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有过一场森林大火：我记得长长一列游击队员从烧焦的松树林中走下来，鞋底踩的是滚烫的灰烬，入夜后树根仍旧赤热。
那次行进与其他几次我们在树林中夜间持续移防不一样。我们终于接到命令下山进城，到圣雷莫：我们知道德军正由海岸线撤离，但不知道哪些据点还在他们手上。那几天一切都在变，我们每隔一个小时接一次命令。这里我尽量只谈一脚长脓一跛一跛跟着分队走的我这个加里波第军人的回忆（当严寒使我大皮靴的皮革硬化扭曲后，我的脚就再也没好过）。德国气势已尽，这回大概八九不离十，然而这些年来我们做过太多次梦也失望过太多次，所以宁愿静观其变。
离我们最近的战场——法国边界——没有动静，八个月来，也就是法国收复以后，西方前线隆隆炮声不断：八个月来，自由距我们仅数公里之遥，而沿海阿尔卑斯山上的游击队境况却每况愈下，固为位居前线正后方，我们这一区对德军而言有如命脉，无论如何也要维持道路的畅通无阻，所以始终没给过我们喘息的机会，我们对他们亦不假颜色。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一区阵亡士兵的比例偏高。
纵然那几个星期已可嗅出春天的气息（不过那个四月极冷）和胜利在望的气氛，多少个月来盘踞生活中的那份不确定感萦绕不去。就在最后那几天德军还发动突袭造成我们的人员伤亡。几天前我巡逻的时候便差一点中了他们的埋伏。
我们分队最后一个驻扎营地，如果没记错，是在蒙塔尔托和八达路口之间。整个冬天待在意味饥饿的栗树区，而今下到橄榄区标示着新气象的来临，除了对游击队的生存是好是坏之外，我们已不懂用其他标准来思考了，好像这个日子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绿叶和灌木林重新覆盖山谷，表示说在敌人炮火下有了较多的掩护，像那丛榛木就救了我跟我弟弟一命，那是二十多天的事，结束奇利安纳路上的交锋后。同样地，只要我们的生命仍系于一发，去想不再有扫射、搜索、害怕被俘严刑拷打的日子何时会来全无意义。即便后来，和平来临，让头脑重新习惯用另一种方式思考也需要时间。
记得那晚我们只睡了几个小时，最后一次睡在地上。我还在想明天将有一场血拼以夺回奥乌雷利亚的路权，我脑子里转的是战事前夕会有念头，不是光复在望。只有当第二天早上看到我们一口气往下走，才知道海岸线已经通行，我们直接往圣雷莫前进（后卫部队与老百姓组成的爱国行动组织成员几次交手后，德军及法西斯往热那亚方向撤退）。
不过那个早晨，圣雷莫湖面上盟军军舰照旧出现，展开他们例行的海对地炮轰行动。民间的国家光复委员会在炮击下上台执政，以政府名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女皇大道的墙壁上用白漆写上大大的“自由地区”，希望军舰上看得到。由波久镇那里，开始有人潮在路边观望并欢迎经过的游击队。我记得最早看到的是两位戴着帽子的老先生边聊边走过来，仿佛平常节日：不过有一个直到前一天都还不可能的特别现象：他们衣服扣洞上别着红色的康乃馨。接下来几天我们会看到不计其数的人胸前别着红色康乃馨，不过是由他们发轫的。
我可以一点也不犹豫地说，对我而言那是平民生活第一个自由影像，不再有生命威协的自由，这样不声不响地出现，似乎是全天下最自然的一件事。
我们愈趋近城市，人潮、徽章、鲜花、少女就愈多，但离家渐近，我脑中想的是被纳粹保安队捉去做人质的父母，不知他们是生是死，他们也对自己孩子的生死一无所知。
我发现回忆光复日的结果是光复“之前”多过“之后”。但留在脑海中的确是如此，因为我们都太专注于我们活过的，至于未来尚面目模糊，我们怎样也想象不出一个会让这些回忆慢慢褪色（如这三十年来所发生的）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