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的那个夏天高潮迭起，生机勃勃。在莫斯科举行的二十大结束，赫鲁晓夫宛如国际共产主义新纪元的勇士，那是察觉冰霜消解的第一批迹象。我们这些顽强的共产党人士，本就对那次批判之大势所趋，不日将至有十足把握。二十四年过去了，阅历不可谓不丰，今天回想起来，我清楚知道历史不是一出简单、喜剧收场的轻歌剧，而是一段崎岖难行、走不快的路，常常缺少明确方向或意义。
言归正传。那几天我的感受自然不是这些。当我得知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批判斯大林罪行时，初时的震惊过后随之而起的是一种解脱感。这是当时我所有同志的反应。你问我说我们中间，在党内，是否有人感到挫折或屈辱，没有，就我所知，没有。我试着尽量精确描述我当时的感觉，跟其他人应该相去无几：对我来说莫斯科批判斯大林，为史实作见证，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多年来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连看在我们眼里都死气沉沉，行高压政策，严苛不知变通，酷虐，不讲人性，这些账都算在“戒严”、革命斗争的头上。而当赫鲁晓夫先在中央委员会，后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揭发斯大林时，我们想的是：和平将至，现在社会主义要开花结果了，我们原先心里的一股闷气，那深藏心底的焦虑，顿时无影无踪。
波兰的斯大林派系被取而代之，哥穆尔卡重获自由。在匈牙利，党的革新更完全且彻底。坐在先前斯大林老一辈拥护者位子上的是曾经尝过牢狱之苦、被解除一切职务的共产党员。我们看到的一切都肯定了我们的希望，是切实革新、是历史成果的转捩点。
我当时以为，在那次重生与重建之后，各地对社会主义的信仰都将更为坚定。至于意大利，我想曾经因为我们所参与的那个制度凶残、悲烈的天性而对共产党敬而远之的人将会走近，将与我们并肩作战，分享我们对人类、对平等所怀有的理想。
我当时是都灵联合委员会的一员，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工作，我在都灵、米兰、罗马来往的都是意共知识分子。那几个月的激昂开创气氛中，领导阶层及知识分子与基层党员的会面情况之热烈可以说自抗战、光复以来所未见。无止境的讨论，通宵达旦开会、辩论。意气风发的政治热情。
那年夏天卢卡奇来访意大利。他在匈牙利不仅是民族的荣光，且重新成为民族的旗帜。我跟切萨雷·卡瑟斯去拜望他，这次意大利之旅由卡瑟斯作陪。卢卡奇肯定了我们对重生的共产主义的寄望。差不多就在那几天，对我们意共党员来说更重要的另一个肯定是：《新论题》杂志上陶利亚蒂的访谈。我还清楚记得在《统一报》第一版读到这篇访问时的感受，以知识分子的求实，外交官的机敏，还有，总算露面的真诚，他说出了我期待已久的话。那天早上我人在罗马。我跟保罗·斯皮里亚诺（Paolo Spriano）约在博格瑟山庄碰面。我们沿着公园里的小路信步走去，一直走到马纽利亚大道边的池塘附近，遇到隆哥（Luigi Longo）。他把木头小艇的绳索交给跟他一起的一个小孩，我们三个人热血澎湃地谈论发生的事。我记得隆哥跟我们叙述许多年前，当他以意共青年党书记身份访问莫斯科的所见所闻。他说那里死气沉沉，不仅是一般老百姓，就连党员也没有任何自由。简而言之，他也觉得心里的一块巨石落了地。
你问我：既然大家，包括知识分子、领导阶层及党员，心口都压着一块石头，为什么之前就没有人想到过要将之除掉呢？为什么要等莫斯科，等赫鲁晓夫，等中央委员会的信号呢？又为什么，在大好的情势下，就在一九五六那一年，会有那样的结局呢？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强卡尔洛·帕耶塔（Giancarlo Pajetta）在苏共二十大结束后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恰好回答了你这个问题。你当时问他的问题与你现在问我的大同小异。他回答你说在革命与事实之间，一个革命分子会先选择革命。我个人并不相信事情如他所说，也不认为那个答案是合理的，不过那个时候，二十四年前，我们的观点接近如此。当时的意共都是精神分裂病患者。没错，就是这个字眼。我们一半已经是，或希望是事实的见证人，是为弱者及被欺压者伸张正义的复仇者，对抗一切强暴，维护正义：另一半以信仰之名，振振有辞为所犯错误、横行逆施、党暴政、斯大林辩解，精神分裂，双重人格。我清楚记得那几次到社会主义国家旅行，我浑身不自在，格格不入，如芒刺在背：当火车载我回到意大利，越过边境时我又自问：在这里，在意大利，这个意大利，除了献身共产党外，我还能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紧张情势稍缓及斯大林主义的终结，让我们放下了心中一块石头：因为我们的道德形象，我们分裂的人格，终于可以重组，革命与事实终于协调一致。这在当时，是我们许多人的梦想与希望。
维多里尼那段时间也重回党怀抱。他早已退党，转而支持激进党，自由社会党，而当时他重新向共产党靠拢。他还计划要去布达佩斯，想为修正、为革新贡献己力。都灵的革新派人士契勒斯特·内卡维勒已被冷冻好一段时间，联合委员会是由一名老斯大林党员安东尼奥·罗阿西欧主持。不过我们想，他让位的时间也到了。新闻满天飞。我们日复一日等待，等待百花齐放的那一天。
那几个月中，我为《不设防城市》双周刊写了短篇《安的列斯群岛风雨后的宁静》。这几天我又找出重读，我认为它仍饶富意义，至少记录了当时的一种心境，以及一个失之交臂的良机。那些事件使我疏远了政治，我的意思是说政治在我心中所盘踞的空间较之前要小得多。自那时起，我再也不认为政治是全面的，同时开始质疑。今天，我认为政治对社会透过其他管道所透露的讯息反应太慢，而且政治常常会有违法及欺瞒之举。
我们将革新的希望都寄托在焦尔焦·阿门多拉（Giorgio Amendola）身上。他继彼得·赛可亚（Pietro Secchia）接下党组织的领导棒子。他说，赛可亚被解除职务的那天就是我们的二十大。我以为阿门多拉是意共理想人选，结果令人失望。或许我对阿门多拉这个人并不了解，不过他绝不是懂得诠释我们当时想法的新意共。对我，对我们许多人来说的那份内心煎熬，对他而言是自然现象。阿门多拉本人作风严谨，但同时又有政治人物的狡诈。那一刻，狡诈占了上风。
那天晚上，当红军入侵匈牙利，红军坦克开上布达佩斯街头的消息传来时，我人在都灵，跟阿门多拉在负责都灵《统一报》的卢奇亚诺·巴尔卡（Luciano Barca）家吃晚饭。阿门多拉在他的一本书中也提到这件事。他到都灵来看我和其他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朋友，为了“安抚我们”，因为他察觉到反对声音正在逼近，而我们的表现也极度不耐。对我来说那是决定性的一晚。阿门多拉正在讲话，当时《统一报》的总编强尼·罗卡（Gianni Rocca）打电话给巴尔卡。他声音哽咽，跟我们说：红军正向布达佩斯推进，城内已打起巷战。我看着阿门多拉，我们三个人呆若木鸡。阿门多拉喃喃道：“陶利亚蒂说过，历史上某些时刻必须选择，或站在这边，或站在那边。共产主义跟宗教一样，要等上几个世纪才会有所改变。再说匈牙利正走向险境……”于是我知道，意共百花齐放的日子还早，早得很……
一个月之后意共召开八大。安东尼奥·焦利蒂发表演说，抨击匈共的封闭作风。在冰冷静默中，他的声音喑哑。陶利亚蒂坐在主席台旁边刻意摆出在处理信件的样子。焦利蒂宣布退党，跟他同进退的人不少。我不愿意在那特别的艰难时刻离党，不过心意已定。我是五七年夏天悄悄离开的。许多同志跟我一样，任凭党证过期，有些人则被开除党籍。托马索·克亚雷提（Tommaso Chiaretti）负责的《不设防城市》双周刊工作小组遭集体除名。被除名的还有布鲁诺·科尔比（Bruno Corbi）。退党的包括富里欧·迪亚兹（Furio Diaz）、法毕利兹欧·欧诺佛利（Fabrizio Onofri）、纳塔里诺·撒培纽（Natalino Sapegno）。
如果五六年意共处理方式有所不同，其“合法性”早在二十四年前就会被承认。意大利的历史不知将有多大的变化？自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意大利历史肯定大为不同。但当时没有任何领导人有勇气这么做。这一点，陶利亚蒂要负绝大部分责任。他自“萨雷诺转向”[71]以来，始终紧抓两个原则不放：意共以改革为重的政策，以及效忠苏联。那份忠诚与他的改革方案并行不悖。若当时与苏联决裂，意共的政策很可能，或者说应该在内政上更有分量。将会面临谁来取代左派的难题。显然意共领导阶层不愿意走上那条路。
而那一次就这么收尾了。十二年后，面对红军入侵布拉格，立场有所改变，意共指责入侵行为，但仍未与苏联决裂。今天面对波兰危机，我认为意共又向前跨了一步，而且这一次立场正确。这个长征走了二十四年。坦白说我不知道那班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迷途的公车是否还能走回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