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日报》，1965年2月3日。这篇文章同样参加了帕索里尼发起的关于新意大利语的辩论（参考179页前一篇的引言，此处提到的是其中涉及的篇目）。《日报》在它的《每日读书》（“Giornolibri”）栏目里开展了这项辩论。参加辩论的除了一篇对帕索里尼的采访（1964年12月2日）以外，还包括阿尔巴西诺（12月30日）、西塔提（1965年1月20日）、奥蒂耶里（Ottieri，1月27日）的文章，以及帕索里尼的两篇反驳文章（1月6日和2月3日）。
宪兵队长坐在打字机前，受审人坐在他对面，稍显结巴地回答他的问题，但注意尽量采用准确的方式，知无不尽，而且不多说一个字：“今天清晨，我到地窖里点燃锅炉，发现了放在盛煤炭的箱子后面的所有酒瓶。我从中取了一瓶，准备今天晚饭的时候喝。但是，我不知道楼上卖瓶装酒的商店被撬开。”宪兵队长不动声色而又快速地敲击键盘，忠实地将他的话记录下来：“敝人在午前早些时候，前往地下室的房间，以便启动取暖装置。我声明碰巧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酒类产品被置于盛放燃料的容器后面的位置，并取走了上述商品中的一个准备在晚餐时消费，却不晓得位于上层的商店已经被撬开。”
每一天，尤其近一百年来直到今天，出于一种已经变得无意识的过程，我们千千万万的同胞每天都在头脑中以电子设备的速度，将意大利语转化为一种不存在的反语言。律师和官员、部委办公室和行政委员会、报纸和电视的编辑部，都在用反语言来书写、讲话和思考。这种反语言的特点，我想把它定义为“对语义的恐惧”，也就是逃避任何本身具有意义的词汇，就好像“酒瓶”、“炉子”、“煤炭”都是污秽的词语，“去”、“找到”、“知道”所指的都是些下流行为一样。在反语言当中，意义与我们的距离越来越遥远，被流放到一系列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意义模糊不清而又不可捉摸的词语的最远端。“我们的语言是一条非常脆弱的线，靠着由介词、系词，或者数量很少而且失去力量的动词连接起来的名词构成。”在这几行文字当中，西塔提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很好的描述。
使用反语言的人，总是害怕对他所说的事物表现出熟悉和兴趣，认为应该通过暗示：“我是碰巧说到这些事情的，而我的作用要远远高于我所做或者所说的事情，我的作用高于一切，甚至高于我自己。”从心理原因上讲，反语言是与生活之间真正关系的缺失，或者说到底，是对自己的憎恨。然而，语言仅仅存在于演变成一种交流的、与生活的关系当中，存在于演变成一种表达的、完全的存在当中。所以，反语言获胜之处（那种不会说“我做了”，而要说“我实施了”的意大利语），语言就会遭到毁灭。
假如将帕索里尼文章中写的“科技”语言（也就是完全交流性和工具性的、使不同的用法同质化的语言）和语言联系在一起，其结果只会使它变得丰富，会除去它的非理性和沉重，并且赋予它新的可能（首先仅仅是交流上的可能，然后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会创造出一种属于自己的表现空间）。然而，假如将它与反语言联系在一起，它就会立刻受到致命的传染，即使是“科技”词汇也会染上一种虚无的色彩。
帕索里尼实际上是在说：意大利语终于诞生了，但我并不喜欢它，因为它是“科技性的”。
我却要说：意大利语奄奄一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有变成一种工具性的现代语言，它才能存活下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假如停留在目前的状态，它仍旧能够存活下去。
不论是文化语言，还是实际工作中的语言，问题都不会有所不同。在文化范畴内，假如“科技”语言被加入一个严格的体系（一种科学的门类或者研究的流派），假如它意味着获得新类型的词汇，使现有词汇类型的秩序更加明确，使通过句子表达出的思想具有更加有效的结构，那么我欢迎这种科技语言的到来，希望它能够将我们从众多含糊不清的术语中解放出来。假如丢进反语言里面的是一些新的抽象名词，那么它就既不积极，也不新鲜，而且，其中的科技工具性也仅仅是个假象。
不过，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应该从口头的使用，从日常的实际生活这个层面产生。我把出了问题的汽车送到修车行，并试图向机械师解释“和那个东西连在一起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在拿那个东西开玩笑”。到此时为止始终操着一口方言的机械师，朝发动机盖子里面看看，然后用一种极其精确的词汇，造出一种简短而概括的句子，向我解释那个发动机身上都发生了些什么。在整个意大利，汽车的每个部分都有一个名称，而且是唯一的名称（相对于农业语言的地区多样性来说，这是一种新鲜事物；而相对于手工业语言，则没有那么新鲜），每一个操作都有描述它的动词，每一项评估都有属于它的形容词。假如这就是科技语言，那么我相信它，我信任科技语言。
这样说吧，你可以反驳我说，技术—机械语言仅仅是一种专门用语，一种词汇，而不是语言。我的回答是：语言越是以实践活动为榜样，就越是在所有方面同质化；不仅如此，它还会获得一种“风格”。只要意大利语还是一种文学的而非职业性的语言，方言中（不言而喻，也包括托斯卡纳方言）就存在着丰富的词汇，能够用来命名和描述田野、房屋，还有工具，以及语言所不能描述的农业和各种行业的那些操作。意大利方言生命力得以延续的原因就在于此。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过去很久了。我们面前的世界（房屋和街道和机器和企业和研究，还有现代农业的很大一部分）都是靠意大利语，或者以意大利语为榜样，或者是靠一种介乎科学—技术—工业之间的语言发展起来的，而不是方言，然后，又通过意大利语或者跨语言的逻辑结构得到使用和思考。语言的普遍性命运，会越来越有赖于这种实用的语言。
从它的表现力来看，情况也是一样，并不是因为从科学或者技术使用过渡到暗喻、情感、心理学等领域的使用后，这些新词汇就可能获得迅速的成功（事情的发展始终是这样的：我要说，像“过敏的”、“石蕊试纸”、“相对论的”这些已经进入我们父辈的“普通意大利语”的词汇，我不太喜欢）。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使用的形式也总是具有决定性的，而富有表达色彩的传统形式会随即消失，因为它们无法与其他口语表达方式同时使用，所以必须被其他方式所取代。
基本事实是这样的：当今意大利语的发展并非来自与方言的关系，而是来自与外语的关系。关于语言和方言之间的关系，关于意大利语中佛罗伦萨或者罗马或者米兰所占据的份额，这些讨论如今已经没有很大的重要性。意大利语是通过与需要不断面对、需要翻译或者被翻译成的其他语言的关系来定义自己的。
欧洲的大语种都有自己的问题。在这些语言的内部，或者尤其在彼此的对比当中，针对当代文明的各种需求，它们都具有严重的局限性，没有一种语言能够讲出所有要讲的东西。比如说，西塔提这篇文章中说到的法语的创新性动力，就因为法语句子结构上根本性的古典主义、文学性和保守性，而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第五共和国就生存在稳固的专家治国论统治下的经济现实，和用模糊而不合时代的文学方式进行表达的语言之间的冲突当中。
我们时代的特征正是这种矛盾：一方面，所有讲出来的事情都需要能够立刻翻译成其他语言；另一方面，我们也意识到每种语言都是一个独特的思想体系，所以，从定义上是无法被翻译的。
我对于语言的预测是这样的：任何语言都围绕着两个彼此独立的极端而存在，一个极端是可译性，也就是能够立刻翻译成必须与之交流的其他语言，而且倾向于靠拢一种高层次的世界性国际语；另一个极端则渗透了语言最为特殊和秘密的精华部分，是不可译的部分，而很多体系都会致力于这个方面，比如流行隐语和文学的艺术创造力。
意大利语在精神上受到长期的压抑，具备将这两个极端连接起来的所有必要条件：它可以是一种灵活、丰富，以自由的方式构成，具有以动词为中心的牢固结构，且句子中间具有丰富节奏变化的语言。与此相反，反语言既排斥可译性交流，又阻碍了深层次的表达。目前的语言形势是这样的：对于意大利语来说，变成一种现代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就等于变成真正的自己和体现自身的本质。但是，假如将语言推向反语言的力量不停止，而是继续蔓延，那么，意大利语将成为一种无用的工具，并从欧洲的语言地图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