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梅那坡第7期：一份国际性杂志》，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64年。本文是为了设计一份国际性杂志而撰写的文章，旨在敦促文学类发言对当前生活的所有问题负起责任。我尝试在对这个主题的进一步阐述（我之前在《梅那坡》上发表的文章）当中，加入对于工人阶级历史责任的各种评价，而且，实际上是对那些年左派问题的审视。这个目标明显雄心勃勃，我所尝试的体系也比较复杂。从文学角度来讲，与前两篇引起很多争论的文章（《物质世界的海洋》和《挑战迷宫》）不同，这一篇引起的反响很小［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说：“这一次的主题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引自《比较》杂志，1964年6月，第174期］。从政治角度来讲，我对将在此后不久形成的“新左派”立场所持有的保留意见，使得当时忙于提出新的工人主义理论的朋友们［那是伦涅罗·潘泽瑞（Raniero Panzieri）主持《红色手册》（Quaderni Rossi）杂志的年代］用自负和讽刺的目光来看待我［只有罗桑娜·罗桑达（Rossana Rossanda）在1964年6月的第73期《当代》（Il contemporaneo）杂志上，针对我的《作为对立面的工人阶级》认真地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我认为应该把这篇文章加入本文集，因为它是我文学之路上的一个阶段，与前面的阶段紧密相连，而且或许代表着我最后一次尝试将各种不同的问题囊括在一篇统一而和谐的文章当中。所以，我将杂文中的重要段落重新发表，包括一篇文学性前言，对于理论上一些开放性展望的列举，以及得出的结论。我省略了其中的第2章，因为我当时就已经声明，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与其他部分的风格截然不同：这个章节包括对意大利现状的一系列看法，风格更加具有新闻特性，与那个时代有关，而且某些地方更加表面化。
一个多世纪来，“工人”这个词从用来定义一种社会或者职业状况，变成了任何一般性文化性记述中所包含的明确或者隐含的因素。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工人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变化，呈现出差异性，或者在几种状态之间摇摆。在文化史上，“工人”这个词的变化、差别和摇摆更为严重。今天，在这个词发生了明显的外在变化，且有必要对它获得的新概念进行核实的时期，我想提出几个要点，以便重新审视工人在社会上的存在和对于文化的意义。这些要点更多涉及当代文化的历史，而非社会历史。不过，在就这些要点对时下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倾向进行观察的同时，我将试图尽可能使用与社会现实、社会的发展和倾向相关的比较、观点和事实。
“工人”这个词，是作为某种对立面的化身进入思想史的，也就是作为工业体系非人性化的极端客体，与此同时（或者可能已经成为）也是这个体系的解放和重新人性化的极端主体。我们没有必要将文章停留在这个传统的用语上面，而是需要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化中，找到那些从这种存在中获取力量的态度。概括地说，我可以指出两种从当代文化角度看待作为对立面的工人阶级的方法。
一、它是彻底革命的力量源泉。这场革命同样而且尤其发生在个人的内心当中，也就是说，革命不局限于所有权和国家机构，还取代了传统的价值等级（宗教和所有权的等级），也改变了道德、家庭、习俗，以及对各种想法与形象进行整理的方法本身。这曾经是各种文学和艺术先锋派的梦想，是到目前为止，一旦重要革命的时刻结束，就会失望的梦想。这种梦想始终试图将它和工人运动的关系（或者至少是与它的一个极端性分支，比如托洛茨基—布勒东联盟的关系）在理论或者机构的层面上体制化。
二、它是囊括和实现以前的统治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表达并抛弃的一切积极价值（认识论的、道德的、美学的，等等）的因素，也就是说，它继承和保存了所有能够从历史的衰退中拯救出来的东西。这种工人阶段认为文化具有革命与保守两个方面的观点，同样也启发了共产主义的官方政治文化；而且，无论在这种文化的内部，还是它最不成功的经历当中，或者是迄今为止曾经尝试过的理论体系的建议当中，这个观点都依然存在（语出卢卡奇）。
以上两种看法，尤其标志着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些年的形势，而它们影响的延伸甚至远远超出了那个时期。我们还会在过去的几个时期，在受到各种形式反对的文化遗产当中，重新找到它们的渊源。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假如我们去考察当今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态度和倾向，那么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对立，在我们看来并没有那么重要和具有特点。假如想通过一种概括性的对立来表现今天的形势，我们可以指出，一方面，文化的轴线位于科学和技术方法当中，而且旨在建立现实的结构模式（文化对于“改变世界”并没有直接的兴趣，也并不特别关心对于被遗忘价值的拯救）。另一方面，文化的中心就处于那个区域当中，而心理学、宗教史、人类学都在那里进行着盲目的试探，也就是说推动人类通过事物之间关系的猛烈分离，通过对于个人和集体生活的描述—不同于一个理智的“进步”思想的描述—来实现他的完整（这个研究计划中明显或者隐含的能量希望恢复的，不仅仅是资产阶级诞生之前的价值，甚至还有史前的价值）。
在文学上，我们可以在涉及认识论—客观主义，或者是关于作品语言和结构的问题的文艺思想中，见到前一种态度的痕迹，而后一种则存在于涉及对人类生存的直接表现，和对不变条件的人性的反抗性爆发的文艺思想当中。正是在这些极端的文学实例中（我们说，一方面是新小说，另一方面是完全处于另一个极端的“垮掉的一代”），两种文化倾向表现出它们之间根本性的矛盾：假如要生存下去，二者都需要一种相反原则统治下的社会—历史环境。
作为年轻人对生产和消费文明的反抗，“垮掉的一代”身处他们反抗的社会当中，并抱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安然的自信。他们感觉自己的需要得到了满足，而且是处于一个即使自己不被接受，它也不会停止运转的机制当中。只有一个具有高度的经济理性化、为非生产性花费和能量无用化提供空间的社会，才能为“垮掉的一代”奠定实践的基础，使他们能够表达出人类相对于生产所具有的优先性。“垮掉的一代”的反抗态度，不仅出现在美国，而且会出现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只要这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展到了采用美国化模式的时候（其中好像也包括苏联的大城市，但要排除意大利，因为这里的美国化仅仅是表面上的，并不触及经济的本质），而这一点意味深长。
新小说这个话题与它类似，只是情况相反，而且更加复杂。我们只需提一提新小说在语言上的不动声色，和它已经停止对世界进行任何评价。这样的做法，仅仅在一个已经明显存在问题且充满着各种意义，几乎成为自身象征的世界里，才会产生意义。新小说的发展并非处在一个历史的停滞期，而是几乎与一种明显、无节制和凶残的斗争的历史形势同步，与它携手同行。在这种形势下，不同的语言和方法的活动领域好像非常明显而又彼此分离。
在用这些字眼定义且由各种倾向构成的画面上，作为对立面的工人阶级的历史功能失去了它在文化领域的重要性。在这幅画面上，缺乏一个体现历史方向和目标的元素，与此相应的是历史感的普遍缺失。如今，历史感的缺失就等于价值感的缺失：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态度倾向于有计划地撇开价值，将现实悬浮在一个被历史前进的轨道冲破的不确定的状态当中，无法对它做出任何评价；而存在主义的态度渴望恢复那些绝对或者首先是人性的价值，因此，它倾向于将在实践中沾染的油烟和木炭，将总是带着行动留下的不同烙印的东西，从价值等级中清除掉。
我提出的这些特点，都是来自对时下文化中存在的这些缺失的不满，它恰恰建议我们去思考一下作为对立面的工人阶级如今是否存在，又是如何存在，以及在普遍的文化讨论中，从它身上能够发展出哪些相关问题。
一、作为对立面的工人阶级的最初定义，既包含在对其采取接受和理解态度的那些方法的历史当中，也存在于对这个定义表示拒绝和批评的那些方法的历史当中，两个历史同时发展。想要明确当今的形势，我们恰恰是要尝试着，从列举最近提出的对于作为对立面的工人阶级的最初定义的主要反对意见及其变种，以及没有得到回答的疑问开始。
（这里所说的是一个简单的指示性清单，我会避免在其中加入个人性的评价；或者，当这样做有利于使我正在绘制的图表更加清晰时，我会仅仅将表达每个命题的词语稍稍绝对化。）
（一）人类对机器的服从越来越严重，工人阶级越来越沦为体制中简单的齿轮。这样一来，它构成对立面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还需指出的一点是，即使将这个体制的阶级本质颠倒过来，作为工人的工人的生活也不可能有很大改变。一种作为无法解除的刑罚的“工人状况”的画面（西蒙娜·韦伊[34]为此提供了一个著名的范例），是传统反工业论战的最新体现之一。我们可以将它与相关的乐观主义联系起来，也就是对科技领域完全自动化的幻想。根据它的说法，工人阶级是一个注定灭绝的物种，或者说，在数量和历史影响上，它至少会变成一个可以忽略的实体。
（二）体制对于工人的强制作用并非仅仅在工作时间和当他作为工人的时候，甚至在工厂以外，当他作为消费者的时候，也强迫他去满足一些并非本能的需要，使他距离自我实现越来越远。另外工人期望、思考、想象成为不同于系统强加于他的东西，这成为他的一项绝望的事业。“大众文化”是体制生产出来的一种同质的胶状果酱，其中也包括了彼此对立的阶级，从而消除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异。一种作为自主阶级的意识无法从这块混乱而黏性的面团中分离出来。这个公式几乎是观点（一）的必然结果，在美国社会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批评中得到了广泛的例证；在文化层面，T.W.阿多诺（T.W.Adorno）和其他一些“工业文化”评论家通过实例对它进行了证明。
（三）在富足的社会，工人阶级的未来是（就像在美国）以作为具有经济诉求能力，而且非常有效的工会力量为特征的，但反对提出结构上哪怕是最小的改变。鉴于贫穷化的不断增加并没有发生，鉴于工会运动把一个建立在扩大大众消费基础之上的经济和分配方针强加给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完全加入到体制当中，体制的对立面变成了一个内部的对立面，工人的诉求形成的压力变成了生产动力的一个必要因素。在这个预测中，改革（不论是工人的还是企业主的）和极端主义的观点达成了一致：前者认为工人政治的前景是美好的，后者却认为它是一种不幸；然而在此基础上，二者都认为工人政治和工会组织的传统形式已经老化。最先进的工业体系与工人阶级，在消灭更加落后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上的兴趣不谋而合。工业体系因此变得更加强大，工人阶级同样将社会道德救赎放在首位，因为它与一个革命性中断的画面密不可分，从而得出一种对经济“进步”现象，以及所有与越来越加剧的正面战斗背道而驰的东西本身系统性的否定评价：传统资本主义演变为“新资本主义”；在某些领域里，国家资本主义取代了私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旨在实现一种计划性或者理性化经济。
（四）作为（三）的必然结果，鉴于在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里，工人阶级成了体制的内部因素，如今唯一的受害者，唯一可能的对立因素，只剩下以贫农和落后人民为代表的前工业世界。前殖民地人民的革命使这个思想意识路线重新恢复了它的现实性，尤其是出现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的法国，这也是由于崭新而又天才的理论化（法农）的影响。然而，这是一种具有漫长历史的倾向，从俄罗斯民众主义的反工业论战，到一些意大利“南方问题”理论家反工业的论战和北方的工人运动中，都存在着这种倾向。反对思潮之所以变得更加强大，是因为到现在为止，完成了社会革命的国家大部分是未经过工业革命的贫穷农业国。他们把中国和苏联之间的争执，解释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世界和苏联国内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西方世界，最近几年的经济科学［米达尔（Myrdal）］表明，世界上的不平衡并没有减少，反而倾向于增加。不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越是降低，工业化国家的生活水平就越是提高。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这种不平衡表现在所有政治和经济的分歧上，并正在成为最典型的世界问题。
（五）与前面几段描述的前景（都是长期的前景）形成对立的，是一次越来越迫近的、潜在的和灾难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根据一幅著名的图画，资本主义工业体制“如同乌云携带着飓风”，始终随身携带着战争。自从在国际紧张气氛当中，加入了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个或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作为战争对立面的工人阶级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过，从本质上讲，这个对立面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原子时代的来临，以及随之而来的普遍性破坏的危险（按照最悲观的假设，那将是地球上人类生活的末日；而按照最乐观的假设，那将是文明的终结和一部分人类的侥幸存活），却标志着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假如这个体制的非人性化发展到顶峰意味着原子时代的来临，那么作为对立面的工人阶级存在的理由就会变得苍白，并且与人类存在的普遍理由混杂在一起。哲学家呼吁人们要意识到人类已经进入了一种“末世”，而首要任务是使它“没有终点”（安德斯），并赋予“工作”与“产品”的概念以新的意义。面对一个像物种灭绝这样彻底的敌人，假如直接要求采取一个政治性的解决方法，那是过于简单化了（即使是以社会革命的形式）：只有一场普遍的道德革命，一种人类的再生（除此以外，就无法对社会进行真正的转变），才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选择。另外，面对炸弹，政治为我们建议了怎样的道路呢？假如将巨大的危险作为一个事实来接受，那么阶级斗争的战略就需要依赖“大国”之间的高层谈判；假如敢于挑战灾难（就像某些轻率的官方论点所肯定的那样），我们就可以假设人类愿意从现在开始把碎石头作为工具，置身在一个荒凉的世界上，身处他们之前从来没有感到属于自己的商品的遗迹中间，重新开始他们的历史。
在此，我们可以对关于如今思想意识假设的第一次审视进行总结：我们得到的这幅景象完全超出了对作为对立面的工人阶级的质疑。我们所讨论的，是设想一种能够通过所有自身矛盾，为进步（不只是启蒙主义或者实证主义的线性进步，还有辩证历史主义曾经奢望永远能够勾勒出来的充满波折和困难的进步）描绘出一份清晰画面的历史，而作为对立面的工人阶级是作为具有积极潜力的催化剂加入这个历史的。在这里，取得胜利的是历史消极性的总和：这个体制的建设性理智所取得的进步（资本主义工业，或者简单地说是工业，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关键性问题）表现为一个“美丽新世界”。在这里，人类的所有活动都预先由生产和消费、大众文化，或者“神秘说服者”的利益决定。这是一种地狱般的未来。假如体制的胜利本身是以某种非理性和破坏性潜力的形式，也就是将它带到用原子弹来自杀这条道路上来实现的，那么未来会更加黑暗。
很明显，在这种形势下，无法希望从一个业已包含在体制内的因素中获得一种普遍性的解决方法。假如有人对理性—工业地狱的愿景抱有信心，并且将它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事实来憎恨或者接受，那么他就会认为，只有借助个人来完成的救赎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要依靠一定数量的优秀人才：思想家，或者诗人（也不乏对于被认为主要由这类英才构成的历史的回顾）。那些希望带着悲剧英雄般的伟大精神去直面未来原子威胁的人，创造出一种类似贵族的概念［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无论是雅斯贝尔斯（Jaspers）这样的哲学家，还是从丘吉尔开始的那些提到原子对我们提出的挑战的政治家，都曾经提出，在这个挑战中包含着一个伟大的道德范畴］。
认为这幅绝对悲观的画面，无论是生存还是灾难，都一定会到来的人，仍然在祈求革命的救赎。他不再要求处于体制内部的工人阶级去扮演颠覆和解放者的角色，而是求助于处在体制以外、遭到历史和价值排斥的人，又或者至少是自认为处于如此情况下的人：被抛弃的种族、殖民地的人民、住在大都市贫民区的人［而且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暂时性的，因为体制能够通过经济改善的幻想，以及文化或者仅仅是语言（对于那些被抛弃的人来说，它们表现为体制的文化和语言），迅速地将他们收入囊中］。或者是求助于一些幸存者，他们因为原子对所有符号和工具的破坏而受到历史和价值的排斥。同样地，鉴于工人大众是自发和缺乏组织的，对于工人大众的理解与设计（又或者是在消极的动力中重新寻找一种积极意义时，所需要的少量或者很多的文化遗产）应该属于数量有限的，从烈火中穿过却未被灼伤的开明人士。
二、（关于意大利现状的观点）……
三、再回到文章开始的那个问题（审视在当今的现实中，作为对立面的工人阶级所具有的普遍历史意义），可以说，根据以上事实，我们已经能够描绘出：
（一）一个从很多方面来看具有新倾向的形象，也就是指出在工业体制中，工人阶级以绝对的理性化要求的唯一维护者的形象出现。他们提出这种要求，是为了人类社会能够完全控制经济和历史的发展。意思是，对于工人来说，科学和工业化的彻底胜利与本阶级的胜利恰巧吻合。针对工业体制已经被迫施行的理性化进程来说，这并非是一条颠覆性的路线，而只是要迫使这个进程朝着将所有人类和自然力量用于人类目的的方向发展。工人的未来最终会与启蒙主义技术和科学家的未来相一致，并且为它们的实现提供必要的社会基础。这条路线（尽管这里仅仅是粗略地将它作为倾向勾画出来）更有可能为西欧工人运动创造一个未来。然而，同样的事实还显示出：
（二）那些对这条倾向性路线持反对意见的人的立场，他们关心的是首先挽救作为对立面的工人阶级对于体制的纯粹而简单性的否定，以及革命概念中包含的正面和绝对的阶级斗争的内容。尽管这种态度不能创造一个未来和一条行动路线（也就是在西方工人阶级中，它仅仅在一个阶段内得到赞同），但是，鉴于它不容置疑的思想意识和道德的内涵，还是给知识界留下了一种有力的影响（与我们在第一部分中列举的那些理论上的影响汇集和联系在一起）。
根据（二）的这种立场，现实中的所有事情都可能因为自身具有的积极方面未被重视而受到贬低，又会因为它的颠覆性潜力而得到赞颂。从这个角度来讲，体制的理性化仿佛是主要的敌人，也就是作为对资本主义进行拯救的计划。正是因为“一切都包括在体制当中”这句套话，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赋予自己最大权力的任何尝试都受到了谴责。资本主义体制包含了所有的人类活动，而且除了拒绝服从以外，没有给自由留下任何空间。这种体制可能已经不再与资本家（这个人物或许正在消失）的个人意愿，甚至不再与作为独立实体的企业的意愿相一致。这个体制既包括私人信托基金和国家工业，也包括所有社会机构。在生产需要的框架内，是普遍的意愿在决定着每个选择，并使其智能化。福利水平、房屋、交通、学校、安全，已经是资本本身必须解决的问题，目的在于提高工作生产率和消费能力。尽管工人运动保留了思想意识的传统，相信能够维护本阶级的独立和扩大自身权力，但是，只要它稍稍接受体制的生产目的，就会落入圈套，并致力于加强这个体制，而不是去削弱它。我们知道，关于现代企业生产力的理论（梅尔曼）已经在考虑这个体系中做出决定的两个必要因素：管理者和劳动者。以有劳动者参与的决定为基础的企业行为，是卖主控制市场和计划经济时期的特征，就像泰勒主义是竞争时期的特征一样。一切表面看上去是由工人通过努力才争取到的东西，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被资本家预先安排和预计到了：工人对体制计划进行干预的任何期望，都要求他服从生产和消费的游戏规则，也就是加强自身的奴役。
我们已经在第一部分结尾处指出，可能存在一种与体制对立的外在对立面，我们几乎要称它为处于历史以外的和灾难性的对立面。现在，我们可以说，立场（二）在倾向上与这个画面一致，尽管它试图将作为对立面的工人阶级的传统和基本形象加入其中。我们在第二部分中列举的关于意大利现实的各种观点当中，立场（二）尤其是在工业社会和移民群体之间新的冲突（还有“扎克雷运动”，也就是南方愤怒的农民的反抗，这种运动可能会在已经改变的大都市的形势下重新出现，就好像1962年7月我们在都灵看到的“法律广场事件”一样）中得到肯定；而且从总体上来说，是在所有工会和政党被工人斗争那些出乎意料的举措超越的情况下，得到肯定（经验主义和自发的意识先于思考和有组织的意识成熟，这种情形也并不罕见）。在这些情况下，就如同每次为了特别原因决定进行罢工时一样，我们见识到了工人阶级表现出的一种纯粹的自我肯定，一种对体制进行否定的潜力，这种潜力超出了任何解决方法本身；还有他对屈从于生产敲诈的拒绝，以及非常完美的体制也可能被推翻的证据。
这种态度，不同于与一幅危机、饥饿和普遍灾难的场景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的革命极端主义，因为在那个场景中，工人“除了锁链以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失去”。相反，这种态度是与富足社会的氛围联系在一起的。当商品丰富到几乎可以创造一种自然条件的时候（至少是在想象当中），就有可能发生一场革命，它就像是体制的缺失，是纯粹的存在主义的自我肯定，是一场不急于进入建设性计划阶段的破坏性革命。（仔细研究那些文学态度就会注意到，它们与上述情况之间的关联并非不合时宜。我在前面讲到了“垮掉的一代”。）
要想对立场（一）和立场（二）这两种立场进行比较，就不能不从二者与社会体制的对比入手：它们对现实有多少了解，又以何种程度对现实产生影响。对立场（一）第一个可预见的异议，无疑是问自己，它是否过于接近传统的改革路线，也就是说它是否最终将对立面的力量降至最小，以便与体制相一致。对立场（二）提出的第一个异议，却是要问自己，它是否与表面上呈现出的状况相反，而过分地相信体制革新的能力；它是否通过对理性和计划的倾向进行普遍化，认定这些倾向已经获得胜利（然而实际上，这些倾向在其内部完全没有得到承认），并且赋予它们一种否定的意义，认为它们与体制的精华本身相一致，从而为创造“新资本主义”做出了贡献。考虑到这些反对意见，我们来尝试着勾勒出一个总体评价的脉络。
当前形势的现实可以概括地描述为：
每当科学和技术不是被用作盲目的工具，而是能够使它们的计划与人类社会的兴趣，也就是与一种普遍性文化的未来相吻合的时候，存在于资本主义工业体制内部的那种理性化动力就会表现出来。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这种动力不太可能获得胜利，因为它最终总会遭遇资本主义固有的那种特殊主义的利益。
存在着工人阶级所特有的一种理性主义动力。它的产生是因为工人阶级感觉到自己是一种体制的创造者和潜在的裁判，而这种体制可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决定性工具；同时，工人阶级又屈从于这个体制，成为体制的工具，被禁止引导这个体制走向普遍性的目标；当这种动力具有一个清晰的未来，也有能力将自己有组织的活动与一个普遍性战略联系在一起时，它就可以与体制内部的理性化动力结合起来，而不会冒着在其内部消失的危险（传统意义上的“改革者”），甚至有可能颠覆工人阶级和体制之间的关系。
这个体制具备一种特有的灾难性动力。它就如同走向一个由事物构成的盲目世界的倾向，无论它是一个以生产增长和科技性为特征的地狱，还是具有破坏性的原子所代表的地狱。我们可以将该体制本身和工人阶级的理性化动力联合起来，战胜这种动力（首先是临时性的，然后是决定性的）。
在由这种体制造成却不知如何解决，甚至使它恶化并最终自然爆炸的矛盾内部（并非在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一种灾难性的动力。它是由被利用和排斥的人类力量构成的动力，而工人阶级是这些动力的最前锋。这种动力可以称为灾难性的，也就是说，假如一个普遍性新社会的前提条件建立在最大限度的浪费基础之上（人类工作的成果，经验和文化的财富），那么任何价值，不论是世界末日般的，还是再生的，或者仅仅是道德主义的，都无法补偿这种损失。而且，假如这种动力不能进入体制灾难性的游戏当中，就没有希望获得胜利。
理性化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天生的志向，灾难性的动力则是这个任由盲目的“物质力量”支配的体制天生的志向。体制的理性化动力，始终需要作为对立面的工人阶级的理性化动力；对立面的灾难性动力是这个体制良心谴责的反映。
在体制内部，理性化动力与灾难性动力形成对立。假如说前者在利用后者，那也仅仅是为了指出，存在着另外一个需要恐惧或者避免的选择。在工人阶级当中，理性化动力可以包括灾难性动力，并将它变成具有建设性的对立面所施加的压力。
在体制和工人阶级的理性化动力之间可以建立一种辩证关系，而它必然会创造历史；在灾难性的动力之间可以做一个加法，而它的结果可能是停滞的零，或者破坏的零。
在绘制出这个由历史力量构成的平行四边形之后，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用一种新的批评意识对文化倾向的形势进行研究。我列出这些要点，只是希望对材料进行初步整理。我们现在试图重新定义的（作为对立面的工人阶级所代表的历史和社会动力与文化动力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