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上，五九年十一月三日
亲爱的丹尼耶雷[11]，亲爱的朋友们：
无趣，是我对这次横渡大西洋的印象。我干嘛不搭飞机呢？可以在大手笔交易和强权政治世界的律动中到达美国。而今我抵达时已经被沉疴的美国单调、垂垂老矣和衰竭的生命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好在经过令人绝望无聊的四晚后，我只需在轮船上打发最后一晚。搭船横渡大西洋那属于“美丽新时代”的情趣再也激不起任何想象的火花。你在蒙特卡罗或圣培雷葛林诺还能重温往日时光的些许回忆，在这里找不到，因为这艘大西洋游轮是新玩意，是今日为夸耀而造的过时物，船上尽是陈腐、老迈、丑陋的人。将此无趣视为历史上的一个反常，清楚知道这以外的世界运转自如而你被隔离开来的那种感觉，是它唯一尚能吸引人之处。大西洋渡轮的单调无趣，与雷卡纳提镇堪与《三姐妹》一书媲美的无趣不分轩轾。
社会主义万岁。
飞行万岁。
我的旅伴（年轻作家）
他们一共三个人。因为德国人君特·格拉斯没有通过体检，而由于莫名其妙的法律规定入境美国必须有健康的肺，他只好放弃。
还有第四个，因为自费带妻子和小儿子同行，坐的是经济舱（三等舱），所以我们只见过他一次。他是阿尔弗雷德·汤姆林生（ALFRED TOMLINSON），英国诗人，典型的英国学院派。三十二岁，活像五十二岁。
另外三个是：
克劳德·奥利埃（CLAUDE OLLIER），法国人，三十七岁，新小说派，直到现在只写过一本书[12]，他本想利用这趟旅行好好读一读普鲁斯特，可是大西洋渡轮上的图书馆没有比克罗宁[13]之类更深奥的书。
费尔南多·阿拉巴尔（FERNANDO ARRABAL），西班牙人，二十七岁，小个子，娃娃脸，落腮胡加刘海，定居法国多年。他写了几出没有人想搬上舞台的剧本以及一本由Julliard出版社出的小说。生活拮据。一个西班牙作家也不认识，没有一个他喜欢，因为他们要他加入社会主义写实主义路线，写讨伐佛朗哥的东西，他拒绝了，他根本不知道佛朗哥是谁，可是在西班牙你要不反对佛朗哥就别想出书，也休想赢得任何文学奖，因为操纵全局的是戈义提索罗（Juan Goytisolo），他非要大家都走社会写实路线不可，也就是海明威加上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14]，而海明威和帕索斯的作品他从来没读过，也没读过戈义提索罗，因为社会写实主义的东西他看不下去，除了尤涅斯科及庞德外他喜欢的不多。他侵略性很强，爱开玩笑到令人心烦和伤心的地步，而且不厌其烦地追问我怎么会对政治有兴趣，还有如何与女人周旋。他的论战课题有两个：政治与性。他跟那些他充当其代言人的叛逆小子根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大家会对政治及性感兴趣。他只喜欢电影（尤其是宽银幕电影、彩色电影及黑社会电影），还有电动迷你撞球台。从神学院出来（在西班牙时就读耶稣教会学校）至今没有过性经验，大概包括跟他妻子也未越界（他结婚三年了），而且始终没动过念头，跟对政治的态度一样。他说现在新冒出头的小鬼比他还要敬政治而远之。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用法文写作。
胡戈·克劳斯（HUGO CLAUS），比利时佛兰芒人，三十二岁，十九岁开始出书，从此产量惊人，是使用佛兰芒-荷兰语最有名的新生代作家、剧作家及诗人。很多作品照他自己的说法没有任何价值，包括那本被美国和法国翻译出版的小说，不过他可一点也不笨，也不讨人厌，金发大个子，有一位美艳动人为杂志做纸上演员的妻子（启航前她来跟他告别时我认出来的），而且是这三个人当中唯一读了不少书、言谈让人信服的。苏联第一枚人造卫星发射后四个小时他已经就此事做好一首诗，立即就登在比利时某报的头版。
我的新地址，应该只要我人在纽约，也就是说一直到一月五号左右的地址是：
Grosvenor Hotel, 35 Fifth Avenue, New York.
初抵纽约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九日
抵达
旅程的无趣因为抵达纽约的激动大大得到了补偿。地球上所能看到最壮观的景象。摩天大楼阴郁地矗立在微明的天空中，看起来像荒置了三千年的丑恶纽约废墟。然后你慢慢分辨出那颜色与之前你所以为的不同，还有复杂至极的设计造型。一片沉寂荒芜，然后开始看到汽车奔驰。阴沉、巨大的世纪末建筑让纽约，像奥利埃说的，有德国城市的味道。
雷特尼奇
一心想省钱，IIE（为原籍杜布洛夫尼克—拉古萨[15]的一个家族所拥有）艺术部门负责人马提欧·雷特尼奇不让我叫小弟搬行李。他帮我们找的范·伦斯勒（Van Rensselaer）旅馆肮脏、破烂、臭气冲天、摇摇欲坠。他要是建议某家餐厅一定是那一区最糟的。他对几个代表团随行的苏联翻译一副忧心忡忡、惊惶失措的样子，我真怀念在莫斯科陪伴我们青年劳工和雇农代表团那位出身贵族后裔官员的坦荡。被社会主义国家的殷勤宠坏了以后，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处理福特基金会上亿金额局促的害羞，颇不自在。不过这里没有团体行动，少数仪式草草结束后就可以单独行动，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就不用看到马提欧了。他其实是一位没被搬上过舞台的前卫喜剧作家。
旅馆
第二天我开始在格林尼治村打转找旅馆，结果所有的旅馆都一样：老旧、肮脏、臭哄哄的，磨得见底的地毯，不过没有哪一间有像我在范·伦斯勒的房间那样，在面对阳光永远照不到的狭长中庭的窗户前面有一条锈迹斑斑、脏兮兮的小铁梯，教人痛不欲生的视野。我搬去的格罗夫纳（Grosvenor）在格林尼治村属于典雅的旅馆，老旧但干净：我拥有一间美丽至极、完全亨利·詹姆斯风格的房间（距华盛顿广场一步之遥，多维持古色古香之貌），一天七块美金，得保证住两个月且预付一个月的租金。
纽约还不是美国
我在所有关于纽约的书上读到的这句话，大家每天会复诵十遍给你听，而且千真万确。但又何妨？这是纽约，既不完全美国也不完全欧洲，让你感受到的是无穷的充沛活力，你立刻觉得掌握自如，好像在这里已经活了一辈子似的。有些时候在非商业区，你尤其能感受到办公大楼和成衣工厂的大众生活猛然迎头扑下，仿佛要把你压扁。不用说，一个刚在这里落脚的人，才不想离开呢。
格林尼治村
或许我留在格林尼治村做错了。这里一点也不纽约，尽管它位居纽约市中心。这里太像巴黎了，不过究其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相似并非出自本愿，是之后努力让自己相信那份真心诚意的。村内有三种不同的社会阶级：正统中产阶级，尤其是住在少不了也耸立在这里的新大厦的那些人：面对艺术家大批涌入（本世纪最初十年开始的，因为这里消费较低）采取排斥态度并常常互殴的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发生在春天的争执加上警方逮捕了不少人，对星期天来自其他住宅区的纽约观光人潮颇有影响），其实他们正是靠波希米亚人和这种狂放不羁的气氛得以经营他们的商店谋生：如今被大家通称为“垮掉的一代”（beatniks）的波希米亚人，有男有女，比起巴黎的同行更邋遢孤僻。另外，这一区的景观受到房地产炒作的威协，不能免俗地也盖起摩天大楼了。我在第六街街角收集拯救格林尼治村签名的一个行动派小女生的请愿书上也签下了我的名字。格林尼治村的人对这个社区的向心力很强。我们还有两份专属的报纸：《格林尼治村报》和《格林尼治村之声》。
世界真小
猎户座（Orion）出版社就在对面，米斯卡[16]住在过去的那个街廊，一转过街角就是格罗夫（Grove）出版社，从窗户望出去我看到的是麦克米伦（MacMillan）大楼。
汽车
到达此地后，让你觉得最好玩的，是看到美国的汽车全部都硕大无比，没有大小之分，有时候它们大到让人觉得好笑，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游览车的，是正常尺寸，就连出租车也有长得惊人的车尾。朋友中唯一一个开小汽车的纽约人是巴尼·罗赛德（Barney Rosset），始终坚持不随波逐流，他有一辆那种火柴盒小汽车，红色的伊赛达（Isetta）。
我立即跃跃欲试想租一辆巨无霸大车，即便不去开它，只是为了那支配全城的心理需求。不过如果把车停在马路边得在七点钟下楼去改停到马路的另一边去，因为禁止停车的车道换边了。车库要天价。
夜间纽约最美的一景
洛克菲勒中心底边有一条溜冰道，少男少女就在夜晚的纽约市中心，在百老汇和第五街之间溜冰。
唐人街
来自穷国家百姓自成天地的社区挺令人沮丧的，意大利区尤其诡异。不过唐人街不同，虽然唐人街也有各式观光剥削，但洋溢着富足文明勤奋和在纽约其他“独树一格”的社区所见不到的欢欣气氛。波波餐厅的中国菜顶呱呱。
我的第一份《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尽管我早已读过也听说过，但是到报摊去看着一捆得出力才夹得住，仅仅二十五分钱的报纸交到自己肘臂下，还是让你一阵晕眩。在各类专刊和增刊中我找到了我们习惯视为一份独立杂志的《书评周刊》（Book Review），它不过是周末附的许许多多增刊之一。
奖助金同伴
在纽约我们再度遇到那位坐经济舱的英国诗人，他打算立即启程，因为他不适应纽约宁愿待在乡间：还有来自以色列的梅哲德，政治兼宗教学者、评论家，也是没被翻译成任何一种欧洲语言的一本小说的作者，很严肃的一个人，有点孤芳自赏，不是很讨人喜欢：我不是很了解他，我想也不会再看到他了，因为他也要去待在一个小小的大学城里。替补君特·格拉斯（可怜的他不知道自己有肺结核，为申请签证做体检时才发现，现住在疗养院中）的不是德国人而是另一个法国人，那个在Fiston出书的罗贝尔·吕哲（他刚写完另一本小说）。
记者招待会
IIE为我们六个人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在发给与会者的个人资料上我最显眼的一点是我是由盖塔妮公主所推荐，而且她对我赞誉有加。这场记者招待会跟那些民众参与的民主制度一样不专业且生硬，同一批人，天真烂漫的女孩，同样的白痴问题。阿拉巴尔不懂英语，回答时声微如丝，弄得大家意兴阑珊。你们想跟哪些美国作家碰面？他说：艾森豪威尔，但他说得极慢，做翻译的雷特尼奇吓坏了，不愿意重复。奥利埃直截了当承认（关于我们是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者的问题）他倾向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我说我相信历史，反对只要顺民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听到这些话IIE的主席从主席台站起来，离开会场再也没有回来。
酒鬼
短时间之内我就可以变成酒鬼。如果我从早上十一点就开始喝一直到晚上两点的话。在纽约待上这几天，得格外注意节省自己的精力。
我的书有没有陈列在书店里、橱窗或架上？
没有，不见影子，在书店没看到半本。
兰登书屋
问题出在总编辑希兰·海登（Hiram Haydn）争取到《树上的男爵》后离开兰登另创了Atheneum，而兰登的创办人兼老板克勒弗（Klopfer）先生不相信我的书有市场行销性，跟我说了一番契拉提[17]跟欧提耶洛·欧提叶利（Ottiero Ottieri）说的话。每家书店都收到四五本我的书，卖出去与否，反正都不能退书，出版商能干什么？美国人不喜欢幻想文学，有书评赞扬自然再好不过（在星期六书评专栏就有一篇很棒的书评），书商看了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好不容易逼他允诺送契拉提去跟书商谈，不过我没什么信心。无论如何，星期四我会跟他吃中饭。后来我才从一些小姐（我对她们始终很满意：就编辑部门而言兰登是最严谨的出版社之一）处得知，兰登发行部刚刚才引进IBM电脑，发书时出了纰漏：有两台电脑故障，结果内布拉斯加州的小书店接到了十来本《树上的男爵》，而第五街的重要书店一本都没有。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这本书的广告预算只有五百美金，等于没有：想推出一本书你要是不花上五十万美金，就等于什么都没做。事实是当一本书是畅销书时，这些大型商业出版社绝不会出错，但若要推出的是有幸才获青睐的作品时他们就无所谓了。现在他们有三本畅销书：福克纳的新书，潘·华伦的新书，还有一个职业作家叫[18]，书名是《夏威夷》，他们就买这几本。
猎户座出版社
就两个小房间。这个格林菲尔德是个有钱的好男孩，不过不晓得他们想做什么。反正，由于出的书少，就商业角度来说他们挺花心思的，跟做公关一样，《意大利童话》之所以四处可见主要也是因为它被归为童书，虽然他们并未刻意经营让它归于童书类。星期天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有一篇评论，对此书意大利文版极为推许，无私地对翻译大加批评。
霍许女士
我觉得她是一位很能干的女士，了不起的老太太，和蔼而且热情。她不愿意把《分成两半的子爵》交给如今又想要它的兰登，我也同意把书交给较小、在文学界富有声望的出版社。结果是她打算将书交给Atheneum，准备近期推出，这将是出版界一大盛事，因为携手合作的是三大名编：一是原来主掌兰登的海登，另一个是哈泼的麦可·贝西埃（Michael Bessie），第三个则是柯纳普夫（Knopf）的儿子。我惹了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麻烦，因为我已经答应把书交给紧追不舍的格罗夫出版社，格罗夫的书倒是四处可见，而且是前卫圈子里行情最俏的。格罗夫早先跟霍许有口头之约，而她如今决定给海登，我也相信Atheneum的地位将会举足轻重。
十一月十日
罗塞德
在格罗夫出版社的巴尼·罗塞德家里举办的鸡尾酒会是截至目前为止调剂我生活的各式酒会中最有趣、宾客最多彩多姿的一次。我们在法兰克福对罗塞德下的评语在这里得到肯定，品味卓然的前卫主义者但缺乏历史及道德中心理念。得在格林尼治村看罗塞德（还有他的合作伙伴狄克·席佛[Dick Seaver]，法兰克福那次他也在，与他的法国妻子住在曼哈顿一间小棚屋里，不过室内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典雅）对他才会有进一步认识，以格林尼治知识分子永恒（无结论）的反动精神对抗更为不朽的美国随波逐流精神。
垮掉的一代（La beat generation）
在罗塞德的酒会上有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一把恶心的大胡子，双排扣西装下套一件白色T恤，球鞋。跟他一起出现的全是满脸胡子更为脏乱的“垮掉的一代”。他们几乎全部从旧金山迁到纽约了，包括今天晚上没来的凯鲁亚克（Jack Kerouac）。
阿拉巴尔历险记
“垮掉的一代”那批人理所当然随即跟阿拉巴尔称兄道弟起来，因为他也留胡子（巴黎式的络腮胡，“垮掉的一代”则是未经修葺的大胡子）。他们邀他去家里听咏诗。艾伦·金斯堡夫妻跟另一个大胡子住在一起，他们想要阿拉巴尔加入他们的胡子杂交。阿拉巴尔回到旅馆时，因为他们企图勾引他而大惊失色且骇异不已。这位到美国来想要耸人听闻的叛逆小子被他与美国前卫的第一次接触吓得手足无措，毫无准备下露出了直到几年前还在神学院念书的那胆怯西班牙男孩的一面。
他说“垮掉的一代”家里其实很干净，漂亮的家中有冰箱和电视，过的是祥和的中产阶级生活，只有出门时才换上脏衣服。
百老汇首演
克劳斯去看了一出查耶夫斯基（Paddy Chayefski）新喜剧的首演。他说表演结束后他到所有演员和剧场界人士吃晚饭的沙第（Sardi's）去吃晚餐。大家都紧张兮兮地等着出报，因为表演落幕后一个小时，一点左右，有剧评的《纽约时报》和《前锋论坛报》就出报了。（当场写的，不是针对彩排。）报纸到了，其中一名演员在一片寂静中朗读剧评。一听到剧评家对演出给予好评，大家便鼓掌、拥抱、开香槟，这出戏可以在舞台上待两年：万一评价不佳，几天以后海报就会被换掉。剧院经理、经纪人蜂拥而至，戏剧版权被卖到全世界，所有人冲向电话，在短短一小时内，这出戏几年内的命运都被定了下来，一眨眼是上百万的生意。
犹太人
百分之七十五的出版业在犹太人手上。戏院有百分之九十是犹太人的。纽约最大的工业也就是成衣业，除了犹太人以外谁也进不去。至于银行则完全封锁犹太人，大学也一样。为数稀少的犹太籍医生被视为最优秀的医生，因为犹太人进大学拿到医学院文凭所必须通过的考试是高难度，非得是精英不可。
女人
很迷人的少之又少。多是小资产阶级。转啊，转啊，都灵。
十一月十一日
意大利人探险记
一个意大利人为了融入这个大都会，一个酒会接着一个酒会，跟陌生人到更陌生的人家里去消磨夜晚。最后跟一个十分幽默、慧黠的女演员去到一位美丽非凡的电视女歌星家，周围都是些铜臭味很重的剧场界人士、剧院经理等等。遇见一位做空中少爷，一个星期中一半待在罗马一半待在纽约的意大利年轻人。当他正准备送那位女演员回家时，空中少爷提议何不以四个人结束该晚。说服女演员找来了一个挺可爱，当电影演员的女孩。女孩没多久就放松戒心，两个意大利人已经得意地搓着手仿佛一切都在掌握中，只须达成协议看谁跟谁一对了。可是到了女演员家话题落在文化、政治、改革上，显见是搞不出什么名堂了。这两个女孩一点也不笨，虽然好莱坞的那个看起来不过是一般小明星。后来发现她们两个都是俄国人并且都是犹太人。最后两个意大利人走了而那个好莱坞女孩则留宿在她女朋友家，这才恍然大悟她们是同性恋。两个意大利人清晨五点走在纽约下着毛毛雨的寂寞街道上。
现况
我是如此急于要发现某样新的、可勾勒出冷战结束后美国轮廓的东西，但找不到任何线索。好像除了提出新政的那些人外没有其他团体出现，就气氛来看——虽然大家都认为气氛显著好转——在领导阶级内不像有更替的迹象。富裕景象不变，情势的缓和有助于维持现况。
贪污
最近这段时间的话题都集中在美国的贪污问题，据说，报社、机关主管贪污和搞钱的风气从未如此猖獗过。报纸的热门消息，范·德伦电视丑闻，说明了扯谎乃家常便饭。某些圈子（如剧场界）为范·德伦辩护说他不过是现代通病的代罪羔羊罢了。
第三性
比罗马还要普及。尤其是在格林尼治村。不知情的观光客随意进到一家小店吃早餐，愕然发现在那里的所有人，顾客、服务生、厨师，毫无疑问的全是那种人。
世界真小
一个欧洲人因为交上了第一个美国女友满心欢喜。不会有比这个更好、更欢愉、热情、没有心眼的女孩了。不过他最满意的是她如此的美国，跟欧洲没有任何瓜葛。只在许多年前在欧洲待了几个星期。几天幸福美满的日子过去，发现她在欧洲时曾是他朋友X的女朋友，而X的前任女友Z也曾经是他的女友。
米斯卡
我只见到他一次，因为他家里有小孩感冒，约在外面吃午餐。不过接下来我们会常碰面。他是谈及美国能发智慧之语而且给予珍贵指引的人。伊莉莎白则是我在路上遇到的，她没再写作了，说要等朱利欧[19]先写。现在我们得研究研究怎么组织工作。
贾桂琳
顶尖人物。我昨晚跟她在一起，不过跟她相处有点困难，因为她极端的神经质带给人一种不安（我看出闲谈中她渐渐放松）而且也没什么帮助，我挖不出任何出版业（她的敏锐既不属于文学也不属于出版业）或社会方面（像她这样悲观、孤僻的人，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的东西。这是美国的另一面，负面且教人心痛。纵然如此，她仍是不可少的线索，正因为她是我到目前为止遇到的美国女士中唯一没办法迅速建立起自然亲切关系者。
兰登如何运作
编辑部门。每一位主编（不论年长或年轻）以私人身份与作者保持联系。作家如福克纳，有他固定处理所有编辑事务的主编。（与行政人员无关，行政人员要应付的是作家的经纪人和出版社的法律部门。）主编就书与作者进行讨论，他让作者改书改到他满意为止是稀松平常的事。当作者是新人，基本上主编是那个争取出书的人：如果是出版社的老作家，那么主编是跟作家长年往来、知道如何伺候服帖的人。主编还是那个要注意在第一章主角是黑发，第十章不要变成金发的人，他们这么告诉我，其实这些小事是在主编手下工作的编辑要做的，捧着草稿一读再读找出需要更正之处。不是校对，校对属于印刷厂，与出版社无关。（兰登没有自己的印刷厂。）负责处理出书、工作天数等等的，海登在的时候称之为总编，而今厄斯金（Albrecht Erskine）称之为执行编辑。（厄斯金也是福克纳的主编。）
美编部门。负责封面、装订、插图。
生产部门。技术单位。
宣传部门。（别跟广告部门，也就是花钱做广告的单位相混淆：兰登没有这个部门，因为它跟一家广告公司签了约，根据出版社为每一本书编列的预算来做广告，也负责写广告文案，直接交给出版社审核通过。）宣传部门只负责报纸，跟评论家之间的关系（有余力时也包括广播和电视），全是在做公关，应酬吃饭，所以都是年轻女孩。就连小出版社如猎户座，也在这方面集中火力。
促销部门。在报纸上刊登附印花的广告，并依书之种类往不同地址寄订单，是邮购部门。十分重要的一个单位，有十多名工作人员。
发行部门。负责出书，机器作业，我之前已向你们描述过我的书的下场。
青少年读物部门。兰登是出版青少年读物最重要的出版社之一。有它自己的编辑室。
中学教科书部门。专出中学用教科书。现代丛书原属教科书部门，现改属编辑部了。
法律部门。负责法规问题。
据我所知，除了大学用书独占鳌头和单位名称不同外，麦克米伦的行政划分大同小异。（像促销部门他们就不知道是什么：邮购书是营业部门的职责之一。）
最重要的美国年轻作家
昨天在猎户座的安排下我跟《前锋论坛报》的书评家佟皮耶做了一次午餐访谈。根据他的看法，新生代作家中，也是他认为表现杰出的一代中，最重要的几个是（按顺序）
彼得·费博曼（Peter Fiebelman）（《没有曙光的地方》）
菲利浦·罗斯（Philip Roth）
威廉·韩福瑞（William Humphrey）
伯纳多·马拉末（Bernard Malamud）
格雷斯·培利（Grace Paley）
H.E.休姆斯（H.E.Humes）
赫伯特·戈德（Herbert Gold）
哈维·思沃德斯（Harvey Swados）
有计划的出版工作
当然我还没能开始。这个星期我跟出版界的约会不少，但最重要的是妥善安排我的每一天，以找到时间阅读及理清思路。此刻我只能把我笔记本上的几点抄下来给你们。
听说詹姆斯·叶夫（James Yaffe）也不错，他已经出了四本书，其中一本叫《何为大事？》，小布朗出版。
听说有一本英国小说不错（海涅曼出版），作者是艾利斯（A.E.Ellis），书名《毁灭》。
我不记得威廉·斯泰隆（William Styron）在意大利是不是已经小有名气。兰登三月将出版他的一本新书《火烧这座房子》。
格罗夫很重视一位已经介绍给我认识、即将在春天推出的新的小说家：亚历山大·特鲁奇（Alexander Trucchi），《该隐之书》。
我在书店看到一本为小朋友写的非常美丽的抽象书：作者李奥·雷翁尼（Leo Lionni），《小蓝与小黄》（麦克道威尔[McDowell]出版的Astor丛书）。
兰登有一系列童书非常成功，是署名苏斯（Seuss）博士，专为五至六岁的小孩所写的书，只用三百个词汇。
说明书
丹尼耶雷，这等于是给意大利朋友看的一份报纸。埃伊纳乌迪会接到一份他专属的，这一份则是公开的，那些跟编辑工作有关的，你可以剪下来交给佛厄[20]，其他的你就收到一份档案夹里，供所有同事还有想看的朋友及访客去看，要让它流传可是得留意别弄丢了，以便我所累积的经验之萃成为全国的财产。
远离故乡者的心愿
远离故乡的人需要有人给他写信，让他跟出生地紧密相连，否则他的通讯将日渐稀少，有一天终会忘记他的母语。他还未接到任何邮件，包括他母亲都不见来信，没有所爱女子的只字片语，也没有出国前才订的《新闻报》（La Stampa）艾可的消息。每当他经过市中心都会到时代广场去买几份《新闻报》好看看天气预报图、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和退休老人瓦斯中毒的报道。但这些不够。
一场噩梦
在纽约待了四天以后，我梦到自己火速赶回了意大利。不记得回意大利的动机了：一件什么小事我突然想到要回来，只一眨眼，我就回到了意大利，而我不知道自己回来干什么。我感到急需要尽快赶回美国。对我去过美国这件事意大利这里没有人在乎，对我回来也视若无睹。我因不在美国而陷入发狂的绝望中，苦闷至极，对美国的渴望并没有跟任何特殊影像有关，但宛如我被人从生命中拔起。从未有过这样绝对的绝望感受，我全身发抖地醒了过来：发现自己仍在到达美国后第一家旅馆空荡荡的房间里，仿佛回到自己家。
十一月十二日
出版业者云集的昨天
我到新美国文库的韦布莱特先生家里去了，他是法兰克福的旧识。他向我推荐了两本即将出版的小说：
特文·华利士（Twing Wallace），《商贾报告》，将先由西蒙舒斯特，后由新美国文库出版，而且已经以三十万美金将电影版权卖给了柴纳克—福斯公司。故事很滑稽：一群大学教授在名流绅士进出的俱乐部里进行一个类似金赛报告的调查，结果引发一连串的麻烦。
彼得·齐尔曼（Peter Zilman，还是Tilman？），《美国短篇小说》（韦氏写的字我看不太懂），科沃德·麦克卡恩-新美国文库出版：电影版权：哥伦比亚。他说很像埃尔斯·沃（Else Waugh）的畅销书《阳光岛屿》。
不知道韦氏的建议能听多少。Signet丛书文学系列多已落伍（他还没决定要不要《树上的男爵》！），但他十分热情要我从非小说的Mentor丛书中任选我们需要的。我觉得好像比较有趣的我们都看过了。等候指示。
在克纳普夫家：我在法兰克福认识的皮克先生对我还在观察中，但要定了巴萨尼的下一本长篇小说：我改天再来侦察考施兰先生。克纳普夫跟圈子里都很熟。等候指示。
参加Pantheon出版社沙伯特先生家里办的酒会的，全是出版业者。沙伯特是在维也纳认识埃伊纳乌迪的，两个人变成了好朋友，不过出《日瓦戈医生》和《山猫》[21]的这家出版社快要变成GG[22]的分社了。我下个礼拜会见到他。等候指示。在场的还有老克纳普夫、ND[23]的莱夫林。Atheneum的海登今天晚上跟我有饭局，《出版家周报》的范·德伦女士也是丑闻案主角的姑妈。
这个星期谈的是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书《自我宣传》（普特南出版），包括随笔、自传和未完成的小说片段。
彩色电视
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会儿彩色电视。培利·科莫的节目间或被一家食品公司广告打断，整整十分钟只见一盘盘的通心面还有一只手浇上各色调味酱，一盘盘的肉和沙拉，然后解释如何准备所有一切。很漂亮，应该赶快引进未开发国家。
我是跟一位要在培利·科莫节目中穿插表演几场舞蹈的前卫舞者的几位朋友在一起。结果舞蹈惨不忍睹。过了一会儿他们打电话给她，她已经回到家了，绝望、哭泣，在节目播送完毕之前她就从摄影棚跑出来了，她想自杀，以抗议电视对她的艺术所施的强暴。
十一月二十日
联合国
最有趣的一件事是在鲁杰洛·奥兰多（Ruggero Orlando）的陪同下去参观联合国组织，他从知道我到纽约后就一直邀我到这个没有任何人比他更熟悉的世界来。我认为就建筑和室内装潢而言，联合国大厦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里程碑，就连一间间会议室也美轮美奂，安理会会议厅除外。还有在联合国大厦感受到的气氛亦如此雄伟，那联合国精神的生气蓬勃在美国和欧洲都再也找不到了，这一点柯比意（Le Corbusier）自然功不可没，因为环境也很重要，不容忽视。昨天晚上我旁听了原子试爆表决案，看到法国孤军奋战（还有阿富汗），其他人都说Yes，只有拉丁美洲的代表们说Sí，大概是反美主义情绪的关系。后来，我到摩洛哥代表团办的一个酒会去，遇到了：因为我说《意大利童话》在美国及苏联同时出版（不赖的巧合）向我表示恭贺之意说我真是左右逢源的索伯列夫：因我有两位美丽小姐作陪向我表示钦羡之意的阿里·克罕（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外交部长（以观察身份出席：他们对在短时间内谈判的可能性抱持悲观态度），我为出版社向他请教了一本书：唯一的女性代表团团长（瑞典）是一位美丽诙谐的女士：现任联合国主席是老教授贝劳恩德，秘鲁人，为了让我高兴向我表达了他对佛卡扎洛（Antonio Fogazzaro）、阿达·内格莉（Ada Negri）及帕皮尼（Giovanni Papini）的景仰之意：从不错过一场酒会的欧托那：跟我解释说他之所以投反对票是因为提案太弱的阿富汗代表：为对抗南非种族歧视奋战不懈，以观察人士身份出席（南非将他驱逐出境）的rev[24]：还有出版一份联合国文件简报的美国合作运动组织的梅兹里克先生。只是现在伊斯曼参议员上反美行动委员会告他，说他“印发共产党手册”（简报刊登所有的发言，包括苏俄的），所以他的麻烦来了（财务上的，他得请一位名律师为自己辩护等等）。事实是伊斯曼是南方人，其目的是要打击梅兹里克身为有色人种解放联盟成员的妻子。
乡村周末
上个星期天我第一次到乡间去，布朗克斯区北方，壮观的高速公路边未经开垦的蓊郁山陵：也是头一次到这几天一直陪着我的那位太太的亲戚家，硕果仅存的一栋十八世纪木造别墅去吃饭。整个家族都是银行家，拥有这一区所有的不动产。气氛雅致，由于是星期天，没有仆人，不过一切有条不紊，让人无以察觉。后来又应强卡尔洛·梅诺提[25]之邀到克斯寇山去：他住在（跟巴勃[Samuel Barber]一起，可是他人不在）森林中一间美得出奇的小木屋中，品味纯属个人，真正的缺点是缺乏对美丑之间的辨别力：印有女子相片的磁盘、魔术灯笼，集丑恶之大成。他抱怨说在斯坡雷托（Spoleto）关于他的流言有碍他向美国的基金会寻求资助。美国森林的日落如此不写实。纽约夜晚的天空亦然。
十一月十九日
华尔街
我第一个想看的自然是华尔街和证券交易所，也就是纽约的股票市场。我想办法安排参观了梅里尔—林奇这间最大的证券公司。有导游小姐带领访客及有兴趣的投资人参观各个部门，并向他们解释所有功能。巨细靡遗为我解说的是一位可爱的小姐。我是一窍不通，尽管如此，我仍然满心敬仰同时又难抑焦虑，因为我觉得纽约股市是第一个比我还大而我无法操控的东西。梅里尔—林奇公司全部电脑作业。与证券交易所连线，所以每一间办公室都有一条不间断显示指数的带状显示器，接收从美国各地甚至欧洲分公司通过电话和电子终端机下的买卖单，另外有电子计算机每秒钟算出股息、公债、期货和成交量并传到证券交易所，还有为市场交易所做的计算也繁复之至。而这栋庞大的梅里尔—林奇大楼各个办公室和单位的数据全都汇集到有七零五型IBM的顶楼去。这台机器一分钟内可以做五十万四千条加法或减法，七万五千条乘法，三万三千条除法及做出一百七十六万四千六百六十个合乎逻辑的裁决，还可以在三分钟读完《飘》并将其复制到一条只有小拇指宽的带子上，一切都在那上面，用条码显示，每一尺容纳五百四十三个字母。我还看到七零五的记忆体像是一条条细丝束成的尘拂般的一种织品。我也到证券交易所去了，其壮观自不在话下，只是因电影之故对它并不陌生。至于这个梅里尔—林奇则是让我觉得遗憾自己已经太老的一个地方，否则应该在那里待一阵子学学这门技艺（有一间宽敞的研究办公室），你们应该先把小孩送来这里有个几年实务经验，然后再学哲学、音乐和所有其他东西，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必须能操控华尔街。他们为了吸引投资还做了一缸子广告，有秉持着钱滚钱理念的小册子，有伟大哲学家关于金钱的格言，这种金钱热的宣传在美国乐此不疲，要是哪一天兴起一代不再鼓吹金钱至上，美国就毁了。
不过我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认识了跟费米曾经同为原子弹研究小组成员的工程师兼数学家马里欧·萨瓦多利，顶尖人物，他说那个七零五还不算什么，他会带我去看看什么才叫电脑。
纽约日记
十一月二十四日
女子学院
昨天我应马尔克·斯洛尼姆（Marc Slonim）（美国最有名的苏俄文学专家，同时也是研究意大利文学的学者，我是在罗马认识他的）之邀到布朗克斯区的莎拉·劳伦斯学院去，他在那里教比较文学。莎拉·劳伦斯学院是一所别出心裁的女子学院，任选自己想修的课程，没有上课只有讨论，没有考试，总而言之，在愉悦的各式文化论题间游走。女孩们长裤、长袜加上各色毛衣，就跟那些以大学为背景的电影一样，在教室和宿舍各大楼中穿梭。午餐少得可怜，反正那些女生要保持身材（至于饿得半死的教授们则起而抗议）。在咖啡馆里等我的是读意大利文的女学生：二十五个，其中美丽动人的至少有两个。女老师告诉我她们准备了一个惊喜，要为我唱一首歌。她们其中一个抱着吉他，我原以为是老套的那不勒斯或收音机播放的民谣，结果她们唱的是《在绿色波河上》。我出乎她们意料之外的诧异（后来才知道摩米亚诺夫妇带到美国去的一张唱片流到那里去了）。女老师说那首歌对学动词很有帮助。女孩们就她们熟读的我的文章对我提问题。后来我去了比较文学讲座：今天讨论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学生们发表她们对该书的看法，然后斯洛尼姆介入引导大家发问并让讨论有其中心意旨，就教育的角度来说极为雅致及有效，不过当然这些小女孩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隔宛如距离月亮这么远。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苏俄的宗教及改革观念在这群西彻斯特豪门世家女弟子中轻盈滑翔，给人一种错愕感和无国界的激动。后来我到意大利文课去，今天学生们应该要带《菲耶索莱之夜》，她们以旁若无人的自信翻译邓南遮的诗文。也谈到圣芳济。老师请我念《造物赞美诗》。我念我翻我评圣芳济给贝丝、维吉妮亚、琼安等人听。由于那位女老师暗示了她对邓南遮的偏爱，我突然滔滔不绝地推赞圣芳济为诗人之最。我发现这是我到美国来第一次解释某样东西或支持某项见解。不过事关圣芳济，绝对正确。
古根海姆美术馆
这几个星期所有纽约人的热门话题是莱特（Frank Lloyd Wright）为古根海姆的艺术收藏所设计刚刚落成的新美术馆。大家都有意见，我则是狂热的支持者，不过几乎都在孤军奋战。那是一座回旋上升的塔，一条无止境没有阶梯的斜坡，玻璃圆屋顶。一面攀升一面探头看到的是永远不同但完美的比例，有凸出的半圆修饰螺旋体，下方有一小片椭圆的花坛，一排玻璃门窗和一弯花园，而这些组合，每一更换所在的高度就有所不同，代表了律动建筑的精准度和独一无二的想象力。大家都说建筑物抢了绘画的风头，这倒是真的（好像莱特不怎么喜欢那些画家），但又何妨：你去那里第一件事是看建筑，然后每一幅画都受到均匀照明，这也很重要。问题在于斜倾的地板构成了如何挂画的难题。他们以墙面伸出指向画作中心点的铁杆来支撑而不将画挂在墙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古根海姆的收藏不至于教人叹为观止，除了我们已经在罗马看过的康定斯基的收藏外，有很多是二流的作品（不像占地不大的现代美术馆，全是让人屏气凝神的珍品，或者大都会博物馆中精彩绝伦，可惜被一幅不忍目睹而大家排队争看的达利作品给破坏了的现代画室）。所有人又异口同声地对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外观不满，但我连这个也喜欢：那是一种螺丝钉或车床轴轮，与室内美妙地协调一致。
嘲笑死亡
常听人说美国人对死亡无动于衷。那天晚上在哈莱姆区，一家演奏爵士乐叫三角钢琴的夜总会里，一位十分著名的黑人喜剧演员表演时在一片爆笑声中拿美国演员弗林的死开玩笑，又拿此为话题讲了一个黄色笑话之后，在哄堂大笑中大谈丧礼。这个黑人喜剧演员另一个嘲讽惹笑的话题是种族问题，跟种族分离主义者斗嘴。
奥利维提
雅得里亚诺·奥利维提[26]这几天到纽约来买下了亏损经年的Underwood，之后奥利维提将以Underwood之名在美国生产，不再受关税约束。Underwood的股票并没有上市，不过好像近日又将回到交易所的行情表上。那个白痴塞尼[27]在这里开记者会时，一名美国记者问他对奥利维提进入Underwood股份公司的看法，他说：“像这种大型企业不至于会怕我们小小的奥利维提吧！”
普雷佐里尼[28]家
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到以烹饪及殷勤待客闻名且已被再三传颂，高居十六楼的普雷佐里尼家吃晚饭。我人还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就邀过我。同桌的还有古德喜女士，是培雷格林诺侯爵遗孀，法勒·施特劳斯（Farrar Strauss）副总裁，天主教徒，还有一位匈牙利伯爵，我要没听错的话他是叫阿拉迪，写了一本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传记。在连续几天遇到的不外是犹太人之后，跟摆明了是天主教保守分子的人相处倒是一件赏心乐事。这位向往十九世纪伦巴第稳健贵族政治，身为开明天主教徒，跟普雷佐里尼往来密切的匈牙利伯爵，自然让我觉得志同道合。匈牙利伯爵极其引人入胜的谈话中指出庇护十一世到约翰二十三世之间一脉相传的关系，而后者之所以还不能出头是因为庇护十二世那一派的势力仍然强大。大家齐声挞伐美国的爱尔兰教士和史培门[29]，不过我发现反对的理由与平日耳闻对神职人员自命不凡态度不满的评语正相反：这里批评的是他们视形式为无物，他们肤浅的“民主”以及不识拉丁文。让大家同声表示愤怒的，还有他们在派翠克街设了一个玻璃柜，里面摆了一尊庇护十二世真人大小的彩色蜡像，头发等一应俱全，就跟图桑夫人蜡像馆里的那些一样：他们不懂为什么对此显而易见是史培门为了污蔑约翰二十三世而采取的渎神之举，罗马还不出面加以干涉。他们对门肯（Henry Louis Mencken）十分推崇，认为他摧毁了美国民主神话。然后匈牙利伯爵又对卡尔·克劳斯[30]同样赞赏不已（后者颇为契撒雷·卡瑟斯[Cesare Cases]所推许，正如门肯被视为全美国左派宗师）。给予《山猫》极高评价（毫不犹豫将它与曼佐尼相提并论），而这全都是由保守角度着眼，他们向我重申这本书对此刻西方意识形态之消长有其超乎寻常的重要性。当然绝大部分的话题都是因为有我在场而起，其中自然也有我略施小计引发的论战，跟这些公开的保守分子在一起我觉得十分自在，我跟普雷佐里尼以“你”相称，至于伯爵及侯爵夫人（下一次饭局我还会再见到她）跟我的共通点则是都对波迪盖拉镇（Bordighera）及当地的社交圈很熟。
附注。对普迪，尤其是《马科姆》（Malcolm）一书的评价在法勒·施特劳斯这边也不好。关于普迪（我这几天会遇到他）我还没听到任何正面评语：但昨天晚上大家倒是异口同声夸赞马拉末说他是杰出的新生代作家，颇堪玩味的天主教徒意见。所以今年的计划我看还是把重心放在马拉末身上吧。
大书店如何运作
（整理自与Brentano's书店女店长的谈话。）美国书店比我们要复杂多了，因为出版品多到没有任何负责销售方面的人有十足把握。Brentano's组织得很好，偌大一家书店里有各个台面展示新出版的小说、历史研究、诗集等等，还有只卖平装书（书店一般不卖平装书，只有杂货店、报摊或专卖店才有）、期刊和任何一家书店都少不了的青少年读物部门。没有每十三本送一本这回事：书商有百分之四十的折扣，少之又少的情况下出版社才每十本送一本。出版社的督导每个月来取一次订单，这跟我们是一样的。书店店员跟领带店店员没什么不同，无须奢望他认识所有的书。大众不懂逛书店，假设有一位母亲看到书评介绍一本育婴的事，她会打电话或写信问出版社如何才能买到该书，就是没有上书店的习惯。总而言之没有什么新鲜的，跟我们完全一样。如今书店里摆满了复制的小型雕像，古典的，或现代出名的，应该是继复制画之后（也就是说这已经落伍了）艺术品大量复制的新纪元。千篇一律都是些丑陋的东西。
后车灯
想要研究美国精神，主要可以去观察汽车硕大无比的车尾和后车灯千变万化、赏心悦目的造型，仿若在述说美国社会的种种神话。除了我们也有的、让人想起警匪追逐的大圆车灯外，还有飞弹造型的，摩天大楼尖顶造型的，像偶像女明星的大眼睛的，还有最完整的全套弗洛伊德的象征符号。
纽约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七日
这一次我不写太多。一整个星期我过的是半退隐生活，写演讲稿。无聊到极点，因为他们对意大利一无所知，你得从零开始解释老掉牙的东西，谈的是道德—政治—文学这些在意大利连做梦都想不到会再谈到的话题，即便这样他们还是什么都不懂，因为对意大利感兴趣的总是比较鲁钝，不过看到我们官方的文化推广组织的不足，觉得是应该要尽点力来补救补救。这次巡回各大学的演讲，如果没一下子就让我觉得无聊以致中途放弃的话，也许将是我这趟旅行还算有意义的事，因为至少有人转了美国一圈解释谁是葛兰西、蒙塔莱、帕维塞、丹尼洛·多奇、加达和莱奥帕尔第。所以我的日记没往下写，也是因为值得说的事愈来愈少，纽约不再是一个陌生城市，如果说之前我在街上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观察的焦点，如今人群不过是平常的纽约人群，日复一日的约会排出已预知的行程表。但无论如何我累积了不少观察心得供我一点一点地消化，现在我写完了演讲稿交给人家翻译，便又重新投入世俗生活。我还得找时间看书，只是这个计划尚待实现，而五斗柜上的那一堵书墙已经盖过镜子，我根本来不及拆卸。
总之，现阶段只有一些出版工作笔记。
富卢特洛[31]：我买了现代文库的恐怖小说选集明天寄出去（星期六和星期天邮局关门）。你穿几号的皮鞋？
詹姆斯·普迪（James Purdy）
我去见了普迪，他住在布鲁克林区挺高级的地段。他在他与一位教授分租的房间招待我。厨房加上双人房全在一大间里。普迪在那里住了一年了，把工作丢下，靠古根海姆基会的奖助金完成了一本小说《外甥》，今天刚交给出版社，比较接近短篇小说，不像《马科姆》。普迪这个人假假的，胖胖壮壮的中年人，性情温和，金发，面色红润光滑无须，打扮严肃，是不歇斯底里的、温柔的卡达。要说他是同性恋，也是谨慎、伤感的那种。在他的床脚边有举重哑铃，床上方有一张十九世纪拳击手的、一张鲁奥（Georges Rouault）十字架的复制画。四周，零零散散的，都是神学方面的书。我们很低调地谈起美国文学，受制于商业需求。要是写的东西不合纽约人的口味就没办法出版。普迪自费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在英国被西特韦尔发掘，之后法勒·施特劳斯才帮他出书，他连古德喜女士都不认识，对评论一窍不通，不过书尽管销得很慢总是在卖。没有杂志登载他的小说，未加入作家团体，或起码他不属于任何团体。他给了我一份作品不俗的作家名单，但几乎都是未出版的小说，找不到出版社。在美国好的文学作品都不为人知，在不起眼的作者的抽屉里，纯靠机运才有人打破商业作业成规，得见天日。我本想谈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是普迪肯定听不懂，这里没有人知道或想过社会主义存在与否，资本主义席卷了一切，它的对句是孤零零、怯生生，既没有轮廓也没有前景的空洞辩驳：与苏联社会不同的是，那个社会的极权、统一建基在敌人、对立面的持续觉悟上，这里我们则是在一个属于中世纪的极权制度里，奠基在不存在任何对立面，也不存在任何假设的对立面的觉悟之上，所谓觉悟，至多只是个人主义者的逃避罢了。再说大家日子过得不错，还有基金会这类机构存在。
我逢人就问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大家也遇到我就谈这位中生代作者中最重要，而今已不再写作的作家的伤心事。他被送进了一间精神病院，最后的作品是为纽约人所写的短篇小说，有点像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发生在这个世纪中的例子。我想我们应该尽早出版塞林格的另一本书，《九个故事》（小布朗出版，现代文库重印）。塞林格对美国而言已可归于经典作家了。
什么人都可以说他要写一本书然后弄到一笔奖助金，在家里窝一年。
奖助金
对大学教授而言真是救星，因为通常一个人不会连续教两年以上的书，之后总得要想办法找到一笔一年或两年的奖助金，也不用跟谁做报告，只是你若想再申请下一笔奖助金，那么这书不管是好是坏你都非写不可，所以才有这些或许一无是处但终归是书的学术著作四处泛滥。至于我们呢，为升等检定而写的出版著作毫无用处，连书也不是，而且还不能藉以维生。
史威兹[32]
亲爱的拉尼耶罗[33]，我写信给史威兹要约他见面，他则让李奥·胡博曼打电话给我，跟我说他现在人在康奈尔大学，几天后会到他在乡间的房子去（这里圣诞节大家全都销声匿迹），叫我写信给他。要写信给他的话，当然最好是你写，这样你可以详细解释你的计划，如果之后他要通过我回信，我很乐意效劳。不过你要记得我在纽约待到一月初就出发去加州，要三月中才回纽约。
斯泰隆[34]
我拿到斯泰隆新小说的草稿[35]了，就我看过的前几页我认为不错。我找不找得到时间看书？我不知道（脑袋里老想着比看书好玩的事），我衡量一下，要是没时间看书的话，再往前我会寄去给你们。
演讲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意大利馆做了一场演讲，虽然时值圣诞假期，听众还不少。就这样，我开始了抵美后觉得有必要扮演的意大利在野文化大使之职，尽管待在那里解释什么是抗战文学以及战后直至今日的文化，还得把所有碰不得的名字安排到一场演讲中是一件很无聊的事，可是这些东西这里从来没有人谈过，我相信至少就意大利在美国的政治文化层面上，我达到了初步效果，就说所有那些普雷佐里尼不希望提到的东西好了，还有让多宁尼（他负责大使馆的意大利文学会，是安博罗久的弟弟，差不多跟他哥哥一样循规蹈矩但方向相反，人并不笨，只是胆小又处处受限，加上有一位哥哥是受勋者的阴影）看看他该做的是什么。他们倒是都默然接受，普雷佐里尼不仅没有反驳，反而说他对很多事的看法都与我一致，并且大家全都就演讲中提到卢多维克·阿里奥斯托的那一段向我致贺（其实是最后为了让会场气氛轻松一点，我谈到我自己，并以公开表明对阿里奥斯托的忠贞做结语），倒不是为了别的。在那个场合里为数不多的干干净净的意大利人觉得受到了点鼓舞，至于对美国人有什么影响我就不知道了，那些崇拜意大利的都不是什么有志之士。事实是意大利文化乏善可陈，尤其是今日，即便在一个对此无动于衷的世界。
圣诞节
我就省下这个城市圣诞节魔幻般景象不说给你们听了，反正这方面的描述你们已看过十万遍，我只能保证比想象中的还要精彩，从未见过一个节庆如此深入一个城市的生活：这不再是城市，是圣诞节。消费文明中的圣诞节变成了大肆庆祝消费的节庆。至于无所不在的圣克劳斯（圣诞老人）你可以看到活生活的他手持摇铃站在每一家商店门口，出现在每一张海报、每一个橱窗、每一扇门上，是不计代价硬将快乐和幸福塞给你无从逃避的消费之神。
展望大选
被知识分子圈奉为圣人崇拜的史蒂文生[36]看样子连这次在大众选民中仍发生不了什么作用。由他上一次曾经落选的情况来看，史蒂文生说不定党内初选都出不了线，所以民主党候选人很可能是天主教徒，肯尼迪，所有报纸都对有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总统的可能性议论纷纷。但由于共和党几乎胜算在握，所以决定性的选择在于共和党的尼克松与洛克菲勒之争。对洛克菲勒的评语我听到的不是大好就是大坏，像马克斯·阿思克利，一直是务实政治的拥护者，我想他是决定要支持洛克菲勒了，他贬斥尼克松说他是个见风转舵，连对最对立的政策也不拒绝的机会主义者。其他人跟我谈到洛克菲勒则说他是权力欲望很强、不择手段的人。事实是，美国跟政治团体一样，毫无新意。
最新的美国笑话
乐观者与悲观者之间的差别：
乐观者在学俄文：悲观者在学中文。
纽约一九六零年一月二日
所有都灵的朋友，新年快乐！
有二十多天没人回信给我，可以说完全没有生命迹象，除了一份日期是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会议记录。我知道在寒冬中工作格外艰辛需要轻松一下，可是这样缺少对话（说起来只有我最初几封信有过一次反应）我觉得很遗憾。出版社的工作向来很难遥控，你们大家的任何意见建议刺激，都可以帮助我不至于困坐在一个个人主义旅行者因为与那生产进程及发展中社会格格不入的孤立中。这一点，在纽约陷入圣诞狂热，参观出版社的安排全都暂停（其实也没有多少好看了）的这几个星期中我尤其深有体会。十二号左右我会离开克利夫兰、底特律、芝加哥然后旧金山、洛杉矶再往南方，所以接下来两个月我的信将只是旅行日记，我希望再加上我看完的书的摘要，因为我会带着走，希望有机会看。
在纽约街头骑马
有生以来第一次骑马。星期天在中央公园。但是马厩在中央公园西面尚有一小段距离，所以我初上马鞍就得走一段长长的第八十九街并穿过几个街口，高高在上傲视被迫放慢速度跟随马匹步伐前进的车群。中央公园清整的地上有些泥泞，我试了小跑步和快跑，后者反而比较容易。四周，在纽约美好的宁静天空中（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城市有如此清澈的空气及美丽的天空）是一簇簇摩天大楼。在公园草地上窜来窜去的是不值大惊小怪的松鼠。伴我前来的女士，轻盈地跨在她的坐骑上，向我高声喊着我听不懂的技术指令。我前所未有地感到握纽约于股掌间，建议所有到纽约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骑马转一圈。这位女士，是一位作家的妻子，是我昨天以贵宾身份参加的一个酒会上（在场的还有雷马克及他夫人高黛[37]，她与《摩登时代》相比年华已老，然而眼波流转，谈笑风生依旧，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人，至于她先生则惹人反感）认识的。这位年轻女士是犹太人，但热爱大自然，谈到《树上的男爵》时，她说她很喜欢骑马但从来不骑，因为她先生不带她去，而我一定马术精湛啰。我告诉她我这辈子都没骑过马，于是我们定下了第二天早上的约会，他们还借了我一双墨西哥马靴。显然这是接近美国的正确途径，因为得先顺着历史的脚步走过交通工具的全程演变，最后再到达凯迪拉克。
演员工作坊
我星期二或星期五早上常常到港口区一间类似违建的演员工作坊去，那里总是有很多演员，不乏名演员，及围坐一旁的导演，其中有李·斯特拉斯伯格[38]，还有每次演一出短剧或独幕剧的演员，藉此研究问题所在，向他们的同行解释表演上遇到的问题，而其他人进行讨论并提出意见，斯特拉斯伯格也说出他的，然后便真枪实弹上一堂课。当然这全是免费的，是演员们的讨论及实验中心。还有斯特拉斯伯格发明的、叫隐私时刻的练习，亦即一名演员在没有任何剧本的情况下演出他的个人问题，你会看到一个人在床上，慢吞吞地下了床，陷入绝望，诅咒，试着再入睡，起身站到窗前，茫然失措，放上一张唱片，比较不那么绝望了等等，然后大家进行讨论之类的活动。挺滑稽的，这个斯特拉斯伯格（他是三十年代有奥德兹和bella剧团的那批剧场人之一）固执地认定内在真相这个理念，也就是说演员要有感觉，我觉得真是无稽之谈，他们每演一幕戏的标准问题是：“那一刻你想的是你自己的问题还是表演的问题？”因为将个人的心理问题与呈现出来的问题合而为一被认为是表演的极致。总而言之再一次证明了美国思想的弱势，不过那是一个让人觉得神清气爽、一心追求完美的地方，也是比任何其他东西更能代表美国纽约精神的地方：苏俄精神成分（我指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由犹太人引进，与弗洛伊德的内在真相相融合，在老式新教徒公开悔罪的精神上生根，这一切又与坚不可摧，认为一切都可以教的盎格鲁撒克逊教育观相结合。在演员工作坊中有两名美国演员是夫妇，在斯坡雷托看过我那出剧，我生平所写唯一一出[39]，他们征求我同意想在那里演出，我们一起翻译完毕，几个星期后就会搬上舞台，不过那时候我人已经在加州了。演员工作坊里还有一个编剧组，但我从未去过。关于演员工作坊的书一本也没有。
电脑
我跟最重要的电子计算机工厂IBM的主管单位联络上了。公关一流，他们拿我当总统招待，整家公司供我使唤。知道我要去华盛顿，为我安排到接收先锋者号及其他火箭所有数据和做所有计算的太空电脑中心去参观。我得意万分，以为要去看什么机密基地，结果这个太空电脑中心是华盛顿市中心纯为展示用的一个橱窗，运作如仪，至于万一有卡车操作失控冲进橱窗导致所有太空资料毁于一旦的危险性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卡纳维拉尔角有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中心。无论如何还是很壮观：各式各样的火箭与卫星，只要开启某些开关它们应该就会启动，只是开关始终处于故障中。年轻的数学家心不在焉有一搭没一搭地在太空电脑键盘上敲打。二十三号那天他们提供我一辆有司机的凯迪拉克，在一位都灵的工程师陪同下，把我从纽约送到北边西彻斯特在波基普西的IBM的工厂。那是一间有上万员工宛如一座中世纪筑有防御碉堡的城市，前方宽敞的空地可停放四千辆汽车（这些离开纽约市就会看到的无边无际停放着蓝色和灰色汽车的停车场，是最能代表美国的景观之一）。负责接待我的是一批主管，首先向我解释该公司的行政组织，开门见山的说明之一就是：没有工会。我当然会问原因，“不需要。”他们回答说。的确，他们的薪资比任何地方都高，很清楚的家长式管理，沃森先生的彩色肖像随处可见：稍后我还听说沃森先生生日那天所有员工都会被邀请参加宴会，印刷好的邀请函上说明赴宴若有交通问题，主管部门会提供一辆汽车在某个时间去接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如果妻子没有晚礼服，主管部门也可以提供，还有保证当天晚上有保姆，他们被安排在某某桌位子是某某号，当沃森先生进场时他们要站起来唱一首主旋律众所皆知的小曲等等，然后是歌词。这些都是题外话，总之我参观了工厂，他们跟我解释了关于储存记忆的磁心存储器的一切，于是我知道如何透过磁心存储器的正、负电就可以轻而易举表示任何数字与字母，还有制造那些微小电晶体的方式，然后我还看到了随机存取存储器，它负责处理偶然输入，也就是说未按设定程式输入的数据。壮观的机器和它一泄千里、美丽绝伦的缤纷彩线，有伟大抽象画的效果。我跟几位主管及研究人员一起进餐，没有酒，因为沃森先生禁止在公司内饮酒。我也参观了实验中心，一栋很漂亮的建筑物，比奥利维提好，隔间墙全是活动的，可以按需要调整空间。研究单位不比一般，独立于生产之外。整体来说，这家企业首重实用功能，不过当他们在黑板上用图表向我说明公司结构时，沃森先生上方的线条仍不断往上攀升，他们说：上帝。你们知道吗，他们还跟困得半死的我解释了所有绝缘体的情况。我也参观了学校，非常漂亮。至于员工分为两种：的确教人心惊胆跳的管理人员和我们可以说属于奥利维提型的员工。自然我没搞懂这两个类型之间的辩证关系。所有那些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他们挂着绿色黑板的小房间里是值得一看的奇景。工人当然都技艺高超，工作节奏很平和：女工很多都胖嘟嘟的，姿色平庸（就连这里也跟意大利的城市一样，漂亮女性被局限于某些社会阶层）。每一个工作台上都摆满了糕饼盒，圣诞节的关系：电脑与电脑间是装饰品和圣诞贺语：许多部门都筹办了小型圣诞晚会：播音器为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工人传送由IBM上级提供的圣诞歌曲。
怀念纽约
我不跟你们报告华盛顿，因为它跟一个人透过书本所能想象到的华盛顿如出一辙，矫揉造作，高不可攀。其实说起来我还满喜欢的，不希望它有所不同。只是还没待上三天，已经忍不住对纽约的怀念就马上又跑回来了。
电影
我自然没上电影院，因为晚上我更喜欢看人，而让我惊讶的是都没有人上电影院，也从来遇不到去过电影院或聊电影的人。这自然是纽约曼哈顿的特色，绕上美国一圈我当会发现另一面，不过这块岛屿就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而言，是世界上的一个特例，所以电影不算什么，只是对来自意大利的人实在不可思议。不仅对纽约，尤其相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曼哈顿不是一个特定的族群，它就是城市（出版社新闻戏剧经纪人和整个庞大的广告及公关界，再加上教育与研究，和总是跟作者版权问题形影不离的律师等等），那里至多谈谈每天在现代美术馆放的早期默片或柏格曼的电影。但像《海滩上》（On the Beach）（是我唯一去看的一部片子，因为我对其政治影射感兴趣，虽然拍得不好）就从没遇到有人看过。
中西美日记
芝加哥，一月二十一日
我在克利夫兰、底特律、芝加哥待了十几天，而短短几天内我对美国的认识远超过我在纽约待的两个月。更认识美国的意思是不断冲口而出：这才是美国。
美国城市最典型的景观是道路两旁的二手车卖场，宽广的空地上，七彩小旗结成的彩带下成排成列的是纯白、天蓝或浅绿的汽车，看板上的数字不是在告诉你价钱，而是价钱多么低廉（用一百美金甚至五十美金就可以买一辆车），有时这样的卖场绵延数公里，一副马市气象。
城市在哪里？
说真的，你可以开上几个小时的车都找不到一处吻合市中心的地方：在像克利夫兰这样的地方，城市渐渐消失，在像我们的一个省那么大面积的土地上流散。还有一个商业区勉强可算是市中心，但也只是办公室集中地。中产阶级都住在林荫道路旁，千篇一律两层楼，门前数尺绿地，加上依家庭成人人数可停放三或四辆汽车的车库，各有千秋的小洋屋里。完全靠汽车代步，因为没有汽车哪里都别想去。每隔几条林荫大道的一个路口就有一家购物中心，是大家买东西的地方，中产阶级从不离开那里一步，小孩在对家家户户与自己家行动完全一致，年年换车因为万一开的是去年的旧车会在邻居面前丢脸的那个世界之外的一无所知中成长。男人每天早上去工作，五点回家就换上拖鞋看电视。
贫民区也完全一样，小洋房并无二致，只是里面住的不是一家人，而是两家或三家。至于房子一般来说都是木造的。短短几年内就枯朽。那些四五年前的高级住宅区如今转入黑人资产阶级手中。犹太人也离开了他们的贫民区。因为今天在克利夫兰的犹太人差不多全是有钱人，而他们留下的房子就成了黑人贫民窟。教堂还留着，我是指建筑物，不再是犹太区的犹太教堂，变成了黑人的洗礼堂，不过彩绘玻璃门窗上和拱门上缘还保留了枝形大烛台做装饰。在这些超级大城，各个国籍的人不停地从这个住宅区迁到另一个住宅区：原来住意大利人的现在是匈牙利人，以此类推。波多黎各人还没到中西部来，全都集中在纽约，不过这里最近每天有大批的墨西哥移民潮。比较特别的是，今天移民的最新阶级是内来移民，弗吉尼亚州的贫民白天到这北方的工厂来工作，由于他们最后到，所以地位比黑人还不如，于是他们的种族歧视和对美国北方人反对种族隔离者的怨恨更为激化。
ｸﾂﾒｻｼﾒﾈﾋ
在克利夫兰我是戈德家的客人，他们是典型的中西部犹太家庭。赫伯特（Herbert Gold）的父亲年轻时从苏俄过来，做过泥水匠和蔬果小贩，直到第二次大战后才变成克利夫兰最富有的旅馆业老板，但仍朴实地住在他的小洋房里，捐给他差不多每年都会回去的以色列一大笔钱，已经完全世俗化和美国化，但跟许多犹太家庭一样以家中出了一位文化界名人为傲并对其生活行径百般容忍。娶的太太是美籍犹太人，是这片土地上的重要原则，她的犹太菜一级棒，有四个孩子的这个家庭洋溢着不可思议的祥和气氛，因为来到人世心满意足，她还是以色列国家认定的杰出女性。小孩中最小的当律师，在旅馆里有他的事务所（理所当然的税务顾问），最大的则帮助父亲经营旅馆业，除了赫伯特外还有另外一个想当作家，西德尼，是家中异类。直到不多久前还是工人，在底特律的福特车厂也工作过，但老是原地踏步，半个共产党，也想摇笔杆，目前养他的（他三十五岁）是他父亲，因为知道有作家儿子可抬高他在同族之中的地位。可是西德尼不如赫伯特机灵，人不积极又虎头蛇尾，一个注定要失败，教人怜悯的家伙，想象力丰富，激进。
汽车旅馆
我也住过几家汽车旅馆（其中一家在克利夫兰，是戈德家的最新财产），如今不再是木造小房间，而是水泥隔墙，一大片停车用的停车场，四边围着隔成众多房间的楼房，大多是两层楼。每个房间都有白天变成沙发的双人床、电视、附闹钟功能的收音机、淋浴设备、厨房、冰箱，所有布置提供了最起码的服务，是推销员及情人幽会的天堂，比任何像样的旅馆都便宜。
选举
在文艺人士家中谈的不外选举，比纽约更甚。我为在波士顿看到的美国天主教面目所震慑，在那里圣母不断进逼清教徒的原始发源地（波士顿百分之七十五是天主教徒，根本已被意大利和爱尔兰人垄断），所以我做了一场慷慨激昂的反肯尼迪宣传战，一般来说犹太籍教授家是不错的战场，但通常对他们而言尼克松才是危机所在。往往一听到有人认为直到昨天仍代表穷人和工人的天主教民主党人士有民主概念，但不懂得扮演史培门的美国—爱尔兰教会在国际天主教内部所扮演的反动角色时，就失去理智。还有激进的民主党人，像一位支持汉佛烈、但如果肯尼迪赢得党内提名随时可以倒戈拥护的国会议员的妻子，甚至气到把我们赶出她家。（跟这里的中产阶级交往，常常会遇到某些人，而且是聪明人，觉得有重申一切没问题，美国文化名列前茅的必要——他们举出跟苏联不相上下的大学、剧场、图书馆数字——仿佛在说服别人之前要先说服自己。而且，也只有这里，才有对美国社会及生活最透彻、严谨和掌握史料的评论家。）
妓女
我到这里两个半月了，从来没在街上看到过妓女，这对一个欧洲人而言很不可思议。只在几个黑人区我才发现西欧所有城市习以为常的景象：流莺。某些白人区也有，但都在几个固定的咖啡馆里，而且少之又少。纽约最教人惊奇的是——既因清教教义，也是女子放荡的结果——偌大的城市里你看不到一名妓女。外地城市才有。
种族主义者间的大家长作风
Karamu是克利夫兰三十多年前为推动白人及有色人种一次集体文化活动所创建的一座活动中心。就建筑角度来看十分精彩，有剧场，黑人艺术家、手工艺匠的展览场地，非洲文化美术馆，全都是一流的品味，我还看到晚上有黑人全神贯注在上化学及生物课的教室。我仿佛置身苏联。我应剧场导演之邀，观赏明天要上演的一出话剧的总排，他是犹太白人，将黑人和白人（有业余的，也有不取分文的专业人士，他是喜欢在小地方工作、向该中心支薪的专业人员）的作品搬上舞台。我们看了话剧，是一出以种族为题材（作者是黑人）叫人落泪感化人心的温情社会剧，属于教会典型的教育剧，或应该说跟我九年前在列宁格勒一个类似的先锋之家共青团小剧场看到的一出戏神似，不过至少那里的伪善是另一类型的，不是温情，然后又遮遮掩掩向我揭露这个体制的伪善。我还翻阅了一本关于一系列政治演讲的小册子：是政府文宣。在陪导演妻子回家的路上，我把我对话剧的看法告诉她（我觉得她是一位十分聪慧大方和幸福的女子），但她衷心认为这出戏很好，跟许多小地方的知识分子一样受困于一种相对的价值等级，轻信平庸。
思绪不由自主又飘向奥利维提。不断质疑这个企业的理念之酝酿及运作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在“开明资本主义”一定范围内纯凭摸索累积而来的经验。可以说，奥利维提比他的前辈有格调，大致说来，相较于意大利（政府）提供给合作伙伴的，他拥有更佳的资源。只是这里的家长式文化主动性格局太小，因为文化事业全部集中在纽约，那里吸收精英分子后用另一种方式使他们堕落，这里事情比较自暴其短。（往往我在这里比较能够跟美国人——某些美国人——说奥利维提的好，用正面角度介绍它，它是少数几个美国能懂得并赞扬的意大利奇迹之一，同时提供他们一个闻所未闻的“另一个意大利”概念。我当然也会谈陶利亚蒂[40]，谈的都是他的好——怎么可能跟一个美国人长篇大论让他们了解某些奇观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及正统性之后又告诉他们负面的东西——不过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头雾水。）
美术馆
中西部的所有工业机构中都有令人咋舌的美术收藏，包括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和法国印象画派的作品，琳琅满目精彩绝伦的艺术品，还有许多中等但绝不是次等的作品，偶尔也有你绝对料想不到的名作（Corallo丛书封面）[41]。很遗憾没能在托雷多停留，小小的钢铁城里他们说有最完备的美术馆。不乏硬体方面的新科技：克利夫兰美术馆的展览大厅内没有人看守，挂在天花板上的电子监视器转来转去对着参观者录影，所以只需一名警卫待在他的电子监看室里就可以看管整个美术馆。在底特律美术馆花二十五分，就可以租一个戴在耳上有传送器的小纸盒：每一间展览室都有一个传送站用碟片解释厅内的每一幅画。
一位激进派人士之死
克利夫兰的自由党人士和犹太人一片哀悼之声，因为欧文·史宾塞（Irwin Spencer）死了，老牌自由党记者，为一家虽是保守党孤立主义人士所有但让他自由发挥的地方报社担任专栏作家。我读了他最后一篇文章，讨论德国纳粹党徽，他是地方上老一辈的热情民主演说家。赫伯特去参加了丧礼。欧文是教友派的教徒，不过所有新教教会的牧师和犹太教拉比都到场，而且每个人都说了一番话，在场的还有黑人知识分子及脸色绛紫的酗酒者。欧文以前也酗酒，戒掉以后出任匿名戒酒中心负责人之一，那是社会各阶层酗酒者的一个互助组织。
咖啡馆
在等赫伯特参加丧礼时，我坐在一间我在纽约想看看不到、属于美国另一面的气氛十分火爆的咖啡馆里。那些像电影里最好少惹的家伙是克利夫兰汽车厂的工人，看起来像妓女的女人八成也是贫苦的女工。自动点唱机（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人跟一个老女人跳舞，然后一同离去），其实是我们称之为flippers的宾果电玩（在纽约只有时代广场上的一间咖啡馆才看得到），电子射靶。总而言之，意大利的美国化走的是外地、无产阶级美国的路线。在厕所我以为找到了来美国后的第一句脏话，结果不然，是骂黑人的，而且骨子里还挺悲观的（赶走黑人以后谁当老大？蟑螂）。来这家咖啡馆的都是由南方迁来，在工厂里工作的穷苦白人。
在底特律我去过一些形迹可疑的弹子房，围坐桌子玩扑克牌的赌徒瞪着陌生人看怕是警察。一幅尼尔森·阿尔格伦[42]笔下不得志的小黑帮调调（我真希望有阿尔格伦在他的芝加哥为我做向导，但我们错过了，因为我在那里的那几天他不在，所以我未能一睹芝加哥黑社会风云）。
电视晚餐
参观过每个城市都有的大型百货公司Sears后发现，连消费文化都在小地方比较吃香。这里什么都卖，包括小型摩托车（比汽车还贵）及汽艇（湖滨城市此刻正是为夏季促销新款汽艇的季节）。这家百货公司当年以它的目录让即便最偏远地区的农夫在联络不易的那个年代都能邮购而闻名。超市目前最轰动的新产品是电视晚餐，为那些正在看电视连暂停十分钟去煮饭吃都不愿意的人准备好的一盘盘套餐。这些电视晚餐种类繁多，每一个餐盘的盖上子都有一张显示菜色的彩色照片，只要把它从冰箱拿出来，眼睛不用离开电视就可以吃饭了。
犹太礼拜堂
赫伯特·戈德在克利夫兰高地的一座礼拜堂里做了一场关于嬉皮及“垮掉的一代”的演讲。是他父亲坚持的，因为这是儿子第一次以文化人士之姿在出生地现身，也是对他，近几年才刚成为教会要人之一的撒母耳·戈德声望的一项认可。这间礼拜堂既不是克利夫兰高地行正统礼的十二犹太堂之一，也不属于行新礼的礼拜堂之列（一种犹太新教教会，仪式十分简单，是为了让犹太教与美式生活得以协调），它行的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保守”礼，保留了大部分的正统仪式并大公无私地加以混合，像耶稣会。我陪着欢欣鼓舞的戈德一家人去做礼拜，连最抱持怀疑态度的孩子们都感染到父母的开怀。我跟其他教徒一样戴了一顶小黑帽。唱诗班很出色，不论声音或手势的庄严。为他们伴奏的是管风琴，与正教冲突的革新。牧师（看起来公正严明，没有胡子）吟念一小段赞美诗，教徒齐声回应另一小段，他们埋首于一本小书中诵念，我也不例外。在那本小书的赞美诗中还有《美国》，著名的爱国赞歌。跟所有美国教堂一样，圣坛旁边有美国国旗，告解室亦然（但告解室另一边有以色列国旗）。讲台上还有穿着祭服的小男孩和着散步服的小女孩与牧师和唱诗班交替朗诵赞美诗。做礼拜中途，牧师在纪念完本周该教区的死者及记者欧文·史宾塞后，宣布赫伯特的演讲。为了让这场演讲有其宗教性，宣布的讲题是《嬉皮、垮掉的一代与信仰》，可是赫伯特没谈信仰，说的是由于缺乏具革命性的政治理念，导致“垮掉的一代”理想主义者冷感、漠然。看来，没有人对这作为美国文化特色已不复存在的政治请愿有所非议，好像只有几名教徒向牧师抗议说做爱和通奸字眼的使用过频。演讲结束后礼拜继续进行，戈德爸爸被召去揭约柜的布幔。
我第一次开车
是一辆美国车，在底特律的路上开了一段。自动排挡让开车变得再容易不过，只要习惯找不到离合器踩就好了。高速公路上的时速限制很严格，驾驶都格外谨慎。奇怪的是没有超车方面的规定，从右或从左超随你高兴。而且几乎从来不打方向灯。
仙境
另外一个典型美国才有的场所，高速公路站。我在男厕看到的惊奇新发现。有一台帮你放松的设备，为开车过久双腿麻痹的人所设：你踩上踏脚板，投一枚五分镍币，机器便启动让你抖上五分钟，跟跳sanvito舞差不多。还有刷子呈圆筒状的自动擦鞋机。许多男厕中的擦手巾已改为热风烘手机了。
美国贫穷
有其独特颜色，我已学会辨认，是砖屋的红，或贫民窟的木头房子的无色。在纽约，贫穷好像只是初来乍到者的问题，有点像过渡期：如果随便一个波多黎各人一登陆就发大财仿佛是一件不对的事。工业大城市里看得出大众的贫穷是制度下必然的产物，往往还看到欧洲贫穷的影子，黑人住的房子比茅屋好不到哪里去，老人推着手推车，里头装的是从快要倒塌的贫民窟捡来的木板。不过，往富裕阶梯上爬的各阶层的交替轮换虽然缓慢但不间断，新来的总能找到安身之地。然而这美国的活力来源，流动多变，更迭不辍却在日渐消失中。五八年的经济萧条对底特律是一大打击，福特自那时起实施半年轮休，呈永久的半失业状态：比较年长的工人，那些上了一定岁数的，比其他人有优先权重新被录用，也就是说他们的位子有保障，这对通常缺乏稳定性，无产阶级向来以打临时工维生的美国生活来说是一件新鲜事。
计划案
计划案是取代现有贫民窟，由市政府或国家兴建的国民住宅，往往比原有的贫民窟还要令人伤心，这些国民住宅所有的不过是一种生命和欢愉的腐朽滋味。即便那些于新政时期，在纽约、克利夫兰、底特律盖起来的国民住宅，都是一种砖牢，不论高矮，总是太过平庸，矗立在光秃秃的空地上。人行道旁的小店铺不见了，每一个住宅区都到它的购物中心办货。不过在底特律，原先为贫民窟的一区，如今立起密斯·凡·得·罗斯（Mies Van der Rohe）第一批名声大噪的住宅区，大块大块垂直量体和绿地上有其他水平量体的那个。我去参观过，现在有装潢好的公寓展示给买者或租屋者看。到目前为止大家都用买的，没有人租。房价挺贵的。房租：一间公寓月租二百二十美金。那是为中高收入、专业人士、主管阶级设计的住宅，不是贫民窟的解决办法。被赶出来的贫民窟居民得去别的地方寻找别的贫民窟，购屋者之中也不乏黑人。
典型美国照片
摆在商店橱窗里典型美国黑人浸信教会的照片并不特别引人入胜，因为在黑人贫民窟转一圈，这是再平常不过的景色。穷苦黑人的浸信教会因内部分歧造成为数众多的分会，任何一个擅演宗教喜剧又有钱租下场地的黑人都可以成立一个教会在那里大声嚷嚷。信条不外乎至灵复活、现场显灵或现身。有人摇身一变成了名人和百万富翁像Father Divine，反之则像这几天刚过世的那个。
在芝加哥令人伤感但并不贫穷的黑人区路边，我看到一幅巨大的可口可乐风格的广告，而那美丽优雅无瑕的男孩、女孩不再是白人，是黑人。我坐车经过时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广告什么，另一天我又经过那里，这回留神细看：是一家殡仪馆的广告（提供您绝对的舒适）。（殡仪馆的广告在黑人区十分常见。）
穷人店
在这个消费国家里，为了能尽快买进新东西，什么东西都得丢，然后发现在商品生产标准化的这个国家，有一个谁也想不到在美国还有人会买卖的货品的地下市场。像芝加哥的意大利区就有一些卖过时存货的大型百货公司，它的商品是商业区的翻版，只是品质差到即便是全新的时候也教人觉得泄气。还有犹太贫民区壮观的二手货市集，我原以为是纽约欧撤街的专利，结果发现它四处可见。在美国有一方天地，那里是什么都不丢的，芝加哥有一个去年属于意大利人今年换手给墨西哥人的住宅区，墨西哥商店老板连店带货一起买下来，继续把意大利存货混在墨西哥货里卖。还有穷人书店，卖的是二手平装书和杂志，都是小型书商的产物，以移民语为主，西班牙文、希腊文、匈牙利文（没有意大利文，因为意大利移民通常看不懂书写的意大利文）。迷信成了文化根源。底特律有一家卖香烛的店，橱窗里有适用于不同宗教的香烛，包括巫术邪教仪式所需设备，天主教的宗教图片、经书、魔术、扑克牌，及色情刊物。西德尼·戈德告诉我说有一次店老板看到他探头探脑，把他从店里赶了出去，说不定店后头为黑人、意大利、墨西哥顾客准备有春药或其他妖术。芝加哥的墨西哥区也有一家吉普赛女人开的手相算命店。
包我利街
这并不是纽约所特有，每一个城市都有一条专为醉汉、人渣保留的街。那里有价钱极为低廉的房间，破破烂烂的小店，醉汉手上有几文就能饱餐的饭馆。他们都先去买一张只要几分钱就可以吃一顿，点数固定的餐券，确知自己接下来几天有饭吃，剩下的钱就拿去喝个痛快。当然在这些地方救世军的单位及各色宗教团体林立，可以去那里取暖。我记得一间圣托马斯·阿奎诺阅览室，在底特律，挤满了假装去看书的游民：一个由寒冽街道可以透过大窗子望进去的地方。会议室都得上锁——UE的一个工会人士跟我说，他的办公室附近醉汉成群——否则会有游民跑进去睡觉。美国离家弃职沦为醉汉和流浪汉的现象很普遍，四十岁的中年人也有，一种不知名的自我毁灭仪式。
放轻松
今晚在底特律招待我的主人，原本是哲学教授，现在在广播电台当DJ（介绍唱片，空档时间说点俏皮话），赚很多钱而且很受欢迎，也自己作曲自己唱，还灌录反潮流（不太过分）的一些小曲子。
钢铁危机
已经开始了。大罢工的起因是钢铁工业为了维持高价位，导致存货量一直上升。说不定年内，选举过后，美国经济将面临严重衰竭。听某些左派工会人士的说法（芝加哥我主要都在那个圈子里活动），美国经济在信用赊贷和强迫消费的恶性循环下，看起来实在很脆弱，危在旦夕。
芝加哥
实实在在的美国大城市，生产性的、血腥的、跋扈鄙俗的。这里的各社会阶级像敌军一般对峙，有钱人住在风光绮丽的一排排湖滨豪华大厦中，稍往下走几步就是一望无际地狱般的贫民区。在这里可以嗅到人行道上的喋血气味，Haymarket事件牺牲者的血（无政府主义的德国人，关于他们有一本十分精美附有插图的老书，是当时警察头子的作品），一砖一瓦建起芝加哥工业、在工作中殉职者的血，黑社会人士的血。我停留的这几天爆发了轰动的警察受贿案，我想意大利报纸也有报道。我很想在这不论其美丑都值得去了解的芝加哥多留一阵子，但是这里的冷很不舒服，我当地的朋友言语乏味且庸俗（跟芝加哥是绝配），我决定飞往加州。
旧金山日记
一九六零年二月五日
你们都知道旧金山是怎么回事，整个在山丘上，陡峭的上坡路，行经某些路段、古老颇具特色的有轨电车和路面轨道的金属刮擦声，是这个城市的标记，像纽约则是下水道排出的暖气轻烟。我住中国城附近，这个中国以外最大的中国人群居区现正爆竹连天地在庆祝这几天的中国春节（今年是鼠年）。中国商店卖的东西几乎全是日本制的。旧金山的日本侨民也很多，黄白杂居的这个都市景观将是五十年、一百年后全世界各地的都市景观。黑人中为数最多的是墨西哥印地安人。意大利人原本在中国城附近有一个意大利区，北滩，不过现在大部分都搬走了，如今还有一些意大利餐厅和商店，成了嬉皮区，招牌上的名字和句子是用意大利文写的：你们知道旧金山的意大利人都是利古里亚省、托斯卡纳省或意大利北方人，老一辈的还懂意大利文，纽约的意大利人则不同，他们既不懂意大利文也从来不学英文，就这么辞不达意过了几个世纪。这里的意大利姓氏跟今日意大利的姓氏相吻合，至于纽约意大利人的姓，在意大利连听都没听过，他们属于那不曾在意大利史上露脸的意大利。还有，旧金山的意大利人长得跟我们一样，纽约的意大利人只像他们自己。这种住着中国人和意大利人和嬉皮士的拉丁区到了晚上满街都是人，这在美国很反常：有一家咖啡馆居然还在人行道上摆出桌椅，教人错以为身在巴黎或罗马。不过后来我发现这种热闹景象只有星期五、六、日晚上才得见，至于其他时候则荒凉无生气。
码头工人工会
头一件事自然是去拜访哈利·布立基，他是美国左派唯一一个势力强大的码头装卸工人工会ILWU的秘书长，因为跟赫鲁晓夫会过面名声大噪（ILWU是西岸的工会，纽约的码头装卸工人工会众所皆知是在黑社会手里：请参考Waterfront）。我不觉得布立基有什么特别魅力，他的几个同僚反而十分风趣。旧金山码头工人拜他们工会的战斗力之赐变成一种蓝领贵族。他们月薪在五百美金上下，就一个不需特殊技能就能胜任的工作而言这份酬劳过于优渥。在一间不漂亮但挺别致的现代建筑中，进行的是有名的补给动作，应船只要求安排工人白天或晚上来装卸货物。我目睹了晚班工作。装卸工人陆续来到，多是黑人，还有斯堪的那维亚人。下工之后工人要跟工会报告他做的工时，这样工会随时都有按工时多寡排出的工人名单，当业主要人的时候，工会便优先选择工时较低的人，年底大家的工时就差不多一样。这些数字是用一块灯光告示板显示，很像赛马场的计时分表，也像股市。在旧金山，当码头装卸工就跟在圣雷莫坐赌场收银台一样，是最教大家羡慕的一个行业。今年工会收到了一万多份的入会申请，只挑选了七百人，即便在贫穷这个字眼不存在的加州，这个数字仍说明了什么叫做美国的富裕劳工。当然筛选的标准是要看体力及年龄，大部分的码头工人都是魁梧巨人。这个成果来自不懈的奋战精神，工会颇引以为自豪，确实也值得欧洲工会检讨。有天晚上一位工会激进派老将语气很冲地对着我大加抨击法国和意大利工会的缺乏战斗力，他说意、法工会分子空有美国劳工所没有的政治意识，却从来没能经由罢工争取到美国工会所争取到的东西（我们还可以说，甚至连坚守自己的政治立场都做不到）。
俱乐部
旧金山的秘密难道在于它是一个贵族城市吗？一位研究地方历史的老作家带我到波希米亚俱乐部吃午饭，这是我在美国看到的第一家英式俱乐部。一切的一切，包括木面装潢的墙壁、游乐室、世纪初风格的绘画、名人肖像、图书馆都跟伦敦最保守的俱乐部一模一样。如同每次在这个各方面离英国说有多远就有多远的国家中嗅到一丝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气息那样，我深受感动。由俱乐部的名字可知八十年前是艺术家、作家聚集地，满室手稿、珍品皆出自杰克·伦敦、比尔斯（Ambrose Bierce）、诺里斯（Frank Norris）及曾住过旧金山的史蒂文生和吉卜林之手。前者于此长住过，后者则只停留了短短几个月。还有马克·吐温，当时他还是一个名叫撒母耳·克雷门斯的记者。如今俱乐部会员都是六十多岁的老先生，英国派头，或许是旧金山硕果仅存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么说来旧金山是群雄交会地了？旧金山的出版业者出版的书种寥寥可数，加州书会出的是像Tallone那一类的古典丛书，将内战期间加州人书信手迹复制结集出版，这种以附有精确复制文件推出历史书的方式果然新颖、诱人。旧金山主要是为纽约的出版业做印刷。这里的意大利人跟美国其他地方的意大利侨民比起来也多了一分优越感。虽然我在这些祖籍意大利的美国人开的俱乐部“晚宴”进餐时，并没有感觉到相较于纽约类似的圈子有什么层级上的明显差别。
泽尔巴赫（Zellerbach）
我旅馆附近有一栋很神气的泽尔巴赫家族的造纸厂新大楼。泽家是淘金热之前就进驻旧金山的少数犹太家族之一（一八四九年始终被视为加州史前史及正史的分水岭），这些犹太家族并未跟后来自中东大批涌进的意第绪语系犹太人融合（再说后者在加州人数不多），可以算是自成一格的贵族。
佛令格提（Lawrence Ferlinghetti）
佛令格提（你们知道的，他原名叫佛令，之所以加上那个词尾是表示对意大利人、黑人及其他生气盎然、原始民族的敬仰）是“垮掉的一代”诗人中最聪颖的（也是唯一有幽默感的，他的诗作有普雷韦尔之风），而且并未舍弃旧金山而趋就纽约。不过他现在人在智利旅行，所以我少了一个对旧金山了若指掌的权威导游，就像在芝加哥没找到阿尔格伦一样。佛令格提有一家全旧金山最棒的前卫书店“城市之光”，跟哥伦布街上另一家文学书店一样几乎纯卖平装书。不过这些平装书的价格相去甚远：在只要三十五分到五角不折不扣的大众书（通常纯以营利为目的）旁边有包罗万象（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伟大的书名涵盖了各式趣味与智慧）的文化丛书，有售价一块半、一块七毛五甚至两块美金的软皮书，说起来跟定价三块左右的精装硬皮书没有明显差距。但是大家宁可卖昂贵的平装书也不卖精装书。
乡村
这里的生活与纽约并没什么不同，正如城市的社会组合亦大同小异。不过此地的小团体间弥漫着某种典型的乡间气氛。这里的流言蜚语可不是纽约那种流言蜚语，有其乡村式的震撼效果。这点在柏克莱教授们的那个人造乐园小世界中尤其明显。每个人都守着自己在丘陵上成排而立的小巧华宅。侨民圈子亦然。我们在太平洋滨。
传奇真人真事
我看了七八家后才选定这家旅馆，就价钱、清洁和地点都是最合理的。没有人介绍，两天以后我发现同一批奖助金的另外三个人奥利埃、克劳斯、梅杰德，不同时间抵达，也住在那里。四个人不约而同在有成千上百家同类旅馆的这一区选上同一家。
古迹
我始终避开风景、古迹和城市观光旅游不提。不过这回得破例。在金门附近的一个公园里逛，猛抬头发现一片巨大的新古典建筑，一排列柱，映照在一小汪湖水上，比例大得惊人：已成废墟，花草蔓生，从废墟中看出当年精雕细琢。视觉效果很超现实，像噩梦情境，就连博尔赫斯也想象不出类似场景。原是美术馆，为一九一五年一次美洲艺术展所建。无视其诡异今貌，观光手册硬派它是全美洲最精彩的新古典建筑，或许不假。在此建筑物身上可以看到一九一五年富裕美国的文化梦，而从建筑现况却让人联想到，我不记得是谁说的，美国由蛮荒一脚就跨入了衰亡。如今不忍见此楼化为尘土的圣芳济教会决定以石材重建，于陶立克柱头上方的方形砖面饰以大理石。加州政府负责五百万，市政府及商会再各出五百万，另外五百万将由民间募款。
绪尔沙利特湖
海湾及附近的海水即便在夏天也是冷的，撇开纬度和林木生态（有蓝桉及亦称为红木的巨杉）不谈，旧金山一带令人神往的海景与山林不带一丝地中海气息，永远乌云密布飘着小雨的天空和无时不在的雾，使这片景色比利古里亚的圣玛格丽特及斯堪的那维亚峡湾还要忧郁。其忧郁也更甚于绪尔沙利特湖。该湖在众多观光村和游艇港口中最具文艺色彩，精品店林立，住在那里的都是作家、画家和同性恋者，跟瑞士的阿斯寇纳一样。
哲学教授
不能免俗，马克·哈里斯（Mark Haris）（我们月前曾看过并放弃的幽默小说《傻子，醒醒》的作者）跟绝大多数的年轻作家一样在大学里开写作课，旧金山州立大学。他真正的专业其实是棒球，他写了三本以棒球为题材的小说。关于美国文学，在一个富裕、问题尚未浮显的社会里创作所面临的难题，他谈起来头头是道。不过他对欧洲文学一无所知，对大西洋彼岸曾经发生及正在发生的事毫无概念，并不是说他没兴趣：他目瞪口呆地听着每件大事纪。他不知道西班牙打过内战（一定读过海明威，但就跟我们读南海婆罗州首长之争一样）。我未曾谋面，但与梅杰德有过几面之缘的一位在哈里斯同一所大学任教的哲学教授，只知道一位哲学家——维根特斯坦。认为黑格尔不过是一位玄学家，不值得研究，海德格尔及萨特则是散文家而非哲学家。
巴比特[43]
马里欧·斯帕格纳（Spagna发音Spagh-na斯帕格纳，大家叫他斯帕格）祖籍意大利伊伏雷亚附近（不过他不懂意大利文，只会几句皮埃蒙特方言），开车载我四处游览，是他邻居马克·哈里斯介绍我们认识的。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五十岁便从标准石油公司退休修身养性。他也摇笔杆：主要是写信给参议员和众议员。看报，剪下跟地方众议员有关的消息，然后对他们表示支持和提意见。他还有一篇文章被登出来过：《照照镜子》，呼唤年轻人不应出自虚荣照镜子，应审视自己的良心。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研究一个和平与美之殿堂的设计案，计划要盖在提摩派斯山坡上，有一天将成为联合国全球政府所在地。
Do it yourself
我的笔记中至今未提及美国生活，他们活跃的社交生活，都是在没有人服务的情况下进行的：还有美国的房子，绝大多数品味出众的房子的墙壁粉刷、楼梯、诸多木工都是屋主自己动手从容完成的。因为这类工作要不根本找不到工人，要不就是索价过高。柏克莱的一位教授汤尼·欧的房子，漂亮典雅，从砌墙到木工，从地基到屋顶，全是他一手做起来的，而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对大部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白手起家正如同字面上的意思，是用自己的双手盖房子。
欧洲
女作家N.M.[44]是无人不晓的英国三姐妹中的老三，那个时代她是公认的美女。三姐妹其中之一是希特勒的情人，另外一个是纳粹首领奥斯华·莫斯利（Oswald Mosley）的妻子。她则信奉共产主义，是张伯伦死在对抗西班牙共和党人战场上的儿子之妻，后来到了美国，活跃于民主党及反种族歧视各团体间。
公关
公关C先生给我的那本关于他们企业的简介，直到我人在开往月亮谷（纪念杰克·伦敦）的公车上才开始看。他邀我到他在那里的葡萄园度周末，你们猜另一位应邀的宾客是谁，活见鬼了：与我合照的那一位是红衣主教史培门，C先生的好友，再三恭喜他受国务院之托拯救巴西免于落入共产党手中的任务完成（在C先生的公关运作下仅一年时间巴西局势改观，变成反共国家）。此外，简介上对公关的诠释是（C的工作小组接受不同团体的委托，偶尔也接受国务院的案子）：“公共关系可以制造子虚乌有的消息并公布于世，也可以反过来预防及减低不利消息所带来的影响。”于此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人习性中最浮夸的一面，在其公开的宣言中跟苏联口号式文宣同等的天真。我原以为那个下午将在无聊的政治讨论中度过，结果不然。私底下C先生人很敏锐，通情达理且周到，他的房子是他亲手盖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墨西哥摆设，葡萄园没有请人照顾（那一区的葡萄种植者少之又少，美国已经没有农夫这一行是众所皆知的事，南方除外。很奢侈地经营一家规模不小的酿酒厂的邻居的修树工人是从法国请来的）。霏霏细雨中鹿群一口一口饮啜着葡萄。他给我看的一本关于墨西哥的书中，除了惯常美国媒体的反共语调外，还有对墨西哥教会所做的严谨分析评论，见解精辟。至于欧洲及美国政治方面的话题始终维持着适可而止的天马行空。C也为天主教的跋扈担忧（“那么你的朋友红衣主教史培门呢？”“他呀，是个好人，不过其他神父……”）。关于共产主义（所有美国中产阶级少不了要问的意大利共产主义问题）却一笔掠过：做公关的特点就是见风转舵和圆滑。他和他太太（建筑师）直接在火上烹调出的菜肴是我旅程中所吃到最美味的一餐。
“垮掉的一代”的派对
我应邀去参加一个“垮掉的一代”的派对。由于这几天警方出动大批人马围剿大麻交易，所以门口始终有人站岗看有没有警察来抄。（广场上还曾有“垮掉的一代”聚集抗议此类“法西斯制度”，并要求开放麻醉品使用。）这里，不知道是谁家，只有酒喝，而且难喝死了，没有椅子，没得跳舞，有黑人鼓师但没有空地，漂亮女孩有一些，不过最漂亮的那几个照例是同性恋，没有共通话题，无法交谈，不可或缺的吸毒者在纽约派对里通常打扮得体、干干净净，这里的却脏兮兮、面容憔悴地兜售一管管的海洛因或安非他命。结论是，宁可参加“资产阶级”的派对，起码酒比较好（忘记跟你们说当天的派对还有格林，他现在也住旧金山，不过我们根本没见着对方）。
肯尼思·雷克罗斯（Kenneth Rexroth）
他肯定是我在美国所见过的人当中最重要的：我知道他并不是因为他的文名（他出了二十多本诗集，为数可观的评论文集及不少日本古典文学、诗的翻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这个人。老一辈的无政府主义工会分子，担任过许多年工会的组织工作。没有一个人他看得顺眼，不时爆出嘲讽的哄笑，他的头号敌人是前共产党员、前游击队评论杂志的托洛茨基分子、惊悚小说等等，是个魁梧帅气的老男人，唇上两撇白胡，年轻时还当过拳击手，跟我见面时身穿一件牛仔衬衫和军用背心。对未来充满信心，即便没有政治、意识形态活动，没有科技发展等等，终会到达新境界。就算希特勒称霸，所有反法西斯分子丧命，所有书本被焚，历史也会从头开始，一切都会重建，只是时间问题。哪些团体、哪些方面、哪些力量、哪些新潮流可以让我们预见明日美国？这是我逢人就问的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他，我也不例外。年轻人，他说，在他去朗读诗的大学里他看到了新的一代，还未定型，但满怀热忱和改革冲动。“垮掉的一代”对麦迪生街而言算是叛逆，其实很肤浅。真正的青年在大学，还有南方的黑人运动，马丁·路德·金这位伟大的黑人领袖目前人在加纳（此地黑人运动和非洲国家之间现阶段的关系很微妙）。其实这样的说法我在纽约已经听过，而直至今日我仍未见到这名闻遐迩的大学新青年有任何振奋人心之举。雷克罗斯还跟我提到一些（肃然起敬）无政府主义天主教团体，像我在纽约就听过桃乐丝·黛发起的运动，她还发行一份类似基督徒见证的刊物。参与这个团体的还有我们的作家J.F.鲍威尔斯以及我觉得差不多是杜罗朵神父[45]那一类的Brother Antoninus。雷克罗斯正在写他的长河式自传，他说可以翻译到欧洲去，因为他做遍了所有欧洲人认为一个美国人会做的事。现在他为旧金山电台担任文学评论（旧金山有一家很好的独立电台，尺度自由，提供绝佳的国际资讯服务，是唯一的资讯来源，因为旧金山报业水准奇低，《纽约时报》要晚三天才到。法国危机被所有新闻媒体撇开不谈是我亲身经验，除了地方报有精简摘要外，全都集中报道Finch案。）
中国新年
引颈期盼着有舞龙表演的盛大节庆——中国新年（二月五日，昨天晚上），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海军阅兵，当地政治人物乘豪华大轿车游街，跟意大利黑社会及所有弱势民族一样。最后舞龙登场，长而炫目，可是完全感受不到大众自动自发的参与感，相反地，弥漫一股“帝国主义”气氛，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美式法西斯，这倒是旅行中头一次遇到。（又有其他声音告诉我中国城的另一面：通常只放台湾和香港出品的中国话电影的剧院，将在美国人还没来得及察觉以前，连放两个月的共产主义统治的中国大陆的电影。）
旧金山结语
我对旧金山寄望很高，大家告诉我关于旧金山的也不少，如今我在这里待了十五天（包括跟同伴研究怎样跟他们其中几个开车一起走的时间），好，现在我要离开了，凭良心讲我没办法说我知道的比以前多，也不能说我真的比较了解它，或许我兴致不高。这几天的生活毫无新意，没认识什么超凡人物（除了雷克罗斯），没人理睬我（倒不是城市本身吝于与我分享它的快乐，只是，结果如此，也许我的行情正在走下坡）。从我离开纽约就老听到纽约的坏话，多少跟我们批评罗马的心态相仿（当然是不一样的），其实他们说的没错，不过纽约大概是美国仅有的让人觉得身在世界中心而非荒郊野外、边缘的地方，所以我宁择其陋、择其特有的、优于一切的、本位主义但互不冲突的对自由的忠贞，而不趋就那超俗之美。
加州日记
洛杉矶二月二十日
驾驶人回忆录
我跟奥利埃、品哲、克劳斯和他太太于二月七日离开旧金山，我们租了一辆福特，洛杉矶还车，大家轮流开。开车并不难，但是辛苦，因为车子性能有点问题。平行车道系统比我们踩左侧超车要好也较不危险。当然遇到像我们那里的狭窄路段，每个行车方向只有双线道时，基本上也是跟意大利一样左侧超车。重要的是保持固定车道，要换“线”也就是换车道时，得注意后方有没有来车。车速限制严格必须随时留意，沿途都有警车或摩托车以雷达测速。在人口稠密的住宅区时速规定是三十五或二十五英里，加州一般时限是六十五英里。我们的车不是自排（自排车较贵），在高速公路上顺利无比，到了洛杉矶车流不息加上接二连三的红绿灯，才知道对无须换挡的驾驶人而言是何等清闲。在洛杉矶停车是大问题。我们一到才把车留在禁止停车的地方几分钟，回头已经不见了，警察转眼就用一辆有拖吊设备的小卡车把它拖走了，我们只好花上半天时间到一个专停违规车的车库去领回来。所有纾解交通的服务效率之高令人咋舌：有一晚在旧金山跟一个朋友参加完派对回家，两个人微醺把车开出马路陷入泥浆，下着雨，我们跑去打公用电话讨救兵，还没回到出事现场已经有吊车在那里一截一截地把车提上来了。
其实不然
大家老说开车横越美国是游览美国的唯一方式，其实不然。第一是在于它无边无际的大，再者无聊得要命。只须走一小段高速公路就可以大致勾勒出平均说来是由小型及超小型城镇构成的美国轮廓，路旁郊区绵延千里，令人气馁的凄凉。全是低矮建筑、加油站和其他类似的店铺，还有招牌、霓虹灯的七彩颜色，于是你知道美国百分之九十五是一个丑陋、教人喘不过气来、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国家，总之，无可救药的平淡。你还得花上好几个小时越过荒无人烟之地，正如我们在加州森林及海岸边的漫游，自然你也会见到世间奇景，不过少了某种味道，或许因为那不属于人的尺度。开车旅行最无趣的要属在不知名的小镇上过夜，没有任何活动可打发时间，只印证了美国小镇的单调乏味果真名不虚传，且较耳闻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数十年如一日：咖啡馆四壁饰以狩猎战利品，麋鹿、驯鹿：顶着牛仔帽的农人在店铺的里间玩扑克牌，胖妓女勾引推销员，醉鬼故意找碴挑衅。这样的凄凉景象不为小乡镇所专有，包括较有生气的度假中心如蒙特利、卡美尔也不例外。像现在是淡季，连找一家餐厅吃个晚饭都难。
这些人间乐园
那些美国作家生活的地方，我是宁死也不住。除了与酒为伴外无事可做。一个年轻作家叫丹尼斯·墨菲什么的，写了一本畅销书《陆军中士》，意大利蒙达多利出版社[46]排在梅杜莎丛书翻译出版—样书刚到他就拿来给我看，还以为蒙达多利是个小出版社——那天早上他来找我时双手伤痕累累，因为前一天晚上烂醉如泥的他挥拳击碎了住屋的落地窗玻璃。住在Big Sur这里的亨利·米勒我们已听说他不见客，正埋首写作。刚与一位十九岁妙龄女子走上红地毯，另一端的这位七十岁老作家投注所有余力在写作上，以期在有生之年能完成计划中的作品。
老人旅馆
朋友们老以为汽车旅馆贵（大错特错），结果总选择投宿在阴森、跳蚤聚生的小旅馆里。这些旅馆的常客是住在那里守着电视屏幕消磨一天又一天的老人。加州是美国独身老人的避难所，他们来到这四季如春之地择一小旅馆，将积蓄一点点掏空度余年。不过纽约旅馆也是老人居多，尤以老太太为主。
太平洋
非岩岸的土质峭壁，高耸木栅栏围成港口，太平洋展现其与众不同的风貌，包括海洋植物也截然不同：被浪花抛上沙滩的海藻质密柔韧，加上小而硬的尖头，可当三四尺长鞭来使。这样长且结实的海藻简直可以上演皮鞭大对决。海底及海滨既不是沙土亦非岩层，而是群生、多孔、会呼吸的海中生物。
海底其实是活的：一层软体动物像眼睛那样时张时关。还有，即便阳光普照的日子，海面上始终笼罩一层薄雾、蒸烟袅袅。
洛杉矶
自我抵美以来，所有人都跟我说洛杉矶很可怕，旧金山我会很喜欢，但洛杉矶肯定教我倒胃口，于是我知道洛杉矶跟我一定气味相投。果然，我一到洛杉矶即被深深吸引住：这才是美国城市，这样一个超乎想象看不到尽头的城市，正是在大都市才觉得自在的我所需要的。其长大约是从米兰到都灵，其宽则上自科莫下至维切利。神奇的是一个社区和另一个社区（也称市，往往是一望无际的华宅及小别墅）之间，有荒漠的高山峻岭横亘，为到城市彼端还得翻山越岭，其间不乏鹿群及山猫出没，为到彼岸，则得越过世界上最美的半岛及沙滩。此外洛杉矶是一个庸俗、单调、不矫揉做作兴建纪念性建筑或观光点的城市——不像旧金山，是美国唯一一个有欧洲所谓“个性”的城市，爱上旧金山理所当然，一切完美——洛杉矶是货真价实的美国影像，这里不论是超高水准或一般的生活方式都不会摆出超然世外的姿态，是属于大型工业城组织化的生活。不过几天下来我察觉洛杉矶之居不易，比美国任何一处都麻烦，对短期访客来说（本来他们通常较当地居民更能乐在其中）简直教人气馁。社交生活在遥远的距离阻隔下成为空谈，比利佛山庄只做内部交流，圣摩尼卡、帕斯登那等亦然。等于过的是乡间生活，大红烫金的乡间生活。要不然你得开上四十分钟、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的车，像我就只好依赖有人开车来接我，我若开朋友的车也觉得疲倦且无聊：公共运输工具除屈指可数的几班公车外别无选择：计程车少而且索价惊人。城市缺乏轮廓如同缺乏魂魄，甚至我原先期待见到的像芝加哥那样莽撞的活力也没有。说实在的那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窝淘金者，身手矫捷但六亲不认。皮欧维内[47]对洛杉矶做过深入观察，我不在此赘言，请参阅他的传神描述。
郊区
看到这些教授在此人间天堂是怎么过日子的，且不论他们资质杰出或平庸，看到大学对研究工作提供的优渥资源，忍不住要说这一切是用灵魂换来的，在这个地方就连最大无畏的灵魂也注定要萎谢。分隔为上千个郊区，洛杉矶是世界边缘，从各个角度来看皆如此，即便是在这里“被拍出来”而不是“拍出来”的电影里亦然。不管去到何处都有住在市中心怪癖的我，在这里也找了一个位居闹区的旅馆，然而此闹区是办公室集中地，不住人，于是加大意大利语系的朋友们劝我搬到Westwood的一家汽车旅馆去，这样离他们比较近。我跟汽车旅馆一拍即合，可以在此度一生也不倦。这还是一家摩门教旅馆，对面是一间荒谬巨大，只开放给教会老先生、老太太的摩门教堂，距井然有序的日本人（以为邻近社区小洋房修剪屋前草坪为生）及墨西哥社区不远。可是我就此与洛杉矶其他地区失去了联络，我也提不起什么劲去找那些我有地址的人或拿着介绍信去看谁（打电话也非易事，每一社区都有自己的电话簿，其他社区的电话簿找不到：大部分的电话跟打长途电话一样得通过接线生），所以这是我到美国以来第一次没有汲汲于与当地人士联络，却在那些活在自己小世界里的意大利教授的晨昏作息中随遇而安。
如此这般的电影圈我无可奉告
我离开纽约的时候亚瑟·米勒还在这里，现在他离开了，是他的秘书写信告诉我的，于是我错过了与全美国最受瞩目的名女人碰面的机会（我还是希望能在纽约遇到他们），至于跟电影圈的接触除了安排参观迪斯尼片厂、福克斯公司那一丝不苟重建的百年如一日的西部小镇外景现场以外，就没有了。这几个月对好莱坞来说（我说的好莱坞是欧洲习称的好莱坞：你们知道的，好莱坞如今餐厅、剧场、娱乐场所云集，类似百老汇，可是跟电影制作一点关系也没有了。制片厂都在别处，在外地）是淡季，因为加州四月申报所得税，税务局的会来盘点拍好的胶卷上税。所以制片公司这几个月尽量少拍片，拍好的胶卷也送到亚利桑那州去，等查完税再运回来。这个伎俩大家都知道，但就法律来说是合法的。此刻福克斯公司只有一部片在拍，是科幻片。唯一有趣，引起我注意的是在技术人员中有一个家伙，牛仔打扮，子弹带匣中都是小石子，枪袋则插着一支弹弓。他的工作是射石头惊吓鸭群（背景自然是热带雨林的一条河岸边），依导演需要让鸭群朝特定方向飞去。
总而言之，我说这么多是为了告诉你们没有人邀请我参加任何名女星、导演、制片人接踵摩肩的晚宴，我为你们感到遗憾。这里跟纽约不同，因为平日大家各据一方，重要的聚会两个月以前就开始准备了。再加上，卓别林夫妇离开后，景况今不如昔。
树屋
到马戏团舞星绮葵塔在马利布的别墅去游泳。她丈夫在电影中专演打手。他们在树上盖了一个随风摇曳的小屋。先听建造原理，然后参观并拍照。后来我发现这并非马戏团成员独有的巧思：隔天我去拜访的一位心理医生家中也有一个。树屋在加州实属平常。
我没去墨西哥
计划中要从这里跟基金会赞助的其他作家一起出发去墨西哥，结果未能成行。我发现我的签证是单次出入，也就是说我要是离开就再也回不来了。其他人的签证则是无限制多次出入，所以他们可以去。我只有等我离开美国回意大利时再去了，如果那时候我的兴头还没有冷却的话。
加州最美最大的农场
我终于参观了纽霍农场。一望无际的柳橙及核桃园。标准的美国农业，不靠工人，全靠机器，包括核桃的采收。至于柳橙的采收工作则委托一个由墨西哥老手组成的工会负责。我在那里还看到了牛仔，在无垠的一格格牛棚间忙碌穿梭，牛群百般无聊地反刍那由输送带运来的精心研磨过的合成草料。不管牛或牛仔，终其一生都见不着一片大草原。
行人的悲哀
“在此地用脚走路者将立即被逮捕”，进入洛杉矶时的笑谈，洛杉矶没有行人。真的，有一天我尝试在克佛市走上一小段，刚过几个街口，一名骑摩托车的警察把我拦了下来。我过马路时闯了红灯——不见人迹的一条小路。为了躲罚单——the ticket——我跟他解释说我是外国人，在大学教书、有点心不在焉等等，但那个没有幽默感的家伙跟我啰嗦了半天，因为我没带护照（就我的经验——直到目前为止——在美国无须带证件），再三盘问。他没开罚单，不过缠了我一刻钟之久。行人总是可疑的，但仍受法律保障，一个人在任何地方穿越马路，所有车都会停下来，不像我们只发生在有斑马线的地方。既然行人跟红番一样稀有，大家都试着将他们保存下来。
够了吧
你们总不至于要我跟你们描述日落大道上名女星的别墅、中国戏院前水泥地上的手印、少不了得去的迪斯尼乐园及海洋公园吧（不过后者的确壮观，参与马戏团表演的不止海豹及海豚，还有巨型鲸鱼）。这篇日记我写得有点意兴阑珊，此刻我已告别观光客身份，还有，脱队刚到这里的时候（我不喜欢集体行动：唯独当我只身一人及同伴不停换人的情况下我才觉得在旅行），我始终拿不定主意是隔天就离开或者继续停留，只放任自己在这城市毫无保留慨然允诺的风流韵事中遐想，然而这些在接下来几天已无法带给我张力，我呢是不持续处在紧张状态中就感受不到旅游乐趣的人。还有就是，我一直在该继续看完该看的和尽早回到让我如沐春风的纽约这两者之间摇摆。
总之，我会分乘飞机、灰狗巴士及火车穿越内华达、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得州。月底到三月初之间我会在：
c/o IIE
1300 Main Steet
Houston 2, Texas
不然，纽约的通讯地址始终有效：
c/o F.J.Horch Ass.
325 East 57 St.
New York 22, NY.
西南日记
拉斯维加斯
我是坐飞机星期五晚抵达拉斯维加斯的。全城的饭店和汽车旅馆都客满。由于有连续三天的假（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是华盛顿诞辰），早在一个月以前所有房间就都被预订一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不止洛杉矶，因为到这赌场大本营一游就跟去麦加朝圣一样，没有一个美国人能例外。大家都知道拉斯维加斯是怎么回事，坐落于内华达州最荒芜的沙漠中，原是淘金者聚居处，今日其范围并未向外扩张多少，其实就是两条路，原有的主要道路两边全是最有名的赌场，还有一条狭长的新路，在荒漠中闪着比百老汇还要耀眼的霓虹灯，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汽车旅馆、赌场，推出全世界最有名的全裸女郎歌舞秀的剧院，富丽夜、丽都等等，还有所有百老汇最红的歌星及演员，只是在百老汇绝不会有超过五六场的精彩表演同时上演，而这里有二十多家剧院，想要的话可以一个晚上赶三场，因为表演一直到凌晨四点才结束。至于赌场则是二十四小时不歇业，应该说全城皆然，因为凡是公共场所都设有赌场而全城不外乎公共场所。这些地方摆出的不是轮盘或扑克牌桌，而是一列列闻名全球、拓荒者首创的手摇吃角子老虎。放眼望去只见忧心忡忡的人们呼吸急促地排排站在吃角子老虎前面，与工厂内工人上工神情如出一辙（皮欧维内的描写实在传神）。你们知道的，内华达州是唯一一个赌博、卖淫皆合法的地方，在这里居留满六周后即可申请离婚，只要宣誓未婚，随时可以结婚。我到的时候，跟一位来自华盛顿的先生共乘一辆计程车，他服役海军，也是秀迷。计程车司机一丝不苟地带我们找遍了所有汽车旅馆，但每一间都打出客满灯号，结果他只好把他家的一个房间租给我们，一间朴素的小洋房，我跟那位华盛顿海军分租，很高兴有这般难得的机会能就近观察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海军十分严肃、自制，下注时出手颇紧且谨慎，处理异性的事也小心翼翼，再说这里简直是天价。他最大的期望是尽可能多看秀场表演，是他坐飞机来此的目的，他根本整整三天没睡觉，一晚连赶三场，明知像富丽夜这类表演十分无趣，还从每一家夜总会寄节目表（此地的习惯是由夜总会付钱，你可以像寄明信片一样将节目表寄出）给朋友及同事，以炫耀他所度过的美好时光。计程车司机也是个好人，正派家庭，妻子在主日学校上课，他在计程车上第一件事就跟我们解释娼妓合法化的好处（“我支持娼妓合法化”）。这个拉斯维加斯并未教人失望：一切都跟读到的文字描述一样，夹在赌场和夜总会之间的结婚礼堂打出快速结婚的广告招牌（比我想象的还要草率：这些小教堂根本就是貌似饼干盒的棚子，前面摆尊丘比特像罢了：取的名字大多接近明星婚姻礼堂这一类的，广告招牌则是好莱坞式的新郎新娘亲吻近景）。真实的是那一股伟大真诚的生命力，川流不息的人群荷包满满地来来去去。说实在的，我喜欢拉斯维加斯，我真的喜欢。欧洲的赌城截然不同，应该说与拉斯维加斯的平民化、西部风格完全相反，跟皮卡雷这种地方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这里看到的是生理上的健康，是一个兢兢业业、该下地狱的、庸俗的社会，却正因为如此，教人乐不思蜀。在熙来攘往的飞机班次中，你真能体会到先民、淘金者赋予了这片荒谬的沙漠赌城一个存在的意义。我知道我说的话俗气得可怕，但我正在一个俗气的国家旅行，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方法来体验它、思索它。（至于所有的西部酒吧、拓荒者、淘金者还有再过去一点的印地安人和墨西哥人，是怎样被彻底应用到观光、被挂在嘴边、被分解为让人想到就反胃的纪念品专卖店中的商品，我就不在此多费口舌了。）
有问题
我之前说的，在美国旅行，开车是唯一办法，其实大有问题。试试像我这样搭灰狗巴士穿越内华达、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州，保证错过所有的观光点，除非你每站都停然后费心安排有导游解说的游览参观或诸如此类的活动，而这些会浪费你好几天的时间，因为所有“不可错过”的风景区绝不会在公路沿线。其实这些“名胜古迹”（几乎都是大自然景观：大峡谷、石林等等）并没有什么慑人之处，我发现美国的大自然不能带给我冲击：不过是去验证电影里看过的东西，所以我毫不眷恋地放弃了死亡谷（至多是比我这几天所看到的荒漠更死寂的另一个荒漠）和大峡谷（不过就是相较其他峡谷略胜一筹的一个），只一趟我就看遍了亚利桑那渐层起伏的沙漠和浪漫的西部荒芜小镇，正式进入新墨西哥州。
萧瑟城市
巴士进入新墨西哥州，天色已暗，停车的第一个小镇上供应快餐的寻常小吃店已风貌迥异：无形的贫穷气氛（在加州我已忘得一干二净）笼罩一切，放眼看去大多是印地安打扮的印地安人，带着小孩等车的贫困妇人，醉鬼，乞丐，一幅似曾相识、难以界定的落后国家景象。新墨西哥州，美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享受异国情调、逃避现实、缅怀劳伦斯的重镇（但更多人喜欢更有劲、纯朴、实实在在的墨西哥，已然是文化圈度假的半强迫选择，也是寻找室内装潢摆设品的宝库，纽约文化人士的家几乎都足以跟一间小型墨西哥文物博物馆媲美：墨西哥之于美国就如同希腊之于欧洲），严格来说—就文明的角度——很贫乏（古西班牙遗迹量少质劣，新西班牙文物的真品不知所终，赝品充斥。好莱坞的片厂我根本没去！阿布奎克不值一提，圣达菲很漂亮，不过抽丝剥茧后会发现主要是包装），但让人对落后地区有所了解——很难想象比这还要落后的——而这个落后地区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二月二十五日
今天我去了道奇城，我非常喜欢，山景赏心悦目，作为知识分子的避难所来说也有它的价值，印地安部落很逼真，文化人士很和善，不是只有商人，文学记忆——D.H.劳伦斯——萦绕不去，因为他所有的朋友都还活着，精彩的印地安和新西班牙（自我鞭笞苦行教派在这里至今尚有遗民）文物收藏，还有不远处有两个滑雪站：总而言之我倒挺愿意待下来的。今天晚上我应一位出生在佛罗伦萨的法裔美国建筑及室内设计师之邀到他家去，他家摆满了墨西哥民俗艺术品，简直妙不可言，出人意料，生平所未见。今晚是圣达菲的重大节日，因为在剧院有一年一度的表演活动：蒙地卡罗的苏俄芭蕾舞团！我不去，有人要转卖绝无仅有的一张票时我放弃了——难得理智想省钱——不过我照样受到这自我放逐的小族群欢愉气氛的感染，我喜欢在不寻常的日子里去到乡间，看大家都兴致勃勃、心满意足。我之前谈到落后：此地处处荒园，所谓农庄仅生产供当地需要的一些蔬果，工厂寥寥可数，然而印地安人却在新政颁布的优惠待遇及美国人的作贼心虚中自得其乐，他们有失业救济金领，无须缴税，拥有被列入渔猎保护区的一片山林（他们活在一种原始的共产主义秩序中，无视当局宣导企业自由经营好处的苦口婆心），医疗费用全免，登记就业排第一顺位（当然也是国家藉以招徕观光客的首要剥削对象）。要说明的是，穷归穷，但比较一下这里和地理条件好太多的意大利巴希利卡达省（Basilicata），我们那里的居民连做梦也想不到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大智若愚的印地安人或许是这片荒土上唯一不以传宗接代为先的民族，但他们一度减缩的人口，最近几年有增加的趋势。
村落
我一踏进阿布奎克附近的圣多明尼哥就觉得景象并不陌生，根本是罗马郊区的翻版，分毫不差。印地安人低矮的房子就跟皮耶特拉拉塔或者提布廷诺那里的一样，只是这里盖房子用的是夯砖（印地安人从西班牙人处学来的一种晒干的泥砖，也是整个新墨西哥州的主要建材），然后在外面敷上一层石灰，所以看起来一样。不变的还有裹着棉被御寒的人们的神情，在泥巴里玩耍的小孩（不过他们比较干净）过来（教人讶异！）伸手乞讨（或者应该说：叫卖老掉牙的彩石）。（在这个村落有一间保存着让人目瞪口呆的印地安绘画的教堂。曾受西班牙统治的这一区的印地安人同时遵奉天主教及异教仪式。得星期天来才看得到这些声名远播的聚会，反正我又不是来美国研究原始民俗学的。）在道奇城有比较大的村落，有些地方，低矮的房子就这么堆叠在另外一些房子上，使整个村落让人有置身阿尔及利亚的错觉（但这里房子的颜色是土色而非白色），再加上这几天寒冷飘雪的气候，印地安人像包粽子似的裹着五彩毛毯更助长了这种伊斯兰气氛。其他的则跟阿贝罗贝洛（Alberobello）大同小异：就连室内也跟普亚省的圆椎顶建筑一模一样。印地安人也有汽车，但在老一辈的要求下村落里没有电，也没有其他取暖及照明设备，家中只有壁炉，路旁则设了灶。自然他们既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视。（不用说印地安人不看未来，所有话题都围绕着他们的命运打转，有人坚持无论如何得保存传统，有人则提倡同化，其实印地安人少有离开他们荒土的，尤其坚拒同化：可是年轻一辈在中学念书，已经开始美国化了。总之，这里是美国唯一关于被殖民者还有辩证性—不知到什么程度？—的地方。我朋友欧利尔—前摩洛哥殖民官—的看法很公允，美国是不再有被殖民者特色、矛盾、活力，殖民地对它也不再有任何意义的一个货真价实的殖民国家。）
地方传统
令人钦佩的是，前盎格鲁撒克逊移民—今天的美国人拯救了地方传统（已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不过据我所知，只限这一区）。这些博物馆，举个例子像印地安拿佛和民族俗画，就有美国对文化惯有的关心及经费支持，对待所有的古西班牙文化及习俗亦然，像古西班牙-墨西哥建筑就由今日的建筑师继续其传承工作。真正原籍西班牙的当地人反而对保存自己的文化遗产毫不在意。新教建筑师盖起一座座美轮美奂以夯砖砌成的西班牙-墨西哥形式的教堂，在里面陈列一尊尊民间宗教硕果仅存的伟大木雕，然后天主教神父再硬将廉价的现代宗教圣像一股脑也塞进去。
劳伦斯
当然，道奇城那一带我去拜访了安杰里诺·拉瓦伊（Angelino Ravagli），三年前过世的佛蕾达·劳伦斯的丈夫，一般认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书中狩猎管理员一角的灵感即来自他。我们之间用里古利亚方言交谈，他是斯坡托诺（Spotorno）人（原籍罗马涅省），因将斯坡托诺的别墅租给劳伦斯夫妇得以结识，之后就跟着他们浪迹天涯，最后在道奇城落脚（这个山庄是一位今日尚在人世的女性仰慕者当年送给D.H.劳伦斯的礼物，佛蕾达一度想赠以《儿子与情人》手稿酬谢。如今佛蕾达将山庄捐给墨西哥大学，供青年作家每年夏天来此写作），D.H.死后，安杰里诺就娶了佛蕾达。他是佛蕾达的遗嘱执行人，也是D.H.作品版权的共同拥有人（少数几本版权仍归私人所有的作品），其他人是佛蕾达与第一任德国丈夫生的孩子。他耿耿于怀的是，若在今天的美国，《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知道可以赚进多少钱，如今一毛钱也没有，但或许还有补救办法，如果经纪人如此这般的话。这个问题不需要在这里向你们解释。（至于劳伦斯的海外版权问题他一点都不懂。）他把劳伦斯死后他搬去跟佛蕾达住的那个房子卖掉了，一个人在道奇城无所事事打算回意大利，他在家乡还有一位意大利法律认定有婚姻关系的妻子和好几个学有专精的儿子，其中一个是农学博士在都灵工作，他还把地址给了我。安杰里诺天性纯良，并非劳伦斯夫妇以为的庸俗之辈，是小资产阶级（官至狙击部队上尉：对马拉葛蒂[48]的政策很关心：卧房挂着一幅艾森豪威尔像，是他自己画的，他现在也画画），但其实，套句俗话，他是个宅心仁厚的好人，不寻常的一生波折不断。安杰里诺在道奇城很受欢迎，很多人来此定居只为了离劳伦斯近一些。一位特立独行的诗人斯帕德·强生还办了一份道奇地方报，名字引人遐想：《黄昏报》。圣诞节小赫胥黎（Aldous Huxley）和妻子及哥哥朱利安是在这里跟安杰里诺一起过的：赫胥黎透过他嫂嫂在都灵的娘家于斯坡托诺附近的海塔买了一间房子。
原子弹
被诅咒的土地。在这片荒漠中，偷偷摸摸地发明原子弹然后孜孜不倦地制造它是再适合不过了。于是一股强大力量将从这里被释放出来摧毁地球这一区特有的印地安传说得以应验。偏巧又是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了铀矿，早先还不那么重要，但如今铀矿正逐渐成为该区致富的唯一希望。当然那些实验室（还有实验室专门研究太空飞行中人类的耐力和辐射线对动、植物的影响）我只得以远观。这几天我未能认识任何科学家有点遗憾，或许这样也好，因为走马看花下来我的感觉是科学家是美国唯一能引进某些新事物的人，他们之中不少人正致力于使先进的人及思想与最先进的科技相结合，更重要的是科学家是仅有的握有权力、受到重视的知识分子。这个想法，我很担心由于进一步的接触宣告破灭。文化圈与科学界的往来并不多，我四处探问，大家说大概吧，像我说的那种人说不定是存在的。不过此地谈起原子弹，跟印地安传说中一样，始终罩着一层神秘面纱。当地一位先生正经八百地指着一处矮树丛给我看，说以前情报人员都在那里会合交换原子弹的秘密，但后来被联邦调查局发现了。
这一带的人
没有开车的好处是不论我到什么地方都迫使当地人为配合我全体动员，当然几个月下来也没什么新鲜的了。上一站的老太太把我委托给在这里经营一家印地安古董店还是书店之类文化生意的另一位老太太。但是说真的，如今我认识到美国平淡得可怕的生活后，对搬来这里住的人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也较能理解他们教我恼火的、对意大利的崇拜。
得州
要怎样才能认识得州呢？这几个月我反复自问，深信若如计划中蜻蜓点水的稍作停留，其实对这样一个精神和经济活动皆与众不同的地方只是雾里看花，选择去大城市，看到的将是诸多大城市中的一个而非“得州”，反之去乡间又挂一漏万。总之，当我决定在全美（前）最大州最大的城市休斯顿停留时，并未期待任何刻骨铭心的缤纷印象。岂料我到达时正逢牲畜大展，与此同时举办全美国年度最盛大的骑术技艺赛。所以我到的时候休斯顿挤满了来自全得州的牛仔和来自全国的牛、马，即便不是牛仔的老人、妇人、小孩也都做牛仔打扮，完全的得州精神如此大张旗鼓将这片土地明目张胆，几近炫耀地凸显于其他各州之外。无须明察暗访，得州的自治主张无人不晓，许多汽车上都有标语：建设得州全靠得州人，飘扬全城的旗海中，得州州旗明显地压过了星条旗。乍看之下全城穿起了制服，这些同仇敌忾、昂首阔步的资产阶级阖家大小头戴宽边帽身穿流苏皮衣，他们对自己讲求实际和反智性的标榜已经到了将之神化、盲目狂热、令人担心的挑衅程度了。好在这个神话离不开工作、生产及生意：这次规模超乎寻常的牲畜展，我是夹在从巴基斯坦到此学习农业的上百名学生中参观的。所以说即使有人表示得州已准备就绪，随时可向苏俄宣战，事情还是有转圜余地，毕竟农业经济思维中闭关自守仍是占了上风的（你们知道，得州早在珍珠港事件一年前就已向德国宣战了，用加拿大军机运了一队志愿军过去）。
骑术竞赛
在大到像Vel d'Hiv的室内体育场内举行的骑术技艺大赛也是务实与神话的结合。大部分考验牛仔身手的竞赛项目其实是他们平日的工作内容：有鞍或无鞍骑马：在短短几分钟内捆绑一头小牛犊或公牛。比赛中间休息时间穿插的是西部神话中最惺惺作态的表演活动：电视牛仔歌星，在群众的欢腾喝彩中登场。不过一名身手矫健的牛仔的技巧确实精彩：骑马追捕小牛，套以绳套，扑身上去将小牛翻一个四脚朝天，坐骑紧紧拽着绳套的同时把小牛五花大绑。
我们当真进入南部了
有违得州精神，陪我在市区观光的先生（市区乏善可陈：又是小洋房和草地，大而无当别无新意的城市：黑人区可见南方贫穷景象）开车时系着安全带，因为统计数字显示绝大多数的交通事故……这位优秀的股市营业员是民主党人，这在此地已是特例，更有甚者，他还是为黑人拥有投票权四处奔走的少数自由派人士之一。关于这一点等我到了路易斯安那州或南部那几州时再跟你们说。今晚我出发去新奥尔良，正值狂欢节最高潮。
南方日记
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三月六日
新奥尔良
不顾大家劝阻，我没有预订旅馆就到新奥尔良来了，二十九日星期一，正好碰上狂欢节的疯狂星期二（Mardi gras在美国——应该说在新奥尔良，美国唯一庆祝狂欢节的地方——是Carnevale的引申词：carnival通常指的是游乐场的杂耍表演台）。我清晨抵达，旅馆自然是全部客满，我开始在老城闲逛，跟照片上看到的一模一样，所有建筑物都有一个小阳台和铸铁围成的拱廊。已经习惯美国少得可怜、又因宣传及怀旧情结被渲染及造假的“古老”，新奥尔良倒是保持了原样，颓圮、腐烂、发臭，但生气勃勃。至于新奥尔良是受到法国还是西班牙风格影响较多见仁见智：目前的老城风貌是统治当地六十年的西班牙人留下来的，于一八零三年还给法国人，几个月之后又由塔莱朗[49]卖给了杰佛逊。今天佛朗哥送给新奥尔良市一批绘有西班牙统治时期街道名称的彩瓷路标，如此一来，原本在市区内招摇的法国精神（拿破仑在不少家庭中的地位仍高居不坠，由室内装潢可得证）一个接着一个屋角被换掉。最后我在皇家大道上一间尘土飞扬的公寓式旅馆里找到了一个很恐怖的房间，贵得离谱。于是我从住习惯了的汽车旅馆那个消过毒、完美的世界，一头栽进田纳西·威廉的世界，一切因年久、污秽显得破烂不堪：夹在我房间和拱廊之间的储藏室里整日关着一位九十岁的老太太。戈顿区则风貌迥异，这是十九世纪法国人的住宅区（而老城则变成了黑人区，直到十多年前发现老城是南方观光重点才又成为古董店、旅馆和夜总会集中地），全是豪华别墅，其中不少堪为殖民建筑代表作，有列柱式的，应有尽有。新奥尔良自矜其法国贵族派头，结果变成全美最穷最落后的城市，内战后遗症更加快了其摧枯拉朽之速。如今因为产石油兼南美矿石及水果的进口港，前景看好。港务全在意大利人手中，是意大利人在美国所打下的最古老的地盘之一，他们来自西西里岛和利帕里岛，老一辈的从没说过一句方言之外的意大利文，对自己的原籍也不感兴趣。我是冲着狂欢节而来，其实在十八世纪装饰风格烘托下，城市本身就是狂欢节之城，威尼斯亦然。就连这里的静物也戴着一张面具：一望无际的公园中，槐树和榕树枝桠上覆着一层西班牙青苔，那是一种像垂柳般的软长寄生植物。狂欢节会持续一个星期，整个城市因之瘫痪，花车队伍比起意大利维雅雷久和法国尼斯毫无新意，因为其花车和面具正是从意大利买来的，维雅雷久前年狂欢节的花车，那里有人专做这种转卖出口的生意。连黑人花车，我原以为会是最精彩的，也无可观之处。拥挤的人群中是有一些黑人，花车上有黑人乐师，路旁有人即兴起舞，但是比例不高。高举巨型火把的黑人队伍是夜间游行黑人表演节目中难得的重头戏，他们的动作不时强调该仪式的原始象征意义。其实黑人有自己的狂欢节，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庆祝，没有人愿意带我去，都担心黑人醉汉太多危险性高。可是我听说常有白人旅客组织深入黑人区的探险圈，以就近观察黑人狂欢节（不用说是不下车的），走的路线都是没人去过的。加上我没找到伴，总之，第一天晚上挺无趣的，最后我一家换一家，在乌烟瘴气的酒吧喝那难以下咽的威士忌，试着跟歌舞女郎讨论她们工会的情况，她们则一心怂恿我请她们喝酒……。不过第二天，名副其实的狂欢节，全城加上来自外地的五十万人将疯狂二十四小时，相较于欧洲模式，这里的狂欢节更为重要，且别具一格。因为主角是在创作面具、在生命中展现无限想象力的大众。一场不俗的大众表演：有梦幻、欢乐、肉欲、平庸及理所当然的乌合大众精神，用一波波平民精神引燃周遭颓废气氛的一切。十八世纪的威尼斯应该相去不远，如我接受这里地方电台访问时所说。天气严寒，但几近一丝不挂的人却不少：遗憾的是漂亮女孩都是同性恋者装扮的：新奥尔良是异装癖者的夜总会大本营，全美的同性恋者都在此聚集，狂欢节正好是一展他们乔装巧思的绝佳时机。这里大家都喝一种饮料叫hurricanes，高高的玻璃杯里是兰姆酒加果汁，丢弃在路边的啤酒罐和游行中抛掷出来，挂着捷克斯洛伐克制造标签的一串串小珍珠项链—很奇特的发泄方式—提早宣布了圣灰日[50]的凄凉。这个新奥尔良的确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腐朽之城，你得懂得让各类腐朽，也就是所有古董商、室内设计师等各司其职，才能在这里存活下来。忘记告诉你们，导游叙述关于新奥尔良各历史建筑内发生的故事，大多是福克纳虚构的，福克纳年轻时在这里做过几年观光解说员，所有他描述的故事都是他瞎编的，可是大受欢迎，于是其他导游只好也来讲述它们，如今这些故事已成为路易斯安那州史的一部分。我也应上流社会之邀到他们的别墅作客。全美国我到过的别墅中要论最豪华、最具贵族气势的非此莫属（几年前新建完成的仿殖民建筑，所有装饰皆为真品），屋主是一位女士，我带着介绍信上门，她因为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所以邀了五六个企业董事长作陪，因此我得以听到这趟旅行中最保守、最教人沮丧的谈话。美国的领导阶级除了强权政治外什么都不懂，这个世界有多少问题待解决，苏俄提出了解答他们却束手无策，这些人漠不关心。讨论到尼克松这个热门话题，支持和反对他的翻来覆去不出那几句话，一位投资保险业主支持尼克松的理由是在这个时刻，正需要一个冷面无情的家伙。反正你可以想象这些南方佬光说不练。我离开时，同一班机场专车上有几位先生看来是参加民主党地方大会开幕典礼结束正打道回府。你们猜他们谈些什么？指责北部和东部人说他们让黑人安家立业，是因为他们那里黑人少，倒要看看他们若住在这里，黑人是四十比一的时候……，一贯南方白人挂在嘴边的话题。比较有教养有幽默感的人谈的也不外这些，只是语带嘲讽，倾向反种族隔离。那些反种族隔离人士要不过着潦倒、惶惶然、与世隔绝的美国进步党人士生活（关于他们，他们的放逐生涯，应该要写一篇专文），倘若属于富裕或物权阶层，就闭关自守谁也不见说话只说三分，像写了二十二本美学专论的哲学家詹姆斯·菲博勒曼（James Fiebleman，意大利哲学家尼可拉·阿巴尼亚诺的朋友），他有一栋摩登华宅摆满了雕像：四件爱泼斯坦（Jacob Epstein），一件马利尼（Marino Marini），一件芒祖（Giacomo Manzù）。至于唯一的消遣，像在此地大学意大利语系任教的契科提，年纪很轻，其文学地位我不知道，不过听他讲话是个保守分子（“我不会送我的小孩跟黑人小孩上同一所学校，这不是种族问题，您要知道，而是社会问题。黑人都属于低下阶层”），他从事的是住在美国仅有的智性活动：玩股票。早上到当地的梅里尔—林奇证券公司好跟踪纽约证券中心的走势及电子板上的变化，研究买卖的最佳时机，参考大厅内提供最新资料的电子显示带决定下一步行动，注意美国所有大型企业的生态，阅读刚送到的《华尔街日报》，在资本主义大国这是不消极度日的唯一方法，这才是美国的民主诉求，因为尽管它对投机市场之外的走向不具任何影响力，然而让你浸浴在那最先进、最活跃的机制中，要求你投注极大的注意力——置身于这样一个骇人听闻，只顾己利的国家——在整个体制上。在美国这个凡关心、操控政党及国会政策的人大多是本位主义利益发言人，而且不例外是保守分子，凡听从工会动员的劳工对他那个阶层小范围经济成长以外的事物绝不费心这样的一个国家，我可以断言，这一群—而且为数众多——拥有小额股份的股东，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股市中的小投机者，是典型的现代国民。
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三月六日
我至死也不会忘记这一天。我看到了种族主义，集体种族主义，如同基本法则为社会所接受。我亲眼目睹了南方黑人群起抗争的最初几次冲突事件，无功而返。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经过十多年的全面高压封锁，却正是在这里，种族隔离分子势力最嚣张的一州，黑人开始走上街头，有几次甚至凯旋归来。领导人是马丁·路德·金，浸信教会牧师，提倡非暴力。我是为此而来，前天到的，没想到正好遇到这抗争运动的关键时刻。
今天事件现场是亚拉巴马州大会堂（美国南北分裂头几个月，尚未迁都到利奇蒙前的第一个南部邦联国会所在），一栋像华盛顿国会那类的白色建筑物，坐落在宽敞的上坡路，德克斯路上。黑人学生（黑人大学的学生）声称将在大会堂阶梯上举行一次和平示威，抗议上周有九名黑人学生因试图进入州立法院法庭内的白人专属咖啡厅而遭退学一事。一点半学生在大会堂边的浸信教会集合（金原是此教堂的牧师，如今他人在亚特兰大指挥整个运动的组织工作——不过这几天金也在这里——所以现在该教堂由另一位地方领袖负责）。大会堂四周已站满了握着短棍的警察，是公路警察，牛仔帽，深蓝夹克黄褐长靴。人行道上则挤满了白人，大多是穷人，也是种族主义分子中的凶神恶煞，随时准备开打。有集体行动的小混混（三K党的半地下组织），也有一般老百姓，全家带着小孩，都在那里观望或对着被堵在教堂里的黑人高声谩骂，疯言疯语，当然还有十多位摄影爱好者在记录那个不寻常的周末。群众的态度不一，有的嘲弄，仿佛眼前在争取民权的是一群猴子（是万万没想到黑人居然会思考这类问题的人发自内心的嘲弄），有的敌对、挑衅，还有小混混哑声怪叫，人行道上也零星有小撮黑人，有男有女，穿着假日盛装，站在一边不为所动，不发一言地看着，神情庄重。等待中气氛愈趋紧张，黑人应该已经做完弥撒就要出来了。警察挡在大会堂阶梯前面，人行道为愤怒高喊着“黑鬼滚出来”的白人所占据。黑人出现在他们教堂的台阶上开始咏唱一首宗教歌曲，于是白人一阵嘘声叫骂恶言相向。消防队员也带着消防龙头加入，严阵以待：警察下达疏散命令，也就是说通知白人如果再不离开倒霉的是他们，结果硬被驱逐出场的是那几撮黑人。一阵马蹄声，随即现场涌入一批臂带上写着CD，民防字样（Civil Defense）的牛仔，是当地维持公共秩序的志愿民兵组织，佩带长棍和左轮手枪。警察和民兵的任务是避免意外事件发生并驱散黑人，但白人占着人行道不走，黑人则留在教堂里唱圣歌，警察赶得走的只有比较和平的白人，其他仗势欺人的白人则愈来愈面目狰狞，至于想留下来看事情怎么收尾的我（自然是只身一人，支持黑人的那少数几个白人不能在这种场合露面，因为大家都认识他们）环顾四周，只见凶煞嘴脸，但也有带着看戏心理来凑热闹的青少年。（后来才知道——不过我没有看见——有一位美以美教会的牧师，是全蒙哥马利唯一敢挺身支持黑人的白人，所以他家及他执事的教堂已被三K党捣毁过好几次，总之，这位牧师在教堂前面组织他的白人信徒用车将黑人从教堂门口载到安全地方。不过我再说一次，我并没有看见，在我眼前是两个种族的全面宣战，没有转圜余地。）然后我看到了最教人痛心的一幕：黑人三三两两从教堂出来，有些走的是侧面一条我看不到的路，好像是警察清出来的，但也有几批朝德克斯路走，人行道上白人恶霸结集，而黑人在一片讥笑辱骂、恐吓猥亵的手势中昂首静静走过。每一次有人咒骂或喊出一句诨话，其他白人，男男女女就一阵哄笑，有时几近歇斯底里地长笑不止，有时却一团和气，后者尤其让我毛骨悚然，一团和气中问心无愧的种族歧视。最教人敬佩的是黑人少女，三两结伴走来，那些无赖朝她们脚边吐口水，挡在人行道中央迫使她们绕道而行，尖声怪叫并伸脚绊她们，而黑人少女谈笑自若，闪避时不露痕迹，不因看见有人挡路而改道，仿佛她们自襁褓就已习惯于这种场面。
不习惯这种场面的是白人，因为黑人从来不敢有类似举动，可想而知只能归咎于共产党渗入。导火线是公车事件，发生在去年。意外事件（一名黑人女孩执意要坐白人保留座而遭逮捕）后的抵制公车是第一次黑人群众运动且大获全胜。之后他们循法律途径争取开放白人公园，于是市政府下令关闭所有公园，全市过了一个没有公园的夏季直到今天，接下来轮到游泳池等。这些抗争活动是由一位年轻的黑人政治领袖领导（跟所有其他成员一样，他的正职是浸信会牧师），路德·金，他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或社会理念，只要求黑人拥有同等权利。虽然一旦黑人争取到平等权将比其他人都更保守是无庸置疑的，正如之前同样可怜的其他少数民族，爱尔兰人及意大利人，然而这种奋战精神是今日美国所仅见，而且连平日自认已功成名就只希望麻烦不要上身的黑人大学生也采取行动实具意义。这一次法院餐厅事件，上个星期全市陷入内战警戒状态，三K党在几户人家安装了炸弹（我拜访了其中几位），几天前还用棒球棍击中一名黑人妇女头部，而法官无视证人、照片等仍宣判被告的三K党人无罪。对一个欧洲人而言匪夷所思的是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一个四分之三人口都不是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国家，而且其他地方对此漠不关心。不过这里的州自治正意味着华盛顿当局或纽约舆论的鞭长莫及，好像这里是中东。不管是金，或比他更左、主张（很合理）关键点在于争取投票权的其他领导人都不可能（或无能为力？）为此地的黑人运动找到援军。金目前的盟友都是殖民国家，只能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持：不久前他去了加纳、埃及、印度，也接到苏俄的邀请，但是他拒绝了，因为……。总之，我是在情势最剑拔弩张的时候到的，星期五晚上得知金也在这里，我马上央人带我去找他。金头脑清楚且灵活，长得有点像布尔吉巴[51]，留小胡子，其牧师身份与相貌并不搭调（金的接班人兼副手，阿尔加拉迪，高高壮壮的小伙子留着一撇小胡子，简直像爵士乐手），他们这批政治人物仅有的武器是布道台，非暴力主张不具任何神秘色彩：是这场一触即发的争战唯一可循的模式，而他们施展出在最无情的环境中学到的内敛的政治手腕予以善用。这些黑人领袖—这些天我接触到好几个，派系不同—都很清醒且果决，没有黑人自怜自艾心理，不友善，不怎么有礼貌（不过我只是在他们悲痛情绪中东探西问的一个外国陌生客）。种族纠纷实在要命：整个南方一百年来，不论保守或进步人士，谈的想的不外是这一个问题。有人带我到阿尔加拉迪教堂的圣器室去，那里有路德·金及另一位黑人牧师领袖，所以我参与了决定之前跟你们描述的周日行动的战事会议，然后到另一间教堂去，向在那里集合的学生宣布这项指令，而我便成为参加这场悲怆感人集会三千名黑人中绝无仅有的白人，或许也是南方有史以来第一个。无可避免，我来到此地少不了要持介绍信去拜访几位超级保守、极端种族主义者的上流社会女士，所以我得使出瞒天过海本领分配我那几天时间，以免有人怀疑我卧底（再说法律规定禁止白人出入黑人住家或与之共乘汽车）。从浸信会出来，我弯到市立剧院去，那里因为芝加哥芭蕾舞团首演名流云集，我是应地方报一位出入上层社会的专栏女作家之邀请前去，她是多米尼加独裁者杜鲁依洛的好朋友。今天，离开大会堂后默思了十分钟让自己从震惊中平静下来，然后一位女士来接我去参加他们的醋腌小黄瓜工厂，她只不经意地提了一下那个唯恐天下不乱的路德·金当天制造的混乱。南方人名不虚传的自恃权贵实在愚不可及。企图重振邦联政府光荣，即使在一世纪之后仍坚守对邦联的一片痴心，仿佛谈的是他们少年的梦，认为你跟他们同样热血沸腾的自信语调，不只荒谬，更教人无法忍受。
六零年三月八日
三月七日星期一，我乘巴士横越了亚拉巴马州及佐治亚州，经过贫苦乡间，黑人住的简陋木屋，荒凉小镇。这些景象不幸地证实了美国经济对解决落后地区问题的无能为力，所有建设都是新政时期留下来的，之后一切停摆。南方经济萧条于此一览无遗，百年来没有任何补救措施以重建毁于南北战争的南方，而他们谈起内战宛若昨日之事，令我不齿。
南方给我的印象原该是一片惨淡，好在我发现了萨凡娜（Savannah）。
萨凡娜
我在佐治亚州的萨凡娜停了一天，一方面为了休息，一方面为其典雅地名及几段历史、文学、音乐轶事所吸引。单纯只想看一看，没有人，全美国没有半个人教我到这里来。然而这是全美最令人惊艳的城市。美中翘楚，无可比拟。不知道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敦怎么样，那里比较有名，我明天会去。此地根本没人来（尽管它拥有一流的观光设备，而且懂得以别处欠缺的雅致，介绍令人神往的历史、城市之美。或许其魅力所在，正是因为美国华而不实的观光业未尝染指之故）。这个小城基本上还维持着十九世纪初南方繁华一时的风貌，棉花田时期：是美国少数按都市计划建设而成的城镇之一，更是唯一谨守绝对理性规律同时千变万化互不抵触的地方：每隔两个交叉路口就有一个植有绿树的小广场，在自殖民时代到内战时期各建筑物的韵味衬托下，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我在此停留了一天，踏过一条条小路，欣然忘记去感受城市，一个述说文明的城市，唯如此观看萨凡娜，才能了解南方文明。自然城市无趣之至，死气沉沉，然而是自有其格调的无趣，属于理性、新教徒、英国的无趣。平淡无味，吹毛求疵的城市，旅馆房间的告示牌上巨细靡遗地列出听到空袭警报时应遵循的步骤：在此地出生的首要名人是女童军创办人：我去拜访的一户人家（我自然而然兴起了想要认识当地居民的念头）招待我喝茶，没有威士忌，没有酒，只有茶，是我到美国来第一遭。整个南方如此，这里的老太太也不例外，话题不离陈年往事，但在这里你可以体会到何谓南方优雅，不像蒙哥马利富裕——相对于整个南方来说——但其粗鄙教人目瞪口呆，萨凡娜贫穷但有尊严（小城其实靠海港维生，是我所见第一个带有早年美国色彩的港口），对黑人的态度是温情的大家长作风。明天再告诉你们查尔斯敦是什么样子。
六零年三月九日
查尔斯敦
四处可见Ante Bellum（南北战争前）时期建筑，也有十八世纪的，只是脏兮兮，摇摇欲坠。就城市而言也比不上萨凡娜。
现在呢？
我可以去北卡罗莱纳州，那里有
Chapel Hill大学邀我前往。
还是回头往西走，在
科罗拉多，有不同邀约在等我
从那里飞去怀俄明，有人
邀我去一处农场。
再由那里飞往东北，华盛顿州的
西雅图。跳过美国东北
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回程在芝加哥停留，我在那里
待过几天，那个城市显然
还有话要说。
不过我也很乐意回到
加州两大城
继续东奔西跑
环游全美，像
最近这两个月也不错。
结果，
决定回纽约去度过剩下的两个月
然后返欧的时间就到了，因为
纽约，无根的城市，是唯一让我
觉得有根的地方，两个月的旅行
说起来也够了，纽约是仅有的
我可以伪装存在的地方。
两个月其实转眼即逝
因为我有一堆邀约
每一个要三到四天
我已经答应并订下
日期：
一所女子贵族学校
在本宁顿，佛蒙特州
耶鲁大学
再访哈佛
重回华盛顿。
所以我现在满心焦虑
弹指之间纽约生活将尽
唯一的遗憾是
未能在这个城市久待
两个月来我听尽它的坏话
所有听到关于它的坏我却
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