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洛·卡尔维诺回答《咖啡馆》杂志访问[6]
个人资料
我是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在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哈瓦那附近的一个小村镇出生的。我父亲，利古里亚省圣雷莫人，农学家，在那里主持一个农业实验中心，至于我母亲，撒丁岛人，植物学家，是他的助手。很遗憾，我对古巴不复记忆，因为一九二五年我已经回到意大利圣雷莫了，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国一起主持一个园艺实验中心。关于我的远洋诞生，保存下来的不过是个很难书写的出生地名，一些家庭回忆，和一个灵感来自海外移民对自己家园守护神的虔诚，但在祖国听起来却太过响亮有卡尔杜齐[7]味道的教名。一直到二十岁我都与双亲同住在圣雷莫，生活在一个满植热带奇花异草的花园里，和我父亲那不知疲倦的老猎人一起徜徉在内地树林中。等到了念大学的年龄，基于家庭传统而非志趣，我选择了农学系，其实我对文学已经向往。同时德军占领了意大利中、北部，一股古老情操促使我与加里波第军并肩在少年时我父亲即教我认识的树林中作战。解放后我改念文学，还是都灵，稍嫌匆忙，于一九四七年毕业，论文研究的是康拉德。我进入文学圈是一九四五年底左右的事，进到维多里尼[8]主持，登了我早期一个短篇的《综合科技》杂志。当时我真正的第一个短篇已由帕维塞看过，推荐给穆谢塔（Carlo Muscetta）的《阿瑞杜莎》杂志刊登。我作家性格的形成，要感谢帕维塞，在他生命最后几年，我与他朝夕相处颇受熏陶。四五年起我定居都灵，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周围打转，先为他们兜售分期付款书，然后在编辑室工作直到今天。这十年间我只写了我想写的一小部分，只出版了我写完的一小部分，付梓的共有四册。
最赞赏您的批评家是哪一位？最不以为然的呢？
从一开始，大家对我的书都太过奖了，不论是知名人士（很高兴能在这里提到得·罗伯提斯〔Giuseppe De Robertis〕，他跟踪着我从第一本书到现在，以及为《分成两半的子爵》撰文的艾密利欧·切基〔Emilio Cecchi〕，和波〔Carlo Bo〕、波契利〔Arnaldo Bocelli〕、庞帕龙尼〔Geno Pampaloni〕、法奎〔Enrico Falqui〕，还有我的第一位书评作者，已故的卡裕密〔Arrigo Cajumi〕，或与我同一代的年轻人。少数持负面意见的批评家反倒更吸引我，更教我期待：但是一个严谨深入、让我有所受益的负面批评，我还没看到。《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出版时有一篇恩佐·加奇诺（Enzo Giachino）的文章，对该书大加抨击，说得一无是处，教人汗颜，极尽嘲讽之能事，或许是所有关于我作品的评论文章中最美的一篇，偶尔重读还看得津津有味的文章之一，但要说有用，连它对我亦无任何助益：它只触及我作品的表面问题，我独力亦能超越。
您可以简短说明您的美学标准吗？
我对文学的大致看法，部分已在去年二月的一场会议上解释过了（《狮心》），不久前发表在一本杂志上。现阶段我不打算多加补充。不过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敢奢言能实现我所宣扬的那一套。写我所能写的，伺机而动。
哪些环境、人物和情境会吸引您从中汲取题材？
我还不完全清楚，或许这是我常换领域的原因。但几乎所有我比较成功的作品都离不开利古里亚海岸，所以说多跟童年及青少年世界有关。就忠于个人题材这个角度来看，离开童年和世代栖居的那片土地，教我顿失一向不虞匮乏的滋养，但由另一个角度来看，当你身在其中时又说不出所以然来。都灵，基于许多深层理由是我的第二故乡，长久以来我试着要写它老写不好。或许我得走开，才写得出来。至于不同社会阶层中，我很难说自己钟情于其中一个。之前我描写游击队，觉得得心应手：关于游击队我懂得不少，藉此我还探知了许多其他道路，包括社会边缘面。劳工，我也很感兴趣，但还不知道如何下笔。感兴趣是一回事，使其跃然纸上是另一回事。不是泄自己的气，我可以学，迟早问题。至于我所属的阶层，算是资产阶级，我并不觉得怎么亲，因为我的家庭一向不曲意逢迎，视潮流及传统为无物：说实在的，资产阶级作为论战议题也引不起我多大兴趣。我之所以大发议论是为了回答问题，可不是有什么教我寝食难安的困惑。我喜欢说的故事都是人类追求完整的故事，然后透过实质及精神上的同时考验，超越被强加在现代人身上的异化与分裂。我想我作品中值得探讨的是创作与精神上统一性的问题。
您最欣赏的意大利当代作家是哪位？年轻作家中较引起您注意的有谁？
我认为帕维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最复杂、最丰富的意大利作家。任何问题一经提出，都不可能不溯及他这位文人、作家。一开始维多里尼的论述对我亦有重要影响。我说一开始是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半途而废的论述，有待延续。之后，着魔于语言新实验的阶段过后，我偏爱的是莫拉维亚，他是意大利唯一一个就某个角度来说我愿称之为“风俗”派作家：定期交出的作品中有我们这个时代时光流转间对道德所下的不同定义，与风俗、社会变动、大众思想指标息息相关。因为对司汤达的倾心，我对托比诺（Mario Tobino）颇有好感，但他自恃乡下人而且是托斯卡纳省的乡下人这一点，我不能谅解。我与卡尔洛·莱维（Carlo Levi）的知心及对他有所偏爱首在于他的反浪漫，还有，他的非虚构叙事文学，我认为是社会、问题文学中最严肃的作品，虽然我并不同意他认为这类作品应取代小说的看法，我觉得小说要为其他东西服务。
我们来看年轻作家。一九一五年出生的少数几位作家中，卡索拉（Carlo Cassola）和巴萨尼（Giorgio Bassani）探讨的是意大利资产阶级的良心挣扎，他们的短篇是今天可读性最高的小说：不过我对卡索拉处理人际关系的连锁反应，巴萨尼矫揉造作的朦胧主义手法有意见。更年轻一辈的，开始研究冷硬派小说，生动、鄙俗，走在最前头的是雷亚（Domenico Rea）。现在还有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于同辈中属于最早出头的那一批。写诗写小说，他写了一本我对其“创作观”诸多保留，不过再三咀嚼后愈觉耐人寻味的小说，是成功之作。
您最欣赏的外国当代小说家是哪一位？
大约一年前我曾写到海明威在我创作生涯初期的意义。当海明威不再足以满足我时，我不能说有另一位当代作家取代了他的位子。这五六年来我也在啃我的托马斯·曼，愈读愈着迷于其内涵之丰富。不过，我一直在想，今天该用另一种方式写作。我与过去的作家之间的关系更自由，我让自己一头栽进去毫无保留：我十八、十九世纪的老师及朋友不计其数，跟他们的友谊是天长地久的。
您的书在国外反应如何？
现在还言之过早。《分成两半的子爵》现在要在法国出版，接下来是德国。英国春天要出《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半年后会出《乌鸦最晚到》。
您在准备哪一部作品？
我不说没有定数的事。
您认为文人应该参与政治吗？如何参与？您的政治倾向为何？
我认为人人都应该参与政治。文人亦然。我认为公民及道德意识对人理当有所影响，迟早对作家也会有影响。长路迢迢，没有他途。我认为作家应该保持一个开放、不可能拒政治于门外的论述空间。我在共产党近十二年，始终忠于这些原则，我许多朋友因为共产意识与作家意识水火不容的矛盾冲突备受煎熬，让他们以为必须二选一，这在我身上从未发生。凡让我们放弃我们自己一部分的必是负面的。我参与政治和文学的方式依能力而异，但两者其实是以人为中心的同一话题，我皆感兴趣。
专访画像
我是科学家之子：我父亲是农学家，我母亲是植物学家，两人都在大学执教。在我们家唯有从事科学研究才算光彩，我一个舅舅是化学家，大学教授，娶了一位女化学家（其实我有两个化学家舅舅，娶了两个化学家舅妈）：我弟弟是地质学家，大学教授。我是家中败类，唯一一个从事文学工作的。我父亲是利古里亚人，家族在圣雷莫历史悠久：我母亲是撒丁岛人。我父亲在墨西哥待过二十多年，是一所农业实验中心的负责人，之后又去了古巴：在古巴我母亲是他的助理，他们因交换研究论文而认识，在一次意大利短程旅行途中结婚：我是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在哈瓦那附近一个叫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的小村镇出生的。很遗憾，我对古巴不复记忆，因为两岁不到我人已经回到意大利圣雷莫了，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国一起主持一个园艺实验中心。关于我的远洋诞生保存下来的不过是一个很复杂的出生地名（在篇幅有限的个人资料中我都用那个更真实的代替：圣雷莫），一些家庭回忆，以及我母亲预见我将在异国成长，为了不让我忘记故土所取的一个在意大利听起来很像国家主义好战分子的教名。一直到二十岁我都与双亲同住在圣雷莫，生活在一个满植奇花异草的花园里，和我父亲那不知疲倦的老猎人一起徜徉在利古里亚阿尔卑斯山区的树林中。高中毕业后曾尝试承继家里的科学传统，但其实我心里向往的是文学，结果中途辍学。同时德军占领了意大利中、北部，由于我青少年期所受薰陶，自然而然加入加里波第军与游击队并肩作战。游击战就在少年时我父亲带我认识的树林中进行，在那片景色中我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认同，和对人类痛苦世界的初步发现。
因为那次经验，几个月后，那是一九四五年秋天，我第一批短篇小说诞生。第一篇寄给了一个当时在罗马的朋友，帕维塞觉得不错，交给穆谢塔的《阿瑞杜莎》杂志发表。那一期的《阿瑞杜莎》出刊甚晚，拖到隔年。其间维多里尼看了我另一个短篇，登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综合科技》杂志上。
我改念文学系，还是都灵，因为特别照顾由战场回来的士兵，我直接插班三年级。一九四六年一年中考完所有四年该考的试，有些科目分数还不错。四七年以研究康拉德全部作品为论文毕业。我大学念得太匆忙，后悔莫及，可是当时我心另有所属：我积极投入政治，对此并不后悔：新闻工作，为《统一报》就各式题材写稿：还有文学创作，那几年我写了为数惊人的短篇，一个长篇（二十天写完，那是四六年十二月），书名是《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就这样筑起那个创作天地，之后起起落落我不曾远离。四五年起，主要是四六年帕维塞回到都灵后，我开始围着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打转，最早是去兜售分期付款书，一九四七年成为编辑，一直到今天。不过从我与《综合科技》杂志合作以来，米兰和维多里尼对我亦频频召唤。我跟罗马的关系是争辩加上吸引力，那里有卡尔洛·莱维，和其他批评家如莫拉维亚、艾尔莎·莫兰黛、娜塔利亚·金芝柏[9]。
我在铁幕两边的一些欧洲国家旅行过，不过这些旅行不值一提。
工作方面需要潜心研究、做文献整理的是《意大利童话》（一九五六年）；花了两年时间，我乐在其中；但后来未再继续研究工作，我最关心的还是当一个作家，这已经够我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