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咖啡》（Il Caffè）杂志，1967年2月，第14卷，第1—2期，标题为《一件事情至少可以用两种方法表达》（“Una cosa si puòdirla in almeno due modi”）。这篇文章参加了题为“荒诞、讽刺与文学”的辩论。文章中的某些段落，被用来回答阿尔贝托·阿尔巴西诺关于《幽默在哪里？》（Dov’èl’umorismo？）的调查，发表在1967年3月17日的《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上面。
在我看来，“滑稽”这个文学元素非常重要，但我并不认为讽刺是最合适我的文学态度。
讽刺包括一个道德主义的部分和一个嘲笑的部分。我希望这两种成分都与我无关，因为当它们出现在他人的作品中时，我也并不欣赏。道德家认为自己比他人更有道德，嘲笑别人的人则认为自己更加狡猾，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觉得事情比别人认为的更加简单。无论如何，讽刺排斥对事物进行询问和研究的态度。然而，它有很大一部分却是由双重性构成的，也就是综合了吸引与反感两个方面，它使每个讽刺作家在面对他讽刺的对象时充满活力。也许这种综合使讽刺具有一种更加丰富的心理厚度，但是，它并没有因此变成为讽刺服务的一种更加灵活和懂得艺术的工具：反感使讽刺作家不能更好地理解吸引他的这个世界，而吸引又迫使他去了解自己排斥的这个世界。
我在滑稽、讽刺、荒诞、恶作剧等表现手法当中，寻找摆脱所有表现和评价的局限性和单一性的道路。同一件事情至少可以用两种方法表达：一种是为了说明那件事情的方法，而且仅仅是就事论事；另一种方法对那件事情进行说明，与此同时还想提醒大家，世界要比它更加复杂、广阔和矛盾。阿里奥斯托的嘲笑，莎士比亚的滑稽，塞万提斯的无赖范儿，斯特恩的幽默，刘易斯·卡罗尔、爱德华·利尔[44]、阿尔弗雷德·雅里[45]和格诺的恶作剧。对于我来说，其价值就在于通过这些手法，可以摆脱细节，并感受到事物的广泛性。
不言而喻，只有伟大的作家才能创造如此的效果。滑稽更多是一种方法，是与世界的一种关系，能够为自己提供关于文明多样和日常的表现的信息。我们会想到幽默感在英国文明中曾经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它还为讽刺文学提供了古代世界未知的关键性范畴。我所说的并不是对于这个世界那种深刻而忧郁的好感，而是所有真正的“幽默作家”所具有的最重要的品质，那就是使自身同样受到自己制造的讽刺的感染。
基于以上的偏好，我对讽刺存在保留意见。讽刺带着那种排他和双重性的热情，完全集中在自身所在宇宙消极的一端，旨在将作者排斥在自己的抗议以外。然而，当讽刺不带有特别意图，变成一种对于宇宙更加广阔和无私的反映，而且仅仅处于次要位置时，我会欣赏和热爱这种讽刺精神。当嘲笑的愤怒导致极端的后果，并超越了局部的界限，就像斯威夫特和果戈理的作品中那样，令全人类都受到质疑，几乎发展成为对于世界的一种悲观看法时，我欣赏讽刺，而且在它的面前，我觉得自己非常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