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地上的男人
大清早时就能看见科西嘉了：它就像艘满载着山的轮船，悬在那头的地平线上。如果是在别的地方，是要诞生出一些传说的；在我们这里可不会：科西嘉是个穷地方，比我们这里还穷，从没有人去过，也从没有人想过要去。早上如果能看见科西嘉了，那就说明空气清澈沉静，不会下雨。
一个这样的早晨，拂晓时分，我父亲和我踩着科拉·贝拉[95]的小石子路，牵着狗，上了山。我父亲的胸前背后缠满了围巾，短斗篷，猎枪，小背心，背带，水壶，子弹袋，这一套行头中间，生出一缕白色的山羊胡子；腿上绑着一对老旧且满是抓痕的皮护腿。我穿着一件破旧紧窄的短上衣，手腕和腰部都露了出来，裤子也是破旧和紧窄的，我大步走着，就跟我父亲一样，但双手埋在口袋里，长长的脖子栖在肩上。我们每人都有把旧猎枪，猎枪做工精致，但保管不善，给锈粗了表面。狗是条猎兔犬，垂下的耳朵扫着地面，股骨上的毛短而扎手，这股骨把皮都擦破了；它身后拖着条插销般的短尾，安在熊身上倒挺合适。
“你和狗留在这里，”我父亲说。“从这边分开两条道。我去另一个山口。我到了后就吹声口哨，你就松开狗。你眼睛睁好喽，这是兔子出没的时候。”
我父亲继续在石子路上走着，而我和狗就蹲在地上，狗哀叫不止，因为它想跟父亲一起去。科拉·贝拉是块高地，坡子上灰白灰白的，都是荒地，草硬得啃起来都很困难，还有古老露台倒塌下的墙垣。往下去，是云状乌黑的橄榄园，往上去是黄褐色被火灾脱了毛的森林，就像是老狗的脊背。事物在拂晓的灰色中慵懒起来，就像仍瞌睡着的眼皮又要合拢起来。海面上看不清界限，被一片薄雾一直笼罩至尽头。
突然传来我父亲的口哨声。狗挣脱了链子，蹦着“之”字形的路线，沿着石子路，用吠叫咬着空气，大步跳开。然后就安静下来，嗅起了地面，孜孜不倦地用鼻子蹭着地，跑开了，尾巴直直的，尾巴下面是块菱形的白斑，发着光一般。
我端起猎枪，对准了，撑在膝盖上，目光瞄准在小路的交叉口上，因为这是兔子会出没的时候。拂晓逐一掀出各种色彩。先是斑叶阿若母浆果的红色，是松树上层次斑斓的红色。然后是绿色，草地上，灌木丛中，森林里是成百上千种的绿色，之前还都是一种颜色：现在却是每时每刻都会生出一种新的绿色，与众不同。再然后是蓝色：那片咆哮的海洋震聋了一切，把天空弄得苍白而惊慌。被光线吸食了的科西嘉消失了，但在海与天之间的界限并不确定：于是就留下那片模糊而迷茫的区域，让人害怕看它，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
房子，屋顶，小路，突然间都生在丘陵脚下，在海岸边。每天早上，城市就这样，生于阴影的国度，陡然之间，又因为屋瓦而呈上了黄褐色，因为玻璃而闪闪发光，因为石灰墙而显出灰泥浆的模样。每天早上的光线，把城市每一个最微小的细节都描绘了出来，讲述着它的每一条过道，列举出所有的房子。随后，光线就会爬到丘陵上来，并总能揭出新的细节：新的地带，新的房子。然后就爬到科拉·贝拉，黄黄的，干枯的，荒芜的科拉·贝拉，然后也会揭出那上面的一座房子，孤独的，在森林前最高的一座房子，正在我的猎枪能射到的地方，是有福人巴奇琴的家。
有福人巴奇琴的家，在阴翳中，就像一堆石头；房子周围是块结上了硬壳的灰色土地，就像月亮上那种，从这土地上耸起一些瘦小的植物，就好像种的是干树枝。也有一些拉直的线，像是晾衣服用的，然而却是枝蔓都已凋萎干枯的葡萄园。只有一株细长的无花果树，像是还有气力支撑住叶片，在这片地的边缘上，在叶片的重压下扭曲着。
巴奇琴出来了：他很瘦，要看清他得从侧面看，否则只能看见胡子，灰色的胡子，在空中飘荡摇曳。他头上戴着顶羊毛制的巴拉克拉帽[96]，身着一件灯芯绒衣服。看见我在打埋伏，就凑过来。
“兔子，兔子，”他说。
“兔子，总是兔子，”我答道。
“上星期，我射了这么大的一只兔子，就在那头。大概就是从这边到那边的距离。没打中。”
“真倒楣。”
“倒楣，倒楣。兔子我是真打不来。我更喜欢在松树底下，等鸫鸟。一个早上能打五六发子弹呢。”
“这样您就有菜吃了，有福人巴奇琴。”
“是啊。但是，我所有的鸫鸟都没打中。”
“正常的。是弹药筒的问题。”
“弹药筒，弹药筒。”
“他们卖的那些，都是骗人的东西。您得自己装。”
“是啊。但，我自己来装。也许我装不好。”
“哎呀，这个得会装啊。”
“是啊，是啊。”
可他就那样，双臂交叉地栽在岔路口中央，并一直待在那里。他那样待在路中央的话，兔子永远来不了的。“现在我要叫他挪开，”我想，但没跟他这么说，还是埋伏在那里。
“不下雨啊，不下雨，”巴奇琴说。
“今天早上，您看见科西嘉没有？”
“科西嘉。都干透了。科西嘉。”
“年成不好啊，有福人巴奇琴。”
“年成不好。我种的蚕豆吧。长出来没？”
“长出来没？”
“长出来没？没有。”
“种子不好，他们卖给您的种子不好，巴奇琴。”
“种子不好，年成不好。还种了八株洋蓟。”
“哎唷。”
“您说它们能给我产多少吧。”
“您说。”
“全死了。”
“哎唷。”
科斯唐齐娜从房子里出来，她是有福人巴奇琴的女儿。可能有十六岁了，脸是橄榄形的，眼睛，嘴巴，鼻孔都是橄榄形的，小辫子挂在肩上。她的胸也应该是橄榄形的吧，完全是一种风格，全神贯注的就像座小塑像，野得就像头山羊，羊毛制袜子一直拉到膝盖。
“科斯唐齐娜，”我喊道。
“喔！”
但她没过来，她怕惊到兔子。
“狗还没叫，还没把兔子赶出窝，”有福的人说道。
我们竖起耳朵听着。
“没叫，还能待上一阵，”说罢就走开了。
科斯唐齐娜坐在我身边。有福人巴奇琴在他的荒地上踱了起来，去修葺细小的葡萄枝了；不时停下活，回来说会话。
“科拉·贝拉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唐齐娜[97]？”我问。那姑娘就勤奋地说起来：
“昨天晚上我看见那上面的小兔子在月亮底下跳。唧！唧！它们这样叫。昨天栎树后长出一只蘑菇。有毒，红色带白点的那种。我用一块石头杀了它。还有一条蛇，又大又黄，正午时从路上下来。住在那团灌木丛里。别对它砸石头，它很好。”
“你喜欢住在科拉·贝拉吗，唐齐娜？”
“晚上的时候不喜欢：四点钟会起雾，城市就没了。然后，夜里，还能听见猫头鹰叫。”
“你怕猫头鹰？”
“不怕。我怕炸弹，飞机。”
巴奇琴过来了。
“战争，战争怎么样啦？”
“幸好战争已经结束了，巴奇琴。”
“嗯。那么，还会有代替战争的什么东西的。而且，我吧，也不相信战争结束了。多少次他们都这么说了，多少次又以其他方式重新开始了。我说错了吗？”
“不，您说得对。”
“你喜欢科拉·贝拉还是城市，唐齐娜？”我问。
“城市里有射击场，”她答道，“有电车，拥挤的人群，电影院，冰淇淋，有太阳伞的海滩。”
“这个孩子吧，”巴奇琴说，“对进城不是很感兴趣，另一个孩子却很喜欢，去了就再没回来。”
“她现在在哪里？”
“谁知道啊。”
“谁知道啊。最好能下雨。”
“真的。下雨就好了。今天早上，科西嘉。我说错了？”
“您说得没错。”
远处狗突然狂吠起来。
“狗把兔子赶出窝了，”我说。
有福人止住步，双臂交叉着。
“找。好好找，”他说。“我以前有只母狗，叫奇里拉。它能跟着一只兔子跟上三天。有一次，它一直把兔子赶到森林顶头，再一直带到我猎枪底下两米远的地方。我朝兔子射了两枪。打偏了。”
“不是所有的事都顺利的。”
“不是都能的。好的，它继续追着兔子又追了两小时……”
传来两声枪响，但之后，犬吠声就越来越近。
“……两小时以后，”巴奇琴又道，“它又像之前那样把兔子给我带了回来。我还是打偏了，真糟糕[98]。”
突然，一只小兔子冒出来，冲上小道，几乎一直跑到巴奇琴的腿前，然后就转了向，躲到灌木丛里，不见了。我都没能及时瞄准。
“哎唷！”我大叫一声。
“怎么了？”有福人问道。
“没什么，”我说。
科斯唐齐娜也没看到，她之前就回家了。
“好啊，”有福人继续道，“那狗继续追着兔子，又把兔子带给我好多次，只要我不打中兔子，它就不罢休吗？这是怎样的狗啊！”
“它现在在哪里？”
“跑掉了。”
“啊呀，不是所有的事都顺利的。”
我父亲带着气喘吁吁的狗回来了。骂骂咧咧的。
“差一点。就这么点远的距离。怎样的一只畜生啊。你们看见没？”
“什么都没看见，”有福人说。
我把猎枪斜挎上，我们下山了。
巴尼亚思科兄弟
我成月成月的不在家，这一次是好几年。我偶尔回趟家，我家总在丘陵顶上，因为石灰老旧，房子微微发红，以至于在远处，透过如烟细密的橄榄园，也能隐约看得到它。那是一座古老的房子，房子上的拱顶就像是桥梁，墙上有些共济会的标志，是我的老父老母放上去，用来赶跑神父的。家里有我的兄弟，他也总是满世界乱转，但家回得比我更频繁些，我每次回家时总能碰着他。他一回家，就立刻忙活起来，不找到他的猎装，他的灯芯绒小背心，他皮裤脚的裤子就不罢休，而且也不管哪个烟斗好抽一点，就忙着抽起烟来。
“喔，”我到时他跟我说，我们可能有好几年没见面了，他没指望我会回来。“喂，”我说，这不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什么仇恨，而是如果我们是在另一个城市见面的话，我们也许要庆祝一番，也许还会互相拍拍肩膀，“看看，看看！”我们也许会这么说，但因为是在家里，情况就都不同了，在家里我们总是习惯这样的。
于是我们两个人都进了屋，手插在口袋里，默不作声地，还有点窘迫，突然我兄弟说起话来，就好像我们刚刚中断过什么交谈一样。
“昨天晚上，”他说，“贾琴达的儿子想不得好死。”
“你应该给他一枪，”我说，尽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而且，我们也许会想问问对方，是从哪里回来的，在干什么活，是否能赚钱，有没有娶妻，生子，但以后会有时间问的，现在问的话，不是这个习惯。
“你知道，星期五晚上，是轮到我们用长井的水，”他说。
“是星期五晚上，”我确认道，其实我也记不得了，也许我从来就没知道过。
“你以为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值班就有水吗？”他说。“如果不在那里守着，他们自己之间就转手掉了。昨天晚上我经过那里时，可能已经有十一点了，我看见有个人抱着锄头跑：水被引到贾琴达那边了。”
“你应该给他一枪！”我这么说道，已经是满腔愤怒了：我成月成月地忘记有长井水的问题，过一个星期我又要出发了，之后我又会忘了这件事，但现在，我对他们在过去几个月里偷过的，和在未来几个月会偷的水的问题，是满腔的愤怒。
同时，我在楼梯和房间里转着，我兄弟跟在我后面，抽着烟斗，楼梯和房间里挂的都是老式和新款的步枪，弹药粉壶，打猎号角，还有羚羊头骨。楼梯和房间闻起来也有封闭和虫蛀的味道，墙上挂的不是十字架，而是共济会的标志。我兄弟跟我讲了庄稼人都偷了些什么，讲了收成不大好，讲了来我们草地上吃草的别人家的山羊，讲了整个山谷里的村民都跑到我们的森林里来砍柴。我从衣橱里抽出短上衣，护腿，带有放弹药的一圈长口袋的小背心，我脱下在城里穿的皱皱的衣服，看见镜子里，自己被皮革和灯芯绒制的衣服全副武装起来。
过了一会，我们就上了崎岖的山路，带上斜挎的双管猎枪，去看看能不能飞射或静射到什么。我们还没有走上一百步，一连串小石子突然砸到我们的脖子上，劲道很猛，像是用弹弓射的。我们没立刻回头，装着什么事都没有的模样，在路上方的葡萄园护墙上走着，耳朵竖得老高。在因蘸满了硫酸盐而变成灰色的树叶间，一个小男孩露出脸来，一张红彤彤的圆脸，眼睛底下密密麻麻的全是雀斑，就像一只被蚜虫咬掉的桃子。
“见鬼，就连小孩也跟我们对着干！”我说道，骂起他来。
那孩子还在那里伸头探脑的，吐着舌头做鬼脸，逃跑了。我兄弟打开葡萄园的栅栏，踩着播种地，在排排的葡萄架间追起他来，我也跟在后面，直到我们把他堵在中间。我兄弟扯住他的头发，我拎着他的耳朵，我知道我把他弄疼了，但我还是揪着，我觉得把他弄得越疼，自己就越来气，我们大喝道：
“这是给你的，余下的是给把你派来的父亲的。”
孩子哭起来，他咬了我一根手指，跑开了；一个黝黑的女人出现在葡萄架尽头，她把孩子的脑袋藏在围裙的褶子里，舞着拳头对我们大嚷起来：
“懦夫！居然跟一个小孩动气！你们还是那么霸道。你们等着吧，会有人用你们这套做法对付你们的，你们别担心！”
但我们已经上路了，只是耸耸肩，因为跟女人是不用答话的。
我们走着走着，碰到两个人，背着好几捆柴走过来，身子被负重压成了直角。
“嘿，你们两个，”我们把他们拦下来，“这柴你们是从哪里弄到的？”
“我们觉得哪里能砍就在哪里砍了，”他们说罢，想继续行路。
“因为如果你们在我们的树林里砍柴了，我们就要让你们把柴送回去，另外，还要把你们挂到树上去。”
那两人把负荷放在一小堵墙上，从用口袋做成的、护住了他们脑袋和肩膀的兜帽底下，大汗淋漓地望着我们。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我们不认识你们。”
确实，他们像是新来的，也许是失了业后就打起柴来。又多了一个理由让他们认识认识我们。
“我们是巴尼亚思科兄弟。没听过吗？”
“我们谁也没听过。柴我们是在政府的地上打的。”
“政府的地上是禁止打柴的。我们要叫护卫队，还要把你们关进去。”
“哼，我们当然知道你们是谁，”他们中的一个跳出来说。“你们希望人们认不出来你们，你们总是要找穷人的麻烦！但总有一天会结束的！”
我开始说：“结束什么？”然后我们决定随他们去，我们离开了，还轮流着骂骂咧咧的。
现在，我兄弟和我，当我们在其他地方时，我们会跟电车职工聊天，跟卖报人搭话，会把烟头递给管我们要烟抽的人，也会问递来烟头的人要口烟抽。在这里就不同了，这里我们一直是这样，带着双管猎枪去晃荡，到处惹是生非。
在山口处的小酒馆里，有个共产党的据点：酒馆外有块牌子，上面是些用图钉固定住的剪报消息和文章。我们经过时，看见那上面挂着一首诗，说老爷还是那些老爷，过去那些施恶逞霸的家伙，是现在正这么做的人的兄弟。“兄弟”给标了出来，因为这完全是针对我们的双关语。我们在那纸上写道：“懦夫和骗子”，然后我们签了名，“巴尼亚思科·贾科莫和巴尼亚思科·米凯莱”。
但当我们在别处时，我们会在上了蜡的冷餐桌上喝汤，那里也有其他远离家乡的人，我们也会用指甲在灰色和满是污泥的面包瓤里挖来挖去；于是，当邻桌人谈起报纸上的东西，我们也会说：“这世上还有恶霸啊！但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但现在，在这里，就行不通了；这里的土地不产东西，庄稼人会偷东西，雇农在地里睡大觉，每当我们经过时，人们会朝我们身后吐唾沫，因为我们不想种自己的地，而且——他们说——我们只会剥削他人。
我们来到一处会有斑尾林鸽经过的地方，找到两个位置，等起鸟来。但我们那样待着不动很快就累了，我兄弟给我指了一栋房子，那里住的是修女，并对一个修女吹了声口哨，那是他的情人。她下来了：她胸部很宽，腿上毛很多。
“喂，去看看你的姐妹阿德里娜能不能来，我兄弟米凯莱来了，”他对她说。
那姑娘回到房子里，我跟我兄弟打探情况：“漂亮吗，漂亮吗？”
我兄弟没发话：“很胖。人很随便。”
两个姑娘出来了，我的那个真是又胖又壮，对于那样的一个下午，就很不错了。刚开始时，她们还想找理由，说她们不能让人看见自己和我们在一起，因为否则的话，整个山谷里的人都会与她们为敌，但我们跟她们说别装傻了，于是把她们带到那块地上，我们先前等斑尾林鸽的地方。我兄弟甚至还能时不时地找着法子发几枪；他已经习惯了带上姑娘去打猎。
我和阿德里娜在那里没待上多久，我就感到脑袋和脖子间飞来一排小石子。我看见长雀斑的男孩跑掉了，但我不想追他，只是在他身后骂了几句。
最后，姑娘们说得去做祝福式。
“滚吧，你们可别再落到我们脚下，”我们说。
之后我兄弟跟我解释说，她们是整个山谷里最淫荡的女人，她们怕其他小伙子看到她们和我们在一起，就故意作对不再和他们一起了。我于是迎风叫道：“母牛[99]！”但心底里，我对整个山谷里只有最淫荡的两个女人才会和我们待在一起，感到不是很舒服。
在圣柯西莫和达米阿诺教堂前的空地上，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祝福式。他们给我们让开了路，对我们是恶眼相看，包括神父，因为我们巴尼亚思科家族已经有三代人不去做弥撒了。
正往前走着，我们感到有什么东西掉在了身边。“那小孩！”我们大吼着，已经准备冲出去追他了。但那只是一只烂掉的枇杷，从树枝上脱落下来。我们继续走着，踢着石子。
主人的眼睛
“主人的眼睛，”他父亲对他说，指着自己的一只眼，那是布满皱纹的眼皮间一只没有睫毛的老眼睛，圆得就像鸟眼，“主人的眼睛能养肥马匹。”
“是的，”儿子说，他坐在高大无花果树荫下粗糙的木头桌边。
“那么，”父亲说，那根手指仍举在眼睛下，“你去麦地上，他们收麦子时，你待在那里看着。”
儿子的手埋在口袋里，一丝风吹动了他的短袖衬衫的后背。
“我去了，”他说，但没动。母鸡在啄食地上被碾扁的一些无花果残余。
看到儿子那么自甘堕落地懒散下去，就像风中的芦竹，老头时不时感到愤怒：他把袋子从仓库拖到外面来，搅起肥料，把命令和咒骂撒到弯着腰的人们身上，并威胁一条被拴住的狗，那狗在一片苍蝇之云下吠叫不止。主人的儿子既没动弹，也没把手从口袋里掏出来，就那样待着，眼光缠在地上，嘴唇做出吹口哨的动作，就好像对要耗费体力十分不满。
“我去了，”儿子答道，不紧不慢地去了。
他在葡萄园的小径上走着，手仍在口袋里，鞋跟抬得不是很高。他父亲两腿叉得很开，定[100]在无花果树下，一手握成拳头，另一手包着这拳头地把手背在后面，看了他一阵；有好些次，他都想冲儿子身后喊上几句，但一直没作声，又搅起那一把把肥料。
儿子去的路上，又看见山谷里的颜色，又听见果园里的大胡蜂嗡嗡作响。他在遥远的城市里待上数月后，总会待得衰弱无力，每次回老家时，又能重新发现自己土地上的空气和那高深的寂静，就像一段被忘却的童年回忆，还有懊悔。每次他来到自己的土地上，就像是在等待一个奇迹：我会回来的，而这一次一切都会有个意义，我这山谷农场里逐渐递减下去的绿色，劳作人们那亘古不变的动作，还有每棵植物、每条枝蔓的成长；这片土地的愤怒也会攫住我，就像攫住我父亲那样，以至于我再也不能远离此地。
麦地是在一块岩石嶙峋的悬崖上，那里，在一片片荒地的边缘地带，吃劲地生长着一块黄色的长方形，还有两株黑色的柏树，一株在上，一株在下，就好像正守着这块地。麦地上有些人，还有挥舞的镰刀；黄色一点点地消失了，就像是被抹掉一般，下面于是冒出灰色。主人的儿子齿间含了一根草，走在光秃秃的悬崖上，抄着近路上去了；麦地里，人们显然早已看到他上来了，就评论起他的到来。他知道人们是怎么想他的：老头是疯子，而他儿子是傻子。
“好啊，”乌·柏对刚到的他说。
“好啊，”主人的儿子道。
“好啊，”其他人说。
主人的儿子就答道：“好啊。”
好了：他们之间所有该说的都已经说掉了。主人的儿子就坐在麦地边缘上，手仍在口袋里。
“好啊，”从上面一块地上又传来一个声音：是正在拾穗的弗朗切斯吉娜。他于是又说了一遍：“好啊。”
人们在寂静中收割着。乌·柏是个老头，黄色的皮肤皱兮兮地挂在骨头上；乌·凯正值中年，多毛而敦实；纳宁是个年轻人，皮肤稍显发红，瘦高个：短袖衫汗津津地贴在身上，每抡一下镰刀，他的一段脊梁就会露出来，然后又被遮住。吉鲁米娜老太蹲在地上拾落穗，就像一只黝黑而壮实的母鸡。弗朗切斯吉娜在最高的那片地上，正唱着收音机里的一支歌。每次她一俯身，腿就露了出来，一直露到膝盖背后。
主人的儿子不好意思在那里看着他们，直挺挺地就像株柏树，无所事事地晃在那群劳动者中。“现在，”他想，“我叫他们给我一会镰刀，我也来试试。”但他也没吭声，静望着地里林立着的那些又黄又硬的、被割下的麦秸。反正，他也不会使镰刀，会丢脸的。拾穗嘛：那事他倒是做得来，女人的活。他弯下腰，捡了两根麦穗，丢进吉鲁米娜老太的黑围裙里。
“您小心别踩到我还没收过的地方，”吉鲁米娜老太说。
主人的儿子又坐到麦地边上，嚼着一段麦秸。
“今年比去年多吧？”他问。
“比去年少，”乌·凯说，“一年比一年少。”
“是因为，”乌·柏说，“二月的冰冻。您记得二月的冰冻吗？”
“记得，”主人的儿子说。但他其实不记得。
“是因为，”吉鲁米娜老太说，“三月的那场冰雹。您记得三月的冰雹吗？”
“是下过冰雹，”主人的儿子说，还是在说谎。
“要我说，”纳宁说，“是因为四月的那场旱灾。您记得那场旱灾吗？”
“整个四月都是，”主人的儿子说。他什么都不记得。
人们现在谈起了雨水冰霜和旱情：主人的儿子全不在这些话题之内，游离于农业气象事件之外。主人的眼睛。他仅是一只眼睛。但这只眼有什么用呢，只是一只眼，跟一切都毫无关联？连看都不看。当然，如果他父亲在那里的话，能用辱骂活埋这些人，会发现工作做得不好，太慢，农作物都要烂掉。他几乎感到，在那些地里，需要父亲的呵斥，就好像如果看到一个人打枪，就会感到需要鼓膜里的爆裂。他永远不会对这些人叫嚷，而他们正是因为知道这个，于是继续懒洋洋地干活。但是当然，比起他来，他们更喜欢他父亲，他父亲让他们劳累，他父亲让他们在那些悬崖上的羊肠道边种麦子和收麦子，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父亲。他不是，他是个不相关的人，吃他们的劳动成果，知道他们鄙视他，甚至是恨他。
这会，人们又聊起一个他到之前就已经开始的话题，是关于山谷里的一个女人。
“他们是这么说的，”吉鲁米娜老太说，“和教区神父在一起。”
“对的，对的，”乌·柏说。“教区神父跟她说：‘如果你来我就给你两里拉。’”
“两里拉？”纳宁问。
“两里拉，”乌·柏说。
“那时的两里拉，”乌·凯说。
“那时的两里拉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纳宁问。
“不少钱呐，”乌·凯说。
“他妈的。”纳宁说。
所有人都为那女人的故事笑得很开心；主人的儿子也笑了，但不是很明白那些故事的含义，还有那些瘦骨嶙峋、长着胡髭、穿着黑衣的女人的爱情。
弗朗切斯吉娜也会变成这样的。现在她在最高的麦地上拾落穗，唱着收音机里的歌，每次她一俯身，衬裙就被提了上去，白花花的皮肤一直露到膝盖背后。
“弗朗切斯吉娜，”纳宁对她喊，“你会为了两里拉跟神父走吗？”
弗朗切斯吉娜直挺挺地站在地里，一捆麦穗捧在胸前。
“两千里拉？”她喊道。
“他妈的，两千，她说，”纳宁犹豫地对其他人说。
“我既不跟神父，也不跟资产阶级，”弗朗切斯吉娜喊道。
“跟军人呢，就行？”乌·凯喊道。
“也不和军人一起，”她答道，又收起麦穗。
“弗朗切斯吉娜的腿很漂亮，”纳宁盯着她的腿说。
其他人也看着她的腿，都很同意。
“又漂亮又直，”他们说。主人的儿子也望过去，就好像之前没看到一样，也表示出赞同。尽管，他知道她的腿不算漂亮，硬邦邦的全是肌肉，毛还多。
“你什么时候去参军，纳宁？”吉鲁米娜说。
“他妈的，这要看体检他们让不让我过了，”纳宁说。“如果这仗还打不完，他们也会叫我去的，哪怕我胸围不够。”
“美国真的也参战了？”乌·凯问主人的儿子。
“美国，”主人的儿子说。也许现在他能说点什么了。“美国和日本，”他说，然后又沉默了。其余他还能说什么？
“谁更厉害：美国还是日本？”
“两个都很厉害，”主人的儿子说。
“英国厉害吗？”
“唔，英国也很厉害。”
“那俄国呢？”
“俄国也很厉害。”
“德国呢？”
“德国也是。”
“我们呢？”
“战争会很长，”主人的儿子说，“一场长久战。”
“上次战争时，”乌·柏说，“在森林里有个山洞，洞里躲着十个逃兵。”他往上指着，指向松林。
“如果战争再继续下去，要不了多久，”纳宁说，“我敢说我们也得落到洞里去。”
“谁知道啊，”乌·凯说，“谁知道会怎么样啊？”
“所有的战争，”乌·柏说，“都是这样结束的：有什么的人就是有什么。”
“有什么的人就是有什么。”其他人应道。
主人的儿子咬着麦秸，向上头的麦地走去，一直走到弗朗切斯吉娜那里。当她俯身拾麦穗时，他就看着她膝盖背后那白花花的皮肤。也许跟她会容易些；他已经打算追她了。
“你从来没进过城吗，弗朗切斯吉娜？”他问。这个开始攀谈的方法很蠢。
“有时我星期天下午去。如果有集市的话，大家都去集市，否则就去电影院。”
她停下活。这不是他想要的：如果他父亲看见就糟了！不看着他们工作，反倒来和地里的女人闲扯。
“你喜欢进城吗？”
“是啊，我喜欢。可晚上回到山上后，又能怎么样。星期一又要开始了，有什么的人就是有什么。”
“呃，”他咬着麦秸道。现在得让她单独待着，否则她再也不会工作了。他转了身，下去了。
下边的地里，人们几乎已经干完活了，纳宁把担子捆在窗帘布里，扛在肩上，下去了。与丘陵的胸部一样高的海面被落日染上了一层紫色。主人的儿子看着他的土地，上面全是石头和硬邦邦的庄稼茬，明白了对这片土地来说，自己永远只能绝望地是个外人。
懒汉儿子
拂晓时，我和我兄弟脸陷在枕头里，还在睡觉，就已经能听见在房间里转悠的我们父亲那带着钉子的脚步声了。我们的父亲起来时动静很大，也许是故意的，他穿着打上钉子的鞋子，企图在楼梯上上上下下地走个二十回，但没用。也许他的整个一生都是这样，浪费体力，一个非常无聊的工作，也许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抗议我们两个的，我们让他生了不少气。
我母亲不会弄得很吵，但她也很早就在那个大厨房里忙活了，捅火，用那双变得越来越黑瘦的手削着什么，擦洗玻璃和家具，搓衣服。这也是抗议我们的举动，永远默不作声地照料整座房子，把没有佣人的家勉强操持下去。
“你们把房子卖了，我们把钱吃掉就是啦，”每当他们折磨我说什么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就耸着肩地这样说，可我母亲继续沉默寡言而含辛茹苦地劳作着，起早贪黑的，都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睡的觉，而同时，天花板上的缝隙总是越裂越长，成队的蚂蚁沿墙行进，杂草和荆棘从未开垦的花园里爬进来。也许要不了多久，我们家就会只剩下一堆覆满爬山虎的废墟了。可我母亲早上从不来叫我们起床，因为她知道反正也没用，而她那样一声不吭地承担起照料房子的活，正是她纠缠我们的方式。
然而我父亲六点时就已经打开我们的房门，穿着猎装，打着护腿，大嚷道：“我要用棍子打你们了！懒汉！这个家里除了你们，所有的人都在干活！皮埃德罗，你要是不想挨我打的话，就赶紧给我起来！你把你那该吊在绞架上的[101]兄弟安德烈也弄起来！”
我们在睡眠中就已感到他的迫近，我们的脸埋在枕头里，连身都没转。如果他仍迟迟不住嘴的话，我们便偶尔咆哮几声以示抗议。但很快他就走了：他知道一切都是没用的，都是他做做样子的闹剧，一种不肯服输的仪式。
我们又在睡意中辗转起来：大部分时候，我兄弟甚至都不会醒的，反正我们都习惯了，也就不介意了。我兄弟自私而冷漠：有时很让我来气。我也照他那样做，但起码懂得不应该这么做，而且对此不满的首先就是我。反正我还是老样子，但心怀气愤。
“你这狗东西，”我跟我兄弟安德烈说，“你这狗东西，你把你父母气死了。”他没答话：他知道我是个虚伪的笨蛋[102]，也知道再没比我更游手好闲的人了。
十几二十分钟以后，我父亲又会来到门前，来自寻烦恼。这次他会使上另一种法子：几乎是含着冷淡的建议，温厚而善良：一场可怜兮兮的闹剧。他说：“那么谁跟我去圣柯西莫？有葡萄枝要捆。”
圣柯西莫是我们的地。都枯掉了，既没人手，也没钱把地经营下去。
“有土豆要挖。你来吗，安德烈？嘿，你来吗？我跟你说呢，安德烈。豆角地里要浇水。那么，你来吗？”
安德烈把嘴巴从枕头上挪开，说了句：“不去，”又睡了。
“为什么？”我父亲还在演戏，“皮埃德罗决定了吗？你来吗，皮埃德罗？”
然后他又发了通脾气，又平静下来，说了一些要在圣柯西莫做的事情，就好像已经说定我们也来一样。这个狗东西，我这样想我的兄弟，这个狗东西，本可以起来，至少给父亲一次满意的机会吧，可怜的老人家。但在我自己身上，也没感到任何要起来的动力，我费劲地使自己重拾起已经消失的困意。
“好吧，你们快点，我等着你们，”我们的父亲说，走了，就像我们已经说好了一样。我们听他踱着步，朝底下大声叫嚷，准备着要带到上面去的肥料、硫酸盐，还有种子；每天他出门和回家时都驮着好些东西，就像头骡子。
我们以为他已经出门了，这不，他又从楼梯底下喊道：“皮埃德罗！安德烈！上帝的耶稣啊，你们还没准备好？”
这是他最后一次叫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听见他包了铁的脚步声走到房子后面，听见他猛地关上小栅栏，听见他咯着痰并哼哼唧唧地在小路上远去。
这下本可以连续不断地睡上觉了，但我却再也睡不着了，想着我父亲，想着他背上那些东西在骡道上爬，咯着痰，然后又想着他会在地里朝庄稼人发作，因为他们偷他的东西，把一切都搞糟了。他看着植物和耕地，看着到处啃噬挖刨的害虫，看着叶子的黄色和莠草的浓密，看着他一生所有的活就这么被毁掉了，就像每场雨过后都会被冲毁的隔地矮墙[103]一样，于是就诅咒起他的儿子来。
这狗东西，一想到我兄弟，我就这么说，这狗东西。我侧耳细听，从下面传来一些碗碟作响声，还有什么扫帚柄倒在地上的声音。我母亲一个人待在那个巨大的厨房里，白昼刚使窗户玻璃褪了色，她就为背身过去的人们操劳起来。我这么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还不到十点，这回是我们的母亲嚷上了，她从楼梯上喊道：“皮埃德罗！安德烈！已经十点了！”她的声音非常气愤，就好像是对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恼火至极，但其实每天早上都是如此。“好噢噢……”我们嘟囔道。我们又在床上待了半个小时，醒着，只是为了习惯起床这个概念。
然后我说起来：“快点，醒一醒，安德烈，来啊，我们起来吧。来呀，安德烈，好起来了。”安德烈又咕哝一阵。
最后我们终于站起来，鼻子里出着好多气，伸着懒腰。安德烈穿着睡衣，以老头般的动作晃荡着，头发蓬乱，半瞎着眼，已经在那里舔烟纸了，然后就抽起烟来。他在窗户前抽完烟，然后才开始洗漱和刮胡子。
这时他会嘟哝起来，而且慢慢地，就从这嘟哝中生出一首歌。我兄弟有着男中音的嗓子，但跟其他人一起时，他总是最悲伤的那个，从来不唱歌。而他一个人，刮胡子或是洗澡时，就会用上低沉的声音，唱起他那些有节奏的旋律。他也不知道那都是些什么歌，却总是往歌里填一首诗，那是他孩童时学会的，卡尔杜奇[104]的一首诗：“正午的太阳砸在/维罗纳的城堡上[105]……”
我在一旁穿衣服，和声伴唱，一点也不愉快，还有种凶巴巴的感觉：“绿色的阿迪杰大河/潺潺细语地流向明澈……”
我兄弟继续低声唱着，不漏掉一段诗节，从头唱到尾，一边洗着头，或是刷着脚上的鞋。“像只老乌鸦一般漆黑/双眸中含着炭……”
他越唱我越气，我怒得自己也唱起来：“我的厄运啊/我碰到的恶畜生啊[106]……”
这是我们唯一会喧哗的时刻。然后整个一天我们就都悄无声息了。
我们下楼，热了牛奶，然后我们把面包泡在牛奶里，吃的时候会弄出很大声响。我母亲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说着所有要忙的事情，谈着所有要买的东西，抱怨但不执拗。“是啊，是啊，”我们应道，立马就忘了。
早上通常我是不出门的，手插在口袋中，留在走廊里转悠，或是收拾书架。我很久不买书了：那需要很多钱，而且，我忘却了太多曾经感兴趣的东西，要是重新开始的话，我会想统统读上一遍，但这样一来，就又不情愿了。可我仍继续整理着书橱上仅有的那点书：意大利的，法国的，英国的，或是根据主题分类：历史，哲学，小说，或是所有那些装订成册的，精装版本的，还有那些破破烂烂的，被搁置在一边的。
我兄弟则去因佩利亚[107]咖啡店看别人玩台球。他不玩，因为他不会：他连续好几个小时地看打台球的人，盯着小球打转、撞击，他抽着烟，也不热情，也不下赌注，因为他没钱。有时，他们会让他记分，但他经常分心，所以老出错。他做点小买卖，也就足够他买烟的钱；六个月前，他在水管公司申请了一个足够他维持生活的职位，但并不积极争取，反正目前他不缺吃的。
午饭时，我兄弟会晚到，我们两人一声不吭地吃饭。我们的父母总是在争论花销、收入和负债，总是在谈两个儿子都不赚钱如何才能把一大家人维持下去，我们的父亲说：“你们看看你们的朋友科斯唐佐，再看看你们的朋友奥古斯都。”因为我们的朋友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开了家公司，做伐木林的买卖，总是在外奔波，谈生意，也和我们的父亲谈，赚着成堆的钱，很快他们就会有卡车了。他们是骗子，我们父亲明白这点，但他还是喜欢把我们看成他们，而不是把我们看成我们那样：“你们的朋友科斯唐佐在那笔生意中赚了不少钱，”他说。“你们看看是不是也能搞上一把？”但我们的朋友只是来找我们玩，生意的事从不跟我们提：他们知道我们游手好闲，一无是处。
下午，我兄弟又去睡觉了：真不知道他怎么能睡那么多的觉，还总能睡着。我则是去电影院，每天都去，尽管他们会重放我已经看过的影片，这样我就可以不费劲地跟着故事走了。
晚饭后，我躺在沙发上，读一些翻译过来的长篇小说，都是别人借给我的：经常是读着读着，就丢掉了头绪，我从来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兄弟一吃完就起身出去了：去看别人打台球。
我父母很快就去睡觉了，因为清晨他们很早就得起床。“你去你房里，这里费电，”他们上楼时跟我说。“我这就去，”我说，但待着没动。
我已上了床并又睡了一会后，大约两点钟，我兄弟回来了。他打开灯，在房里转转，抽掉最后一支烟。讲讲城里的事，给人们以宽厚的评价。那才是他真正清醒的时刻，而且很情愿说话。他打开窗子让烟味散出去，我们看着丘陵，那上面的道路通亮，天漆黑而清澄。我起来坐在床上，我们长久地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心情轻松，一直聊到睡意再次来临。
与一个牧羊人共进午餐
这是我们父亲的一个错误，是他那些惯犯错误中的一个。他让那个从小山村里来的男孩来替我们看羊。男孩到的那天，他想请那孩子和我们同桌吃饭。
我们的父亲不明白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不明白在一间像我们家这样的饭厅和他们那些烟熏石头房子之间的差别，我们家的饭厅里尽是雕饰家具、深色图案的地毯，还有花饰瓷砖，而他们房子的地面只是夯实的土地，烟囱帽上披着用报纸做成的满是苍蝇的花彩饰带。我们的父亲带着他那并不客套的愉悦到处走动，比如不想让别人在第二道菜时给他换盘子，每当他去打猎时，所有的人都会邀请他，晚上还会找他排解纠纷。我们做儿子的则不同。我兄弟也许因为那副沉默寡言的共犯神情，更能获得一种粗糙的信任；而我深知人和人之间的交谈会有多困难，我每时每刻都能感到，阶级间和文明间的差异，在我脚下像漩涡一样展开。
他进来了；我在读报纸。我父亲，让他大谈特谈，有什么必要？他只会越来越糊涂。然而，没有。我抬起眼睛，他在饭厅正中，手很沉，下巴抵着胸膛，但眼光固执地望着前方。是个几乎跟我一般年纪的牧羊人，头发浓密而僵硬，脸部轮廓曲成弧形：额头，眼眶，下颌骨。他穿着件大兵风格的深色衬衫，纽扣强迫般地一直扣到喉结，里面歪七扭八地穿着件破衣裳，就好像关节粗大的双手就要溢出来一般，一双硕大迟缓的鞋子，在亮堂堂的地板上蹭着。
“这是我儿子奎因托，”我父亲说，“在上高中。”我起身，试图做出一个微笑的表情，我伸出的手碰到了他的手，很快我们就松开了，互不相看。我父亲已经开始说我了，一些对谁都无关紧要的事情，还说我差多久就能结束学业，说一次我们去那个孩子老家打猎时我打死的一只睡鼠；每当我觉得他说的不对时，就耸耸肩，说：“我？才不是呢！”牧羊人一直没说话，也没动，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见：他不时朝一面墙、一张帘子迅速望上一眼；就好像一头在寻找笼子里一缕光的野兽。
我父亲已经改变话题了，这会他正在房间里转悠，说着那些山谷里种植的各种蔬菜，还问了那小伙子一些问题，而小伙子下巴仍抵在胸前，嘴巴半闭着，总是继续地回答自己不知道。我躲在报纸后，等着上菜。但我父亲已经让客人坐下了，还从厨房里带来一根黄瓜，帮他在汤盘里切了起来，切得很薄，让他吃，他说，这是餐前餐。
我母亲进来了，她个子很高，穿着黑衣服，衣边上有些花边，顺滑的白发间是不动声色的分缝。“啊，这就是我们的小牧羊人，”她说。“你一路过来还好吧？”小伙子没起身，也没答话，眼光抬到我母亲身上，那眼光中含着不信任与不理解。我是全心全意地站在他一边：反对我母亲那种温情而优越的语调，她用来称他的那个主人般语气的“你”字；她本可以像我们父亲那样说方言的！但她却用着标准的意大利语，一种冷冰冰的意大利语，就像一堵大理石的墙体，横在可怜的牧羊人面前。
我想把话题从他身上转移开，以此来保护他。于是我就读了报上的一则新闻，一则只可能让我父母感兴趣的新闻，是关于在非洲某处刚发现的一片矿层，那里住着我们的一些熟人。我故意选了一条不可能与客人有丝毫关联的新闻，里面都是些他不知道的名字；这样做不是为了加重他的孤立，而是为了给他周围挖条沟，让他喘口气，好分散一会我父母对他那折磨人的注意力。也许我的举动也被他理解错了；只得到一种相反的效果。因为我父亲又重新提起他的非洲经历，用一堆混乱的地名、种族和动物的名称，把那小伙子给弄糊涂了。
正准备上汤时，我外婆坐在轮椅上出现了，她被我可怜的姐妹克里斯蒂娜推着。他们必须对着外婆耳朵里大声嚷嚷，来告诉她是怎么回事。甚至正好是由我母亲来介绍：“这是乔瓦尼诺[108]，他会给我们看羊。这是我母亲，这是我女儿克里斯蒂娜。”
听到她这么叫他“乔瓦尼诺”，我都为他羞得脸红；谁知道那名字在山区闭口元音粗野的方言里读起来会是个什么样：那肯定是他第一次听见自己被这么叫唤。
我外婆用那族长式的平静点了点头：“好孩子乔瓦尼诺，我们希望你别让羊逃走掉，唔！”我姐妹克里斯蒂娜，半藏在轮椅椅背后，在不多的访客中，能看出来谁是受到极度重视的，胆战心惊地探出脸来，喃喃道了一句：“非常高兴认识你，”然后把手伸给年轻人，而他只是重重地擦了一下她的手。
牧羊人坐在椅沿上，但肩膀却撑在后面[109]，双手摊在桌布上，看着我外婆，就像入了迷一般。那个僵硬在巨大轮椅中的小老太，用手含糊地在空中示意着什么，半截手套把她毫无血色的手指露了出来，那张雪崩般皱纹底下的小脸上，是一副对准了他的眼镜，正尽量在双眼传达出的一大摊模糊阴影和色彩中，辨认出一些形状，还有她那种像是在读本书似的意大利语表达方式，所有的这一切，一定使他感到很新奇，这和他遇到过的其他暮年形象大不相同。
我可怜的姐妹克里斯蒂娜，从她那方面来说，迷惑也不少，就像每次看到新面孔时，她就会走到饭厅中央，永远相扣的双手收在披肩下，披肩衬出她畸形的肩膀，清浅而惊愕的双眼望向窗户玻璃，早老的几绺灰发把头发划成一道一道的，面容被久居在家的怠倦搞得很难看，她说：“海里有艘小船，我看见[110]它了。两个水手划呀，划呀。然后这船经过了一座房子的屋顶后，就再没人看到它了。”
现在我希望客人能立刻意识到我的姐妹的悲伤境况，这样就可以不用再注意这事，不用徘徊不前地做各种猜测。于是我跳起来，带着一种勉强且完全不合时宜的仇恨说道：“但你怎么可能从我们的窗户前看到有人在船上呢？我们离得太远了。”
我的姐妹继续透过玻璃望着：不是在看海而是看天。“两个男人在一艘船上，划呀划呀。船上有面旗子，是三色旗[111]。”
那时我才发现，牧羊人在听我姐妹说话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不知所措的不适，相反，似乎这才让他意识到其他人的存在。
也许他终于找到属于他概念中的什么东西了，一处我们的世界和他世界间的交汇点。我想起在山里的农舍间，常常会碰上一些疯子，他们能在门槛上的团团苍蝇里坐上好几个小时，说着哀怨的谵语，使乡下的夜晚忧伤起来。也许我们家的这个不幸，他能理解，是因为他老家的人对这种不幸相当熟悉，正是这不幸才使他靠近了我们，而不是我父亲的古怪友善，不是女人们母亲式的呵护姿态，也不是我的生涩孤立。
我兄弟照常来晚了，大家都已经拿起勺子了。他进来后，在我父亲给他解释事情的经过和介绍他之前，扫一眼就全明白了。“我儿子马可，学的是公证员，”而我兄弟已经坐下吃饭了，眼睛都不眨一下的，谁都不看，冷冷的眼镜黑得好像穿不透一样，那悲伤的胡子光滑而僵硬。他怎么说都该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并为自己的晚到道歉，也许还该跟客人微笑一下的，然而他是既没张嘴，也没皱一下无情的额头。现在我知道牧羊人身边有个极强大的同盟，这个同盟会用他石头般的缄默来保护他，会在那种不适的沉闷气氛中给他开辟一条出路，这条路只有他，马可，能创造得出来。
牧羊人吃着，身子一直佝偻到汤盘上，吃得是稀里哗啦，动静很大。在这点上，我们三个男人都站在他那边，把浮华的礼节丢给女人：我们父亲是豪爽喧闹的生性使然，我兄弟是因为蛮横地决意要这么做，我是因为粗鲁无礼。我对这个新联盟，对我们四人跟女人们的这种反抗很是满意：因为这样一来，牧羊人就不再孤单了。这下女人们当然是要跟我们作对了，她们没这么说是为了不羞辱我们双方，既不当着客人的面羞辱家里的男人，也不当着我们的面羞辱客人。但牧羊人意识到这一点了吗？当然没。
我母亲反攻了，却是温柔极了的：“你多大了呀，乔万尼诺？”
男孩子报了个数，听起来像是在大叫。然后他细声慢语地重复了一遍。“什么？”外婆说，他又重复了一遍，说错了。“不，是那个，”每个人都对着她耳朵里大喊着原先那个数。只有我兄弟，没说话。“比奎因托大一岁，”我母亲发现了这一点，当然还要再跟外婆解释。我对我和他之间的这个比较感到痛苦不堪，他得靠看着别人的羊来过活，还要忍受绵羊的臭气，劲大得能劈倒栎树，而我是在躺椅上生活，挨着收音机，读着歌剧台词的小册子，很快就要去念大学了，不想直接穿法兰绒的衣服只是因为它会把我的后背弄得很痒。不管是我要成为他还欠缺的那些东西，还是他要成为我还欠缺的那些东西，我都感到是一种不公，使我和他都成为了两种不完整的存在，躲在那一只大汤盆后，多疑而羞愧。
正是那时我们的外婆说：“跟我说说，你已经参军了吗？”这是个不合适的问题；他那一年的兵还没有征，刚刚做过第一轮体检。“教皇的士兵，”我父亲说，这是他众多不能使人发笑的幽默中的一则。“他们让我再检一次[112]，”牧羊人说。“哦，”我们的外婆说，“免服兵役？”声音中颇含反对和惋惜。就算是这样，我想，你又生他这么大气干什么？“不，是再检一次。”“什么是：再检一次？”然后又得给她解释。“教皇的士兵，哈，哈，教皇的士兵，”我的父亲是自娱自乐。“啊，我们希望你可别生什么病啊，”我们的外婆说。“就在体检那天生病，”牧羊人说，幸好我外婆没听到。
就在那时，我兄弟从盘子里抬起脑袋，透过他眼镜上的玻璃，传出一种东西，像是直接投向客人的一眼，默契的一眼，一圈胡子在他嘴唇边缘伸展开来，也许是一种微笑的示意，就像是说：“你随他们去吧，我很理解你，对于这种事情，我很精的。”马可就是靠那些意外的同谋信号来博得好感的：自那以后，每当牧羊人要回答什么问题时，就总会以那些“不是吗？”求助于他了。但我发现了，在我兄弟马可那种谦逊而人性的信任的根源中，有一种对获得我们父亲对他人的赞同以及我们母亲贵族的优越感的需要。我想就算自己与他结盟，牧羊人的孤独也不会少到哪去。
在这时，我觉得自己能说一些也许能让他感兴趣的东西：于是就解释说我已经申请了退伍，直到学习结束。可我又提起我们两人之间的这个差距是惊人的；即使在那些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灾难的事情上，我们也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比如当兵。
我姐妹找到了一条出路：“对不起，您，是要去当骑兵吗？”倘若我外婆没接上这个话题地说：“啊呀，今天的骑兵啊……”我姐妹的问题也许不会引起注意，牧羊人低声说了一句类似这样的话：“阿尔卑斯山地狙击兵……”我和我兄弟发现，就在那时，我们母亲也加入到联盟中来，她肯定觉得那场对话的主题很愚蠢。那么，她为什么不干预一下，来换个话题呢？幸好我父亲不再重复“哈，教皇的士兵……”了，而是问在森林里会不会长蘑菇。
就这样，整个进餐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打这场仗，我们三个小伙子对抗着一个残酷而友好的世界，三人之间却无法结盟，也互相充满了怀疑。我兄弟吃完水果后，做了一个很大的举动来表示完成进餐：他掏出一小包烟，递给客人一根。他们把烟点上，没向任何人征求许可，而这，则是那顿饭中最完满的团结时刻。我被排除在外了，因为只要我还在念高中，我父母就不准我吸烟。我兄弟已经心满意足了：他站起来，抽了两口，从高处望了望我们，就像来时一样默不作声，转了个身，又默不作声地走了。
我父亲点上烟斗，打开收音机听新闻。牧羊人盯着那个仪器，双手摊在膝盖上，眼睛睁得老大，红通通的，盈得全是泪。在那双眼睛里，一定还浮现着高地上的老家，大山里的峰回路转，还有栗树林的深处。我父亲不让人听新闻，一直在说国际联盟的坏话，我则趁机从饭厅里出来。
有关牧羊人小伙子的思绪整晚都在追随我们。我们在吊灯缓和的灯光中安静地吃着晚饭，摆脱不掉那个他现在正一个人待在我们地上农舍里的想法。他现在一定已经喝完被加过热的饭盆里的汤了，然后几乎是在黑暗中，早已躺在了麦秆上，从下面会传来山羊们挤动，碰撞，还有在齿间磨草的声音。牧羊人会出去，面海的方向有点雾气，空气潮湿着。一小股泉水在寂静之中谨慎地打着呼噜。牧羊人沿着被覆满野生常春藤的路走过去，饮着水，尽管不渴。萤火虫时隐时现，就像有厚厚实实的一大群。但他在空中挥了挥胳膊，并没碰到它们。
进入战争
一九四零年六月十日是多云的一天。那是一段人们什么心思都没有的时日。我们一大早还是去了海边，我和我一个名叫耶里·奥斯德罗的朋友。人们知道下午墨索里尼要讲话，但还不是很清楚到底会不会进入战争。在海边浴场上，几乎所有的太阳伞都合了起来；我们在岸边散着步，互相交换着推测和想法，话常常是说到一半，然后就是长长寂静的停顿。
太阳出来了一阵，我们去乘游艇，我们两个，还有一个浅黄色头发的姑娘，长脖子，她本该和奥斯德罗调调情的，但事实上她并没这么做。那姑娘有法西斯情绪，不时会用一种慵懒且稍显反感的傲慢来反驳我们的言论，就像是在反驳甚至都不值得驳斥的意见。但那天她却是不确定而无助的：那是她出发的前夜，她对此很是遗憾。她父亲是个情绪化的男人，想在战争爆发前让整个家庭远离前线，自九月起他就已经在艾米利亚大区[113]的一个村庄里租下了一栋房子。那天早上，我们在游艇里，仍说着什么如果还没有进入战争该有多好啊，这样就能安心地泡海水浴了。就连她，也歪着脖子，双手夹在膝盖间，承认道：“啊呀，是啊……啊呀，是啊……该多好啊……”然后为了打发那些情绪，就说：“谁知道啊，希望这次也是假警报……”
我们碰着一只在海面上漂浮的水母；奥斯德罗让小艇滑过它，是想让它浮现在姑娘脚下，好来吓吓她。操作没成功，因为姑娘没发现水母，而是说：“噢？什么东西？在哪里？”奥斯德罗就让大家看了看自己是如何从容操纵水母的；他用船桨把水母挑到船上，让它肚子朝上。姑娘尖叫了一声，但也就是一小下；奥斯德罗又把这野兽扔进水里。
从浴场出来，耶里非常自豪地追上我。“我吻上她了，”他跟我说。原来是他进了她的更衣间，想索取一个告别之吻；她开始并不想，但在短暂的争执后，他终于吻到她的嘴了。“现在最重要的已经解决了，”奥斯德罗说。他们还决定在暑假期间要互相写信。我祝贺他们。奥斯德罗是个很容易愉快的人，他在我背上重重地拍了几巴掌，生疼生疼的。
当我们六点左右又见面时，我们已经进入战争了。还是阴天；海是灰色的。一队士兵正往火车站的方向走去。有人在散步道的栏杆上为他们鼓掌。没有一个士兵抬头。
我碰到耶里时，他正和他当军官的兄弟在一起，他兄弟其时正在休假，穿得很像资产阶级，高雅而清爽。他笑话命运作弄，自己偏偏在进入战争的那一天去休假。菲利贝尔托·奥斯德罗，他兄弟，人极高，单薄，身子稍稍有点往前弓，就像根竹子，金黄色的脸上有种刻薄的微笑。我们坐在铁路边的栏杆上，他谈起了我们在边界上的某些防御工事是以怎样不合理的方式构建成的，谈起了调遣炮火时的指挥错误。夜晚来临了；香烟在年轻军官的指间冒着烟，却一次也未被送到过嘴边，他细长的身形，曲得就像个括弧，衬着铁路线网和昏暗的大海，显得格外突出。不时会有一列火车载着大炮和军队调了个车，又驶向前线。菲利贝尔托不是很确定自己是否要放弃休假，并立刻回到他的部队里去——也是被好奇心驱使，因为他想验证一下自己某些战略上的恶毒预言——，还是去梅拉诺[114]看他的一个女性朋友。他和他兄弟讨论起开车要用多少小时到达梅拉诺。他有点担心战争在自己还在休假时就结束了；那会很幽默，但有损他的职业生涯。他对就要去赌场耍上一耍非常激动；并将根据运气如何来决定究竟该怎么做。他真是这么说的：根据他会赢上多少钱；事实上，他总是很幸运。他抿着嘴，带着那刻薄的微笑走掉了，他那个带着笑容的形象至今仍时常重现在我们的脑海里，他后来死于马尔马里加[115]。
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了第一次空袭警报。飞过一架法国飞机，大家都鼻子朝天地看着它。晚上又有警报；一枚炸弹掉下来，在赌场附近爆炸了。赌桌周围有些骚乱，还有昏倒的女人。四下里漆黑一片，因为发电站把整座城市的电源都切断了，由于气流涌动而摇晃不止的沉重灯罩下，只有绿色赌台上的几盏内置灯还是亮的。
没有伤亡——次日得知——，除了一个住在老城区里的孩子，他在黑暗中被浇上一锅滚烫的开水，死了。但是炸弹突然唤醒并刺激了城市，就像时常会发生的那样，这种兴奋会转向一种奇妙的目标：间谍。都听人们说在警报过程中，什么窗户里的灯被看见一开一关，间隔很有规律，或者说什么神秘人在海边燃火，再甚至说有人影在空旷的田野间挥动着一个手电筒，向星空中的飞机打信号。
我和奥斯德罗一起去看炸弹造成的损失：被轰倒的大楼的一角，一颗小炸弹，也没多大的事情。人们围了一圈，议论着：一切仍在可想像可预见的范围内；一幢被炸的房子，但还没有在战争里面，人们还不知道战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我脑海中却摆脱不掉那个被滚水烧死的孩子。这是场事故，没什么特别的，孩子在黑暗中撞倒了那口锅，就在离他母亲几步远的地方。但是战争给了这场意外事故的愚蠢不可逆转性一种方向和普遍意义，只是间接地归罪于拉下了发电站电源开关的那只手，归罪于在空中嗡嗡作响但看不见的飞行员，归罪于给飞行员指出航向的的军官，归罪于决定打仗的墨索里尼……
城市不断被奔赴前线的军用汽车，被把家什系在车顶上、四处散去的民用汽车穿过。在家里，我看见父母给要迅速撤离到阿尔卑斯山区丘陵地带的命令搞得手忙脚乱。我母亲，那些日子总是拿新战争和旧战争比较，是为了表明在这次战争中，是如何地没有一点熟悉的焦虑，是如何地没有上一次战争中的感情动荡，而同样的那些词语，什么“前线”啊，“战壕”啊，听起来又是如何地难以识别与陌生，现在她忆起一七年威尼托难民的流放，忆起那时不同的气氛，而如今这种“撤离”听起来却是这么的没理由，是被一个冷冷的官方命令强加上的。
有关战争我父亲只会说些不合时宜的东西，因为，他本世纪的前四分之一一直生活在美洲，于是就成了一个对欧洲迷茫、在时代之外的人，现在，他看见就连自己从小熟识的那亘古不变的山区景色，还有老猎人的活动场所也被卷入其中。他焦急地想知道，在每个偏僻村落里自己看重的狩猎伙伴中，在向自己请教税收常识以便去上诉的穷苦耕农中，在那些他们的控诉被告终止的、能走上好几小时的路来确定一块贫瘠土地的灌溉权的吝啬起诉人中，究竟有谁被通告到撤离的命令了。现在他看到这些被抛弃的土地又荒了起来，看到没糊水泥的墙垣在坍塌，看到因炮弹轰击而饱受惊吓从森林里迁徙出的最后几家野猪，这本是他每年秋天要带上好几条狗去追寻的猎物。
对于那些撤离的居民，报纸上说，法西斯党和慈善机构已经采取了措施，在托斯卡纳[116]的什么地方安排了住处，公共交通和补给点，以保证这些居民什么都不缺。在我们城市的小学里，准备了野战医院[117]和分拣处。利托里奥意大利青年组织[118]的所有成员都被召集起来，身着制服，帮忙干活。学校里的同学大部分都已经走了，也可以假装没接到任何通知。奥斯德罗请我陪他去试一辆他父母要买的新车，因为他们家原来的车被征调到部队里去了。我对他说：“那集合呢？”
“嗨，我们在放假啊；他们不至于叫我们休学。”
“但是难民呢……”
“那我们又能干什么呢？那些总是叫喊‘战争，战争！’的人才应该来管这事。”
然而对我来说，“难民”这种事却施展着一种召唤，其中的缘由我还不是很能解释得清。这也许是和我父母的道德观有关，自一五年的战争以后，我母亲是那种干涉主义与和平主义共存的文明道德观，而我父亲是那种种族的、地方的道德观，还有他对被忽视被蹂躏地区的钟爱；正如对那个被滚水烫死的孩子，在这么一大群迷乱的形象中，我现在承认，“难民”一词在我心中引出了一个真实而古老的事实，我也以某种方式被卷入其中。我的想像自然是在那里找到了更大诱惑，而不是坦克，战舰，飞机，《Signal[119]》杂志上的图解，不是战争的那另一张脸庞，不是我朋友奥斯德罗那技术性的尖刻讽刺和所有关注瞄准的那些东西。
从一辆老旧的公共汽车上，在学校的台阶上，难民们在卸东西。我穿着法西斯青年先锋队的制服来了。第一眼望去，那一堆凝成块状的人，那种衣衫褴褛的、医院里的模样，让我焦虑不安起来，就好像是到了作战最前线。然后我看见女人们，头上系着黑手帕，她们还是以前那些总被看见在摘橄榄和放羊的女人，我看见男人们，还是以往我们那些沉默寡言的庄稼汉，我觉得自己身处在一个熟悉的圈子里，但同时又被当做了外人，与他们隔开；因为他们，这群人，看到他们，我怎么说？看到他们给骡子安驮鞍，用铁锹把水引到葡萄园的垄沟里，自己却从来也不能跟他们有过任何关系，也从没有想过能帮助他们什么，这一些，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种痛苦和谴责了——这我与父亲不同。在我看来，这些人还是原来那些人，不过是更激动些罢了，他们正专注于自己忧心忡忡的疲劳，——父亲们和母亲们——专注于要把孩子们从底下送到公共汽车上去，在台阶上和老人们一起尽量使自家人紧靠在一起，与别家分开；而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呢？想要帮助他们是一点用都没有。
我上了台阶，不得不走得很慢，因为在我前面的每一级台阶上，都撑着一位老妇人，穿着裙子，披着黑围巾，胳膊大张，干枯的双手布满了好似病树树枝上的深色虫瘿。孩子们被搂在怀里，用发黄的包裹裹着，探出像南瓜一样滚圆的脑袋。一个女人因旅行的不适，正扶住额头在呕吐；她静止不动的亲戚们围了一圈看着她。所有的这些人我都不曾爱过。
学校里的走廊变成了营地或者病房。一个个的家庭或沿墙靠着，或坐在长椅上，带着包裹和孩子，病人躺在担架上，组长数着他们的组员，但从也没数到过头。散布和迷失在这些隆隆作响走廊里的是法西斯少年先锋队队员，士兵，穿着撒哈拉驻军制服或身着便服的官员，但唯一在指挥大局的是——能看得出来——五六个红十字会的女修道院院长，全都是肌腱和神经[120]，像二等兵一样威严，调遣着踌躇不决的那一群难民、组织者和救援人员，就像在一块演习场上，执行着什么只有她们才能明白的计划。对法西斯先锋队队员的调动命令不是很奏效，好像就连那些时刻准备接受检阅的家伙都不是很听话。我看见一些军士，就那么独自站在一边，抽着烟。两个先锋队队员在互殴，差点就撞上一个女难民。没一个人有要做点什么事的样子。我转完了走廊，来到对面的一扇门前。我已经了解一切了，可以回家了。
另一头的大台阶上很空旷。只有一个大筐子，倚在墙上，在一节楼梯中部的平台上：筐子里有个老头。筐子是又大又扁，用柳条编的，上面有两只手柄，要两个人拎的那种；筐子几乎是垂直地靠在墙上；老头蹲在筐边上，筐边抵在地面上，筐子的底部就作为椅背。那是一个小老头，僵住了，瘫痪着，用一种变形的方式蜷着腿；但使他晃动的颤抖一刻也不让他稳住，搞得筐子是对着墙体涌动不止。他没牙，张着嘴结结巴巴地说着，目光定在前方，但并不是呆滞的，相反，眼睛里充满了警惕和野生的紧张感；额头上扣着顶便帽，帽檐下是种猫头鹰般的目光。
我下起了台阶，经过他面前，穿过了他大睁着眼睛的视线范围。他的手应该是没有瘫痪的：粗大，还满是气力，紧攥着一根短小多结拐杖的握把。
我正要超过他时，他的颤抖越来越剧烈起来，结巴也越来越急促；那攥紧在握把上的双手上上下下地在地上敲击着拐杖头。我停下来。老头，疲倦地，越来越慢地拍着拐杖，只是从嘴巴里吐出一口徐缓的气。我正准备走开。他好像是被打嗝呛着一般，用拐杖敲着地面，咕咕哝哝地说起了话；他是如此激动，以至于筐子冲着墙上弹跳了起来，失去了平衡。要不是我身手敏捷地拦住筐子，他们都能从楼梯上滚下去，他和筐子。把筐子放在一个稳妥的位置并不容易，因为它那个椭圆的形状，而里面那个人又是死沉，而且还在颤抖着，他连一毫米都挪不了；我必须随时准备好用一只手扶住筐子，以防它再次滑倒。于是我也像瘫痪的老头那样僵硬起来，在那节空无一人的楼梯中央。
终于，这里的台阶上也充斥起骚动来。红十字会的两个人跑上来，大汗淋漓地对我说：“来啊，你也来，把这个也带上！拿好了吗？动起来，来啊，加油！”然后我们大家一起举起装着老头的筐子，从楼梯的斜坡上迅速把它抬下去，一直带到教学楼里，一切都是匆匆忙忙的，就好像我们已经有一个小时除了这个什么也没做了，而这就是末尾阶段了，似乎只有我一人显出了疲倦和慵懒的痕迹。
来到了拥挤的走廊里，我跟丢了他们。一个匆忙路过的分队长看到我在四处张望，就说：“啊，你，这个时候才来集合吗？你到这里来，这里需要你！”他转向一个穿着便服的先生：“是您吗，少校，您缺人吗？我这里有个人，能给您添把力。”
在或在脱下大鞋子，或在给孩子喂奶的可怜女人们所坐的两行草垫当中，有一位玫瑰色皮肤的圆胖先生，戴着单片眼镜，发缝分得很精准，黄褐色的头发就像是染过的，或者像是假发，白裤子，白色的鞋头，带着黄色小孔的鞋尖；黑色羊驼毛外套的袖子上绑着条蓝色饰带，上面写着缩略字母：UNUCI[121]。这是克利斯库奥罗少校，南方人，退休了，我们的熟人。
“我其实，”少校说，“不需要任何人。这里一切都组织得这么好。啊，是你？”他说着说着就认出我来，“妈妈怎么样？教授呢？哎呀，你待在这里，现在我们来看看。”
我待在他身边；他叼着樱桃木的烟嘴。问我想不想要根香烟；我说不。
“这边，”他耸着肩说，“没什么可做的。”
周围的难民正在把教学场所变成由贫困乡间小路构成的迷宫，他们在这里晾晒床单，用绳子把床单系起来以便换衣服，给鞋子上钉子，洗袜子并把它们展开，从包袱里掏出炸南瓜花饼和填了馅的西红柿，总是在找着，数着，搞丢着，再找着什么东西。
但这群人有独特的一点，首先进入视线的——这就像进入一个会客室里时，眼睛看见的只有最袒胸露肩贵妇人的胸和肩——虽然是断断续续的，但总在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人们中间的残疾人，患有甲状腺肿的弱智，长胡子的女人，侏儒，被狼疮变了形的嘴唇和鼻子，由酒精中毒引起的震颤性谵妄患者软弱无能的目光：这张山村黑黢黢的脸庞现在不得不被揭露出来并接受检阅，这个农民家庭的古老秘密，那周围的房屋就像松果鳞片一样一家挨着一家。现在他们被从黑暗中赶出来，在那座发白的官僚建筑里尝试着找寻一个藏身之处，一种平衡。
在一间教室里，老人们全都坐在长凳上；这时甚至出现了一个神父，一小群女人已经在他周围自觉地接受起教育来；他开着玩笑地鼓动她们，在她们的脸上也抽起一阵震颤的微笑，就像野兔那种。但营地里乡下神气的这种外貌越是明显，他们就越感到缺失和迷茫。
“没什么好说的，”克利斯库奥罗少校说，用双腿细长的动作来来回回地走着，并没弄皱白裤子的裤线，“组织很好。每个人都是各就各位，一切都预先安排好了，现在他们要给大家发汤喝了，非常美味的汤，我尝过，这里地方大，通风好，有很多交通方式，还会有其他交通方式的，但是当然，现在他们是要去托斯卡纳一段时间，那里住得好，吃得好，战争不会长，他们正好可以开开眼界，很漂亮的地方，托斯卡纳，然后他们就可以回家了。”
所有的营地生活现在都集中在分发汤汁这个活动上。空气中柔软地飘着蒸气，充满了勺子叮叮咣咣的声音。社团里的最高立法机构，也就是红十字会的太太们，庄严而紧张，正掌管着烟气腾腾的大铝锅。
“你可以去端几盘汤，”少校建议我，“反正也就是让人看到你在忙些什么……”
掌着汤勺的护士给我盛满了盘子。“你往右边去，看谁还没有汤，就把这汤给第一个你看见没汤的人。”
于是，我满心怀疑地，投身于送汤的活动中。我在两排人之中前行着，既得小心别把汤洒出来，也得小心别烫着自己的手指，我觉得自己端着的汤盘能带来的那一点点希望，很快就会消失在人们普遍的苦楚和对自身状态的非难中，对此我在某种程度上是要承担责任的。一点热汤的安慰是不能把他们从苦楚和非难中转移出来的，相反，只会加剧——因为这会动摇他们简单愿望的基础。
我也看见那个筐里的老头了，靠在一堵墙上，在其他行李中间，僵在他的拐杖上，猫头鹰般的瞳孔直勾勾地望着前方。我超过他，没看他，几乎是害怕又要受困于他。我没想到他能在那一堆混乱中认出我来；然而我听见了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听见他焦躁不安起来。
我没别的方式来庆祝我们的再一次相遇，就把我正送着的那盘汤给了他，尽管那是给其他人的。
正当他把手伸向调羹时，上来一群慈善机构的太太，黑色的小帽子偏向二十三分地戴在鬈发上[122]，黑色的制服带着某种愉悦地被丰满的胸部撑得紧紧的：一个戴眼镜的胖子和其他三个化了妆的瘦子。她们看到老头就说：“啊，这是给小爷爷的汤！哦哟这汤真好喝呀。好喝吧，对不对，好喝的吧？”她们手里捧着一些正要去发放的童衣，还把衣服展在前面，就好像想给老头比划比划。一些女难民从她们身后探出头来，也许是老头的女儿或媳妇，不信任地观望着正在吃饭的他，观望着那些太太，还有我。
“这算是什么先锋队队员啊！你在干什么？你给他扶好盘子！”戴眼镜的太太惊呼道。“你睡着了吗？”事实是，我是有一点心不在焉。
那些媳妇或是孙女中的一个，不期地帮我辩护起来：“当然不用，他自己能吃，您把盘子给他，他的手很有劲，盘子他自己能拿得住！”
那些法西斯太太感起兴趣来：“啊，盘子他自己能拿得住！啊，爷爷真了不起，他盘子拿得真稳！看看，他正拿着呢，了不起！”
要我完全放手让他自己拿盘子，我是不怎么信得过的，但他—也许是那些太太的出现，也许是那汤唤起了他对一种已失去的好处的怀念——发起火来，夺过我手里的盘子，不想我再碰它。这下我们就都站在那边，我和那些太太还有媳妇，摊着手——太太们是因为捧着她们的童衣和睡衣——拥在盘子周围，他是整个哆哆嗦嗦地端着盘子，不想让我们拿走，一边吃着，一边发出些愠怒的音节，于是就把汤泼到身上了。然后那些愚蠢的女人就说：“哦，爷爷现在来把盘子给我们，爷爷真了不起，能自己端盘子（小心！），但是现在您把盘子给我们一会，我们来帮您端。小心！洒出来了，您把盘子给我们，真倒楣呀！”
所有的这些关切只能增加老头的气愤，以至于盘子、勺子和汤，全都从手中掉下来，把身上和周围都弄脏了。然后就得把他弄干净。很多人都有事情要忙，所有人就都对我发号施令。还得把他带到厕所里。我在那里。我该逃吗？我去帮忙了。当我们又把他放回筐子里时，又有其他问题了：“可这只胳膊不动了，可这只眼睛睁不开了！他怎么了，他怎么了？要找医生……”
“医生？我去！”我说着，早已跑开了。我去找少校。他正在阳台上吸烟，看着花园里的孔雀。
“克利斯库奥罗先生，有位老人不舒服，我去找个医生。”
“行，好孩子，这样你就可以出去走走。喂，如果你想半小时后，三刻钟以后再回来，你尽管去好了，反正这边一切正常……”
我跑去找医生，让他去学校。外面是夏日的一个傍晚，太阳已经不再有力，沙滩却仍在灼人，在水里比在空气里还要热。我想着我们对战争那些事情的脱离，和奥斯德罗一起，我们把战争带到了怎样一个风格极致的状态，直到把这种脱离变成我们的第二性，一副胸甲。现在战争表现在我身上，就是要把瘫痪者带到厕所里去，这就是我被推到离战争有多远的地方，这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多少事情，奥斯德罗，那个不愿承认我们清静崇英情绪的家伙。我回了家，脱下制服，又穿上我的资产阶级衣服，再回到难民中间。
在那里，我很快就感到自如起来，轻松而敏捷。我是一心想做点什么，感到我真正能有用起来了，或者这至少能让我自己感到，感到和他人在一起了。不想叫自己被别人看到的想法当然还是有过，想去海滩边，光着身子躺在沙子上，想着此时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而我却在那里安稳而闲逸。就这样，我在愤世嫉俗和道德主义之间的虚假争执中消磨了点时间，就像时常发生在我身上的一样；最后我输给了道德主义，可并没放弃自己那种愤世嫉俗的态度。我只希望能碰见奥斯德罗，跟他说：“你知道吗，我去让一些瘫痪者，一些结着痂的孩子高兴高兴，你不来吗？”
我立刻去克利斯库奥罗少校那里报到。“啊，好孩子，你回来了，很快嘛！”他说。“这里没什么新鲜事。”
然而在我离开时他喊住我。“哎我说，你之前不是穿着制服的吗？”
“跟那个老人一起时，制服给汤弄脏了，我得去换……”
“啊，好孩子。”
现在我已经准备好去送盘子，送床垫，准备好陪人们去厕所了。然而却碰见一个分队长，那个把我交给克利斯库奥罗的家伙：“嘿，你，没穿制服的，”他喊住我；幸好他已经忘记之前我是有制服的；“你从那里挪开，政党监察员要来，我们要让他看到人们井然有序。”
我挤在难民中，转来转去，不知道能把自己挪到哪里去，既害怕或是说厌恶再回到那个瘫痪者面前，也同时想到他是他们所有人中唯一一个我与之有过关系的人，尽管只是粗浅的关系，于是我的脚步还是把我带到我之前把他丢下的地方。他不在那里了。然后我就看见一圈人，在安静地往底下看。筐子现在是搁在地上了；老头不再蜷缩，而是躺着了。女人们划着十字。他死了。
很快就有要把他搞到哪里去的问题，因为监察员要来，一切都得整齐有序。一间几何学的教室给打开了，并得到了在那里安置灵堂的许可。他的亲人们抬起筐子，穿过走廊。女儿，孙女，媳妇们跟在后面，有些人在哭。最后一个人是我。
在就要进教室的那一刻，我们碰见了一群年轻的法西斯党魁。他们把戴着金鹰高帽的头伸到前面去，望向筐子里。“哦，”他们说。政党监察员来向老头的亲人们致哀。他一个个跟他们握手，摇着头，一直来到我这边。他也把手伸给我，说：“我表示哀悼，真的，我的哀悼。”
晚上我回家，感觉已经过了好几天了。只消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成排的难民，他们粗糙的双手抱着汤盘。战争就带上了那样的颜色和那样的气味；那是一片我们已经深入其中的、灰色蠕动的大陆，某种荒芜的中国，像海一样无穷无尽。回家，就已经像是休假对于军人一般了，每碰到什么事，都知道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的：一种幻觉。那是一个清澈的夜晚，天空有点发红，我走了条上坡路，周围都是房子和葡萄藤架。军用车往山上、往边境上的交通壕道方向驶去。
突然涌起一阵骚动，人们在人行道上跑了起来，水果店和理发店门口的捕蝇帐缠在了一起，人们说：“是啊，是啊，是他，看那边，是领袖，是领袖。”
在一辆敞篷车里的几个将军旁，身着陆军元帅制服的，是墨索里尼。他正要去检阅前线。他向四周张望着，因为人们惊愕地盯着他，他举起手，微笑着，示意人们可以为他欢呼。但汽车跑得很快；一下就消失不见了。
我也只是略微地看见了他。惊异他有多么的年轻：一个小伙子，就像一个小伙子，健康得就像一条鱼，那给剃光了的后颈，被晒成了古铜色的紧绷肌肤，目光闪闪发亮，洋溢着热切的欢乐：这是战争，由他造成的战争，而他和将军们坐在汽车里；身着一套新制服，度过了最激荡和最焦虑的日子，飞快地路过这些地方，被人们识出，在那些夏日的夜晚。就像在游戏一般，他只是在寻找他人与他的同谋，就那么一点点的东西，以至于人们几乎都愿意把这种同谋关系给予他，好不破坏掉他的节日，以至于人们都几乎要为知道自己比他成熟，为不玩这场游戏，而感到少许的悔恨。
青年先锋队员在芒通
那是四零年的九月，我快十七岁了。晚饭刚过，我就等不及出去散步了，尽管白天我几乎什么也不做。也许正是在那段日子里，我在慢慢领会到生活的乐趣，尽管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因为那时候的我，对每件新获得的事物，都笃信自己是从来就拥有的。因为战争，我的城市中断了旅游业，就好像在它那张外省模样的皮子里凝结住了；我则更感到它是熟悉的，而且是可测量的。夜很美，灯火管制就像一种令人兴奋的风尚，而战争又好似一种遥远而习惯的风俗；六月时，我们感到过战争的临近，但只是短暂和混乱的几天时间；然后战争就好像彻底结束了；再然后我们就停止了等待。我当时还很小，可以生活在征兵的通知外；我觉得自己跟那场战争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管是从我的脾性上来看，还是从我的主张上来说。但每当我要畅想畅想自己的未来，倘若不是在什么战争的场景中，我还真想不出来还能有其他什么场景：那是一场没有恐慌、没有污点的战争，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身在其中，居然幸福地感到自由和与众不同。于是与此同时，我也认识到对于时代的悲观与颂扬，我稀里糊涂地生活着，总是出去消遣。
我来到广场上，在法西斯大楼附近，碰见一些正在找青年先锋队员[123]的老师，他们想召集一些队员，好让他们第二天一大早就能集合，并整装待发。因为有个要出行去芒通[124]的计划：一支西班牙青年长枪党军团要到芒通，而我们城市的利托里奥意大利青年组织接到了要去芒通火车站列队迎接的通知，因为几个月前，芒通变成了意大利的边境火车站。
芒通被意大利吞并了，但还是不准平民进入；这是我遇到的可以参观芒通的第一次机会。于是我就在名单上登记了自己的名字，还有我学校同学比昂柯奈的名字，并保证会通知到他。
比昂柯奈和我处得相当好，尽管我们类型迥异；哪里发生了什么新鲜事，我们就喜欢去哪里，还喜欢用批判的冷漠来评价这些事情。但比昂柯奈比我还多了一种把自己和法西斯的东西混淆起来的爱好，还有一种以漫画的模拟来效仿法西斯姿态的爱好。出于对动荡生活的热爱，一年前，他在罗马一个青年先锋队营地里待过，回来时还戴上了班长的军衔；这事我永远做不来，因为我与那种专横的作风天生不容，也因为我恨罗马城，我发过誓，永远不会踏进那里一步。
出行去芒通则大不相同，我现在很好奇：想再看看那座与我们城市毗邻而相似的小城，它成了被征服地，被蹂躏劫掠，荒芜不堪；更是因为这是我们在六月份的战争中唯一一个象征性的征服。最近我们在电影院里看到一部纪录片，展现的是我们军队在芒通大街小巷里进行的战斗；但我们知道他们在作假，芒通并没有被任何人征服，只是法国垮台时，法国军队撤离了芒通，然后我们的军队又把它占领和抢劫一空。
对于这次活动，理想的伴侣就是比昂柯奈：一方面，他和利托里奥组织的环境有某种内在的关联——这和我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学校生活的习惯使我们在爱好、行话术语、诽谤大事件的好奇心方面都协调得相当好，一起去时，哪怕就是最无聊的环境，也会变成一种对观察和幽默的持续操习。只有在他也去芒通的情况下，我才可能去，所以我立刻找起他来。
他不在常去的台球室；去他家要上到老城中去。在黑黢黢的拱门下，被蓝色染脏的街灯发出一种假光，这光都送不到小胡同尽头和鹅卵石铺成的斜坡边缘，但只反射在涂上白漆的地方，标出了台阶；我猜测自己经过了一些坐在门外黑暗中，或坐在门槛上，或跨在包着稻草的凳子上的人。阴影就像是由于这些表现为唧唧喳喳、骤然叫唤和放声大笑的人类存在而变得毛茸茸的，而且总带上一丝窸窸作响的亲密语调：不时还有女人白晃晃的一只胳膊，或是一件什么衣服。
我终于从一扇拱门的黑暗中钻出，来到了敞开的天空下，直到那时我才发现在一株巨大角豆树树叶间的这天空虽然没有星星，但还算清澈。那里的城市就凝成了一块一块的，并开始散落在田地中，延伸在山谷中杂乱不堪的支脉里。一片菜园的围墙外，对面山坡上别墅的白影子只能在窗框上滤出少许的几丝光。一条用金属网护着的路在半山腰下到湍流处，就在那里一个平台上搭着葡萄架的小房子里，住着比昂柯奈。在平静且芦竹沙沙作响的空气中，我走过去，往房子的方向吹了声口哨。
我们在屋外路上碰了头，比昂柯奈对我的打算有点吃惊，因为那年夏天，我们一直尽量注意避开利托里奥组织，还有它为“青年行军”招兵的急迫企图，它好像是要把那个叫嚣体制中所有尘土飞扬的骄傲自大都集中起来。然而现在警报停止了，因为“青年行军”就快结束了，正是为此，那些西班牙的青年先锋队才要到这里来，当着墨索里尼的面阅兵，是在威尼托大区[125]的一个城市。
比昂柯奈很快就被我的计划说服了，我们为明天，为我们将要去征服的命运，为战争而热血沸腾起来。关于这场战争，我们只知道触及我们辖区的那一点点东西，那段时日，这里是前线的后方区域；但这就足够给我们一种家园被敌军侵略的感觉了。六月时，我们内地收到过立即撤离的命令；在我们城市的路上，我们看见难民们拉着满载了他们不幸的小车经过：窄小的床垫，装着麸糠的袋子，一头山羊，一只母鸡。迁徙的时间不长，但也足够了，因为他们回来时就会发现自己的家乡给劫掠一空。我父亲已经开始在乡间转悠了，估算着战争带来的损失：他回家时总是又疲倦又伤心，因为他又会计量和估算出新的破坏，然而，在他心底里，在他勤俭节约的务农秉性里，这些破坏都是无法估量和毫无意义的，就像是对人身上造成的残缺。这些破坏，不仅是被连根拔起的葡萄，因为要被用来做营地的杆子，是健壮却被砍倒的橄榄树，因为要被用来当柴烧，再或是些柑橘园，那里被拴起的骡子啃着树皮，把植物杀了个干净；同时也是——这里的攻击好像是针对人类自身本性的，它不是粗鲁无知的结果，而是标志着一种潜伏痛苦的凶猛——在屋里的旺达尔式破坏[126]：在厨房里，就连最后一个茶杯也给打成了上百过千块碎片，家庭照被搞脏了，床被弄成了碎布条，或者——谁知道是什么可耻的悲伤抓住了他们——是把自己的粪便搁在盘子或是锅里。听着这些描述，我母亲说再也不认识我们民族熟悉的面孔了；除了以下这个含义，我们真不知道还能得出其他什么含义了：对于去征服领土的战士来说，每一片土地都是敌军的，包括他自己的。
有时，这种消息能把我打入孤独的愤怒中，打入纠结的焦躁中，难以发泄。为了恢复过来，我就使上年轻人倾向的多变性，求助于玩世不恭的态度：我出去，去会一些值得信赖的朋友，我冷静，明澈[127]，嘲笑地说：“喂，你知道有什么最新消息吗？”那些暗地里很让我痛苦的东西，就这样变成了聊天中的玩笑话，变成了荒谬的狂妄自大，变成了那些挤着眼睛来说的话，配着短促的笑声，几乎带着一种令人愉悦的欣赏。
于是我们就在比昂柯奈家门口黑黢黢的路上不紧不慢地谈了起来，不时还压低声音，搞得我们都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然而总是把那些不该说的东西用很大声音说出来，我们总是这样。我不知道对比昂柯奈来说，法西斯主义是否也是一种痛苦，或者不过是一种快活的理由，可以加入到他性情中的两种天性即两种特权中去：善于和法西斯做派融为一体，同时还有一种批判的敏锐，于是这样，我们练就出了一副早熟的反抗态度。比昂柯奈比我矮，但更结实，满身肌肉，脸上的线条骄傲而顽固，特别是在颌骨、颧骨和清爽的额头上；和他这等容貌相对的，是一种苍白，这使他和这里的青年区分开来，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因为夏天，比昂柯奈白天睡觉，晚上出门：他不喜欢大海，也不喜欢户外生活；他的运动是摔跤和健身房里的操练。他的脸很沧桑，有点老相；我觉得能在这脸上读出他夜间闲逛的辛酸开始，而这正是我非常嫉妒的地方。但他这张脸，在模仿墨索里尼的表情时，有种奇怪的本事：嘟起嘴，抬起下巴，结实的脖子从笔直的颈项上仰起，并且在我们最想不到的时候，以军人姿态挺起身子板；这些突如其来的举动和简明扼要的回答，经常会把教授搞糊涂，或是帮他摆脱困境。他最惹眼的特征是梳他那头黝黑光滑头发的方式：一种奇怪的发式，像头盔，也像古罗马船只的船首，以一种精确的发缝分开：这是他创造出来的一种发型，他很是爱惜。
我们约好集合时见后就分开了。比昂柯奈去上闹钟。我去告知我的父母，叫他们喊我。“你去那里干什么？”我父亲问，他在一座荒城里看不到任何有意思的动机。
我父亲和母亲有通行证，他们每周去一次芒通：有人委托他们去照料一些种着稀有异国植物的花园，是属于敌国公民的。他们总是带一些装满病叶的小瓶子回来；而他们的检查，只能用来证明被抛弃花坛里昆虫的增长，患病花草的进展，还有干旱的挺进；那里需要园丁，劳动，花费；他们就只能救救什么珍稀标本，跟菌类植物作斗争，尽量避免一类品种的灭绝。他们仍坚持着那些同情植物的举动，在那样一个人们似草叶一般被成批杀死的年代。
早上我很早就出去了；空气是灰色的；那是因为时候还早，我想，但也是因为有云。法西斯大楼附近，还没几个先锋队员，全是一些我认识但不熟的小伙子。他们在一家刚开门的酒吧里买夹火腿肉的长条面包，他们咬住面包，在路中央互相推搡着。他们一个个陆续到来，慢腾腾地，看到还有时间，就又和朋友们走开，去买吃的和香烟了。我的朋友一个也不在那里：他们多是些在利托里奥组织军纪伪装下的小伙子，他们以一种挑衅的、海盗般的从容走动着，在那里我从来不会感到自然和自如。
集合时间已经过去一阵了；先锋队员在路上拢成一团团的，既看不见公共汽车，也看不到我们的长官，连比昂柯奈也不在。我已经习惯了朋友的迟到，他总是不可思议地能使自己的迟到和长官或是什么仪式准备工作的推延重合起来，也许是他那种自我认同为领导阶层的天然潜质使然。不过我还是担心他不来。我靠近几个算是最通情达理小心谨慎的家伙，但我知道他们也是最枯燥乏味的家伙：比如一个叫什么奥拉其的，他专修工业，正安详地向四周投去天蓝色的目光，慢条斯理地说着他做的短波收音机。奥拉其可能会是我理想的旅伴，但比昂柯奈的伴同给我留下的幽默对话，以及对于发现的爱好却是无可比及的：我已经知道，整个旅途中他只会不停地说他的那些收音机，所有能引起他关注的东西只可能是机械、弹道，以及建筑方面的好奇，对于这些东西，他还会给我做出漫长的解释。这样一来，去芒通就不再吸引我了：所以我还是有那种朋友的需要，那正是青年人的需要，也就是对“年轻人生活着并能和他人谈论这生活”给出一种意义的需要；也就是说，我那时还远离那种男性自我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是通过由融合与孤独同时构成的爱来获得的。
突然我听见比昂柯奈在我身后说话，他挤在其他人中间，开着玩笑，已经进入那天早上的玩笑风气[128]中，就好像他一直在那里一样。比昂柯奈一到，一切就有了另一种节奏：军官们拍着手地跳出来：“快点，快点，都醒醒，你们都睡着了吗？”出来一辆公共汽车，我们排成行，再分成队。比昂柯奈是一个队的队长，很快就担起他的任务来。他从他指挥的队伍里喊了我一声，还挤了挤眼睛，他在开着玩笑，为了不知什么违规犯纪的行为，正威胁他的队伍要罚跑上不知道多少圈。军械库的窗户打开了，我们从一个瞌睡的军人手里迅速地一个个接过滑膛枪和装武器的皮带。我们上了公共汽车，就出发了。
我们在海岸上跑着，军官鼓动我们唱支歌，歌声很快就消失在路上了。天空还是灰色的，海是玻璃绿色的。在快到文迪米利亚[129]的时候，我们睁着好奇的眼睛，望着被爆炸轰得破碎的水泥房子和水槽：这是在我们生命中第一次看到这些东西。在一个隧道进口处，冒出来那列著名的武装火车，是希特勒给墨索里尼的礼物；他们把它收在那下面，以防被炸到。
我们来到了以前的国界，圣路易吉桥，我们队的队长比藏迪尼示意我们对意大利边界正在不断变更的事实表示出一点激情来。但这席话很快就狼狈告终了：因为，在那段战争时期，我们西部的边界问题正是因为最激进的法西斯党而微妙和棘手。在法国倒台时进入战争，并没有把我们带到尼斯[130]，而只是带到了那个不起眼的边境小城芒通；余下的，据说，就等着和平条约来解决了，但是，胜利而英勇地进入法国的诱惑已然消逝，就连那些最不起疑的人心中也有了这样的焦虑，令人失望的推迟别再无限拖延下去了；人们开始意识到，意大利的命运不在墨索里尼手上，而是在同盟军手上。
我们到芒通的时候正下着雨。又密又细的雨下在没有地平线的海面和闩着大门的别墅上。雨的深处是礁石之上的城市。在散步道有光泽的沥青上，跑着军用摩托。在公共汽车玻璃车窗的雨线之间，种种景象的碎片在闪烁发光，每块碎片后，都向我打开一个有待去发现的世界。在栽着树的路上，我识出了从未见过的北方多雾城市：芒通是巴黎吗？路边有块花叶饰风格的招牌，已经褪了色：法国是过去吗？除了几个躲在自己岗亭里的哨兵，和头上套着口袋的泥瓦工，一个人也看不到。只有灰色，桉树，东倒西斜的野战电话线。
我们下了车，还在下雨，似乎是我们要立即在火车站列队，然而是又上了公共汽车，去了另一个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地方：一座被征用的别墅，然后在雨中走了一段，一直走到某座空荡荡的小别墅前，也可能是一个学校或是宪兵的兵营，我们把滑膛枪贴着墙排成行地藏在那里。
我们身上发出一种湿布的味道：我有点高兴，因为我制服上总有种悲伤的、仓库里灰尘的味道，也许这一次那味道能去掉。不知道那些西班牙人什么时候要到，也没有从法国来的火车时刻表，分队长时不时回来，大叫着：“集合！带枪集合！”然后，又说：“解散！”既有点像是在整个芒通城就没人听说过什么西班牙人的事，又有点像是在时刻期待着他们的到来；甚至，是“十一点十分”到，一直有个说法在不停地这样确定，十一点五分后，就没声了。
我们把所有从家里带来的东西都吃掉了，站着，在那个别墅—军营的小拱门下，看雨下在光秃秃的花园里。有些人在一场和另一场集合的间隙中找到了法子，溜出去转转，买香烟和橘子水。好像那附近有什么店是开着门的，一个做泥瓦工生意的小卖部。
中午时太阳出来了，雨停了。那里面我们是再也待不住了，大家都三三两两地出去了；于是他们就给了我们半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我和比昂柯奈我们自己出去转，鄙视那些只会找家烟草店和台球室的太狭隘的目的，也鄙视那些想找女人的太不可能的目的。我们不紧不慢地走着，看着那些被抹去的法语字迹，少数几户返回祖国的家庭的怯懦的生命痕迹，通常是些店主，给打碎的玻璃，还有被击中的房子那好似病愈中人石膏般的外表。我们在半乡下的小街小巷里转了一遭。一个威尼托的泥瓦工跟我们说，新的国界离这里只有五分钟的距离，我们就赶紧过去了。那里有一道河谷，一面意大利国旗，然后下面是法国国旗。一个意大利战士满怀敌意地问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回答说：“看看，”我们就看了看，不声不响地。那边是法国，被打败的国家，这边就是总是赢也总会赢的意大利。
我们回集合地的时候迟了，别人都已经去了，一副有好消息的样子。“他们到了，到了！”“谁？西班牙人？”“不，送饭的人。”似乎是来了一辆给我们所有人送饭的货车。但不知道这车在什么地方：那里既没军官也没集合。我们就继续在城里转悠。
在一个被拆毁的且满是泥土的广场，一座雕像还立在那里：身着长裙的一位夫人正弯腰迎上一个走向她的小女孩；整座雕像旁边有只鸡。这是纪念一八六零年公民投票的雕塑：小女孩象征芒通，夫人象征法国。于是我们的怀疑主义就在那些简单的对象中大获全胜，我们制服上的罗马鹰，还有那个教材读物中的装饰图案[131]；整个世界都是白痴，只有我们两人诙谐幽默。
我怎么都找不到自己孩童时在法国游览的记忆。芒通现在只给我一座悲伤而单调城市的印象。我们的队伍穿过林荫大道；人们去吃饭；传出一个说法，那些西班牙人第二天才会来，我们得在那里过一夜。我觉得已经看过整个芒通了，感到蛮是失望。我对那伙人，和对把我们困在那里的那种放肆与军纪结为一体的混乱感到疲惫不堪；等不及出发。我们在灰色的大门紧闭的花叶饰风格大楼之间走过。连那些最无关紧要的细节都没有，比如在店铺周围墙上漆的颜色，或是汽车各式各样的车身，这都能给出一种与我们生活不同的意义，尽管靠得很近：活生生的法国的意义。这是一个死掉的法国，一座花叶饰风格的石棺，是一个法西斯青年先锋队员穿过这里时大吼着“赞罗马”的地方，一家旅店的穆斯林尖塔和东方圆塔顶的出现，或者是一桩别墅庞贝风格的装饰，都给这里一种死气沉沉的剧场感，好像舞台布景杂乱地堆放在一边。
将近五点时饭来了。还来了一支法西斯青年队，他们是***城的水手，一群细高个的家伙，我们看着他们就好像他们是侵略者一样。和他们一起到的是法西斯党省委书记，比藏迪尼就介绍了一下部队的情况。书记问我们伙食够不够，还通知我们晚上要在那里过一夜。我剧烈地伤感起来；在我的同志中响起一片热情的欢呼。
那是个年轻的书记，托斯卡纳人。穿着一身土黄色的华达呢制服，骑兵裤，蹬着双黄色的靴子；而这身军人模样的衣服，从剪裁、质料和随便而傲慢无礼的着装方式上来看，都是与能想像出来的军队制服最大相径庭的那种。而我，也许是因为我穿着制服的窘迫，因为我在忍受这制服，因为我已命中注定归属那些得忍受制服的人，而不归属那些把制服作为耍权威或显气派工具的人，我为这种道德感激动起来，这种道德感总带点嫉妒，是正规军反对逃兵和自以为是家伙的那种道德感。
先锋队员里和我一个地方的一些人，是小法西斯党魁或官员的儿子，都是书记的老相识，书记在跟他们开玩笑；这种热络的同谋气氛让我微感不适，我更喜欢他那种强制性的平淡语调，因为我已经习惯地接受下来了。我去圈子里找比昂柯奈，想跟他说说那些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想跟他一起描述或强调那些我们之后可以慢慢评论的细节。然而比昂柯奈却不在；他消失了。
我在太阳下山时又找到他了，那时我正往种着多刺矮小棕榈树的沿海路上走去。我已经很伤心了。徐缓拍打着礁石的海浪声，与乡间自然的宁静结合起来，被围进一圈空城里，而空城那不自然的寂静，时不时被孤立并荡漾着回声的喧嚣打破：一种由喇叭、歌声，还有摩托的隆隆声混在一起的视唱练习。比昂柯奈朝我走来，高兴得就好像我们有一年没见过面了，他告诉我一些之前他收集到的消息：好像是发现了什么漂亮姑娘，在一个食品杂货店里，一个在马赛集中营里待过的姑娘，现在所有的先锋队员为了看她，都跑过去付点小钱买些东西；在另一家店里，好像是找着了什么法国香烟，几乎不花什么钱；在一条小路上，有架法国大炮，被打坏了，给扔在那里。
比昂柯奈对那些没什么大不了的新闻，有一种几乎是太过外溢的欣喜；我因为他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就自己出去转而无法原谅他。他继续说着，提到一些劫掠的场景，那些房子在六月时应该是目睹到那场景的，他顺带地说，当然，有些房子大门敞开，可以自由出入，能看见屋里的东西都被撬开了，地上撒得全是。但在他的言语中，也好像只是泛泛一说，偶尔会冒出几个很精准的细节。“但你进去了吗？”我问道。是，他进去了，他跟我说；他和其他几个人转的时候，他们也都进了一两家被劫掠过的屋子和旅馆。“你没在真可惜啊，”他跟我说。现在，他在我没在的时候去了那里，于我而言就好像一种不可饶恕的背叛。可是，我并没表现出受伤害的模样，而是热情地向他提议道：“那我们可以一起回去嘛……”他说天已经黑了，那些地方乱七八糟的，我们一脚踏进烂泥里都不会知道。
我们都聚到集体寝室里时，他们给我们临时准备了一些铺在地上的草褥，在一个健身房里，造访那些被劫掠的屋子是最普遍的话题。每个人都在讲述他们看到的非凡东西，并提到一些好像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地名，比如“布里斯托”，“绿房子”。我开始的时候感觉，这些探索发现，只是极有限一小群最敢闯的人有过的经历；然而慢慢地，我才发现，连奥拉其那种本来只是在一旁听着的家伙，也说起了自己的经历。我的失败似乎是不可救药的：我很烦躁地度过了那一天，都未触及到那座城市的秘密，而明天我们一早就要起来，去火车站列队，来几场举枪致敬，然后再上公共汽车，看着一座被劫掠的城市永远离开我的视线之外。
比昂柯奈来到我身旁，带着一叠被子，低声跟我说：“贝尔格米尼、切雷迪和格拉伍科都在，他们有什么死东西[132]。”
我之前就注意到了，在那些床垫中，有个我之前没弄得很明白的花样：现在比昂柯奈提醒了我，我才想起来，不久前我看到那个贝尔格米尼手里，转着一个网球拍，我还随便自问这拍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现在我是看不到拍子了，但就在那一会，在草垫上把被子塞好的时候，格拉伍科·拉斯特力发现了一副拳击手套，立马就塞到了被子底下。
比昂柯奈已经钻在被子底下了，正抽着烟，身子撑在胳膊肘上。我过去坐在他的草垫上。“我们这帮人挺有意思啊，”我跟他说。
“哈！”他说，“真是一伙土匪啊，这些狗腿子！”
“我们又不是这样，都高中五年级[133]了！”
“啊呀！时代不同啦！”比昂柯奈说。
这时，房间里响起一阵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鸣啼声“咕咕，咕咕”；切雷迪在草褥上高兴得直打滚，因为他把刚才怎么也搞不好的杜鹃鸟报时钟修好了。
“但他们怎么会让他把这个东西带回家啊？”我问比昂柯奈，“能把一个杜鹃鸟报时钟藏在制服底下吗？”
“他会扔掉的；你指望他能拿钟怎么样？他抄上它就是为了热闹热闹。”
“只要他别让这钟整晚上都响，能让我们睡好觉就行，”我说。
“嘿，小伙子们，”正在那时切雷迪说了起来，“我已经给钟上了发条；从现在开始，每隔半个小时就会响一次。”
“海里！把它扔到海里去！”四五个已经脱掉鞋子的人扑到他的草褥上，扑到他身上，扑到小钟上去。他们一直打到小钟停下来。
很快就熄灯了，喧闹也灭了下来。我总也睡不着。我们隔壁健身房里安营的是***城在接受法西斯教育的水手，我们没跟他们混起来，也许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年纪大一些，也许是因为两个地方自古以来的不相容，或许更是阶层的差别，好像他们是什么码头上的无产阶级，而我们中的大多数是学生。当我们这边最活跃的人都突然从喧闹过渡到睡意中时，这些法西斯学员还在继续吵嚷着，还在走动，互开玩笑。他们有种他们的说法，可能就是当天不知道在什么场合下创造出来的，对他们来说很滑稽，对别人来说，就搞不懂是什么意思了：“哦，捏！”也就是，我想，是“哦，牛”的意思，他们用延长那个半e半u[134]的元音的方法，发出一种像牛哞哞叫一般的声音，也许是什么牧羊人的使唤声。他们中的一个，躺着用低音发出这声音；所有其他人就笑起来。有一会，似乎是他们终于睡着了，而我还在努力收集着自己的睡意，突然又一个遥远的声音响起来：“哦捏！”我们中的几个人冲他们反抗和威胁了几句，他们却又用一阵呼喊声来回应我们。我是希望我们这里能组成态度果决的一伙人，到他们房里去，跟他们动动拳头；但最好斗的几个家伙，也就是切雷迪和他的人，睡得正香，就好像一切都很宁静一样，而我们这些失眠的，人少，又都优柔寡断。比昂柯奈也是正睡着的人中间的一个。
我时而想那些掠夺者同志，时而对那片嘈杂气急败坏，在硬邦邦的军用被里继续辗转反侧着。那时，一种高贵的辛酸感印记在我很多的思绪里；高贵是我思考和反对法西斯主义事物的方式。那天晚上对我来说，法西斯，战争，我那些同志的庸俗完全是一个东西，一切都把我卷入一种相同的厌恶感之中，我感到不得不服从这一切，毫无出路。
于是，第二天早上，看到那些法西斯主义学员列队经过花园时，我还是这样忿恨地看着他们，他们个个高瘦，跟着命令的步伐软弱而冷漠，就在这时，队长比藏迪尼来到我们队伍边，检查滑膛枪。
比藏迪尼，听到我们对他们夜间行为的抗议后，还加了量：他使上了我们这些地方的地方主义敌意，也出于和首府城市利托里奥组织那些人的等级竞争关系，他说起来：
“当然，你们都看见了，他们真是好心，从***城市派来的一个支队都是些什么货色！那就是青春吗？都是些从没做过运动的小伙子：弯得就像被拉直过的钩子，肩膀都不一样平！”
他是夸张了，但也没说错。他们不是什么运动员的体质，但说真的，我也不是，在这点上，对于比藏迪尼的讽刺，我是和他们站在一边的。
“都是些饿死鬼，码头上的搬运工，挖土工！”比藏迪尼说道。“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在那些没有活干的日子里赚几个小钱……”他越说，我越觉得自己刚积起的这些怨恨在褪色，越觉得我所接受到的道德教育又浮现在他们的立场上，这种道德是与鄙视穷人和劳动人民的人相对立的。
“政府为它的人民所做的一切……”比藏迪尼继续道。
“人民……”我想。“那些法西斯主义学员，他们是人民吗？人民活得是好是坏？人民，是法西斯主义者吗？意大利的人民……我呢，我又是谁？”
“……他们才不在乎呢，不在乎利托里奥组织，什么都不在乎！”
“我也是！我也是！”我跟身边的比昂柯奈耳语道。比藏迪尼说：“哦，但是书记已经发现了，他很快就注意到了：我们带过来的都是学生，都是些着装规整的小伙子，身强体壮，有教养……”
“屎，”我对比昂柯奈低声说，“屎。”
“他说他会让别人看清我们的，当着那些西班牙人的面……当着首领青年先锋队[135]的面。”
法西斯主义学员的水手队伍远去了；比藏迪尼继续说着他的话，我想着我的心事：也许我们还要在芒通过上一天，我想要比昂柯奈陪我去看一看那些劫掠。“他一放我们走，”我跟他慢语道，“我们就一起去。”他，稍息着，面不改色地朝我挤了挤眼睛。
队长继续嚷着他的哲学，现在又把墨索里尼时期的教育和以往的教育做起了比较。“因为你们都是在法西斯主义风气中成长起来的，你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比如昨天晚上，就在这里，在芒通，如果是从前那些老教授在这里，你们都不知道那会是怎样一出悲剧：千万别啊，别让小伙子们睡在家外面，怎么办哦，没有床，责任，家庭……啊呀呀！对于法西斯主义来说，不费一点劲，四加四得八[136]地就照命令做了，罗马的教育方法，就像斯巴达时代，没有床？睡在地上，都是战士，啊呀呀！向右，向右转！”
这就是队长暴露出来的自己：我们所有人中间最幼稚的那个，和一帮等不及去劫掠一座城市的毛头小伙和恶棍无赖一起，他为了让我们离家过上一夜那了不起的经历，居然像个老奶奶一样心软起来！在咂舌声、打嗝声、放屁声中，先锋队员队伍的脚步声远去了，接着他的军令应道：“一二！一二！”
比昂柯奈知道附近有家别墅，据去过的人说还挺有意思，但比昂柯奈不是很了解情况。在别墅的花园里，一只黄雀在歌唱，一滴水掉进了水槽。一株大个的龙舌兰灰色叶片被饰以名字，村庄和军队，是用刺刀尖刻上去的。我们在似乎是关着门的别墅周围转来转去，在一条玻璃被打碎的游廊里，一扇门窗被从铰链上卸了下来。我们来到一个大厅里，里面有组给捣碎的沙发，上面像落了场雨般满是小瓦片；第一拨劫掠者在橱柜里找银器，把瓷器用具搞得乱七八糟；他们把家具下的地毯给抽走了，家具翻倒在地上的情形就像是经历过一场地震。由于百叶窗是或闭或开，或者甚至是整个被拆除了，我们经过的一些房间和走廊也是时暗时明的，我们继续遇见一些物件，或是偶然地支撑在什么地方后，就那么静止不动着，或是散落在地上被人践踏：烟斗，袜子，枕头，纸牌，电线，杂志，吊灯。比昂柯奈，边走着，边指着每个东西，不漏过任何细节，总能把一个东西和另一个东西联系起来，他不时弯下腰，拣起一只碎掉的高脚酒杯的脚，一块被撕开的挂毯边缘，就好像在领我观看一座暖房里的鲜花，然后再以一个犯罪现场检查员的手，轻盈细致地把每一个东西都放回原位。
我们从一段给脚印踩脏的大理石台阶上去：楼上的房间里涌出的全是纱帐。
都是些绢纱网眼的蚊帐；以前应该是挂在每张床上的；第一批占领者把它们撕开，并扯到地上。而现在，所有那些绢纱，带着它们的帐幔与镶边，就像斗篷一般，被蒸汽鼓胀起来并扭绞着，盖上了地板、床铺和屉柜。比昂柯奈十分喜欢这一景象，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不时用两根手指挪开纱幔。
在一间这样的卧室里，我们听到一阵忙乱：一个类似于大型野兽的什么东西，正在脚下踢着那一摊绢纱。
“谁在那里？”
“谁在那里？”
是杜奇欧，我们队的一个先锋队员，十三岁多点，又矮又胖，脸色通红。
“东西挺多啊，嘿……”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正在检阅一个屉柜。
他从抽屉里掏出一些东西，如果对他没用，就扔在地上，如果有用，就把它们塞进他的猎服：吊袜带，裤子，领带，刷子，毛巾，一小瓶发油。由于猎服里塞得满是衣物，他整个人几乎都拱成了球形，可仍在往毛衣里放围巾，手套，肩带。他像鸽子一样肿胀而胸部发达起来，却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我们不再管他了：因为传来一阵不同寻常的声音，就像是锤击，在楼上回荡着。“什么东西？”我们说。
“没什么，”杜奇欧说，“是福尔纳查。”
我们跟着声音来到上面一层，在一间应该是小餐室的房间里，先锋队员福尔纳查，一个跟杜奇欧一般个头，但又瘦又黑、一头鬈发蓬得老高的家伙，正用锤子和改锥敲击着一个老式五斗柜。
“你在干什么？”我们问道。
“这些球形捏手我用得着，”他说，还展开手给我们看。他已经拆了两个下来。
我们任同志们各忙各的，自己则继续在别墅里转。在阁楼上，我们从一个玻璃天窗里出去，来到一个屋顶小平台上。从那里可以俯瞰花园，还有周围的绿化带，还有芒通，还有橄榄树，还有尽头的大海。平台上有两块腐烂的枕头，我们把它们倚在无线电天线柱上，我们躺下，在太阳底下安静地抽起烟来。
天空澄清，道道白云飘在天线柱之上，就像是被缠起来的旗子。从底下传上来一些声音，被街道的空旷给放大了，我们就来识别那些声音：“这是在搜刮东西的切雷迪，这是在发脾气的格拉伍科。”在栏杆的小柱子间，我们看着城里的先锋队员和法西斯青年一个个的出现：一群人嚷嚷着在一个十字路口转弯；在一座房子的窗户前，谁知道怎么回事就出现了两个人，吹着口哨；在面海的两根栏杆间，我们的军官围在书记身边，一起从酒吧里出来，都很愉快的样子。海面上是太阳的反光。
“我们为什么不下海去耍耍呢。”
“走？”
“走。”
我们跑下去，往下走，去了海边。散步道下边，在一片沙滩和石堆上，一群半裸的泥瓦工在阳光下吃饭，正传着一瓶酒。
我们脱了衣，躺在海岸边。比昂柯奈皮肤雪白，全身是痣，我则是又黑又瘦。沙滩很脏，满是海带，它们裹成褐色粗硬的圆球，须根烂成了灰色。比昂柯奈一看见云朵靠近了太阳，就打消了下海的想法，但我还是冲过去跳进水里，他也不得不跟着我。太阳真的走了，在鱼一般颜色的那片海里游泳，实在有点悲伤，就像看我们头顶之上、路基旁边的礁石和安静的芒通。一个士兵来到堤道顶端，背着步枪，戴着头盔，大喊着什么。然后面对我们，叫着说：这里是禁区，我们得回到岸边去。我们往回游，擦干了身子，穿上衣服，去吃饭。
我们不想把下午浪费在遥远和偏僻的别墅里，而是想在城里的公寓楼附近转转，那里的每一层楼都会展现出一个不同的世界，每一级台阶都会揭示出一个生命的秘密。每家每户的大门都被强行打开了，为了找钱和首饰，抽屉全给打翻了，里面的东西散落在地板上；好好在那些衣服、小玩意和纸张堆里找的话，还是能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我们的同志已经有系统地搜寻过每户人家了，如果还能留下什么好东西，他们都会攫取的；我们在楼梯上、走廊里，总能碰见他们，有时还会跟他们拼成一队。他们几乎从不弯腰——必须说——去翻东西，不像我们看到的杜奇欧那样；当他们找着一个有意思和惹眼的物件时，会在其他人来到之前，大吼着猛扑过去抢到它；如果这玩意携带不便，或是之后又找着什么更好的东西，可能也会把它扔掉。
“你们呢，找着什么东西啦？”他们总是问我们。我咬牙切齿地说了句：“什么都没有。”并在想炫耀我的反对意见，和为自己与众不同而难为情的孩童残余情绪间拿不定主意。然而比昂柯奈舞着胳膊解释道：“怎么样？如果你们想看的话！我们知道一个地方！你们知道拐弯处那里吗？呃，那个快给拆了一半的房子？你们从这后面出去，上台阶。那里有什么？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去好了。”他的玩笑不是经常能成功，因为他拿人开涮是出了名的；但这些玩笑总归能给他一种很能干的神气。
这种搜刮东西的狂热抓住了每一个人。我遇到奥拉其时，他整个人快乐而激动，还让我碰了碰他的口袋，我们明白这里没有人会理解我们，理解我和比昂柯奈的。但我们是两个人，我们之间互相理解，而这个事实会把我们永远地团结起来。
“摸摸，摸摸！你知道是什么吗？”奥拉其说。
“瓶子？”
“电子管！飞利浦的。用这我可以做个新收音机。”
“祝贺你啊！”
“祝你搜到好东西！”
这么从一幢房子转到另一幢房子，我们就进了老街区和贫民区。楼道里的台阶很窄，从房间里衣物的破旧程度上来看，似乎是好些年前就被蹂躏的，然后就任由海风腐蚀了。水池里的盘子还是脏的；平底锅里的油腻凝成了块，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免于被劫的。
我和另一群先锋队员进了一幢房子。我发现在他们之间，没有比昂柯奈。就问道：“你们看见比昂柯奈了吗，他去哪里了？”
“谁知道啊，”他们说，“为什么？他又没和我们在一起。”
之前，我们和闹哄哄的一伙人混到一起，这些人不时分开，接着再和其他人合并起来；说不好是在什么时候，我走了另一条路，觉得自己是跟上了也有比昂柯奈的那伙人。“比昂柯奈！”我在楼梯里喊着。“比昂柯奈！”我在走廊里叫唤着。我觉得能听见些声音，不知道是从哪里传来的。我打开一扇门。来到一个手艺人的房间里。房间一边是张普通的木匠工作台，而房间中央的鞋匠工作台，要么是做乌木活[137]木匠的，要么是雕刻工的。地上还有刨花，木头的碎片，烟头，就好像两分钟前刚刚有人在这里做完工；而台子上，是上百件的工作用具，还有那个人做成的上百件活，散乱在那里，都被弄碎了：框架，匣子，椅背，还有不知道多少把伞柄。
傍晚来临。房间中央挂着一个灯罩，灯罩下面是个梨形的砝码，没有灯泡。仗着从小窗户里进来的落日光芒，我望向一个隔板，那上面给整出一排用木偶上半身做成的靶子，我想，可能是给什么机械木偶剧准备的，那些木头雕出的脑袋充满了率真的灵感，也不乏点到即止的漫画风格，有些脑袋已经着了色，大部分还未加过工。这些脑袋里，只有极少几个落得房间里其他那些东西的下场，从自己的脖子上滚下来；大部分的脑袋还待在那里，嘴唇弯成弓形，无表情地笑着，圆眼睛大睁着，我甚至觉得，有几个脑袋还动了动，在那木栓做成的脖子上晃来晃去，也许是被送进窗户里的空气吹动的，也许是被我突然闯入的气流带动的。
或者，也可能是之前有什么人经过那里，碰过它？我又打开一扇门。里面有张床，一个未经触碰的摇篮；一座敞开和空荡荡的衣橱。我又来到另一个房间：地上是一片信、明信片和照片的海洋。我看见一对恋人的照片：他是士兵，她是个金发姑娘。我蹲下，读起一封信来：“Ma chérie[138]...”这是她的房间。房间里光线很强，我一条腿膝盖抵地，仔细辨认着那封信，在那信的第一张纸后，又找起第二张来。这时闯进一队年轻的法西斯水手，像猎狗一样，气喘吁吁的，脑袋向前够着；他们挤在我身边：“什么东西，你找着什么了？”“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我嘟哝道，他们手脚并用地在那摊纸里乱耙，然后又带着来时的气喘吁吁离开了。
信是读不了了，什么都看不见了。从窗户外传来大海的声音，这海就好像在房子里一样。我来到外面。天色暗了。我往集合地走去。路上有些其他同志，也在往回走，身上的制服隆得变了形，不大能藏得了的东西就被卷进一个临时做成的包裹里。“那你呢，你都拿了些什么？”他们总这样问。
集合地在一个楼阁里，那里原先是一家英国俱乐部所在地，现在就改成了法西斯大楼。在被吊灯照亮的走廊里，就好像有集市一样：每个人都在展示和炫耀自己的战利品，再也不怕什么长官了，还策划着最理想的掩藏方式，这样回意大利时就可以不用太引人注目了。贝尔格米尼让他的网球拍在肿胀的裤子里消失了，切雷迪胸前围着一些自行车内胎，外面又套上件毛衣，就好像一个大力神。在他们中间，我看见了比昂柯奈。比昂柯奈手上拿着些女人的袜子，为了展示它们，他把袜子从赛璐珞的包装袋里拿出来，并在空中把蛇一般的袜子抖开。
“你有多少？”他们问他。
“六双！”
“丝的吗？”
“老天啊！”
“干得好！你给谁啊？都送人吗？”
“送人？我有一个月能免费找女人！”
这下好了：比昂柯奈也是这样。我就一个人了。
其他人则是骂骂咧咧的，说他们经过那里不知道有多少次，为什么只有比昂柯奈会找到那些袜子。
“袜子？”他说，“那么苏格兰围巾呢？樱桃木的烟斗呢？”他是个好手，这个比昂柯奈，是那种下手准的人，那种手放之处总能发现宝藏的人。
我去祝贺他，也许我是诚恳的。说到底，是我什么东西也没拿，我是个傻子；那都是些已经不属于任何人的东西了。他跟我挤了下眼睛，让我看他真正的发现，那些他当真在乎的东西，他都没让别人看：一个有达尼埃尔·达黎欧[139]肖像的挂坠，一本莱昂·布鲁姆[140]的书，然后是一个卷胡面具[141]。这就是了，做事情要有心才行，就像比昂柯奈：我从来没这个能力。书记在过目先锋队员的战利品时，也是乐在其中；一会摸摸制服，一会让人把那些最与众不同的物件抽出来。比藏迪尼跟着他，微笑着表示赞同，表示对我们感到满意。随后他就召集我们在他周围集合，不用列队，要给我们下达命令。那里有种喜庆、激动的气氛，每个人身上都有那种狂欢节的神气。
“西班牙同志的到来，”队长比藏迪尼说，“预计是今晚九点半。九点缺一刻，在这里整队集合，全副武装。然后就离开，今天晚上我们就能到家了。这些东西嘛，你们会发现，我们会找到办法藏起来的，藏在公共汽车上，或是藏在自己身上，没人会说什么。书记已经跟我担保过这事了，他对你们很满意。小伙子们，我们可别忘了，这是一座被征服的城市，我们是胜利者。所有那些能找到的东西，都是我们的，没人可以跟我们说什么！现在我们还有一小时一刻钟：你们还可以再去转转，不要吵闹，不要惹事，就像你们到目前为止一直做的那样，你们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我跟你们说吧，”他说，提高了音量，“今天在这里，如果有什么年轻人，什么东西都不拿，那他就是个笨蛋！是的先生：笨蛋，我都耻于跟他握手！”
这最后几句话赢得稀稀拉拉的一片掌声。现在，我因为激动而不安起来：我是唯一，在所有人中间，唯一一个什么东西都没拿的人，也是唯一一个什么东西也不会拿的人，是会两手空空回家的人！不是说我没别人老练，或是没他们机灵，就像不久前我还怀疑过的那样：我的举止是一种勇敢的，几乎是英雄般的行为！现在，我颂扬起自己来，比他们自赞得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藏迪尼还在说话，向不耐烦的先锋队员们重复着那些无用的嘱咐。我靠近一扇门；锁眼上有把钥匙：是旅馆里的一把钥匙，钥匙上有个大大的房间号挂坠，还有“New Club”[142]的字迹。我把钥匙从锁眼上取下。好了：我可以把那把钥匙带走，留做纪念，一把法西斯的钥匙。我让钥匙滑进口袋。这大概就是我的战利品吧。
这是在芒通的最后几个小时了。我一个人，走向海边。天黑了。从房子里送过来同志们的叫嚷声。我伤心地想着心事。我来到一条长凳旁；看见一个穿水手制服的人坐在那里。我认出了他领子下法西斯青年队黄色和深红色相间的蝴蝶结：他是***城的法西斯学员。我坐下；他还是下巴抵在胸前地待着。
“嘿，”我说，不过还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你不去吗？不去那些房子里吗？”
那个人连身都没转。“我才不管呢，”他缓缓地说。
“嘿，你什么都没拿吗？”我跟他说。
他重复了一遍：“我才不管呢。”
“那你说说，你什么都不拿是因为你找不着呢，还是因为你不想？”
“我才不管呢，”他仍是这么说着；然后站起身，在棕榈树齿状的影子中大步流星地走开了，两只胳膊甩来甩去。突然，他唱起歌来，但与其说是唱，不如说是嚎，而且是声嘶力竭地：“好好去生活吧！直到还有青春……”他醉了吗？
我坐在长凳上，从口袋里掏出钥匙，观察起它来。我可能想给它一个什么象征性的意义。“New Club”，然后是法西斯大楼，现下在我手上：这能意味着什么呢？我突然希望，这是一把重要极了的钥匙，不可或缺的，这样那边那些人找不到这钥匙的话，就会发疯，这样他们就不能把这个装有极其珍贵秘密的战利品的房间关起来了，这样就不能把这些决定了他们个人命运的文件关起来了。
我站起来，朝法西斯大楼走去。
在走廊里，把他们那些破东西打包的法西斯队员并不多。军士数着滑膛枪，部署着队伍；比昂柯奈也是，在他们中间。我经过走廊，假装厌烦不已，让手在墙上、门上游移着，还用口哨吹起了小调，这手就好似一支舞曲的步子。当我的手靠近另一把门上的钥匙时，我迅速把它从锁眼上退下，塞进猎服里。那边的走廊里满是门，几乎所有的门上都有一把钥匙挂在外面，钥匙上是金色的房间号。我的猎服就这么被钥匙填满了。再也看不到有什么钥匙了。没人发现我。我出了门。
在门口，我碰见其他回来的人。“怎么样，你带了什么东西回家？”“我？……没什么……”但他们在我的唇间读出了一丝微笑。“啊呀当然，好样的，没什么……”他们对我说。
我在花园里转悠。我可能有二十多把钥匙。它们发出一种铁家伙相撞的噪声。“现在我也有我的货了，”我想。“嘿，你，这会都带了些什么玩意？”几个经过的人对我呼喊道，“你叮叮咣咣响得就像头牛！”
我闪开了。花园里有些藤架和凉亭，上面爬满了未经修整的攀缘植物，我钻进那里头。我这才意识到自己都做了些什么。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不可理喻的行为可能很快就会被发现。如果我们的军官或是法西斯党魁有过要把什么东西关到那些半空房间里的需要？……如果同志们——现在，或再迟一些，在公共汽车里，回到意大利以后——强迫我给他们看我猎服里的东西……所有的这些钥匙，还有那些“New Club”的房间号，不可能不是从法西斯大楼里偷出来的：那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我怎么才能解释我的行为呢？很明显，这是一个丢脸的、造反的、破坏的举动……我肩后紧逼着前“New Club”，还有它或灯火通明，或被遮蔽着并只显出一些模糊蓝色微光的窗户。我是一个在被征服地上的法西斯主义破坏者……
我跑过前去。我看见了镜子一般水面上的光亮：在一个花坛里，有个被岩石围着的水缸，水缸中央是一口没出水的喷管。我把钥匙一把把从猎服里掏出来，放到水里，是把它们慢慢浸入水中的，以至于听不到叮咚声。缸底升起一团浑浊的云状物，抹去了月亮的倒影。最后一把钥匙沉下去后，我看见水中穿过一片浅色阴影：一条鱼，也许是一条红色的老鱼，过来看看究竟掉下来了什么东西。
我站起来。我是个懦夫吗？我把手放进口袋，发现那里还有一把钥匙：那是我取下的第一把钥匙，就一直留在了那里。我又感到自己身处危险之中，但很幸福。同志们正赶回去集合，我和他们一起。
我们在火车站广场上列好队伍一个小时以后，西班牙人的火车到了。比藏迪尼雷鸣一般地说道：“举枪致敬！”火车站顶棚下是微弱昏暗的路灯。年轻的长枪党党员们[143]在那片光亮的区域中整队待命，我们则待在很远的地方，在下面广场的尽头。他们都是些又高又壮的家伙；脸上好像都是塌鼻子，就像那些拳击运动员的脸；红色的巴斯克帽子压在眼睛上，黑色毛衣的袖子一直翻到肘部，小背包拴在皮带上。突然扫过一阵短促的风，灯光荡漾不休，我们当着首领青年先锋队的面，举着滑膛枪。不时会传来他们的行军歌，自从他们到达以后，这歌声就没停过；类似于：“开……开……开……”他们发出一些断断续续的指令，然后列成一排排，排与排之间正好是往前伸直胳膊的距离；不时能听见一阵嚷嚷声，不是很明晰的点名声：“塞巴斯蒂昂……说，宾森特……”然后他们就前进起来，走到正在等他们的公共汽车前，上了车。像他们来时那样，他们又出发了：看都没看我们一眼。
我们出发时，大家身上绑满了包裹，活像走私贩，我们从比藏迪尼前面经过，他就一个个地观察我们，看我们是不是太显眼，并在我们叮咚作响的猎服上拍一巴掌，或是踢屁股一脚，以示告别。我也经过他面前，空荡荡的制服整洁而平滑，我抬着眼光，望向比藏迪尼，他一副严肃的模样，什么也没说，和下一个过来的人开起了玩笑。
公车又在海岸上跑了起来，我们都很累了，安安静静地待着。黑暗不时被汽车纵队的车灯切断；海边的房子黑黢黢的，大海光秃秃的，泛着银光，令人生畏。战争仍在继续，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我已经知道这将会决定我们的生活。至于我的生活，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国家防空联合会[144]的晚上
我是个迟钝的小伙子；十六岁时，像我那么大的年龄，很多事情都该懂了，而我还没有。然后，突然，在四零年的夏天，我写了一出三幕喜剧，谈了一场恋爱，学会了骑自行车。但我还没有离家过夜的经历，直到有命令下来，说是在放假期间，高中学生每周要有一个晚上，在国家防空联合会里干活。
就是说如果有空袭，要保护城里的教学楼。空袭是还没有，国家防空联合会的这个事跟其他很多事一样，也就是个形式。对我来说，这是一件新鲜而愉快的事情；那是九月，我学校的同学几乎都不在，在度假，或是在打猎，或是六月时因为战争被疏散了，就没回来；在城里只有我和比昂柯奈：我是整个白天都在溜达，腻得要死，他是——好像是——晚上去竭尽全力地享乐。国家防空联合会的这个班，值起来是一对对的；我和比昂柯奈自然就一起登了记；他会把我带到所有他知道的地方去；我们打算做一番大事。我们被分配到一座小学的教学楼，是每周五晚上的班。那房间里有两块床垫和一部电话，这就是我们在学校里的警卫室了；我们的任务是要保持戒备状态，注意警报，我们也可以出去巡视，也就是说，想怎么出去溜达就怎么去溜达，但是一次一个人，因为他们会用电话检查我们。我们自然是立刻想到，只要和队长说好，我们也可以一起出去，电话就可以主要用来跟我们认识的人在大清早开玩笑。
尽管我们说过：“我们会做这个，会做那个！你会看到我们玩得有多带劲！”在那个周五之前的日子里，虽然我们也尽可能地计划过和打算过，但我还是在等待，等待那个晚上，会有点其他什么东西，虽然我还表达不出来：那是一种新的发现，虽然我还不知道那会是什么，对于夜晚的发现。对比昂柯奈来说，一切却好像是愉快地稀松平常，可以预见的，我也就佯装出与他一般的姿态，但同时，对每一项普通的计划，我都能感到夜晚陌生的时光像泡沫一般溢出，在我的想像中，就好像一片难以看清的大海。
那个周五的晚饭以后，我出了门，那还是一个跟其他夜晚相仿的晚上，我带上睡衣，一个枕套—是用来装我将要睡在上面的行军床上的枕头的。我还带了本插图杂志，因为在诸多工作中，我们兴许还能抽点时间读会儿书。
学校是幢石头建成的宏大建筑，房顶上是金属板。高高地耸在路边，位置处得有点不大幸福，进去前要先踏过三级台阶。那是极权时期的机构，但是一点都感觉不到那个时代的僵硬建筑风格；散发出一种显而易见的官僚气息，那是我老家温热的法西斯主义想尽可能保留下来的东西。三角墙上的浅浮雕上，描绘的是一个法西斯少年先锋队队员和一个意大利儿童先锋队[145]队员，坐在一行字迹“公立学校”的两侧，这浅浮雕似乎是受十九世纪教育智慧的启发。
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教学楼却也反射出一片模糊的亮光。我和比昂柯奈约在那里见面，但他自然又是没准时到。再往上去的黑暗中，是小别墅和田地。能听见蟋蟀叫和蛙鸣。我再也找不着对那种期待的热情了，尽管它一直把我带到那里。现在，我一个人，在小学校的那些教学楼底下，在那里前前后后地踱来踱去，手里还拿着睡衣、枕套和一本插图杂志，觉得自己很不合时宜，窘迫不已。
我就在那里等着，突然间，一朵火苗蹿起来，舔舐着我的后背；我猛地一跳：夹在腋下的插图杂志被点上了火；我把它丢在地上，在受惊之前，其实就明白了，这是比昂柯奈开的一个玩笑。他藏在墙边，手里还捏着根火柴，之前他就是拿着这火柴在黑暗中偷偷靠近我的。他没笑。一直是那种正式而完美无缺的神态。说：
“抱歉，您是国家防空联合会的，是不是在附近看到了什么火灾？”
“烧你屁股的火灾！”我骂骂咧咧地说，用鞋跟踩灭了燃着的杂志。“你开的这叫哪门子玩笑！”
“这不是玩笑。是检查。国家防空联合会，我亲爱的，过着危机重重的生活，要对一切事情都有所准备。但我发现你守得还不错。好样的。再见。那我就可以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我叫他少耍滑头，我们得上去看看我们的警卫室，还要把东西放下。
但学校的大门是锁着的；按门铃，也只能听见一声遥远的颤音；敲门，也只是让这回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轰隆隆地作响。
“一个人也没有！勤杂工在乡下！”我们背后响起一个声音，蛮警惕的样子，大约是被我们在门上敲鼓给吓住了。我们回过头，那里有一堵墙，墙头上，在菜豆枝蔓的阴影中，有一片男人的身影；他正拿着喷水壶，倒着一种让人觉得是厕所里粪便气味的液体。他是个蔬菜种植员，趁着夜里这会工夫，正在给植物施肥，这样就可以避免用臭气来打搅邻居了。
“但我们得进去！我们是国家防空联合会的！”
“谁？”
“国家防空联合会！”
在一间小屋里，一小盏灯光突然暗了下去。比昂柯奈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对我们权威的这个测试感到非常满意。“你看这意味着什么？”他慢悠悠地说道，“我们是国家防空联合会的。”
“勤杂工在乡下，因为怕警报，”上面那个黑黢黢的浇水人说，“但并不远：如果你们从那条路上去，会看见那顶上有座平房。你们就喊：‘比津！’她会回答的。”
“谢谢。”
“没什么。唔……你们是国家防空联合会的，这个蓝光我们可以这样点着吧，或者这是禁止的？”
“行，行，”我们傲慢地回答，“有一点点亮但你们可以点上……”
比昂柯奈，慢慢地，跟我说：“那玩意太臭。我们跟他说说？”
“说什么？”
“说是禁止的。会招来敌机。”
“什么呀，走吧，”我们于是上了那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那路爬在坡上，通往乡下。
在零乱的小屋子里，片片微弱的蓝光隐约可见，还能听见一些模糊的声音：提高的嗓音，碗碟的响声，孩子的哭声。屋外的夜是屋里夜的反面：我们是路上响起的陌生脚步，是还未入睡的人想去追寻、但已远去并消失掉的吹着小调的口哨。
勤杂工的家里有光。比昂柯奈，为了迅速建立一种权威性，大嚷道：“这光！这光！”但里头的光还是亮着的。
“比津！”我们仍是大叫着，“比津！”
“是谁？”
“钥匙！我们要学校的钥匙！”
“你们是谁？”
“我们是国家防空联合会的！那光！嘿，我说那光！”
百叶窗打开了，灯光毫无遮拦地照耀在整个窗户的方格里，展现出一个厨房的彩色视界，那里的墙上挂着一些铜制品和搪瓷制品，那个勤杂工说道：“你们别来烦我！”她手里操着一把刀和半个西红柿，刀上正淌着大滴的红色水珠。她猛地放下百叶窗，黑暗又回来了，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
比津在一排矮矮的藤架下迎我们而来。那里有个芦竹做的格子网架，她把西红柿放在上面，给它们撒盐。那是个深色皮肤的小个子女人，她挽着发髻的高耸发型给她带来一种庄严的魅力。她待在那藤架底下，继续在黑暗中给西红柿撒盐，动作娴熟，就像能看见一样。
她对我们表示怀疑；或者是懒得动。“可你们真是那些国家防空联合会的？”
“当然，您看：我们都带着睡衣，”比昂柯奈说，就好像这是个完全合逻辑的回答，他还展开自己的包裹，从里面掏出一条彩色条纹裤子，并把裤子拎在自己跟前，就好像要让人看看这确实是他的尺码。
勤杂工对那个奇怪的出示证件方式好像没有表示出任何异议的意思。只是说了句：“那为什么拜罗莫老师不在？”
拜罗莫是个小年轻，小学老师，正是被指派监视值班这桩事情的。
“因为有我们。是他派我们来的。”
勤杂工这才扔掉了西红柿，在围裙上擦干了手。我们跟她说不要这么麻烦，我们只要拿到钥匙就行；但是什么呀，她想来给我们介绍一切，因为我们不熟悉情况。“你们有电筒吗？”
“没有。我们在黑暗中能看得见，我们是国家防空联合会的。”
“一回事。不过我有，”她从那个巨大的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手电，白铁皮制的，她每走一步之前，那电筒里投射出的一束光，就像拐杖头一样，在她的脚尖前晃来晃去。
就这样，我们在那个下坡的石子路上走着，周围尽是菜园和葡萄园的小垛围墙，我们两个跟在那个慢条斯理的勤杂工身后。
“你之前可没跟我说过，”我对比昂柯奈说，“要带我来乡下过夜。”
比昂柯奈，什么都没说，倏地不见了。
勤杂工用电筒向四周扫了一圈。“另一个人去哪里了？”
“我怎么知道？”
突然，他从一小堵墙后跳出来，那个比昂柯奈，几乎就要跳到勤杂工身上了。他手里拎着两串葡萄。“拿着，吃吧，”他边说着边扔给我一串。
“好东西啊！”勤杂工说，“如果主人看到你们的话，能射穿你们！”
这下我们就成了偷果子的夜贼，那些我父亲总是用上了盐弹的步枪来威胁的人，那些以我遵纪守法的孩童时的想像，徒劳地想描摹出他们脸庞的人。这种夜间的放肆，就伴随着那些婴幼年月的遥远景象，又展现在我面前。
“好东西啊！”勤杂工说。
“喂！一个鸡圈！”比昂柯奈观察到，跟我说。“嘿，你觉得怎么样？”
没有月亮的空中，勉强能辨别出蝙蝠柔软的影子。在勤杂工的手电附近，飞来舞去的都是褐色的夜蛾。一只正在横穿小路的蛤蟆，停了下来，一副眼花缭乱的样子。“嘿，小心别踩扁了它！”什么呀，蛤蟆早从她脚边逃掉了。
我们来到了田地的尽头，那底下应该就是广阔的屋顶了。“现在她要骑上扫帚，飞翔在城市之上，”我这么想着。但是勤杂工已经把我们往学校的大门口带了，开了门。
她没开灯，就这么领着我们在长廊里和楼梯上走着。在手电的微弱光照下，一扇扇教室的大门，贴在墙上的教学招贴画列队般不断闪过。勤杂工四处打量着周围，一副焦虑的神情，就好像是担心要把那些她花了很大气力才打扫干净和收拾妥当的房间和物件留给我们来摆布。
她让我们爬了很多级台阶后，打开了我们的营房，然后就消失了。正当我们在占有这间房时，就听见她趿拉着鞋，还嘟嘟囔囔地，在长廊里走着，一会在这层，一会在那层。“她在干什么？都用钥匙锁起来了吗？还是她也想整夜地留下来当看守？”
突然，底楼大门的铰链嘎吱响了一声，然后门锁就弹了上去。
“她走了？”
“钥匙没留给我们？她把我们关在里面了！这个巫婆！”
我们去看了看底楼的窗户，但那些没有铁栅栏的窗户离地面很高，不只是不能跳下去，而且我们连上都上不去。
我们就打起了电话，找那个拜罗莫，他也应该有钥匙的。打到他家里，我们吵醒了他母亲，但他却不在；在别的学校里，我们本应该能找到其他和我们一样被调遣过来做看守的，但没有一个人接电话；不管是给利托里奥组织，还是给法西斯大楼打电话，都没用：我们吵醒或是打搅了半个城市的人，最后却偶然地在一家咖啡店里找着了他，因为我们正在向那里询问能不能用电话来赌桌球。
“啊，好的，我马上就来，”那个缺德鬼说。
等他的时候，我们就在学校里逛了起来，在教室里，在健身房里：但什么有点意思的东西都没找着，然后又不能开灯，因为窗户上几乎处处都没遮拦。我们又回去躺在我们的行军床上，读书，抽烟。
那本被比昂柯奈烧掉了一半的插图杂志里，满是从空中拍摄到的一些英国城市，还能看见落在城市上方的一串串炸弹。我们不知道这是想说明什么，于是就心不在焉地翻了起来。然后上面还讲述了有关罗马尼亚卡罗尔国王[146]的所有故事，因为就是在那些天，那里发生了政变，他们换了国王。文章挺有趣，尤其是对我们这种还不习惯在杂志上阅读宫廷里和政治上阴谋诡计的人。我高声地读给比昂柯奈听。那上面还有卢佩斯库[147]的故事，我们边读边评论，狂笑不止，兴奋地感叹着，不只是因为故事本身，还是因为那个名字：卢佩斯库，是如此娇弱的凶蛮[148]，充满了阴影。
“卢佩斯库！卢佩斯库！”我们大叫着，在床上蹦了起来。
“卢佩斯库！”我在回声连绵的走廊里叫唤着，还从窗户上探出头去，望着夜晚漆黑的斗篷，我仍无法把自己裹入其中。
比昂柯奈找到了两个防毒面具。“这就是给我们准备的！”我们立刻就试着把它们戴在头上。戴着面具呼吸很困难，面具里头有股生橡胶一般和仓库里的气味，令人生厌，但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是一种完全不同寻常的物件，因为从小，在学校里，防毒面具的实用性，还有对于偶然、甚至是可能的窒息气体攻击进行自卫的简易性，早就如同宗教物件一般，被孜孜不倦地灌输给我们。就这样，我们顶着变成了巨大蚂蚁头的脑袋，就像从显微镜下看到的那样，咆哮般口齿不清地对着话，半瞎地在学校过道里转悠。我们还找着了头盔，是老式的，一五年战争时用的那种，还有斧子，玻璃被刷成蓝色的手电筒。这下，我们作为“国家防空联合会成员”，这设备方面算是齐全了；我们全副武装，在走廊里阅兵般列队前行，还唱着进行曲：“Un-pà！Unpà[149]！”但是经过防毒面具，发出来的声音就成了模糊的“哇！哇！”。
“唔—哎—唔！”比昂柯奈咆哮道，他用一种蜿蜒曲折的运动，把自己裹在一扇窗户的大帘子里。
“唔！唔！”我应他道，举起斧子，就好像这是战争中的呼嚎。
比昂柯奈做了不对的动作。“唔—哎—唔！”他又抑扬顿挫地念了一遍，还用淫荡的扭屁股动作来加以强调。
“啊！”我明白了，满腔热情。“卢佩斯库！卢佩斯库！”我们继续表现着防毒面具版本的、卡罗尔国王和他情人生活中的场景。
铃响了。是拜罗莫。我们相互都做了个别吱声的手势。我们静悄悄地下到底楼的教室里。拜罗莫仍在按铃，还敲起了门。我们先前研究过出去方法的底楼窗户，打开后就一直敞在那里了。我们在两扇不同的窗户前探出头来，戴着防毒面具、头盔、防芥子气手套，比昂柯奈手中握着把斧头，我操着一条泵管。拜罗莫是个年轻人，小个头，金色的头发，在利托里奥组织分队长的制服里尤是显得瘦削，还罩着件撒哈拉驻军的外套，蹬着双大靴子。他终于按累了，因为既看不到有活物的痕迹，也没有亮灯，就准备离开了。比昂柯奈用斧头敲了三下。拜罗莫朝那扇窗户转过身来，看见一个探出头来的轮廓。“嘿！”他说，“是你吗，比昂柯奈？”我们没吭声。他打开电筒，对准窗台。“哦！”他照出了防毒面具和斧头。“嘿，你那里怎么了？你疯了吗？”在那扇窗户里传出一阵水的倾泻声。从另一扇窗户里则是喷出了一股水流，直涌到人行道上。是我把泵管和水龙头接在了一起。
路上有行人经过，他们停下来，观望着这场忙乱。拜罗莫立刻就把他的照明灯投到我的窗户上来。他正赶上看见我戴着面具的头露出来，看见我戴着手套的手拽了泵管后就消失了。
他又把光束指向先前的窗户上，但那里也一个人都没有了；行人围到他身旁。“怎么啦？怎么啦？有毒气吗？有毒气吗？”
他不想说那应该是个玩笑，觉得这样一来自己就失了威信；再说他也搞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是个吹毛求疵的家伙，没有幽默感。
“那边！那上面！”一个行人说，指着三楼[150]的一扇窗户。他看见那里露出了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幽灵。拜罗莫尽量用他手电筒的光束去追寻这幽灵，然而它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嗨！这些白痴！你们给我下来！”四楼的窗户上又出现了另一个幽灵。“究竟是怎么回事？”行人问道，“学校里有毒气吗？”拜罗莫就说：“什么呀，什么都没有……”于是我们就继续地从那些窗户中露面与消失。“这是操练演习吗？”人们问道。“没什么，没什么；散开啊，散开啊，”他把他们打发走了。我们玩得差不多了，就停下来。
这个拜罗莫的权威不是很小，而是一丁点都没有。他是一个好小伙，这得承认，或者说，反正他是没有足够的记忆和充沛的感情来蓄积报复之心。“噢，你们究竟在干什么，你们真傻呀，这实在是傻子才干得出来的事情，”他用那抱怨、冗长而令人生厌的语调申斥起来，夹杂着他疲乏的辱骂，但已经让人明白，他内里的那一点点气愤，也正在迅速地瓦解开来，因为在他脑袋中，一切都是趋于简化并平缓下来的。我们对他的威信和我们的义务所做出的那场精彩嘲弄，对他来说，全是白费：他只是带着一个不会维持秩序的老师那种惯常的厌恶腔调来看待我们的。所以，他埋怨地责备了一番后，就过渡到教我们使用那些器材，这些东西我们之前都已经检查过了，并过渡到来跟我们解释我们的任务。他把我们带到顶楼，给我们指了指装沙子的箱子，沙子撒出来可以用来使小型燃烧弹失去作用。
他一副非常有把握的模样，好像又对自己的威信恢复了意识。他把钥匙交给我们，嘱咐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都不能使教学楼处在无人看守的状态。
“是的先生[151]，是的先生，会处理好的……现在我们就出门去，和女人一起去，”比昂柯奈对他说，还是他那副完美无缺的神情。
拜罗莫张大了嘴，皱起了额头，耸了下肩，嘟哝着走掉了。他阴郁而不幸地回去了。
那之后不久，我们就出了门。已经过了半夜十二点。那既没星星也没风动的温热黑暗还在继续。路上几乎没有一个人经过。广场上，在隐约可见的红绿灯下，有个矮个子男人的身影，这身影上有只点燃的烟头。比昂柯奈从姿势上认出他来，他双手插在口袋里，两腿叉得老开。这是他的一个朋友，帕拉蒂阿尼，著名的夜游人。比昂柯奈吹出一支曲子的旋律，那应该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另一个人哼起了曲子接下来的部分，就好似处在一种突然爆发的愉悦之中。我们走过去。比昂柯奈想跟他讨支烟来抽，但帕拉蒂阿尼却说自己没烟了，反倒从比昂柯奈那里搞到一支烟。借着蘸蜡火柴的光，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他还年轻着就已经过早衰老的苍白脸庞。
他说在等什么凯蒂，这人对比昂柯奈来说很有名，她先前去了一家别墅里的聚会，这会该回来了。“只要她别在那里逗留，”他说，突然笑起来，哼唱起一支狐步舞的小调。他还说了，先前看到一个什么劳里，和一个什么罗塞拉在一起，他是怎么跟她们说了一句暗示的话，这话我没听懂，比昂柯奈却是大加赞赏。然后他就问我们：“新黑暗恶作剧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我们说，他就给我们解释了一番。我们对此非常感兴趣，很快就想来试试。但帕拉蒂阿尼，不知道要忙什么神秘的事情，跟我们告了别，哼着小曲远去了。
这个黑暗恶作剧是，比如，这个：我们两人非常匆忙地行走，手里的烟得点着；我们看见在同一边人行道上，正独自走来一人，但和我们的方向相反；于是，我们就继续肩并肩地走着，一个人用右手，另一个人用左手，分别把两支点燃的香烟举到我们头的高度；行人看见两点远离的烟头，就以为可以从中间穿过，然而却会突然发现去路给两个人拦住了，然后就会像傻瓜一样待在那里。然后还可以反过来做：我们两人隔着一段距离地并排走着，在人行道的两边，这次却是把点着的两支香烟拿得很近，持在我们两人中间；行人就以为我们走在人行道的正中央，于是就让在一旁，这样就会和我们中的一个相撞；还会结结巴巴地说：“噢，对不起！”然后就迅速绕到这条人行道的另一侧，又会和第二个人来个鼻对鼻。
玩这些游戏，得找着合适的行人，我们度过了愉快的几刻钟时间。有些人，晕头转向地，直说对不起，其他人则是嘟囔着谩骂，或者还有点要吵架的意思，但我们总是迅速躲开了。我每次都很局促不安，把每个前来的行人都想像成什么神秘的夜间人物，什么操刀子的家伙，面目狰狞的醉汉。然而他们都是些职业人员，饱受失眠之苦，带着猎狗出来散散步，或者是一些乏味的赌博人，玩完了以后正往家赶，再或者是些送煤气罐的值夜班的工人。我们差点和两个不友好地盯着我们的警察开上玩笑。“周围一切秩序还好吧？”比昂柯奈厚颜无耻地对他们说，我拽了拽他的袖子。
“什么？你们想干什么？”警察说。
“我们是国家防空联合会的，在执行公务，”比昂柯奈跟他们说，“我说：一切还秩序井然吧？”
“啊？对，对，秩序井然。”他们不是很信服地告了别，走掉了。
单独走动的女人，也是我们想找的，却没有，除了一个成年妓女，玩笑都跟她开不成，因为她不仅不想避开冲突，还想挑起冲突。我们点燃一根蘸蜡火柴来看看她，然后马上就掐灭了。在简短的盘问后，我们就让她走了。
这些玩笑在从老城区下来的狭窄漆黑的阶梯小路上，比在宽阔的大路上耍起来更有意思。但在那里，阴影，拱门和栏杆上的图案，陌生房子的逼仄，还有夜晚本身，都成了一种游戏，我们就停下用香烟搞鬼了。
从和帕拉蒂阿尼的对话中，我就已经明白，比昂柯奈并不是那种我指望的夜生活行家。他总是有点太着急地说：“是啊……当然……不对，就是她！”对帕拉蒂阿尼提到的每一个名字，他总担心自己会显得不了解行情；当然，大概的情况他也是知道的，但他所掌握的信息，与帕拉蒂阿尼表现出来的绝对精通比起来，肯定都是粗浅而疏漏的。甚至，我看见帕拉蒂阿尼的离去心下都有些惋惜，想道，他，也只有他，而不是比昂柯奈，才可以领我进入那个世界的核心。现在，我带着批判的目光，仔细观察比昂柯奈的每一个举动，等待能在他身上确认出那种最初的信任，或是等待彻底地失去这种信任。
当然，对我们的这次夜间散步，我体会到一种失落感。或者总之，是一种与那样的期待相反的印象。我们在一条贫困狭窄的小路上转悠，一个人也没有，房子里的灯全是灭着的，但我们感觉是在很多人中间。暗淡的围墙上铺满了杂乱无章的窗户，或是大开，或是半开，从每扇窗户里都透出一阵微弱的呼吸，有时则是阴郁的鼾声，闹钟的滴答声，水池里叮咚叮咚的滴水声。我们走在路上，这声响都是家里的声响，成百户人家合在一起的声响；甚至连那无风的空气，也拥有了这人类的睡意承载在房间里的那种沉重。
那些正睡着的局外人的出现在诚恳的魂灵中引起了一种自然的敬意，我们不情愿地对此胆怯起来；而急促呼吸那种被破坏与不规则的协调，闹钟的滴答声，这些房子的贫穷，都会让人感觉，这种休憩是暂时的，而且是劳累的；周围随处可见的战争痕迹：蓝色的灯，用棍子撑起的墙，成堆的“泥土袋”，指向避难所的箭头，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出现，都好像是在威胁那一片疲劳人们的睡眠。就这样，我们压低了声音，不知不觉地丢弃了那种要喧闹，要违规，要对所有的人情世故去施暴的思维。现在主导我们心态的是一种共犯感，我们是在那些墙后面酣睡着的陌生人的共犯，这心态还是发现了他们一个什么秘密，并知道要去尊重这秘密的感觉。
这路在一节有铁栏杆的台阶上结束了，那下面，在一片黯淡的月光中，是个空荡荡的广场，还有堆积在一起的摆货摊用的桌板和支架。而周围，是一级级阶梯式的老房子群，那里膨胀着睡意和呼吸。
从一条下到广场上的路上，响起了脚步声和歌声：那是一阵合唱，粗俗不堪，声音是既不和谐也没热情；还有重重鞋子的踏步声。走下来一支军事队伍，都是些中年人，一个接着一个，还有其他一队人，跑着追上他们，穿着黑衬衫，像套在袋子里一样地套在灰绿色的粗糙制服里，身上的步枪和干粮袋上下直晃。他们正唱着一支通俗的老调，但带有几丝犹豫和腼腆，就像不大情愿一般，现在夜晚把他们从各种军纪下释放出来，让他们炫耀出雇佣兵的本性，他们是所有人的敌人，凌驾于法律之上。
他们在那一刻的侵袭带来一种暴力的风气；我浑身的皮肤都皱了起来，就仿佛自己突然被打入了内战，而这场战争的火苗一直就留存在灰烬之中，不时地燃起一条火舌。
“你看这帮人！”比昂柯奈说，我们歇在栏杆边，看着他们在那个空荡荡的广场上远去，步伐如同雷鸣般震耳。
“他们从哪里来，是啊，他们从哪里来？那上面怎么了？”我问道，并肯定他们是从谁知道什么妓院里出来，然而也可能是刚从山上什么无意义的警卫队值班回来，或者是从什么行军演习中回来的一支队伍。
“那上面？啊，是啊，应该是有的……”比昂柯奈说，还在暴露他有限的能耐。“可你跟我来，我知道要把你带到哪里去！”
士兵的出现破坏了支配着我们的宁静气氛：现在我们是既紧张，又兴奋，还有一种要行动起来的感觉。
我们从朝向广场的台阶上下去。
“我们去哪里？”我问。
“啊！去找卢佩斯库！”他道。
“卢佩斯库！”我大叫道，并让到一旁，因为一个佝偻的男人正在上台阶，灰色的头发几乎都剃光了，没穿外套，正用那多结的大手扶着栏杆往上爬。这男人，也不正眼看我们，继续爬着，并用浓重的男中音说：“劳动者……”
比昂柯奈已经在嘟囔着一个回答了，“这没什么好嘲笑的，我们也工作的，以我们的方式，”老头走到台阶顶上，用同样浓重，但更低沉的声调补充道：“……你们团结起来！”
我和比昂柯奈停下来。
“你听见了吗？”
“嗯……”
“会是个共产党吗？”
“‘劳动者，你们团结起来！’是个共产党，你听见了吗？”
“但不像个醉汉吗？”
“什么呀：他走路时是直着的。他就是个共产党！老城里头全是共产党！”
“我们去跟他谈谈！”
“走啊！我们去追他！”
我们转过身，跑着爬起了台阶。
“但我们跟他说什么呀？”
“首先我们要让他明白，和我们是可以谈话的……然后我们要让他跟我们解释一下那句话……”
但是那个男人不在了；那里岔出许多条小巷；我们胡乱地从一条小巷跑进另一条；他消失了；搞不清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钻到哪里去；但反正我们是怎么都找不着他了。
我们满心的好奇与不安：不安于要撕破条条约束，要做出一些新奇和禁忌的事情。但这个不明确的愿望最容易表达出来的形式就是性，于是我们就往某个梅里—梅里家走去。
这个梅里—梅里，住在一座低矮的房子里，底楼是停马车的马厩，屋子处在麇集成堆的老城区房子和乡下菜园的交界处。石子路从一座黑黢黢的拱门里出来，经过梅里—梅里家的房子，又沿着一排金属网继续延伸，金属网外雪崩般的垃圾塌落在一座荒芜的斜坡上。
我和比昂柯奈来到那房子屋檐下、隔着厚厚的窗帘还能透出光来的一扇窗户前；比昂柯奈吹了两次口哨，然后又喊了声：“梅里—梅里！”
窗帘给拉了起来，窗户里出现了一个女人白晃晃的形象，一张好似给头发的黑色包围起来的长脸，肩膀，还有胳膊。“怎么了？你们是谁？”
“卢佩斯库！”我慢慢地跟比昂柯奈说。“喂，那个是卢佩斯库！”
比昂柯奈尽量使自己站在一盏街灯微弱的灯光下。“是我，你不认识我了？你肯定认识我的，我上星期才来过！现在我是和一个朋友来的。你让我们上来吗？”
“不，不行。”她把窗帘放了下来。
比昂柯奈又吹了声口哨，喊了一声。“梅里—梅里！噢梅里—梅里！”并使劲地捶起门来。“她必须得开门，该死！她为什么不行？”
女人又探出头来。现在她嘴里叼了根烟。“我不是一个人。你们一个小时以后再来。”我们在那里听了一阵，直到听见她房间里头确实有个男人。
我们又晃荡起来。现在走上了介于老城区和新城区之间的一条路，这里古老而逼仄的房子也给刷上一种城市特有的、具有现代感的朦朦胧胧的漆。
“这是条好路，”比昂柯奈说。迎面走来一个身影：是一个秃顶的小矮子，尽管那会不是很热，他趿着凉鞋，穿着长裤，套着背心，脖子上还扎着条深色的细围巾。
“喂，年轻人，”他低声说，大睁着被浓密的黑眉毛围住的两只圆眼，“你们想做爱吗？你们想去找皮埃利娜吗？怎么样？如果你们想的话，我给你们地址……”
“不，不，”我们说，“我们已经有个约会了。”
“皮埃利娜可美了，你们知道吗。怎么样？”小矮子往我们脸上吐着气，眼睛着了魔一般。
但我们已经看见路中间又走来另一个角色，一个跛脚的姑娘，不怎么漂亮，穿了件那种所谓“尼基”[152]的罩衫，头发削得很短。她在和我们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停下。我们避让开秃顶的小矮子，走近那姑娘。她伸出一只手，手里拿着张纸条。“谁是比昂柯奈先生？”她用游丝般的声音问道。比昂柯奈接过纸条。借着街灯的光，我们读到一句话，字迹清晰，还有点学院作风：“爱的乐趣你了解吗？—维托·帕拉蒂阿尼。”
这封短信的含义和它被投递给我们的方式都很神秘，但这帕拉蒂阿尼的风格却是毫无疑问的。
“帕拉蒂阿尼在哪里？”我们问那姑娘。
她咧嘴一笑。“你们跟我来。”
她进了一扇黑洞洞的大门，我们爬上了很陡一段没有楼梯平台的狭窄楼梯。她用一种约定好的信号敲了一扇门。门开了。那个房间贴着碎花的壁纸，房间里有个化了妆的老女人，坐在一个沙发里，房间的一角还有个留声机。跛脚姑娘打开一扇门，我们又来到另一个房间，那里全是人和烟。他们围着一张打牌的桌子。没人回头看我们。这房间完全是封闭的，烟浓得几乎叫人看不见，里头热得每个人都在出汗。在那一圈站着看别人打牌的人里，也有一些女人，不漂亮也不年轻；其中一个只穿着胸衣和衬裙。跛脚姑娘同时又把我们带进一间略有点日本风格的客厅里。
“可帕拉蒂阿尼在哪里？”我们问。
“他这就来，”她说，把我们丢在那里。
当帕拉蒂阿尼抱着一叠弄皱的床单匆匆忙忙地走进来时，我们正在观察这个地方。“亲爱的，亲爱的，怎么样？”他像往常一样非常愉快地说道。他没穿外套，打着色彩鲜艳的蝴蝶结领带，我敢肯定我们之前在路上碰到他时，他并没这么穿戴。
“你们看见多罗莱斯了吗？什么？你们不认识多罗莱斯？啊呀，啊呀！”他又抱着那一叠床单走了。
“他究竟是干什么活的，这个帕拉蒂阿尼？”我问比昂柯奈，“能知道吗？”
比昂柯奈耸耸肩。
进来一个女人，这家伙还挺年轻，面容憔悴，还扑了点粉。“啊，您是多罗莱斯吗？”比昂柯奈问道。
“得了吧，”那女人答道，又从另一个门里出去了。
“能怎么样呢，我们等等吧。”
过了一会，帕拉蒂阿尼回来了。他在长沙发上坐下，坐在我们中间，请我们抽烟，还用一只手拍了拍我们的膝盖。“啊呀，啊呀，亲爱的，多罗莱斯，你们会玩得开心的。”
“那要多少钱？”比昂柯奈问，并不受那种热情影响。
“谁知道啊，你们进来时给了那太太多少钱？对，在入口处……什么，没给？这里是先给太太付钱……”他耸了耸肩，伸了一下双臂，一副在说“就是这么个规矩，你们想怎么样？”的表情。
“到底多少钱？”
帕拉蒂阿尼，撇了一下嘴，说了一个数。“放在一个信封里，我建议你们，这样更高雅，对……”
“那么，”比昂柯奈说，“我们马上就去，我们马上就去付钱……”
“也不用，”帕拉蒂阿尼说，“现在没关系，你们以后再付钱……”
“嗯，最好马上就付，”比昂柯奈说罢，就已经让我穿过打牌人的房间，再穿过前厅，又推我进了楼道。
“他疯了！”我们跑下楼时他说。“离开这里，赶快！跟梅里—梅里，我们只付一半的价钱。”
在路上，我们又碰到了那个穿背心的小矮子。
“嘿，你们去找皮埃利娜了吗？”他问我们。“你们跟她说‘跪下’了吗？”
“不，我们没去那里，”我们没歇脚地回答了他。
但他往后退着地小跑起来，继续挡在我们前面，瞪着那双熠熠发光的圆眼说：“跪下！跟她要说：‘跪下！’而她呢，皮埃利娜，就会跪下了……”
我们回到梅里—梅里那边。这次，我们一叫唤，她就下来了，打开了门。这下我才看清她：她个高，人瘦，像马一样，胸部是长方形的；她看人不看脸，蓬松的一绺头发下是双半闭的眼睛，直盯着自己的前方。
“快点，让我们进去，”比昂柯奈对她说。
“不行，太晚了，现在我要睡觉了。”
“你说什么呀，我们之前就来过了，等了你整个晚上。”
“这又怎么样，这会我累了。”
“我们只待五分钟，梅里—梅里。”
“不行，你们是两个人，我不能让你们两个都上来。”
“就五分钟，两个人……”
“那么……”我说，“我等着……怎么样？我在外面等着……”
“嗯，”比昂柯奈说，“我先上来，然后他上来，行吗？”然后跟我说：“你等着，我一刻钟后下来，然后你就去。”他把她推进屋子，进去了。
我上了条往海边去的路。穿过城市。主干道上正经过一列军用卡车，就在那会停下来了。借着车灯奶状的光，能看见士兵从车上下来伸伸胳膊踢踢腿，用瞌睡的眼睛四处观望着漆黑和陌生的城市。
很快就下达了继续前进的命令。驾驶员又攀到方向盘前，其他人也爬上去，一辆辆的车子就消失在黑暗中。这一列队伍，被自己的引擎摩擦着，在由于灯光和黑暗交替出现而被遮蔽住眼睛的人前，几乎难以被看见，就这么经过和消失了，就像从来没存在过一般。
我来到港口。海上没有光亮，只有当波浪拍打在滑溜溜的堤道上，只有闻到那久远的气味时，才能感觉到大海。一阵徐缓的海浪正雕琢着礁石。狱警在监狱前踱来踱去。我坐在堤道上，一处避风的地方。我面前是一座城市和它飘渺不定的灯光。我是既瞌睡又失望。夜晚在拒绝我。而我也不再对白天有任何期待了。我该做什么呢？我渴望自己能迷失在夜晚中，渴望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都献给它，献给它的黑暗，献给它的反叛，但我明白，它的迷人之处只在于那种对白昼沉默而绝望的否定。现在就连小巷里的卢佩斯库也不再吸引我了：那是个多毛瘦削的女人，她家里还发臭。我渴望从那些房子里，从那些屋顶上，从那不作声的监狱中，什么在夜间发酵的东西能够升腾起来，能够苏醒过来，开启不同的一天。“只有伟大的白昼，”我想，“才能拥有伟大的夜晚吧。”
一伙渔夫来到拴在堤道上的船边，拿着船桨和渔网。他们在那种寂静之中高声说话。拂晓时他们就得待在深海中了。他们装备了船只，出发了，消失在昏暗的水中，但仍能听见他们在大海里的声音。
在黑暗中醒过来的意义，那凄凉出发的意义，在拂晓前凛冽空气中划船的意义，都使我的眼睛加倍地沉重起来，使我越发战栗。我展开双臂，颤抖地打了个哈欠。就在那一刻，就好像是从我胸腔中发出来的一样，响起了汽笛的轰鸣声。那是警报。
我这才想起学校可是无人看管，于是就往城里跑去。那是一段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恐惧的年月；经过那些小路，已经能隐约看见一些大家全都遽然苏醒的迹象：屋子里的声音，亮起又突然熄灭的遮挡住的灯光，还有一些衣服穿到一半、拥在避难所的门槛上、望向空中的人。
我来到学校，——我有钥匙——，进去，在各个教室里兜了一圈，把所有的玻璃窗都打开，是他们教我这么做的。打开一扇窗户时，我听见一阵嗡嗡声：满载炸弹的飞机正划天而过，它是那个荒唐夜世界中的儿子与国王。我试图用目光去追随它，甚至还尽力去想像，那上面，一个男人坐在座舱里，在空中，正在辨认航向。飞机掠过；天空又萧索和安静下来。我回到我们的房间，坐在床上。翻着杂志，那些被摧毁的英国城市在我眼皮底下滑过，它们被划过的子弹点亮。我脱了衣服，躺下。汽笛仍在响着；警报已经结束了。
比昂柯奈不久后也到了。神清气爽，头发梳得很整齐，喋喋不休，就好像那时夜晚才刚刚开始。他跟我说这警报是如何在爱意最美妙时破坏了他的好事，还描绘了一番半裸着的女人逃去避难的不可能的情景。他坐在床上，我躺着，我们抽着烟，继续说了一会话。最后他也躺下了；我们互道了早上好和做好梦；已经是黎明了。
可我这会却怎么都睡不着，在床上辗转反侧。那会我父亲已经起来了，已经气喘吁吁地扣上护腿，穿上猎服，衣服里鼓鼓囊囊的全是工具。我感觉能听到他在还是沉睡着和黑漆漆的家里走动，能听到他叫醒了狗，使它的狂吠平静下来，跟它说话，并回答它。他用煤气灶热了热早饭，为狗，也为他自己；他们一起吃着饭，在寒冷的厨房里；然后他斜背上一个篮子，手里还捧着一个篮子，出门了，步子迈得很长，山羊似的白胡子裹在围巾里。在乡间的驴行小道[153]上，有狗铃铛作伴的他的沉重脚步，他持续的咳嗽和吐痰，都好像是时间的记号，沿着他这条路边上住的人，在半睡半醒中听到他走来，就明白是时候该起来了。他和第一缕阳光一起来到了自己的农场上，把农民叫醒，而在他们下地干活前，他就已经转过每一块地了，已经查过已经干完的和还要干的活，并叫嚷和咒骂起来，他的声音充斥着整个山谷。他越步入老年，他和世界的冲突就越具体在那个早起的问题上，具体在他是第一个把脚踏进整块地里的人，具体在对所有人那亘古不变的指责上：儿女，朋友，敌人，指责他们是一伙好逸恶劳的无用之人。也许他唯一幸福的时刻就是拂晓的时候，当他和他的狗走在那些熟悉的路上，当他从让他窒息了一晚的支气管黏膜炎中解脱出来，看着橄榄树枝蔓间的一排排葡萄树的颜色缓缓地从混沌不明的灰色中浮现出来，并一个个地识别出清晨小鸟的啭鸣。
就这样，我用思绪跟随着父亲走在乡间的脚步，我睡去了；而他永远不会知道，我跟他曾是如此地接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