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梅那坡》，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62年，第5期。这篇文章提到了同样刊登于《梅那坡》第5期上的其他文章［所有这些文章都参与了维托里尼在第4期上以《工业与文学》（“Industria e letteratura”）这篇文章发起的讨论］：佛朗哥·福尔蒂尼（Franco Fortini）的《如鸽子般狡猾》［“Astuti come colombe”，后刊登于《权力的验证》（Verifica dei poteri），米兰：试金石出版社，1965年］；弗兰切斯科·雷奥内提（Francesco Leonetti）的《一个社会的补充》（“Un supplemento di società”）；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的《论作为对现实义务的创作方法》（“Del modo di formare come impegno sulla realtà”）。安杰罗·古耶勒米（Angelo Guglielmi）在《梅那坡》第6期上与我的《挑战迷宫》展开了争论。在他的文章发表之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他也对我进行了回复［如今，这些文章都收录《先锋与实验主义》（Avanguardia e sperimentalismo），米兰：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1964年］。
一
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哲学、文学和艺术就受到了创伤，至今尚未平复。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人们致力于确立人与自身、事物、地点，还有时间之间的关系。但是，如今所有关系都改变了：不再是事物，而是商品，是系列产品。机器取代了动物，城市成为附属于工厂的宿舍，时间变成了时刻表，人成为齿轮。唯独各个阶级才具有一段历史。生活的某个领域显得并非真正的生活，因为它没有特点，而且是所处阶级强加于它的。而且，最后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生活占据了所有生活的95%。
如今，我们进入了彻底工业化和自动化的阶段（这个世界还有一大部分处于这个阶段以外，但这并不重要；现在，任何地方的事物都作跳跃性发展，一旦启动，就立刻能够到达）。我们超前地进入了一个能够控制形势的理性体系（一个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机器比人类更发达，事物对意识发号施令；社会一瘸一拐，蹒跚而行，所有地方都试图跟上科技的进步；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如自然—地震的力量一样起着促进的作用；殖民社会和前殖民社会的觉醒从另一个方面提供推动力；西方的工人阶级不再能够确定自己是资本主义根本性的对立面，因为如今的决定性力量好像是另外一些（不再仅仅是东西方的“力量关系”，而是作为另外两个问题的对立面和根本问题的“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终于感觉到自身的衰老，于是在名称前面增加了一个“新”字，试图令自己相信它不过是一个家长制的生产和销售服务组织；社会主义感到从未有过的年轻，如同正在变声期的少年，一方面有点害羞，另一方面又在有意地让人们听到他那嘶哑的声音；它又像是没有调试好的摩托车，甚至是拼命以撕裂和刮擦的方式在进行磨合；在如此复杂和变化多端的形势下，文化具有很多层次，所以对于它的评价不能只是历史性、线性和简单化的，而要借助于人种学家和社会学家分层和微观调查的工具。
总之，我们尚没有能力去应对这一切，因为我们既不具备指导公共生活的工具（我们甚至没有能力禁止建筑丛林将意大利变成一个可怕的国家），也没有个人的工具，以便对私人生活进行指导（我们的生活忙忙碌碌、气喘吁吁、生机勃勃，然而，我们会怀疑反复的思考是否徒劳无益，担心自己是否在浪费生命）。不过，如今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这仅仅是因为我们缺乏相应的能力。在我们面前诞生的希望，至少和破灭的希望一样多。我们可以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生活，那些“大众文化”的倡导者就像四旬节期间的讲道者一样，他们的话在眼前是有道理的，但在未来却并非如此。人类是在一个从关系上讲游离于家庭和文化以外，从道德上讲游离于宗教以外的世界中发展。我并不是要说，它比以前的那个社会更好还是更坏，这样比较是没有意义的。我是说，人类将会发生变化，会变得多姿多彩，与今天不同，也会具有意义和价值。它并非平淡无奇，而是会变得幸福或者不幸，总之会与现在不同。
尽管这是一个泛机械的时代，尽管人们关于“2000年”有过无数预言，赫胥黎的消极预言，马雅可夫斯基[25]的积极预言，但是，可以说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出乎我们的意料，而且我们始终在为此感到惊奇。假如将话题仅限于对未来的那个伟大而又复杂的解读，也就是马克思的解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解读（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勾勒出的那幅画面（狄更斯笔下那个黑暗的伦敦出现了普遍的无产阶级化）并没有真正出现。但是，马克思的解读却在本质上得到了实现：在公共或者私人生活的每个时刻，任何人都没能逃过成为工业齿轮的命运。至于他的积极预言（关于社会主义未来的预言），也就是人类的解放，在本质上也还没有实现。不过，他所勾勒的画面却已经出现：作为苏联人目标的“美国式生活水平”和一个庞大的生产—销售—借贷装置，已经准备好摆脱对于物质的需要。
所以说，假如文化尚未从工业革命带给它的创伤中恢复，那么我们也无法希望它很快复原。这个进程还在继续，而且假如它停在半路，那就会产生麻烦；只有继续前进，直至到达极端的结果，它才会有意义（也就是令我们获得解放）。所以，人类始终被迫在努力适应和调整，而文化对其的作用就在这里。假如有人幻想找到了一种传统的平衡，以便弄明白事情到底是在按照这样还是那样的方式发展（为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辩护），那可就麻烦了：他相信自己是现实主义者，实际上却是个谎言家。总之，我前面所说的创伤并不具有创伤那种偶然性的特点，而是我们的生存状况。另外，我们也无法想象自己身处与此不同的状况当中，而在这个状况之外，不存在历史、科学和艺术。科学态度和艺术态度已经彼此呼应，两种态度同时包含着研究与规划、发现与发明。政治态度也是如此（从广义上来讲：就是创造历史、文化和文明）。这种共同的态度，才是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统一起来的道路。否则，在谈论到各种特定的话题时，文化是如此千差万别。
二
面对违反人性而又缺乏诗意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丑闻，文化可能会做出两种回答：接受它，从而将它归还给人类历史；拒绝它，继而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将它与另一个价值世界对立起来。借助马克思的理论，哲学文化立刻找到了第一条出路：为了整个人类新的自由而进行的极端异化和物化，将被完全颠覆。通过美学主义，艺术立刻找到了第二条出路：反对资产阶级进步中可怕的窠臼，创造一种居于时空以外的美的宗教。在各自的范畴当中，它们都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回答，美学主义并不将资本主义丑陋的救赎置于历史的层面上，它的使命仅仅是创造一些画面，它们处于这个世界以外，是另一种画面。社会主义并不打算在今天为我们提供新的形式和东西，以便与异化相对立。它的使命是为今天的行为描绘历史前景，也就是一个伦理和目的论的范畴。
假如我们将波德莱尔的形象（不仅作为诗人，而且作为至今仍旧无与伦比的文学与艺术评论和革新的权威）作为这种被称为美学主义态度的典型范例，那么可以说波德莱尔是在文学层面上唯一能够与马克思并驾齐驱的人。他们是不同类型的炮兵，朝着各自的靶子开火。不过，无论对他们中的这些人还是那些人来说，这个靶子都是同一个对象，那就是资产阶级和它矫揉造作的世界，既恐怖又无法在其中生存。（假如谁想找出马克思和波德莱尔思想的相似之处，就要考虑到马克思关于人类理想的描述所具有的古希腊和文艺复兴式的魅力，以及波德莱尔设想的现代工业城市所具有的魅力，而不只是它所呈现出的地狱般的恐怖；不过，无须将这种交换发展到想象出一个“唯美主义”的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波德莱尔。）同时，我们也会立刻找到美学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结合，尤其是在英国文学当中［莫里斯[26]、罗斯金（Ruskin）和王尔德］。
上述这一切都是为了确定，如果我们假设工业时期的某个文学地带（它令人想起“美学主义”、“逃跑主义”、“异域风情”，或者对于这个流派最为消极的理解，也就是“颓废主义”诸如此类的标签）并不存在，那就是误入歧途。美学主义以及所有紧随其后的流派不仅仅是工业文明的一个成果，还是第一个和最直接的成果。“逃离”到《南洋》，是因为那似乎是确定与工业主义相关的某些东西的唯一方法：诞生了象征主义，发现了黑人艺术，或者是找回了童年和失去的时光，还有开始热衷于纯粹的语言和潜意识；并且，始终以与所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斗争、改革或者适应）为基础，乐于接受生命的多样性和矛盾性。这一切都始终遵循与我们生存的这个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或斗争，或改革，或适应。如此一来，我就会像文学类社会学的论述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说到一些显而易见和老生常谈的事情。
我还想谈谈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文学可能进行的另外一种形式的抗议：接受工业革命的现实，而不是去拒绝它，继而将它加入自己诗歌世界的画面，目的是（哲学和政治文化已经这样做了）把它从非人性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并实现它的终极意义，也就是进步（从历史主义或者实证主义的角度讲，这两种接受方式从一开始就交织在一起，而且随后也经常会是这样）。
不过，我发现本应该在这个章节的开始，也就是在谈到一种进行抗议的文化之前，就谈谈存在于这种文化之前或者与之共存的另外一种文化，它对第一次工业革命进行了培养和辩护。在启蒙主义者的乐观主义、英国的实用主义、古典自由派的经济、维多利亚时期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最直接而很快变成欺骗的表现，以及最初的实证主义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它最为高贵和可靠的基础。
希望能够以批评的方式表现工业主义最初特征的文学，就诞生于这样一个妥协的资产阶级文化阶层，并且继承了它的很多态度。如今，可以说持有各种评论倾向的人都从美学和意识形态的方面对它进行指责。假如将我们的话题限定在乔治·桑（George Sand）和爱弥尔·左拉（Émile Zola）之间那个时期的法国小说，那么向那个时代的人道主义思想妥协最少的作家，就是司汤达和巴尔扎克。在当今评论界的讨论当中，他们以不同方式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然后就要直接过渡到福楼拜，另外一个没有妥协的人，而维克多·雨果却向那种人道主义妥协了。同样妥协的还有左拉，他到那些矿山和市场里查找资料，以那里作为自己小说的背景，并且仍旧用维克多·雨果式的想象来营造效果。总之，集进步人士和作家于一身越来越困难。事实上，从法国革命时期开始的“左派内部”的辩论一直占据着整个思想领域的文化，而且还不仅仅是思想领域。浪漫主义—人文主义—实证主义这条道路，显得无力支撑到工业化第一阶段的结束。
（我不知道如何将沃尔特·惠特曼的例子加入这幅画面。他是工业革命和民主自由的辩护者，而且为一切辩护：自然、工作、个人。他的作品真正用诗歌来表现所有力量的普遍性爆发。像所有伟大的诗人一样，惠特曼很难被纳入一个用历史和社会学对这个世界进行诠释的框架，然而，他却能激发和涵盖所有类型的诠释。将兰波纳入诠释框架则更加困难，因为他是工业革命中另一个更加复杂的革命诗人。）
在《工业与文学》（《梅那坡》第4期，第14—17页）中，维托里尼已经确定地写道：“生活切片”（fetta di vita）式的文学不适合用来反映工业世界，然而，在左拉和美国的“芝加哥派”之后，这种文学几乎在整个世界沿用至今，甚至是通过教条式的“社会现实主义”，以及一种糟糕的传统留下的所有缺陷，包括浪漫主义、教育主义和拘谨。他的解释已经非常完整，我无须赘述（我还要说的是，这种文学还借助一种“工业水准”的技巧，进行某些社会壁画式的尝试。比如多斯·帕索斯和德布林[27]。这种做法仅仅是在社会的表面镀了一层铬，却从下面露出了自然主义的铁锈）。
我还要立刻增加一点，文学发展的道路在此处出现了另外一个分支。从时间上看，我们可以认为它紧随左拉之后，原因在于那个与他同乡，属于同一个流派，而且和他一起来到巴黎的保罗·塞尚。当左拉还在撰写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Rougon-Macguart）的时候，塞尚已经开始创作仿佛一百年后才会出现的图画：那些完全被分解的楼层和灯光，还有以几何方式平衡的色块；那个乡间的世界，如同一个习惯于注视其他东西、其他物件，和在另一个空间内活动的人，重新回到那里时所看到的景象。我们可以说，假如到那个时候为止，人们是在先前的一种人文主义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自然主义（人文主义世界的画面，并试图将工业现实也加进去）中，寻找这个缺乏诗意和人性的先进工业的对立面的定义，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要使用另外一个词来定义这个对立面，比如立体派和未来派，也就是一个找到了美丽和道德深意的未来工业的画面，这种美丽和道德深意与之前的不同；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找到了—和表达出—一种风格的未来工业。
这幅画面并非是对工业现实的反映，而是在形式和概念上的模仿。它始于视觉艺术。我甚至要说，它始于试图赋予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以形状的那些艺术形式。我们正是在建筑革命中，从莫里斯和新艺术，到建构主义、包豪斯、理性主义和工业设计当中，找到了它最为清晰的发展路线。我们立刻会注意到，在作为文学运动先锋的那些诗人的作品中，也存在这种突出的视觉感，比如阿波利奈尔和马雅可夫斯基，他们感觉到还需要通过印刷和排版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我们可以把这种风格态度称作“理智的先锋派路线”。它的根本特点是历史乐观主义，反对拒绝和逃跑的态度，肯定美学主义和道德对机械化世界的救赎。这条路线包含着使资本主义剥削永远存在和对其进行隐蔽的倾向、形式和理论解释，但并不能排除它在整体和历史上的积极意义，以及对美学主义道理和社会主义理想进行概括的倾向，也就是创造另外一种美，并且将美强加于这个现实（用“美”这个词来涵盖美学、历史和道德的价值，就像以前我也可以用“自由”这个词）。在我们这个世纪的艺术和文学文化中，正是这条路线挽救了一种不妥协的道德力量，这种力量就存在于对生命与工作中那些东西的热爱以及与之相见的迫切心情中，仿佛是预见到一个恢复了人性的世界：现在，我想到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画家，莱热[28]，想到他对于机械社会的态度，他虽然接受了这个社会的所有严苛，但也创作出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
我更喜欢的那些人，他们总是带着“更好的东西会服务于更好的东西”的自信，去面对所有涉及世界变化的问题，而不是总在自问：“我这样做会不会对资本主义有利？”另外，同样是在这一期杂志当中，福尔蒂尼的文章就是一份档案，证明了假如革命的力量仅仅来自理论的热情，而不是针对人类的实践活动（以及作为这种活动的工具和产品的东西），最终结果就等于是选择了虚无。
“先锋派”在最初阶段表现出的历史乐观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可能会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而这些结果也对应了历史主义本身的不同结果：从建筑师的启蒙运动，到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泛神论，到意大利未来主义所具有的好战的民族主义，到达达派无政府主义的冷笑，再到政治表现主义的“啊哈，人生如斯（oplà，noi viviamo）”。它沿着弧形发展到一个点之后，前面既不是理性主义，也没有历史主义，更没有乐观主义。从表现主义，到塞林（Céline）、阿尔托（Artaud）、乔伊斯的一部分作品、内心独白、最为本能的超现实主义、亨利·米勒，直到我们的时代，其共同点是具有一种本能—存在—宗教的动力。关于这种出于本能的先锋主义潮流，我从来不愿意在发言中加以贬低或者指责，因为它仍然是一条重要的路线，而且对于我来说，它也是目前各种可能的表达方式的关键。不过，假如我不能怀着好感和赞同去谈论它，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这并非因为我不相信内心的存在主义的革命，而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世纪最重要的事件（这或许是新的工业阶段的必要条件）是反对父辈的革命。这次革命就发生在由弗兰茨·约瑟夫一世[29]统治的那个父系帝国土地上，领导者是一位精神病医生和一个爱幻想的人，那就是弗洛伊德和卡夫卡。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弗洛伊德或者卡夫卡的思想是“出于本能”。我把他们看作两位大师，虽然方式有所不同，但表现手法同样精确、简练，而且像钉子一样干脆。
对于我来说，表达和评论属于同一个问题。在形式和思想上，我最初选择的方法是有限的风格化，尽管在近期的所有创作中，我都倾向于使文章尽可能包罗万象和环环相扣，以体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在认知和工具上的复杂性。然而我仍旧相信，假如不建立一种风格，那么无论是在美学、道德还是历史层面，都不会创造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海明威是我年轻时代最早喜爱的作家之一，即使现在他的重要性也根本没有减少。他在语言、动作和人类之间关系（尽管年轻的一代美国人更喜欢那个与他绝对相反的兄弟，亨利·米勒，因为他的风格如同暴风骤雨，具有预言性，而且在风格上不加选择）上的准确和简洁，使他仍然是所有作家中最优秀的一个。不过与此同时，我也需要借助所有可能的语言和所有可能使用的诠释方法，达到一种更加复杂的风格，以便表达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在认知方面的多样性。
在这里，自然要提到乔伊斯的名字。只可惜，这是一个我从来都没能热爱的作家，因为我对他的很多方面都不感兴趣：生理学家、亵渎神灵的天主教徒，以及爱尔兰人。
幸好在语言的创造、成长、发展，以及如何不成为语言的奴隶方面，还有毕加索为我们做出榜样。他经历了整个视觉文化的过去和现在，就好像文学经过了从抒情到史诗到日记再到无稽之谈的发展道路一样。在历史、图形和绘画的符号方面，毕加索穷尽了所有话题，包括世界的社会历史和个人历史。总之，在莎士比亚之后，他是唯一彻底地对世界和自己进行表现的人。
毕加索的名字，带我们回到这个世纪文化史上的一个时刻。在那个从西班牙战争开始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初几年的时期，我们好像超越了先锋派的局限。在当时也存在模棱两可的状况和转瞬即逝的激情，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过，对于今天仍然非常重要的是，明白如何才能借助一种包含了风格、历史和存在主义的动力，创造出一幅使那个时代变得强大而非衰弱的画面。
如今，假如我们仅仅把它当作一个神话，那就错了。不过，即使是今天，回忆起那种社会环境（就像在意大利文学上提到“维托里尼和帕韦塞”），我们仍然可以将它作为形式追求的典范。不过，那从来都不是形式主义的追求，而是充满了各种层次的文化内涵。
让我们看看帕韦塞为了生存在工业世界中的文学付出的辛苦：旨在确定一种风格（他的小说在文学空间创造上的严格：他删除了人物、风景，以及心理活动的描写。如今，这些小说重新被法国“新小说”流派发掘出来）而不懈努力，借鉴人类学对更加古老的人类生存和艺术经历的诠释，以及坚持不折不扣地讲述个人内心秘密而又凶残的故事（如今，这已经成为全世界文学一个广泛领域内的唯一主题）。实际上，只有到了现在，才能对帕韦塞进行完整的评价。他曾经是唯一探讨这些题材的孤独先驱。这个事实令我们感觉到，死亡将他与我们分隔开的这十二年是多么漫长和具有决定性意义。他的很多特点（对于已经习惯混合与复杂结构的我们来说，他的语言非常简洁；他描写的内心世界和政治世界之间的冲突，在我们看来显得如此基础；还有那些乡村与城市、野蛮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其中始终贯穿着“弗雷泽”[30]整个文化思想所强调的对于原始的热爱），如今在我们看来，都具有无可混淆的时代色彩。现在，我们能够认识和定义帕韦塞，这就说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时期。
三
面对“第二次工业革命”，文学的处境又是如何呢？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被分解为多种层次的时代，使“先锋派”概念的回归显得情有可原，而它所处危机的成因也更加显而易见。如今，在文学形态上面，很难区分出之前和之后，或者在“传统”和“先锋派”中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我很羡慕翁贝托·艾柯所具有的那种肯定，他相信“开放的形式”比“封闭的形式”更加新颖，因为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韵律形式和韵脚（韵脚！）就可能获得一种新的含义。传统形式的诗歌和19世纪的小说，在几十年以前（可以说从1880到1930年）就进入了危机。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研究和可能的创作方式，我们可以认为它们都属于这个时代，而且都处于发展当中。其中一些受到我们的指责，是因为它们包含着一种我们想要指责的内容，而并非仅仅出于形式更迭的需要。维托里尼同样将“不太落后”和“更加落后”作为评价的等级，反映了先锋派在形式上进行永恒革命的坚定，而这种坚定的基础是今天看来过于简单的历史主义信仰。然而，当他转而为“落后”的原因进行辩护时，我们看到，关于形式的批判性评价始终是针对内容的批判性评价，是对文化的评价。
所以，我也会尝试着这样做，在现实情况下，延续迄今为止我始终在使用的“理性主义”和“内心主义”路线对先锋派下的定义。今天，同样可能看到这两条路线（尽管并非总是非常清晰）。不过，我们的第一感觉是后者的发展比起前者明显占据优势。“理性主义”路线，或者说是遵循有限的和数学—几何化风格的路线，在工业世界内部获得了一种相对的胜利。胜利的标志就是这个世界的设计师和建筑师们能够强迫世界接受他们的品位，然而付出的代价是创造力和战斗力的削弱。反对派对工业意识形态的垄断表现出“内心主义”路线（贝克特、布里[31]、无定形艺术、“偶然性”的音乐和绘画、“垮掉的一代”，等等）。不过，这种反对非常缺乏折中精神，所以，也可以认为它仅仅是平静地将艺术领域划分为一块独立的领土。
如今，机械化过剩、生产过剩和组织化过剩成为一种既成事实，新的几代人甚至不再梦想对此进行讨论。并不存在之前（如今对于经历来说过于遥远）或者之后（除了在落后国家，所有制关系颠倒的未来，它的画面从视觉上与今天紧密相连；再没有人能够肯定，未来的社会主义工业世界在外表上会与未来的资本主义工业世界有所不同）之类的字眼可以作为参照。
人们对于表现外部世界的变化（无论是自然主义，还是理智的先锋主义题材）失去了兴趣，内在世界于是占领了这片阵地。生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人，转而去注意世界上唯一没有被镀上光鲜和抗氧化的外壳、没有被规划的部分，也就是内心，自我，是“我”与其他一切事物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不仅仅是一种诗人、艺术家和“垮掉的一代”的态度，也是一种简单的思维和行为主体的态度。
在汪洋大海一般的物质世界当中，新的个人主义完全失去了个人；自我扩张的目的，是通过“垮掉的一代”的佛教思想、普遍的敏感、神秘和令人惊叹的经验，失去主观和客观之间折中式的关系，并消除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对立。我们给予这种态度的否定评价，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它毫无来由，缺乏一种属于它的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原因。文学专注于个人这个内在的领域，试图在意识文化缺失的地方打开一个突破口。今天，统治着工业世界的那些意识形态（一方面是英语国家的科学和传播领域的哲学，另一方面是历史唯物主义）瞄准了“公共”而非“私人”，正在进行某种摆脱人类学关注核心的奔跑。那里仍旧是一个空虚的所在，存在主义、现象学和心理分析试图加入一种有机的讨论，但这种有机的讨论尚未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线，好像它仍旧无法摆脱陷入那个古老、神秘而浑浊的深渊的命运。这其中缺少了雷奥内提在这一期《梅那坡》中提到的“社会的补充”；积极的思想意识任由个人的武器被缴械；在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中，世俗思想成功地使这块领土摆脱了神学家的统治，而如今，它却即将落入巫师之手。
这种巫术的基本元素为最近先锋派的很多运动提供了思想依据。“野蛮的工业文明”诞生了，“垮掉的一代”，很多“愤怒的青年”，还有新虚无主义者，为这种现象提供了广泛的国际性例证，如今，苏联也被包括在内。这并非是一种“回归自然”，恰恰相反，这是工业的自然化。这些态度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历史背景，是一种有组织的经济，它如同漫不经心的自然一样，将自己的成果慷慨地施舍。生产由机器进行，而手工劳动意味着偶尔按一下按钮，这样的一天或许不会到来？“垮掉的一代”是生活在一个机械的，与之无关的丛林中新的野人。
今天，先锋派的“内心主义”路线，要求我们在以生物性为主导和以工业为主导的文化之间做出选择。必须这样做吗？并非如此。自然和人类提出的这种要求，诞生于普遍物质化世界，变成了作为自然产物的诗人的要求。在过去和现在，这种要求都可能会导致其他结果，或者发展为与生物形态一样复杂的诗歌，又或者发展出配得上我们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识高度的，生动而抒情的感觉。我想到了两个形象，他们就如同昼与夜一样彼此不同，却都为我们传递了这种意义。那就是狄兰·托马斯和让·热内[32]，他们同样诞生于“二战”后这些年，诞生于我们西方文明最令人心碎的意识当中。
四
假如仔细观察，先锋派的理性主义、逻辑化和简单化的路线在文学领域最新而又极端的体现，也就是在罗布—格里耶的作品中，正是通过最大限度的努力实现客观事物的非人性化，从而完成对内心的回归：这个由技术和生产构成的世界在形式上的模仿过程，也变得内在化，成为一种目光和一种与外部现实建立联系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题作《在迷宫里》（Nel labirinto）的那本书，对罗布—格里耶作品积极和消极的方面进行评价。从之前发表的著作开始，他散文体作品的质量已经使他的作品成为当代文学文化最为优秀和积极的成果之一，他完全除去了围绕着词语的光环。假如我们想一想法国所有文化倾向中包含的永恒的精神，以及用来对这种精神进行表达的语言，想一想，即使在我们这里，在使用语言的同时，人们也会进行暗示，那么或许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否则将无法理解）在一个先锋派制造丑闻的能量消失殆尽，而人们对发生的一切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时代，恰恰是罗布—格里耶的作品招致了所有这些指责和厌恶：也就是说，词语的客体应用打击了传统文学的根本缺陷之一。麻烦在于（恰恰是在这本《在迷宫里》中）精神光环被从词语周围除去之后，又围绕着叙事的神秘性，围绕着小说的神秘性带来的乐趣重新出现，这与复杂结构带来的技术性乐趣完全是两回事。
罗布—格里耶这个形象所具有的矛盾在于：他身上同时存在着一个理性主义的根源（巨大的独特性以及文学的力量）和一个非理性主义的根源（恰恰是在非理性主义文化的领域内比较脆弱）。这种情形既存在于创造性作品中，尤其是《窥视者》（Voyeur）和《嫉妒》，也存在于理论性作品中，我认为后者从整体上也不应该被低估。即使是在这位作家最坚定的支持者中，也很少有人愿意使用他那些通常粗糙和且富有挑衅性的艺术理论的宣言；然而，我认为他的理论文章（论文《自然，人道主义，悲剧》）假如不在一个严肃的思想层面，就是在艺术和道德鼓励的层面具有其重要性，因为他提出了一种反悲剧的世界观，其中并没有宗教的颤抖，也没有拟人化和人类中心说的暗示。这是文学在未来可以探讨的一个话题，而罗布—格里耶的小说就是一些此类的个案。假如不是从一个新的“文学空间”的普遍需要这个意义上来讲，他的弟子和追随者很难预料它们的发展。
罗布—格里耶表现的那个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空间，在我们看来如同由物质组成的空间迷宫，而且，上面还叠加了一个由人类历史史实组成的时间迷宫。这种迷宫的形式，如今几乎是世界文学描绘的典型画面，尽管我们从罗布—格里耶那种苦行僧般孤独的文学创作经验，过渡到了对世界多层面的展示。这种展示的灵感来自当代文化提供给我们的对世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这里，占据优势的仍然是迷宫的形式：布托尔作品中关于世界的现象学知识的迷宫，嘉达制造的那个语言具体化和分层化的迷宫，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描绘的那个由文化画面构成的，更加错综复杂的宇宙起源论迷宫。我列举了与当代三个文学流派相对应的实例，它们都倾向于对认知和表达方式做出总结，而且，这些流派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混杂和交织在一起。新拉伯雷—巴比伦—哥特巴洛克派（其中包括了格诺[33]、嘉达，一直到纳博科夫和君特·格拉斯）都加入了那个巴比伦—百科全书—知识的流派（小说的全球化和泛杂文化的倾向无疑会越来越强；穆西尔甚至借助另一个时代的文学工具流传到了今天，而对于促使他这样做的野心来说，却恰逢其时）。“斯特拉文斯基式”的拼贴同时也是几何式的，不过，这种做法仅仅出现在作品内部线索的部分，而虚构的材料则来自文学文化（比如博尔赫斯试图创造一个不具有神秘色彩的宇宙画面，尽管这个画面来源于神学家和幻想家；又比如布莱希特，他让那些身穿戏剧服装的面具移动起来，以展示当代社会的道德机制，并使观众不会因为各种外在特征而分散注意力）。让我们看一看，所有这些直觉在最年轻的人中间起到了如何的效果：在我们这个时代，德国被划分为两个彼此反映而又处于两个极端的画面。乌韦·约翰逊借助一个由语言—思想意识—道德碎片构成的冷漠的万花筒，把德国作为主题，从而表现他多重折射的现实主义。
这个由认识论—文化迷宫构成的文学（我曾经在上一部分对这种文学的成分进行列举，我们可以把这些成分定义为一系列生物—存在论的元素）本身具有双重可能。一方面，它具有面对当今复杂现实所需要的态度，也就是拒绝那些简单化的观点，它们仅仅是在确认我们表现世界的习惯；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这个迷宫尽可能详细的地图。另一方面，不论是这个迷宫本身，还是在其中迷失，或者是它所代表的人类生存的真实状况，也就是出路的缺失，都具有其魅力。我们要把评论的注意力集中在两种态度的区分上面，同时考虑到，并非总能对二者进行明确的区分（寻求出路的动力永远与对迷宫本身的热爱并存；对出路某种顽强的寻找，也是在迷宫中迷失的游戏的一部分）。
那些认为可以通过逃避困难来战胜迷宫的人，只会站在迷宫以外。鉴于这是一个迷宫，假如要求文学提供走出迷宫的钥匙，那是不恰当的。文学所能够做到的，是确定找到出路的最佳态度，尽管这条出路仅仅是向另一个迷宫的过渡。我们想要保护的，是对于迷宫的挑战；我们所要阐明的，是一种挑战迷宫的文学，并且将它与向迷宫屈服的文学区分开来。
只有这样，才能战胜维托里尼批评的旧先锋派，以及它为新先锋派留下的东西，那种“绝望的态度”（《梅那坡》第4期，第19页），也就是对于“能够主宰文化”不抱希望。
如今，我们开始要求文学具备某种新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对于时代的了解，或者对于事物外在特征以及人类精神内在特征的模仿。我们希望文学能够呈现给我们一幅具有普遍性的画面（这个词是我与艾柯两个人论述的交点），一幅与历史发展提出疑问的各个知识层次相关的画面。
对于那些希望（或者想要指责）我们放弃对于历史意义和道德评判的一贯要求的人，我的回答是，即使是现在奢望属于元历史的东西（或许它有理由如此奢望），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仅仅是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而对于现在希望拒绝一种道德评判的东西（或许它也有理由拒绝），我们所感兴趣的是它能够教会我们的东西。
苦涩的安详
刊登于《梅那坡第7期：一份国际性杂志》，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64年。《梅那坡》的这一期包含了1963年我与一群意大利、法国、德国作家共同设计的一份国际性杂志的素材，但杂志最终没能出版。这篇曾以《正义的人》（“I giusti”）为标题发表的文章，应该刊登在对现实生活各方面进行思考的短文专栏中。
那些按照内心一成不变的理智来决定自己对待现实态度的人，他们真的是有福气！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对他们充满嫉妒。我们习惯于对世界上变化莫测的刺激做出反应。我们生活在不断的反击当中，从来不会停止去破解纷繁多样的现实的发展，每一次都重新确定我们的态度，而且意识到面临着犯错的风险。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活在意大利是多么困难！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各个时期都固执地炫耀其消极的一面。在这种现象面前，将自己封闭在完全的对立当中，乃是一种明确而可靠的态度。即使给对于现实的辩解留有余地也具有明确的意义，这意味着对价值的实用主义的颠覆，或者是一种辩证而荒谬的乐观主义。然而，意大利正是因为表面上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满足和正常，因为它好像是如今重大事件发生最少的国家，也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工业发展带来的福利几乎像生物一样自然增长，因此，更加现代化和文明的社会与政治结构的发展，似乎是在几条不具有很大差异的道路上奔跑。然而，这也是最难通过理智去评论的，因为假如对于发展的预测比较美好，马上就会被认为平庸；而倘若预测比较灰暗，又会被认为是落后。
假如一个人想预见今天以后的事情，就会怀疑很多人所抱有的欣喜，他们在生产和消费的河流中嬉戏，而且问心无愧，因为即使从民主和反法西斯的角度去看，事情好像也是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当然，有很多事情要做，但逐渐地……”），而且很容易会在生意或者假期的节奏中忙碌地奔跑，拿灵魂去冒险（“某种妥协还是要做的……”），因为过于自信不会失去它。但是与此同时，他也不会信任那些习惯于屏住呼吸以免吸入细菌，或者因为不喜欢那些不纯之物，因而无意间嘴角上露出不屑表情的人。因为每当看到一个东西，那种人都会将它记录在亏损那一栏里面，而不是盈利栏；每前进一步，他都认为是后退（或许因为之前为了做一次飞跃而跑得太快），却没有理解到，正在发展中的历史几乎永远是在无秩序和混杂中将自身的理念变为现实。
有一种态度尚未来得及巩固就已经过时：那就是支持或者反对普遍性的机械化，在海上修建的摩天大厦，或者电视上的文化节目。这种支持或者反对态度的产生，是因为他们或者保守，或者进步，而两者同样有道理：支持者接受了反对者的所有理由，反对者也是考虑到支持者的利益，与此同时，各种事情如同一头水牛，继续低头向前奔跑。
在如今的意大利，我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大家出门，与人会面，但是，每一次见面都会使我们的观点受到震动，大部分情况是出于彼此的矛盾，而很少是出于共识（在摇摆不定的情况下也是一样：或者是乐观主义，或者是悲观主义），而且，只有在我们能够与一个公正的人交谈时才会发生。这个公正的人，是那种在自己领域的核心区域工作，感觉可以推进某种东西的人，尽管他也不会掩盖自己仅仅在一个点上，在一个总体上存在着矛盾的形势下前进时，会遇到的障碍和困难。但是，他对于未来已经描绘出一幅清晰而且与事物紧密相连的画面；又或者，这是一个在边缘环境中工作的人，他将一切都看得那么消极，他是硬币的反面，包括了越来越多的腐败，可能存在的不良之风，还有对理想的放弃。不过，他会在悲观主义中找到将自己的行为路线坚持和继续下去的力量，然后以一种苦涩的安详出现在你面前。那些罕见的公正的人，他们具有局限性而又公正，公正而同样具有局限性。就像我们所说的，我们不能奢望公正，只能努力不要有局限性。我们已经融入了这种不确定的状况，以至于不愿意用另外一种状态来取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