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复兴》杂志，1967年11月24日，第46期。回应姜·卡尔洛·费雷蒂（Gian Carlo Ferretti）在第39期上发起的一项调查，题为《为谁创作一部小说？为谁创作一首诗歌？》。
为谁创作一部小说？为谁创作一首诗歌？是为了阅读过某些其他小说和其他诗歌的人。创作一本书，是为了能够把它和其他书放在一起，为了它能够被放入一个假想的书架。从某种程度上讲，放进这个书架就意味着对它进行改变，把其他书从它们的位置赶走或迫使它们退到后面一排，要求把另一些书提前到第一排。
一个“懂得销售”的书商会怎么做？他说：“您读过某本书吗？好吧，那么您应该把这本书也买下来。”作家对于隐形读者所做的想象或者无意识的动作也是如此。不同之处在于，作家不能仅仅把自己的目标定义为满足读者意愿的人（再说，一位优秀的书商也应该看得更远一点）；他需要假设一个尚不存在的读者，或者使读者针对今天的样子有所变化。这种事情并不经常发生：在所有的时代和社会，一旦某种美学原则、某种诠释世界的方法，或者某种道德和社会价值的等级建立起来，文学就可以通过随后的证实、有限的修正和深化，永远延续下去。然而，我们所感兴趣的是文学的另外一个可能，那就是对价值等级和已经确定意义的标准进行讨论的可能。
假如作家想要创建的理想书架尚未确定，上面摆放的图书还不习惯一本挨一本地待在一起，因为它们的彼此接近可能会导致电击或者短路，那么，一位作家的活动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里，需要对我的第一个回答进行纠正：当我们不只是为了小说读者，而是为所有人创作小说的时候，当我们在从事文学创作时，想象到的不仅仅是摆放文学书的书架的时候，文学就开始变得有趣了。
以我们意大利人的经历来举几个例子：1945至1950年，意大利小说希望能够进入一个以政治或者历史—政治题材为主的书架，从而满足主要对政治文化和当代历史感兴趣，而且好像迫切需要满足文学方面的“需求”（或者缺乏）的读者。按照这种思路确定的活动，结果只可能是失败，因为并不是说政治文化代表某种事实，文学价值就必须去靠近或者适应这种事实所具有的价值（因为除去少数个案，这些价值都是一些所谓“经典的”价值，也就是已经存在的价值）；政治文化是某种尚需完成的东西，甚至始终需要对它进行建设和讨论，并且将它不断地与文化的其余部分进行对比（放在一起讨论）。
在1950至1960年，人们曾经试图将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的颓废派文学，以及意大利历史主义“道德和文明”感的著作，都放入同一个假想读者的书架。这种做法比较符合那些年间意大利普通读者的情况（知识分子谨慎的资产阶级化，以及资产阶级谨慎的研究）。然而，从一个已经开始而且范围更广的层面上来说，这样做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仅仅适用于各种霸权和隔离为我们的文学限定的那个空间。总之，要想了解世界上以及我们中间发生的事情，意大利普通知识分子的书房（尽管后来几经扩大）几乎起不到作用。所以，它被彻底破坏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现象发生在60年代。最近十五年里上学的人，他们享受到的广泛信息，比意大利“二战”之前、战争时期和战后的信息要丰富很多。如今，我们的出发点不再是与传统，而是与开放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作为我们参考的不再是与经过检验的体系的相容性，而是这个问题在世界上的存在状况（各种发言试图向我们展示，以前的状况比现在更加美好。然而，即使是那些正确的发言也是无益的，甚至成为反证）。
在文学领域里，作家们如今考虑的那个书架上摆放的，首先是能够将文学事件分解成最根本的元素和动机的那些学科，那些进行分析和解剖的学科（语言学、信息理论、分析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治疗的创新用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用法）。在这座由各种专业构成的图书馆里，人们并非一定要增加一个文学书架，而是否定它所处的位置，因为目前文学所经历的主要是对自身的否定。所以，针对这篇文章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回答就变成了：小说创作的对象，是一个终于明白再也不应该读小说的读者。
正如很多人所说的，这个立场的脆弱之处，并不在于来自起决定性作用的文学以外的影响，而是与此相反，它的脆弱之处在于，新作家设想的非文学类图书馆，仍然过于具有局限性和行业化。反文学还仅仅是一种文学热情，却不能满足目前文化的需要。我们为自己作品预先设定的那些读者，会有认识论、语义和实践方法等方面的要求，而且希望不断地进行文学层面上的对比，比如象征性方法的实例，或者逻辑性模式的建构（我所说的，或者尤其要提到的，是政治书籍的读者）。
说到这里，我不能回避《复兴》杂志的调查肯定会关心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对于读者会越来越有修养的这种设想，是否无法避免需要尽快解决的文化差异的问题？如今，无论是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这种问题都被严肃地提了出来。文化差异有可能会使作为其根源的社会差异永远存在下去，这是现在整个世界的教育学都要面对的关键性问题，随后会立刻发展到政治领域。在这个问题上，文学的贡献只能是间接的，比如说，果断地拒绝任何家长制的解决方法。假如文学设想的是低于作家文化修养的读者，并对他采取教育、普及以及令其安心的态度，那么，我们就只能确认这种差异。任何用缓和剂（一种大众文学）来使形式变得柔和的尝试，都意味着后退，而不是前进。文学不是学校，我们应该假设一个更有修养的读者群，一个比作家更有修养的读者群，而这个假设读者群的存在与否并不重要。作家是在对比自己更有学问的读者说话，要装成一个比自己有学问的自己，以便与某个更有学问的人对话。文学只有抬高行情，靠涨价，增加赌注，并遵循形势的逻辑，而这个形势必然会恶化，所以要从整体上接触社会，进而找到解决方法（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是作家身处其中的那个社会，以及他因此需要承担的所有责任，甚至是与他工作的内部逻辑相悖的责任）。当然，在遵循这条道路的同时，文学应当意识到它会遇到的危险，包括革命可能会为了创造一个平等主义的初始平台而将文学排除在外（还有哲学、纯科学，等等）。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解决办法，是灾难性的自我残害，但具有自己的逻辑，所以，它在这个世纪重新出现，而且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会经常出现，直至找到一个更好的同样简单的解决方法。
第二个问题（我用简单的词汇来阐述）：鉴于世界被分裂为资本主义阵营和无产阶级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革命阵营，作家又要为谁来创作呢？我的回答是：既为一些人，也为另一些人创作。每一本书（不只是文学书）尽管是写给某些人的，阅读它的却不会仅仅是它所针对的那些人，还会有他们的敌人。这并不是说，敌人从书中学到的比这本书所针对的那些人少（严格地说，这一点对于像《资本论》和游击队手册这样的基础革命读本，也同样适用）。对于文学来说，一本“革命的”文学著作，会在短时间内被资产阶级据为己有，而且变得中立。这是意大利左派的文章在最近几年多次讨论的话题，而且，它们得出的结论悲观也很难反驳。我们还可以利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进行这个话题的讨论。首先，文学需要承认它的政治分量是微乎其微的。战斗的胜负，是以普遍的战略、战术路线和力量关系为基础决定的。在这种情形下，一本书，仅仅是一粒沙，文学书尤其如此。一本（科学或者文学的）重要著作对正在进行的普遍斗争所产生的效果，是将它带到一个更高的意识水平，为它提供认识、预测、想象、集中等工具。这个新的水平更加有利于革命还是反革命，取决于革命是否懂得如何行动，取决于它希望他人如何行动和是否懂得如何去影响他们的行动。这一点，只在很小程度上取决于作品创作者的意愿。一个反动派写的书（科学发现），对于革命的前进可能是决定性的，不过也有可能相反。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具有革命性的并非作品本身，而是对作品的使用。即使是那些希望在政治上以革命书籍的形式诞生的书，也只有在使用的过程中才能成为一本革命书籍，而它的革命效果经常是滞后和间接的。所以，在涉及斗争的时候，评价一部作品的决定性因素是它所处的水平，以及认识在它的推动下取得的进步。至于作品诞生于一个或者另一个阵营，它的动机或者意图如何，这些因素可能具有遗传或者情感方面的意义，但这些主要与作者有关，而对于斗争进程的影响很小。我们在作品当中几乎总能寻找到明确或者隐含的“倾向”。自认加入战斗的作家，当然会认为作品是写给自己战友的。但是，他应该首先考虑到作品所处的普遍背景，应该意识到，战线也可能从他的作品中间穿过，是一条永远处于运动中的战线，那些在树立之时自认为坚定不移的旗帜，也因此始终在变换位置。安全的领土并不存在，作品本身就是也应该是一个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