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年即开始写作，但那时对文学只有笼统印象：我父母在圣雷莫研究的是异国植物移栽、花卉、果树栽培及繁殖。在我们家走动的都是农业及农学方面的科学或技术人员。我父母二人个性极为鲜明，我父亲代表实践的生命力，我母亲是严谨学者，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中都是佼佼者，这一点使我始终对他们敬畏有加，同时形成一种心理障碍，为此我没能从他们那里学到半点东西，至今引为憾事。所以说我多借儿童画报、收音机播放的喜剧和电影院解闷：总之，我培养出一种对幻想世界的敏感能力，如果环境在这方面能予以刺激，或我懂得更早加以利用的话，原可发展为文学志趣。或许我应该早点发现我的志向，与世界建立较良好的关系，可是我稍嫌慢了一点，尤其是认识我自己。
两次大战间的圣雷莫跟意大利社会平均比起来，算是挺反常的一个城市：那个时候圣雷莫外国人很多，从小我感受到的是这种世界一家的气氛：此外它是道地的乡间，与那些年的意大利文化圈天各一方（不过即便最活跃的地区那几年也很封闭）。总而言之，我与文学的初步接触来自学校。
我小学和初中成绩平平，只有意大利文，这门学科我读来轻而易举，加上学校要求严格。当然，从学校我本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如果我清楚认识我自己，预知我的一生，这句话谁都会说。文学对我的吸引力最大，当年我分辨不出。这原意味着大学注册文学系，可是我对那个系的认识只限于选择它的人将来要当高中老师，激不起我一点兴趣。挺吸引我的是那个模棱两可的“新闻工作”，可是当年的报纸又全对法西斯政权唯唯诺诺（或许事实不如我想象中那样，因为外面发生的事我并不完全知道）：我就先天个性及后天环境来说都不属于法西斯，但这并不能排除我趋炎附势变成法西斯的可能，即便如此，我还是得先克服我的本性，反正我对自己实在莫可奈何就对了。
我之所以巨细靡遗描述那份犹豫，是因为我认为我的志向的犹豫不决、踟蹰在后来也有影响，我的意思是说我从未下决心要“当作家”。如果当年我决定提笔写作，用文学形式表达我自己，我知道我一定会让这项伺机而动的活动依附在别的东西上，一个或许在他人眼中或我父母眼中看来有用、实际、稳定的专业上。
以至中学毕业后我做了一个看起来，或许确实如此，讨好家里的选择，我注册了都灵大学农学系，而我父亲直到几年前还在那里开有“热带植物栽种”及“树木栽植学”两门课（那时候他已经退休了）。我的想法是，对我来说写作是让我得以接触事实、环游全世界，就像让我父亲在中美洲待上近二十年，历经过墨西哥革命的一门“严肃”专业外的次要活动。
希望与家族传统重新契合的努力并未奏效，不过说实在的主意并不坏：我若能坚守在务实专业之余书写生活经验的决心，时机一到我还是会变成作家，而且收获更多。
光复后的新气象引导我走向报纸和文学。于是我放弃农学系改念文学，不过老实说我不常上课，因为太急于投入文化及政治生活了。正是那个阶段，在我的众多可能性中一个新的因素—政治—起了决定性作用，且在我生命中占优势地位达十多年之久。外界情势大幅改变，但我内心想法未变，我还是不确定我的志向及成为作家的可能，试着把这个志趣当作次目录排在是为责任的总体及主导目录之下：加入让意大利由战后及独裁废墟中站起来的革新行列。
抗战期间，因为是游击队员，得以与共产党人有所接触，光复后，意共在我看来又是完成眼前任务最务实最有效率的组织。我没有任何理论基础。在法西斯政权治下，我唯一清楚的念头是对其专制及宣传的厌恶：我念了一些克罗齐和德·鲁杰洛的书，一度自认为是自由派。另一方面我的家庭传统向来是人道社会主义，更早则信奉马志尼。战争的惨状，思考国际问题以服务大众社会，反法西斯运动中意共扮演的角色诸此种种都促使我入党，成为共产党员。光复后建设基层民主架构的实务活动，为君主立宪四处奔走已经把我掏空，那个时候深入讨论意识形态问题，或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品，可能在我看来是浪费时间。
与这段基层党员生涯同一时间（直到一九四七年我主要活动范围都在所居的乡间），我开始为党报写稿：写调查报导、评论、小说，先跟热那亚的《统一报》合作，之后转与都灵合作（《统一报》当年有四个版本，独立运作）。跟都灵版的关系最为密切，我后来定居都灵，有一段时间（一九四八到四九年间）还担任过文化版编辑。即便后来，最艰辛的五十年代，偶尔《统一报》还会派我到各工厂去采访暴动、工人占厂、危难时刻。所以我目睹了一九四八年七月工人占领菲亚特车厂，镇压工会势力及维切利农田罢工等事件。
我的新闻工作与少年时的想象相去甚远。得做一些就新闻从业人员角度看是不入流的新手在做的事情，例如：每次有会议或抗议活动时就要“渲染”一下。是各报当时，且直到今天在一定范围继续维持的习惯，只是今天比较公允，而那个年代与其说是新闻工作，不如说是恶质文学。我记得刚进《统一报》时，“渲染”工作落到我的好友兼良师，诗人阿冯索·卡托头上，他倒也有办法自得其乐，打个比方：边写边看意大利自行车大赛。
不过政治新闻记者这一段毕竟是我新手生涯的次要部分。一九四五年我开始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旁边打转。我那时候还住在圣雷莫，常去米兰找维多里尼及《综合科技》的朋友：在都灵，脾气古怪的帕维塞在注定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立刻接纳了我，他的友谊对我实在弥足珍贵。是决定性的还有我跟朱利欧·埃伊纳乌迪长达四十年的友谊，我们四五年年底在米兰相识，他要我随即走马上任。当时朱利欧认为我具备行动、组织能力、经济头脑，总之，属于他期望能培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而且朱利欧天生有让别人做出他们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做得到的事情的才能。
早在对我而言有如重生的光复后那段时间，我已经帮埃伊纳乌迪打一些零工，主要是写广告词，分送各地方报预告新书出版的文章，安排外文书或意大利手稿的看稿进度。就在那时，我理解到能在出版社，一家前卫的出版社，在政治理念不同时有争执、但全是好朋友的人群中工作，夫复何求。我告诉我自己：我有一份热爱的工作，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当不当作家不重要。我一直在务实专业和文学之间寻找的平衡，在离文学不远又并不是文学的那一点上找到了，就像埃伊纳乌迪出版社，也出文学类书，但首重历史、政治、经济、科学，让我觉得身处多彩世界的中心。
在米兰和都灵犹豫了一段时间后，我定居都灵，变成朱利欧·埃伊纳乌迪及其他跟朱利欧一起工作，比我年长者的好友及伙伴：有切萨雷·帕维塞、娜塔莉亚·金芝柏、菲利契·巴博、马西莫·米拉、法朗克·文图理、保罗·瑟里尼，以及全意大利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出版社工作的人，当然还有跟我一样，开始为该出版社效力的新生代。
就这样，我一生中做了十五年出版社编辑，期间我花在别人书上的时间要远超过自己的书。我成功地在我和我的写作志趣之间隔上一道屏障，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我占尽优势。
我的第一本书《通向蜘蛛巢的小路》一九四七年出版，是一本以游击战经验为题材的小说。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第一部作品来说，在当时可以算是很成功：短短时间内卖出了三千本，随即又加印了两千。那个时候意大利文学作品根本没人看，但埃伊纳乌迪对我的书有信心且极力促销。他还分送书店一张有我走路时手插在口袋里的照片的海报，这在当时可是创举。总而言之，我旋即取得“成功”，可是对此没什么概念，因为没有人用这些字眼看事情，没有这类术语。再说基于个性，我本不是一个会得意忘形的人：第一本书我写完了，还教人看得下去，谁知道我写不写得出第二本。我仍然认定真正的作家是别人，我呢，天知道。
第二本小说我果然写了好几年都不成，带给朋友看的试验结果大家都不满意。一九四九年我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跟所有短篇小说集一样，印刷量有限，一千五百本。刚够批评家及当时注意意大利文坛新人的小众的需要。
我头几本书即获一致好评，其中不乏权威人士青睐，可以说我是一帆风顺。只是我虽然不用打卡，但整天待在办公室里，想写作得请假，假单倒是不至于被驳回，这已经万幸了。
奠定我突出形象的作品是《分成两半的子爵》，一本百来页，维多里尼于一九五一年排在实验类丛书“筹码”出版的一本中篇小说，印刷量几乎仅限“同仁”，评论界反应良好，连艾密利欧·契科，我们文学界当时的教主也谈及。自此我的文学道路明确，可以称之为奇幻文学，与我朝不同方向写成的，我们说比较写实的其他作品交替出现。
一九五七年《树上的男爵》出版，紧接着（还是之前，我不记得了）出了《意大利童话》，是出版社委托下完成的一大工程。一九五八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收录所有截至当时为止我所写的短篇，总之，我已具备出版一本书名就叫《短篇小说集》的资格了。
我终于可以说自己是个“专职”作家了吗？距我出版第一本书已经十年了，其间规律地持续出书，十年，我认为是考验一个作家站不站得住脚的必要时间。至此，“我是或不是作家”的问题不再存在，因为其他人已经为我冠上这个头衔了。还有作者版税，尽管尚不足以维生，但开始成为我微薄收入中的可观项目，甚至能够在四十岁左右辞掉出版社的全职工作，仅继续担任顾问一职。
为阻止自己将写作视为首要工作，当初在我身边筑起的屏障正在崩塌中。我说过我对编辑工作仍感兴趣，但参与方式较为独立自主：政治方面亦然：不是说我对政治不再关心，只是慢慢地，我终于（迟做总比不做好）能以自主的判断与意识形态思考模式及党的集体制约相抗衡。经过一九五六年的争执、辩论后，一九五七年我以一封公开信宣布退党。
我入党之初，是意大利的政治斗争将我与党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其实我始终对“苏联模式”及“人民民主”走上的路线等所有一个共产党员不应提出异议“以免落入敌人陷阱”的议题有所质疑。当期待已久的辩论在莫斯科展开，华沙和布达佩斯揭竿而起，我是那些相信揭露事实真相时刻已到的人其中之一，我试着跟朋友们投入席卷了国际间左派，包括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那场辩战。我可不愿再看到新的冰河期。
那是一次没有留下伤口的断裂，因为发生在意大利左派大整合期间，每个人当时一心只想确认自己的信仰，找到更明确的身份。至于我在这场变动中的身份问题，此刻我还整理不出头绪来：或许直到那个时节我才开始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之前，当我还是党员时，着重的是眼前问题，然后顺带关心一下整体问题。就在那时候，在对官方共产主义的批判中，我看见自称为“改革派”和“左派”立场的成形，是意大利及全世界社会冲突加剧的征兆。当时，我未向任何一边靠拢：改革主张在我看来倾向于关心参与政治事务及行政等必要，但我个人没有兴趣的琐碎实务（所以，安东尼奥·焦利蒂脱离意共及早期几次创新的文化活动我曾跟随他左右以外，我并未跟他到社会党去）：至于走强硬或革命路线（工运分子或亲第三世界人士等等），虽然我认出其中的理想张力，但是我反教条、反漠视、反信仰主义、反灾变说、反“越糟越好”的异议原则，使我甚至与我在学识上敬佩有加的朋友之间也划上清楚界限。
于是在意大利左派这片天然栖息地中，我发现自己处在孤立状态，政治上的“无家可归”随着时间成为定局，且使我在听到膨胀话语及言谈时默不作声的本性变本加厉。
相反地，我更坚定了我长久以来的信念：重要的是由实际层面多样发展，由劳动生产结果、执行上的技术形式、经验、认识、道德，透过实务工作厘清的价值看到的一个文明的全面性。一言以蔽之，我的理想一直是参与建设符合现代意大利需要的一个文化环境，让文学储备革新力量并保有最深刻的理性。以此为基础，我重申并坚实我与维多里尼的友谊，我们合办了《样书》，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六年间一年出版两本，留意或预告意大利文学理论或实务方面的变革。
维多里尼终其一生，都在役使自己的作品为寻找意大利文化及属于整体文化蓝图的文学之基本原则而战：为这场战役他牺牲了自己的创作活动，该写而未写的书。他是一个对一点一滴累积拥抱的理念坚信不移且战斗力旺盛的人，这一点正为我所欠缺，所以一九六六年维多里尼死后，这类活动与我从此无缘。然而这位作家如此与众不同的强制性道德于我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以至于我每写一本书都得辩明说这本书确能在更开阔的涵构中负起新的文化任务。
于是我再一次找到让写作寄生于某样别的东西的方法，严格要求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当代文化背景中有其革新意义，最好从未尝试过，呈现文学表达的可能发展。多希望我是那些清楚知道自己要说什么而且借助自己的作品一生汲汲于此的作家。我希望，但我不是：我与理念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且有争议性，我思考每一件事必有正、反面，而且每一次都得建构起一个十分繁复的蓝图。这是为什么我甚至隔上好几年也写不出一本书，在一一陷入危机的计划旁边兜圈子。
你看，就成功这个题目来访问我有点像敲错了门，因为那些对自己、自己所说、脑中所想笃信不疑，笔直向前走他的路确信全世界会跟在他身后的，才是成功的作家。我则始终觉得我写作，将从脑袋里挖出的连我都半信半疑又不满意的东西硬塞给别人这件事，有申辩的必要。我不是在做道德划分：对个人真理有十足把握的作家，也可以是就道德角度而言令人钦佩、甚至跻身英雄之列的人物：唯独利用成功，不花任何力气不断迎合大众期待，才令人不齿。这一点我从没做过，明知会引起我读者的不安，而且半路上可能会丢掉他们之中一部分。
如今六十岁的我，已看清楚作家的任务就是做他能力所及之事：对文学创作者而言就是描述、呈现、虚构。多年来我已不再设定写作方针，鼓吹一种或另一种文学有何意义，万一结果你想写的东西完全不同呢？我花了一些时间才了解意图并不重要，那得以实现的才重要。于是这份文学工作变成研究自己、理解我是谁的工作。
我发觉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怎么谈写作的乐趣：要是一个人不能稍微乐在其中，就写不出什么好东西。让我引以为乐的是尝试新奇事物。写作本身是一个单调、孤独的工作，一旦重复，更教人万分沮丧。自然，要说明的是即便那看来一挥而就的片段，也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通常在作品完成以后才有成就感及欣慰。不过重要的是看我的书的人能乐在其中，不是我。
我想可以说尽管我一直在翻新，至少有一部分的受众始终跟着我，我教我的读者习惯于期待看到新东西，他们知道我的实验配方满足不了我，要是翻不出新花样我就觉得不好玩。
我的书都不是那种一出版就卖出多少万本，然后隔年即被遗忘的畅销书。我的成就感在于看到我的书每年重印，有些每次印一万到一万五千本。
到目前为止我只限于谈意大利，但这个访问的题目还涉及一名意大利作家怎么会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成名。作家形象会因地而变，因为在国内观察一个人是把他跟他的种种活动结合在一起，放在一个由许多东西、许多识别标记组成的文化背景中来看他，在国外，翻译成当地语言的书就这么孤零零如陨石般从天而降，评论及大众只能透过它来猜测原星球的模样。我的书大约在五十年代末期开始被翻译到几个重要国家去：那个时候或许各地的翻译风气都较今日为盛，因为对未来抱有较多憧憬。不过有人翻译你的书并不代表真有人去读。那是一种常规，在国外，一本翻译书印上寥寥几千本，报上刊出措辞典雅的书评，书在书店里待上几个星期，然后消失不见，重新出现时已在清仓对折书店中，最后送入浸纸槽。所谓登上国际舞台大多是这么回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例外。在国外正式以作者身份“存在”，是近十年的事，主要在两个国家：法国及美国。
当我的书以“袖珍本”出版，且接下来在不同出版社的平装书系列中出现时，我才开始在法国名副其实地“存在”。突然我开始遇到读过我的书的法国人，这在之前从未发生过，虽然知道我名字的大有人在。今天我所有的书都常常再版，而且有不少以袖珍版在市面上流通，可以说在法国，我的伯乐是不为人知的读者而非书评家。
在美国则反其道而行：我的名字首先由几位重要的文学评论家（例如戈尔·维达，可以说是他为我打出知名度的）所肯定，还有就是那本算是最不顺应美国文学潮流的《看不见的城市》。现今在美国，我主要还是《看不见的城市》的作者，这本书似乎深受诗人、建筑师及大学生所喜爱。我所有的书都在“trade paperbacks”系列重印，是中等品质的平装版，读者包括广大学生群。不过当《意大利童话》完整英译本问世时（距意大利版二十五年），可以说出人意料地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事已至此，我可以开始向自己提出新的问题，研究一下我在国际文学界的定位了吧。不过说真的，我向来认为文学界要比国界更辽阔，所以这对我来说并不是问题。就像身为一个绝不墨守成规、与外国人预期的意大利人相反的意大利作家，我从不觉得有必要解释我怎么及为什么是个道道地地的意大利人。总之，或许在此余年，是到了该接受我自己和写我想写的东西的时候了，或停笔不写，如果发现已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