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
学院
1月9日
德·蒙塔朗贝尔先生和蓬萨尔先生。
蒙塔朗贝尔写道：
“第一次得到选票的回忆激励我参加第二次。”
缺席者：库赞、巴朗特、杰伊、拉克雷泰勒、维涅。
出席者：基佐、莫雷、梯也尔、萨尔旺蒂、梅里美、维杜、巴乌尔、弗卢朗斯、斯克里布、杜帕蒂、梯索、拉马丁、安瑟洛、安比斯、雨果、布里弗、帕旦、圣奥莱尔、马尼安、勒布伦、塞居尔、雷米萨、杜潘、圣马克·吉拉尔丹、圣伯夫、蓬热维尔、诺阿伊、帕斯基埃、圣普里斯特、维尔曼。
三十票。——多数：十六票。
第一轮
缪塞……2票
蒙塔朗贝尔……25票
蓬萨尔……2票
布朗……1票
我投了缪塞的票。
5月
在所有的形式下维护所有有关自由、正义、人类、文明、民族、理智、真理、智慧、崇高、解放、改革、和平、博爱、进步的形式；在所有的形式下，与随心所欲、专制、无政府、谎言、野蛮、压迫、镇压、独裁、虚伪、无耻、偏执、裁判、罪恶、迷信、仇恨、粗野做斗争，我在资产阶级眼里是一个魔鬼。
有人声称要像打死一条狗一样朝我开枪。
可怜的资产阶级！
只是因为它为它那一百个苏的硬币担心！
1851年6月
秩序党制造的混乱。由为人师者玩弄的小学生游戏。
7月18日
啊！白色的国民公会！假如你们没有诽谤做武器，而是拥有断头台，你们会大大利用它的！
有人请我为我的演讲重新发表写前言。他们告诉我，为了公共意识，完成那一天被多数派突然打断的解释是会有益处的。
我尽可能不谈我自己，但有人告诉我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谈论我自己，有时人与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在这种情况下，为自己辩护，并不是维护人，而是维护思想。
我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共和国只是一种政治形式。
共和国是一种思想，共和国是一个原则，共和国是一种权力。共和国是进步的象征。
但是我是怎样变成共和派的？我要告诉你们这一点。
二十五年以来，我只是一个维护自由的人。在我们看到君主主义者的内心深处后，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自由在我看来是可以和君主政体并存的，我没有看到共和国的绝对必要性。而且，说透一点，像许多善良的人一样，我心中始终存有九三年的恐惧，这是君主主义作家造成的，时至今日这种恐惧仍是反共和国的重要依据；在更好地研究了过去，更好地理解了未来后，这种异议已经衰落，最近就将消失。天亮了，幽灵就会消失。
但是，在那个时期，幽灵还存在于人们的心中。5月15日给予了幽灵某种现实。于是，我让人在巴黎的墙上贴了如下的声明，这个声明表达了我的全部思想：强烈仇恨无政府，深深热爱广大民众。
此时此刻，对这个声明我没有什么要修改的，除了我不再相信可能的恐怖。民众每一天都在前进。当暴力精神控制了它的对手时，进步精神则控制了民众。
我再重复一遍，二十五年以来我只是一个维护自由的人。我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共和国对我来说只是一种政治形式。我没有认识到它的绝对真理性，而这种性质构成所有的原则。在我们伟大的革命岁月里，共和国，巨大的共和国一手执斧，一手执剑，在我看来更像武力，而不像真理。我的血管里流着法国西部保皇党人的血，它使我在欣赏共和国的同时，又要与之战斗。1848年，当我目睹共和国猛然从君主政体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时候，我的心沸腾了，共和国的光辉照耀了整个欧洲，它把伟大的创举融入伟大的思想，但我仍然保持沉默。许多人在我周围喊：共和国万岁！而且，我感到自由也不是那么适意；我在戒严面前，在流放面前，在专制面前感到深深的悲哀；在我的内心深处，自由主义者向共和派发出异议。所以我与制宪议会保持距离，与某些会议和集团保持距离，在议会最黑暗的角落里孤独地坐着，只有在维护自由的时候才大声疾呼。
我在共和国面前感到犹豫，我公开声明这一点。当时共和国很强大，我让别人去奉承它，去向它献殷勤。那时有很多人拜倒在它面前。
但是，这两年来，当我看到共和国遭到背叛，被它的敌人操纵，被践踏，被捆绑，被鞭打，当我看到所有的法律遭到违背，当我看到它血流成河，我这个在它胜利之时远离它的人，在许多人抛弃它的时候又回到它的身边；当我看到它被屠杀，被蹂躏，被践踏，浑身是伤仍活着的时候，我跪在它的面前，我对它说：你就是真理！
现在我为它而战。
可是有人对我说：请小心！您将分担它的命运。今天，仇恨、道德和物资上的暴力、辱骂、诽谤、迫害都是冲着共和派来的。
还有理智。
共和派，把队伍拉开一些。我加入你们的行列。
9月29日
这些人是疯子。他们打我，但他们没有发现他们在所有的心灵里唤起了共鸣。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看准目标，决不回头，勇往直前。
长期的苦难在尽头，荣光也在尽头。
一切为了在大地上受苦的民众！一切为了在上天评判的上帝！
死刑
10月16日
当一个人在巴黎这座城市被判死刑的时候，判决书一宣读完，被告席后刑事法庭的墙上的一扇门就打开了，警察拖着死刑犯走过走廊和幽暗的楼梯。过了一会儿，一道铁栅栏门打开了，死刑犯走下几级台阶，来到一间低矮的厅里，房顶呈尖拱形，墙壁涂成脏兮兮的黄色，地上铺着块石，这就是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的前书记室。在那里警察把囚犯交给狱卒。预先得到通知的看守们成群地在那里等候死刑犯。看守们热情地接待他。这个前书记室被一道涂成黄色的铁栅栏占了整整一边，铁栅栏上开了一扇方门，里面是一间黑暗的囚室，这间囚室是死囚牢房的候见室。人们让死囚进了这间候见室。这间候见室的所有家具是一扇有花纹的灰纸大屏风。看守把死囚推到屏风后面，然后在地上铺一张毯子，把死囚的衣服剥光。来来往往的人站在铁栅栏后使劲朝囚犯看。看守让死囚一丝不挂，从头检查到脚，然后递给他一件大翻领衬衣，给他穿上特制的衣服，最后给他套上紧身衣。如果这个死囚令人生畏，看守就把捆住袖口的绳子绕在他的腿上，这个姿势很别扭，成了一种折磨。紧身衣穿上后，死囚背后上了铁条的门突然打开，他被投进了死囚牢房。
昨天，一个名叫安布洛的十九岁青年被判死刑。这是个小个子年轻人，态度温和，两眼含羞，就是这个人用刮胡刀割断了情妇的喉咙。可怕的细节：他选择了做爱的时间杀人。在他等待宣判的几个星期里，他是巴黎附属监狱里最快乐的囚犯。他玩跳背游戏和迭手游戏，不时发出大笑。
晚上七点左右，前书记室的门铃响了，通告死囚的到来。
过了一会儿，铁栅栏打开了，他出现了，表情异常平静。有个目击者对我说：“我当时比他还激动。我几乎都站立不住了。”
他走进前书记室时，朝围观的囚犯和看守看了一眼，说：“我可是渴死了，饿得前胸贴后背。”
接着，他又跨过另一道铁栅栏，走到屏风后面；有人在地上放了两支点燃的蜡烛。他好奇地看着人们在他脚下铺地毯，让看守把他的衣服扒光，一言不发。当他一丝不挂时，他叫了一声：“天啊！”并做了个击脚跳的动作。这是个孩童的面孔和孩童的快乐模样。
看守给他穿上囚服和紧身衣。是一个名叫沙博尼耶的囚犯负责给死囚穿紧身衣，他因敲诈罪被判刑。这个人很温和，他拉紧紧身衣时不让囚犯感到难受。安布洛说：“别把我弄痛了。”当他认出沙博尼耶后，便说：“啊！是你！晚上好！”
监狱看守试图安慰他，他笑起来：“这一切有什么用？我不会绝望。我会上诉。呵！一切又从头来。再说，我也不害怕。”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我杀了人。那好，人们再杀我，扯平了！”
紧身衣系好后，他叫起来：“我的无边圆帽！我的无边圆帽到哪里去了？我要我的无边圆帽！”
有人在墙角里找到了他的帽子，给他戴在头上。
他说：“现在该吃饭了！”
“您想吃什么？”
“肥肉片摊鸡蛋。”
沙博尼耶对他说：“我有半只烤鸡，你想吃吗？”
“太棒了！”
人们给他吃了半只烤鸡和肥肉片摊鸡蛋，他贪婪地吃了个精光。他还喝了一瓶酒，然后就睡了，这一觉睡了十个小时。
早上五点，有人来叫醒他，要将他带往拉罗盖特监狱。
昨天，1851年10月22日，当我从监狱吃完晚饭回来147，一个匈牙利代表团前来拜访我。
1851年
拉马丁和我不同。他鄙视叔叔，尊敬侄儿，我则相反。
大陆的国王，你们要当心！法国会引起冲突；要当心！
法国是火药库。是的。但欧洲是船。
维克多·勒弗朗克先生过分地温和。根据他的看法，去看里尔的地下室就是违背温和148。
（在1851年2月，我曾向他建议过，但他拒绝了。）
在里尔的一间地下室里的对话：
“啊！可怜的小女孩！已经开始干活了！可她只有四岁！”
“先生，我八岁了。”
“这一样。她不到干活的年龄。太太，应该告诉她的父母。您大概是她的祖母吧？”
“先生，我是她的母亲。我三十五岁。”
保皇主义、奥尔良主义、波拿巴主义、教权主义。四个马车夫，这只适于四马分尸刑。
啊！人们是多么善于吓唬资产者和农民，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是否有需要研究的问题？无知是一个问题吗？贫困是一个问题吗？卖淫是一个问题吗？断头台是一个问题吗？雇佣劳动是一个问题吗？福利是一个问题吗？儿童是一个问题吗？妇女是一个问题吗？穷人也有他的陈情表吗？问题就在这里！请听好：
社会主义是一个强盗，一个司机，一个长途卡车驾驶员，一个大路抢劫者，一个瘦子，一个饿鬼，一个土匪。他的帽子上插着一根鸡毛，一杆喇叭口火枪，绳辫鞋，黑络腮胡。他在那边的高山上有洞穴，洞口用树枝和石头堵住。在他吃有产者的时候，巴尔巴娜给他做汤。他很凶猛，机灵，难以捉摸。他像山羊一样敏捷地爬上岩石，消失了。他是个魔鬼，是只老虎，是一个团伙。
这是问题的所在。
布朗基在圣贝拉吉监狱。舍尔谢来看他。
布朗基说：“你永远不能成为共和派。”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在靴子上钉钉。”
有一个梦叫杜伊勒利宫，但有一个闹钟叫万森。
混蛋，你们不要提夏多布里昂的名字！“他和我们一样是保皇派”，这是你们说的？在你们和他之间有一个区别，他的心中有百合花，而你们把百合花放在肩上。
另外，如果你们不像维护君主政体那样攻击共和国，我们也会相安无事。
我不为爱丽舍宫不安，但我为多数派担心。我看到的不是拿破仑，而是皮舍格吕149。
民主的、社会的共和国是一个大好消息。
自由！拯救自由！自由可以拯救其他。
至于我，我要为它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灾难是通过自由的衰落进入一个国家的。我将永远挺立在这个战场上。
你们这些看过我的书、支持过我或反对过我的人，二十五年来关注着我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无论是思想领域这场伟大而可悲的战斗中的战友还是对手，请听我说：我在你们面前许下诺言；如果有一天厄运要议会里和全法国只剩下这一百名自由的卫士，我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只剩下十个，我就在这十个中；如果只剩下一个，那就是我。
朗文，就是我。当12月2日的政变把曾经抵抗过路易·波拿巴的左派议员置于极端的境地时，我得到了卢特罗先生和太太的珍贵友谊。战斗失败后被迫离开巴黎，我来到布鲁塞尔。我留给卢特罗先生和太太两封信，这两封信是他们热情的接待和我的感激之情的证明。
我离开巴黎的时候，很担心勇敢的朗文，他把他的护照借给了我；我在布鲁塞尔接到这封信，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巴黎12月25日
请你放宽心，只有你冒了险，朗文没有冒任何险。相反，他得到了补偿，这是公正的。他借给你护照做得对。我可以给他一个职位，我给了他。对将来来说，与这个职位相联系的是唯一的一笔退休金。这个勇敢的朗文因他对你的善举应该得到这个补偿。你看到了流亡者是很有影响的。我拥抱你，忠实于你。
你的堂兄
阿道尔夫·特雷布谢
1852年
1月12日布鲁塞尔
我又被驱逐。
我在法国之外，归期遥遥。民众总有一天会觉醒，到了这一天，每个人都会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会回到我的家，路易·波拿巴将上示众柱。
1月22日布鲁塞尔
我喜欢流亡，我喜欢流放，我喜欢我的陋室，我喜欢贫穷，我喜欢逆境，我喜欢我为自由、为祖国、为权力所受的一切痛苦；我的内心很愉快；但在陌生的土地上行走总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昨天，一只喜欢我的狗跳到我的膝盖上，它在我的膝盖上很不舒服，但它仍要留在那里。我说：心是愉快的，尽管腿不舒服。我的流亡生涯也是如此。
1月23日布鲁塞尔
我买了一个大压纹铜盘，图案是反映狩猎的。昨天，埃斯基罗斯对我说：“我们回法国的时候，这个盘子要付很高的关税的！”我答道：“放心吧，我们回去免税进关。”
3月14日布鲁塞尔
昨天我看了一封蒲鲁东写的信，是写给这里的一个议员的（我想是马克·迪弗赖斯）。蒲鲁东说路易·波拿巴将被“事物的起义”推翻，他的信是这样结尾的（如果不是全部的字照搬，也至少是字面上的意义）：
“现在，我的结论是吧？结论是这样的：波拿巴倒台，我们的职责是尽最大努力阻止未来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们要彻底根除所有的过去；在沙滩广场烧毁皇帝的尸体，推倒纪念柱，拆毁圣母院和圣叙尔皮斯教堂，把所有的主教、教士、僧侣、神学家都流放到努卡西瓦，把公债总账一把火烧掉，取消所有形式下的公债、过期未付款、租金、资本借贷。总之，发动战争，但并不是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式的战争，而是圣茹斯特150、托克马达151式的战争。”
这样在波拿巴之后，就是蒲鲁东。接替恐怖主义者的是半个恐怖主义者。
因此我们要同时与希望恢复过去的蒙塔朗贝尔和弗约以及希望未来的蒲鲁东和布朗基打交道。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向前进。上帝的手指已经放在了目标上。
这并不能阻止蒲鲁东给警察局长写信，“请接受我深深的敬意”，请他晚上来下一盘象棋，向路易·波拿巴呈交“社会主义计划”。
谁在逆境中不能保持尊严就不能在胜利中保持冷静。
贫困的生活，流放，但有自由。住的很差，睡眠不好，吃的也不好。只要心情舒畅，身体受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比利时审查委员会支付《法兰西公报》。
一个自由的小民族比一个受奴役的大民族要伟大。
前国王吉罗姆写信给大仲马，劝他回法国；大仲马回信说：“我宁愿待在宣告奥松维尔无罪的国家，而不愿回到流放雨果的国家。”
3月23日
我昨天给我妻子写信说：“12月2日的污水坑一直齐到我的脖子。等排完污水后，我将清洗我心灵的翅膀，发表我的诗作。路易·波拿巴将是我的笔尖擦。”
4月8日星期四
以下的笔记是写给《观察家》的：
“维克多·雨果先生不相信他会进行一些活动以达到回法国的目的。即使在不可能的情况下进行了这些活动，维克多·雨果先生也会事先否决这些行动。如果《观察家》的通讯员谈到的许可证已经签名了的话，它也将受到轻蔑的待遇。维克多·雨果先生不向路易·波拿巴要求任何东西，也没有什么要从他那里接收的。”
“《闪电报》宣布维克多·雨果被准许回法国。人们没有解释消息的来源。”
“维克多·雨果先生以前向路易·波拿巴要求过准许他回法国，今天他没有向他提出这个要求。”
“维克多·雨果先生没有任何要求要向路易·波拿巴提出。”
布鲁塞尔5月3日
刚才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走进来，他脸色黝黑，头发花白，穿着布满洞的鞋，戴着一顶破帽子。他对我说：“您应该阻止别人让我不好过。您是我们的代表，请您告诉我，为什么人们不想让我谋生？为什么把我从这里赶走？我从法国来，我从巴黎来，在那儿我被赶出来，到这里人们还要把我赶出布鲁塞尔！在巴黎，我能养活我自己，我是机械钳工，我有四个孩子，我会锻造，我一天可以做一个螺母，我会加工铁，我妻子做家务，给克罗沙尔做家务，他并不富，但他是一个富人的财产代管人；我的大儿子只有这么高，他用锤子砸焦炭，他还没有锤子大，但不会有危险。您看，男人挣钱，女人挣钱，孩子挣钱，一切都很好！最近，六区的区长莫南-雅皮先生来到我家对我说：‘伙计，你是比利时人，不是法国人。你知道，军事议会对你不满意。你应该离开这里。’我走了。我出生在图尔奈，可是6月25日我就四十岁了，我在巴黎住了三十九年。这就叫比利时人？我是私生子，九个月时被我的爸爸妈妈放在圣阿波里办公室的地上。在亚眠和蒙迪迪埃之间的地区我被仁慈的人们养大，我成了钳工，这就叫比利时人？我到了这里，这里的人对我说：‘伙计，你是法国人，你不是比利时人，你走吧。’算我是比利时人，算我是法国人，可总要让我是个什么吧。我总该属于某个国家吧。我不需要当选民，我是个铁匠，我要属于一个国家。我曾找到过工作。我去过波兰，去过斯哈尔贝克，去过尼诺夫，有人雇佣我。现在有人让我来到市政厅，告诉我：请你滚蛋！我的孩子们呢？我要把他们背在背上吗？我没有钱，我只有一双手。有些人很幸福，他们不怕缺什么，可我什么都没有，除了我的四个孩子！我对警察们说：‘为什么你们不给我护照让我留在比利时？至少把八法郎还给我！’那好吧！没有危险。现在我到了这里。我已有两天没吃东西了，我的孩子也饿着肚子，我必须去英国！没有人家给我的长裤，我会赤身裸体。请您告诉我我是否得罪了什么人！”
一个星期天，我和几个朋友在冈布尔森林散步。我们坐在马车上，车里有几个浓妆艳抹的漂亮女人。那天阳光灿烂；五月的鲜花在草丛里怒放。树叶的影子使地上显得斑驳多彩。女人们谈笑风生。在一条路的拐弯处，有几个破衣烂衫，光着头和脚的男人坐在山坡上。有一个人站起来，指着我们的马车对其他人说：这些都是神，我们是在地狱里。
比克肖152上个月来到布鲁塞尔。他对我说：“很结实。”我答道：“结实！能抵抗自由报纸一星期吗？”“啊！不行！”“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从外部向这个气囊踢一脚。总有一个人会给它一脚的。”
我的儿子查理给他的母亲写信说：“我父亲在这里找不到一家敢出版他的书（关于政变）的出版社。比利时尽管有狮鬣，但仍然胆小如鼠。”
如果杰夫153听见有人在他身后大声说“小偷”这个词，他很可能不会回头。1852年6月15日夜里，我梦见我成了凡尔赛宫在路易十四面前做将临期布道的传教士，我在睡梦中做了如下的宣誓：
是的，在这个院子中央，在这盛典的中央，在凡尔赛宫的中央，当着这群人的面，当着这些欧洲大贵人的面，当着这些胸前佩戴着金太阳的卫士的面，我这个影子、原子、灰粒、微不足道的人，光脚的可怜僧侣，腰里束着一根绳子，穿着粗布衣，在法国国王陛下面前瑟瑟发抖，卑下无比；如果我想到我在这里要做的一切，我会振作起来，大人，从讲道台上打开至圣所的辉煌壮丽，以上帝的尊严使国王的尊严感到惊奇、受到迷惑，使上帝的尊严压倒国王的尊严！
当皇帝？他在犹豫。从这把椅子过渡到王位？在这两者之间可能有一个洞。他用脚摸索着走。勇敢和胆小的人。
这里有两个小偷。
一个是穷小偷，他专偷富人。夜里，他翻墙越壁，在布满碎玻璃和瓶口的椽子上留下他的血和肉，偷到一个水果，一块面包。如果水果和面包的主人发现了他，就会拿枪打死他。这样，大局已定，这条狗被杀死了，就这么简单。如果法律抓住了小偷，就会把他送进监狱，关上十年。早些时候，就会吊死他。后来，是给他身上烙上铁印。现在，惩罚宽大了，法律成了善人。外套、绿帽子、脚镣就足够了。这个小偷被处以十年苦役。
另一个小偷是富人，他专偷穷人。
这是个大商人。他城里有房，乡下有别墅。星期天，他和一帮兴致勃勃、大腹便便的朋友坐着豪华马车，到他位于贝尔维尔的花园或巴蒂寮尔花园玩耍。他让儿子学拉丁文，他自己是陪审员，偶尔当当选民，劳资调解委员，如果他一直是风调雨顺，他还会当上商业法庭的法官。他的店铺很大，朝着一个十字路口，装有铁栅栏，栅栏顶上有雕刻，显得辉煌气派，中央有镀金大秤。一个穷人战战兢兢地走进富人的店铺，他是那些不是每天都能吃饱饭的人中间的一个。今天，这个穷人想吃顿晚饭。他有两个苏。他拿出这两个苏买随便什么食物。商人蔑视地看着他，转身对着秤，朝秤里扔了不知什么东西，给了穷人一个苏的食物，收了他两个苏。这个富人做了什么？他偷了穷人的一个苏。这种偷盗行为他重复了无数次，他在一年里使许多穷人挨饿，他经常偷窃这可怜的一个苏，他用这些偷来的苏建造自己的房子，养马，吃得肚大腰圆，给女儿办嫁妆，给他的秤镀金。他做这一切的时候，没有危险，没有内疚，心安理得，盛气凌人。这叫作短秤买卖。他不会受到惩罚吗？会！世界上有正义！法律有时会当场抓住这个人，法律会惩罚他。它判他坐十天牢，罚他一百法郎。
7月
布鲁塞尔刚发生的一切需要做一些解释。
在法兰西共和国与12月的阴谋之间争论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人类的审判。我们这些流亡者维护真理和自由，在我们支持的这场战争中，这些审判我们并不了解。它们不能判我们有理，因此也无法判我们有错。目前在自由和专制、正义和非正义，真理和谬误、民众和暴君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对人来说是一场战斗，对上帝来说只是一场诉讼。这一切的判官在上天。
人间的判官请做你们愿意做的事情。审判我们，如果你们的薪水要求你们这样做；宣告我们无罪，如果你们愿意；判我们刑，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逮捕我们，如果你们能够这么做的话。当你们抓住我们之后，请把我们关起来，用铁链铐起来，杀了我们。这样很好。在无法按照法律行事的情况下，就请利用暴力吧。就请这样做吧。
至于我们，在这场神圣的战斗中，在这场在你们的头上发生的战斗中，我们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即使被抓起来，被拷打，被铁链锁住，上断头台，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是谁。
我们冲向你们的栅栏！我们心甘情愿！我们带着真理、祖国、自由、公共理智、人类良心这些我们流亡的神圣伴侣，用我们自己的手将这些安置在受拷问的小木凳上。——不！让与我们同在的永恒正义屈服于与你们同在的人类正义！永远也办不到。
昨天，我和几个比利时朋友吃晚饭。米歇尔·布尔吉在场。埃蒂安·阿拉戈讲了一段贝朗吉最近的故事。他有点顺应政变了。经常接见海军部长福图尔。有一天，福图尔在贝朗吉家里，这时有人来了，贝朗吉很尴尬，被人撞见他和这样一个人在一起他感到有点不知所措，忙找借口说：“我亲爱的，请帮帮我们。我正在为……桅杆的名称和海军部长争论呢。”米歇尔·德·布尔吉打断他的话：“夺彩杆！”
1853年
3月29日
她154今天对我说：在我独自走过我们昨天一起散步的地方的时候，你的思想与我同在；当我看到草丛里的雏菊和匐枝毛茛时，我仿佛看到：
这些小花都是我们两唇之间
密密落下的热烈亲吻……
她给我写道：“我的全部灵魂都融进这张小纸条里，这张小纸条是我随意写给你的，我的小苍蝇爪子有我对翅膀的吻。”
我的儿子查理到冈城来旅行。有人两次来抓他，说他“与某个秘密社团有联系”。
他奇迹般地逃脱了。关于这一点有人写信给我说：“请小心。不要再做这样的旅行。终身流放就在尽头。越多的老实人去巴黎，凯也纳监狱就越满。”
这一夜十点三刻的时候，我上床睡觉。就在我上床时，我感到一阵激烈而特别的振动。我首先自语道：这辆驶过的大车是什么样的啊？但是振动延续了一段时间，我明白这不是马车，而是一场地震。
就在我观察的时候，我听见在我下面的二楼卡特琳娜（我的女厨子）在说：“小姐，是您拉铃吗？”我女儿的声音答道：“没有。”卡特琳娜的声音又在旁边的门口响起：“是太太拉了铃吗？”我妻子回答道：“不是我。”卡特琳娜来到我的门边，问了我同样的问题，得到同样的答复，随后她走下楼梯，嘴里嘟囔着：“这是怎么回事？所有的铃都同时响了！”
振动持续了八到十秒钟，对我来说它是从左向右振动的，也就是说是从北向南。大海发出巨大的响声，仿佛是活兽的吼叫声，一点也不像平时涨潮落潮或有暴风雨时的响声。接着，大地平静下来，大海也安静了，我得以入睡。
这个时候，我的儿子维克多正在勒弗罗将军家中。他们在交谈。突然勒弗罗说：“这上面家具在振动是怎么回事？是邻居打起来了吗？”接着他叫起来：“不是的！这是地震！这是我到世上来遇到的第五次地震了。在梅黛阿，发生地震时，我害怕墙塌下来砸了我的头，我跑了出来。”维克多说：“就像拉辛的悲剧里那样。”他们俩都跑出房间。在将军家门前，有三个老妇人在哀叹：世界的末日来临。许多泽西岛的居民没有睡觉，他们说地震总是要连续震三次，所以他们都有准备。
住在圣路克的匈牙利将军梅扎罗是因为他的衣柜差点砸到他的头才感觉到地震的。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看见我卧室的中央有一只死老鼠。这是这次地震造成的唯一伤亡。
一个老妇人对我说：“我活了八十岁，我从未离开过这个岛，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震。这是个奇怪的时代。”
其他泽西岛的老人记得1779年发生过地震。其中的一个老人对我谈起这次地震：“我一整天都在找关于这场地震的诗篇。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题铭。”
啊！18世纪！上帝造地震，人用一首四行诗来回击。
于贝尔事件
泽西岛
昨天，1853年10月20日。我一反常态，在晚上去了城里。我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伦敦的舍尔谢，另一封是写给布鲁塞尔的萨缪尔，我要亲自将这两封信投进信箱。我回来时，月光如洗，可能是九点半；正当我路过我们称之为“塔普和弗拉克”的这个面对高塞杂货铺的小广场时，一群惊慌失措的人走近我。
这是四个流亡者：民众代表马泰，律师拉蒂埃，鞋匠埃伊，绰号“天衣无缝”，亨利，外号“亨利小老爹”，我不知道他的职业。
看到他们激动的模样，我问他们：“你们怎么啦？”
马泰告诉我：“我们刚处理了一个人。”他一边说一边挥动着手里的一卷纸。
他们急急忙忙地给我讲了事情的始末（5月以来我就脱离了流亡者团体，生活在乡下，他们讲的所有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
就在4月的时候，一个人在泽西岛登岸。当定期班轮靠岸时，政治犯、小酒馆老板博维正在堤岸上散步，他是个心地善良宽厚的人。他看见了这个脸色苍白、衣衫褴褛、憔悴不堪的人拎着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包裹。
博维问道：“您是谁？”
“一个流亡者。”
“您的名字？”
“于贝尔。”
“您去哪里？”
“我不知道。”
“您不住旅馆？”
“我付不起房费。”
“请到我家来吧。”
博维把于贝尔带到自己家。他的小店在唐街20号。
于贝尔有五十岁，白头发，黑胡子，脸上有小麻点，看上去很健壮，目光聪敏。他自称以前当过小学教师和土地丈量员，是厄尔省人。
他是12月2日155被驱逐出境的；他先去布鲁塞尔看望我；被赶出布鲁塞尔后，他来到伦敦。在伦敦，他在流亡的极度贫困中生活了一年多。
有五个月，是冬天的五个月，他住在所谓“集体宿舍”里，这是一间破烂不堪的大厅，四面透风，天花板也漏雨。在头两个月，他和另一个流亡者布里庸紧靠着睡在壁炉前的石板上。他们睡在这样的石板上，没有褥子，没有被子，连一把稻草都没有，身上只有潮湿的破衣烂衫。壁炉里没有火。
两个月以后，路易·布朗基和勒德律-罗兰才捐了点钱买煤。这些人有了土豆的时候，就用水煮土豆做晚饭；而当他们没有土豆时，他们就没有饭吃了。
于贝尔身无分文，没有床，几乎没有鞋和衣服，他生活在那里，睡在石板上，总是冻得发抖，很少有饭吃，但他从来不抱怨。他坚韧不拔、冷静沉着、默默无闻地分担着所有人的痛苦。
他原属于“评议会”，后来脱离了这个组织，理由是：费利克斯·皮亚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随后他又加入了“革命”协会，脱离后又说：勒德律-罗兰不是真正的共和派。156
1852年9月14日，厄尔省省长写信给他，劝他“屈服”。于贝尔给这位省长回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对他，甚至对他的“皇帝”毫不吝惜地说出最生硬、最真实的字眼：帮派，混蛋，卑鄙小人。他把这封9月24日写的信拿给他遇到的所有流亡者看，并张贴在“革命”协会会员聚会的大厅里。
2月5日，有人在《箴言报》的“赦免者”名单上看到他的名字。于贝尔怒火满腔，他没有回法国，而是去了泽西岛，说那里的共和派比伦敦的优秀。
就这样他在圣埃利耶港口登上了泽西岛。
来到博维家，博维指着一间床铺很整洁的房间对他说：
“这是您的房间。”
于贝尔说：“我告诉过您我付不起房钱。”
博维说：“没关系。”
“给我在阁楼里找个角落，再加上一捆草就行了。”
博维答道：“我宁愿把我的房间和我的床给您。”
到了吃饭的时间，于贝尔不愿上桌。有好几个流亡者住在博维家里，他们在他家吃午饭和晚饭，每月付三十五法郎。
于贝尔说：“我连三十五个苏都没有。给我一块面包，我去厨房的桌子上吃吧。”
博维生气了：
“不行，您和我们一起吃，公民。”
“付您钱？”
“等您有钱再说。”
“也许永远不会有。”
“那就永远不付钱。”
博维为于贝尔在城里找了份教语法和计算的家教，他要于贝尔用赚来的钱去买外套和鞋。
于贝尔说：“我有鞋。”
博维说：“是的，您是有鞋，但您没有鞋底了。”
其他的流亡者对于贝尔的处境深表同情，大家把拨给没有妻儿的穷人的普通救济款分给他：每星期七法郎。
他用救济款和教课的钱生活，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其他的收入。
有好几个人，其中有加弗奈，要给他钱，他不接受。
他说：“不，还有比我更贫困的人。”
他在博维家表现不凡：尽可能占最小的位置，没吃完就离开饭桌，从不沾酒，不让别人给他斟酒；另外，他还是个热烈的共产主义者：排斥各派领袖，宣称共和国遭到路易·布朗基、费利克斯·皮亚、勒德律-罗兰和我的背叛；他总是称波拿巴为“巴丹盖”157，在波拿巴倒台时，他要求“屠杀六个月”，他说是“为了清除彻底”；由于他吃过不少苦，又很严肃，他使人肃然起敬，甚至那些避免接触他的人也是如此，他身上有某种我难以形容的愤世的正直。
一个温和派对一个狂热派谈到他：“他比罗伯斯庇尔更糟。”
狂热派答道：“但比马拉强。”
就是在这里面具落了下来。
这个人是个密探。
真相是这样被发现的：
于贝尔在流亡期间有一个密友埃伊。9月初的一天，他把埃伊拉到一边，神秘地对他说：
“我明天走。”
“你要走？”
“是的。”
“你去哪儿？”
“去法国。”
“什么！去法国？”
“去巴黎。”
“去巴黎！”
“有人在那里等我。”
“为什么？”
“为了一个行动。”
“你怎么进法国？”
“我有护照。”
“谁签发的？”
“领事。”
“护照是你的名字？”
“是我的名字。”
“这就怪了。”
“你忘了我在2月得到赦免。”
埃伊说：“不错，你有钱吗？”
“我有。”
“多少？”
“二十法郎。”
“用二十法郎去巴黎？”
“到了圣马罗，我就尽力而行了。如果要步行也可以。如果必要的话，我不吃东西。我必须去巴黎。我会到巴黎的。我走最近的路，勇往直前。”
他并没有走最近的路，而是走了最远的路。从圣马罗他去了雷恩，再从雷恩去了南特，从南特去了昂热，从昂热到巴黎，坐的是火车。这旅程他花了六天。他每到一个城市就去拜见民主主义的领袖人物。在圣马罗他见了布埃，在南特他见了罗歇、盖班医生和芒然一家，在昂热见了里奥托。他每到一处都自称是泽西岛流亡者的使者，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每一地的秘密。他既不隐瞒也不显露他的贫困，人们一望便知，在昂热，他向里奥托借了五十法郎，他说他已身无分文，无法去巴黎。
他从昂热写信给他在泽西岛同居的女人，这个女人名叫梅拉妮·西蒙，是个裁缝，住在希尔街5号，她借给于贝尔三十法郎做旅途之用。于贝尔向埃伊隐瞒了这三十法郎。
他在信里告诉这个女人她可以把信写到医学院街38号，他虽然不住在那里，但他有朋友可以为他转信。
到达巴黎后，他去看望古肖；他还找到了勒德律-罗兰派的代理人布瓦松的住址，不知他是如何找到的，因为这个布瓦松是隐蔽地生活在巴黎。他对布瓦松说他是我们泽西岛的流亡者派来的，他得以进入“行动党”的所有组织。
9月底，有人看见他从“玫瑰号”轮船上登上泽西岛。
到达的第二天，他又把埃伊拉到一边，对他说有一个行动将进行；如果他于贝尔早几天到巴黎，这次行动早就开始了；他的意见是在“巴丹盖”路过时炸掉铁路桥，这个意见差不多被接纳了；一切都准备就绪：人和钱；可是人民只信任流亡者；于是他于贝尔为此事前往巴黎；他参加过1830年以来的所有行动，所以他不愿让这次行动落空；但他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十个善意的流亡者在行动中带领民众；他就是来泽西岛寻找这十位流亡者的。
他结束这番话时对埃伊说：
“你愿意成为这十个中的一个吗？”
“当然愿意。”埃伊说。
于贝尔又去见了其他的流亡者，带着同样的神秘向他们倾吐肺腑之言，他对每个人说：“我只对您一个人说了这些话。”他网罗的人除了埃伊，还有热戈，热戈得了伤寒，大病初愈；还有一个是吉古，他向吉古说光吉古这名字“就能发动群众”。
他这样征集到前往巴黎的那些人问他：
“可钱呢？”
于贝尔答道：
“放心吧，会有钱的。码头上有人等你们。到巴黎去，其他一切顺其自然。有人负责安置你们。”
除了埃伊、吉古、热戈，他还走访了雅拉斯、法莫、龙多，——还有其他的人。
在泽西岛，自从总协会解散以来，又成立了两个协会：“兄弟情”和“博爱”。
于贝尔属于“博爱”协会，吉古是“博爱”协会的司库。前面我提到过于贝尔每星期可以领到七法郎的救济款，他要吉古付给他十四法郎，这是他不在泽西岛的两个星期的款子。他说他不在泽西岛的目的是“为共和国效劳”。
于贝尔和他要带走的人的出发日期定在10月21日星期五。
然而，有一个流亡者拉蒂埃，他是洛里昂的律师，一天早上他来到于莱尔的烟铺，看见一个人走进铺子。他从没有和这个人说过话，但见过他。
这个人看见他后认出他是法国人，对他说：
“公民，您有一百法郎的零钱吗？”
拉蒂埃答道：“没有。”
这个人打开他握在手里的一张黄色纸币，递给烟商，请他换成零钱。烟商没有那么多零钱。在说话的时候，拉蒂埃认出这张黄色纸币是一张法兰西银行发行的一百法郎钞票。那个人走了。拉蒂埃问于莱尔：
“您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吗？”
于莱尔答道：“知道。这是一个名叫于贝尔的法国流亡者。”
几乎在同时，于贝尔在给女房东付钱时，从口袋里掏出大把的先令和半克朗158。
梅拉妮·西蒙索要那三十二法郎，他拒绝付给她；同时他又出于一种奇怪的矛盾心理，他又让梅拉妮看到他的一个钱包，梅拉妮后来说那里面装满了黄黄蓝蓝的钞票。
于贝尔对梅拉妮说：“这些是钞票，有三千五百法郎。”
从另一方面讲，矛盾又得到解释：于贝尔回法国时想带走梅拉妮，他拒绝还她钱是为了让她跟他走，给她炫耀富有，是想让她安心地随他走。
梅拉妮·西蒙并不想离开泽西岛。她坚持要回她的三十二法郎。于是争吵爆发了。
于贝尔始终拒绝还钱。
梅拉妮说：“你听着，如果你不还我钱，我已经看到了你的钱。我猜你是个密探，我会向流亡者告发你。”
于贝尔笑起来。他说：
“去让人相信我是密探吧。去试试吧！”
他以为泰然处之的态度会打消梅拉妮·西蒙告发他的念头。
梅拉妮说：“还我三十二法郎。”
于贝尔回答：“一个苏也没有。”
梅拉妮·西蒙找到雅拉斯，向他告发了于贝尔。
起初，看起来好像是于贝尔说的有道理。流亡者中谁听了这话都放声大笑，并加以否认。
他们说：“于贝尔是密探？去你的吧！”
博维忆起他的节俭，加弗奈谈起他的无私，比松说起他的共和思想，塞涅雷讲到他的共产主义，布里庸说到他在石板上度过的五个月，吉古记起他得到的援助，卢米拉克回忆起他的坚韧精神，所有的人都谈到他的贫困。
这个人说：“我看到过他没有鞋穿。”
另一个说：“我见过他没有住所。”
第三个人说：“我看见过他没有面包。”
埃伊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但是拉蒂埃讲了一百法郎钞票的事，于贝尔这次旅行的细节也一一变得可疑起来：大家纳闷为什么会选如此怪的旅行路线；人们得知他的旅行顺利得令人奇怪；一个泽西岛的居民证实在圣马罗见过他，他在码头上散步，海关人员和警察好像并没有注意他；大家疑虑丛生；梅拉妮·西蒙大肆宣扬于贝尔的事；受到全体流亡者尊敬的种葡萄的诗人克洛德·杜朗谈到于贝尔时连连摇头。
梅拉妮·西蒙把于贝尔那封提供了巴黎医学院街38号地址的信交给了雅拉斯，信上说：在这个地址有一个朋友负责接收他的信。
马泰代表的儿子几个月前去过巴黎，出于奇怪的巧合，他当时正住在医学院街38号。
雅拉斯把于贝尔写给梅拉妮·西蒙的信拿给马泰看，信中的地址和“朋友”引起了在场的马泰儿子的注意，他叫起来：
“这恰好是我住过的房子。这栋房子的房客中有一个名叫菲力皮的警探。”
这消息在流亡者中不胫而走。
于贝尔的两个朋友，也是他最先收罗去巴黎的人埃伊和吉古对他说：
“肯定是有人嚼舌头。”
于贝尔问：“关于什么？”
“关于你和梅拉妮·西蒙。”
“是说她是我的情妇吗？”
“不是，有人说你是密探。”
“然后呢？会怎么处理？”
埃伊说：“会进行调查。”
吉古说：“会做出判决。”
于贝尔没有吭声。
他的两个朋友皱起了眉头。
第二天，他们又重提此事，于贝尔仍不作声，他们再次要他解释清楚，他拒绝了。他越是犹豫，他们越是催得紧。最后他们向他宣称：必须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于贝尔被问急了，看到他们对他的怀疑越来越重，就同意了。
在唐街20号博维家里，经常举行所谓的“流亡者联谊会”。无所事事和没有工作的流亡者聚集在一个公用客厅里。
于贝尔在这间大厅里张贴了一份致所有“流亡兄弟”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说面对有关他的“流言飞语”，他听从大家的意见，要求立即进行调查，要所有的流亡者当判官。
他要求“立即”调查，因为他打算10月21日星期五离开泽西岛，最后他说：“人民的正义应该立即得到实施。”
这份声明最后的一句话是：“真相终将大白。——签名：于贝尔。”
于贝尔所属的“博爱”协会为此举行会议。它提出调查，并任命马泰、拉蒂埃、龙多、亨利和埃伊等五人预审这个流亡者的内部案件。马泰根据儿子的惊叫声，确信于贝尔有罪。
这个委员会进行了一场真正的司法预审：传呼证人，听证被于贝尔收罗去巴黎的吉古和热戈，还有雅拉斯和法莫；于贝尔曾对法莫说过：“必须屠杀六个月，为了清除彻底”；收集拉蒂埃和埃伊的证词，传呼梅拉妮·西蒙，让梅拉妮·西蒙与于贝尔对质；要求出示于贝尔发自昂热的信，这封信被撕掉了，只有将碎片拼在一起；将这一切都做了法庭笔录。
在对质中，梅拉妮·西蒙证实了他所有的话，明白无误地对他说：
“您是个波拿巴的密探。”
推测很多，但缺乏证据。
马泰对于贝尔说：
“您星期五走？”
“是的。”
“您有一只行李箱？”
“有。”
“您的箱子里放了什么？”
“我的几件破衣服，几册社会主义者和共和派的出版物。”
“您愿意让人检查您的箱子吗？”
“可以。”
龙多陪于贝尔来到博维家，他的箱子放在这里。
箱子被打开了，龙多在箱子里找到两件衬衣，几块手帕，一条旧长裤和一件旧外套，没有其他东西了。
缺乏有力的证据，怀疑也就减弱了，流亡者们又开始倾向于贝尔。埃伊、吉古和博维极力为他辩护。
龙多报告了他在箱子里发现的东西。
马泰问道：“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呢？”
龙多答道：“我没有看到。”
于贝尔沉默不语。
不过，检查箱子这件事迅速传开来，国王街的一个木匠问一个流亡者，我记得是雅拉斯：
“夹层打开没有？”
“什么夹层？”
“箱子的夹层。”
“箱子有夹层吗？”
“当然有。”
“您怎么知道？”
“是我做的箱子。”
这些话在预审委员会又复述了一遍。马泰问于贝尔：
“您的箱子有夹层吗？”
“有。”
“为什么有夹层？”
“当然是为了藏我带的那些民主主义著作。”
“您为什么没有向龙多谈起这个夹层？”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
“您同意我们检查夹层吗？”
“同意。”
于贝尔镇静自如地回答同意，几乎完全用单音节词回答问题，说话时从没有离开他的烟斗。他的朋友们从他的简捷答话中判断他是无辜的。
委员会决定全体成员参加箱子夹层的检查。
大家上路了。这是星期四，就是昨天，是于贝尔动身的前一天。
在路上，于贝尔问：
“我们去哪里？”
龙多答道：“去博维家。因为您的箱子在那里。”
于贝尔又说：
“我们人真不少。要用榔头起开夹层，这会在博维家引起骚动，他那里总是有很多流亡者；最好是请你们中的两个人跟我来，把箱子搬到木匠那里，其他人到木匠家等我们。是木匠关上的夹层，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应该怎么打开它。一切都将在委员会的眼皮下进行，不会有什么丑闻的。”
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于贝尔在埃伊和亨利的帮助下把箱子搬到木匠那里。
夹层打开了。里面塞满了纸张。确实有共和派的著作，我的讲演稿，黎贝罗尔的《非洲苦役监狱》，卡埃涅的《皇冠》。人们还在里面找到于贝尔相继使用过的三四本护照，最后一本是“根据他的请求”在法国签发的。箱子里还有有关勒德律-罗兰在伦敦组织的“革命”协会内部组织结构的完整材料；所有这一切都混在许多信和大堆的废纸里。
在这堆纸当中，有两封信比较特别。第一封写于9月24日，是写给厄尔省省长的，这封信用尽了世上所有的形容词来表达他的愤怒，拒绝赦免；于贝尔正是把这封信拿给伦敦的流亡者看，并把它贴在他们的会议厅里。第二封信写于9月30日，距第一封只有六天时间，也是写给同一个省长的，信中提出钱的要求，包含了为波拿巴政府提供服务的明确内容。
这两封信自相矛盾，显然只有一封是要寄出的，而且这并不是第一封信。一切现象表明，第二封信是真实的，第一封只是为了“装门面”。人们把这两封信拿给于贝尔看。
于贝尔继续不慌不忙地抽烟斗。
人们把这两封信暂搁一旁，继续检查其他的文件。有一封于贝尔的笔迹的信是这样开头的：“我亲爱的母亲”，这封信落到拉蒂埃手中。他看了头几行，这是一封家信，他正要放下，突然发现信纸是双层的。
他几乎是木然地打开这页纸，纸上的内容使他感到眼前如一道闪电。他的目光落在第二页开头于贝尔写的几个字上：
致公安部长德·莫帕先生。
这封信有于贝尔的签名，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部长先生：
我收到厄尔省省长9月14日写给我的一封信，目的是要我回法国。
我于同月24日和30日给省长先生写了两封信，这两封信
均没有得到答复。
在此之后，我在《箴言报》上看到我的名字出现在2月5日的法令批准的赦免名单上，但我当时没有准备好出发，想在伦敦写完一个小册子，题为“共和派流亡者和由于这批所谓的共和派而无法实现的共和国”。这本小册子里都是真相和事实，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它一定会在法国产生一些影响，我希望在法国出版这本小册子。昨天我已设法得到去法国的签证，没有任何更有意义的事情能把我留在英国，除了在出发前我想知道是否能把欠我的钱给我，而且我通过上面提到的30日的信提出了付钱的要求。
我曾恳求厄尔省省长先生将我的信转交有权处理此事的官员，他应该已将此信送交政府；我一直在等待解决的方法；可是过了如此长的时间，我一无所获，因此我决定给您写这封信，希望立即得到答复。
这是我在伦敦的地址：（英国索霍广场丘吉尔街17号）；
我的姓名：朱利安·达马塞纳·于贝尔·昂德利（厄尔省）附近厄克维尔的土地丈量员。
签名：于贝尔
1853年2月25日
拉蒂埃抬起头，看着于贝尔。
他已拿掉烟斗，额头渗出大滴的冷汗。
拉蒂埃说：“您是一个密探。”
于贝尔脸色惨白，一语不发地倒在椅子上。
预审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将信件捆扎在一起，立即去向正在开会的“博爱”协会汇报审讯的结果。
正是在去汇报的路上我遇到了他们。
这些事实一经披露，仿佛有一道电流使全城的流亡者都激动起来。人们在街上奔走相告，最狂热的人变成了最吃惊的人。——人们以前竟然相信了这个于贝尔！
有一件事加剧了人们的激愤。星期四是泽西岛的邮日，法国的报纸刚运到。报上的消息给于贝尔披上了不祥的光环。在巴黎三百人被捕，在整个法国有大批人被抓起来。于贝尔在圣马罗见过罗歇（南特），罗歇被捕了；他在南特见过盖班和芒然一家，芒然一家和盖班都被捕了；他在昂热见过里奥托，还向他借过钱，里奥托被捕了；他在巴黎见过古肖和布瓦松，古肖和布瓦松被捕了。
事实和回忆如潮水般涌来。在最后一刻还支持于贝尔的加弗奈讲起他在1852年将八十本《小拿破仑》偷运到勒阿弗尔。在他封包裹时，于贝尔和鲁昂的一个诉讼代理人、名叫巴什莱的流亡者也在他的房间里。他当着这两个人的面计算包裹哪天到达他的母亲家，那一天他的一个朋友会得到通知去取包裹。于贝尔和巴什莱出去了。他们走后，加弗奈重新算了一下日期，发现包裹要早一天到达勒阿弗尔他母亲家。因此他写信给母亲和朋友，包裹按时到达，也被朋友取走了。
第二天，就是加弗奈当着于贝尔和巴什莱的面先确定包裹到达的那一天，加弗奈太太家遭到警方的搜查，警察把整个房间翻遍了，要找到那些据警察说应该是“从伦敦寄来”的书。
晚上十点左右，十二或十五个流亡者聚集到博维家里。皮埃尔·勒鲁159和泽西岛人菲力浦·阿斯普莱先生坐在一个角落里，后者是陆军统帅部军事官，他们正在大谈旋转桌160。突然亨利跑进来，叙述了事情的经过：箱子、夹层、给莫帕的信、法国的大搜捕。埃伊、吉古、龙多也来了，他们证实了亨利的话。
这时门开了，于贝尔出现在门口。他是回来睡觉的，像往常一样，他来取挂在公用客厅墙上的钥匙。
埃伊叫道：“他来了。”
大家都扑向于贝尔，吉古打他耳光，埃伊揪他的头发，赫特比兹揪住他的领带，卡住他的脖子。博维举起一把刀。
阿斯普莱拦住了博维的手臂。
一个小时后，博维对我讲述事情的经过时说：
“没有阿斯普莱的阻拦，于贝尔早死了。”
阿斯普莱先生作为警官干预此事，从他们手里夺下于贝尔。
博维扔了刀子，他们放开密探。有两三个人走到墙角，手捧着头哭起来。
而我则回到家里。
已经快到半夜了，我正要准备上床睡觉，这时听见一辆马车停在门口，接着是一声铃响。
过了一会儿，查理走进我的卧室，对我说：
“是博维。”
我下了楼。
流亡者召开集体大会，立即审判于贝尔。有人看守着他，博维是被派来找我的。我犹豫不决：审判这个人，深夜会议，这个流亡者的神圣秘密法庭，这一切我觉得很奇怪，也与我的习惯相违。
博维坚持要我去，他对我说：“来吧，如果您不来，我担保不了于贝尔。”
他又补充道：“我也担保不了我自己。没有阿斯普莱，我早就一刀捅破了他的肚子。”
我带着我的两个儿子跟博维走了。在路上，我们遇到了卡埃涅、黎贝罗尔、跛子勒费弗尔、柯维和另外几个住在勒阿弗尔-德-巴的流亡者。
我们到的时候，子夜的钟声响了。
审判于贝尔的大厅就是所谓的流亡者俱乐部，这是个正方形的大厅，所有的英式楼房都有这样的大厅。我们法国人并不欣赏这种大厅，这种大厅前后两面开窗。
大厅位于唐街20号博维家的二楼，两扇窗朝内院，三扇窗朝街，正对着作为公共舞场的红色建筑的正面，在这里人们称作市政厅。
城里的居民为流传甚广的消息所激动，在窗下窃窃私语。流亡者从四面八方赶来。
我进去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聚齐了，他们待在大厅的两个隔间里，严肃地交谈着。
于贝尔曾到布鲁塞尔和泽西岛来看望过我，但我对他没有留下任何回忆。
我进去时对赫特比兹说：
“于贝尔在哪里？”
赫特比兹告诉我：“他就在您后面。”
我转过身，看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人坐在桌旁，靠着墙，站在临街的那扇窗下，嘴里叼着烟斗，头上戴着帽子，脸色红润，脸上有麻点，白头发，黑胡子，他的目光有点发呆，但看上去很平静。他不时掀起帽子，用一块蓝手帕擦额头。他的外套是褐色的，纽扣一直扣到下巴。
现在人们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觉得他真有点像个警察。
人们在他面前走来走去，对他议论纷纷。
有个人说：“就是这个胆小鬼。”
另一个说：“瞧这个强盗。”
他听见这些人高声说他，看着这些人讲话，好像他们是在说另外的人。
尽管大厅里不断有新的人来，显得很拥挤，但他周围却是空的，他独自坐在桌旁的长凳上。四五个流亡者站在窗户的两角，监视着他。其中有一个名叫鲍尼，他给我们示范如何骑马。
流亡者几乎都到齐了，尽管会议在夜里匆匆召开，很多人都已睡下，甚至已入睡了。不过，还是发现有几个缺席者。皮埃尔·勒鲁目睹了于贝尔和流亡者们的第一次冲突后就离去了，再没有回来；在被称作“勒鲁部落”的这个人数众多的大家庭中，只来了一个成员：查理·勒鲁。我们称之为“狂热者”的大部分人也都没有来，其中有《革命委员会》宣言的作者塞涅雷。
人们去找预审委员会的成员，他们都来了，马泰刚从床上爬起来，睡眼惺忪。
在出席会议的流亡者中，有一个年长者，他在密谋中日渐衰老，习惯于这种流亡者在地下速战速决式的审案；这种会议类似15世纪德国秘密法庭的法官会议；在这种大会上，神秘中带有庄严，多次宣布过可怕的判决，经大家一致认可后，由几个人去执行。这个年长者就是卡埃涅。卡埃涅一副老相，但人老心不老，灰白胡子和白头发里镶着一只塌鼻子，长着一张哥萨克族人的脸的共和派，贵族派头的民主人士，诗人，上流社会人士，行动家，街垒的斗士，搞阴谋诡计的老手，卡埃涅是个人物。人们向他喊道“请主持会议”，并为他配备了两个秘书：“博爱”协会的雅拉斯和“兄弟情”协会的赫特比兹。
这个“博爱”和这个“兄弟情”相处得并不友好。
会议开始了。
会场上鸦雀无声。
此时的大厅有一种奇怪的气氛：有两盏煤气灯微微照亮着两个隔间，在这两个隔间的天花板下，人们三五成群地挤在一起，有坐着的、站着的、蹲着的、支着手肘的、在长凳上的、在椅子上的、在小凳上的、在桌子上的、在窗台上的，有的人手臂交叉在胸前，靠着墙，个个脸色苍白，神情严肃、庄严，几乎是阴沉沉的，这里集中了泽西岛的七十名共和派流亡者。
他们占满了大厅的两个隔间，只有临街的那个隔间还留有小块空地，放置了三张桌子，于贝尔独自坐在靠墙的那张桌子旁，紧挨着的那张桌子坐着卡埃涅、雅拉斯和赫特比兹，他们的对面有一张更小的桌子，桌子周围坐着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桌子上放着汇报人拉蒂埃的文件。这张桌子的后面，有一个装满炭的壁炉，火很旺，火上烧着一只我难以形容的大锅，有个旅店的伙计不时地过来照看这口大锅。壁炉台的上方，在装满烟斗的烟斗架下面，有一大堆流亡者的大幅招贴，其中有查理·勒鲁宣传他的装订工场的广告和黎博宣告他的“红帽”帽店开张的牌子；在这两样东西之间，摆着于贝尔签名的通告，通告用封信的四个小面团贴住，通告的内容是要求进行调查，“正义付诸实施”。
桌子上酒杯狼藉。大厅的周围墙壁的一排排钉子上挂着闪光的鸭舌帽、草帽和软毡帽。于贝尔脑袋的上方挂着一个旧棋盘，已经分不清黑白格了。
我和黎贝罗尔以及我的儿子坐在壁炉旁的角落里。
有几个流亡者抽着烟，一个抽烟斗，另一个抽雪茄。大厅里光线暗淡，烟雾弥漫。英式的拉窗上部都打开了，好让烟散出去。
会议以审讯于贝尔开场。刚说了几句话，于贝尔就脱了帽子。卡埃涅用略带夸张的严肃审讯他；不过，无论用什么声调，人们还是感到说话的分量和令人悲哀的内容。
于贝尔说出他的双名：朱利安·达马塞纳。
于贝尔有时间恢复他的理智，他不慌不忙、准确地回答提问。有时，当谈到他途经厄尔省返回时，他这样纠正卡埃涅的错误：
“对不起，卢维埃镇在右岸，莱昂德利镇在左岸。”
总之，他什么也没有承认。
讯问结束了，人们开始宣读委员会的笔录、证词和字据。宣读开始时还是鸦雀无声，随着披露的事实越来越黑暗和龌龊，人们开始窃窃私语，而且声音越来越大。不时可以听见这样的低语：
“啊！这个无赖！啊！这个坏蛋！怎么不当场掐死这个坏东西？”
诅咒声连续不断，宣读的人不得不提高声音。是拉蒂埃在宣读，马泰给他递文件，博维拿着插在铁烛台上的蜡烛为他照明。蜡烛油一滴一滴落在桌子上。
宣读完证人的证词后，拉蒂埃宣布就要触及最关键的文件了。大家又安静下来，这是一种燥热不安、绝对的寂静。查理低声对我说：“可以听见蜜蜂飞的声音。”
拉蒂埃宣读了于贝尔写给莫帕的信。
读信的过程中，人们屏住呼吸，握紧拳头，有几个人还咬住手帕。
当读完最后一个字时，老冯贝托喊道：
“署名！”
拉蒂埃念道：
“署名于贝尔。”
于是会场出现可怕的场面。
会场炸开了锅。
刚才的寂静是由于人们的等待夹杂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犹豫，犹豫是否相信这样一件事情；有几个人到了这个地步还在犹疑，他们说：这不可能！当这封由于贝尔亲笔写的、于贝尔注上日期的、于贝尔署名的信暴露在众人的眼皮底下，落在众人的手里变得明白无误、真实可见、毫无异议时，还有于贝尔亲笔写的莫帕的名字，确信无疑犹如霹雳一般落在整个会场上。
愤怒的面孔转向于贝尔；不少人从长凳上蹦起来；人们向他挥舞着威吓的手臂；这一切仿佛是狂怒和痛苦的顶峰；每个人的眼里都充满了可怕的光。
只听见这些喊叫声：
“啊！卑鄙小人！”“啊！这无耻的于贝尔！”“啊！耶路撒冷街的强盗！”
儿子在贝尔-伊斯勒的冯贝托喊道：“二十年来就是这些恶棍出卖我们的。”
另一个人说：“对，就是这些家伙让年轻人进了牢房，让年老的人流亡国外！”
一个流亡者，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满头金发，高大魁伟，他站到一张桌子上，指着于贝尔叫道：
“公民们，处死他！”
许多人附和着：“处死他！处死他！”
于贝尔开始惊恐地看着他周围的人。
那个年轻人又喊道：
“我们抓住了一个，就决不会放过他。”
有个人高喊：
“把他扔到塞纳河里去。”
人群里爆发出阴沉沉的笑声。
“你以为还在新桥上！”
有人又喊道：
“在他的脖子上绑上石头，把他沉入大海！”
冯贝托说：“除掉他！”
在这一片混乱中，马泰将于贝尔的信递给我，我和黎贝罗尔仔细地看了这封信。这封信是写在一封家信的第二页，字体偏长、端正、清晰，有几处涂改过，完全出自于贝尔之手。在信的下端，他出于一个没有文化的人的某种习惯，签名时没有用缩写。
卡埃涅要求大家保持肃静；但此时此刻真是难以描述：所有的人都在说话。仿佛是一个心灵通过六十张嘴向卑鄙之人说出同样的诅咒。
卡埃涅喊道：“公民们，你们是法官！”
这句话就足够了，大家静下来，高举的手也放了下来，每个人都交叉起手臂，或将臂肘支在膝盖上，以一种悲哀的庄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卡埃涅说：“于贝尔，您认得这封信吗？”
雅拉斯把信拿给于贝尔看，于贝尔答道：
“认得。”
卡埃涅又说：
“您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于贝尔沉默不语。
卡埃涅继续说：“那么，您承认是密探了？”
于贝尔抬起头，盯着卡埃涅，用拳头擂着桌子，说：
“这一点，不是。”
一片低语声像愤怒的战栗掠过会场。刚才的爆发只是暂停，好像又要开始了；不过，人们看到于贝尔继续说下去，就安静下来。
于贝尔语调低沉而短促，但包含着坚定和真诚，这事说起来令人不快，他宣称他从未做过损害他人的事情；——他是共和派；——如果是由于他的错使“一个共和党人的一根头发落地”，他宁愿死“一万次”；——即使巴黎发生过大搜捕，他是清白的；——人们没有对第一封写给厄尔省省长的信引起足够的重视；——至于给莫帕的信，那只是草稿，一个计划，他是写了，但没有发出去；——人们以后会了解到事实的真相的——人们会感到后悔的；——至于那本小册子，他也写了，但没有发表。
人们从四面八方向他喊道：
“小册子在哪里？”
他平静地回答：
“我烧了。”
卡埃涅又说：“您要说的就是这些吗？”
于贝尔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他接着说：
他不欠梅拉妮·西蒙一分钱；——那些看到他有钱的人是弄错了；拉蒂埃公民弄错了：——他于贝尔从来没有去过于莱尔的烟铺；——他的那些护照是世上最普通的东西；——由于被“特赦”，他有权得到签证；——他还了昂热的里奥托五十法郎；——他是个老实人；——他从来没有银行钞票；——他花的钱是他的妻子给他的，总共大约一百六十法郎；——他在巴黎的一家低档酒吧遇到布瓦松公民，这样他就知道了布瓦松的地址；——如果他要把流亡者带到巴黎，是为了推翻“巴丹盖”，不是要出卖“他的朋友”；——如果警察让他在法国自由行动，那不是他的错；——“总之”，是有一伙人串通一气要毁他，其他人都是“受害者”。
下面的这句话他重复了两三遍，但人们还是没有理解是什么意思：
“做夹层的那个木匠就在这里，他可以做证。”
卡埃涅又说：“说完了？”
他答道：“是的。”
这个词引起一阵骚动。人们听了这些解释，但这些解释却没有解释出什么东西。
卡埃涅继续说：“请当心，是您自己要我们审判您，我们对您做出判决。我们可以判您的罪。”
一个声音喊道：“处决您！”
卡埃涅接着说：“于贝尔，您正冒着接受惩罚的所有危险。谁知道会如何处置您？请您当心。如实招供，使您的法官失去武器。我们的朋友在波拿巴手里，您在我们手里。请如实说清事实，让我们弄个水落石出。帮助我们拯救我们的朋友，否则您就彻底完蛋。请说出来吧。”
于贝尔抬起头说：“是您在会上（他的目光扫视着全场）大声说出我们在巴黎的‘朋友’的名字，您这样做是毁了他们，‘因为会场上肯定有密探’。我没什么再要说的了。”
这一次会场又炸开了锅，人们愤怒到了极点，似乎就要从语言变成行动了。
喊叫声“处死他”重新从愤怒的嘴里喷发出来。
流亡者中有一个来自尼奥尔的鞋匠，原来是炮兵下级军官，他的名字叫盖伊；这是个狂热的共产主义者，也是优秀、正直的工人，他蓄着长长的黑胡子，脸色苍白，双眼深陷，谈吐缓慢，举止庄重果断。他站起来说：
“公民们，大家想判处于贝尔死刑。这令我惊讶。你们忘记了我们是在一个有法律的地方。我们不应该违反这些法律，我们不应该尝试任何有违法律的行动。不过，必须惩罚于贝尔，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过去，另一方面是为了未来，要给他打上一个永不磨灭的烙印。因此，为了不做任何法律所不允许的事情，我提议这样做：——我们逮捕于贝尔，把他的头发和胡子剃光，由于胡子和头发还会长出来，我们把他的右耳割掉一厘米，耳朵是不会再长的。”
这个以最严肃的口吻和最肯定的语气说出来的建议引起一阵令人恐怖的大笑，这笑声不时地重复着，好像给这个恐怖的场面增添了又一层恐怖。
在第二隔间的门口，靠近盖伊，在巴比尔医生的身边坐着一个名叫阿维雅的流亡者。阿维雅这个乌第诺161手下的下级军官，在罗马阵前开了小差；因为他作为共和派，不想亲手扼杀共和国。他被军事法庭抓住，受到审判，被判处死刑，行刑的前一天，他成功地逃跑了，躲在皮埃蒙162。12月2日，他越过边境，勇敢地与瓦尔省武装反对政变的共和派会合。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打碎了他的踝骨，他的战友好不容易才把他抬下战场，他的脚被截了肢。他被逐出皮埃蒙后，来到英国，随后又到了泽西岛。他到泽西岛后来看望过我。我和几个朋友给过他一些救济，最后他当了印染工，并以此为生。
阿维雅看上去对于贝尔很熟悉。在宣读文件的时候，他不时地发出叫喊声：“啊！这个混蛋！啊！说出他对我说过的话：路易·布朗基是一个叛徒！维克多·雨果是个叛徒！勒德律-罗兰是个叛徒！”
当盖伊坐下来时，阿维雅站了起来，他跳上长凳，随后又上了桌子。阿维雅三十岁左右，身材高大，宽宽的红脸膛，太阳穴突出，凸出的眼睛，大嘴，带普罗旺斯口音。他愤怒的目光、被染料染黑的双拳、使他站立不稳的那条残腿令他看上去野性十足，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个头顶天花板、嘶哑着嗓门的巨人更野蛮的了。
他叫喊道：“公民们，用不着多费口舌！到此为止。统计一下我们的人数，抽签，看谁来处置这个坏蛋。如果没有人愿意干，我来干。”
周围是一片赞同声：
“都赞成！都赞成！”
一个坐在我前面的金发年轻人说：“我包了。明天早上密探的事就能了结。”
坐在对面角落里的一个人说：“不行，我们这里有四个人，我们来干。”
冯贝托把拳头伸到于贝尔的头上，补充说：“对，这个坏蛋是罪有应得！处死他！”
没有人反对。于贝尔吓得要死，低下头，似乎在说：“做得对。”
我站了起来。
我对他们说：“公民们，你们刚发现一个你们供养过、支持过、爱过的人是一个叛徒。你们刚发现你们视为兄弟的人是一个密探。这个人还穿着你们买给他的衣服，脚上还穿着你们给他的鞋。你们因气愤和痛苦而发抖，我分担这种气愤，我理解这种痛苦。但是你们要小心。我听到的这些要处死他的叫喊声是什么意思？在于贝尔身上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密探，另一个是人。密探是卑鄙的，但人是神圣的。”
这时，有人打断了我的话，这是那个名叫柯维的正直小伙子的声音，他很有钱，有时喝得半醉，为自己是勒德律-罗兰的拥护者而自鸣得意，对断头台有一股狂热。四周寂静无声，他小声说：
“对，总是这样。总是宽大为怀！”
我说：“是的，就是宽大。一方面严厉打击，另一方面宽大为怀；这就是我想放在共和国手里的两件武器。”
我接着说：
“公民们，你们知道于贝尔身上什么是属于你们的吗？密探是属于你们的，但人不属于你们。密探的于贝尔属于你们，叛徒的声誉、叛徒的名字、叛徒的人格属于你们，你们有权随意处置这个叛徒的他；你们有权砸碎他，撕碎他，践踏他；是的，你们有权将于贝尔的名字在脚下踩碎，在泥土里捡起他丑陋的碎片，将这些碎片扔到波拿巴的脸上。但你们知道什么东西你们无权去碰吗？那就是他的一根头发。”
我感到黎贝罗尔的手握紧了我的手。我继续说：
“于贝尔和波拿巴先生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是可怕的：用我们少得可怜的钱库供养一个密探，将莫帕的钞票和流亡者的兄弟情谊混淆在一起，将我们的施舍扔到我们自己的眼睛上，使我们瞎了眼；我们在泽西岛供养的人使在法国为我们服务的人被捕；征集这里的十个流亡者作为浮桥，在泽西岛为凯也纳征兵买马，用告密来假装、模仿、危害热情，用警察的毒液刺激我们的痛处，设圈套追捕流亡者，甚至不让他们过平静的流亡生活，用卑鄙的经纱缠绕住我们最神圣的心弦，背叛我们的同时又偷窃我们，扒窃我们后又出卖我们，把最卑鄙的东西与最可耻的东西混合在一起，虚情假意，背信弃义。我们就是在这只口袋里抓到了波拿巴的手。”
“在这个口袋里有密探，也有皇帝。我想知道这个皇帝是怎么看待这个密探的，这个密探又是怎么看待这个皇帝的。”
“公民们，我坚持我的意见，波拿巴的手就在这个充满了黑暗的口袋里，我们抓住了这只手。不要放开这只手。”
“我们应该做什么？将事实公之于众，让法国、欧洲、公众良心、共同的正直做证。让全世界发出这样的声音：这是可耻的！让我们掌握的这个可耻的事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小时。把于贝尔作为波拿巴的化身钉在示众柱上。”
“上天站在我们一边，为我们辩护。它当场抓住波拿巴的现行间谍罪，把他交给我们处置。无论这一发现是多么令人悲哀，机不可失。在这一事件中，所有精神优势在流亡者一边，在民主一边，在共和国一边。这大好的形势，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你们知道我们怎样会糟蹋这大好的形势吗？就是蔑视我们的权力。像16世纪的威尼斯人那样做，而不是像19世纪的法国人那样做。像十人元老院那样做，去把人杀掉。”
“原则上不要死刑，我再次提醒你们这一点。无论是对密探还是对弑君者。事实上，这样做是很荒唐的。”
“触犯这个人，伤害他，或只是打他，到了明天，原本赞成你们的舆论就会转过来反对你们。英国的法律会让你们对簿公堂。原本是法官的你们会变成被告。于贝尔先生死了，波拿巴先生也去了，密探和皇帝都走了，还剩下什么？剩下你们这些法国流亡者面对英国陪审团。”
“人们不会说：‘看这个波拿巴是多么可耻！人们会说：看这些鼓动家是多么残暴！’”
我把手臂伸向于贝尔那边，补充道：“公民们，我来担保这个人，不是为了这个人，而是为了共和国。我反对任何有害他的行动，今天不行，明天也不行；在这里不行，在别处也不行。我用一句话来概括你们的权力：公布事实，不要杀人。要的是人的名誉，而不是他的命。用揭露去惩罚，而不是用暴力。要的是光明正大的行动，而不是黑夜的行动。要于贝尔的命！上天啊！谁想要他的命？你们要一个密探的命做什么？至于我，我甚至都不要波拿巴的命。我宣布：任何人不许碰于贝尔，任何人都不许虐待他。用匕首杀死波拿巴先生，这是降低了这把匕首的价值；打于贝尔一耳光，这是玷污了这记耳光。”
我今天凭记忆重新写下这些话，大家当时都全神贯注地听我说，每句话都得到越来越多的赞同。当我重新坐下来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已经做出了决定。说实话，尽管会议开始很激烈，但我并不认为于贝尔会立刻有危险，可是第二天则会是致命的。我坐下来时，听见我后面一个从非洲逃出来、名叫费庸的流亡者清楚地说：
“这就是结局。密探得救了。要行动，不要空谈。这教会我们闲聊天。”
这席话很快被一片叫喊声淹没了：
“不！不要暴力！公布事实，向舆论说明，谴责于贝尔和波拿巴，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克洛德·杜朗、巴比埃、拉蒂埃、黎贝罗尔、卡埃涅热烈地向我表示祝贺。于贝尔阴沉地看着我。
我讲完后会议好像休会了。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流亡者用愤怒的目光看着我。费庸走过来对我说：
“您说得有道理。空谈什么也干不了。当人们要处置一个叛徒的时候，就必须要大肆宣扬吗？我们这里有六十个人，有五十六个是多余的。四个就足够了。在非洲，我们遇到同样的事情。人们发现一个叫奥古斯特·托马斯的人是警察，但他以前是共和派，二十年来参与了所有的阴谋活动。有一天晚上九点，人们找到了证据。第二天他就不见了，人们对他的下落一无所知。这种事情常是如此了结的。”
我正要回答费庸，会议又开始了。卡埃涅提高了嗓门：
“公民们，请坐下。你们已经听到了维克多公民的话。他的建议是要给予精神上的惩罚。”
不少人喊道：
“对！对！很好！”
刚才打断我的话的那位柯维在他坐的那张桌子上激动不已，他说：
“天哪！多美妙啊！精神惩罚！你们要放走这个家伙！明天，他就会去法国告发和出卖我们所有的朋友！要杀了这个坏蛋。”
这个反对意见是严肃的。获得自由的于贝尔很危险。
博维发言：
“不需要杀他，但也不要放走他。从4月以来，我就为于贝尔提供食宿，几乎是免费的。我很愿意养活一个流亡者，而不愿供养一个密探；现在，波拿巴先生应该给我支付于贝尔的费用了。一共是八十三法郎。明天早上，阿斯普莱先生将抓走于贝尔先生，我们把他关进负债监狱，除非于贝尔从他的口袋里拿出莫帕先生的钞票。我倒很想看看。”
人们笑起来。博维实际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万桑喊道：“对，但从现在到明天早上他就会逃掉。”
博维说：“我们会看住他。”
冯贝托喊道：“搜他的身。”
“对，搜这个密探的身。”
一群人拥向于贝尔。
我叫道：“你们无权看守他，也无权搜他的身。看守他，是侵犯他的自由；搜查他，是侵犯他的人身。”
再说，搜身是一种幼稚的行为。显然自从调查开始后，于贝尔不会在身上带任何牵累他的东西。
于贝尔叫起来：“行！搜吧，我同意。”
事情并不出人意料。
他们说：“他同意了，他同意了。搜他的身吧。”
我拦住了他们。我问于贝尔：
“您同意了？”
“是的。”
“您必须以书面形式同意。”
“我很愿意。”
雅拉斯写了同意书，于贝尔在上面签了名。这时人们已经开始搜他的身，因为他们等不及他的签名了。
他的口袋被掏空了，并翻转过来，但什么也没有找到，除了几个苏、他的大蓝手帕和《泽西岛记事》被撕碎的一角。
有个人喊道：“鞋子，搜他的鞋子。”
于贝尔脱下鞋子，把鞋子放在桌子上。
他说：“除了共和党人的一双脚外，里面什么都没有。”
卡埃涅又开口了，他重提我的建议，希望大家通过这个建议。没有人举手反对。
接着他说：“公民们，你们是法官，被告就在你们面前。只有精神惩罚可行。我建议用这些话来宣布精神惩罚。”
他念了如下决议方案：
“署名于下的所有流亡者凭着良心宣布于贝尔先生（朱利安·达马塞纳）肯定属于波拿巴先生的警察局。”
（接着是签名。）
这个建议一致通过，并签了名。
当大家在这个建议上签名的时候，于贝尔又穿上了鞋，戴上了帽子；他从桌子上拿起他的烟斗，用目光询问谁能借个火给他点烟。
这时，柯维走近他，温和地对他说：
“你想要一把手枪吗？”
于贝尔没有回答。
柯维又问：
“你想要一把手枪吗？”
于贝尔还是一语不发。柯维又说：
“我家有把手枪。一把不错的手枪。你想要吗？”
于贝尔耸了耸肩，用肘推开桌子。
柯维又说：“你想要吗？”
于贝尔说：“让我安静点。”
“你不要我的手枪？”
“不要。”
“那好，把你的手伸给我。”
柯维冷着脸，把手伸向于贝尔。
于贝尔没有把手伸向他。
我正在和卡埃涅谈话，他对我说：
“您提醒他们是对的。可我担心明天有两三个人又会像阿维雅那样怒火攻心，在哪个角落里把他杀掉。”
我没有在声明上签字。大家都签了，除我之外。
赫特比兹把笔递给我。
我说：“我三天后再签。”
好几个人问：“为什么？”
“因为我担心人们有冲动的行为。我三天后再签，当我肯定没有任何威胁会伤害于贝尔。”
人们从四面八方朝我喊：
“签名！签名！我们决不会伤害他！”
“你们能向我保证吗？”
“我们答应您。”
我签上了名。
半小时后我回到家。此时是早上六点半。海上的北风在流亡者岩石上呼啸，黎明的曙光使天空变得明亮起来，几朵白云在星空游荡。
在同一时刻，阿斯普莱先生在博维的吩咐下逮捕了于贝尔，把他关进了负债监狱。
10月21日早晨，十点左右，一位由波拿巴任命的法国副领事洛朗先生来拜访阿斯普莱先生。
他声称是来索回一个被非法逮捕的法国人的。
阿斯普莱说：“他是因债务入狱的。”
他出示了由众议员霍尔曼子爵先生签署的监禁令。
阿斯普莱问：“您想付清债务吗？”
领事低下头，走了。
于贝尔命中注定要由流亡者来供养。现在他被供养在监狱里，每天平均六便士（十三个苏）。
在翻阅我的文件时，我发现了一封于贝尔的信。这封信里有一句悲伤的话：“饥饿是个坏顾问。”
于贝尔挨过饿。
12月27日
勒德律-罗兰最大的错误就是认为我爱权力。
我仇恨权力；只有在被人强迫时我才会接受它。
一个正直的人的故事
我的母亲是保皇派，她不喜欢教士。这个坚强、古板的女人从来不进教堂，并不是因为教堂，而是因为教士。她信上帝，信灵魂，仅此而已。在她的一生中，我只听她说过两三次“教士”这个词。她尽量避开他们，从来不谈他们。她对教士们有一种沉默的严厉。但这并不妨碍她在年轻的时候救过十七个旺代神父的命。
我们看到善的地方，他只看到恶；我们看到恶的地方，他只看到善。
这不是他的错。是他的自然本性造成的！他的道德观有先天畸形。在良心方面，他是个左撇子。
至于他的外貌，你们想了解他的相貌：没有下巴，没有额头，有鼻子和胡子。
路易·波拿巴！长出根！他在哪里找根？他压制法国，他把法国压碎了，如此也罢；但他没有使法国多产，也没有使自己多产。
掀起一块铺路石，您只能发现一些鼠妇。——或者是一些巴罗什们。
所有这些：荣誉、正直、信任、皇家荣耀、拿破仑这个姓、平静、睡眠的夜晚……
波拿巴先生，请您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披在身上吧。
斯特拉斯堡和布洛涅的赦免者恢复了政治犯的死刑，他在太阳面前保护了它十八个月。现在，想象的断头台对他来说已经远远不够了，他需要的是合法的断头台。
今天，根据（在这里就是要用这个词）刑法第八十七条，这一条款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适用于出版行为，这本书的作者M.B.有意为此使这个条款重新“生效”，如果他落入上述这位先生的手中，从今以后就将受到死刑的惩罚。
现在我是流亡者，流放者，被驱逐者，被放逐者；我是打倒在地的人，是固守愚蠢的责任的人，是误入名誉歧途的人，是与智慧、灵活、谨慎、成功无关的人。我看见巴罗什的背，我看过很长时间他的面孔，我更喜欢这一面的他。我在沙滩上生活，在海边生活，一无所有，只剩下我的狗；只有这些畜生还是够愚蠢的，它们还认得我。英国人常在他们的报纸上谴责我，因为他们的“乐善好施”。萨利涅克-费纳龙先生称我“这个无政府主义者”。我在树林里，或沿着大海的波浪走来走去。或者是在平原上，作为共和派，煽动家，雅克163，主张均分财产的人，嗜血者，战败者，一种贱民，一种狼。农民们认出我是法国人，他们辱骂我。我感谢上帝没有让孩子朝我脸上扔石头，就像他们对让·雅克所做的那样。每一天，我都更深地陷入孤独，与世隔绝，陷入阴暗的自然，陷入流亡，陷入爱我的人的遗忘中，我觉得就像巴罗什一样，人类向我背转过身；我孑然一身，心灵大大地敞开，上天对我说：我是自由；自由对我说：我是天空！
冷静的堕落，良心做了妓女，微笑的堕落者，高傲的名誉扫地者，招摇过市、自报价格招揽顾客的被出卖者，这腐烂发出的不祥气味！……啊！我看见云层里飞翔的海鸥是多么的快乐啊！
谁告诉我们在我们看来是幻是梦的可怕东西在无限的深度中不存在、在某个地方不是活生生的现实？我们睡梦中的梦境是可能事物的显现。
1854年
2月1日泽西岛
把两种思想结合在一起，让它们做出结论，让它们结婚生子，这一点对某些民族来说是不可能的。但这正是文明的伟大事业。
因循守旧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痼疾……理解两种思想的关系，如自由和平等、平等和博爱、博爱和团结、团结和统一，对他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华盛顿的儿子美国人做奥马尔164的儿子做的事。共和派的美国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买卖，再买卖老人、妇女、少女、儿童。他把教小黑人念书的人关进牢房，他可以在一个所谓的自由城市的中央向正在逃跑的黑人开枪，他训练狗捕捉人，他认为这很简单。他是奴隶贩子，是公民。他是民主人士和黑奴贩子。他右胳膊下夹着《人权》，左胳膊下夹着有关黑人的《法典》。这对他毫无妨碍。他在上面抽他的烟斗。
法国思想废除了地图上的边界和头脑中的隔膜。法国名叫逻辑。当它的政治中断时，它的哲学继续工作。而且它是多么巨大的光明啊！即使在现时，在这可怕的衰落中，法国，尽管嘴被巴罗什封住，脸被特罗普隆的面具遮住，波拿巴坐在她的身上，她仍然比自由的英国人民、比强大的美国人民、比蒸蒸日上的幸福民族发出更耀眼的光芒！
3月26日
生活的巧合和命运的机遇使我连续不断地在我家里接见了许多大法官、贵族院议员、公爵，如帕斯基耶、蓬泰库朗·蒙塔朗贝尔、贝吕纳165，还有些大人物，如拉梅奈、拉马丁、夏多布里昂，这些接见有时是在知己之间；还见过共和国的总统，如马宁166；还有革命的领导者蒙塔内利167、阿拉戈、海利亚德168；民众将领路易·布朗基、梅罗斯瓦夫斯基169；艺术家罗西尼、大卫·丹吉尔、普拉迪埃、李斯特、梅耶比尔、德拉克洛瓦；元帅苏尔特、马考170；中士博尼、赫特比兹；主教，如贝尚松的红衣主教罗昂先生、波尔多的红衣主教多奈先生；演员弗雷德里克，勒麦特尔、拉谢尔小姐、玛尔斯小姐、多瓦尔太太、麦克里迪；部长和大使莫雷、基佐、梯也尔、帕默斯顿勋爵、诺曼比勋爵、德·利涅；农民克洛德·杜朗；亲王和皇室或王室殿下奥尔良公爵、埃内斯特·德·萨克斯-科布尔、卡尼诺公主、路易、查理、皮埃尔和拿破仑·波拿巴；鞋匠盖伊；国王威斯特法伦的吉罗姆、巴伐利亚的马克斯；筑塔人布里庸；有时，我的两只手里同时有一只白白的戴着手套的手在上面，另一只黑黑的粗糙的手在下面，我认出这是一个人。
这一切如过眼烟云，现在我在流亡中，在这样的处境里我感到很幸福，我认为“人类”有一个同义词：“平等”；天空下只有一样东西值得人们为它弯腰：天才；只有一样东西值得人们为它屈膝下跪：善良。
灵魂最高尚的特性是什么？不是天才吗？
不是，是善良。
4月
两年以来人们给我写了各种各样的信。“请小心。您去哪里？您走的是您自己的灾难之路。您对您所做的一切期待着什么样的补偿？您只能收集到仇恨、嫉妒、忘恩负义、虚无。我们是您的朋友，我们警告您。您已经失去了财富和祖国，您现在冒着杀头的危险。……”纯粹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说的可能有道理。至于我，我研究了一下，我视生命是可以牺牲的。但如何更好地安置自己的牺牲呢？有什么事业比受苦人的事业更伟大、更神圣呢？一边是民众，另一边是上帝。
有人对我说：“请小心！”
“小心什么？”
“您知道您要去哪儿吗？”
“知道。”
“您会被送上断头台。”
“没错！”
4月
蒙塔朗贝尔在牢里，他发动了政变，建立了帝国。——这是第一次一个老鼠做了一个捕鼠器。
4月17日泽西岛
我希望一个开放的、强大的、出色的共和国，它照耀着整个天空，照耀着人类心灵所有的爱，它拥有宽大的翅膀，巨大的呼吸，它是那么宽广，能容纳所有的进步，所有的直径都能够在里面找到适合它们的宽度，所有的自由都能够在里面发展、分支，点在里面成为圈，圈在里面成为球体，球体在里面成为世界。你们的共和国是那么狭窄，就像断头台的刀刃。
野蛮人！不是要砍头，而是要启迪心灵。
6月17日
半个月以来，我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在匆匆离去。在我家里，卡特琳娜被玛丽取代了。可怜的狗戴奇上个星期死了。“向女王致意”号造好后于星期三下水，扬帆远航。高莱老夫妻打闹了一辈子，现在分手了。妻子离去了，我问她：“你们在一起过了三十年，您离开他后悔吗？”她回答我：“不后悔。”我们的老佣人苏珊今天早上乘船去了法国。昨天，人们埋葬了那个恨我并为此而死的人。所有这一切都令我伤心。
我窗下的花园里有两面墙交叉。冬天下雪时，我的花园就成了上面有个十字架的裹尸布。
L.B.（指路易·波拿巴）1854年
陈述欧洲的状况，这样总结：
“啊！维也纳，柏林，慕尼黑，德累斯顿，彼得堡，都是背叛的老巢！外交官，阿伯丁，布奥尔，曼特菲尔，所有鸡窝的脱毛公鸡！老一套阴谋、诡计、圈套的政治！”
从这些鸟巢、这些公鸡、这些圈套中，狡猾造就了尼古拉。
荷兰模式的L.B.侄儿。
罪行。
与波拿巴先生共处。我们向英国预言了这一联盟的弊病。
伟大的人使用的是同样的手法。大皮埃尔想拥有一个舰队，在萨阿尔丹当木匠。路易·波拿巴想拥有一支警察部队，他在伦敦当上了警察。
路易·波拿巴是法国、思想、新闻自由、革命、进步、生命的镇纸。拿掉他，你们会看到人类的精神展翅飞翔。
拿破仑三世陛下对罪恶是很严厉的。他在法国漂亮地把好几个强盗、杀人犯、弑君者送上断头台；人们传说是他在盖奈西吊死了塔普奈。这是合乎事理的。他这样对待他们就像他觉得他们也会像这样对待他一样。这些人，这些亲王，假装伸张正义的人。显然皇帝拉斯奈尔对路易·波拿巴会毫不留情。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皇帝，而是一个天生的魔鬼。这个人顶多能充当一个假尼禄171。
是的，即使人们崇拜这个皇帝，我也要继续打这个可笑之人的耳光；哪怕他如同大理石，像尼古拉一样严厉；如同乌木，像苏鲁克172一样坚定。
坏蛋，快点再干新的卑鄙勾当，动作要快。我等着。
现在我要向您谈拿破仑三世皇帝。请放心，我会顺利的。
总统，专制，帝国，总是路易·波拿巴。没有真正的信任，没有可能的未来。这一切没有那些即使对思想不利，但能够保障利用的机构的面貌。所有的人都感到这是冒险。
他用尖刀刺共和国，但共和国像荷马的女神，只流血，但不死。
我知道得很清楚，这样的工业、这样的银行、这样的商业会投路易·波拿巴的票；缺斤短两的买卖一致欢呼虚假的誓言。
国务参政员的任命。
在名单上我看到这个词：香芹。
他应该知道这对他不好。
大拿破仑更像波拿巴家族的人，而不像博阿尔奈173。
丹东被割下的头颅值得展示于众，他净化的心灵值得献给上帝。
路易·波拿巴无谓地成了悲剧性的人物，因为他没有变成严肃的人。
路易·波拿巴先生、小拿破仑使您生气，您更喜欢大卡杜什174吗？
路易·波拿巴是我的受恩人。我为他流亡在外的家庭回到法国做出过贡献，我们的关系也是由此而建立起来的。
我越来越觉得流亡是件好事情。应该相信流亡者更靠近太阳，但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因为他们成熟得很快。三年来，除了艺术这个领域之外，我感到自己达到了生活的顶峰，我看到了人们称为事实、历史、事件、成功、灾难、上帝巨大的技艺的真正面貌。
从这一点讲，我应该感谢波拿巴先生流放了我，上帝选中了我。我也许会在流亡中死去，但我会虽死犹生。
万事如意。
我在这里，我的房间有两把椅子，一张木床，桌子上有一堆文件，微风永远吹拂着我的窗户，我的花园里有四朵花，卡特琳娜的母鸡刚啄过这些花，我的母狗舒娘在草地上扒拉着找虫子吃。
我生活着，我存在着，我静观世事。上帝在一个极点，自然在另一个极点，人类在中央。每一天都给我带来新的思想天空。无限的梦境在我的脑子里掠过，我检阅着思想的星座。
阿波罗有一天遇到一个悲伤的信息女神。可怜的女神长了疥疮。埃斯科拉庇俄斯175的父亲阿波罗拔掉疥疮，把它扔到地上，人们还能感觉到它。这玩意长大了，发达了，他写文章，搞搔痒的批评，他叫布朗什。
有一天，布朗什不知是为了哪篇文章挨了谁的一顿痛打。事情发生在塞纳街，在穆勒龙的化妆品店对面。查理·诺迪埃回到家，家里人都上了餐桌，我那天也在他家吃饭，他用这段话叙述了事情的经过：我向你们宣布一个消息：今天早上，布朗什的衣服被打了。
1855年
1月
路易·波拿巴蒙住了民众的眼睛。因此，思想衰落了，欲望成了主宰。民众在路易·波拿巴的统治下落在强盗手中。危险在于民众是否会长期如此下去。路易·波拿巴的未来，严重的危险：一场深陷的眼睛的革命。要想到它，要做好准备。
我只说社会断头台，你们知道，在我眼里，它和政治断头台同样可怕，这些可怕的景象到处都有。我只举几个事实。在伦敦，人们不再计算绞刑的次数；但如果说恐怖还是很严重的话，威吓已经没有了。砍了四个人的头的巴泰勒米冷静地说：“如果我祈祷上帝，并不是为了让我的绳子断掉。”在布鲁塞尔，……（名字看不清。——原注）被关进监狱，他用匕首杀死他的妹妹，好得到上断头台的机会。在巴黎，那些上断头台的可怜虫反抗着。莱斯屈尔像蒙沙尔蒙那样搏斗，在摇板上挣扎，在铡刀下咬刽子手的拳头。在西班牙，杀德·维拉·维斯奈先生的凶手受刑时不得不要教士和行刑法官的参与，行刑持续了半个小时。甚至在这里，在这只有蓝天和上帝的大海边，我们还看见绞刑架上那些可怕的垂死景象；这些迷人的小岛披上了一层野蛮的色彩，盖纳西岛不可能再从它的土地上抹去塔普奈的绞架的影子，就像麦克白太太无法从她的白手上抹去血迹一样。
泽西岛
专制是主人：未来被囚禁在碉堡里。自由从正面进攻似乎是不可能的。一切都绝望了吗？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就一定会存在；进步会实现，解放将来临。被称作计算、简化、发明、发现的事实会缓慢地、无法抗拒地、平静地来援救思想。科学会转变立场。
两个民族曾在欧洲发出夺目的光彩。这两把火都熄灭了。法国落在B.176的脚下，英国也在他的手中。一个被堵住了嘴，另一个的脖子上套着绳子。
英国女皇要授予他嘉德勋章。那是丝绒做的。这玩意会被囚徒脚上的脚环磨损的。
泽西岛1855年
从89年出发的思想要走过一站一站的里程；她大喊：“向前！向前！”但每时每刻利益都想要她停下来。
稳定！人们推选了路易十八。
秩序！人们给路易-菲力浦戴上了王冠。
安全！人们接受了路易·波拿巴。
就好像这个法国是一匹革命的马，它需要马厩！
有智慧的法国和愚蠢的法国。
11月
位于盖纳西岛的圣皮埃尔港高城街20号的房子的房主是多马尔先生，我已经向他租下了这座房子（每年七百六十八法郎）。我签了一年的租房契约。
盖纳西岛12月6—12日
女皇在盖纳西岛的行政长官马丁先生在我到达盖纳西岛时来看望过我。我于1855年12月5日回访了他。我想去看盖纳西的监狱，他欣然陪我同往。
我们走的是王宫后面的街道。我在圣皮埃尔港散步时，已经发现城里有一面半高的黑墙，墙上挖了个大门，门上的花岗石里雕刻着一个G.。我当时想这可能是监狱，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看守接待了我们。他名叫巴尔贝；盖纳西岛的小偷称监狱是“巴尔贝旅馆”。他的面孔既愉快又严厉，既开朗又封闭，我在好几个看守脸上看到过这样的面孔。他的妻子和女儿在角落里做汤。
巴尔贝拿起一把大钥匙，打开一道栅栏门，把我们带进一个相当宽敞的空院子，院子是椭圆形的，三面被大墙围着，在外面就是这面墙引起了我的注意。朝南有一座用灰色花岗石砌成的新楼，两层的正面由两排重叠的七个拱孔组成。拱孔下面有窗户；窗玻璃后可以看见漆成白色的粗铁条。
这就是监狱，这些是牢房。
行政长官是一个举止优雅、头脑敏锐的非国教徒，他属于独立派，就像克伦威尔和弥尔顿一样。他对我说：“盖纳西岛是一个正直的岛。”他又补充说：“在这四万人口的小岛上，我们只有三个囚犯，两男一女。”
这时，有一个囚犯走进院子；这是个脸色温和的小伙子，他因偷窃被判了十年牢。他穿着一条布长裤和一件蓝外套，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
行政长官又叫郡长，他管理着监狱，陪同罪犯上断头台，这使他对死刑有很严重的敌对情绪，他向我解释说这个犯人不会被放逐，他在牢里关两三年就赎清罪行了。
英国的牢房打上了英国新教冷酷精神的烙印，证明严厉和冷酷可以发展到残酷无情。在一个叫米尔-邦克的监狱，对犯人实行强制性的沉默。
郡长告诉我在视察这个监狱的时候，他走进一个牢房里，里面关着一个盖纳西岛的年轻人，他是因偷窃入狱的。这个年轻人得了肺结核，已经奄奄一息。他看见行政长官后，在床上合起双手，不安地喊道：
“啊！先生，我的祖母她还活着吗？”
行政长官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的问题，看守就已经对行将就木的人说：“闭上嘴！”
年轻人不久就死了。
他从监狱到坟墓，从一种寂静到另一种寂静，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在底层的七个拱孔下是因债务入狱的犯人的牢房。
我们走了进去。这些牢房是空的。一张大床，一张草垫，一床被子，这些就是监狱给负债的犯人的所有东西。犯人如果付钱，他可以得到好一点的家具。最后一个负债犯人是盖纳西岛人，我忘了他的名字。他是被他的妻子投入监狱的，要坐十年牢，他的妻子以丈夫的入狱换来自己的自由。十年后，丈夫付钱给妻子，然后出了狱。他们又重新生活在一起，而且据行政长官说他们的“小日子过得很好”。
现在，债务牢房没有一个犯人，我强调这一点。
这个监狱是对盖纳西岛居民的无声的赞扬。它只有十二间牢房，六间是关负债犯人的，六间是关普通犯人的，还有两间处罚室。还有两间是女犯牢房，其中一间是处罚室。
底层的七间中的一间是小教堂，这是一间没有祭台的小厅，左角里有一个神父讲道台；门的前面，背对窗户，有四五个带斜面台的木长凳，台上有几本圣书。
一楼是关重罪犯的，我们上了一楼。
看守给我们打开一间很亮的牢房，里面只有一张木床。床脚处卷着被子和床垫，都是粗布做的。草垫拿开了，我们可以看见木床光光的床板，床板上用刀和钉子刻着许多名字和题铭。这些都是一堆模糊不清的字母。我们分辨出这三个还看得清的字：
战争
历史
该隐
所有的罪恶不都在这儿了吗？
在床板的一角，有几个粗粗勾画的船的轮廓。
这间牢房的后面是处罚室。处罚室里没有床，一张木板睡觉用，北面有一扇高高的小窗。最后一个被关在这里的囚犯在墙上用炭画了一个迷宫，使看守很生气。有人把他白色的坟墓弄脏了。
所有这些牢房的墙都是用石灰浆刷的。
牢房前的那排拱孔组成一种朝外的长廊，对着南面的太阳，下雨的时候，囚犯就在长廊里散步。长廊里有一张破木床，犯人站在上面看大海。——对他们来说真是巨大的快乐，看守对我说。
我登上木床，可以看见塞克岛和天际的点点白帆。
我想看塔普奈的牢房。行政长官领我进去。
这间牢房和相邻的处罚室是监狱里的女囚区。
当人们站在院子里，面对监狱的时候，会发现上面七个拱孔中左边的第一个拱孔朝院子的一面上了铁栅栏，朝长廊的一面被墙封住了；在这堵墙和这个铁栅栏之间的空地就是塔普奈的专用囚室。在这间囚室里，他像困在笼里的野兽一般每天都在里面走来走去，与其他的囚犯分开，但其他的囚犯可以看到他。朝着这个小囚室的窗户就是他的牢房窗户。
门很厚重，漆成黑色，镶着铁架；上面有两把大锁，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钥匙插在锁眼里；看守为我们打开门，把我们带进去。
这间牢房与其他的牢房大小相当，大约十平方英尺；牢房干净，明亮，洁白；尽头有一座壁炉，左边的角落呈斜面，角落里有一个小木桶；门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块木板；门的右边，窗户下，有一张木床，一个床脚被截去了一段；床上放着一张草垫，一床被子，粗布做的床垫。这张破床就是塔普奈的床。——塔普奈被处死后，这间牢房又还给了女犯，和另外一间处罚室构成女犯区。
只有在医生的命令下壁炉里才能生火。
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女犯正坐在床上，更确切地说是蹲在床上，背对着门。我脱下帽子，陪同我的英国年轻画家蒂雷尔先生也脱了帽子。这个女人是牢里目前唯一的女犯，行政长官告诉我她是个小偷。看守加了一句：她还是个爱尔兰人。她相当年轻，正在补袜子，好像都没看见我们。
这个女人最后一点好奇心都熄灭了，她体现着贫困阴暗的冷漠。
塔普奈在这间洁白、明亮和寒冷的牢房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
这个约翰·查理·塔普奈原是个绅士，政府职员，他从年轻时受的教育中没有吸取任何有益的东西，他从堕落放荡、酗酒发展到偷窃和杀人。他出身一个良好的家庭，父亲信教，他于1823年生在乌维奇。1854年2月10日死去，还不满31岁。他和两姐妹住在一起，和其中一个结了婚，另一个是他的情妇。他用全部薪水投了生命保险：一百五十英镑，这似乎预示着他将以犯罪来度日的企图。保险是保他的妻子和他自己的，后死的得益。
我问：“保险公司赔了吗？”
行政长官答道：“啊！没有。”
我又问：“保险公司把每年从塔普奈那里收的保险金还给或交给他可怜的家人了吗？”
“啊！没有。”
在犯了罪这个体面的借口下，保险公司偷了寡妇的钱。
行政长官告诉我：“塔普奈看上去无忧无虑，无所谓，他并不痛苦。”
我说：“不对！您以为在冰下不冷吗？”
他死前的一天，有人给他照了相。相机放在他的牢房隔壁的那间有铁栅栏的牢房里，那儿阳光好。塔普奈在拍照时忍不住发笑。
郡长对他说：“别笑，严肃一点。您今天不能笑。这不可能。”
但他还是笑了。
有一天，郡长借给他一本祈祷的书。
他对塔普奈说：“读读这本书吧，如果您是有罪的。”
塔普奈答道：“我没有罪。”
郡长又说：“无论如何，您和我一样，和我们大家一样是有原罪的人。您没有为上帝服务。读这本书吧。”
塔普奈拿过这本书。一个小时后，郡长又走进他的牢房，发现他手里拿着书，泪流满面。
郡长对我说：“他和他的妻子最后的会面是‘令人心碎’的。”
这个女人知道他与她妹妹的私情。但谁又会追究原谅的所有秘密呢？
我访问监狱的前一天，在塔普奈死的那天陪伴他的小教堂神父皮尔斯先生和郡长一起来高城别墅看我。皮尔斯先生是个很受人尊敬的老人，我问他：
“塔普奈知道我对他的事情很关心吗？”
皮尔斯先生合起双手回答：“当然，先生。他很激动，也很感谢您的介入。他反复叮嘱要好好代他谢谢您。”
在塔普奈被处死的那个时期，岛上所有的报纸都多多少少要求过处决他，对我写给帕曼斯顿勋爵的信很恼火，串通一气对皮尔斯先生向我披露的事实保持沉默。他们好像让绞死者站在绞架一边，让我相信塔普奈一直是恨我的。我把这一点作为英国新闻自由的特点记录下来。
郡长对我说：“还有一件事您不知道，人们也隐瞒了。您以为您的介入完全失败了，其实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您完全不必怀疑。这个小岛和整个英国一样是一个讲究传统的地方。昨天所做的一切今天必须也照样做，而且明天还会这样做。传统要求要被绞死的人必须脖子上挂着绞索从城市的大街上走向刑场；传统要求绞刑架竖在沙滩上，死刑犯要穿过学院区、中心大街、高街和广场。最后一次执刑是二十五年前，就是这样进行的。所以塔普奈的行刑也应该如此。看了您的信以后，人们不敢这么做了。人们说：绞死这个人，但要秘密地绞死。人们感到了羞愧。您没有能缚住死刑的双手，但您让它脸红了。人们放弃了脖子上的绞索、沙滩上的绞刑架、广场示众、游街。人们决定在监狱旁边的花园里行刑，只有法官和看守在场。但法律要求行刑必须公开进行。人们要我在两百人的入场券上签名，事情就这样了结了。我和他们有同样的担心，我随时准备做人们决定的任何事情。我在那些入场券上签了名，这些入场券随意散发了出去。但是出现了一个困难。与监狱毗邻的花园被监狱的墙隔开了。花园的门对着学院街。要找到这扇门，犯人必须走出监狱，在外面走上百步，当着大庭广众的面，人们甚至不愿让死刑犯在大街上走这一百步。为了避免这一百步，人们在墙上开了个洞，让塔普奈从洞里爬出去。面子保住了。”
我在这里没有完全把郡长的话原封不动地记下来，但意思是这样的。
我对郡长说：“那好，带我去花园。”
“墙洞已封住了，墙又补好了；我们从街上走吧。”
我们正要走出监狱，这时看守给我端来两碗汤，这是准备给犯人喝的，他想让我先尝尝，还递给我一只很干净的锡勺。我尝了一口，汤的味道很不错，也没有变质。面包是麸皮面包，很不错。我在脑子里把这个面包与法国监狱那可怕的面包做了比较，在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人们给我看的面包沾满了泥土，黏糊糊的，发出恶臭，长满了霉和蛆。
下雨了，天空阴沉沉的。
从监狱到花园其实没有一百步。我们沿着高高的黑墙走上学院路，然后向左拐弯。突然郡长停下来。
我们面前是一扇很低的门。门上还有一些旧的英文广告，黄的白的绿的混在一起，上面什么东西都有，雨水把它们冲掉了，岁月使它们破烂不堪，只能辨认出这两个词：普及教育。—戒酒。这扇门通往处死这个被酗酒和缺乏教育毁了的人的地方。
郡长手里拿着一把大钥匙，他把钥匙放进锁眼里；这扇门大概从那次行刑后就再也没有打开过，在死亡的平静中又锈住了，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微微打开。我们走了进去。郡长在我们身后推上了门。我们来到一个窄窄的方形楼梯平台上，三面是高墙，一面对着一个很陡的光线很暗的楼梯。面对楼梯，郡长指给我看最近刚补好、粉刷过的墙洞。塔普奈就是从这里出去的。这个楼梯是他的断头台的第一级台阶。他登上去了。我们也登上去了。我登上去的时候还数了有多少台阶，我也不知为什么要这样做。一共有十四级。
这个楼梯通往第一座花园，是椭圆形的，很窄，上面还有另一座花园，形成露天平台。我们从一个由粗花岗石砌成的七级楼梯登上另一座花园，就像我们已经跨过的那十四级一样。
在七级的上面，我们眼下有一块空地，大约有百步大小，四周围着相当矮的墙，两条横向的小径截断了它，在中央形成一个十字。这就是人们说的“花园”，这就是塔普奈被绞死的地方。
12月的霜落满大地，黑土地上几丛荆棘在风中瑟瑟发抖；在这个花园里没有花，也没有绿色植物；在交叉小径形成的四个方块中的一个方块里，长着一棵瘦弱、枯萎的果树。整个花园令人心寒，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地方，阳光使它变得凄凉，雨水使它变得阴森可怕。
花园没有与任何房子连接。它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人们留在那儿的幽灵。它被人遗弃，荒无人烟，充满着悲剧气氛。其他的花园把它围住、隔绝起来。它只能通过监狱与城市、生活、人相接。它周围街道的矮房子从远处露出正面的上部，看上去就像是惊慌失措的脸，从这个阴森可怖的地方的墙上望着这一切。
我们的右边有一堵墙，它是大黑墙的上部。一条小径比整个花园要矮一些，沿着墙伸展。
再走几步，就来到一个只有三级的小楼梯旁，它从花园通往小径。
郡长停在一个地方，我明白了，这就是绞死塔普奈的断头台所在的位置。
我们抬起眼睛，只能看到墙脊上的那排碎玻璃和毗邻的教堂刷成黄色和灰色的圆塔。
断头台就靠在墙的这一点上。塔普奈向左转身，从中央的小径来到绞刑架的梯子前，梯子正架在那有三级的楼梯上。他走上断头台的平台，当神父做最后的祈祷时，他从平台上可以看见海鸥在天际飞翔，二月的白云，海洋，人间的广袤；与此同时，通过在这个阴暗的时刻被开启的心灵，可以看见神秘莫测的未来、坟墓的峭壁、上帝、天堂的广袤。
绞刑架由两个支柱构成，支柱上有一根横杆。横杆的中央吊着一根顶头打着环扣的绳子，下面是一个关着的翻板活门。人们把塔普奈带到这个法律的陷阱翻板活门上，他站在那里，有人给他套好绳子的环扣。在墙后的街上，人们可以看见横杆、绳子、环扣，还能看到死刑犯的后背，直到翻板活门打开，犯人掉下去。于是，对外面的观众来说，他就消失了。
但从花园里和我刚谈到的房子中还可以看到其他的东西。
酷刑就是我在给帕麦斯顿勋爵的信中谈过的那件可怕的事情。郡长又向我说起了这些，并详细地讲了所有的细节。由此看来我在信中写的不是夸大了，而是说轻了。
塔普奈掉下去的时候，绳子拉紧了，他在十五到二十秒的时间内一动不动，像死了一般。女皇的检察官、小教堂的神父、法官们以为到此为止了，或预感到还没有开始，“急忙走掉了”，郡长对我这样说，只剩下郡长、受刑者、刽子手和一些好奇的人。我讲述了可怜人的垂死景象。
塔普奈死了，“法律”满意了，轮到迷信活动了。对于绞刑架的约会，它们是从来不失约的。疯疯癫癫的人来了，人们无法拦住他们去抓受刑者痉挛的手，他们迷狂地让这只手在他们的脸上抚摩着。一个小时后有人解下死者；接着是抢绳子，观刑的人蜂拥而上，每个人都要一截绳子。郡长拿过这根绳子，把它扔进火里。
当郡长走后，人们又回来收起灰烬。
绞刑架靠着的那面墙一直延伸到一座破房子，破房子占住了花园的西南角。人们把尸体放进了这座房子里。人们在那里摆好桌子，一个石膏工在那儿用模子把这个可怜的人头浇铸出来。被勒变了形的面孔修整好后恢复了睡眠的表情。绳子解开后，脸上又恢复了平静。好像死者即使经过了酷刑也愿意永远安详平静，他最后的话总是和平。
我去了这座破房子，门是开着的。这是一间普通的牢房，墙壁重新稍微抹了灰泥，它在花园里用作暖房或库房。墙上挂着一些工具。房间有一扇朝着花园的窗户，另一扇窗户朝着街道；把塔普奈抬进来的时候，朝街的窗户是关着的，后来就没有再打开过。除了桌子不见了，房间其他的一切都与尸体停放时一样。当时关着的窗户现在也是关着的，百叶窗也是关着的。在这扇窗户前，有一个带抽屉的家具，上面有无数的小抽屉，有几个抽屉没有了。在这个柜子上，一个破瓶子和几朵干枯的花旁边，放着一个小抽屉，里面装满了石膏。就是这石膏是当时用过的。我又随意打开另一个抽屉，里面也装着石膏，还有白指头的印迹。地上盖满了黄草和枯叶。在门边的墙角处放着一把铁锹，可能是花匠的，也可能是掘墓人的。
下午四点左右，尸体还没有完全冷却，郡长就让人把塔普奈放进了“箱子”里。人们没有把尸体裹起来，不愿花费一条裹尸布；就让他穿着自己的衣服被钉进了棺材里。在盖纳西岛，受刑人的衣服是尸体的财产，而不像在伦敦，是刽子手的财产。
夜幕降临时，在场的只有十到十二个人了，人们把“箱子”运到墓地，墓穴在早上就挖好了。
郡长对我说：“应该让您看到一切。”
我们走出了木屋，离开了花园。我跟着郡长走。我们来到一条小街，这条街很窄，高低不平，两旁都是破房子，在街角我看见了街牌：勒马尚街。郡长离开了我，走进一条阴暗的小巷，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把钥匙，比花园的钥匙还要大许多。过了一会儿，我们来到一扇双门板的门前。郡长打开门，我们走进一间高高的、幽暗的库房。
郡长对我说：“先生，抬起眼睛，您的头上就是贝亚斯的绞刑架。”
这个1830年被绞死的贝亚斯是个法国人。他作为士官在昂古莱姆公爵先生的麾下参加过西班牙战争；后来他由于接受了遗产或其他的方式成了富人，隐居到盖纳西岛；他拥有一万五千法郎左右的年金，在盖纳西岛成了绅士：买了一栋漂亮的房子，成了那个地区的显贵。晚上，他参加大法官达尼埃尔·勒·布罗克先生的社交聚会。
当人们去拜访他的时候，有时看见他的花园里有一个人在那里劳作：扎插条，搞嫁接，清除树上的毛虫，矫正靠墙的果树行列。这个花匠就是刽子手。盖纳西岛的这个刽子手是个很灵巧的园艺家；他总是很孤独，被所有人抛弃，人对他来说成了不祥之物，他就转向自然，在花草上的能耐不比绞刑架上的差。贝亚斯对他没有成见，雇了他。
由于他有钱，贝亚斯在岛上很受尊敬，盖纳西岛的贵族对他也是敬畏三分。
有一天，有人发现他的女佣怀孕了，后来肚子又瘪下去了。孩子呢？邻居们对此很关心，各种流言传开了；警方搜查了贝亚斯的家；两个警官带着一个医生来到他家。医生给卧床的女佣做了检查；接着，两个警官对贝亚斯说：女佣分娩过，生了个孩子。我们要看这个孩子。在这之前还一直宣称他什么都不知道的贝亚斯拿起一把铁锹，来到花园的一个角落，疯狂地用铁锹挖地。有一个警官以为他想给埋着的什么东西一铁锹，这在后来会被看作是意外伤，于是他从贝亚斯手里夺过铁锹，小心翼翼地挖着贝亚斯已经开始挖的洞。过了一会儿，一个孩子的尸体出现了，可怜的孩子嘴里插了根扦子，肛门里也插了一根。贝亚斯否认是孩子的父亲。市政官们审判了贝亚斯，判处他绞刑。是他的朋友大法官达尼埃尔·勒·布罗克宣读的死刑判决书。
他的财产被没收了。
郡长在给我讲述这个可怕的故事时说：“贝亚斯缺乏冷静。在他自己用锹去挖尸体时，他就完蛋了。他其实可以很容易地救自己。他只要说：‘孩子死了，我把他给了一个路过的乞丐，让他把孩子埋掉；我给了乞丐一个路易，我不认识他，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人们无法证明相反的情况。人们无法得知孩子埋在哪里，也就无法判他的刑；盖纳西岛在当时仍按照诺曼底的习俗行事，判刑必须要有实物证据。”
郡长问我：
“您会为贝亚斯引用人命的不可侵犯性，就像您为塔普奈所做的那样吗？”
我回答他：“当然。这个塔普奈和这个贝亚斯都是无耻之徒；但是当原则在维护这些怜悯不再维护的人时，这些原则并没有更好地证明自己伟大和出色。”
当贝亚斯被判死刑时，1830年的革命爆发了，贝亚斯对这个现在当上了郡长的马丁先生说：“我宁愿在法国被机枪打死，也不愿在盖纳西岛被绞死。”
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说明：贝亚斯的朋友大法官负责宣读判决书，他的佣人是刽子手，负责行刑。大法官没有任何犹豫；但刽子手有人性。也许是这个花匠不再会绞死人了；也许他的一双手过多地摸过百合花和玫瑰花，再无法打活结了；也许仅仅是这个用法律方式杀人的杀手比法律更有价值，他反感绞死这个给他面包吃的人。事实上，在死刑判决宣读后的第二天，盖纳西岛的刽子手就逃走了。他搭乘了一条走私船，离开了圣皮埃尔。人们搜遍了整个岛找他，但再也没有看见过他。
应该想到这种情况的。
有一个英国人在坐牢，不知犯了什么罪。人们告诉他如果他愿意当刽子手，并以处死贝亚斯作为开端，他就能得到“赦免”。人们称这为赦免。
这个囚犯同意了。
正义总算松了口气。它曾看到了这样的时刻：它的死人头骨再不能吞掉任何东西了，并不是因为它的上颌法官犯了错；而是因为它的下颌刽子手跑掉了。
行刑的日子到了。
人们通过大街把脖子上套着绳索的贝亚斯带到沙滩上绞刑架前。他是最后一个接受这个绞刑仪式的人。在断头台上，当人们要把那顶白色的丧帽拉下来蒙住他的眼睛时，他转向人群，向围观的人喊出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可以出自一个罪犯之口，也可以出自一个无辜的人之口：“只有罪恶使人名誉扫地。”好像要在他身后留下一个谜。
平台缓慢地落下去，因为它没有翻板活门，得整个地落下去。平台的两头用绳子拴在断头台的厚木板上，必须割断一头的绳子，让平台落下去，但平台的另一头还要悬空。那个被赦免的囚犯刽子手、那个毫无经验的可怜虫拿起一把木匠的斧子砍断了绳子，由于他抖得厉害，用了很长时间。人群骚动起来，并没有想到去救受刑者，而是要用石头打刽子手。二十五年后也是这个刽子手绞死了塔普奈。
我的头上就是这个断头台。
我抬起眼睛，就像郡长要求我做的那样。
我们所在的库房是尖顶，内部屋架显得光秃秃的。我们头顶的屋梁上，放着两根长长的小梁，这就是贝亚斯的绞架的横杆。在小梁的上端，可以看到套住横杆的凹陷处，横杆上系着绳子。这根横杆被卸下来了，搁在两根小梁的旁边。在两根小梁的中央钉着两个木锁眼盖，凸出部分支撑着绞刑架的挡板。由屋顶架支撑的这两根小梁本身又支撑着一块巨大的木板，这块木板又长又窄，两头吊着绳子。这块木板就是绞架的平台，这些绳子就是刽子手花了很长时间才割断的绳子。后面有木头做的台阶的梯子，放在平台旁。贝亚斯登上过这些台级。由支柱、横梁、平台、梯子组成了这架丑陋的机器被漆成铁灰色，好像只用过一次。两三个普通样子的长梯子靠墙放着。
在我们右边的角落里，靠近这些梯子旁，郡长指给我看一种木栅栏，由好几块卸下来的木板组成。
我问他：“这是什么？好像一个笼子。”
他回答我说：“一个笼子，是一个示众的笼子。十五年或二十年以前，人们把这东西竖在市场上，让罪犯在里面示众。后来取消了。这笼子就没有用了。”
就像贝亚斯的绞刑架一样，这个笼子也被漆成黑灰色。过去，戴铁颈圈刑用的铁颈圈是铁制的，后来变成木制的，但漆成黑色，好让木头看上去像铁，这种刑具废除了，这是整个古老刑罚的历史，未来也包括在内。
灰尘和阴影覆盖在这个恐怖的机器上。它在遗忘的黑暗角落里腐烂。蜘蛛觉得在这里抓苍蝇很不错，于是织了网。
老式绞架的平台在绞死贝亚斯时运转不灵，人们专为塔普奈又做了一个绞刑架。人们采用了英式翻板活门，它在受刑者的下面打开。一个驻防的军官为打开这个翻板活门发明了一种“非常灵巧”的装置，郡长对我这样说，这种装置得到了应用。
我又回到贝亚斯的绞架旁。
在绳子的一头还可以看见刽子手发抖的斧子砍的痕迹。
郡长对我说：“先生，现在请您转过身。”
他指给我看库房的另一间的屋梁上有一组屋架，颜色像松树的淡红色，就像是一堆乱七八糟堆放在一起的木板和小梁，在这堆东西中首先会发现一个又长又重的梯子，踏级是平的，在我看来梯子很庞大。这一切都很干净、崭新、阴沉沉的。
这就是塔普奈的断头台。
这个库房以前是乡下的法官到城里来审判时的马厩。他们在上庭时把马拴在马厩里，人们现在还可以看到马厩里的栏号。我在标着三号和四号的两个木桩之间停下来。这两个木桩围着的分栏里面有一个破旧的篮子放在地上。就是在这个分栏上面存放着绞刑架最粗的梁。
我问郡长：“这些留给谁？还想用这些干什么？用这些木料可以给一个贫穷的家庭整个冬天烤火。”
在三号和四号之间，靠近房顶的地方，我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东西：在塔普奈的脚下打开过的翻板活门。看到的是翻板活门的下面：巨大的黑锁、铰链、两块把其他的板子连在一起的厚木板。我还看到郡长向我谈起的那个“灵巧”的装置。正是这个过窄的翻板活门导致了死亡。郡长告诉我塔普奈没有被捆牢，他的手臂还可以动；如果捆得牢一些，他会整个地掉下去，就不会动了。库房的守门人进来了，在郡长说话的时候，他来到我们跟前。郡长说完后，他补充道：
“对，就是因为没有捆牢塔普奈，才会造成所有的痛苦。否则，一切都会‘干净漂亮地完成’。”
走出库房，郡长请我允许他告辞。蒂莱尔先生带我去曾给死后的塔普奈浇铸头像的石膏工那里。我答应了。
我对城里的街道还不熟悉，这些街道在我看来就像迷宫。
我们穿过好几条圣皮埃尔港的街道，这些街道长满了青草，来到一条相当宽的大街上，它延伸进一条细谷，整个城市被这样的四五条细谷分割开。在一栋房子的对面有一家大理石加工店，这栋房子前有两棵修剪成圆锥形的松柏。我们走进大理石店的院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堆墓地十字架和墓石，有的竖在通道上，有的靠在墙上。有一个工人独自在棚顶下用油灰黏合陶砖。蒂莱尔先生用英语同他说了几句话，工人答道：“好的，先生。”他走到摞在棚尽头的那堆木板前，在石膏制品和灰尘里找了一会儿，回来时一手拿着一个面具，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头像。这就是塔普奈的面具和头像。人们给面具上了玫瑰色，头像的石膏还是白色的。面具是在还有胡子和头发的时候从面部取下的；接着，人们把他的头发和胡子剃掉了，模塑了光头、面部和脖子。塔普奈在盖纳西岛很有名，就像拉斯奈尔在巴黎很有名一样。
郡长曾告诉我这个面具显出一种奇怪的平静。它使我想起匈牙利出色的小提琴家赖梅尼，因为特别地相似。外表显得很年轻，很严肃，闭着的双眼好像睡着了；只是有点涎沫把上唇的一角抬高了，涎沫相当厚，否则石膏留不下其痕迹；如果长时间地观察这个面具，会发现抬高的上唇使面具有一种阴险的嘲弄表情。尽管在模塑时，脖子上的肌肉弹性使脖子几乎恢复到自然的大小，但绳子勒出的痕迹依然很深；活扣明显地印在右耳下，在那里留下了一个丑陋的肿块。
我想带走这个头像。人们三法郎卖给了我。
在这痛苦的道路上我还有最后一站，因为罪恶就像美德一样有它自己的痛苦道路。
我问蒂莱尔先生：“塔普奈的墓在哪里？”
他做了个手势，又上路了，我紧随着他。
在盖纳西，就像在所有的英国城市一样，墓地都是在城里。我们来到一条街上，街的两旁种着树，几乎没有什么房子；从沿街的矮墙望去，两边都是墓石，有的是竖着的，有的是躺着的。
蒂莱尔先生指着我们右边的一扇开着的门对我说：
“就是这里。”
我们穿过门，这里是埋葬外国人的墓地。
我们来到一处长长的平行四边形的地方，周围都是墙，地上长着草，墓地一个挨着一个。开始下雨了，地上的草被打湿了，浓浓的乌云缓慢地在天空移动。
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听见一声锹响。这个声音停了下来。半截活人的身子从墓地尽头的土里冒出来，他吃惊地看着我们。
这是掘墓人正在挖墓穴。他半个身子在墓穴里。
看见我们后他停下手里的活计，他还不习惯看到活人进到这个地方，他只是死人客栈的主人。
我们穿过坟墓朝他走去。这是个年轻人，他身后有一块墓石，上面长满了青苔，刻着这样的字：
致安德烈·雅辛斯基
1844年6月16日
我们朝他走的时候，他又开始挖起来。我们来到他正在挖的墓穴旁，他抬起头，看着我们，用锹打着土。土发出空心物体敲打时的粗沉声。他对我们说：“这里有个死人妨碍了我。”
我们明白了他又一次挖的时候遇到了一口旧棺材。
说完后，他不等我们回答，他又弯下腰挖土，不再理睬我们。就好像他满眼都是阴影，再也看不见我们。
我向他发话了。
我问他：“是您埋的塔普奈吗？”
他重新站起身，望着我，好像在搜寻记忆。
他说：“塔普奈？”
“是的。”
“被吊死的那个？”
“是的。是您埋葬的吗？”
他答道：“不是我。是莫里斯先生，他是墓地的头。我只是个工人。”
在掘墓人当中也存在等级制度。
我又问：
“您能指给我看他的墓穴吗？”
“谁的？”
“塔普奈的。”
他回答我：“在另一个被吊死的旁边。”
我对他说：“把具体的位置指给我。”
他把手臂伸出洞穴，指给我看我们进来的那扇门边的一块方形草坪，大约有十五步方圆，那儿没有坟墓。布满墓地的墓石到了这块方地边缘就没用了，好像在那里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坟墓也是如此。靠在临街墙上的最近的那块墓石写着墓志铭，墓志铭的下面有四句英文诗：
纪念
阿梅丽娅
约翰和玛丽·温库姆的
女儿
我走进掘墓人指给我看的那块孤立的方地里。我缓慢地走着，目光盯着地上。突然我感到脚下有一块凸起部分，由于草长得高，我的眼睛没有看到。这就是塔普奈的坟墓。
塔普奈的墓穴就在墓地的门旁边，在一间关着门的破房子的脚下，这个房子是掘墓人放铁锹和铲子的。
在破房子的旁边，我发现还有另一处凸起部分，长方形的，比塔普奈的更难发现。这是贝亚斯的墓。
我问掘墓人：
“您知道绞死塔普奈的刽子手住在哪里？”
掘墓人答道：
“刽子手死了。”
“什么时候死的？”
“塔普奈死后三个月。”
“是您埋的他吗？”
“不是。”
“他也埋在这里？”
“我想不是。”
“您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我从塔普奈的墓穴里拔了一把草，放进我的包里，然后我就离开了。
人随着年事的增高，对思想和事物达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这不是别的，而是一种牢固的生活习惯。他成为他自己的传统；通过记忆，他与他在儿时、年轻时、成人时的所见、所做、所感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与他的游戏、他的爱情、他的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着迷地转向所有构成他的统一性的东西，转向幻觉、转向情感、转向激情、转向快乐，尤其转向痛苦。他度过的每一天都是一个链节，对他来说，人、生活就是整个链条。他感到他身上有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存在，就是成为人曾经所是的整体；这就是他所理解的最重要的东西。拿着这东西，把它奉给无论什么新的、年轻的生命，条件是不再经历他所经历过的、不再爱他所爱过的，他宁愿去死。放弃未来比放弃过去更容易。自我难以驯服的强力就来源于此。
人只有在回忆的条件下才能理解和接受不朽。
存在，对聪明的人来说，就是不断地把过去的他和现在的他做比较。
1856年
4月1日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用的四枚钉子叫作无知、自私、虚伪和黑夜。
4月14日
法国刚暂停了一个名叫特罗杜的市长的职务。
自由、平等、博爱。急躁。但是请赞成生活下去！您是在梦想死亡。
波拿巴先生，您做得太过分了；您胡乱地迫害；您是一个平庸的西拿177。
谁不善于限制自己，谁就永远不懂流放。
我不知道皇家学院是什么东西。我不认为人们可以不由自主地成为竞争对手，成为官方荣誉的奴隶，强迫接受强加的奖；我请求学院让我安静点。
26日夜
天亮时，我醒了。我听见敲打墙的声音。我为死去的人、活着的人，为我们大家，为生病的奥古斯蒂娜178祈祷。我又睡着了；我不时地醒来，又听见敲打声。显然在我睡着的时候，这声音就没有停过。没有一丝风。挂在窗外的一条毛巾没有微微抖动。
太阳升起来了，公鸡在高唱；所有的声音都停了，敲打声也消失了。
12月6日夜
我女儿卧病在床，非常痛苦；她的母亲在她的床边放了一把椅子，准备在她身边过夜。我上床时心里也很不安。我热烈地祈祷。我住在这栋房子最高的房间里，房间朝着大海，与隔壁的房间仅一墙之隔，隔壁住的是两个女佣：康斯坦丝和玛格丽特。
深夜，我醒过来，一边祈祷一边悲伤地想着。我在万物寂静中沉思了几分钟，听见我身边有歌声；歌声好像来自隔壁的房间。我听着：这是人的歌声，轻柔、模糊，在空中飘荡。我想可能是有个女佣醒了，在唱歌；但轻柔的歌声有一种令人吃惊、绵延无限的东西，使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估计是有个女佣在睡梦中唱歌，但唱的旋律含糊不清，没有歌词，节奏是连续的，紧凑的，与睡梦的不连贯完全不可调和。我这样自言自语，最后相信是自己在做梦；我感到歌声在我耳畔模糊地盘旋着，我又入睡了。
过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不会很长，我醒了过来。这一次是歌声把我弄醒的，这歌声始终像是从隔壁房间传来；比第一次更清晰，很明确，唱得又忧伤又迷人，可惜我不是音乐家，无法把它记下来。就像提塔妮娅的低语音乐。
早上，我问女佣是她们中的谁唱歌。她们整夜都睡得很香，我提的问题令她们很吃惊。
我下楼去打听女儿昨夜的情况，她的不适加重了，她和她母亲整夜都没有睡觉。
我本来是不打算说出我听见的东西，可是我妻子在叙述女儿发烧的情况时突然说：“有一件事令我不安；昨天半夜，我听见壁炉里有歌声；我的女儿没有睡着；我问她是否也听见了歌声；她告诉我：是的，但我不敢对您说，怕您以为我有幻觉。”
关于这个问题，我问妻子：“这歌声像什么？”她回答我说：“很轻，很柔，很优美，像蟋蟀和夜莺。”
正在听我们说话的女儿开口说：“不，不是昆虫或鸟的鸣唱，很像是人在唱。”
接着，我妻子又告诉我女儿有点害怕，于是就对她说：“别害怕，是蟋蟀在叫，是夜莺。”
这歌声持续了四个小时；我妻子和女儿一直都在听。到了凌晨五点左右，歌声才停下来。
她们都说是从房间里听见歌声的，歌声太轻了。把我弄醒的歌声也很轻，在底层一般听不见。我住在屋顶下，她们的房间与我的房间隔着高高的两层；她们的房间朝前，我的房间朝后。另外，歌声不可能从壁炉来，因为我的房间没有壁炉，我这一层也没有。再说我是从我的右边听见歌声的，而壁炉口在我左边的屋顶上。
1857年
我关于选举的建议
盖纳西岛高城别墅1月29日
有几个最勇敢、最经得起考验的民主派人士征求我对选举的意见。我今天的回答就是我在五年前帝国选举时的回答。
请你们弃权。
从原则上讲，投票表决，就是承认波拿巴先生，就是同意他的宪法，同意他的投票选举，同意他的省长，同意他的普选，同意他的警察部长；就是作为成员进入他的政府；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强盗。路易·波拿巴先生在1851年是强盗，在1857年也是强盗。时间在法律上解除了罪行，但在精神上却没有。
从政治行为来看，投票表决，就是危害共和党和革命的未来。
因此，请不要投票。
在波拿巴先生面前，只有两种可能的态度：弃权或起义。
只能放弃一种，而采取另一种。
维克多·雨果
7月
英国在路易·波拿巴的名义下与污秽联盟，并为这联盟感到高兴。在欧洲的这一成功受到意想不到的反击，那就是印度反英国的暴动，是有关猪油的。似乎上帝对与路易·波拿巴联盟的英国说：“啊！你想靠猪来生存？那好吧！你就会因它而死。”
王宫的一个首饰商发现他在账簿上记的日期弄错了，应该是9日，他写成了8日。他把8改成了9。他做了什么？他修改了日期。不。他砍了勒苏尔克的头。
我写下了这些话，我拥有不同公债的利息，我可能明天就会破产，因为在离我五千法里的地方，在印度，一个殖民军的下士会认为他的子弹上涂的东西是猪油，好让子弹滑进枪膛。因此，殖民军反英国的宗教起义，印度解体，英国人被赶出亚洲，英国的破产，带来欧洲的破产——以及我的破产。
所有的命运都是如此。
人所称的历史、事件、形势的连锁性、命运的兴衰……这些只是深渊的反击那令人眩晕的连续。
精神在它愿意的地方送风吹气。荣誉去它应该去的地方。
可怜的农民是历史的缺席者。
思想的自由；爱的自由。前者是精神的权力，后者是人类心灵的权力。在人们称之为异端和通奸这两者之间有一致性。
什么时候才会让良心平静？
什么！你们抛弃了上帝对人的合法占有，接受了女人对男人，男人对女人的合法占有？婚姻比宗教更不可侵犯吗？部分比总体更大吗？
只有两件神圣的事情：宗教上是信仰；婚姻上是爱情。
去信教。去爱。这就是所有的法律。
路易十五没有其他的国王严厉，但比其他的国王堕落。他由于腐化堕落而变得温和。
1858年
索马雷4月5日三点三十分
在我画画的时候，孩子们在一个窗口高喊：“维克多·雨果万岁！共和国万岁！皇帝万岁！”
6月27日
夜里我做了一个梦，L.波拿巴为预防狂犬病颁布了如下法令：我，拿破仑，等等，颁布法令：第一条，不再有狗；第二条，所有的狗都升到警察的职位；第三条，咬了人的狗都将被免职；第四条，狗叫要用法语。
1858年7月12日夜里发烧：我听见我的脉搏在我的耳朵里跳动。
片断
玛格丽特很年轻就死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肥胖的女资产者冈达尔太太对她说：“玛格丽特，你没有饭吃？”“是的，太太。”“你想来为我服务吗？”“很愿意，太太。”“我只对你提这些要求：要善良，温和，主动，忠诚，从不生气发火，只考虑责任，最后一个睡觉，第一个起床，不停地干活，把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照顾所有的一切，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你愿意，我收你做女佣。”“我把您当大天使。”她低声在玛格丽特的耳边说，“当作上帝。”玛格丽特接受了在上帝家的工作。
爱情、荣誉、崇高、善良、尊严、自由、宗教，上帝反感复数，在复数中变小了。
有些人拥有无法交流的启示，这使他们被看作疯子。那些拥有可以交流的启示的人是魔术师，他们创立了宗教。
1859年
5月6日
1848年的社会主义解决方法已经过时。未来丝毫不是寄托在这个过去上。
塞尔克岛之行
5月26日—6月10日
塞尔克岛分两块；大塞尔克和小塞尔克，这个岛使人联想到一种野兽，一条匍匐着的巨大泰拉迈纳水蛇或一条在海中央的水牛。大塞尔克是身子，小塞尔克是头；大塞尔克和小塞尔克之间的纽带库贝是脖子。这脖子很细，弯弯曲曲，就像绦虫波动的身子。一条狭窄的小路在库贝的高处蜿蜒曲折地延伸着，形成一道长长的沟，显出脖子的凹陷处。
这条小路的左右边都是深渊。海水有四百法里深。从右边可以看到盖纳西岛，左边可以看见泽西岛。在盖纳西岛一边，斜坡很陡，但攀住荆棘还是可以下去的；在泽西岛一边，则是陡峭的悬崖。在盖纳西岛这边，地峡形成的海湾虽然很荒凉，但看上去很像个小海湾；在泽西岛这边，是井底。
平静的大海
帆缓缓扬起，风平浪静，
船在航行，一小时前肯定就能到达；
无所事事，风和日丽，令人遐想，
水手们躺在绳卷上。
1859年从海上乘船去塞尔克岛。
我们一点二十五分离开盖纳西岛。
二点四十分到达高斯林港。
5月30日
在库贝。三面绝壁的深渊。我凭倚深渊的栏杆，观看着海鸥的午餐和鸬鹚的海水浴。
库贝的进口。从岩石里切开，缺口是淡红色的两面墙。——在石缝里长着夏季的花：雏菊、驴食草。
塞尔克岛6月10日上午十一点
滑进岩石的那个人被夹在狭窄处上不来，被迫等着涨潮，让海水充满这个缝隙。可怕的死亡。
塞尔克岛6月现场获得的田园诗
沃丹大妈，我。
沃丹大妈手里拿着一把刀，正在宰一只畜生，阳光灿烂，花草茂密。
我：“这是什么？”
沃丹大妈（她的女儿在帮她）：“先生，我们正在屠宰。”
我：“这是只鸭子吗？”
沃丹大妈：“不是，是尖锤。”
我：“这是只鹅吗？”
沃丹大妈：“是的，很肥，先生。它们都很漂亮，也很年轻。”
8月19日
有罪者原谅无罪者，强盗给正义者平反，法律的违背者宽恕法律的维护者；这样很好。
我让欧洲对着正义和真理的脸鼓掌欢迎赦免。
蔑视到了一定的深度，唯一的可能就是沉默。
12月的流亡者应该对帝国进行无情的正义战争。这场战争何时结束？到帝国的末日或流亡者的死亡。
我想保持自由。
我愿继续战斗。
这个在今天取得胜利，统治着他称为帝国的东西的可怜虫的错误在于相信他流放了人；他流放了权力。他没有驱逐这个或那个人民代表，他驱逐了正义；他没有放逐这个或那个公民，他放逐了自由。他逐出了思想、理智、进步、光明；可以这样说，他从法国驱逐的是法国本身。
当这一切都回归的那一天，我们也会回归。至于被这些人称作赦免的这件事，请允许我们对这种放肆无礼闭口不谈。
要发表的戏剧集前言。
我的保留剧目八年以来没有在巴黎上演过，显然剧院的大门对我关上了。我决定发表我的剧本。
给我的孩子们
如果我去世了，这是很可能的，没有完成我脑子里的东西，我的儿子们将把我留下的没有题目的所有片断都汇集起来，从最长的片断到一行或一句诗的片断，尽最大努力把这些片断整理好，然后以《海洋》为题发表。
他们将总是两个人一起（从来不许一个人干，因为需要特别认真的态度）对我的文件进行整理和分类。他们的母亲和姐姐可以参加，有发言权。
如果他们需要裁决，他们可以请A.瓦里克和P.默里斯帮助他们。
高城别墅，1859年12月28日。
V.H.
1860年
如果我被捕了，枪毙我的命令在1851年12月就要下达。我是在12月3日朗德兰家的会议上得知的，是吉罗姆的儿子、路易·波拿巴的堂兄拿破仑议员通知我的，他和我们一起共同反对总统的背叛。他甚至为我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在他自己的家里，阿尔及尔街5号。我没有利用这个避难所，但我记得很清楚，正是为了这些理由我在攻击帝国的时候，我没有说出吉罗姆·拿破仑和他父亲的名字。
如果说我没有被捕，并因此被枪决，如果说我现在还活在世上，那是多亏了朱丽叶·德鲁埃夫人，是她冒着生命危险、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使我免遭一切陷害，她一直关心照顾我，为我找到可靠的避难所，救了我；她是以多么出色的聪明才智、多么巨大的热情、多么勇敢的大无畏精神为我做了这一切；只有上帝知道，上帝会奖赏她！她日日夜夜奔忙，在黑暗中独自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穿行，骗过哨兵，发现暗探，在枪林弹雨中勇敢地穿过大街，总是在猜我在哪里，一旦要救我，她总能找到我。对她的传票已经发出，她今天以流放作为她忠诚的代价。
她不愿意我说这些事情，但这些应该被人知道。
我请求她允许我在此虔诚地、发自内心地为她做证，让我把这本书放在她的脚下。
维克多·雨果……高城别墅，1860年1月2日，于流亡的第九年的年初。
在路易十五在酒神节建造还是孩童的路易十六的断头台的时代。
革命杀死路易十六的行为，就像倒掉毒药又砸碎了瓶子。
革命。人民记得有人对他们所做的一切。
片断
5月底—秋初
好嫉妒的人的特性就是欣赏平庸的人。
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因素汇集在一起构成人权。它们是不可分的，这三个原则构成一个原则。这三个无法分开的原则引出的结果就是唯一合法的社会形式。它的名字叫共和国。
从原则的不可分割性产生公民的团结一致性。
人民是什么？就是人与人的联合。人在人民之前是至高无上的。人民的至高无上是由人的至高无上所承认的一切组成的。人的至高无上只从属于人权。
人民的至高无上有一个机构：普选。所有的集体最高权力都是自行裁决，通过多数进入行动。普选只有在透明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它的职能，共和国在普选周围给予了尽可能多的光明。所有的自由都是这些光明：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公民自由。
权力是人对自己的最高权力。人民的最高权力无法对权力产生任何影响，它是从权力中延伸出来的。结果对原因没有影响。人民的最高权力无法改变权力或权力的任何一部分。它拥有权力的用益权，仅此而已。每个个人都是权力的样本，是完全的、活生生的、无法摧毁的样本，就像精神原子。人民的最高权力既不能取消，也不能缩小这个原则样本中的任何一个，这些样本称之为公民。集体无法消灭个体。
人民的最高权力无法对权力产生任何影响，普选无法对共和国产生任何影响。普选观察着共和国；它不付表决。权力在永恒中闪光，普选在暂时里发挥作用。权力统治，普选管理。普选在有限的时间内分配集体权力的份额，因为这些权力需要一定的连续性。
完整的个体是男人和女人加上孩子。因此，除了男人的权力以外，还应该有女人的权力。女人的权力是：不再有奴役（心灵的自由与精神的自由一样神圣）。孩子的权力是成为大人；造就人的是智慧，造就智慧的是教育。因此，孩子的权力是免费、义务教育。罪恶来自无知。教育和惩罚是平衡的两个极端，给其中之一加上的东西将会从另一个中取消。提高教育，惩罚就会下降。假定教育是完美的，刑法就会自行消失。
用理想的因素建立起来的社会将以自身的明澈消灭无知、贫困、断头台、苦役、战争、各种形式的专制、各种形式的奴役……
在政治秩序中，所有不是这样的社会都一钱不值。在产生于人权的社会权力之外，一切都是越权。
7月9日
我死了以后，我的著作权属于我的孩子们。他们可以自由地支配。但愿他们不要允许出版《选集》。在一个人的身上做任何选择都是对他的削弱。太监就是被人做过选择的人。
如果我的直系子孙死了，我不愿意我的著作由旁系继承人继承。
我把我的书献给法国。公产将这些书给人民，如果它可以的话，以原价给人们。我的著作是我的灵魂，我的灵魂属于我的国家。
1860年
我的私生活正是我的荣誉。我生活在这个世纪，我至死都是爱的自由的捍卫者。爱的自由与思想的自由是同样的权力；前者与心灵相称，后者与精神相称；这两种自由是意识自由的两面，它们是人的灵魂最深层的圣殿。我相信什么上帝，我爱哪个女人，任何东西都无权知道，法律和人皆如此。目前的婚姻仅仅是婚姻而已，就像目前的宗教仅仅是宗教而已一样；今天的盲人称之为通奸的东西与过去的盲人称之为异端邪道的东西没有两样。
下面的事发生在1860年的法国巴黎：
您在大街上的一家店铺前。您正看着一件要出卖的物品。
突然有人朝您的体侧打了一拳。
您转过身。您看见您的面前有一个警察。警察打完后对您说：走。
您随口说出这样一句话：能不能说话的时候不打人？
警察盯着您看，然后说：“啊！你还论起理来了！去警察局！您会被抓起来。”（这些是布斯盖先生讲述的）
第二帝国的宪法是什么？是89年，是由法庭的沉默、新闻的奴役、被取消的个人自由、被迫沉默的良心、教会的绝对权力和军队的强权组成的89年；再加上警察。
这一切使人想到这样一只母鸡：它有狼的头，老虎的身子，鹅的脚爪，猴子的尾巴，鳄鱼的眼睛和野兔的耳朵。
1860年的宗教运动。
9月，西班牙王后献给圣父八门有膛线的炮。
下面这个事实可以看出19世纪对皇家的尊敬已经到了何种程度：1860年威尔士王子出访加拿大和美国。走钢丝的演员布隆丹在一封写给纽约《晚间邮报》的信中提议：为了使王子进入美国国土的行动显得更加庄严，他无偿地为王子陛下表演踩独轮车从架在瀑布上的钢丝穿过尼亚加拉大瀑布。
我们接受修道院过去所有的批评。这些批评都是正确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有一种批评没有提出来，而这种批评是最严肃的，它是这样的：修道院只是一种幸福的工具。一件值得赞叹的工具，但它只能达到自我。无论是什么样的苦修、约束、痛苦，只要修道院这个机器将它们转变为快乐，它们就应该不再被看作痛苦。
持续的祈祷可能是地与天之间、可见物与未知物之间、人与上帝之间内心交流的必要形式。在各处有烧香的地方很好。修女是祈祷的花朵。
人们对显微镜在最清澈的水里和最透亮的意识里发现的畸形生物感到目瞪口呆。
人类有一个古老的错误。在年轻气盛的时候，我犯过这个错误。你们也犯过！
只是你们与我相比有一个优势
人们不知你们所为而知我所为
说到这里，我要回答一个指责：有一次我为违反了一条荒唐的法律而受到一种同样荒唐的特权的保护179。对那些因此而指责我的人，我的回答是我既没有制订这项法律，也没有制订这一特权。前者攻击我，后者维护我。而我只是在自然的权力中，而自然的权力高于社会的权力，它是人心的自由。
您爱上一个不是您丈夫的男人吗？那好，投入他的怀抱吧。和一个您不爱的人在一起，您就是他的妓女；和您爱的人在一起，您就是他的妻子。在性的结合中，心就是法律。自由地爱，自由地思想。剩下的一切就看上帝的安排了。
当法律与权力相违背时，那就只有一种勇敢的方式反抗它们：违反它们。
这些法律使孩子成为父亲的财产，使女人成为丈夫的财产，使上帝成为教士的财产。
人们称之为通奸和异端邪说的东西都属于自然权力。
在我们目前的这个社会里，有人们称之为嫁妆的买卖，有人们称之为丈夫的暴君，通奸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前者和最神圣的自由即爱的自由对妇女的奴役和婚姻的专制的反抗。
这是无政府的反抗，但却是合法的反抗：这反抗是激烈的，是不规则的，但就像自然一样是深沉的，难以遏制的。
通奸：反抗和法律。
直觉是理智的浅海区。
精神原子和物质原子一样是不可能停止存在的。
有两种方法看清楚。
应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不相信自己眼睛的人是伽利略。
我同意创造恶或允许恶的上帝是不可理喻的。
但一件不可理喻的事就可以不存在，事情有这样简单吗？
上帝是无可争辩的不可理解之事物。
人如果失去了团结，人心就失去了统一。
让一个瞎子站在太阳下，他看不见太阳，但他能感觉到太阳。他会说：唉，我感到热。我们正是这样在看不见的情况下感受绝对的事物。有一种上帝的热。
死亡是心的悲伤，是灵魂的胜利。
死亡并不是一个坏的秘密，它是一种延续。
让我们习惯于不带恐惧地看着人向永恒的神秘延续。努力尽我们所及在坟墓里尽可能远地看见它。
让我们俯视在生活的边缘，注视着这神圣的黑暗。我们会变得更好。
死亡是神圣的，死亡是有益的。人们从中所能看见的东西都是好建议。
死亡不是非正义的。坟墓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黑暗之处。它没有陷阱，也没有圈套。
我俯视着这个阴影，在某一个深度上，即使不是最深，也是很可怕的深度，我看见永恒的、宽阔无边的黎明渐渐变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