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复兴》（Rinascita，每月副刊《当代》）杂志，1965年1月30日。这篇文章和随后的一篇，都从属于一场关于意大利语的辩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于新型的“科技”意大利语的辩论。这个定义来自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在很多城市进行的一篇讲话，那篇讲话随后刊登于《复兴》杂志上面（1964年12月26日）。在此之前，帕索里尼曾经否认存在作为通用口头语言的意大利语；而今，他宣布需要改变自己笃定的想法：意大利语已经存在。它在大企业中诞生，是“生产和消费的语言”，而且“统一了意大利共通语内所有类型的语言”，也就是说通过这种语言可以进行“交流”，但会破坏语言的表现力。帕索里尼的文章在报纸和刊物上引起很大反响。《复兴》杂志特别利用副刊《当代》（当时由米凯莱·拉格负责）的一期来进行相关的讨论，并刊登了维多利奥·塞雷尼（Vittorio Sereni）、埃利奥·维托里尼、佛朗哥·福尔蒂尼的文章。针对我的这篇和下一篇文章［《反语言》（“L’antilingua”）］，帕索里尼也同样在发表于《复兴》杂志上的《语言日记》（“Diario linguistico”，1965年3月6日）中进行了激烈和广泛的反驳。帕索里尼在1964至1965年发表的所有这些关于语言的文章，如今都收录在杂文集《异端的经验主义》（Empirismo eretico），米兰：加尔赞蒂出版社，1972年。报纸上刊登的所有参加这次讨论的论文，都收录在杂文集《语言的新问题》（La nuova questione della lingua），帕兰杰利主编，布雷西亚：派德亚出版社，1971年。
如今，我们不能孤立地对意大利语言状况进行研究，也不能在一般意义上将它与欧洲大语种对立起来，而是要在目前世界语言的形势下去审视它。不过，这个形势问题重重：相对于现代文明的要求来说，没有一种语言可以说是完全有效的，不论是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还是英语（尽管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更不要说问题更加严重的语言区域，比如非洲、亚洲，以及欧洲本身。
我很清楚，以上看法只是来自我借助近似的方法做出的分析，还需要得到专家的证实。现在，我仅仅是从自己观察的依据，也就是意大利和国外的图书出版业出发，以假设的方式发表一些经验性的看法。
假如我在前面说过，如今没有哪种语言不存在严重的问题，那并非是为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我们不应该对意大利语有很多抱怨。尽管应该承认，我们的语言还是具有某些优势的。比如说，意大利语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这种语言如同橡胶，可以用它制造出任何想做的东西），使我们能够较好地将其他语言翻译成意大利语，而任何其他语言则做不到这一点。当然，这种优势也导致了一种几乎同样严重的弊端：意大利语是一种孤立且无法翻译的语言。将一本外语书翻译成漂亮的意大利语（我们所说的是令一切都变得更加困难的领域：文学），可以保留原文的一些味道；但是，假如将一本意大利作家写的书翻译成任何其他语言，即使是最好的译本，原文的味道能够保留下来的部分会少得多，甚至荡然无存。（很多意大利作家因此在国外获得了成功，因为“通过翻译，他们赚到了”。）[35]
应该注意的是，即使是其他语言能够被翻译成意大利语这个有利因素，也是相对和片面的。比如说，越是口头和平民百姓的语言，尤其是属于俚语范畴的语言，翻译成意大利语就越是不成功，因为在平民语言这个层次，语言立刻超出了界限，进入地方主义和方言的范畴；而在比较随便的、玩笑式的、“资产阶级”式的对话当中，意大利语总是令人厌恶（鉴于风俗习惯在不断变化）并立刻可以确定其年代。（正像帕索里尼所说的，“通常使用的意大利语”，是一种“令人无法容忍和最好避免使用的语言”。）
这些出现在文学领域的破坏仍然是很小的，或者无论如何是可以预见的。阅读翻译文学的人，早已明白要做的是一件近似性的事情。文学写作越来越成为语言所具有的特定思想的深化（最大程度的表现力、语言上的神经官能症、最大限度的缺乏个性、“客观”中立性，都发展到了极致），也就变得越来越无法翻译。
所以，我们就来谈谈交流中所使用的语言，看看在文化交流的领域，事情到底如何。那个领域内存在的问题，是在意大利语中找到与一个特定语言“法则”，尤其是某个研究领域、某种学派或者倾向的特定语言规则等同的结构。这种问题多次出现，也多次得到解决。重要的是，引入我们语言的这个“法则”应该是一个严格的体系，而且要对它进行严格的使用，因为它决定着翻译工作的成功与否。
不过，让我们看一下一位外国译者在翻译意大利作品时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存在于理论方面、评论方面，或者仅仅是信息方面。在这里，意大利语的灵活性不再是一种帮助，而是成为障碍，同时，我们立刻能感觉到语言和文化上的距离。要想让一个英语国家的人（对于一个法国人也是一样！）理解我们想通过“storia”[36]这个词（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重复这个词）说明什么，那会非常辛苦，而且最后的结论经常会是，它是无法翻译的。当然，理解意大利文化的某些根本性的“钥匙”（比如说克罗齐），在当时并没有被意大利以外的人了解，所以，一个特定“法则”的词汇，也就没能获得像在意大利国内那样的成功（让外界了解葛兰西，也遇到了同样类型的困难）。这是我们在很长时间内经历的文化孤立所造成的破坏。不过，继续抱怨这些也于事无补。我们要从今天的角度来对这个状况进行考察：假设一位译者能够明确揭示任何语言“法则”，可是麻烦的是，大部分意大利人在写作时并不依据任何“法则”，或者说同时依据多种法则。他们将多种来源的词语堆积在一起，这些词语有很多诞生于意大利语中，继而形成它们的历史，而使用这些词语的人想要讲述的是这些词语的内在历史，是在进行影射，在文雅和模棱两可上面做文章。反正我们之间总能彼此理解。然而，当别人翻译我们作品的时候，结果又会如何呢？那就是什么也翻译不出来。
比如说，假如我想让别人把我这篇文章翻译成法语或者英语，那么，或许我必须将它完全重写，或许要咨询讲那些语言的人，然后重新构思。我还是一个在词语使用方面比较谨慎的人（这也是个问题，因为在对自己的想法尚不十分确定的时候，我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将一个观点弱化，而在翻译当中，这些谨慎的做法就不复存在了，结果，表达要么过于一般，要么过于直接）。然而，假如一个人更加坚定地使用来自不同“法则”的词语（就像帕索里尼那样，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语言变成了一幅由本国语和外语构成的“拼贴画”），那么，要想翻译这些作家，就得给每个词语添加注解。
这仅仅是一种小小的不便吗？我却觉得情况非常严重。今天，每个文化问题立刻就会变成世界性的问题，需要立刻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至少是利用一系列世界标准去核实。当然，这种现象尤其发生在政治上。比如说，《复兴》杂志上刊登的文章不仅谈到意大利国内的新鲜事物，还包括国际上左派的一些趣事。然而，这些文章从语言的角度是无法翻译的。
这番话是想说明什么呢？我想说的是，在用自己的语言创作之前，要先用另外一种语言，或者某种对所有人通用的世界语来思考吗？对于我们的语言，甚至是另外任何一种语言来说，这个要求都等同于阉割思想，令它变得平庸，不能表现出细微的差别，并剥夺它对微妙的直觉进行描述的能力。尽管所有民族语言如今都遇到了（无论有无意识）危机，但它们还会存活几个世纪，因为它们至今仍然是无可替代的自由和创造性的工具。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虽然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局限，但它也具备自身特有的可能性。
我想说的是，希望通过写作来进行交流的人（我所说的也包括我自己），始终应该考虑可翻译性的问题，也就是可交流性，以及自己使用的表达方法。在这里，我并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号召大家“用清楚的方式书写”。我们知道，这通常是一种缺乏见识的奢望：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就要用清楚的方式去写，不过，有些复杂的事情（或者尚未弄清楚的事情），只能通过唯一可能的方式去书写。然而，我们始终需要意识到我们所使用语言的局限，计算我们的论述中能够被翻译的部分和不能被翻译的部分，以及为什么不能翻译。假如我们能够一边写，一边读自己所写的文章（有很多作家还不能做到阅读自己的文章，不论是在写作当中还是之后；他们看到的是纸上的一个“会话气泡”，里面写着他们的想法，而不是写下来的词语），假如我们能够把自己一分为二，或者再增加几倍，化身为很多不同的习惯于使用其他“法则”的读者，那么我们也可以创作出很难翻译的文章，而且知道如何去创作它们。这样一来，或许语言的复杂性就可以从局限性变成财富，变成可以积累的语言资本。
如今，意大利的政治语言变得非常复杂，而且变得愈发技术化和知识化。我相信，它会尝试着成为连接基督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桥梁，从阿尔多·莫洛[37]创建的办公室和工作室，到工人阶级的工会。这是帕索里尼对其诞生加以描述的那种科技语言吗？在我看来，事实正好相反：一种希望专业化却又无法统一的专门术语和一种具有众多分支和多变的语法，使得这种语言的言外之意比它所表达出来的内容更加有效。这种语言并不喜欢那些能够指明确切、直接和具体行为的动词，而是使用仅仅用来系统地建立起名词之间关系的动词。这些名词的意思同样是抽象的，而且只能通过句子的结构来定义。这种语言可以在不使用具体的名词或表示动作的动词的情况下，构造出非常长的句子（这种情况，我从前认为只会在德语中出现）。
这种状况发生在比较高的语言层次。在普通的语言层次上，存在着电视新闻中那种“客观”的语言。在总结政治领袖的论述时，那些讲话都被简化为一些由没有主见、缺乏色彩和味道的词汇构成的类似的组合，彼此之间仅有最低限度的变化。总之，他们始终偏爱那些语义贫乏而非蕴含深刻意义的词语。
对于说话是为了进行“领导”的那些人来说，政治对他们说话的方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感觉（不过，这里我超出了自己直接的经验，可能会受到反驳或者得到补充），即使是在董事会、技术委员会，还有贸易代表的会议上，人们说话的方式也是一样的。
在我看来，尤其在专业术语的层次上，我们会明显注意到意大利语的“科技性”发展，比如说机械术语［汽车上哪怕是最小的零件，它的名称在整个意大利都是一样的，每个机械工每天都会使用；而每个省份的农业术语则完全不同；不过，对于很多手工业（比如印刷业）来说，一种统一而精确的词汇并非新鲜事；在航海领域也是一样，等等］。
在理论语言这个层次上，意大利语一百年来官僚主义的恶习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毒害性。迄今为止，官僚语言对意大利语现代化和影响始终胜过来自科技发展的推力。即使来自专业研究的词汇不断地丰富（在意大利语中，这个过程已经进行了很久），语言从中获得的并不是严格的词法，而仅仅是有声的形象；并不是抓紧现实不让它逃走，并从中获得满足，而是一个进行影射的新方法；并不是语言与事物之间技术关系的根本民主，而是对权威性的再次强调。
所以，我的结论与帕索里尼的不同。不过，首先我要说，无论是从总体概念来讲，还是在一些简洁的风格分析和很多次要的观点上，我在他的文章中读到了很多令人兴奋和真实的东西（可惜，并不包括谈到我的时候）。至于帕索里尼的那句断言“作为民族语言的意大利语诞生了”，我把它当作他的新诗，并表示欢迎，但并不认为那是事实。这或许是因为之前他说过，意大利语并不存在，而那句话我也并不同意（“意大利语”是作为独一无二的语言现象存在的，与“法语”、“英语”等现象不同，而那两种语言也彼此不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方言（这些没落、疲惫、无力和堕落的方言）代表着健康与事实。不过，这也是帕索里尼的论述中我最赞同的地方：我们在通常情况下使用的那种意大利语使人无法容忍，所以，我不能接受语言中产生了某种全新事物的这个幻想。
我的理想语言是一种尽可能具体和尽可能确切的意大利语。需要打败的敌人，是意大利人使用抽象和泛泛的表达方法的倾向。要想发展成为一种具体和确切的语言，意大利语已经具备了很多其他语言所没有的可能性。然而，坏死病想要将意大利语变成一个内部无法看到和触摸到任何东西的语言组织，而且，正在将意大利语从那些有希望在未来几个世纪的大动乱中存活下去的语言中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