翻他们建立的秩序；在政权外的通过阴谋诡计，在政权内的通过采取的措施。后者我更欣赏。他们提出法案，发明政治手段和计策，临时采取权宜之计，他们统治的奇怪方式，给目前的政府有意无意的打击，任何人，也包括我，都不希望它成功，不希望它长久下去。事实上，对立派去搞阴谋诡计是很愚蠢的。去费这劲干什么？他们最好就是让共和派谋反共和国。

苏珊：“太太，水龙头坏了。”

太太：“知道了，苏珊。”

苏珊：“应该买个新的。”

太太：“这不可能，苏珊。”

苏珊：“可是您看啊！它都裂开了！水都流出来了！”

太太：“这没什么，苏珊。我没有钱买新的。”

苏珊：“那好吧，共和国就是这样！……”

我不明白有人为什么害怕至高无上的人民；人民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怕人民就是怕自己。

至于我，三个星期以来，我每天都在阳台上看到民众，在这个古老的王家广场，它完全配得上它的历史名称。我看见民众很平静，很快乐，很友善理智；当我在人群中的时候，他们威武地列队前进，扛着枪或十字镐，鼓手和旗手在队前。我看他们，我向您发誓我不害怕他们。

在这两天里，我向他们高声说了七次话。

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只害怕那些感到害怕的人。

政府摇摇欲坠，国家动荡不安，法兰西数世纪的伟大毁于一旦。法律、风俗、思想、兴趣、愿望、权力、意识，一切都在动摇，倾斜。您肯定您能挽救这一切？肯定不是加强。

您感到不安、害怕、思绪混乱。您摸索着前进。您觉得自己是在黑夜里。在您前面您什么都看不见，您甚至不知道这夜是什么性质。您怀疑地自问：是您没有眼睛，还是这世界没有阳光？

可怕的问题，每个人都在问，没有任何人能回答。

3月30日

一个七岁的孩子在大街上手舞足蹈地唱着：

砍掉的头颅！

砍断的拳头！

宁死也要报仇！

路易-菲力浦和基佐的名字出现在歌里。每唱完一段，他都从腿下向空中抛他的帽子，然后大笑着又接住它。

1848年为国民议会修建的房子花了三十三万六千法郎。

4月6日

一个三岁小儿在唱《为祖国而死》。他的母亲问他：

“你知道为祖国而死是什么意思吗？”

孩子说：“知道，就是举着旗帜在街上走。”

4月28日

贝朗吉昨天说到勒德律-罗兰的特派员：“他们做事不是很灵活，不过我还是同意了。本来应该把北方的劳改犯送到南方去，南方的劳改犯送到北方去。离乡背井对他们会有好处的，我能肯定。人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他们送到他们熟悉的地方。这是一个错误。”

他又说：“如果我认识索布里耶先生或布朗基先生，我会对他们说：小心！你们的共和国是早产儿；它是否能存活还不能肯定。应该加倍地爱护它。如果你们用如此粗糙的手去摸它，会把它置于死地！”

近十年来流行着一种时髦，那就是用整面墙来做广告。在墙上刷上巨大的大写字母。路人驻足观看，目的就达到了。在骑兵竞技场广场、沿河大街和大街，人们用这种方式给路易·布朗基的《大革命史》做广告。1848年2月前，路易·布朗基的名字被刷成红色，2月以后被刷成黑色。

当人们发现山岳俱乐部的主席是苦役犯尼斯特时，有人说：“以后，我们要查看肩膀。我投票赞成俱乐部由穿袒胸露肩衣服的人来领导。”

5月3日

在英国的奥尔良家族现在处于贫困之中。他们在饭桌上有二十二个人，只能喝水。这一点也不夸张。他们只有四万镑的利息用来生活：那不勒斯的二万四千法郎，是玛丽-艾梅丽王后的嫁妆；还有路易-菲力浦忘在英国的一笔达三十四万法郎的款子。他是这样把这笔款子遗忘在英国的：1844年10月他和儒安维尔亲王在英国做那次辉煌的旅行时，他在伦敦的一个银行家那里开了一个五十万法郎的户头，他当时只用了十六万法郎。他来到伦敦时，发现了银行里的这笔钱，感到很吃惊，也很高兴。

瓦杜先生和国王一家在一起。他们所有的人只有三个佣人，三个佣人中只有一个来自杜伊勒利宫。在这种穷困潦倒的境地下，他们向巴黎要求还给他们在法国拥有的一切。他们的财产已被保管起来，他们的要求没有被受理。有好几个原因。临时政府提出的一个理由是国家元首年俸的三千万债务。人们对路易-菲力浦有很奇怪的看法；他可能并不贪婪，但他肯定不吝啬。他是最能挥霍、最浪费、最没有条理的人；他到处欠债，欠账，欠款。他欠一个木匠七十万法郎，欠他的供菜商七万法郎的黄油钱。

因此没有启封任何钱，所有的钱都存封，以便抵押给债主。这些钱包括儒安维尔亲王和公主的私人财产、利息、首饰钻戒，等等。还有属于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十九万八千法郎。

王家可以得到的只是衣物和个人用品，至少是人们可以找到的东西。在杜伊勒利宫的演出大厅里摆了三张长桌子，上面放着二月革命的战将交给杜伊勒利宫的总管杜朗·圣阿芒先生的所有东西。这些东西组成一堆奇怪的杂物：撕破了的肮脏的宫廷袍子、沾满泥泞的荣誉勋带、外国的荣誉勋章、短剑、钻石环饰、珍珠项链、金羊毛勋章颈饰，等等。每个亲王的代理人、副官、传令官都来认领这些东西。好像找到的东西很少。内穆尔公爵只要了自己的衣物，主要是大皮鞋。

在路易-菲力浦提出的赔偿书下方列了一个很特别的失物清单。清单显然带有讽刺意味，可能是某个神秘的共和派人士写的。清单是这样写的：“另外我还要求收回一盒牙签、两条旧衬裤、一件法兰绒背心、我的长裤和一副背带。”

儒安维尔亲王这样对蒙庞西埃公爵说：“啊！先生，您还健在；您没有被杀死，您没有运气！”

海景画家居丹从英国来，他见到了路易-菲力浦。国王很痛苦，他对居丹说：“我不明白。巴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风吹进了巴黎人的脑子里？我弄不明白！……总有一天他们会承认我没有错。”他没有一点错，但他有所有的错。

他甚至到了一种难以表达的乐观程度。他自认为比路易十四更像国王，比拿破仑更像皇帝。22日星期二那天，他高兴得几乎到了欣喜若狂的程度。就是在那一天，他还是只顾自己的事情，而且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两点钟响起第一阵枪声时，他正在和他的代理人吉朗特先生、斯克里布先生、德诺曼蒂先生商议从阿戴拉伊德太太的遗嘱中可以得到的好处。星期三那天一点钟，在国民自卫军做出反政府决定从而引起一场革命的时候，国王正在召见艾尔森先生，向他订购一幅我不知道是什么的画。

查理十世是个猞猁。

另外，路易-菲力浦在英国理所应当地承受着他的不幸。维多利亚女皇对路易-菲力浦很冷淡，她对他丝毫不关心，也不赠予他钱。英国的贵族还比较热情。路易-菲力浦接到十封英国贵族院主要议员的信，他们慷慨解囊，任他取用。他答道：“我要留着这些信。”

在这个时候（1848年5月），杜伊勒利宫已经修复。但纳伊宫和王宫被毁。王宫的画廊本来就很平庸，现在几乎被毁，只剩下一幅画，就是路易-平等的肖像，这是暴动的选择吗？还是偶然的嘲弄？国民自卫军在那些没有完全烧毁的油画里剪下他们喜欢的头像，以此作乐。

到达国民议会时发现的第一个东西是三角楣上的大钟。这钟大概是1816年的产品，长指针的针头是一朵百合花。

国民议会办公室的用具：文件纸张、笔、文具盒、一个大电铃、四台带树叶花纹白灯罩的大台灯。主席台上有一杯水、两台绿灯罩的台灯，还有主席和两个秘书。

5月6日星期六

路易·布朗基先生第一次在国民议会发言。他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由于个子太矮，栏杆都快到了他的眼睛。一个办事员拿来一把小凳子，他站了上去，大厅里一片笑声。

晚上，在剧院里，观众对引座员说：“给我一把小凳子。”

5月6日星期六，拉马丁在议会汇报了临时政府的情况。他的发言得到广泛的欢迎。晚上，在布朗基俱乐部人们议论纷纷，气愤不已。一个赤膊、下巴陷在硕大的红领带里的男人叫嚷着：“我刚听了拉马丁公民在议会的报告。直到那时我还是他的受骗者，我今后再也不是了。以前我相信他的雄辩、他的政策、他的人道。今天，我看清了他的真面目。拉马丁公民不是一个雄辩家，不是一个部长，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欺骗了法国，背叛了人民。我自己长期以来都被他的甜言蜜语所迷惑，可是今天我发现他的舌头在他的心里没有根。”

他的发言受到热烈的鼓掌。一幅漫画在俱乐部里传开，漫画上是拉马丁，他的袖子里装着亨利五世，亨利五世的头探了出来。拉马丁轻轻地把他的头推回袖筒里，一边说：“阁下，再等一会儿，马上就行！马上就行！”

5月15日对上议院的冲击形成一个奇怪的场景109。请想象一下上议院乱哄哄的大厅吧。如潮水般的人群沿着下专席，甚至上专席的柱子一直冲到大厅里，无数的旗帜在四处飘扬，受惊的女人们举起了双手。闹事者挤满了记者席，走廊里都站满了人。到处是攒动的人头、挥舞的手臂、肩膀、紧握的拳头；没有人在说话，所有的人都在喊叫，代表们一动不动，这一场景持续了三个小时。

主席台、秘书台、专席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片人的海洋。一些人坐在议长的文件上，骑在议长座椅的铜怪兽上，站在秘书们的桌子上、楼梯的栏杆上、打字员的蜗形脚桌子上、主席台的丝绒上。他们大部分都光着脚，但头上都戴着帽子。

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拿了主席台两边放着的两个小闹钟其中的一个，装进自己的口袋里，这些闹钟是《箴言报》的编辑们用的。

大厅里嘈杂声一片。灰尘像烟雾一样弥漫在大厅里，嘈杂声像雷鸣。要想听清半句话要花半个小时。

脸色苍白的布朗基冷静地站在那里。

人们把想说的话写下来，每时每刻都有人把用梭镖顶着的牌子举过人头。

专席上的闹事者用旗杆打着女人的帽子，好奇混杂着恐惧。女人们坚持了三刻钟，最终还是跑得一干二净。只有一个还留在那儿，她长得很漂亮，浓妆艳抹，戴着一顶粉红色的帽子，惊恐万分，随时准备夺路而逃，离开这令人窒息的人海。

议员迪萨弗先生被人掐住了脖子，一把匕首威逼着他。另外好几个议员也遭到粗暴的对待。

一个闹事头目不是从民众中来的，他满脸杀气，眼睛充血，鼻子像猛禽的嘴，他叫嚣着：“明天，我们在巴黎竖起的断头台要和我们竖起的自由之树一样多。”

胡说八道的恐怖主义只会掩盖真正的刀刃。勒德律-罗兰只是布朗基的套子。

拉马丁昨天在和阿尔封斯·卡尔共进晚餐时说：“我准备辞职；因为如果我三天后不走，他们四天后就会把我赶出来。”

5月24日

“……拉马丁犯了像他一样伟大的错误，这样说并不过分；他践踏了红旗，废除了死刑；他在十五天里做了一场暗淡的革命的光辉人物。今天，我们从光辉的人物过渡到辉煌的人物，从拉马丁到勒德律-罗兰，在将从勒德律-罗兰过渡到布朗基的时候，愿上帝保佑我们！”

5月28日星期天是我在“小镇”110就任主席的日子，代替我的同僚波塔利斯先生。

我在那里过了一整天，来的人很多。路易·布朗基也在，我们是同路来的，谈了很久。他对我说：“贝朗吉很精明；拉梅奈好记仇，他们都不是好人。巴尔贝斯是个疯家伙。至于布朗基，他是个怪物：胆大妄为与胆小如鼠集于一身，一个可怜虫。我这里有一封信，是巴尔贝斯从圣米歇尔山写给我的，谈到布朗基：‘这世上有一个比路易-菲力浦更令我鄙视的人，他就是布朗基。’”

晚餐很愉快，尽管谈话的内容有时令人不快。饭后，一个金发碧眼的美貌女人对我说：“如果有一天有人追捕您，请您到科贝尔来，我会把您藏起来的。”她是科贝尔的一个医生的妻子。

5月

宴会的预告使全法国都感到不安，阿尔及尔也不平静。整个二月，人们都在等待着巴黎的不祥消息。2月25日，奥马尔公爵先生举行了一次盛大晚宴。人们知道22日事情就已经决定了，大家不安地等着邮件的到来。亲王很焦虑。在吃饭后甜点的时候，他勉强笑着说：“巴黎现在发生的事情一定很稀奇。”

事件分几个步骤到来：首先是27日，奥迪隆·巴罗，摄政；然后是临时政府，最后是3月1日，共和国的成立。亲王亲自宣布共和国的。

他和儒安维尔亲王一起最后一次查看了防御工事，确定工事完好；他命令所有的军官坚守岗位，要他们忠于法国，他很羡慕他们。

由于他没有钱，他不得不用他的工资来支付费用才能离开殖民地。他的薪水是三万法郎，他付给修建总督府的工人两万法郎，自己带着一万法郎离开了。

从2月到5月，在王朝统治的这四个月里，人们随时随地都感到了王朝的行将覆灭，这个时候的文明世界的状况也是前所未闻的。欧洲害怕一个民族，那就是法国；法国害怕一个党，那就是共和党；这个党害怕一个人，那就是布朗基。

这一切归根结底就是害怕某件事或害怕某个人。

不要忘记这一点：过去有改革的问题，婚姻的问题，阿尔及尔的问题，西班牙的问题，塔希提岛的问题，东方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

这可以改变一点政策。

我不是共和派，你们这样认为？

什么是共和派？是想使人爱共和国的人还是想使人恨共和国的人？如果我不是共和派，如果我想推翻共和国，请听清楚：我会煽动破产，我会煽动内战，我会鼓动街头闹事，我会使军队受到怀疑，我会使国民自卫军受到怀疑，我会使国家本身受到怀疑；我会建议违背良心，镇压自由；我会给残暴分子和腐败分子任意砸碎军官们古老的剑的权力；我会指定帕夏们为共和派；我会让商店总关着门；我会遏制商业、工业、劳工；我会高喊：富人该死！我会煽动废除资产和家庭；我会主张抢劫、杀人、屠杀；我会呼吁成立公共拯救委员会；我会无限地延期选举，也就是说我没收了人民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会尽力使93年的幽灵重现在所有人的眼前；我还会做得更过分：我会宣扬那些甚至都无法献给罗伯斯庇尔、马拉的理论，在这些理论的书名页上应该写上：拉塞奈尔、卡杜什、芒德兰，在这样做的同时您知道我还会做什么吗？我会摧毁共和国！我肯定在人类的恐怖之下、在某个确定的时间将它摧毁。

我做了什么？我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我宣称共和国愿意、应该，也能够在它的周围把商业、财富、工业、劳工、资产、家庭、艺术、文学、智慧、民族的力量、公共的繁荣、对人民的爱、对民族的欣赏集中在一起。我要求自由、平等、博爱，我还要加上统一。我渴望成立全球共和国。一个月前当民众来到我家要我耕种自由之树的时候，我就喊出了这句口号。在指责我之前请好好想一想。您知道应该对谁说：“您不是共和派？”应该对恐怖分子说。

你们刚才看见了我的内心世界。如果我不想要共和国，我将在黑暗中向你们指出断头台；正是因为我赞成共和国，我才在光明中向你们指出自由的、自豪的、幸福的法国。

维护社会，维护人民，解决思想运动，缓和精神运动，把真正的进步从虚假进步桎梏中解脱出来，保护自由，阻止反动，拯救法国，这一切与拯救文明是一回事，这就是我今后的目标、责任、法律、唯一的工作。这就是将贯穿我一生的事业，它可能是悲惨的，但我希望它是有用的，是高贵的。我向艺术、家庭、诗歌、自然的纯快乐告别。我将和那些对自己的斗争有信心的人在一起战斗，但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

无论目前的状况多么阴暗，我对前途仍充满信心，充满坚定的信念。它在上帝的意愿中。我相信人民，就像人们相信上帝的必然，法国人民三个世纪以来一直充当其他民族的教育者，经历了所有的考验，是一个更伟大的民族。

我把希望寄托于人民，因为我信上帝。

谁反对人民，谁就是反对我。

我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新一代的参与可能会使我成为某种东西。在地上，我只是一根铁棍；把我拿在你们手中，我就会成为杠杆。

5月

怎么会对结局产生怀疑？对整个人类来说它无疑是好的。满怀希望吧！充满信心吧！是上帝写剧本，是法国演剧本。

国家工场

这一点可以相当准确地形容国家工场：穿工服的工人在王家广场的拱顶下玩一种赌注放在塞子上的老式赌博，王家广场现在叫作孚日山广场。玩这种赌博是国家工场的工作之一。另一个穿工装的人在墙边睡觉。一个玩赌博游戏的人走过来用脚踢了一下睡得正酣的人，对他说：“喂，你在这里干什么？”睡觉的人醒了，他揉了揉眼睛，抬起头答道：“我在赚我的二十个苏！”他又躺在地上。

这就是所谓的国家工场。

重新恢复繁荣。用什么方式？你们问我，我要告诉你们。不应该要一个部长上讲台发言，宣布要你们表决的法案：这会引来枪声。应该少发表一些《迪谢纳神父》《真正的共和国》《红色共和国》《示众柱》《罗伯斯庇尔》……这一切都会使群情激昂。你们问我不让锅烧开的方法？就是别在下面烧火！

高贵、正直的人民被毒害，被欺骗。有组织的赋闲、懒惰、无所事事。栅栏、没完没了的游戏、无聊、互相打骂。施舍打动人心，不像工资满足人心。

诽谤文章、攻击性的小册子、令人厌恶的招贴……

天啊！你们在使人民堕落，使人民迷路。你们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用红色共和国和蓝酒来灌醉人民？

所有这些享乐，这多出的十个苏，这著名的福利，这个超出市场的大肚皮，你们都得不到，这是好事！因为革命会流产。

6月

多么糟糕的形势啊！我更喜欢2月24日提供给人们的工作。虽然那很繁重，但很美，可以迅速、完美地结束。今天的一切都是令人厌恶的，腐朽的，谁知道？可能是治不好了的。唉！我宁愿得大脑发烧，也不愿患毒疮。是的，肯定是的！当时人民热情高涨，但很善良，大度，对所有高贵的事物充满了尊敬和爱戴。今天的民众虽是同样的民众，同样是穿着工服的人，但他们变得不满，尖刻，不公平，疑心重，甚至可恨。四个月的无所事事使正直的工人变成了敌对的游手好闲者，对他来说文明是靠不住的。读了坏书的休闲，这就是变化的秘密。这些劳动者对劳动厌倦了，这些法国人对名誉厌倦了，这些巴黎人对荣誉厌倦了。是的，有一些人在做一些抢劫、杀人、放火的梦。拿破仑把这些人变成了英雄，而我们的抨击小册子的制造者们则把他们变成了野蛮人！我的心底常常在哀鸣。法国到了什么样的境地？巴黎到了什么样的境地？智慧、思想、艺术、工业、科学、家庭、资产、公共财富、军队的纪律、国家的伟大在何处？我们六十年来所做的、所建造的、所开辟的一切都在哪里？上面是废墟，下面是深渊。我们处于在我们的头顶上坠落下来的天花板和在我们的脚下塌陷下去的地板之间。

6月22日

今天中午十二点，一队有八九百工人的队伍六人一排浩浩荡荡从王家广场我的阳台下走过，四面三色旗在队前领头。他们停在区政府门前，高唱《卡马尼奥拉歌》，高喊：“打倒拉马丁！”

在议会里人们在悄悄地议论一件事：路易·布朗基正在和一个很漂亮的高个女郎相好。有一天，他和这个女人上一辆公共马车。当她正要坐下来的时候，马车夫指着路易·布朗基说：“太太，您知道这小子付了全票！”

海军元帅卡兹的诨名准部长，当他在讲台上宣读来自安的列斯群岛的电报时，电报上说圣皮埃尔的渔民区5月22日陷入了屠杀、抢劫、大火中，巴黎市长阿尔芒·马拉斯特正戴着单片眼镜斜视着公共席位上的女人们。

共和议会有穿号服的仆役，与贵族院的号服差不多：红领蓝衣，红背心，金属纽扣。

外交部长巴斯蒂德公民长得干瘦，头发灰白，穿着黑衣服，很丑，表情忧郁。他说话带着处女般的羞涩，表情带着屠夫的傲慢。议会里有一个人和他很相像，那个人是个执达员，我总把他当作部长。不过，我从他的银把短剑上可以认出他的身份。

6月24日星期六

街垒很低，它把波杜耶广场拦起来。另一个又窄又高的街垒保护着它。阳光照在壁炉的上方。弯弯曲曲的圣安东尼街在我们眼前展开，显出一片凄凉。

士兵们躺在街垒上，街垒只有三法尺高。他们的枪在路石间瞄准，就像在防御工事的枪眼上瞄准一样。不时传来枪声，子弹打在我们周围的墙上，墙上的石块被打落下来。偶尔有一个穿工装的人或戴鸭舌帽的脑袋从一条街的街角露出来，士兵们开枪射击。如果命中了，他们就欢呼：“真棒！玩得好！太棒了！”

他们快活地笑着，交谈着。有时，响起一声爆炸声，枪声像雨点般从房顶和窗户上向街垒倾倒过来。一个高大、蓄着灰色小胡子的上尉站在街垒中央，他的半个身子露在街垒外。子弹在他周围如雨点般射来，像在射一个靶子。他面不改色心不跳，高声喊道：“孩子们，打那儿！开枪！卧倒！小心你！庇卡底人，你的脑袋露出来了，上子弹！”

突然有个女人从街的拐角跑出来。她慢慢地朝街垒走来。士兵们开口大骂，同时也带着警告：“啊！婊子！你滚开！快走！讨厌鬼！她想侦察情况。这是个女间谍！打倒她！打倒密探！”

上尉拦住他们：“别开枪！这是个女人！”

那个女人好像是在观察，她走了二十步后就进了一扇矮门，门在她身后关上了。

6月24日星期六早上十一点，我从伯杜耶广场的街垒回来，我是早上四点去广场查看的。我在议会我平时的座位上坐下来。有一个我不认识的议员走到我身边坐下，他是贝雷先生，工程师，红色共和派，住在图奈尔街。他对我说：“维克多·雨果先生，王家广场被烧了。您家的房子也着了火，起义者是从盖梅内死巷的小门进去的。”我问道：“我的家人呢？”“他们都很安全。”“您是怎么知道的？”“我从那儿来。因为人们不认识我，我才得以越过街垒来到这里。您的家人先到区政府躲避。我也在那儿。当时我看到情况变得更加严重，我劝维克多·雨果夫人去找别的藏身之处。她带着孩子们在您家隔壁的炉匠马蒂寥尼家暂避一时。”

我认识值得尊敬的马蒂寥尼一家，我放心了。我又问贝雷先生：“暴动怎么样了？”他答道：“这是场革命。现在是起义主宰着巴黎。我们完蛋了。”

贝雷先生显得很茫然。

我离开贝雷先生，迅速穿过几个大厅，来到执行委员会所在地。

这是一间属于议长的小厅，前面还有两间更小的厅。在这两间前厅里，有一些军官和国民自卫军在神色慌张地交谈着。但这一片嘈杂声并不妨碍任何想进去的人。

我推开执行委员会办公室的门，我突如其来地面对这些政权要人。这间小厅更像一间牢房，犯人在里面等待判决，而不像政府会议。勒德律-罗兰先生满脸通红地坐着，半边屁股坐在桌子上。加尼埃-帕热斯先生脸色苍白，半躺在一长椅子里，两个人形成对比。他们的对比是鲜明的：加尼埃-帕热斯很瘦，有头发；勒德律-罗兰很胖，秃头。两三个上校在一个角落里小声交谈着，其中有一个是议员沙拉斯。我记得不太清楚，好像阿拉戈也在，我不记得马利是否在那儿。当时阳光灿烂，是天气最好的一天。

拉马丁站在左边的窗户下，正在和一个将军谈话，将军穿着军服，我是第一次看见他，也是最后一次，他叫内格里耶。内格里耶就在那天晚上在一个街垒前被枪打死了。

我朝拉马丁走去，他向我迎来。他胡子长长的，一脸沮丧，面色苍白，衣服没有刷，布满灰尘。

他握着我的手说：“啊！您好，雨果！”

下面就是我们谈话的内容，每个词我都记忆犹新。

“拉马丁，我们现在形势如何？”

“我们完了！”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一刻钟后议会将被占领。”

（一队起义者从里尔街冲出来，一队临时组成的骑兵驱散了起义队伍。）

“怎么回事！部队呢？”

“没有了。”

“可是您星期三告诉我，昨天还在对我说您还有六万人马。”

“我以为有。”

“什么！您以为有！您只满足于以为有就行了！您对您的职责都不能肯定！”

“您想怎样？”

“那好！可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并不是只关系到您，这关系到议会；并不只关系到议会，而是关系到法国；并不仅仅关系到法国，而是关系到整个文明！这就是您在输掉的一盘中所失去的，而且肯定有人在作弊！为什么昨天没有下令调来城防部队布置在方圆四十法里的范围内？这样您马上就有三万人马。”

“我们下了命令。”

“怎么样呢？”

“部队不来。”

我提高声音，盯着他看；我气得肺都炸了。我说：“是这样！这里有人叛变了。”

拉马丁拉住我的手，对我说：

“我不是国防部长！”

就在这时，几个议员进来，议会刚表决了戒严令。他们三言两语将事情汇报给勒德律-罗兰和加尼埃-帕热斯。

拉马丁转身小声说：

“戒严！戒严！去吧，如果你们认为这很必要，你们就去做吧。我什么都不说！”

他倒在一把椅子上，不停地重复：

“我没什么要说的。不说是，也不说不。你们就去做吧。”

内格里耶将军走到我身边。

他对我说：“维克多·雨果先生，请您放心，我刚接到王家广场的消息。”

“怎么样？将军！”

“您的家人得救了，可是您的房子被烧毁了。”

“这有什么关系？”

内格里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我理解您。我们现在只想一件事，那就是拯救国家。”

我正准备离开，拉马丁从一群人中出来，朝我跑来，对我说：

“再见，可是别忘了：别太早对我做结论。我不是国防部长。”

我这几天来对卡芬雅克有几分不信任，拉马丁的话使这些不信任变成了怀疑。

前一天，由于暴动日趋严重，卡芬雅克在采取了一些措施后对拉马丁说：

“今天做这些安排就足够了。”

当时是五点。

拉马丁叫道：“怎么！我们还有四个小时的白天！暴动会利用这四个小时，我们会失去这四个小时！”

他从卡芬雅克的口里只能听到：“今天做这些安排就足够了！”

6月24日星期六

三点左右，在最关键的时刻，一个民众代表来到十一区区政府，区政府位于歌剧院后面的肖沙街。大家认出了他，他是拉格朗吉。

国民自卫军围住了他。一眨眼工夫，人群就变得气势汹汹：“这是拉格朗吉！开枪的那个人！您到这里来干什么？您是个胆小鬼。请到街垒后面去，那里才是您的位置。您的人都在那儿，他们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他们宣布您是他们的头。去吧！他们很勇敢，他们为您的疯狂在流血。而您害怕了！他有一个可耻的职责，至少您去尽这个职责吧！滚吧！滚出这里！”

拉格朗吉想分辩几句，但嘲骂声盖住了他的声音。

愤怒的群众就是这样迎接这个忠实的人，他在为民众战斗后，又想为社会尽忠尽职。

6月25日

起义者在新房子的上面朝博马舍大街沿途射击，他们都埋伏在加利奥特对面的正在修建的大楼里。他们在窗户上放了些人体模型、草人，这些假人穿着工服，戴着鸭舌帽。

我亲眼看见有一个人在蓬-奥-舒街对面一栋房子的五层阳台拐角修建的砖头障碍后自卫。这个人瞄准了很长时间，枪杀了不少人。

三点了。士兵们和别动队布满了坦普尔大街的房顶，回击着起义者。

我觉得应该做点什么阻止流血事件的继续，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我走到安古莱姆街的拐角，刚准备越过附近的那座小塔，一排枪朝我射来，塔上布满弹痕。小塔上贴满了戏剧海报，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我撕下一角留作纪念。这一角海报上写的是这个星期天在鲜花城堡将举行的万灯展。

十四颗子弹打中了我的马车门，十一颗在外面，三颗在里面。一个士兵在我的院子里被打死了，地上还可以看到血迹。

杜伊勒利宫的地道是为贝里公爵夫人修建的，在贝里公爵去世后，她身怀有孕，常去水边的平台散步。那个时期，我经常看见她穿着黑衣，挺着大肚子，独自在树下散步，有几个穿孝服的女人远远地跟在她身后。这地道有十六个上了铁条的老虎窗对着花园；这些窗户是圆形的，铁条的布局使它们看起来很像轮子。6月的起义者开始就是被关在这个地道里，不许他们把头伸出窗户。哨兵看到谁的头露出来就开枪打谁。从城堡数第三个老虎窗下方还有一个弹洞。

在罗什舒阿尔街垒，起义者们埋伏在一个名叫巴塔耶的假发商的店里，这个店铺被子弹穿了好多洞。

在圣安东尼近郊区所有商店的门板上起义者都写上：“小偷该死！”在王家广场的拱门下写着：“小偷莫死。”

6月25日，我走近架在历史剧院前的大街上准备发射的榴弹炮，榴弹炮的大门旁刻着路易-菲力浦的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

6月的暴动从第一天起就显示出奇怪的面貌。它突然向恐惧的社会展示出可怕又陌生的模样。

6月23日星期五在圣德尼门筑起了第一个街垒，就在这一天这个街垒就遭到打击。国民自卫军坚定地冲过去。这些是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的部队。当进攻者从大街到达射程之内时，从街垒处射来密集的子弹，拦住了国民自卫军的路。国民自卫军没有害怕，而是愤怒地冲向街垒。

这时，一个女人出现在街垒上，这是个年轻美貌、蓬头垢面、令人可怕的女人。她是个妓女，她把裙子撩到腰上，用妓院那种可怕的语言对国民自卫军喊道：“胆小鬼们，开枪吧，如果你们有胆量向一个女人的肚皮开枪！”

这时，事情变得恐怖了。国民自卫军毫不犹豫，一排齐射打倒了可怜的女人，她大叫一声倒在地上。在街垒里和进攻者中间是一阵可怕的寂静。

突然又一个女人出现了，这个更年轻，更漂亮，几乎还是个少女，大约有十七岁。多么深的不幸啊！这也是个妓女。她撩起裙子，露出肚皮，叫道：“开枪吧，强盗！”枪响了，她被子弹打穿了，倒在第一个女人的身上。

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

没有比这更冷酷，更黑暗的了。文明遭到无耻的打击，又受到野蛮的保护。一边是人民的绝望，一边是社会的绝望。

拯救文明，就像巴黎在6月所做的那样，几乎可以说是在拯救人类的生命。

1848年6月

啊！不幸的祖国！一切怎么可能不崩溃呢？一边是大炮的打击，一边是思想的冲击。

啊！哲学家们、思想家们、诗人们、作家们、人类的朋友们、智力的炮手们，拿起你们的武器！

但你们要小心！

四个月以来，我们都生活在一座火炉中。令我感到安慰的是未来的塑像没有从这里面出来。这样的火盆来熔化这样的青铜是完全可能的。

7月4日

夏多布里昂先生于7月4日早上八点去世。他瘫痪了五六个月，脑子都几乎不灵了；这五天以来，他又患了胸部炎症，使他命归九泉。

噩耗是安培先生111带到学院来的，学院决定休会。

我离开了国民议会。在议会，任命了一个议会的总务主任，代替在6月被杀的内格里埃将军。我去了巴克街110号夏多布里昂先生的府上。

有人给我引见他的侄孙女婿普雷伊先生，我走进夏多布里昂先生的房间里。

夏多布里昂先生躺在床上。这是一张小铁床，白色的床幔，有一个趣味颇为低下的铁冠形装饰物。他的脸露在外面，额头、鼻子、紧闭的双眼显示出他生前的高贵气派和死后的庄重肃穆。嘴唇和下巴被一块细麻布手绢盖住。他戴着一顶白棉布帽，鬓角露出灰白的头发；一条白色领带一直系到耳垂。在这一片白色的世界里他黝黑的面容显得更加严肃。在白被单下可以看到他下陷、窄小的胸脯和瘦弱的双腿。

朝着花园的百叶窗紧闭着。从客厅半掩着的门透进一点阳光，房间和死者的脸被床边桌角点燃的四根大蜡烛照亮着。桌上放着一只银十字架和带圣水刷的一罐圣水。一个神父在一旁祈祷。在神父背后，褐色的大屏风遮住了壁炉，只能看见壁炉的镜子和教堂及大教堂的几尊雕像。

在夏多布里昂先生的脚下床与墙壁之间的角落里，有两只摞在一起的白木箱子。最大的那个箱子装着他的《回忆录》的全部手稿，分成四十八个笔记本。近一段时间他的周围是一片混乱，以至于今天早上普雷伊先生在又脏又黑的角落里找到了其中的一本。

几张桌子、一只柜子和几把蓝色和绿色的椅子乱七八糟地摆放在房间里，与其说是装点房间还不如说是使房间显得更乱。

隔壁客厅的家具被本色布罩着，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东西，除了壁炉上的一座亨利五世的半身雕像。在这座胸像的前面是夏多布里昂先生的全身小雕像。在一扇窗户的两边，分别摆放着贝里夫人和她儿子孩时的石膏像。

夏多布里昂先生对共和国不置一词，只是说：“这能使您更幸福吗？”

夏多布里昂先生的葬礼是在1848年7月8日举行的，这一天恰好是路易十八在1815年第二次重归巴黎的纪念日，夏多布里昂为此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我说葬礼，而不说下葬，是因为夏多布里昂先生早就在圣·马罗近海的一块岩石上造好了他的坟墓。

巴黎被6月的风暴弄得晕头转向，枪声、炮声、警钟声还在它的耳边回响，使它在夏多布里昂先生辞世之际听不见伟人们去世时笼罩在其身边的那种宁静。另外，这已经是三天以来的第三次葬礼了，前一天是大主教，再前天是6月的受害者们。

参加夏多布里昂先生葬礼的人不多，大家的情绪也不太激动。葬礼仪式在巴克街离夏多布里昂先生家不远的国外传教礼拜堂举行。

教堂又小又窄，丑陋不堪，墙壁的下半部挂着黑纱。教堂的中央放着一只青铜色的木棺，上面蒙着黑丝绒，丝绒上绣着白十字架，布满银色的星星；在棺材的四角，有四只青铜色和银色的木质大烛台，烛台冒着绿色的火苗，葬礼还没有结束火就熄了。在追思台上有两排大蜡烛；没有任何徽章；整个家族来的都是旁系亲属，有几百人；库赞穿着黑衣服，安培身着院士服，维尔曼戴着勋章，莫雷先生身穿礼服，圣楼上站着七个女人，管风琴周围的人很少。坎佩尔112的主教在唱诗班里，祭坛旁有四个持枪士兵，教堂里有三十来个六十一团的士兵，由一个上尉带队；两个披肩带的国民议会议员，几乎全体法兰西学院院士；用假低音唱的弥撒曲两个传教神学院的学生从一座雕像后面往祭台右边偷看。安托尼·杜雷先生手执柩衣一角，帕坦先生致悼词。葬礼就是这样进行的，整体上有一种豪华气派，没有俭朴气息，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小资产者的味道，排斥崇高。

这一切太过分，但又很不够。我希望对夏多布里昂先生举行王族的葬礼，葬礼仪式在巴黎圣母院举行，让死者身穿贵族院议员的大袍和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服，佩挂流亡贵族的短剑，戴骑士团勋章的颈饰和金羊毛勋章；所有的团体都出席葬礼，一半卫戍部队肃立一旁，铜鼓蒙上黑纱，每五分钟鸣炮——或者是停放在乡间教堂的穷人的灵柩。

教堂里有一个老传教士，他有长长的胡子，一副可敬的神态。

遗体不能立即运往圣马罗。由于海浪太汹涌，夏多布里昂的遗体只能在7月18日下葬。

宗教仪式完成后，是学院的仪式。帕坦先生是主持。院子里阳光灿烂，女人们在窗户上观看。仪式完后，人们把他的遗体放进教堂的地下墓室。遗体放在一间穹顶的单间里的搁凳上，这间单间有一扇拱形门，门在楼梯底的左边。我走了进去。

棺材上还盖着黑丝绒。毛边流苏的银带子仍在棺材上。两边燃烧着两根很大的蜡烛。

我在那里沉思了几分钟，然后走了出来，门重新关上了。

一天傍晚，当时担任外交大臣的夏多布里昂先生同卡斯泰拉纳夫人113在尚蒂的树林里散步。落日西沉，他们都默不作声。夏多布里昂先生为卡斯泰拉纳夫人作了这几行出色的诗句（我是从他那儿获得的）：

在落日的门口，天空渐渐暗淡，

阳光不再普照我们温馨的交谈；

在黎明的朱唇上，有哪样的笑容

如你的那般欢？

7月

这是个画家。

他是这样画行政权首脑的肖像的：

“卡芬雅克？毛中的一只鼻子。”

8月3日的会议

听取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科斯迪埃尔开始没有来，他是两点半到的，坐到他的位子上，在山岳派的上面。他穿着白背心，黑礼服。

路易·布朗基坐在山岳派的最高点，他旁边是费迪南·甘篷，路易·布朗基将手插进头发里。

皮埃尔·勒鲁114坐在第三个席位上，在路易·布朗基的下方，拉梅奈的旁边。皮埃尔·勒鲁和拉梅奈都戴着单片眼镜。勒鲁用眼镜巡视着公共席位。拉梅奈低着头，好像在看书。他不时地抠指甲，把拇指放进鼻烟盒里。

卡芬雅克在会议开始后才来，他坐下来，两臂交叉放在胸前，他旁边是马利，他坐的是部长席。

拉马丁还坐在他平时的席位上，左边第二排下席的尽头，他的身边坐着帕涅尔，帕涅尔的旁边是加尼埃-帕热斯。拉马丁像卡芬雅克一样交叉着手臂，他脸色苍白，平静自如，与勒德律-罗兰形成对比，勒德律-罗兰坐在他的上方，他满脸通红，情绪激动。

勒德律-罗兰是个块头很大的男人，牙齿很美。他的手又大又白，他不时用手摸他的胡子。

弗洛孔115没有出席会议，大家都发现了这一点。儒尔·法夫尔来后坐在波塔利斯的右边。儒尔·法夫尔始终都带着他的大黑公文包。儒尔·法夫尔脸色发白，下巴突出，黑络腮胡子，戴着圆框眼镜。

蒲鲁东116坐在拉格朗吉的旁边，在大厅尽头左边最后一排。外交席上的女人们在他的头顶上恐怖地看着他，高声说：“是这个魔鬼！”蒲鲁东跷着二郎腿，穿着灰长裤，褐色的西服；他半躺在座位上，不让头靠在椅背上部。

坐在蒲鲁东身边的拉格朗吉穿着黑礼服，腰杆挺直。大家看到他消瘦的脸，他的表情显得很茫然，但很正直。他的衣服是翻领，白袖口。

科斯迪埃尔在宣读报告的时候经常激动不安。路易·布朗基用气愤的口吻要求发言。科斯迪埃尔叫道：“真可耻！”当报告称他为“荒唐的资产者”时，他喊道：“这是诬蔑！”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勒德律-罗兰拿了一支笔，写了些笔记。第一部分的宣读用了一个小时。

报告者波萨尔是圣康坦的律师，他的声音和动作很像一个总检察长。

在宣读报告的第二部分时，马拉斯特离开席位，被钟表匠科尔蓬代替。《工场报》的主编接替了《国民报》的主编。

弗朗索瓦·阿拉戈没有出席会议。艾蒂安·阿拉戈坐在他的席位上，他的席位在左边第三排下方，他佩戴着议员的饰带，这饰带已经开始废弃不用了。只有一半的议员戴着它。

三点半。奥迪隆·巴罗登上山岳派的楼梯，走出大厅。专席上的人发现他穿的绿西服和白头发，他的头发很像主教的假发。

巴斯蒂德来迟了，他坐在部长席上，旁边是古肖。杜潘·德·勒尔坐在我的下方他自己的席位上。杜潘·德·布萨克在部长席上，他戴着夹鼻眼镜慢慢地巡视着专席上的妇女们。

当报告者讲到罢免一个议员时，大卫·安吉尔在山岳派的第二排席位上站起来喊道：“把他的名字说出来！”（一片嘈杂声）

8月8日

现在人们正在拍卖国家工场的设备物资。这是一场奇怪的拍卖：什么都有，从最过分的奢侈品到最寒酸的用品一应俱全。有十四辆娱乐消遣或新奇有趣的马车：轻便四轮旅行马车、敞篷四轮马车、有篷四轮轻便马车，三十多匹漂亮的马——和这些马车一起的还有一堆两轮车、大量的铁锹、长柄叉、十字镐，这些东西堆满了议会大厅。

这些东西被混在一起拍卖：轻便四轮旅行马车和十字镐，两轮马车和双座四轮轿式马车；十字镐都是新的，铁锹几乎全坏了，两轮马车都无法使用了。一个元帅守在一只小铁炉旁，炉子用来修补要拍卖的工具。

8月

由奥迪隆·巴罗领导的调查委员会听取拉马丁的陈述。听证会像一场审讯。听完后，调查委员会主席又用同事的口吻问拉马丁他是否希望调查委员会忽视，甚至删掉报告中的一些文件，他还说对于涉及拉马丁的一些问题，委员会不予深究，不想过分地引起人们的好奇心。

拉马丁答道：“请你们一往无前地朝前走，清清楚楚的做调查，你们会发现我是清白的，我也会重新得到人心。”

8月25日夜间会议

议会大厅的专席上人山人海。所有的议员都坐在他们的席位上。议会的八盏灯和七盏分枝吊灯全部都点亮了。

大家议论着大街上的骚动。这几天以来，在王宫花园有集会。德·尚万先生117喊道：“把栅栏关上！”

听说部队已经疲于奔命。

议会的气氛阴沉沉的。八点钟敲响的时候，警钟声也响了。

大厅很昏暗。在第一盏分枝吊灯下可以看到阿拉戈那可敬、疲劳的脑袋，他的旁边是拉马丁，他还是那样温和、平静、严肃。

卡芬雅克坐在左边部长席的第一个席位上，他把帽子搁在部长席上，旁边是古肖和马利。

科斯迪埃尔和勒德律-罗兰还没有到。

路易·布朗基发言。

当我穿过议会的法官席时，拉马丁喊住我。他正在和站着的维维安交谈。他对我说：“您对我有什么建议？我应该发言还是保持沉默？”

我回答他：“不要发言，保持沉默。这一切与您的关系并不大。所有的骚动都是在下面，您应该留在上面。”

他又说：“这也是我的想法。”

维维安也说：“我也是这么看。”

拉马丁又说：“那好，我一言不发。”

沉默了一会儿，拉马丁接着说：

“至少在讨论没有涉及到我，没有对我有非议的时候。”

我答道：“在这种情形下也不要发言，请相信我。为法兰西的伤口发出痛苦的叫喊，而不要为我们受到的中伤。”

拉马丁说：“谢谢，您说得有道理。”

我回到我的席位上。

路易·布朗基讲了一小时四十分钟，他以雄辩的言辞和发自内心的抗议结束了他的发言。

十点钟，警察局长迪库来了，坐在卡芬雅克的身边。

当科斯迪埃尔登上讲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他拿了一沓纸，想在会上读。议会大厅里响起一阵恐惧的骚动声。事实上，手稿是有很多页，可是因为字写得很大，所以每一页的字并不多。这是因为科斯迪埃尔看东西很费力，必须把字写得很大，就像给孩子看的一样。

科斯迪埃尔穿着黑色的礼服，只有一排纽扣，扣子一直扣到脖领。他的身上有一种鲜明的对照，即鞑靼人的面孔、宽宽的肩膀、高大的身材和他羞涩的语调、窘迫的神态的对比。这个人是巨人和孩童的混合物。不过，我相信他与5月的事件关系密切。至于6月的事件他是否参与，没有任何凭证。

他在各种文件中宣读了勒德律-罗兰在4月23日写给他的信；他是省长，勒德律-罗兰是部长。信上通知他一个杀他的阴谋，信的结尾是这样的：“祝您像平时一样晚安，但睡不着觉。”

在发言的时候，科斯迪埃尔拒绝对传闻做出解释，他叫道：“国家论坛不是用来闲聊那些闲话的！”

凌晨一点，嘈杂声突然平息下来，会场鸦雀无声。议会议长马拉斯特宣读了总检察长科尔纳提出准许对路易·布朗基和科斯迪埃尔起诉的请求。

路易·布朗基走上讲台，大声抗议。他的抗议十分有力，但他的声调变了。有人在我的旁边说：“他害怕了。”

有时，从四面八方传来叫喊声，观众们从专席上站起来。

灯灭了好几次，人们不得不在会上重新点燃它们。

凌晨两点半，马拉丁两手放在腋窝下，低着头走了。他神情沮丧地穿过大厅，一个小时后他又回来了。

在表决的时候，科斯迪埃尔走近部长席，对卡芬雅克将军说：

“就这么决定了？”

卡芬雅克答道：

“这是我的责任。”

科斯迪埃尔又说：“将军，您就要在这里逮捕我吗？我的母亲和我的姐妹都在这儿，真见鬼！”

卡芬雅克说：“您想让我怎么做？”

“给我四十八小时。我还要处理一些事。我需要时间回去。”

卡芬雅克说：“我很愿意，只是您要和马利商量好。”

（司法部长同意给他四十八小时，科斯迪埃尔利用这四十八小时逃走了。）

天亮时，议会还在辩论。灯变得暗淡了。人们已经透过窗户看见了晨曦中灰色的天空，窗上的白窗帘在晨风中摇动。大厅里很冷。

大家用白票和蓝票表决，白票同意起诉，蓝票反对起诉。按照议会的惯例，每张票上都写有表决人的名字。

在最后一轮，我让我所有的邻座都投了蓝票，甚至让伊桑贝尔也投了蓝票，他曾经很强烈地反对有罪的议员。

表决结果是四百九十三票对二百九十二票，必要的多数是三百九十三票（两个九十三）。

早上六点半会议结束了。专席上的妇女从唯一的楼梯蜂拥而下，大多数在寻找当议员的丈夫。记者在走廊里大呼小叫，执达员匆匆地跑着，听人说在休息厅看见了保安警察。人人眼睛都暗淡无光，脸色苍白，灿烂的阳光已经照耀在协和广场上。

8月

到圣彼得堡当大使的人应该知道下面的情况：

在俄国只有沙皇，而对沙皇来说，第一印象最重要。讨好沙皇，在第一天就要讨好。一切都在这其中了。沙皇从来不改变他对人的第一印象，整个彼得堡、整个俄国都像沙皇那样看待你。如果沙皇对你很冷淡，俄国就会向你背转身；如果他向您微笑，您就是神。

要想先讨沙皇喜欢，就要在1830年向他大谈王家卫队；在1848年向他大谈国民自卫军和6月的别动队。要充当自由主义者、典型的法国人、哲学家、伏尔泰派，但不能提波兰一个字。谈话中哪怕有点小小的含沙射影，都会使他皱眉头。

同他谈非洲。他愿意看到我们在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可以作为在埃及的英国的平衡力量。1830年，当沙皇得知阿尔及尔被法国占领的消息时，他对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布吉安先生说：“太好了！我真想助你们一臂之力！但我只能向你们祝贺。那里的法国士兵给我的快乐和俄国士兵一样多。”

7月后，阿特林将军被派往俄国担任大使。尼古拉立即和他谈起了王家卫队：“这些勇敢的士兵！就应该这样承担责任！”他又说了那句著名的话：“我真想给他们每个人一个金塑像。”

阿特林在对王家卫兵的称赞面前无动于衷。沙皇几乎看都不看他了，第二天再也没有人理他了。

9月

奥古斯特·布朗基在万森监狱自荐候选人，这是他的权利。人民有任命的权利。人民有权到任何地方去选他们信任的人，无论是在牢房里，还是在宫廷中，或是在流放地。一切障碍除了法律都应该在人民至高无上的呼唤前被清除。

另外，布朗基做了一张布告，布告的开头是这样的：

“公民们，整个外省都叛变了。”

整个外省是什么意思？就是整个法国。那么就是“法国叛变了”。

9月

路易·波拿巴118到巴黎两天了，他住在旺多姆广场的莱茵河旅馆，旅馆里的任何人都没有想到是他，旅馆老板都蒙在鼓里。是贝特朗兄弟发现亲王的，他们一个专事募捐，另一个是桌布剪毛工。他们觉察到是他，于是就监视他，跟踪他，侦察他，一直追到莱茵河旅馆。

他们对旅馆老板说：“您知道您这里住了谁吗？”“不知道，啊！是谁？”“是路易·波拿巴亲王。”“是吗？这个人名叫……（亲王随意说的一个名字。我是知道的，但忘记了）”“我们告诉您他是路易亲王。”

旅馆老板不相信。他认为路易亲王应该与拿破仑皇帝长得很相像。旅馆老板在楼梯口遇到亲王时忍不住向他脱帽致意，对他说：“先生不知道有人是怎么说您的吗？”路易先生答道：“不知道。”“有人说您是路易·波拿巴亲王。”“他们说得对，我是。”

旅馆老板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9月29日

昨天28号，我去了第三办公室，为了裁决莫雷先生有争议的选举。拉马丁和我一样也是这个办公室的。我走近他，祝贺他前天在单一议会上做的反对两院制的演说成功。我对他说：“我的恭维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因为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拉马丁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笑着对我说：“而我是同意您的意见的。”

在单一议会上，我担心的不是山岳派，而是沼泽派119。沼泽派在一定的时候总是要引出被称作“公共拯救委员会”的这头七头蛇，十二个头要吃掉其他所有的头。

他们想建立没有首脑、没有执政官、没有总统的国家，一个议会，七百五十人来统治，永远的动荡，永久性的不稳定，多数派的行动决定一切：法律、政权、行政权、金融；他们把拥有三千万人口的国家置于一个议会持续的突然行动的摆布下，这个国家有它错综复杂的权力、利益、思想、商务、工业投机、商业交易；他们想让这个国家前进、繁荣！这些人一生中只看过一只蜗牛。

共和国总统：黑西服，没有勋章，没有副官，没有坐骑，没有羽饰。生活简朴、不讲究、充满自豪；进去时穷，出来时也穷；只给亲王们他从他们那儿得到的东西。称英国国王和奥地利皇帝为先生。

在法国，是所有公民的平等；在法国之外，是所有君主的平等。

在10月初，制宪议会上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但《箴言报》只字未提。在会上，不知是哪句话引起了狂风暴雨，山岳派的一个人指着右派的席位喊道：“你们是保皇派！”一个来自尼埃夫尔的年轻议员激烈地反驳：“我们接受这个称号。”这个议员平时坐在朗格尔的主教巴里西斯先生旁边。周围的席位响起一阵吵闹声。有人叫道：“收回去！收回去！”

第二天，《箴言报》对此事保持沉默。

10月15日

我离开伊斯利街5号，搬到拉图尔-多维涅街37号。

当我的家具从伊斯利街搬走时，原则正在从宪法中被搬走，我全力照顾我的家具的搬迁，好不参与后者的搬迁。

另外，拜伦勋爵120、罗西尼121、帕格尼尼122，在我搬进新居所遇到的情形下肯定会拒绝到我家来的：我是6月23日星期五离开我在王家广场的住所的，我的第一批家具是在10月13日星期五进入拉图尔-多维涅街我的卧室的。当人们把我卧室壁炉的镜子放下时，发现镜子背后用碳笔写着13这个数字；我在这栋房子的五层临时住着的那间房间也是13号。这些很不吉利。123

10月

有一天，我在内政部查理·布朗基先生的办公室里。查理·布朗基是路易·布朗基的兄弟，美术学院院长。我们在讨论给予艺术协会资助的问题。我们交谈的时候，我注意到了查理·布朗先生的办公桌：这是一张巨大的直线形桌子，桌腿是方形的，装饰着镀金的铜和棕叶饰的浮雕。

我正在仔细端详这张桌子的时候，查理·布朗基对我说：

“您在看这张桌子？您知道它值多少钱？”

“我估计不到一百个苏。”

“它值四万法郎。”

“啊！”

“您知道它以前是属于谁吗？”

“谁？”

“皇帝。”

我已经猜到了。桌子是拿破仑时代的式样，属于皇帝不奇怪。

1810年，拿破仑为他的办公室定做了一张桌子。人们用当时所有的华丽之物来制作这张办公桌，用的是实心桃花心木，青铜雕刻是学院的雕塑家们制作的，浮雕是学院派乏味的作品，我从中发现了苏格拉底和德摩斯梯尼124。这不洁之物值四万法郎。1812年，担任内政大臣的蒙塔利韦先生很欣赏这张桌子，拿破仑就送给了他。桌子从皇帝的办公室到了大臣的办公室。1815年后，德·科比埃尔先生把这张桌子给了德·卢尔杜埃先生，又一次降级，从大臣的办公室到了高级官吏的办公室。桌子从查理十世统治时期的德·卢尔杜埃手里传到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的卡维手中；在共和国时期又从卡维那里传到查理·布朗基手中。现在它要进旧货铺了。

我对查理·布朗基说：“这无所谓，它现在已经难看极了，不过这是查理大帝的桌子。应该把它放在博物馆。”

啊！你们125是谁？你们从哪里来？你们是从哪里跑出来的？你们无处不在！雨水还在路上流，你们在泥里欢快地跳；你们侵占了广场、职位、政权、宫殿、公馆、公共银行；你们贪得无厌，多如蚂蚁，令人厌恶，奇丑无比，邪恶卑鄙。你们说你们是从天而降。你们从天上下来，要下到哪儿去呢？天上什么都能掉下来。天上还下癞蛤蟆雨呢。

11月15日

今天晚上我在以前的王位大厅与马拉斯特先生进行了一番谈话，关于他写给我的一封信。他对我说：“现在的一切与我毫无关系，有人以为我是这一切的灵魂。我只是一个感到悲伤的旁观者。内阁把我晾在一边。卡芬雅克接受内阁的那一天说：‘是的，条件是弗洛孔留在内阁，马拉斯特不进来。’我对卡芬雅克没有任何影响，再说他这个人好嫉妒，很高傲。我愿意建立一个伸出双臂的共和国，而不是相反。当迪福尔126把您提议的艺术和戏剧委员会划掉时，我气愤地对他说：‘您知道您冒犯了谁吗？不是雨果和拉马丁，而是法国。’”

要选出共和国的总统。

“选布朗基”，共和党说，它考虑了一下。普选说不行。“我们做一个让步，选拉斯帕伊。”普选不赞成。“再做让步，选勒德律-罗兰。”普选不赞成。“再退一步，选卡芬雅克。”普选还会不赞成。

11月

一个党应该有一个原则和一个领导人。当它具备了两者后，这个党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党。当原则是正确的，领导人是公正的，这个党就是一个伟大的党。

目前真正的共和党处于一个错误的地位。它害怕其原则，又没有找到正确的领导人。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它的普选原则不要这个党的人。

11月

11月19日我在奥迪隆·巴罗家吃晚餐。

还有雷米萨先生、托克维尔先生127、格朗丹、雷昂·福歇、一个英国议会议员和他的妻子，这位妻子长得很丑，但牙齿很美，也很风趣。奥迪隆·巴罗太太和她的母亲也在场。

吃到一半的时候，路易·波拿巴和他的堂兄即吉罗姆的儿子来了，同来的还有议员阿巴图奇先生。

路易·波拿巴仪态优雅，温和，冷静，充满智慧，带着某种恭敬和庄重，一副德国人的派头，蓄着黑胡子，丝毫不像拿破仑皇帝。

他吃得很少，说得也少，笑得也少，尽管大家都很高兴。

奥迪隆·巴罗太太让他坐在自己的左边，那个英国人在她的右边。

雷米萨先生坐在我和亲王之间，他高声对我说话，好让路易·波拿巴听见他说的话：“我把我的祝愿送给路易·波拿巴，而把我的投票给卡芬雅克。”

路易·波拿巴此时正在给奥迪隆·巴罗太太的小猎兔狗喂食。

11月25日议会会议

我们正在为总统选举争论不休。候选人互相扬拳头。卡芬雅克为自己辩解，反对加尼埃-帕热斯。议会上人声鼎沸，有的叫喊，有的发怒，有的小声议论，有的跺脚，压倒一个，为另一个叫好。

这个可怜的议会是一个真正的爱兵女孩，它爱上了一个当兵的。现在是卡芬雅克。明天又会是谁呢？

卡芬雅克将军很灵活，有时甚至显得很雄辩。他为自己辩护就像人们对他的攻击一样。在我看来他常常是真实的，因为他长期以来都是鬼鬼祟祟的。议会认真地听取了他长达三个小时的发言，每时每刻都表现出对他的好感，对他的信任，有时甚至是一种溺爱。

卡芬雅克身材高大灵活，穿着黑礼服，蓄着密密的络腮胡，双眉紧皱，说话简短有力，时有停顿，不时离题，动作生硬，粗野得像个当兵的，又像个当官的。说到一半时，他变成了口若悬河的律师，这对我来说是损坏了一个人的形象。高谈阔论变成了辩护。发言结束的时候，他气愤地站起来，用拳头敲打讲台，打翻了一杯水，令执达员们目瞪口呆。他是这样结束他的讲话的：“我讲了不知有多长时间，如果需要的话，我还要讲一晚上，讲一夜，讲明天一整天。但不会是现在的律师了，而是一个士兵，你们将听到一个当兵的讲话！”整个议会响起一片欢呼声。

攻击卡芬雅克的巴泰勒米-圣-伊莱尔先生是一个冷静、呆板、生硬的演说家，他不适合斗争，恨没有激情，怒没有色彩。他开始就念一篇攻击性文章，这种方式总是使议会不快。议会心情不好，暗自生气，想压倒他。它只想找借口，而他给了它理由。它的记忆有一个严重的缺陷，那就是把严重的指责建立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过重的负荷使整个体系屈服。另外，这个脸色发白的小男人不停地朝后踢腿，双手撑在讲台的边缘，就像趴在一口井的石井栏上，引人发笑。在议会的激烈争吵中，他假装在笔记本上写东西，用吸墨水粉吸墨，然后把黑水粉随意地放进粉盒里，以这种方式用他的冷静来增加喧闹声。当巴泰勒米-圣-伊莱尔先生离开讲台时，遭到攻击的卡芬雅克已经被宽恕了。

加尼埃-帕热斯先生接在巴泰勒米-圣-伊莱尔后面发言，他是个忠实的共和派，一个诚实的人，但爱虚荣，好夸张。议会也想压倒他，但他在众人的议论下并不在乎。他回忆过去，把卡芬雅克的信徒与基佐的信徒相比较，露出自己的胸脯，“这胸脯曾抵御过红色共和国的匕首”，最后他激烈地抨击将军，他的抨击中事实少，言辞多。他过多地把自己溶进辩论中，他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在重要的辩论和有关国家的重大问题上应该把个人色彩抹去。他请求阿拉戈干预，请勒德律-罗兰发言，请拉马丁做出解释，这三个人都保持沉默。

议会仍然对他一片嘘声，他对卡芬雅克说：“您想把我们摔倒在地上！”议会对他的这种表达方式和情感报以笑声。

人们从四面八方发出喊叫声：“闭会！”

此时的议会是再也不愿听下去了，也什么都听不见了。

勒德律-罗兰先生走上讲台。

所有的席位上爆发出这声喊叫：“终于来了。”

人们安静下来。

勒德律-罗兰有点像私生的丹东，他把大肚子靠在讲台上，说话的时候不断地耸着肩膀。

他的话有一种物理效果：粗野，但很有力。加尼埃-帕热斯指出了将军的政治错误，勒德律-罗兰指出了他的军事错误。他也总是提到他自己，使议会发出笑声。勒德律-罗兰说勒德律-罗兰的时候就像恺撒说恺撒。有时这样做很成功，但并不总是如此。最后他请求宽大处理。总之，他动摇了卡芬雅克。

当他回到自己的席位上时，有一个灰白头发、穿着白西服的人穿过议会大厅，走到勒德律-罗兰跟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那是拉格朗吉。

卡芬雅克第四次登上讲台。这时已是晚上十点半了。人们听见人群的骚动声和协和广场上骑兵的走动声。议会变得阴森起来。

疲惫不堪的卡芬雅克请求共和党做出高傲的姿态。他向山岳派提出挑战，向山岳派、多数派和反动派宣称他总是更喜欢他们的辱骂，而不喜欢他们的称赞。这句话很有力，但也很巧妙；卡芬雅克因此失去了泰布街，泰布街代表社会主义者们，他得到了普瓦蒂埃街128，普瓦蒂埃街代表保守派。

他说完这句话停顿了一会儿，用手摸了摸额头。有人对他喊道：“够了！够了！”

他转向勒德律-罗兰，对他说：“您说您要抛弃我，是我要抛弃您。您说：要抛弃很久。我对您说：永远抛弃！”

结束了，议会要结束辩论。

拉格朗吉登上讲台，在一片吵闹声中说话。拉格朗吉是一个既有骑士风度又很深得人心的演说家，他总是用虚假的声音表达真实的感情。他说道：“议员们，这一切使你们很好笑，是吧！但并不使我感到好笑！”议会议员们放声大笑，直到他说完，笑声还没有停止。

这欢快的笑声令我心揪，透过这笑声我仿佛听见了人民的呻吟。

在这一片嘈杂声中，人们在传递一个名单，上面是杜邦·德·勒尔先生提议的议事日程，有不少人签了名。

杜邦·德·勒尔亲自走上讲台宣读他的议事日程，他弯着腰，走路踉踉跄跄，他已有八十岁了。他的讲话不时被欢呼声打断。

五百零三票对三十四票赞成这个议事日程。这个议事日程的内容只是简单、明确地重复了6月28日的声明：“卡芬雅克将军对国家有巨大贡献。”

我是三十四票中的一个。开票时，吉罗姆的儿子拿破仑·波拿巴走到我身边，他对我说：

“您弃权了？”

我答道：

“发言是弃权了，但表决没有弃权。”

他接着说：“啊！我们弃权表决。普瓦蒂埃街也弃权了。”

我握住他的手，对他说：

“悉听尊便。但我不弃权。我评判卡芬雅克，国家评判我。我愿意光明正大的行动，我的表决就是我的行动。”

正要开票的时候，费利克斯·皮亚先生打了蒲鲁东一耳光，蒲鲁东还了他一拳。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费利克斯·皮亚先生对蒲鲁东说：“您为什么每天都攻击山岳派？”蒲鲁东叫道：“您是一座山？您是一座侏儒的巴那斯山！”

11月25日

二月革命废除了上议院，但没有取消下议院。

11月

在等待卡芬雅克与路易·波拿巴，也就是共和国的幽灵与拿破仑的阴影之间的决斗结局时，议会焦躁不安，满怀幽恨，愚蠢而疯狂，在会上东扯西拉，搞文字游戏。

大家对漂亮的B.太太说长道短，说她狂热地爱上了路易·布朗基，到英国与他相会去了。大家在席位上传递着一首两行诗：

极端找极端：

大象找苍蝇。

1848年11月，梯也尔和莫雷先生在整个会议期间在议会的走廊里会谈，走廊在我的席位后面。

有一个事实人们不清楚，那就是卡芬雅克是5月15日由冲进议会的暴动分子在议会上宣布的临时政府的成员之一。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他当时不在巴黎，5月17日他才回到巴黎。

我知道议会书记员德尼·拉加尔德先生是最后一个被驱出议会的人，他听见人们宣布了卡芬雅克的名字，他十分吃惊。

目前，近郊区已经被武装起来了，坦普尔近郊区已经发放了三千条枪。非洲军团调到了巴黎，人们认为这些军团更忠实于卡芬雅克和拉莫里西埃129。

11月

随着大选的临近，两位统治着国家的将军失了常态。卡芬雅克变得忧心忡忡，拉莫里西埃变得狂躁。

卡芬雅克的情绪在议会上有所表露。一天，克雷米厄坐在部长席上。他在那儿向正在台上发言的人叫了几声“很好！”，台上是一个反对派的发言人。

卡芬雅克说：“克雷米厄先生，您叫得太响了。”

克雷米厄回答道：“这对您有什么影响吗？”

“您是坐在部长席上。”

“您想让我离开部长席吗？”

“当然！……”

克雷米厄站起来，离开部长席，一边说：

“将军，您把我赶出来，是我让您坐上部长席的。”

克雷米厄是临时政府的成员，是他任命卡芬雅克为国防部长的。

拉莫里西埃将军在图书馆遇到格朗丹先生130：

“格朗丹，您的工人投谁的票？”

“投路易·波拿巴的票。”

拉莫里西埃跳了起来：“啊！这些无赖！啊！这些无耻之徒！他们想选路易·波拿巴？那好，您看着，我把你们每个人都痛打一顿，见鬼去吧！我不想要共和国，可是既然我是共和国的人，我就赞成共和国！你们想要鹰，我就要吃了它的肠子！”

普瓦蒂埃街委员会副主席雷昂·福歇先生认为应该向严肃和理智的两个部长迪弗尔先生和维维安先生抱怨拉莫里西埃将军的态度，可是他们答道：“啊！啊！您很清楚拉莫里西埃是只椋鸟131。”

在拉莫里西埃身上的确有椋鸟的特征，但也有鹰的特征。

有一天，有人看见卡芬雅克大步在前厅里走着，周围是一群目瞪口呆的仆从和办事员。是因为一个年轻人胆大包天地呈交给他一份请愿书，上面写着“急件”，这个年轻人站在那儿发抖。

将军声嘶力竭地叫骂道：

“为这玩意来打搅我！蠢货！笨蛋！畜生！”

他在发泄怨恨。

又有一次，还是这个克雷米厄和卡芬雅克在讲台下面交谈起来，人们听见了这场奇怪的谈话：

“克雷米厄先生，您什么时候结束对我的诽谤啊？”

“将军，我不懂您的话。”

“我要揭露您！”

“我要揭穿您！”

“我要说出您的全部罪行。”

“我也要说出您的全部罪行！”

两个将军在会外有秘密会谈。不祥的消息在流传。议员们受到匿名的恐吓和忠告。卡芬雅克的母亲在瓦莱纳街豪华客厅里对她的儿子说：

“您对政治一窍不通。在海那边大概已经有二十来个这些人了。”

这些人正是反对派议员。

亚眠市市长、议员波里翁先生听到这个对话，有人问他对卡芬雅克母亲说的话有何看法，他说：“我觉得她像个旧断头台。”

不过，人们在谈论秘密的准备工作。两个士官在亚眠附近被捕，他们在向当国民自卫军的农民买枪。人们问他们：“为谁买？”他们答道：“为国防部。”

部队和别动队在巴黎的街垒发生冲突。士兵们称别动队是：卡芬雅克的屠夫。有人说只要机会一到，政府自己也要修街垒，一半的部队要站到暴动的一边。

11月19日天黑时，我看见载满军需品的弹药车静静地停在杜伊勒利宫的沿河大道上，一直排到军事学院。一切都成问题，无论是背叛还是忠诚。在哪里进攻？在哪里抵御？各方都在猜测，怀疑，危机四伏，到处都是忧郁的面孔。我们到了政治这奇怪的黄昏时刻，人们分不清这些狼是狗呢，还是这些狗是狼。

1848年11月，威斯特法伦国王住在阿尔及尔街3号的二楼。他在那儿有一套小套房，房里铺着丝绒，家具是桃花心木的。

他的客厅贴着灰色的墙纸，有两盏灯照明，装饰着一只巨大的帝国风格挂钟和两幅不太像真迹的油画，尽管一幅画框上写着这个名字：蒂蒂安132，另一个画框上写着：伦勃朗。壁炉上有一尊拿破仑的半身青铜塑像，这是皇帝遗留给我们的。

亲王的王家生涯的所有遗留物就剩下他那些雕刻精美、金灿灿的、饰有王冠的餐具和银器。

吉罗姆在那个时期还只有六十四岁，他并不显年老。他目光敏锐，带着善意亲切的微笑，手很小，但很优美。他平时都穿黑衣服，纽扣处挂着个金链，金链上有三个十字勋章：荣誉勋章、铁冠勋章和威斯特法伦勋章，这枚勋章是他自己模仿铁冠勋章设立的。

吉罗姆很善于交谈，总是优雅有致，常常充满风趣。他经常回忆拿破仑皇帝，对他充满敬佩和友情，令人感动。他身上还有一点虚荣心，我更希望是高傲。

另外，他还善意地接受了他所处的奇怪境况给他带来的各种称呼，他不再是国王，他不再是流放者，他也不是公民。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称呼他。路易-菲力浦称他“陛下”，布莱·德·拉·默尔特先生称他“尊敬的陛下”，亚历山大·仲马称他“我的大人”，我称他“亲王”，我太太称他“先生”。他在名片上写着：吉罗姆·波拿巴将军。我如果处在他的地位，我会以另一种方式看待我的处境。要么是国王，要么什么都不是。

11月30日

今天早上，退役的士兵成群地穿过巴黎市区，朝铁路奔去，他们高喊：“打倒卡芬雅克！”

12月11日

近郊区的民众有节奏地高喊：

拉斯帕伊万岁！

拉斯帕伊万岁！

郊区的民众用这首歌回击：

你想要恶棍吗？

请选拉斯帕伊。

你想要无赖吗？

请选勒德律-罗兰。

您想要阴谋吗？

请选卡芬雅克。

你想要好人吗？

请选拿破仑！

12月11日

一个印刷工人刚才在人群中对我说：“他们给了我一大把卡芬雅克的选票。我把它们扔进墙角。”

一个下阿尔卑斯山的农民不同意人们劝他不要选路易·波拿巴的建议。人们告诉他说：“这是个无能的人，一个蠢货，一个侏儒。”农民说：“是的，我是听说他不是很能干；那么他可以请一个好代理人！”

12月11日

议会上，大家都认为总统人选非路易·波拿巴莫属。有人问：“他住哪里呢？”有人回答：“不住杜伊勒利宫。”大家关心起他的个人财产。有人说他很穷。有人发现他总是一到期就来领薪水。

12月

夜幕降临了。

但形势日渐明朗。议会里没有任何人对共和国有异议，每个人都接受了它，条件只是要对共和国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我高声表明我的态度：“共和国对法国怎样，我将对共和国怎样。共和国对法国好，我也会对共和国好。”但是两党的争端已经开始，这两个党是由其他各党的残余组成的。一个党想休息，等待天亮；另一个则想继续在黑暗中行进。

被称作“红派”的众议员张贴了一个公告。人们发现他们放弃通常所用的红色，公告是黄色的。公告明确地署了名：山岳派代表的宣言，所有委员会的成员都以泰布会议的名义签了名：有拉梅奈、费里斯·皮亚、布维尼埃、德维尔、马尔丁-贝尔纳和Th.巴克。

公告上写了极端党派通常的许诺：理论、思辨、乌托邦，这些许诺的错误就在于立即想变成现实。这个错误很严重，因为收获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成熟。那个在四月割小麦，把麦子捆扎成麦穗，宣称他马上能把麦穗做成面包的人，人们会怎么说他呢？

公告向民众推荐勒德律-罗兰当总统。它以勒德律-罗兰的名义向民众保证了两件很难调和的事情：立即取消几乎所有的税，建立公共信贷。

在这个时期，有人拿来一个公告要我签名，这个公告推荐路易·波拿巴当总统。我拒绝了。我是这么说的：“我不能为任何人担保，甚至也不能为我自己担保。我担保我不会做卑鄙的行为，但我无法担保我不会做蠢事。”

有时在非常时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搅和在一起，可怕的东西中出现了可笑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在一种隐蔽的不安中感到心情紧张，演出变得滑稽可笑，人们不禁放声大笑。12月9日，也就是选举的前一天，一张蓝色的公告贴满了大街。上面写的内容是：“法国人，你们一边是卡芬雅克，一个勇猛的军人，自由不接受他，另一边是路易·波拿巴，一个亲王，共和国对他不放心；为了使你们从两难境地摆脱出来，请选瓦特布莱德医生。签名：瓦特布莱德。”

另外，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人们已经感到事情迫在眉睫。

当那些掌握政权的可疑分子在小声嘀咕“政变”的时候，近郊区的工人们说：“我们将遇到一场暴乱。”6月的预兆又出现在12月；冬至对革命有利。在这个时期，群众的脉搏好像升高了。就像海洋的涨潮与春分或秋分是一致的一样，人民情绪的高涨与冬至也是一致的。近郊区的民众又开始唱歌了。7日夜里，高唱着《马赛曲》的工人们走上大街，夺了别动队的武器。

愚蠢的立法使俱乐部疯狂地增加。每天晚上，在旺多姆广场聚集着三四千人，他们叫喊着：“波拿巴万岁！”其中有不少警察。警察尽其所能让这些人叫喊：“皇帝万岁！”他们期望暴动从这口号中引发出来，就像火星引发火灾那样。一下子把所有的都扑灭：候选和暴动。

刺激点这一次不是在巴士底狱，不是圣马丁广场，而是莫贝尔广场。捡破烂的人每天夜里都在那里集会。各个时期的阴险分子又出现在人群里。人们常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穿着蓝外套的老人在莫贝尔广场游荡，他头发灰白，神色不安，眼神里有一丝喜悦的光芒，像一头年迈的老虎。他是多纳迪厄将军133。

卡芬雅克政府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他用邮车的愚蠢来修补国家补偿的愚蠢。像所有有错的人一样，愤怒的话语总是脱口而出。迪弗尔先生把官方文件的发表称作犯罪。拉莫里西埃将军以路易·波拿巴的名义发怒，他说：“被任命，很好。但就职则是另一回事。”被《国民报》任命为将军和巴黎国民自卫军统帅的克雷芒·托马斯元帅叫嚷道：“应该结束新闻自由！”共和国重复着查理十世的口号。外交部长巴斯蒂德的模样既像一个警察，又像一个虔诚的教徒，他对朗格尔的主教帕里巴斯议员说：“我认为应该放弃不掺假的政治。”

同时，还有暗杀的威胁。抵制小集团的几个议员已经被选定为对象。11月底，在奥迪隆·巴罗家发生了一次神秘的未遂行为。他的仆从维克多·罗姆被刺身亡。有人在梯也尔的窗户上开了一枪。12月9日早上，我接待了不期而至的老让蒂，他原是个文学家，后来当了警察，他是个充满幽默和同情心的人，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他仍是个正直的人。他是被议会的警察分局局长庸先生派来的，负责我的安全。他们只允许我白天出门，坐马车或有人陪伴。我答道：“我想出去就出去，夜晚，步行，独自一人。”上个月，我就接到一个共和党人的通知，要我不再在家里睡觉，我回答说：“我现在住在拉图尔-多维涅街37号，五层13号房，从今以后我日夜都把钥匙放在门上。”我就是这么做的。

当巴黎发生这一切事情的时候，奥尔良家族在克拉尔蒙生活十分拮据，几乎是生活在贫困中，所有的成员都是如此，从老国王到年轻的亲王，他们不安地关注着议会，关注着法国。他们如饥似渴地看报，注意后来居上者，询问着，等待着什么呢？命运是多么复杂！他们为路易·波拿巴祈祷。路易-菲力浦说：“我是拿破仑分子。”基佐先生隐居在伦敦的近郊区。他和一家人住在一个小套房里，只有一个英国女佣。他在维尔-里切街的房子没有租出去，他甚至拿不到在法兰西学院的薪水，他的女儿只有卖手镯度日。他渴望回法国，尤其想回到政治生涯中去，这是他真正的、唯一的祖国。他说过：“在这之外，我无法生存。”

这一切都很渺小！不过，一切都在向进步、向人民迈进，上帝会尽它应尽的职责。

在路易·波拿巴先生当选总统之前，他经常去德·吉拉尔丹先生家，请求他的支持，感谢他的帮助。菲亚兰·德·佩尔西尼先生陪伴路易·波拿巴先生去，但他从来都不进去。当他的主人在和吉拉尔丹先生交谈的时候，德·佩尔西尼先生就等在候见室里。“拿着帽子。”吉拉尔丹先生向我儿子维克多讲述这一切的时候这样说。

瓦尔德克-卢梭。——他的报告占了《箴言报》的一栏半。报告里有这么一句话：“国家通过出色地执行基本法亲自将它不可侵犯的权力这枚印章盖在了宪法上，使宪法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他公布了有效选票数：7327345票。

拿破仑·波拿巴公民……5434226票

卡芬雅克公民……1448107票

勒德律-罗兰……370119票

拉斯帕伊……36920票

拉马丁……17940票

尚加尼埃……4790票

漏票……12600票

他在文章中提到一些抗议，但并没有强调这些抗议，这些抗议是针对N.B.134有争议的被选资格，说明他失去了法国人的资格，他已经入了外国籍。

他的报告的结尾是这样的：“公民代表们，九个月前你们在这个宫殿的门槛上宣布了共和国的成立，这个共和国是2月24日群众斗争的结果。今天，你们在你们的作品上印上了国家认可的印章。请放心吧。上帝会保护法国的！”（很好！很好！）

12月

12月20日，路易·波拿巴正式宣布就任共和国总统。

那天的天气一直都很好，仿佛不是冬天的开始，而是春天的来临，可是在一刹那间就变天了。这一天是这一年第一个寒冷的日子。民间的迷信会说奥斯特利茨的太阳戴上了面纱。

这次宣布的方式有些意想不到。原来是通知星期五宣布的，可是在星期三来了个突然袭击。

马拉斯特先生认为向民众隐瞒这件事情是谨慎的做法。

近三点钟时，议会的周围已经布满了部队。一个步兵团已经布防在奥尔赛宫的后面；一个骑兵团在沿河大街上排成梯形；骑兵们在寒风中冷得发抖，显得无精打采。民众不安地跑来。这几天，人们在谈论一个波拿巴运动。听说近郊区的人针对议会高喊：“皇帝万岁！”前一天，股市降了三法郎。吉罗姆的儿子拿破仑·波拿巴惊慌地来找我。

协和广场堆满了人，大家议论纷纷，各种传闻都有。人们在议论路易·波拿巴的选举，指责议会没有要求他宣誓。议会上有人通告说要从圣安东尼近郊区来一万社会主义者，他们要解散议会，“收拾皇帝”。杜伊勒利宫关了门，布满了部队。雷沃里街被阻截。

议会像个公共广场。与其说是议会，还不如说是人群。有人在讲台上讨论勒朗贝尔先生一项很有益的提议，但没有人听。这个提议是关于解决议会会议的公开问题和国家印刷厂，也就是以前的王家印刷厂，代替《箴言报》印刷厂。议会的总务主任布罗·德·普奇先生发言。

突然，议会骚动起来。一群议员从左门进来，演讲者停下来。原来这是负责开票的委员会，他们是来宣布新总统的。这时是四点，灯已经点亮了，公共席位上挤满了人，部长席上也坐满了。卡芬雅克很平静，他穿着黑西服，没有佩戴勋章，就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他的右手放在西服口袋里，巴斯蒂德先生不时地俯在他耳边说话，他并不回答他。奥尔良的主教法耶先生坐在将军前面的椅子上。朗格尔的主教帕里西斯神父说：“这是狗的位子，不是一个主教的位子。”

拉马丁先生没有出席。

11月25日的四个进攻者加尼埃-帕热斯先生、帕涅尔先生、迪克莱克先生、巴泰勒米·圣伊莱尔先生坐在他们的席位上。巴泰勒米·圣伊莱尔先生正友好地与他的邻座、《喧哗报》过去的主编阿尔塔罗什先生交谈。

报告人瓦尔德克-卢梭先生宣读一篇冷静的讲话，听的人也都无动于衷。当他念到各候选人的得票数，尤其是念到拉马丁得的一万七千九百四十票时，右派发出一阵笑声。微不足道的报复。

卡芬雅克发表了一篇简短、严肃的告别演说，议会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他宣布内阁全体辞职，他自己退位。他用激动的声音感谢议会对他的支持。有几个议员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接着，马拉斯特议长宣布“路易·波拿巴公民”为共和国总统。

几个坐在路易·波拿巴席位周围的议员热烈地鼓掌。议会的其他议员保持着沉默。人们离开了情人，回到丈夫的怀抱。

阿尔芒·马拉斯特要求当选者宣誓。下面一阵骚动。

路易·波拿巴身穿黑西服，胸前佩戴着议员勋章和荣誉勋章，他从右边的门进来，登上讲台，用平静的语调宣誓，马拉斯特议长让上帝和在场的人做证。然后，路易·波拿巴用他的外国口音宣读了一篇演讲，这口音令人不快，他的讲话不时被小声的插话打断。他赞扬了卡芬雅克，引起大家的注意和鼓掌欢迎。几分钟后，他走下讲台，没有得到像卡芬雅克那样的欢呼，而是得到一声高喊：“共和国万岁！”另一个声音喊道：“宪法万岁！”

在出去之前，他走到坐在左边第三排、他的老师维耶拉尔先生身边，握住他的手。接着，议会议长请领导机构陪同共和国总统前往他的宫殿。

议会议长告诉大家共和国总统指令奥迪隆·巴罗先生重组内阁，决定之后将通知议会。就在今天晚上，《箴言报》的增刊将发到各位议员的手中。

在决定性的时期开始的这一天对一切都很注意，人们注意到马拉斯特议长称路易·波拿巴为“公民”，称奥迪隆·巴罗为“先生”。

但是，议会的执达员们在他们的领导迪蓬索的带领下，还有议会的公务人员、总务主任，其中有穿着军服的勒布雷东将军，他们都聚集在讲台下，好几个议员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人群一阵骚动，路易·波拿巴要走出议会大厅。有几个议员站起来，喊道：“坐下！坐下！”

路易·波拿巴出去了。那些不满者为了表示他们的冷漠想继续讨论勒朗布尔的提议。但议会太乱了，根本无法坐在席位上。人们只好吵吵嚷嚷地站起来，大厅渐渐空了。这时是四点半，这一切持续了半个小时。

还有几群人站在那里。有一个议员于贝尔-德利斯勒先生在卡芬雅克刚离开的席位上平静地写他的私人信件。

12月

有两个人令路易·波拿巴头痛，这两个人太想为他服务：梯也尔先生和莫雷先生。他们为他服务的程度都到了要取代他的地步。莫雷先生代表团结在新政权周围的所有旧政权的虚荣；梯也尔先生则代表资产阶级的担心。另外，虚荣和担心是两种巨大的力量。路易·波拿巴想甩开这两个人，这已经很难了；他还想既把他们甩开，又让他们满意，这就难上加难了。他请梯也尔先生担任驻伦敦的大使，梯也尔先生高傲地婉言拒绝了。他请莫雷担任驻西班牙大使，莫雷答道：“二十八年前我就拒绝接受。”

这两个心怀不满的人仍留在不安的路易·波拿巴身边。

12月24日

昨天23日星期天，路易·波拿巴举行了第一次晚宴，也就是在他被宣布就任共和国总统的两天以后。

议会因为圣诞节停止活动。

我在我的位于拉图尔-多维涅街的新家正忙于我的琐事，一个龙骑兵给我送来一封信，我打开信，信上写道：

“值勤副官荣幸地通知尚加尼埃将军今晚7时在爱丽舍宫举行晚宴，敬请光临。”

我在下面写道“错投给维克多·雨果”，我又把信交还给送信的龙骑兵。

我是独自一人从议会走出来的，以免被看作失去了当部长的机会，或不屑当部长的人。我在前厅的楼梯下遇到一群人，里面有蒙塔朗贝尔，他拥着尚加尼埃。尚加尼埃刚陪同路易·波拿巴去了爱丽舍宫。我听见他说：“一切顺利。”

当我来到革命广场时，那儿既没有部队，也没有群众；一切都消失了。只有几个从香榭丽舍大街来的路人。夜很黑，也很冷。寒冷的北风从河上刮来；一大团乌云在西边飘动，天际出现无声的闪电。12月的风夹杂着8月的闪电，这就是这一天的预兆。

议会副议长、卡芬雅克的有力支持者拉克罗斯先生接受了马拉斯特议长交给他的护送路易·波拿巴在就职的那一天去爱丽舍宫的任务。人们对路上的安全十分担心。一份警方的报告说红色分子在路易十五广场靠近香榭丽舍大街一边的协和桥桥头守候着，这样他们逃跑更容易，他们会向共和国总统的马车开枪。

拉克罗斯先生没有向路易·波拿巴讲这个细节，他坐在马车里面的左边，在总统的旁边，这个位子原来是总统坐的，这样他就面临枪弹的射击。

在过桥的时候，没有发现任何人。伏击者撤走了，或者是间谍的情报有误。这是两种可能的设想，可以在其中选择一个。

我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一个平民，一个讲良心的人，我愿意一直是这样的人。我不渴求权力，我不寻求掌声。我既没有当部长的雄心，也没有当行政长官的野心。

一小时后，佩尔西尼的一封信送到了，他原来是路易亲王的亲信，现在担任指挥部秘书。这封信为送错的信件道歉，并告诉我我也在被邀请者之列。

在佩尔西尼的信的信头有这样几个手写的字样：总统府。

我发现这些请帖的形式与路易-菲力浦国王用的请帖是一样的。我不想装出有意的冷淡，六点半的时候，我换了衣服，去了爱丽舍宫。

我到时是七点半。

我走过时，看了一眼紧邻爱丽舍宫的普拉斯林公馆的大门。绿色的大门旁有两个帝国时期的多利安柱，大门紧关着，在路灯的微光下隐隐可见。

爱丽舍宫的大门有一扇是关着的，两个士兵在门口站岗。院子里不是很亮，有个泥瓦工穿着工服走过院子，背上扛着一架梯子；右边附属建筑窗户上的玻璃几乎全打碎了，都用纸重新糊住。

我从台阶的门走进去。三个穿黑衣服的服务人员接待了我。有一个为我打开门，还有一个帮我脱下大衣，第三个对我说：“先生，请上二楼。”我登上贵宾楼梯，那儿有鲜花和地毯，但有一种迁入新居时那种难以名状的寒意和混乱。

在二楼，一个办事员对我说：“先生是来参加晚宴的吗？”我说：“是的。大家已经上桌了吗？”“是的，先生。”“那么，我走了。”

办事员急忙叫道：

“先生，大家都到齐了，已经就座。请进吧。大家在等您。”

我注意到这种军事性的准时，这是拿破仑的习惯。在皇帝家里，七点就是七点，一点也不含糊。

我穿过候见室和一间客厅，来到餐厅。

这是一间方形的房间，护壁是帝国风格，白木装饰。墙上挂着油画和雕塑，选的都是很拙劣的作品，其中有一幅画家迪奇的作品《玛丽·斯图尔特倾听里齐奥》。大厅的周围摆着冷餐。大厅的中央有一张两头圆的长桌，十来个来宾围坐在桌旁。桌子高起的一端伸向大厅的尽头，共和国的总统就坐在那里，他身边有两个女人，右边是阿莱-科埃肯侯爵夫人，她的出身是希迈公主；左边是孔蒂太太，是议员孔蒂的母亲。

我走进去的时候，总统站了起来。我走到他身边，我们握了手。他对我说：“我临时发起这顿晚宴，只请了几个亲密的朋友来。我想您会愿意屈尊来此的。感谢您的光临。您到我这里来，就像我去您那里一样，我感谢您。”

他又握住我的手。坐在尚加尼埃将军旁边的莫斯科瓦亲王让我在他身边坐下，我坐了下来。我急急忙忙地吃东西，因为总统已经让晚宴停下来，好让我“赶上来”。大家已经吃到第二道菜了。

我对面是国防部长、以前的贵族院议员鲁里埃尔将军、孔蒂议员和吕西安·缪拉。其他的客人我都不认识。他们中间有一个年轻的骑兵队队长，佩戴着荣誉勋章。只有这个骑兵队长穿着军装，其他的人都穿燕尾服。亲王身着黑礼服，纽孔上别着一枚玫瑰花形荣誉勋章。

每个人都在和他的邻座交谈。路易·波拿巴好像更愿意和他左边的邻座交谈。阿莱侯爵夫人有三十六岁，看上去就是这个年龄。她的眼睛很美，头发稀少，嘴巴很难看，皮肤很白，胸部饱满，手臂很迷人，一双漂亮的小手是世上最美的，肩膀美得令人叫绝。她现在和阿莱先生分开了。她生了八个孩子，七个是和她丈夫生的。她结婚已经有十五年了。在刚结婚的那段日子里，她常在大白天到客厅里来找她的丈夫，对他说：“快来！”她带他去睡觉。有时一个佣人来说：“侯爵夫人请侯爵先生去。”侯爵听从了。在座者发出善意的笑声。

今天，侯爵和侯爵夫人闹翻了。

莫斯科瓦亲王小声对我说：“您知道吗？她当过吉罗姆的儿子拿破仑的情妇，她现在是路易的情妇。”我说：“很好，用一个拿破仑换一个路易，这种事每天都有。”

这些恶意的文字游戏并不妨碍吃东西。我观察着。

两个坐在总统身旁的女人坐的是方形的椅子，总统的椅子上有一个圆形的头。我想做点归纳，看了看其他的椅子，发现有四五个客人的椅子和总统的椅子是一样的，这些椅子铺着红丝绒，钉子是金色的。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发现，那就是所有的来宾都称共和国总统为“陛下”，我则称他“亲王”，我像一个煽动分子。

亲王询问我妻子的近况，又连声为不精致的餐具道歉。

他对我说：“我还没有安顿好，前天我刚到的时候，我只有一床垫子可以睡觉。”

这并不奇怪，是卡芬雅克为波拿巴铺的床。

晚餐很一般，亲王道歉是有道理的。普通白瓷餐具、银器都是旧的，很粗糙。在桌子中央有一个相当漂亮的碎纹花瓶，风格是路易十六时期的。

在旁边的房间里我们听见音乐声。总统说：“这是一个惊奇，这些是歌剧院的音乐家。”

过了一会儿，人们交给我们一个用手写的节目单，上面写着正在演奏的五首曲子：

1.《哑女》的祈祷；

2.霍滕斯王后喜爱的曲子的幻想曲；

3.《罗贝尔·布鲁斯》的终曲；

4.《共和国进行曲》；

5.《胜利》，没有重复。

在我与法国共有的不安情绪中，看到这个节目单，我不由得不注意到《共和国进行曲》之后是没有重复的《胜利》。

我离开了饭桌，但没有吃饱。

我们来到大客厅，大客厅与餐厅之间隔着一个候见厅，我刚才进来时就穿过这个厅。

这个大客厅很难看。壁板是白色的，上面有庞贝风格的人像，所有的家具都是帝国风格，除了洛可可式的金绒绣椅。有三个拱形窗，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厅另一边的三个同等大小的镜子，中间的镜子是一扇门。窗帘是白缎做的，有波斯风格的花枝图案。

在我和莫斯科瓦亲王大谈社会主义、山岳派、共产主义的时候，路易·波拿巴走过来把我拉到一边。

他问我对目前的形势怎么看。我保留了看法。我对他说一切预兆都很好，任务艰巨，但很伟大，要让资产阶级放心，要让民众满意；给前者定心丸，给后者工作，给所有的人生命；经过了三个小政府；大波旁、路易-菲力浦、二月共和国，现在需要一个大政府；皇帝用战争建立了大政府，他应该用和平建立一个大政府；法国人民三个世纪以来一直都很辉煌，不愿变成无耻之徒；路易-菲力浦就是没有认识到人民的这种骄傲感和民族自豪感才遭到惨败；总之一句话，要装饰和平。

路易·波拿巴问我：

“怎么做呢？”

“通过弘扬艺术、文学、科学，通过工业和进步的胜利成果。民众的劳动可以创造奇迹。再说，法国是一个有征服欲的民族，当它不用剑征服的时候，它就要用精神去征服。要明白这一点，往前走，无知会毁了您。”

他沉思着，离开了。接着他又回来了，热情地感谢我。

我们又交谈起来。我们谈到新闻界。我建议他尊重新闻报刊，同时在旁边建立国家报刊。我对他说：“没有自己的报纸的国家处于众多报纸之中，只负责管理国家，而让他人负责宣传和辩论，这样做很像14世纪的骑士，他们放弃用刀剑对抗火器，结果他们总是被打败。我同意这样做很高尚，您会说这样做很蠢。”

他向我谈起拿破仑皇帝。他对我说：“我是在这里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我每次回到这里就忍不住心潮澎湃。皇帝让人把我带到他跟前，把手放在我头上，我当时才七岁。那是在下面的那间大厅里。”

接着，路易·波拿巴又同我谈起马尔麦松城堡。

“它没有受到损坏。六个星期前我仔细地查看了它。事情是这样的：我去布吉瓦尔看望奥迪隆·巴罗先生。他对我说：‘和我一起吃晚饭吧。’‘我很愿意。’‘现在三点了。’‘在等待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做些什么呢？’‘我们去看马尔麦松城堡吧。’”

“我们出发了。只有我们两人。我们到达城堡后，按响了门铃。一个看门人走过来打开门。巴罗先生先开了口：‘我们想看看马尔麦松城堡。’”

“守门人说：‘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我有命令。’”

“‘谁的命令？’”

“‘克里斯蒂娜王后陛下的命令，她现在是城堡的主人。’”

“‘可这位先生是外国人，他是特意为此而来的。’”

“‘不可能。’”

“奥迪隆·巴罗叫道：‘天啊！这扇门竟然向皇帝的侄儿关闭，真是令人吃惊！’”

“守门人浑身发抖，把帽子扔到地上。这是一个老兵，他退休后在此守门。”

“他叫道：‘皇帝的侄儿！啊！大人，请进！’”

“他想亲吻我的衣服。”

“我们参观了城堡。一切都几乎是原样。我可以认出所有的东西：首席执政的办公室、我母亲的卧室、我的卧室。在不少房间里家具还是原来的老家具。我看到一把我小时候坐的小椅子。”

我对亲王说：“是这样，王位倒了，椅子还在。”

我们交谈的时候，来了几个人。其中有执行委员会的前金融部长迪克莱克先生，还有一个老妇人，身穿黑丝绒，我不认识她；还有英国大使诺曼比勋爵，亲王把他拉到隔壁的房间里去了。我看到过路易-菲力浦也以同样的方式拉过他。

亲王在他的客厅里很拘谨，丝毫不像在自己家中。他像一个外人在人群中走动，而不像一个主人。不过，他说话得体，有时还带点幽默。

他徒劳地想让我说出对内阁的看法，我既不想说好，也不想说不好。

这个内阁其实只是一个面具，更确切地说是一面屏风，藏着一个奇丑的男人，梯也尔就在这屏风后面，这已经开始令路易·波拿巴感到麻烦了。他要领导八位部长，而这八位部长个个都想削弱他的力量。每个人都拽着桌布的一角。在这些部长中，有几个是公开的对手。任命、提升，名单每天都提交上来，必须接受这些，在上面签名，对其负责。

昨天，路易·波拿巴还在向莫斯科瓦亲王抱怨，他幽默地说：“他们想把我变成共和国的阿尔贝亲王。”

奥迪隆·巴罗显得很不快，很泄气。今天他开完内阁会议出来，一脸的痛苦表情。莫斯科瓦亲王正在那里，他问道：“怎么样？事情进展如何？”奥迪隆·巴罗答道：“为我们祈祷吧！”

莫斯科瓦亲王说：“见鬼！这才是悲剧！”

奥迪隆·巴罗说：“您想让我们怎么做！怎样重建这个摇摇欲坠的旧社会？想支撑它的努力变成了动摇它的力量。只要一碰它，它就倒。啊！为我们祈祷吧！”

他抬头朝天看。

我十点左右走出爱丽舍宫。我正要动身的时候，总统对我说：“请等一下。”他走进隔壁的一间房，过了一会儿他手里拿了一些票走出来，他把这些票交给我，对我说：“这是给维克多·雨果太太的。”这是今天在家具储藏室画廊演出的门票。

我一边走，一边在想共和国总统这个试行的头衔、这个突然的搬迁、这个资产者、共和派、王家的混合物、这个重要事物的表面，我在想他周围的人、他的为人、这整个事件。人们同时可以称呼他：亲王、陛下、先生、大人、公民，这并非出于好奇，而是目前的典型境况。

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在这个人物身上打下印记。

12月26日

奥迪隆·巴罗内阁的第一次会议。

席位上坐满了人，议会人满为患。卡芬雅克和拉马丁都坐在他们的席位上。拉马丁还是坐在他原来的席位上，他穿着黑西服，表情平静，略带忧伤。卡芬雅克坐在左派分区的第四个席位上，在拉马丁的上方。他穿着黑礼服，黑灰格的背心，他手里拿着象牙的双筒望远镜，经常看他对面席位上的女人们。

九个部长坐在左边他们的席位的两个分区里。他们都很严肃，默不作声。只有雷昂·福歇先生在勒德律-罗兰质询时，耐不住寂寞，不时抬眼看天，用肘推他的邻座德·法鲁先生。

山岳派和左派的席位改变了。卡芬雅克坐在儒尔·德·拉斯泰里旁边，后者是秃头，戴着绿遮光帽。艾蒂安·阿拉戈坐到了大卫·安吉尔的旁边，在山岳派的第二个席位上。杜邦·德·勒尔还坐在原来的席位上。他的上方是马丁·德·斯特拉斯堡先生，他的秃发很像教士的剃发礼。他常常俯身与杜邦·德·勒尔耳语几句，后者耸耸肩表示赞成。

拉马丁竞选失败后是第一次在议会露面。只有一个议员于贝尔·德·里斯勒先生走过来同他握手。贝朗吉和拉罗什雅克兰前后到来，坐在部长席上。拉罗什雅克兰月盘似的大脸与他旁边的比西奥那瘦削的脸形成对比，令议会捧腹。可怜的议会，它动起脑子来是那么的难，笑起来却是那么的容易。

这第一次会议对新内阁来说真是很糟。表面上是成功了，骨子里是失败的。人们惊奇地看到奥迪隆·巴罗这个老牌法律家在念一份法律文件时，一开头就出错。

奥迪隆·巴罗十八年来都是在野，一朝从高级官吏席位换到国家领导人的席位上，他的雄辩显出原来的模样，充满感情，谈起国家事务声音过高，但表达思想却不够激昂。但是适合掌权的人只有两种：商人或有思想的人。在政治上，重感情的人会迅速蜕化为带政治倾向的人，再从带政治倾向的人蜕变为党派人士。把这些感情、倾向、党派逻辑等因素变成激情，而不是变成权力。过久地留在反对派中是一种危险；这样会弄坏手。掌舵的方式与推水锤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推的习惯是按照操作方式养成的，而且一直保留下来。奥迪隆·巴罗就是明证。当他讲话的时候，那些想起前届内阁的人问：“迪弗尔在哪儿？”那些想起再前一届的内阁的人问：“基佐在哪儿？”

基佐先生和迪弗尔先生虽然性格各异，水平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俩有一个少有的优点，就是国家领导人的演说家才能，对真诚的人来说这个优点也许并不令人羡慕，但这可能是所有优点中最有用的优点。这个优点在于用解释使问题更复杂化，他们解释得非常好，以至于大家什么都弄不懂了。他们的明晰具有模糊的能力。他们的表达是那么清晰、明确，以至于大家每时每刻都在喊：“这太清楚了！这太正确了！这太明确了！”这少有的优点也是令人悲哀的，但在议会上却是必要的。因为这嘈杂的人群更多的是靠阴影来引导，而不是靠光明来引导。您想统治一个议会吗？不要撒谎，不要欺骗任何人，这样做太赤裸裸了，应该搅乱一切。

国民议会始终暗恋卡芬雅克，但却被民族交给了路易·波拿巴，它就像没有嫁给意中人的女孩在丈夫的床上仍然思念情人那样，对奥迪隆·巴罗很不热情，但也不得不屈服于他。她向他允诺一切，甚至他要求的不平等；因为她没有光荣地死去，从今以后她只能屈辱地活着。

议会显得既爱捉弄人，又卑躬屈节；它不愿欢呼，又不敢抵抗。它在新内阁和它之间制造一些烦恼琐事，这些不是障碍，而是抱怨。议长马拉斯特先生甚至犹豫是否去拜访共和国总统。

拉克罗斯先生问马拉斯特先生：“您向他表示了什么礼貌？”

“我寄给他一张我的名片。”

“您的名片？”

“是的。”

“您称这为礼貌？”

“是的。”

“我称这为失礼。”

马拉斯特明白了，他去拜访了共和国总统。

12月26日

昨天我妻子为资产者画的肖像：“你们的努力都是徒劳，不要指望什么；他总是喜欢梯也尔；他总是偏爱卡芬雅克；他总是喜欢桃花心木；他总是认为被判刑的人就是有罪的人，砍下这些人的头他总是高兴的。”

12月29日星期五

昨天星期四，我同时有两项任务：议会和学院；议会是讨论盐的问题，学院准备讨论的问题小得多，是关于两个空席位的问题。但我还是偏向后者。原因是这样的：在波旁宫，问题的关键是阻止卡芬雅克的党扼杀新内阁；在马扎兰宫，问题的关键是要阻止人们伤害对夏多布里昂先生的怀念。有时死人比活人更重要，我去了学院。

上个星期四，会议刚开始，只来了四五个人的时候，突然决定1月11日（也就是三个星期后）选出替代夏多布里昂先生和瓦杜先生的两个人选。

梯也尔先生

梯也尔先生想用议会的老一套来对待人、思想和革命运动。他在风云变幻的现实面前玩弄他老一套的政治手腕。他没有意识到一切都在改变，他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与他统治的时代之间找到了共同点，他的做法就是从这些共同点出发的。这些共同点是存在的，但也混杂着我说不清的某些巨大、可怕的东西。梯也尔先生没有意识到这些，他依然我行我素。他以前一直都在哄着那些猫，用尽各种温存和虚情假意来哄骗；今天他还想继续用这种方式，他没有发现这些畜生已经长大了，现在围着他的不再是猫了，而是老虎了。

这个小男人试图把他的小手放在革命咆哮的脸上，这是多么奇怪的场面啊！

当梯也尔的讲话被打断时，他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把双臂交叉在胸前，又突然分开交叉的手臂，然后又把手放在嘴上、鼻子上、眼镜上，接着又高耸肩膀，最后用双手神经质地抓着后脑勺。

下面这句话是梯也尔描写自己形象的绝妙话语：“我没有同事！”

梯也尔真实的话（抵押制）。

“我不是创新者，我不是创新者。不过，不过，不过（渐强）我不愿意维护不合时的传统。我同意你们实验，我同意；我不同意老一套，我不同意。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无论你们想模仿普鲁士的制度，还是想模仿波兰的制度，我都不会反对，我不会反对。我反对的是，我倾尽全力反对的是强行发行纸币，纸币。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梯也尔先生、斯克里布先生135、奥拉斯·韦尔内先生136是同类人，只是具有政治家、戏剧家、艺术家这三种不同的形态。能证实这一切的就是这种相似令他们三人都非常高兴。他们才思敏捷，才华横溢，反应敏锐，头脑清醒；但他们缺乏想象力，缺乏创造力，缺乏诗意，缺乏学识，缺乏正派的作风，缺乏哲理，缺乏风格；这些即兴发挥者有时还是很富有诱惑力的，但始终是平庸的，甚至在他们富有诱惑力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总是注重人群微不足道的方面，而不注重大的方面；他们更多的是资产者，而不是平民；他们更多的是善于理解，而不是聪明；他们有令人高兴的缺点，而没有令人讨厌的优点；他们有能力画大幅的画，写长篇的剧本和大部头的书，但渺小始终体现在这些作品里；他们是现时的人，是活在现时中的人，他们没有昨天的记忆，也没有明天的神化；没有过去的意识，也没有未来的本能；对新生事物和传统都反感；很努力地工作，但很少动脑筋；他们命中注定会很有名望，但也会很快被遗忘；他们被创造出来就注定是过眼烟云。

梯也尔是个完全意义上的小人。心眼小，诡计小，欲望小；偶尔攀登上某个位置，那高度也小；他做出无数的动作来掩盖他的渺小；与伟大的事件、伟大的思想、伟大的人物亲密相处以便引起少许的注意，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平等；他在交谈中没有闪光的语言，也没有智慧的光芒，只有令近视眼眼花缭乱的小火星；在风格上，有不少自然的平庸；尤其是胆量小，勇气小，信任度小；个子矮，但头很高，在他身后的行李箱里有一堆各种尺寸的理论，也就是可以攀登一切的梯子。

我对这个著名的政治家、这个闻名于世的演说家、这个引人注目的历史学家、这个平庸的作家、这个狭隘的心灵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热情、厌恶和蔑视。

梯也尔是个伟大的小人。

奥迪隆·巴罗

奥迪隆·巴罗一步一步缓慢地登上讲台，他在能言善辩之前很庄严。接着，他把右手放在讲台上，把左手甩在背后，他总是这样摆出竞技者的姿态在议会上出现。他总是穿着黑衣服，衣服刷得很干净，纽扣扣得很严。

他开始说话时很慢，逐渐激昂起来，他的思路也是如此。但在激昂的同时，他的声音变得嘶哑，思想也变得模糊起来；听众席上就产生了犹疑，有些人听不清，有些人则听不懂。突然，从乌云中放出一道闪电，令人眼花缭乱。这些人和米拉波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都有闪电，只有米拉波一人有霹雳雷。

尚加尼埃

尚加尼埃像个老院士，就像苏尔特像个老红衣主教一样。

尚加尼埃六十四五岁，外表瘦长，说话温和，神态拘泥，优雅，像帕斯基埃先生一样戴着褐色的假发，像布里弗先生一样带着恭维的微笑。

他是一个果断、勇敢、办事迅速、坚定的人，但又是个两面派，阴险狡诈。

他在议会的席位在左边最后那个区第四个席位的尽头，正好在勒德律-罗兰的下面。他坐在那里，双臂像平时一样交叉在胸前。在议会叫喊、议论、愤怒地大叫的时候，尚加尼埃则在打呵欠。

尚加尼埃高傲，勇敢。他焦急地忍受着他原来的下级卡芬雅克的霸权。有一天，他说：

“放心吧。卡芬雅克的马得到了很好的训练。它明白自己的责任。它自动就会站到我的马后面。”

蒲鲁东

蒲鲁东是贝桑松一个箍桶匠的儿子。他生于1808年。他金色的头发总是乱糟糟的，额头上搭着一缕头发，他个头很高，人也很聪明。他戴着眼镜。他的目光模糊，又很深邃。他是塌鼻子，蓄着络腮胡。下嘴唇很厚，富有幽默感。他有弗朗什-孔泰137口音，词中间的音节他说得很快，词后面的音节他拖得很长；他对所有的a加长音。他说得不好，但写得很不错。在讲台上，他常常用手掌轻轻地拍打手稿。有时气愤起来，说出来的仍然是冷静的刻毒话。他外表的主要特点是窘迫和自信混杂在一起。

我写这些的时候，他正在讲台上讲话。

最近，他住在多芬娜街，在那里办他的报纸《人民代表》。要找主编的人找到他又脏又乱的住所，看到他正在埋头写作，身着工装，脚蹬木鞋。

蒲鲁东先生中等身材，金色头发，脸色苍白，头发稀少，蓄着络腮胡，戴着圆框眼镜，耳朵突出，塌鼻子，性情粗暴，高傲，神态忧郁。他的衬衣领是翻领，穿着黑礼服，灰长裤，没有戴手套。他的席位在左边第七排第二个席位靠左边的尽头，旁边是拉格朗吉公民和舍拉公民，一个灰发，一个金发。

作为作家，他的才能是第二流的。不过他比皮埃尔·勒鲁强，但他们两人都失败了。谈思想，他们被拒之门外。蒲鲁东结巴，就像不能谈思想的人那样；皮埃尔·勒鲁口吃，就像不会谈思想的人那样。

蒲鲁东是个干活的牛，但却没有男子气。皮埃尔·勒鲁是个想变成牛一般大的青蛙。

皮埃尔·勒鲁：属于那种思想结巴的人。

阿尔芒·马拉斯特

阿尔芒·马拉斯特先生是个风趣的人，我觉得他是个高尚文雅的人。在创办《论坛报》和《国民报》之前，他在一所中学里任教，我不记得是哪所中学了，好像是大路易中学。他当选议会议长的那一天，有人说：“这个可怜的马拉斯特！他当上了国民议会议长！他那又细又尖的嗓子和弱不禁风的模样！他！这个老夫子！这会毁了他！”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马拉斯特先生是个出色的议长。

为什么？正是因为他曾经当过老师。学监的习惯正好构成议会议长的才能。“安静，先生们！”“某某先生，请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乓！乓！乓！（木刀敲打桌子）”“拉罗什雅克兰先生，我只听见您在说话！”“部长先生们，你们说话的声音太高了，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等等……”

这很简单。指挥学生和指挥大人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学生有大人气，大人有学生气。

马拉斯特是完美的帕斯基埃。

布朗基

布朗基到了不用再穿衬衣的程度。他十二年以来一直穿着同样的衣服：囚衣、破衣烂衫，他把这些衣服铺在他的俱乐部里，怀着一种阴暗的傲气。他只换鞋子和手套，他的鞋子和手套总是黑色的。

在万森监狱坐牢的八个月里，他只吃面包和生苹果，不要其他任何食物。他是因为五月十五日的事件被关进监狱的。只有他的母亲有时能让他喝点粥。

他经常沐浴净身，保持小手、小脚的干净；从来不穿衬衣，但总是戴手套。这个男人身上有一种被政客作践的贵族气息。

他有一个高深的技巧：没有丝毫的虚伪。在公众场合和私下都是如此。他粗暴，严厉，严肃，从来不笑，用嘲讽来得到尊敬，用挖苦来得到欣赏，用傲慢得到爱戴，唤起奇特的忠诚。阴沉的面容。

布朗基身上没有丝毫平民的特征，完全是个下等人。不仅如此，他还识文断字，几乎可以说是满腹经纶。在某些时候，他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死亡的幽灵，在他身上体现了从所有的苦难中滋生出来的仇恨。

2月以后，我在八区统治了八天。有那么一天我会讲述这奇怪的一星期的。民众很崇拜我；我在区政府的阳台上向他们发表讲话；我走在街上的时候，工人们向我致敬。我让人拆街垒，重新铺上路石，保留监狱，用灯彩装饰大街。

一天早上，我还睡在床上，一个惊恐的男人走进我的卧室，是阿道夫·布朗基，他是巴黎国立工艺博物馆的教授，学院院士。他脸色苍白，惊慌失措。他紧握住我的手说：“请救救我！”

“从谁手中救出来？”

“从我弟弟手中。”

他的弟弟奥古斯特·布朗基刚从监狱出来，住在八区，他的哥哥也住在那儿。哥哥住在梅尼蒙当街附近，弟弟住在特洛纳城门的圆形广场。

1848年，当布朗基出狱的时候，他立即来到巴黎。一向宠爱他的老母亲到处找他，每天去他家五六次，都找不到。他回来后的第三天，去了《改革报》，对里贝罗尔说：“我要开一个俱乐部，请登报通告。”里贝罗尔说：“我通告所有的俱乐部，当然你的也不例外。你看见你的母亲了吗？”布朗基说：“说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俱乐部。”

我常常注视着议会大厅的宽敞和议会的渺小陷入沉思。

共和国是好的，但要努力不让这个词阻碍了这件事的发展。

至高无上的国家取代了国王，普选取代了神权。世袭原则让位于选举原则。世袭的政府依靠特权和终身制，选举的政府靠民心和才能生存。终身制的行政官员与世袭的贵族爵位同归于尽。

每个制度都应该和它的残砖碎瓦一起消失。

目前形势的最大危险和最大困难是旧事物与新思想的碰撞。

不要迫不及待地赞赏那些伟大的政治家，有人说：没有他们，法国就无法前进。其实他们算不了什么。他们只是一些将变成旧鞋的皮鞋。科比埃尔先生现在在何处？维莱勒现在成了什么样子？莫雷先生算什么？没有比看到一个过时的政治家更可悲的了。

当心！

民主也会成为它自己的深渊。

请当心！别把浪潮底搅浑！不要在这艘遇险的船周围让一切都隆隆作响，让所有的人都发出抱怨！让所有新文明的乘客和船员都友好地游向未来的新世界，这将是多么美，多么简单易行！不要让我们走回头路！不要让我们期盼彼岸！向前！天永远是蓝的！

否则，一切都完了。

小心！如果共和国是暴风雨，君主制就是避风港。

有一些强大的思想可以喷出火焰和烟雾，引导、牵引、带领、带走整个世纪。

不善于牵引这些可怕的火车头的人是很可悲的！

正确地了解人们在现实中可以引导多少未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政府的全部秘密。

可以把将来融进你们所做的一切，但要很好地把握分寸。把所有的未来整块地抛进现时，这有损于1793年的伟大事业。

海员的美德来自他们的生活始终面临意外和未知。因此他们富有牺牲精神、忠诚、勇敢、忘我、大胆豪放、信仰上帝、无忧无虑、粗犷、悠然自得。大海造就了海员，革命造就了公民。意外和未知，丰富的冥想，暗淡的等待可以使心灵变得伟大。

贵族的问题已经争论完了，失去了意义；现在正在争论的问题是富人的问题。

资产阶级要当心！

一个富人的93年将不仅仅是王朝的覆灭，而是文明的覆灭。

上帝在这个时刻显然正在经历一场新的考验。

这个时代的危险、特点、秘密就是这个时代操纵在一批无能之辈的手中。

请看您的周围，看看权力舞台上；无论您转向哪一边，看到的都是波澜壮阔的运动和激进的思想，这两股强劲的风只能把小人刮倒。

是的，有时把他们刮倒的这股风还能使他们站起来，他们又自以为很强大。

谁考虑到了民众？没有人。那些深得民心的人也没有想到民众。他们只想到他们自己。

没有虚荣的人就有兴趣，没有兴趣的人就有野心，没有野心的人心灵就是一片荒芜。

没有人有爱。

当思想家瞵视着天际，也就是说人的心灵时，他只发现了自私的利己主义。现在，穿过这个沙漠吧。

可悲的是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一个伟大的人对这个时代不适用。没有合适巨人的床。

那么请具备一个广博的思想，并试图把它灌输进所有思想狭隘的头脑中！

请具备一个温柔的思想，将它引进这些干枯的心灵里。

请成为一只雄鹰，来领导这一群麻雀！

那种野蛮的共和派不是别的东西，就是复归的专制君主。

他们说：“共和国，就是我们！”完全像路易十四说的：“国家，就是我。”

没有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有一百种社会主义，只有两种社会主义：好的社会主义和坏的社会主义。

有一种社会主义试图以国家来替代自发的行为，这种社会主义以把财富分给所有人的名义取消了每个人的自由。这种社会主义能摧毁社会。

有一种社会主义消灭贫困、无知、卖淫、税制、法律的报复、被权力和自然否定的不平等、所有的束缚，从不可分离的婚姻到不可撤销的刑罚。这种社会主义不会摧毁社会，它能够改变社会。

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这个词里，就像人类的所有词汇一样，都有真理和谬误。

我反对谬误，赞成真理。

社会理论冒险到了过去人们称为偷盗的边缘。

街头骚乱、戒严，甚至议会的决定都无法驱使我去做我认为不正确和不良的事情。

人的自由和人的健康是一回事。

疾病只是一种奴役。

有一天，在一场暴风雨中，遇险的渔民在巴弗勒尔海岸的一块礁石上发现了一个被风暴抛在那儿的锚。二月革命正是用这种方式使普选产生了。救命的锚也是从风暴中来的。

从议会讲台上掉下来的宝石

迪韦吉耶·德·奥拉纳先生：“我想要一个能迫使人对表决进行思考的宪法。”

维克多·雨果（关于死刑）：“你们或你们的后继者将废除死刑。”

9月4日

雷昂·福歇先生：“工人们要求缩短……”

议会上人们开始小声议论。福歇先生发现自己在讲法语，他又用不规范的讲法说：

“……省略工作时间。”（议会满意了。）

9月7日

拉马丁先生：“我在全法国都发现同样的临时性、短暂性、终身性。”

9月28日

拉罗什雅克兰先生：“我非常清楚决定目前正在讨论的修正案的意图。”

关于劳动法的讨论。

拉马丁先生说：“我欣赏财产。”

迪韦吉耶·德·奥拉纳先生答道：“人们并不总是尊重所欣赏的东西。”

10月3日

农业和商业部长图雷先生提议为他的农业法成立一个由十五人组成的委员会，一半成员由平民构成。

（那么这个委员会就有七个半成员。）

10月5日

德·帕里厄先生：“在制宪王朝的统治下，国王一只脚踩在行政权里，一只脚踩在立法权里，一只脚踩在司法权里，一只脚踩在管理权里。”

10月16日

迪库先生（关于新内阁）：“如果我仔细考察这场内阁的联姻，我发现是偶然主宰了它的产生，决定了它的组成。”

10月20日

马拉斯特先生：“我把这个建议（拉格朗吉的建议）放进议事日程里，排在那些议会已经决定放在议事日程首位的建议之后。”

1849年

路易·波拿巴和贝朗吉

1月1日

我担心路易·波拿巴怀着世上最美好的愿望，以他那显然有限的能力和智慧能否胜任他的职责。对他来说，法国、世纪、新的精神、与土地和时代紧密相连的本能都是谜。他目睹动荡不定的人心、巴黎、运动、人、事物、思想，难以理解这一切。他属于被称为亲王的这一无知阶层和被称为移民的这类外国人。他凌驾于一切之上，处于一切之外。谁仔细地打量他，都会发现他更像一个病人，而不像一个统治者。

他丝毫没有波拿巴家族的影子，面貌不像，举止也不像。他大概不是波拿巴家族的人。昨天，阿莱克斯·德·圣普里斯特对我说：“这是来自荷兰的纪念！”路易·波拿巴的确有荷兰人的冷漠。

路易·波拿巴对巴黎的无知到了极端的程度，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到处找您。我去过您原来住的房子。那个孚日山广场是什么来着？”我答道：“是王家广场。”他又说：“啊！这是个老广场吗？”

他想见贝朗吉。他去了两次帕西区，可都没有找到。他的堂兄拿破仑时间猜得更准，在他的家里见到了贝朗吉。他对贝朗吉说：“您对我的堂兄有什么建议？”“我建议他遵守宪法。”“他应该避免什么？”“应该避免违反宪法。”

当亲王走后，贝朗吉对他的女佣说：“因为我是共和派！”

贝朗吉始终不变：机智，好挖苦人，冷漠，还算坦率，还算善良，介于第欧根尼138和伏尔泰之间。总之，他更多的是资产阶级通俗笑剧的作者，而不是平民歌谣作者。他的确创作了三四首优秀的歌曲，充满灵感，风格优美。人们以为这些歌曲出自一个更广博的心灵，这些歌曲是那么优美，那么激烈，那么雄健有力。

他想当穷人，而且想一直当下去，想把穷困变成美德，但他不该出去吃饭。阿尔芒·卡莱尔说：“太好了！太好了！贝朗吉在这里，贝朗吉在那里！他从来不回报他接受的晚餐！”

1月11日

学院今天选举夏多布里昂先生的接班人。

我很早就来到学院。规定的时间是中午十二点。

我穿过罗浮宫的院子时，人群已经围在奥尔良公爵先生雕像的未完成的底座周围。在2月，人们在这个底座两边刷上了这些字：

献给在2月22、23日

为自由而献身的

巴黎公民，

共和国感谢你们。

朝着克罗瓦-德-贝蒂-尚街的那一半题铭已经剥落到台阶上。是谁干的？我走过的时候听见有人说：“是雨。”另一个老妇人说：“不是，是上天。”

我走过艺神桥，来到学院。学院的钟显示的是十二点一刻。迟到的人加快了脚步。

下起了倾盆大雨。政治家坐四轮华丽马车来，文学家步行来，他们个个淋得像落汤鸡，浑身是泥，就像龙沙的诗里描写的狗，布瓦洛139的书里写的诗人。古典主义者们一边咳嗽一边上楼梯。在大厅里，有几群学院院士在那里交谈，库赞先生和圣马克-吉拉尔丹先生在一起，梅里美先生和雷米萨先生在一起，帕斯基埃先生和莫雷先生在一起。迪帕蒂先生走到我身边，对我说他对所有的事情的想法和我的完全一样，他利用我的微笑给我念他写的诗。老院士们脱掉他们的宽袖长外套，年轻的院士脱掉他们的短大衣，把雨伞放在墙角里，互相握手，在签到簿上签名，打听被拉封丹称作“仆人的工资”的支付情况。12月的还没有支付。国库履行了吗？潘加尔先生穿着短裤和黑长袜，向大家打招呼，他优雅地说：“可惜没有！”

我走进小厅，坐到我的座位上。圣奥莱尔先生向我问好，在我身边坐下来。昂皮和蓬吉维尔先生对着我的耳朵说：“选巴尔扎克，对吗？”反驳：“自然啰！”帕斯基埃先生来到我的席位旁，我们交谈起来。大家安静下来，维尔曼先生宣读会议记录。

学院全体院士都聚集到绿地毯周围。所谓的绿地毯是一些狭窄的小桌子，桌子里有加长活动板，摆成长方形，桌子上铺着大绿毯。

我想起了前一次选举，那是一年前。那次选的是瓦杜先生。夏多布里昂先生已经病得很厉害，他没有参加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我同基佐先生谈了很久。拉马丁先生来了，他的表决决定了瓦杜先生的当选。今天，夏多布里昂先生去世了，基佐先生被流放，拉马丁先生下台了。王权和我们选出的不朽者瓦杜先生在两次选举之间先后死去。

维尔曼先生首先宣读了巴尔扎克先生和德·诺瓦耶先生两个候选人的信。巴尔扎克先生的信提到他的头衔和他的访问。大家发现巴尔扎克先生称夏多布里昂为子爵，德·诺瓦耶先生称夏多布里昂先生。

开始投票。然后开票。德·诺瓦耶先生得了二十五票，巴尔扎克得了四票，还有两张废票，一张是空白票，另一张则写着：“一个文学家，如果可能的话，不再有公爵！”布里弗先生听到这句话叫起来：“这里没有公爵！”这张票是维埃内先生写的，做得相当蠢。我和昂皮、蓬吉维尔、拉马丁投了巴尔扎克的票。

后来，我去了国民议会。到达议会时，遇见了贝里埃先生140，他握住我的手，我对他说：“您一定能使我们摆脱困境。”贝里埃说：“要取代夏多布里昂，你们要选有出色才华的人，但你们手下没有这样的人选。”“有！你就是！”我紧握着他的手说。

1月13日

我走进议会时，站岗的国民自卫军拉住了我的胳膊，我转过身，原来是儒尔·桑多。他对我说：“向乱党的敌人致敬！”我答道：“向哨兵的朋友致敬。”

我们交谈了一会儿，这时梯也尔从大门走进来，他穿着灰色的短大衣，代替警察的“蒂罗尔人”向他致敬。我发现梯也尔继承了两个月前蒂罗尔人对路易·波拿巴的尊敬。这是气压的显示吗？这说明了警方的温度吗？这能说明梯也尔将取代路易·波拿巴吗？

议会的人不多，大家都有点心不在焉，还在想着昨天的会议。

拉马丁昨天在爱丽舍-波旁宫吃晚餐。他拒绝了副总统的职位。他做得对。

我的发言首先要求解散国家工场，把这个有害的机构变成有利的机构。

我宣告内战和奴隶战争迫在眉睫，请求当局不要惹怒狮子和老虎。那是6月21日。23日，老虎和狮子都在我们的大街上。

我总是维护有危险的那一方社会。

在街垒面前，我维护秩序。

在专制面前，我维护自由。

在空想面前，我维护财产、家庭、遗产、人类心灵永远的真实。

我请求宽容误入歧途者，严惩叛徒，也就是说使所有的人得到公正。

我向战败者伸出友好的手，首先是出于内心的本能，然后才是出于理智的本能。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当人们是战胜者的时候给予一个好榜样，这不仅仅是基督教的仁慈，也是政治的英明。

在慷慨的同僚的帮助下，我阻止公共灾难毁掉戏剧、艺术、文学，这些是法国荣誉的源泉，是首都生命的源泉。

我定义并限制了戒严。我声称：无政府，就是大街上的肆无忌惮；而肆无忌惮，就是政权的无政府。

这场被毫无意义地延长的戒严沉重地压迫着巴黎市、市镇、信贷、商务、信任。

我要求由人民来任命总统。

我在任何场合都支持普选的神圣权利。

我要求成立两个议院，或者至少对一体议会的多数的绝对权力有一种平衡力量。

我请求废除死刑，因为我看到了文明的显著进步溶进了革命可疑的进步中，没有比这一现象更令人欣慰，更美的了。

我拒绝对宪法投票，因为我预见到一体议会的巨大危险，同时又希望未来证明我是错误的。

我支持路易·波拿巴参加总统竞选，是希望他虽然不可能像拿破仑那样伟大，但至少他可以试图像华盛顿一样伟大。

我投票赞成议会解散，是因为我相信议会的最高权力与国家的最高权力已经不再协调，现在应该使国家完完全全地掌握在它自己的手中。

1月18日

学院。为已故的瓦杜选接班人。

只有二十七个投票人。我的邻座蓬吉维尔先生对我说：“自从我进入学院以来，我这是第二次看到这种情形。”

第一轮

多数是14票。

圣普里斯特……10票

尼扎尔……8票

圣丁……3票

沙勒……4票

巴尔扎克……2票（维尼和我投的）

第二轮

圣普里斯特……10票

尼扎尔……11票

圣丁……3票

沙勒……—

巴尔扎克……1票（我投的）

第三轮

圣普里斯特……14票

尼扎尔……12票

圣丁……1票

巴尔扎克……—

2月

在1月29日的暴动中被拿出来派用场的大炮还在炮架上的时候，一场慈善舞会在冬园吸引了整个巴黎。

当时冬园的情景是这样的。

有一个诗人是这样描述的：“这里是玻璃房中的夏天。”这是个巨大的铁框架房，有两个交叉的殿堂，有四五个教堂大，巨大的玻璃墙覆盖在上面。

走进去时，首先被耀眼的灯光照得眼花缭乱。透过这耀眼的灯光，可以看见各种奇花异草和千姿百态的热带植物和花草：有香蕉树、棕榈树、蒲葵、雪松、阔叶植物、巨刺植物、扭曲的奇形怪状的树枝，这一切混杂在一起，就好像是原始森林。在那里，也只有森林是原始的，巴黎最漂亮的女人和最美丽的姑娘身着晚装，在这片耀眼的光芒中穿梭，就像一道光里的蜂群。

在这群花枝招展的人群之上，有一只巨大的铜制分枝吊灯大放光明，更像倒着的金树或火焰树，它的根似乎是在穹顶上，让它明亮的树叶和火星悬挂在人群上。围绕着这个大分枝吊灯的是一大圈枝形大烛台、高脚灯台、多枝烛台，它们像围绕着太阳的星座，从四面八方大放光明。有个乐队在演奏，他们的演奏使玻璃和谐地振动着。

但是，使冬园呈现出一派别致景色的不仅仅是这灯火辉煌、莺歌燕舞的前厅，这一切仿佛是眼睛穿过的一层耀眼而模糊的薄纱，人们发现一种巨大而黑暗的桥孔，一个神秘而幽暗的洞。洞里大树林立，地毯上小径纵横，还有一个喷泉，形成钻石般的水雾，这个洞不是别的，就是冬园的尽头。树枝里四处闪烁着红点，像火红的柑橘。这一切仿佛在梦境中。矮林中的灯笼当您走近看时变成了光芒四射的大郁金香和真的茶花和玫瑰。

人们坐在长椅上，脚踏在草皮和青苔上，可以感到草皮和青苔下有暖气口；人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大理石和青铜的壁炉，里面燃烧着大半棵树。花丛里有彩灯，小径上铺着地毯。

在这场舞会上人们想干什么？人们很少跳舞，谈情说爱，主要是在谈论政治。

这天晚上有五十多个议员参加了晚会。有黑人议员路西·马蒂厄，他戴着白手套，陪同他的是和黑人很友好的议员舍尔谢，他戴着黑手套。大叫道：“啊！真正的兄弟情谊！他们换了手！”

2月

罗马宣布成立共和国。欧洲哗然，基督徒们深感不安。为什么？因为罗马不属于罗马，罗马属于世界。广阔的伟大，但它包含了一种奴役，就像所有的伟大一样。

有一种比属于世界更伟大的事情，那就是属于你自己。罗马只不过是一个神堂，它想重新成为人民。它厌倦了人们在它里面下跪，它希望人们在它面前下跪。罗马有理。如果不是罗马谁会感到自豪？如果不是罗马谁会自由？

2月28日

在平静中始终出现一些革命的小征兆。的确，平静已经持续了三个星期，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今天，有两个戴着红帽子的人围着议会大厦绕了一圈，议会正在开会。国民自卫军想逮捕他们。警察局长庸说：“让他们走。”他们过了桥，进了香榭丽舍大街。在那儿他们遭遇了玩滚球戏的人，这些人在玩滚球戏，但他们并不开玩笑。他们痛打了这两个人。整个区都骚动起来。半个营的巡逻兵跑遍了香榭丽舍大街。

多么愚蠢！为什么不让这两个人安静地通过？什么时候才会去管管人们头脑中的思想，而不去管头上戴的帽子？

3月

我是普瓦蒂埃街选举委员会的成员，但我不属于普瓦蒂埃街派。但在选举时这种孤立是不可能的，就像在战场上无法孤立一样。

这个委员会有莫雷先生、布罗伊先生、梯也尔先生、贝里耶先生、雷米萨先生、迪韦吉埃·德·奥拉纳先生。这是个政治大杂烩。在我的思想深处，我是不与他们同步的，我不属于他们的宗教，我不属于他们的色彩。但当船翻了的时候，所有的乘客都成了水手。

如果和犹太人、黑人混在一起会感到不安吗？黑手和白手做的是同样的工作，公共安全。

沉船避免了，人们又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中，回到自己的阶层、自己的小集团、自己的梦想和沉思中。

避免了沉船，人们继续航行。

什么航行？

这个永无止境、无边无际的航行叫作进步，是人类向理想的航行；这个航行在沿途可以遇到海港，但没有尽头；在航行中，一切都在渐渐地发生变化：未开化变成野蛮，野蛮变成文明，沙漠变成地区，地区变成祖国，部落变成民族；在这前进的现象中，人们逐渐看清了在党派和社会等级之上有某种东西，那就是人民；在人民之上是人，在人之上是上帝。

安东尼·穆瓦纳在1848年2月前是做小雕像、小塑像的艺人。

商业代替了国家。因为历史是空白，所以艺术也很贫乏；因为不再有形象，也就没有了塑像。

安东尼·穆瓦纳靠他的这份工作艰难地度日。但他供养他的儿子保尔上学，让他进了综合工科学校。

1847年，奢侈的商业，包括艺术和幻想作品，已经很难维持，他在做雕像的同时又兼搞粉笔肖像画。这里做一个雕像，那里画一幅粉笔画，他就靠这生活。

2月以后，什么都缺。怎么办呢？安东尼·穆瓦纳挣扎着过日子，穿旧衣，吃菜豆和土豆，把中国古玩卖给旧货店，把手表、银器送进当铺。

他住在布尔索街8号的一个小套房里。套房里的家具日渐减少。

6月后，安东尼·穆瓦纳向政府请求订货，这件事拖了半年，其间替换了三四个部长，路易·波拿巴被任命为共和国总统。最后，雷昂·福歇先生向他订购了一个半身塑像，雕塑家可以赚六百法郎。但是有人预先通知他国家现在没有现金，只有在一年后塑像完成时才能付钱给他。

贫困到来，希望远去。

安东尼·穆瓦纳有一天对他的妻子说：“我要自杀。”他的妻子还很年轻，他娶她的时候，她才十五岁。

第二天，他的妻子在一件家具下面找到了一把上了子弹的手枪。她把手枪藏到别的地方。好像安东尼·穆瓦纳找到了这把手枪。

他的神志开始不清醒了。他身上总是带着短棍和剃须刀。

有一天，他对妻子说：“完全可以用锤子自杀。”

有一次，他猛地打开窗户，他的妻子扑过去抱住他。

她问道：“你想干什么？”

他答道：“我想呼吸。你想对我干什么？”

她说：“我想拥抱你。”

1849年3月18日，这是个星期日，他的妻子对他说：“我要去做弥撒。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他是信徒，他的妻子很担心他，不愿离他半步。

他回答：“一会儿见。”说完他走进隔壁的房间，那是他儿子的房间。

过了几分钟，突然安东尼·穆瓦纳太太听见一声响声，就像是马车门关上的声音。但她没有弄错，她浑身发抖，叫喊道：“这是那可怕的手枪！”

她冲进安东尼·穆瓦纳刚进去的那间房间，又恐怖地朝后退了几步，她看见了一具躺在地上的尸体。

她疯了般在房子里奔跑呼救，可是没有人来，可能是人都不在，或者由于街上太吵没有听见她的叫喊声。

于是她又回到房间里，跪在丈夫的身边。这一枪几乎使他的脑袋搬了家，遍地是血，墙上和家具上沾满了脑浆。

安东尼·穆瓦纳就是这样在命运的驱使下离开了人世，这个名字从今以后给人留下的是两种回忆，一是可怕的死亡，二是迷人的才华。

一个高乃依的后裔

4月1日

昨天，在议会有人给我一张折着的纸。

我问执达员：“这是什么？”

执达员回答道：

“有位先生求见您。”

我打开纸，看到上面写着这个名字：皮埃尔·高乃依。

我来到四柱大厅，果然有人在那儿等我。

这是个瘦小的男人，年迈，脸上布满皱纹，他的左腿有点跛，靠手杖支撑着。他身上唯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那暗淡无光的眼睛和方下颌。他戴着黑领带，穿着没有纽扣的西服，长裤的右膝盖处粗粗地打了个补丁，脚上穿着运货马车车夫的皮鞋，身上穿着苦役犯的衬衣，神态可怜巴巴，痛苦不堪。就是这个人名叫皮埃尔·高乃依。

我面前的这个人是伟大的高乃依的孙子。

这个人交给我一个呈给路易·波拿巴总统的请愿书，请愿书上有不少书写错误。

4月

一天早上，巴黎在最表面的平静中苏醒过来，得知部队一整夜都在军营里整装待发，有命令让他们准备在凌晨两点出发。

4月中旬的一天，埃洛遇到《改革报》过去的主编古阿什。他是在图尔农街勒德律-罗兰的住所旁遇到古阿什的。

古阿什问：“唉，这次行了？”

“什么？”

“战斗。”

“什么时候？”

“您看吧。”

“肯定吗？”

“已经决定了。我刚通知勒德律。”

“从今天开始还有两三个月？”

“还有十五天。”

“为什么？”

“我们不愿意选举。我们更喜欢在街上战斗。”

“您会做什么？”

“这个我不能说。其他的事，关于做出的决定，请您保守秘密。”

“你们有多少人？”

“六万人。”

“这又会是街垒战？夜战？这将是在住所杀人？或是放火？”

“我能告诉您的只是6月是一场闹剧。”

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惊恐不安中。

5月2日

我可能不会再次当选议员。现在只剩下两个党。我无法完全满足其中任何一个党。我对秩序的钟爱没有达到牺牲自由的程度；而对自由的钟爱又没有达到接受无政府的程度。

我在反对党中的敌手指责我两件事：维护新闻自由，要求赦免六月事件的流放犯。我对他们说：这两件事未来会重视的，但方式与你们不同。你们对我提出的两点指责将是我向未来要求的两个条件。

造成我现在的软弱和未来的强大的东西是我没有接受任何一个党的最后让步。

12月10日我要求赦免。5月4日我投票反对赦免。首先，我不想仅仅要求赦免；我希望赦免能够带来重要的行动，在内部开创一种调解政策，在外部重建和平。12月10日，巴黎很平静；法国通过普选显示出它的最高权力；任何暴力都无法反抗这最高权力；任何抗议都无法抗拒这一权力；赦免是强权的一种措施，这是由力量打开的宽容的大门。在5月4日，巴黎一片混乱；敌对的人群充满了整个巴黎；威胁又重新出现在街头；有人说大家在准备一个节日；表面上是节日，骨子里是骚乱；形势就是如此；我们又回到去年的不安甚至恐怖中；赦免不再是宽容，而是害怕。原谅是因为在发抖，这是最可悲的胆怯。我拒绝赦免。

5月18日星期五

我得了十一万七千零六十九票，在巴黎排名第十，比第九名伊波利特·帕西先生少一百票，他的票数是十一万七千一百六十九票。有十个社会主义者。军队投了红色分子的票。当我走进议会时，我的邻座朗格尔主教先生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向我表示祝贺，他说：“我祝贺您，因为要冒危险，要有勇气。形势很严重。下一个议会将是战场。在这个议会上，人们是来建设的；到了下一个议会，双方则是来毁灭的。”

6月13日

昨天，人们讨论对总统和部长们的指控。奥迪隆·巴罗先生为自己辩护，为路易·波拿巴辩护。他的话突然被吉罗姆·拿破仑打断，他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强烈地反对他的堂兄；主持会议的大杜潘先生指着吉罗姆小声说：

“这是菲力浦-平等。”

一个听见这句话的议员说：“或者说是路易-菲力浦。”

6月

最近发表的奥尔良公爵先生的遗嘱表明了一种对社会所需要的深化改革的真实感情。

有一天，在帕斯基埃先生家里，蒙塔朗贝尔先生用绝望的口吻针对我独自维护的那份遗嘱说：“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以为奥尔良公爵先生的死是一种不幸。”

9月

蒲鲁东先生被关在巴黎裁判所的附属监狱。他在那里要待三年。他关在自费单间牢房里。他的牢房的地面铺的是细粒硬质石灰石，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一张床，几把草编椅。桌子很大，上面堆满了纸张和报纸，还有一瓶墨水，对某些人来说，这瓶墨水装满了墨，对另一些人来说，这瓶墨水装满了毒药。

蒲鲁东先生在牢房里穿着一件马车夫的工作服，蓝色的，很宽大，肩膀上有纽扣，领上有红线织的花边。他穿着粗布长裤，脚上是粗布条编的布鞋和木鞋。他这样提前穿上了他的临时政府成员的服装，等待着他的朋友所称的那场暴动。这场暴动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它将把蒲鲁东变成独裁者。独裁者蒲鲁东，他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至于我，如果有那么一天有人指给我看如狮子般大的蜘蛛网，我就相信这一天会到来。

他的桌子上有鲜花。是他的狂热崇拜者带给他的，还有水果、葡萄，他贪婪地吃着这些东西。有一天，一个年轻的来访者像看情人似的望着他，对他温柔地说：“你这样会难受的，你又会责怪是我的错！”

由于他又开始写日记，迪弗尔先生威胁说要把他转往杜朗斯监狱。蒲鲁东很生气，叫道：“杜朗斯！立即烧死我！立即杀了我！可是不行！你们这些胆小鬼，你们会上断头台！”

10月

人们一直在议论爱丽舍宫的政变。有一天晚上，艾米尔·德·吉拉尔丹对我说：“他要小心！路易-拿破仑是一只被三只猫盯上的老鼠：正统派猫，奥尔良派猫，共和派猫。假如他不幸跑出洞来，三只猫的利爪就会抓住他。在这种情况下，去万森火车站吧！”

11月

目前的部长们都是玻璃窗。透过他们看总统。

维克多·库赞

库赞的想象力强度不够均衡：对一个哲学家来说太多，对一个诗人来说又不够。

库赞是一个固执、伪善的人。对他自己来说，他是个伟大的演说家；对他的朋友来说，他是个高谈阔论的人；对我来说，他是个饶舌的人。他的才华浮于表面。他表达得很清楚，但他的思想很模糊。他一会儿想，一会儿又不想；肯定又否定，同意又反对，在一个问题上绕来绕去，与所有的真理发生冲突，四处碰壁。平庸的演说家，满口老生常谈，傲慢，好卖弄。他很恶毒，但也很软弱。他尽其所能，但终归是失败。他想制造大伤口，结果只是个小伤口。他当过教授、院士、法兰西贵族院议员、部长，从来没有看到这个脑子里产生过什么思想。他有哲学家的雄心，江湖骗子的外表，学究的真面目。

马拉斯特先生

马拉斯特先生在当国民议会议长之前，在国民议会的记者专席上当了十八年的辩论观众。他在那充当鼓掌捧场者和喝倒彩者，他在那儿大笑，冷笑，嘲笑，讽刺，叫喊，不停地打断发言者的讲话。二月革命发生后，他摇身一变成了这个被称作制宪会议愚蠢宪法的身着燕尾服的主事。

记者席缺了马拉斯特这个鼓动家还是个马蜂窝，一个吵吵闹闹的角落，从那里不时地发出插嘴的话和吵闹声。一般不容易发现这些小吵小闹，因为它们被议会的嘈杂声淹没了。

有一天，大概是1848年12月中旬，巴斯蒂德先生要求发言。当他是部长的时候，他从来不发言。记者席令他不知所措。这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部长了。看到他并不是被迫地要求发言，所有的人都感到吃惊。记者席上发出“啊”的惊叹，所有的议员都回过头看。议员们感到很震惊和气愤。马拉斯特议长摆出最严肃的架势声称如果类似的不恭再发生，他将立即赶走记者席上的所有人。事态又恢复了正常。巴斯蒂德开始发言，议员们也议论起来。

记者们已经不再想刚才发生的事了，这时记者席的门却突然打开了。一个戴白领带的执达员走进来对他们说：“主编先生们，议长先生让我来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继续扰乱秩序，他立即请你们出去。”

记者们转过身。有一个记者回答道：“去告诉你的主人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专席上的吵闹声会比他以前独自一人的吵闹声要小得多！”

莫雷先生

在1849年夏天的一天下午两点左右，走过协和桥的路人会发现一辆没有仆从的蓝色马车，由一个穿着褐色大衣的马车夫驾驶，两匹黑马拉车；车里的右角坐着一个脸色苍白的老人，满脸皱纹，侧面像鸟，戴着可笑的绿色眼镜。过了一会儿，这辆马车停在国民议会的栅栏前，看门人打开门，一个穿着黑燕尾服、戴着灰帽子、拿着手杖的年轻人从车上跳下来。这个老人和这个年轻人就是莫雷先生。

走进议会的时候，莫雷先生把眼镜摘了下来。

基佐先生有一天听着莫雷先生在讲台上发言说：“有论据，但没有思想；有理由，但没有雄辩。这是一棵只有枝没有叶的树。”

基佐先生以为是在为莫雷先生下定义，而实际上是在给冬天下定义。

冷漠无情，这就是这个政治家的心灵的全部。

1849年立法议会

蒙塔朗贝尔是一个骗子党的幼稚发言人。迪弗尔先生的语言比他的头脑更清楚。

一天，查理·杜潘先生在讲台上，他的兄弟主持会议，站在他的背后，对他的长篇大论很不耐烦。他俯身对一个秘书若贝尔先生说：“啊！我可怜的父亲！你听不见他说话是多么的幸运啊！”

若贝尔先生听了他的话则说：

“多坏的兄弟啊！多好的儿子！”

莫莱先生有一天天真地对安比斯先生说：“人们难以想象路易-菲力浦是多么鄙视人。比如说我，您相信吗？他对我怀着深深的鄙视。”

我和红派在一起是红派，和白派在一起是白派，和蓝派在一起是蓝派，也就是说我是三色的。换句话说，我赞成人民，赞成秩序，赞成自由。

前天是共和派，第二天就变成了社会主义者；前天是社会主义者，第二天又变成了共和派，我们不必互相指责。

1848年，我与两个专制做斗争，而当时的自由是由这两种专制构成的：武力专制和街垒专制。

1848年，我没有害怕。我没有喊：“共和国万岁！”

共和党的错误在于用暴力来呼喊这个口号，用强力夺得一个还没有准备好献身的社会。它似乎想如果这个社会不愿献身，那就让它就范。

……红共和派与蓝共和派的仇恨

是一种不共戴天的无比仇恨。

唉，一切都倾斜了，一切都变得阴暗，一切都远去了。我时常感到深切的悲哀。每件事都遭到其氧化物的攻击。数字失去了信用，剑丧失了名誉。有思想家，但没有播种者。人们挖掘，但不耕种。人们尽其所能在上个世纪干枯的犁沟里捡拾王朝的旧思想和制宪的旧思想。每个人都在田里寻找着某种东西。但是请到天上去寻找吧！

到现在为止，极左派做的是极右派的事。请小心轮到极右派做极左派的事了。

因为我愚笨地意识到这一点，你们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统一一下。请把这个词条放进字典里：

“政治家。一个没有意识的可笑之人。一个做执拗的反对派的恶棍或者也充当当权者；当他的上级说白的时候，他也说白；他的主人说黑，他也说黑，只从他个人利益和野心考虑，丝毫不考虑他是否践踏了法律、正义、理智、荣誉、良心和人类。”

现在，我宣称当你们对我说如下的话时我会无动于衷：“应该做这件或那件事情，紧跟这条或那条路线，否则您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恶棍。”

我们不应该满足是一个强大的党，我们同时还应该是一个正确的党。

少数派有权犯错误，他们过激，为什么？因为他们软弱。多数派注定要永远有理。

在你们之上有政府，在你们之上有议会，在听我说话的民众之上，有法律。

当有人告诉您有违反自由、财产、法制的行为存在时，请不要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法律没有小的攻击。

法律是秩序的心脏。

使法律致残，就是扼杀秩序。

立法者们，每一次对法律造成的危害，都请你们严厉地制止，无论这种危害是由你们的朋友造成的，还是反对你们的敌人造成的，即使是为你们服务，为维护你们造成的，都应该如此。镇压一切犯法的行为，这不仅仅是为了在目前镇压它们，也是为了将来不再发生这种行为。不过，这未来我们知道是什么吗？我们今天是多数派；我们明天可能会成为少数派。我们不知道我们将经历什么样的考验。我们能预见的一切都是黑暗的。请让正义与我们同在。

赢的党只有在努力完成输的党的允诺之条件下才能生存。

接受过去的革命以避免将来的革命。

这一切并不妨碍共和党有理，并不妨碍未来属于共和国。总之，共和国不需要一个人，它拥有上帝。

1850年

1月

五年前，我差点成了国王的红人，今天我又差点成了民众的宠儿。正如过去一样，我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宠儿，因为终有一天我的独立性会突出出来，我对良心的忠实会惹恼大街上的民众，就像它曾经在杜伊勒利宫惹恼过国王一样。

在国民议会上

2月23日

开会的时候，拉马丁走过来坐在我的身边，这个位子平时是阿尔贝先生坐的。我们在交谈时，他不时地嘲笑挖苦发言者。

梯也尔在发言。拉马丁小声说：“可笑的小人！”接着是卡芬雅克讲话。拉马丁对我说：“您怎么看他？至于我，我的感觉是：他很幸福，他很勇敢，他很忠诚，他有口才，——他还很愚蠢。”

卡芬雅克讲完后是埃马纽埃尔·阿拉戈发言。议会争论激烈。“这家伙也很蠢。他的手臂太短了，做不了他要做的努力。他心甘情愿地投身混战，但却不知再如何脱身。风暴吸引着他，也吞没了他。”

过了一会儿，儒尔·法布尔登上了讲台。拉马丁对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在这个人身上怎么会看到一条蛇。这是个外省的院士。”

他一边笑，一边从我的抽屉拿出一张纸，又问我要了一支笔，向萨瓦蒂埃-拉罗什要了一撮鼻烟，写下了几行字。写完后，他登上讲台，向梯也尔发出了严厉的攻击，梯也尔刚才攻击了他的作品和二月革命。接着他又回到我们席位上，握住我的手，此时左派一片欢呼声，右派怒气冲冲，他则平静地把萨瓦蒂埃-拉罗什的鼻烟盒腾空到他的鼻烟盒里。

3月26日

我中午到得很早。我烤火取暖，因为天气太冷了；大地被冰雪覆盖。基佐靠在壁炉上对我说：“作为戏剧奖评选委员会的成员，我昨天一天就读了六部新剧本。”我答道：“这是为了惩罚您十八年来没有看一部戏。”这时，梯也尔先生走过来，他们两人互相问好：

梯也尔先生：“您好，基佐。”

基佐先生：“您好，先生。”

4月

昨天早上，欧仁·苏当选后，在爱丽舍宫路易·波拿巴和尚加尼埃之间发生了争吵。他们争吵的声音很大，透过门，听见总统说：

“我把您打发到万森去！”

将军答道：

“是我要把您带到那里去。”

5月

他们现在向人民进攻！

这些可怜的冒失鬼！他们如此暴烈，如此恼怒，如此渺小！

抓伤咬人的东西！对着吼叫的东西吼叫！

6月

政府找到了阻止革命的方法。它对自己说：革命产生于街垒，街垒来自铺路石。它用碎石铺大街和圣安东尼近郊区。

从今以后政府的政策决定做的事情就是：半年灰尘，半年烂泥。

7月

你们所制定的所有法律都是燃料。

政变，强制法，报复法，教唆罪，等等。

我此时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面对无比强大的愚蠢感到的侮辱。

1850年

戒严法、审查法、闭会法、压制法、遏制法、针对公共无知的法、流放法、反普选法、反新闻法。他们说：这是建立秩序。

对他们来说，囚衣叫作“稳定”。

7月

奇怪的时刻。

我们现在是共和国，却是君主党执政。

反动派在正式场合和在议会的讲台上被迫对共和国保持良好的态度；但是，由于这些坏母亲是被迫对她们的孩子微笑的，她们在无人旁听的情况下，就会报复，就会鞭打孩子；反动派躲藏在压制法的后面，给予革命原则以巨大的打击。

7月

路易-菲力浦国王目前在圣雷奥纳尔，一部分奥尔良家族的人在那里洗海水浴。国王和他的家人住在一座有家具的旅馆里，他只占了旅馆的一部分，剩下的房间租给过往的人。

国王得了肺水肿。这一个月来虽然他感觉好多了，但大家都认为他的死期逼近了。他瘦了许多，模样大变，他不再蓄一绺顶发和络腮胡子，而是一头白发和长胡子，比他当国王的时候更令人肃然起敬。他比国王更甚，他是流放者；他比流放者更甚，他是行将就木的人。他失去了一种尊严，即国王的尊严；但他又得到了另两种尊严：苦难的尊严和死亡的尊严。

奥尔良家族生活在简朴中，逆境使这种简朴更增添了某种高贵和庄严的东西。当来了一个法国人的时候，大家就忙着请他吃饭，很高兴他的到来。在法国，路易-菲力浦搜寻英国人；在英国，他又搜寻法国人。

家庭晚宴老人孩子济济一堂，有某种家族制的味道。不过，路易-菲力浦由于身体不好，不能与家人共餐，所以他在家庭晚宴上不露面。王后主持家庭晚宴，她独自坐在餐桌大的一面。到了吃饭的时光，各家带着孩子上桌。奥尔良公爵夫人高大苗条，略显瘦弱，高贵典雅，面带忧伤，她始终穿着丧服，和她的孩子在一起，右手牵着巴黎伯爵，左手拉着查尔特尔公爵；内穆尔公爵和公爵夫人带着他们漂亮的孩子；奥马尔公爵和公爵夫人也带着他们的孩子；儒安维尔亲王被他的孩子们围住，他们吵着要坐在父亲身边。“我想坐在爸爸旁边！我想坐在爸爸旁边！”他坐下来的时候身边吵成一片。有时儒安维尔先生显得很痛苦的样子。王后是这样对一个法国来访者说他的：“您觉得儒安维尔怎么样？总是很英俊，是吗？但看上去像个小偷。”

他们之间保留了叫儒安维尔太太“西加”的习惯。

奥马尔公爵像他的兄弟儒安维尔一样很忧伤。内穆尔先生则保持着他冷漠的面孔。

在家庭晚宴上，奥尔良公爵夫人坐在王后的右边，内穆尔先生和夫人坐在左边，其他的亲王按照各自的地位就座。蒙庞西埃先生和夫人缺席，他们在塞维涅。

被邀的客人和家里的官员坐在王后和亲王们的对面。

晚宴很简单，没有时鲜菜，按照俄罗斯的方式上菜，餐后点心就放在餐桌上，每位客人后都站着一个仆人，这一切有某种大气派，但不再是皇家气派。

晚饭后，大家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各自散去。王后睡得很早。

奥尔良公爵夫人单独生活。人们常看见她在海边散步，巴黎伯爵则在学习游泳。

在这些皇家的孩子中，最聪明的当属查尔特尔小公爵，最漂亮的是乌登堡小公爵。

巴尔扎克之死

1850年8月18日，我妻子白天去看望过巴尔扎克太太，她对我说德·巴尔扎克先生已经奄奄一息。我急忙跑到他家。

德·巴尔扎克先生染上心脏肥大症已有十八个月了。二月革命后，他去了俄国，并在那里喜结良缘。在他去俄国的前几天，我在街上遇到他；他已经为病痛叫苦连天，呼吸很粗。1850年5月，他回到法国，成了已婚者和富有的人，但却病入膏肓。到法国的时候，他的双腿已经肿得很厉害。四个会诊医生为他诊断病情。其中一个医生路易先生在7月6日对我说：“他活不过六星期了。”他和弗雷德里克·苏利埃141得的是同一种病。

8月18日，我和我的叔叔路易·雨果将军共进晚餐。一散席我就离开了他，登上一辆出租马车，来到博戎区弗杜内大街14号，巴尔扎克就住在这里。他买下了德·博戎先生的公馆残留下来的那部分，这座低矮住宅的一部分由于偶然的因素没有被拆毁；他把这座破房子用家具布置得富丽堂皇，被它变成了一座可爱的小公馆，面对弗杜内大街开了一扇大门，花园是一个狭长的院子，花园的小径切割开一个个小花坛。

我按响门铃。天空月光如洗，被片片云彩遮住。街上空无一人。没有人来开门，我又按了一下门铃。门开了，一个女佣拿着蜡烛出现在门口。

她问道：“先生找谁？”

她的脸上挂着泪珠。

我通报了姓名。女佣把我带进底层的客厅。在这间客厅里，壁炉对面的一个托座上放着大卫142为巴尔扎克雕塑的大理石巨大胸像。客厅中央的椭圆形豪华大桌上燃着一支蜡烛，这张桌子的六只脚是六个精美的小塑像。

另一个也在哭泣的女人走进来对我说：

“他已经奄奄一息了。太太回了娘家。医生从昨天起就不管他了。他的左腿有个伤口，是坏疽。医生对此束手无策。他们说先生得的水肿是像猪肉皮似的水肿，是浸润性的，这是他们用的词，皮和肉就像猪肉，无法做穿刺术。上个月，先生在上床就寝时，撞到一个有人像装饰的家具上，皮肤给划破了，他体内的水都乘机流了出来。医生们说：天呀。这使他们大吃一惊，从那时起，他们就给他做了穿刺术。他们说：模仿自然吧。可是，腿上又生了个脓肿。是鲁先生给他动的手术。昨天，器械给拿掉了，伤口虽然没有流脓，但发红、干燥、火辣辣的。于是他们说：他完了！医生们就再也不登门了。我们又去找来四五个医生，但都无济于事。所有的医生都是一个腔调：无能为力。昨夜病情恶化，今天早上九点，先生已经不能开口说话。太太派人找来一个教士。教士来后，给先生做了临终涂油礼。先生示意他懂了。一小时后，他握住他妹妹德·苏维尔太太的手。十二个小时以来，他一直在喘气，什么也看不见了。他怕是活不过今夜了。先生，如果您愿意，我去叫苏维尔先生，他还没睡。”

女人离开了我。我等了一会儿，蜡烛微弱地照亮着客厅富丽堂皇的摆设和挂在墙上的波布斯143和霍尔拜因144的出色绘画作品。大理石胸像朦朦胧胧地伫立在幽暗中，就像是这个将离开人世的人的幽灵。一股腐尸的气味弥漫在整个房子中。

德·苏维尔先生走进来，向我证实了女仆所说的一切。我要求见巴尔扎克先生。

我们穿过一个走廊，登上铺着红地毯、堆满艺术品的楼梯，这些艺术品中有瓷瓶、雕像、油画、珐琅制品。我们又走过另一个走廊，我发现了一扇开着的门，听见了不祥的喘气声。

我来到巴尔扎克的卧室。

房间中央有一张床。这是一张桃花心木床，床脚和床头有横档和皮带，这是用来使病人活动的悬挂器械。德·巴尔扎克先生就躺在这张床上，他的头枕在一堆枕头上，人们还在这堆枕头上加了从房间的长靠背椅上取来的锦缎靠垫。他的脸色发紫，近乎是黑色，向右边耷拉着，胡子拉碴，灰白的头发理得很短，他的眼睛睁着，目光呆滞。我从侧面看他，他很像皇帝145。

一个老妇当看护，她和一个男仆站在床的两侧。枕后的桌上燃着一支蜡烛，门旁的五斗橱上也燃着一支。床头柜上有一只银壶。

这一男一女怀着恐惧的心情站在那里，倾听着垂危的病人大声的喘息声。

枕边的蜡烛把挂在壁炉旁的一幅年轻人的肖像照得通亮，年轻人的脸庞是粉红色的，带着微笑。

一种难以忍受的气味从床上散发出来。我掀开毯子，握住巴尔扎克的手，他的手全是汗，我握紧他的手，但他并没有反应。

一个月前，我也是在这间房间里看望他。他很高兴，充满了希望，对他能复原毫不怀疑，他笑着指给我看他的肿胀。

我们谈了很久，还争论起了政治。他指责我“蛊惑人心的宣传”，他是正统派。他对我说：“您怎么能如此平静地放弃这个仅次于法国国王头衔的法国贵族院议员头衔呢？”

他还对我说：“我拥有了博戎先生的公馆。除了花园，还加上街角小教堂的圣楼。我的楼梯上有一扇门是朝着教堂的。钥匙一转，我就能做弥撒。我更看重圣楼，花园倒无所谓。”

当我要离开他时，他送我到这个楼梯旁，他行走很艰难，于是向我指了指这扇门，对他的妻子喊道：“尤其要让雨果好好看看我所有的画。”

女看护对我说：

“他天亮时就会断气的。”

我下楼时脑子里萦绕着这张苍白的脸；穿过客厅时，我又看到那一动不动、冷漠的、傲视一切的、暗暗发光的胸像，我把死亡和不朽做了比较。

回到家，我发现有好几个人在等我，有土耳其代办里扎-贝伊，西班牙诗人纳瓦莱特，意大利流亡者阿里瓦贝纳伯爵，今天是个星期天。我对他们说：“先生们，欧洲将失去一个伟人。”

他在夜里去世了，享年五十一岁。

星期三下葬。

他的尸体先停放在博戎小教堂，他从这扇门走过，这扇门的钥匙对他来说比过去的包税人所有天堂般的花园都珍贵。

就在他谢世的当天，吉罗为他塑了像。原打算浇铸他的面具，但做不到，因为尸体腐烂的速度过快。他死后的第二天一大早，铸模工人赶来时，发现他的脸部已经变形，鼻子塌到脸上。人们把他放进包铅的橡木棺材中。

葬礼是在圣-菲力浦-杜-鲁勒教堂举行的。我站在棺材旁边沉思，我的二女儿就是在这里接受洗礼，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来过这里。在我们的记忆里，死亡是和出生相连的。

内政部长巴罗什参加了葬礼。在教堂里他坐在我身边，前面是追思台，他不时地与我交谈几句。

他对我说：“这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答道：“一个天才。”

送葬的队伍穿过巴黎，经过大街走向拉雪兹神父公墓。当我们从教堂出发和到达墓地时，天上落下雨滴，就好像上天也在抛洒泪水。

我走在棺材前头的右边，手执柩衣的一根银色流苏，大仲马则在另一边。

当我们来到山岗上的墓穴时，那儿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通往墓穴的路又窄又陡，几匹马费力地攀登，努力拉住下滑的棺材。我被挤在一只轮子和一座坟墓之间，差点被车压倒。站在墓上的观众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拉到他们身边。

整个路程我们都是步行。

人们把棺材放进墓穴里，这个墓穴与查理·诺迪埃和卡齐米尔·德拉维涅146的墓为邻。教士做了最后的祈祷，我也发表了几句演说。

在我讲话的时候，太阳落山了。整个巴黎远远望去沐浴在夕阳灿烂的余晖中。在我的脚边，泥土崩落到墓穴里，我的讲话被崩落在棺材上的泥土发出的响声打断了。

吉罗姆国王对路易·波拿巴的看法

昨天，也就是1850年12月5日，我去了法兰西剧院。拉歇尔上演《阿德里安纳·勒古弗洛尔》。吉罗姆·波拿巴坐在舞台一侧的包厢里，在我的包厢旁边。在幕间休息的时候，我见到了他，我们交谈起来，他对我说：

“路易是疯子。他不信任朋友，却把敌人当知己。他不信任他的家人，却任由老保皇党分子堵住自己的嘴。我回法国后，路易-菲力浦在杜伊勒利宫对我的接待要比我的侄儿在爱丽舍宫对我的接待好得多。有一天当着他的一个部长（富尔德）的面我对他说：你还记得吗？当你是总统候选人时，先生（我指着富尔德）到我住的阿尔及尔街找我，请我加入竞选总统的行列，以梯也尔先生、莫雷先生、迪韦吉埃·德·奥拉纳先生、贝里埃先生和布若先生的名义。他还告诉我说你永远得不到《立宪报》；你对莫雷来说是一个白痴，对梯也尔来说是一个榆木脑袋，只有我能够联合这一切力量，打败卡芬雅克。我拒绝了。我说你是年轻一代，你是未来，在你面前你还有二十五年的好光阴，而我只有八到十年的时间了。我是个残废，请让我过安宁的日子。这就是这些人做的，这就是我所做的。——你把这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你把这些先生当成主人！你的堂兄，也就是我的儿子全心全意为你的当选操劳，你却把他赶出大门！普选使你得到如今的一切，你却要粉碎它！我的天，我也要像莫雷一样说你是白痴，像梯也尔一样说你是榆木脑袋！”

威斯特法伦国王停了一会儿，又说：“维克多·雨果先生，您知道吗？他是怎么回答我的？”“您瞧好吧！没有人了解这个人的内心！”

他又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他想建立的这支北方部队，是一只鞭打他自己的笞杖。您相信吗？我把自己交给他，我对他说：‘我是法国元帅；请把指挥权交给我；没有人能说什么；军人，他们无话可说，我是军队里最老的将军；那些党派也无话可说，我是你的叔叔，这很简单。议会无话可说，这是你的权力。’士兵们会欢呼：‘我叫拿破仑。你要相信我！’唉，他竟然拒绝了我！您知道他想任命谁吗？尚加尼埃！”

我笑起来，对吉罗姆说：“相信狼的羊在寓言里有，但在历史上还没有见过。”

对话

“我想要一种不剥夺穷人的税收制度。”

“您是财产的敌人。”

“我想纠正一系列社会现象，这些社会现象使不幸的人变成苦难深重的人；在这些社会现象的压力下，那么多不幸的母亲将自己的女儿送进妓院，儿子送去做苦役。”

“您是家庭的敌人。”

“我愿神职人员没有工资、自由、纯洁、高尚，修行耶稣，而不是洛约拉。”

“您是宗教的敌人。”

“我希望一个合法、和平的政府，一个所有的人的政府，为了所有人的政府。”

“您是社会的敌人。”

“我希望消灭战争。”

“您是人类的敌人。”

“我希望废除死刑。”

“您是一个嗜血者。”

审查，警察，镇压，骗子、愚蠢、笨拙的政府，兼有虔诚的教徒和下士的特征！哨所监视着你，告解座窥视着你。

目前的形势是这样的：

一个狂热的党称作温和党，它想吞掉某种东西。不过它忘了它已经没有了牙齿。

最没有牙齿的人是最愤怒的人。

不幸的是，这个可悲的党想吞掉的东西正是要吞掉它的东西。

哪儿没有相同的情况？一群愤怒的羊要求与一群老虎作战。

您知道是谁在准备、谁将制造未来的所有灾难？是梯也尔先生。每次看到梯也尔先生，我都会赞叹一个如此渺小的反动派会成为一个如此伟大的革命家。

衰落，进步。这是人们经常挂在嘴上的词。至于我，以下是我对现时的看法。当我看到政治家时，我相信衰落；当我看到国家时，我相信进步。

我！为这些下九流的诽谤担心？为所有这些渺小的人物、为这个梯也尔、为这个蒙塔朗贝尔、为这个尚加尼埃而激动？

……阴谋，诡计，多数派花招，政变，与所有的篡夺相联系的愿望，虔诚地分布在政治世界后台的圣器室世界，军事上的私下盘算向耶稣会不可告人的想法微笑，虚伪与背叛的神圣同盟，确实的骗子受到可能的叛徒支持，达尔杜弗受到犹大的欣赏。

如果你们只犯语法错误，我一点也不担心。但是你们在政治上犯法语错误。这就是为什么我严厉地对待你们的原因。

他们对我说：

“您发生了变化，您改变了许多。1848年，您反对红派；1850年，您赞成红派。因此，等等……”

我们解释一下。

1848年，红派是镇压者，我与他们做斗争。1850年，红派是被压迫者，我为他们辩护。

这就是你们说的变化？

随你们的便！

《秋叶集》：

所有的气息，所有的光线，无论是吉是凶

都会使我水晶般的心灵闪闪发亮颤动不已。

《星期信使》（梯也尔和蒙塔朗贝尔的日记）：

所有的气息，好的，坏的，是吉是凶

都照亮（等等……）

啊！我们可悲的主人，我明白你们的恐惧。在任何地方有两个人在思考，就有两个人在谋反你们。

梯也尔，蒙塔朗贝尔，莫雷——和共和国。

因胆小而进，因背叛而出。

如果梯也尔是瓷做的，他也许不会那么丑；他会是一个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