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国家晚报》（Paese Sera）（副刊《国家书籍》），1965年4月9日。本文选自写给阿曼多·维特利（Armando Vitelli）的书信，后者主持了一场题为《小说的安魂曲？》（“Requiem per il romanzo？”）的圆桌会议。出席会议的包括莫拉维亚、帕索里尼、阿尔巴西诺（Arbasino）、桑圭内提（Sanguineti）和雷奥内提（其书信发表在3月26日的副刊上面）。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相继开展了不计其数的关于小说的辩论。我仅仅躲过其中很少的几次，而在无数次的讨论中，我也加入了那些由普遍性的赞同，仅仅在意愿王国内执行的规则，以及没有根据的预测构成的大合唱，并且说了不少废话。所以，我希望现在到了能够稍稍保持沉默的时候。
……在那些讨论当中，我见识过高水平的辩论，严肃的话题，某些特别而且具有一贯性的论断，以及对于想法、文化素养还有能力的澄清。那么，我会后悔没有加入那些讨论吗？怎么会，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若是加入那些讨论，我会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据说那些讨论曾涉及一些严肃的事情，但是，看到那些东西以小说这样的存在方式，这样不确定、边缘化和短暂的事物作为参照，增加了我对它们的反感，因为那些事情一方面关系到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另一方面也从整体上关系到我们这种特定活动，也就是文学创作（无论是不是小说）。
在这里，我引用桑圭内提的一段话：“假如小说存在一种危机，那是因为它试图用一系列价值尺度，而不是一种明显而根本性的事件，去衡量现实，从而使现实合理化。”情况是这样的，桑圭内提指责的那种立场，我认为也就是我的立场：我也曾经是一个想要通过文学活动（无论是不是小说）使现实合理化，并建立（或者选择）某些价值的人。在一些理论性的论述中，我不断且自负地确认过这一点。我创作的短篇小说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那里面提供的信息非常谨慎，同时又充满了保留与疑问（短篇小说不可能像论文或者杂文那样，对事情一带而过。不过，正是因为在那些文章中，一切显得更加不确定，也就愈发准确）。
那么，现在呢？我要后退一步，宣布我的失败吗？要承认在世界范围内，这种文学并不存在，承认这种文学态度在所有战场上都遭到猛烈进攻，而文学的整体面貌与我从前所希望的完全相反吗？
等一等，我从前所期望的是什么呢？显而易见，我的“理性主义”与那种如此容易被击败的东西完全是两码事，所以我要说，欢迎那些非理性主义的到来（或者说，希望它们在已经非常漫长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也希望它们能够清除战场上充斥的所有那些伪理性主义。
再有，谁说形势可以用那些词汇来定义？二十五年前，当我开始环顾四周的时候，任何理性主义的奢望仿佛都遭到了科学文化（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物理学到人类学）的猛烈攻击。然而，如今在同样的文化范畴内，我觉得我们所经历的是一种新的理性主义的胜利；也就是说，相对于20世纪上半叶，文学氛围有了很大改变。我的想法也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这并非是我所熟悉的领域。不过，让我们来看一下新文学的发展形势：恰恰是在小说中，那些对文学最近的发展表现出最热烈欢迎的声音，那些最富于力量和新风格的德国作家（亚诺·施密特、格拉斯、巴赫曼、彼得·魏斯、约翰逊），以及最精确和严肃的法国作家，他们符合桑圭内提的定义吗？我认为恰恰相反：我们当然应该用新的方法去理解“理性”和“价值尺度”，但这也正是文学本身所做的研究。
那么，我需要在自己的信念中加入无数的信仰吗？某些事情，一旦谈论它们，就已经成了废话。我不想最终变得像奥默先生一样。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喧嚣的时刻，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理想的时代，可以尽可能少地谈论和出版作品，同时尝试着更好地去理解事情的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