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章所报告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是异乎寻常的。它最初不是按照常规的研究安排的。它不是一项社会性的尝试，而是一次旨在解决各种个人道德、伦理以及科学问题的私人冒险。我只是力图使自己信服并且从中学习（这对于个人探索非常合适），而不是向其他人论证。
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些研究对我有极大的启发作用，饱含令人兴奋的意义，尽管方法论上有些不足，有些报告还是有价值的。
另外，思考心理健康问题时，我非常急切，因此任何意见、任何一点儿数据，无论何种讨论，对我都具有巨大的启发价值。从原则上说，这种研究非常困难，如果要等待传统意义上可靠的材料，那我们可能要永远等待下去。这样的话，似乎我们能做的唯一一件有气魄的事就是不害怕犯错，全心投入，尽力而为，争取在从犯错到最终纠错的过程中学到足够的东西。不然，目前就只有置之不理这个问题。因此，在还不知道会有什么用处的情况下，我将下面这些报告呈献出来，并向那些坚持信度、效度、取样等科研传统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歉意。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选自我的熟人和朋友，以及公众人物和历史人物。另外，在第一次对年青人的研究中，我们对三千名大学生进行了筛选，结果只有一名大学生是可用的研究对象，有一二十名可作为未来研究对象（“成长良好的”）。
我不得不承认，在以往的研究对象中，我发现了自我实现者，但这类自我实现对社会中正处在发展中的青年来说是不可及的。
因此，通过与艾维林·巴斯金（E Raskin）博士和但·里德曼（D Freeman）合作，我们开始对一组相对健康的大学生进行调查。我们特意在大学生中选出最健康的1%。虽然该项研究进行了两年之久，但在几近完成之际被迫中断，不过它在临床层面还是让人获益匪浅。
我们也曾希望研究小说家和剧作家们塑造的那些人物，但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适用于我们的时代和文化。（这本身就是个引人深思的发现。）
至于是淘汰或是选中某一个研究对象，我们依据的是第一个临床的定义，该定义既有积极定义也有消极定义。反面的选择标准要求被选对象没有神经病、精神变态性格、精神病或这方面的强烈倾向。也许身心症要求更仔细的研究和筛查。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会只用罗夏测试，但结果证明这些测试更能显示被隐藏的精神变态，并不那么适用于选择健康的人。筛选的积极标准是自我实现（SA）的确定的证据，但目前还是难以确切描述自我实现症候群。为服务于我们讨论的目的，自我实现也许可大致被描述为充分利用和开发天资、能力、潜能等等。这样的人似乎在竭尽所能，使自己趋于完美，这使我们想起尼采的规劝：“成为你自己！”这类人群已经走到，或者正在走向自己能力所及的高度。他们的潜能要么是个人特有的，或者是人类物种共有的。
这一标准还意味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研究对象对安全、归属、爱，尊重和自尊的基本需要均得到满足，对于理解和知识的认知的需要也得到了满足，或者在少数事例里，他们征服了这些需要。也就是说，所有研究对象都感到安全、毫不焦虑、认可、爱和被爱，自身的价值并且被尊重。他们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哲学，宗教或者价值体系。至于基本需要的满足是自我实现的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这依旧是个未决的问题。
我们采用的选择方法大体上是之前方法的迭代，对自尊和安全感的人格症候群的研究中曾使用过该方法，本书附录二对此有详细描述。简单来说，这种方法以个人或文化信仰的非专业状态作为开端，包括比较自我实现症候群的各种拓展用法和定义，然后再更仔细地给它定义。在下定义时，仍然采用现实的用法（可称为词典学层次的用法），但是，同时排除在通俗定义中常见的逻辑和矛盾。
以修正过的通俗定义作为基础，我们筛选出了第一批研究对象小组，其中包括一组高质量、一组低质量。以临床风格对这些人进行尽可能仔细的研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按照现在手中的数据进一步修改最初修正过的通俗定义。这样就得出了第一个临床定义。按照这个新的定义，对最初的研究对象进行重新筛选，保留一些人，淘汰一些人，补充一些新成员。然后，这组研究对象的数据就达到了临床层级。如果可能，再对此进行实验和统计研究，并且对第一个临床定义做相应修改、订正和补充。然后，根据这一新的定义进行再筛选。经过这样不断重复，一个最初模糊、不科学的通俗概念就能变得越来越精确，在特性上越来越便于操作，因而也越来越科学。
当然，一些客观的、理论的，和实际的考虑会干扰这一自我修正螺旋上升的过程。例如，在研究的早期，由于对通俗用法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苛求，没有一个活人能符合这一定义。我们不能够因为有小毛病、错误，或者愚蠢而排除一个可能的研究对象。换言之，我们不能用完美来作为选择的标准，因为不存在完美的研究对象。
另一种难题属于这样的情况：在所有的情况下，都不可能获得临床工作通常要求的那种丰富而令人满意的数据。研究对象候选人在得知研究目的后，变得注意自己，变得冷淡僵硬，把所有的实验努力不当做一回事儿，或者干脆断绝合作关系。因此，鉴于早期研究经验，我们对老研究对象一直进行的是间接研究，实际上几乎是偷偷摸摸地在进行。只有较年轻的研究对象才可能被直接研究。
既然不能公开依旧在世的研究对象姓名，那么有两种必要心机就不可能得到，或者甚至连普通科学研究的要求都达不到，即调查的可重复性和是否能够公开获取得出结论的数据。我们克服了部分这样的困难，因为研究使用了公众和历史人物的有关数据，以及补充研究了一些青年人和可信的儿童。
研究对象可分成以下几类：
案例：
7名非常理想和2名很有希望的同代人（相互交织的）
2名非常理想的历史人物（晚年的林肯和托马斯·杰斐逊）
7名很有希望的知名的历史人物（爱因斯坦、埃莉诺·罗斯福、简·亚当斯、威廉·詹姆士、史怀彻、A.赫胥黎和斯宾诺莎）
不完全案例：
5名相当肯定有某些不足，但仍然可用于研究的同代人
不完全的或可能的案例：
G.W.卡弗、尤金·V.德布斯、汤姆斯·埃金斯、弗里茨克赖斯勒、戈塞、帕布洛、卡萨尔斯、马丁·布伯、丹尼洛
由他人研究或建议的案例：
多尔斯、阿瑟·E.席根、约翰·济兹、大卫·赫尔伯特、阿瑟·韦利、D.T.铃木、艾德莱·史蒂文森、S.阿勒奇蒙、罗伯特·勃朗宁、R.W.埃米森、F.道格拉斯、J.舒马比特、B.本奇刺、艾达·塔贝尔、H.塔布曼、乔治·华盛顿、布林、乔治卡尔·穆恩辛格、J.海登、C.皮萨诺、E.比·威廉·罗索（A.E.）、P.雷诺尔、H.W.朗费罗、P.克罗波特金、J.阿特基尔得、汤姆斯·摩尔、E.贝拉米、B.富兰克林、J.米尔、W.怀特曼[34]。
搜集和描述数据
这里的数据不仅包含人们通常所收集的特殊的、分散的事实，更多地包含来自我对朋友熟人总括或整体印象的缓慢发展。很难营造一种情景向我的老研究对象们提问，或者对他们进行测验（尽管这对于年青的研究对象是可以做到的）。我偶尔才以一般社交形式与老研究对象联系。然而一旦有可能就可以随时向亲朋好友提问。
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研究对象数量较少，以及多数研究对象的资料不完整，不可能进行任何定量描述，只能收集到一些混杂交错的印象，尽可能从中挖掘价值。
全面分析了所有这些印象后，可得出以下最重要且最有用的自我实现者总体性格，用作进一步的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
对现实更有效的洞察力和更加舒服的关系
人们注意到这种能力的最初形式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能力，它可以辨别人格中的虚伪、欺骗、不诚实，以及大体正确和有效地判断他人。在一次对一组大学生进行的非正式的实验中，发现了这样一种倾向性：与不太有安全感的（健康的）学生相比，有安全感的学生能够更为准确地评判自己的教授，也就是说，后者在S-I测验中得分更高。
随着研究的推进，可以逐渐明显看到，这一效率拓展到生活的其他许多领域——实际上是能观察到的全部领域。在艺术和音乐、智力、科学、政治和公共事务等方面，自我实现的这类人似乎能比其他人更敏捷更正确地看出被隐藏和混淆的现实。因此，该项非正式的调查表明，由于较少地受愿望、欲望、焦虑、恐惧的影响或较少地受由性格决定的乐观或悲观倾向的影响，无论他们手中掌握的是何种情况，他们对于未来的预测似乎总是比常人更准确。
最初这一点被称作优秀的鉴赏力或优秀的判断力，其含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是，由于许多原因（部分原因会在下文阐述），现在有种越来越清晰的倾向表明：最好把它看成是对某个确实存在的事物（是现实，而非一套观点）的感知（不是鉴赏力）。我希望这一结论或者假说能够早日通过实验验证。
如果能够验证这一结论，那么它的重要性是最值得强调的。最近英国的精神分析学家蒙利·凯里（Money Kyrle）提出：她有理由认为神经官能症患者不但相对而且绝对无能，因为这类患者对于现实世界的理解不如健康人那样准确或有效。神经官能症并不是感情上的疾病，凯里在这点上认识有误！假如健康和神经官能症分别意味着对于正确和不正确地理解现实，事实命题和价值命题在这个领域就合二为一了。在原则上，价值命题就不仅仅是鉴赏或规劝的问题，而应该是可以通过实证展示的。如果人们深入思考过这一问题，就会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这里可能逐渐构建起了一个真正的价值科学，同时这也是一个真正的伦理科学、社会关系科学、政治科学、宗教科学等等。
顺应不良或者极度的神经官能症绝对可能干扰感知，甚至可能影响光感、触觉或者味觉的敏锐度。但是这种作用很有可能在生理领域之外的感知范畴得到证实，例如艾因斯特朗（Einstellung）类似的实验。那么就自然要提到在许多近期的实验中，在健康的人群中，愿望、欲望、偏见对于感知的效用（这体现在最近的许多试验中）应该比患者人群小得多。先前的一系列考虑也都符合这一假设：对现实感知的优越性塑造了许多优越的能力，包括普遍意义上的推理、真理感知、推论、逻辑和有效认知。
这种与现实的优越关系包含一个令人印象尤为深刻和深受启迪的方面，本书第13章将详细讨论。过去我们发现，与大多数普通人相比，自我实现者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概念性的、抽象的、标签化的事物中分辨出新颖的、具体的和独特的东西。因此，他们生活在更加自然真实的世界中，而非生活在一堆人造的概念、抽象物、期望、信仰和刻板印象当中，而大多数人都对这些东西与真实的世界界限感到困惑。因此，自我实现者更倾向于感知实际的存在而不是他们自己或他们所属的文化群体的愿望、希望、恐惧、焦虑，以及理论和信仰。赫伯特·米德非常准确巧妙地将此称为“明净的眼睛”。
作为学术心理学与临床心理学之间的另一座桥梁，人们与未知事物的关系这一领域似乎大有可为。我们健康的研究对象通常不惧怕未知事物，也不会受到未知事物的威胁，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普通人大不相同。他们接受未知事物，与之相处融洽，同已知事物相比，他们甚至更容易被未知事物吸引。他们不但能容忍意义不明、结构不清的事物，甚至喜欢它们。爱因斯坦说过一句相当有代表性的话：“我们能够体验的最美的事物是神秘的事物。它是一切艺术和科学的源泉。”
的确，这类人是知识分子、科研人员和科学家，因此这里的主要决定因素可能是智力。然而，我们都知道，许多科学家智商很高，但是因为羞怯、惯性、焦虑或其他性格缺陷，只能单调地从事已知的工作、反复推敲、整理、分类，而不是做他们本该做的工作——去探索发现。
对于健康人来说，既然未知事物并不可怕，他们就不必去驱鬼，穿过墓地时也不必吹口哨壮胆，也不用花费时间抵御想象中的危险。他们并不忽视或者否认未知事物，不回避它们或自欺欺人地把它们看成是已知的事物。他们也不会过早地整理这些未知事物，将他们一分为二或者贴上标签。他们不固守熟悉的事物，对真理的追求也不像对确定、安全、明确以及秩序的需要那般令人不快。比如，戈德斯坦有关脑损伤或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研究就有些言过其实。当整个客观情况有要求时，自我实现者可以在杂乱、不整洁、混乱、散漫、含糊、怀疑、不肯定、不明确，或者不精准的状态中感到舒适。（这一切，在科学、艺术或一般生活中的某些时候是完全合乎需要的。）
对大多数人来说，怀疑、尝试、不确定，以及因此必然产生的延迟决定是个折磨，但对某些人却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刺激的挑战，是生活中的高境界而非低境界。
对自我、他人和自然的接受
有许多在表面上可察觉的、一开始看起来不同的、互不相关的个人品质，可以理解为一种更为基本的单一态度的表现形式或衍生物。这个态度可以是对于首要的罪恶感、使人严重自卑的羞耻心和极度的焦虑感的相对缺乏。这与神经官能症患者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描述为由于罪恶感、羞耻心和焦虑感，或由于其中之一二，而丧失了能力。甚至在我们文化中的正常成员也在太多不必要的场合，为太多事感到无畏的内疚、羞愧和不安。我们中的健康人发现，接受自我以及自己的本质，并对此不懊恼、抱怨，甚至不过多考虑都是可能的。
尽管他们自己的人性有种种缺点，与理想中的形象有种种差距，他们仍可以在没有真正感到忧虑的情况下，以斯多葛的方式接受它们。如果说他们是自满的，那就会传播错误的印象。我们必须说的是，他们能够以一个人在接受自然的特性时所持的那种毫不置疑的态度来接受脆弱、过失、弱点，以及人性的邪恶。一个人不会去抱怨水的滑湿、岩石的坚硬或者树木的翠绿。正如孩子睁大眼睛，用毫不挑剔和纯真无邪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他们只是注意和观察事实是什么，而对它并无争论或者其他要求，自我实现者也是以同样方式看待自己和他人的人性的。当然，这并不同于东方的出世观念，不过出世观念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尤其是在那些面对疾病和死亡的研究对象中也能观察到。
可以看到，这相当于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观点，即，已经自我实现的人对现实看得更清楚；我们的研究对象看见的是人性的本来面目，而非他们期望中的人性。他们的双眼所见的是面前的事物，并没有被各种纷扰的景象所影响，以至于歪曲、改变，或者粉饰真相。
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接受层次是所谓动物层次。自我实现者往往是优良强健的动物，他们的胃口很好，生活得非常快活，没有懊悔、羞耻，或者歉意。他们的食欲似乎一直很好、睡眠香甜。他们似乎很享受性生活，没有不必要的压抑，对所有相对来说的生理性冲动也都是如此。他们不仅在这些低层次上能够接受自己，而且在各个层次上都能够接受自己，例如爱，安全、归属，荣誉、自尊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能被毫无疑问地接受下来，并认为是值得的，其原因仅仅在于：自我实现者倾向于接受自然所创造的，而不是因这些东西不合意而愤愤不平。普通人特别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常有的反感、厌恶，例如挑食、厌恶身体的产物、体味以及身体功能等等，这些在自我实现者中是相对少见的。
与自我接受和接受他人的紧密相关的是：（1）他们没有防御性，没有保护色或者伪装；（2）他们厌恶他人身上的这种矫揉造作。假话、诡计、虚伪、装腔作势、面子、玩弄花招，以庸俗手法哗众取宠，这一切在他们身上都异常罕见。既然他们甚至能与自己的缺点和睦相处，那么这些缺点最终（尤其在后来的生活中）会变得令人感觉根本不是缺点，而只是中性的个人特点。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绝对不存在罪恶感、羞耻心，黯淡的心绪、焦虑和防卫性，而是指他们很少有不必要或者神经性的（由于不现实的）罪恶感等。动物性的过程，例如性欲、排尿、怀孕、行经、衰老等，是客观事实的一部分，因此必须接受。因此没有一个健康的妇女会因为自己的性别或者这个性别的任何生理特点而产生罪恶感或防卫心理。
真正让健康人感到内疚（羞耻、焦虑、忧伤或防卫）的是：（1）可以改进的缺点，如懒惰、漫不经心、发脾气、伤害他人；（2）不健康心理的顽固的残迹，如偏见、妒忌、猜疑；（3）虽然相对独立于性格结构，但可能是根深蒂固的一些习惯；（4）他们所属的种族、文化或群体的缺点。一般情况可能是这样：如果事实与最好成为什么或应当成为什么之间存在差异，健康人就会感到不满意。
自发性，坦率，自然性
自我实现者都可描述为在行为中具有相对的自发性，并且在内在的生活、思想、冲动等等中远远更有自发性。他们行为的特征是坦率、自然，很少做作或人为的努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直不遵从惯例。假如我们实际计算一下自我实现者不遵从惯例的次数，就会发现记录并不高。他们对惯例的不遵从不是表面的，而是根本的或内在的。他们独特的不循规蹈矩以及自发性和自然性都源于他们的冲动、思想和意识。由于深知周围的人在这一点上不可能理解或者接受他们，也由于他们无意伤害他人或为某件琐事与别人大动干戈，因此面对俗套的仪式和礼节时，他们会善意地耸耸肩，尽可能地通情达理。例如，我曾见过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给予他的荣誉。虽然他曾私下嘲笑甚至鄙视这个荣誉，但他并未因此而小题大做或伤害那些自认为在使他高兴的人们的感情。
其实，自我实现者的这种循规蹈矩的行为就像轻轻披在肩上的一盏斗篷，可以轻而易举地甩掉。实际上，自我实现者从不允许习俗惯例妨碍或阻止他们做他们认为是非常重要或者根本性的事情。在这种时刻，他们不墨守成规的本质便显露出来，然而他们并不同于普通的波希米亚人或者反抗权威者，这些人小题大做，把对抗无关紧要的规章制度当作天大的事。
当自我实现者热切沉迷于某个自己主要感兴趣的事物时，他的这种内心态度也会表现出来。这时，他会毫无顾忌地摒弃平时遵守的各种行为准则。在遵从惯例上他仿佛需要有意识地做出努力，他对习俗的遵从仿佛是有意的、存心的。
最后，当自我实现者与那些并不要求或期待俗套行为的人们相处时，他们就会自愿地抛弃这种外部的行为习惯。这种相对的控制行为对他们来说是个负担，正如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可以看到的那样，他们偏爱与那些允许他们更自由、更自然、更有自发性的人们共处，这使他们能摆脱那些他们看来有时是费劲的行为。
从这个特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或推论：这些人有相对自主的、独特的、而非循规蹈矩的道德准则。有时，那些未经思考的观察者可能认为他们不道德，因为当情况似乎要求如此时，他们不仅会打破常规，还违反法律。然而事实恰好相反，他们是最有道德的人，尽管他们的道德准则与周围的人不尽相同。正是这种观察使我们坚信，普通人的一般的道德行为主要是遵从习俗的行为，例如，是基于被公认的原则的行为（被认为是正确的），而非真正的道德行为。
由于与一般习俗及普遍被接受的虚伪、谎言的疏远，以及与社会生活的格格不入，他们有时感觉自己仿佛是异国土地上的间谍或外侨，有时也表现得如此。
但愿我没有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他们试图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其实，他们有时也刻意地释放自己，出于对习俗的刻板性和对传统的盲目性而短暂发怒。例如，他们可能会试图教训一个人，或试图保护一个人免受伤害或不公平的待遇。有时，他们可能会感到情绪在内心沸腾，而这些感情令人快乐甚至欣喜若狂，以至于压抑它们似乎就是在亵渎神明。据我观察，在这些情况下，他们并不为自己给予旁观者的印象而感到焦虑、内疚或羞愧。他们自己声称，他们之所以按惯例行事，仅仅是因为这样做不会引起什么大问题，或者因为其他类型的行为会伤害人们，或使人们感到难堪。
他们轻而易举地对现实的洞察，他们非常接近于动物或儿童的接受性和自发性，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冲动、欲望、见解以及主观反应的一种高级觉悟。毫无疑问，对这种能力的临床的研究证实了弗罗姆的看法：一般正常的、适应得很好的人，通常根本没有弄明白他是什么，他要什么，以及他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正是像这样的一些调查结果，最终使得人们发现自我实现者与其他人之间一个最深刻的差异，这个差异就是：自我实现者的动机生活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与普通人不同。我们很可能必须为自我实现者另外创立一种具有深刻区别的动机心理学，例如，一种研究超越性动机或成长性动机，而不是匮乏性动机的动机心理学。将活着与为活着做准备作出区分，也许是会有益处的；也许动机的一般概念应该只应用于非自我实现者。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再进行一般意义上的奋斗，而是在发展。他们努力成长得日臻完善，努力以自己的风格发展得日益全面。普通人的动机是为了满足匮乏性的基本需要而奋斗。但是自我实现者实际上不缺乏任何一种基本需要的满足，然而他们仍然有冲动。他们工作，他们尝试，他们雄心勃勃，即使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动机就是发展个性、表达个性、成熟和发展，一句话，就是自我实现。这些自我实现者是否比常人更具有人类性吗？是否更能显示人类的本来面目？是否在分类学的意义上更接近人类？评判一个生物物种，是应该由它的残废的、不正常的、发展不全的样本为依据，还是由那些过度驯化的、受到限制的以及受过训练的模范为依据？
以问题为中心
我们的研究对象一般都强烈地关注他们自身以外的问题。用流行术语来说，他们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自身一般不存在什么问题，一般也不太关心他们自己，这正与缺乏安全感的人们中发现的那种内省形成对照。自我实现者通常有一些人生的使命，一些待完成的任务，一些需要他们付出大量精力的自身之外的问题。
这些任务未必是他们喜欢的，或他们为自己选择的，而可能是他们所感到的责任、义务或职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采用“他们必须做的工作”，而不采用“他们想要做的工作”的说法的原因。一般来说，这些任务是非个人的或不自私的，更确切地说，它们与人类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或家庭的少数几个人有关。
除了几个例外，可以说，研究对象通常与那些我们已学会称为哲学或伦理学的基本争论和永恒问题有关。这些人通常生活在最合理的参照系里，他们似乎绝不会见树不见林。他们在价值的框架里工作，这种价值是伟大的，而不是渺小的，是宇宙的，而不是区域的，是从长远出发的，而不是短视的。总之，尽管这些人都很普通平凡，但都是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的哲学家。
当然，这种态度对于日常生活的每个领域都具有意义。例如，我们最初研究的主要显著特点（伟大，脱离渺小，浅薄和褊狭等）就可以归入这种更普适的标题下。他们超越小事，视野开阔，见多识广，在最开阔的参照系里生活，笼罩着永恒的氛围，在社会及人际关系方面具有最极致的意义。它仿佛传递出一种宁静感，摆脱了对于紧迫事务的焦虑，而这使生活不仅对于他们自己并且对于那些与他们有联系的人都变得轻松了。
超然（detachment）的特性，离群独处的需要
的确，我的所有研究对象都可以离群独处而不会使自己受到伤害，也不会感到不舒适。而且，几乎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比一般人更喜欢独处。
他们常常可以超然于物外，泰然自若，保持平静，对其他人能引起骚乱的事并不会打扰到他们。他们觉得远离尘嚣，沉默少言，平静安详简直易如反掌。因此，他们对待个人的不幸也就不像一般人那样反应强烈，甚至在不庄重的环境与情景中，他们似乎也能保持尊严。这也许是由于他们坚持相信自己对事件的解读，而不依赖于他人对该事件的感受或看法。如果他们的解读与他人的看法截然不同，那么他们就会蒙上严峻和冷漠的色彩。
这一超然的特性也许又与某些其他的品质有联系。首先，可以认为我的研究对象比一般人更客观（这个词的全部意义）。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是更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甚至当问题涉及他们自己、他们的愿望、动机、希望或抱负时也是如此。从而，他们集中注意的能力是常人无法企及的。他们的专心致志又产生了例如心不在焉这种现象的副产品，也就是轻视以及不在乎外在环境的能力。例如，他们能够酣然入梦，食欲不受干扰，在面对难题、焦虑、责任时，仍然能够谈笑风生。
在与大多数人的社会关系中，超然都会招致一定的麻烦和难题。“正常的”人很容易把它解释为冷漠、势利、缺乏感情、不友好甚至敌意。相比之下，普通的友谊关系更加相互依恋，相互要求，更需要再三的保证、相互的敬意、支持、温暖，更具有排他性。的确，自我实现者在一般意义上不需要他人。然而，既然被需要和被想念通常是友谊和诚挚的表现，那么显然超然独立就无法轻易为普通人接受。
自主的另一层含义是自我决定，自我治理，作一名积极、负责、自我调节的、有主见的行动者，而不是一个完全为他人左右的兵卒，做一位强者而不是弱者。我的研究对象们自己下决心，自主拿主意，他们是自己的主人，对自己和自己的命运负责。这是一种微妙的素质，难以用语言形容，但却有着深刻的重要性。这些人使我懂得了我以前理所当然地视为正常的人类现象，即许多人不用自己的头脑做决定，而是让推销员、广告商、父母、宣传、电视、报纸等替他们做决定。这实际上是十分反常、病态、软弱的表现。这些人是供他人指挥的兵卒，而不是自己作决定，自己行动的人。因此他们经常感到无助、软弱、由他人摆布。他们是强权的牺牲品，软弱的哀怨者，不是决定自己命运，对自己负责的人。对民主政治和经济来说，这种不负责的态度无疑是灾难性的。民主、自治的社会必须由自我行动、自我决定、自我选择的成员组成，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是自己的主人，具有自由意志。
根据阿希（Asch）和麦克里兰德做的大量实验，我们推测自我决定者约占人口的5%～30%，其比例的大小由不同的环境决定。在我的研究对象中，100%的人是自我行动者。
最后我必须要下一个结论，尽管它必将使许多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感到不安：自我实现者较一般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意志”，更不容易为他人所“决定”。不管“自由意志”和“决定论”这两个名词在实际应用中如何被定义，在这项调查中，它们是实证事实。此外它们是程度概念，其程度会有不同变化，而非非此即彼的概念。
自主性，对于文化与环境的独立性，意志，积极的行动者
纵观前文所描述的大部分自我实现者，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一大特点是对于物质世界和社会环境的相对独立性。既然自我实现者是由成长性动机而不是匮乏性动机推进的，那么他们主要的满足就不是依赖于现实世界，或他人，或文化，或手段，或目的，总之，不依赖外界满足。更准确地说，他们自己的发展和持续成长依赖于自己的潜力以及潜在资源。如同树木需要阳光、水和养分，大多数人也需要爱、安全，以及其他基本需要的满足，而这种满足只能够来自外界。但是，一旦获得了这些来自外界的满足，并且这些来自外界的满足物填满了人的内在缺乏，就要开始思考真正的问题了，也就是作为人类如何实现个人发展，即自我实现。
这种对于环境的独立性意味着以相对稳定性面临遭遇、打击、剥夺、挫折等类似因素。即使在可能促使其他人自杀的环境中，这些人也能保持一种相对的安详与愉快，因此，他们也被描述为“有自制力”。
对于大多数由匮乏性动机驱动的人，他们主要需要的满足（爱、安全、自尊、名誉、归属）必须来自他人，那么，他们就必然离不开这些有用的人。但是，由成长性动机驱动的人实际上却有可能被他人妨碍。对于他们，满足需要和好好生活的决定因素来自个人内心，并非来自社会。他们已经足够坚强，因此能够不受他人的赞扬甚至自己感情的影响。同自我发展以及自身成长相比，荣誉、地位、奖赏、名誉以及人们所能给予的爱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必须记住，要达到这种相对独立于爱和尊重的境界，已知的最好的方法（即使并非唯一的方法）是在此之前被给予足够的同样的爱和尊重。
焕然一新的欣赏能力
自我实现者具有奇妙的反复欣赏的能力，他们带着敬畏、兴奋、好奇甚至狂喜，精神饱满地、天真无邪地反复欣赏人生的基本快乐；而对于其他人，这些快乐也许已经变成陈旧的体验，这便是威尔逊所称的“新奇”（newness）。对于自我实现者，每次日落都像第一次看见时那样美妙，每一朵花都温馨馥郁，令人喜爱不已，甚至在他见过许多花以后也是这样的感受。他所见到的第一千个婴儿，依旧像他见到的第一个一样，是一种令人惊叹的产物。在他结婚三十年以后，他仍然相信他的婚姻的幸运；当他的妻子六十岁时，他仍然像四十年前那样，为她的美感到吃惊。对于这种人，甚至偶然的日常生活中转瞬即逝的事物也会使他们感到激动、兴奋和入迷。这些奇妙的感情并不常见，它们只是偶然有之，而且是在最难以预料的时刻到来。这个人可能已经是第十次摆渡过河，在他第十一次渡河时，仍然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一种对于美的反应以及兴奋油然而生，就像他第一次渡河一样。
研究对象们会选择不同的美的目标。一些人主要向往大自然，另一些人主要爱儿童，还有几个人主要热爱伟大的音乐。但确实可以这样说：他们从生活的基本经历中得到了喜悦、鼓舞和力量。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去夜店，或者得到一笔巨款，或者一次愉快的宴会中获得上述同样的反应。
也许还可以加上一种特殊体验：对于我的几个研究对象来说，性愉悦，特别是性高潮提供的不仅是一时的快乐，而且还能增强某些基本的力量和复苏。有的人是从音乐或大自然中得到这种增强和复苏的。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神秘体验一节中做更多解释。
这种强烈丰富的主观体验很有可是与新鲜具体地紧密相连的一个方面，本质上是我们上文讨论的现实。也许我们所说的陈腐体验是因为我们不断用标签化的方法，或者停止以丰富的感觉去洞察这个或那个领域，因为这些领域或标签已被证实已不再具有优点、益处或者威胁性，要不然就是不能再把自我放入其中了。
我也相信对自身幸福的习以为常是人类罪恶、痛苦以及悲剧的最重要的非邪恶的起因之一。我们轻视那些在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我们往往用身边的无价之宝去换取一文不值的东西，留下无尽的懊恼、悔恨和自暴自弃。不幸的是，妻子、丈夫、孩子、朋友在死后比生前更容易得到爱和赞赏。身体健康、政治自由、经济富强等也是如此，我们只有在失去它们后才能了解他们的真正价值。
赫兹伯格（Herzberg）对工业中“保健”因素的研究，威尔逊对圣·尼奥兹对“阀限”的观察，我对“低级牢骚、高级牢骚和超级牢骚”的研究都表明：如果我们能像自我实现者那样对待身边的幸福，如果我们能像自我实现者那样保持幸运感并心怀感激，我们的生活质量将得到极大的提高。
神秘体验，高峰体验
威廉·詹姆斯很好地描述过那些被称为神秘体验的主观体验，对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来说，虽然不是每一个研究对象都经历过，但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体验。在上一个小节，我们描述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这种感情有时强烈有力、杂乱无章、漫无边际，所以我们称之为神秘体验。我在对这一题目颇有兴趣和关注，我的几个研究对象首先在这方面支持了我。他们用朦胧而又通俗的措辞来描述自己的性高潮，后来我记起很多作家都使用过这样的措辞来描述他们笔下的神秘体验。这些神秘体验都拥有一些相同的感觉：视野无垠，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却又孤立无援，浓烈的狂喜、惊奇、敬畏，对自己身处的时空浑然不知，这最终使人确信，某种极为重要、有价值的事情发生了，在某种程度上，哪怕在日常生活中，研究对象的体验也被改变或者增强了。
把这些体验从所有神学的或超自然的领域中剥离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它们总是被联系在一起。因为这种体验是一种自然的体验，可能属于科学的范围，我将其称之为高峰体验。
我们可以从研究对象那里得知，这种体验也能够以较低的强度出现。神学文献通常假设：在神秘体验与所有其他体硷之间，有一种绝对的性质上的差异。一旦将神秘体验从超自然的领域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作为自然现象来加以研究，就可以按照从强烈到微弱这样一个连续的数量级来加给神秘体验分级。我们会发现，许多人，甚至可能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微弱的神秘体验，如果条件有利，其发生的频率会更高，甚至可以每天都体验到。
很明显，强烈的神秘体验或高峰体验极大地增强了任何一种含有自我丧失或自我超越的体验，例如贝尼迪克特所描述的：这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高度集中的献身行为，它会带来强烈的感官体验，对音乐或艺术忘我且热切的欣赏。关于高峰体验的进一步研究请参考拉斯奇《神离》和我的《宗教、价值及高峰体验》《存在心理学》《关于高峰体验的研究》《Z理论》等。
自从1935年我开始此项研究以来（现在仍在进行中），我逐渐了解该领域，并且渐渐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高峰者与非高峰者的区别上。在我刚开始研究的时候，我并没有这么关注这二者的区别。很可能两者之间只是程度与数量的差别，但这却是非常重要的差异。对此我已作了详细的陈述。如果非得简要总结一下的话，非高峰型的自我实现者似乎是更讲究实际，追求效率的人，他们体型匀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成功顺遂。而高峰者除了上述特点外，似乎也生活在存在的领域中，生活在诗歌、伦理、象征、超越的境界里，生活在神秘的、个人的、非体制的宗教之中。生活在终极体验中。我预测这将是性格遗传学所说的重要的“种类差别”之一，它对于社会生活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尽管那些“纯粹健康的”非高峰型自我实现者似乎更可能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成为政治家、社会中的工作人员、改革者、领导者，而那些超然的高峰者则更可能投身诗歌和音乐的创作、哲学及宗教。
社会意识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创造了“社会意识”这个词，它描述了自我实现的研究对象们所表达出的人类感情，这是现有唯一一个恰当描述了这种感情的词。尽管自我实现者偶尔对人类会表现出气愤、不耐烦、或者厌恶（下文将具体阐述），但他们对人类怀有深深的认同、同情和爱。正因为如此，他们拥有帮助人类的真切愿望，就好像所有人类都是同一个大家庭里的成员。一个人对于自己兄弟的感情总体上是爱，哪怕他愚蠢、软弱、时而卑鄙龌龊，但原谅兄弟还是比原谅陌生人容易。
如果一个人的眼界不够开阔，所经历的历史时期又很有限，那么他就可能体会不到这种与人类同一的感情。毕竟，自我实现者在思想、冲动、行为、情感上与其他人大相径庭。当自我实现者需要在这些方面要表达自己的时候，他们的方式与这片陌生的土地格格不入。无论人们多么喜欢自我实现者，也几乎没有什么人能真正理解他们。自我实现者经常因普通人的缺点苦恼气愤，甚至愤怒，而对自我实现者来说，普通人就是讨厌麻烦，有时甚至会造成痛苦的悲剧。无论自我实现者与普通人之间的差距有多大，自我实现者却总是感到与这些他们讨厌的生物有着最基础的亲缘关系。如果不说有自我实现者能感受到优越感，至少他们肯定能够认识到：许多事情他们都能比普通人做得更好，他们能够洞察许多普通人察觉不到的事情，他们能够清楚明了地知晓一些大多数人视而不见的真理。这便是阿德勒所说的老大哥态度。
自我实现者的人际关系
与任何其他成年人相比，自我实现者拥有更深刻的人际关系（尽管不比儿童的感情深厚相比）。他们比一般人拥有更多融合的、伟大的爱，更完美的同一性，以及更多的突破自我界限的能力。然而，他们的这些人际关系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我观察到：与普通人相比，这些关系中的其他成员很有可能更健康，更接近自我实现者，常常是非常接近自我实现者。考虑到这一类人在总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这里的选择性就很高了。
这种现象以及某些其他现象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自我实现者只与少数几个人有这般特别深刻的联系。他们的朋友的圈子较小，深爱的人也就那么几个。部分原因在于在这种自我实现的状态中去亲近他人似乎需要很多时间。忠诚奉献不是一时的事情。有一位研究对象这样说过：“我无暇顾及许多朋友，也就是说，如果是交真正的朋友的话，没人能做到。”在我的小组里，唯一的例外是一位妇女，她似乎特别善于交际，似乎她这一生的天职就是与她的家庭成员、家庭成员的家庭成员，以及她的朋友们、朋友的朋友们维系亲近、温暖、美好的关系。这也许是因为她没有接受过教育，因此没有正式的工作和事业。这种专一的排他主义的确能够与普遍的社会意识、善良、爱和友谊（正如前文所描的那样）并存。对于几乎所有的人，自我实现者往往都倾向于表现出和蔼，或者至少耐心。他们对儿童有一种特别温柔的爱，并且儿童们也喜欢接近他们。在一种特殊但是非常真实的意义上，他们爱或者更确切地说同情整个人类。
这种爱并不意味着缺乏鉴别能力。事实上，他们能够也确实会以严厉的口吻，严肃地对待那些应受谴责的人，特别是那些伪善的、自命不凡的、言辞浮夸的，或者自我吹嘘的人。但是在与这些人面对面接触的时候，他们也未必总会表现出评价低的信号。有句话可以解释其中缘由：“毕竟大多数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尽管他们本来有可能出人头地。他们犯各种愚蠢的错误，感到极为痛苦，但仍不明白为何他们的本意是好的，却落得如此下场。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人往往会在深深的痛苦中付出代价。他们应该受到怜悯而不是攻击。”
也许最简明的解释是：他们对他人的敌对反应是因为（1）理所当然的；（2）为被攻击者或某一个人好。按照弗罗姆的意思，他们的敌意不是以性格为基础的，而是反应性的或情境性的。
还适合一提的是，我所收集过数据的所有研究对象还表现出另一个特点：他们至少吸引一些钦佩者、朋友甚至信徒、崇拜者。自我实现者与他们的钦佩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单方面的。钦佩者们的要求总是多于被钦佩者所愿意给予的。而且敬佩者们的热心常常使被钦佩者为难、苦恼甚至厌恶，因为这些敬佩者常常越界。当被迫建立这种关系时，通常是这样一幅景象：我们的研究对象一般是和蔼的、令人愉快的，却尽可能有礼貌地回避崇拜自己的人。
民主的性格结构
从最有可能的意义上，我的所有研究对象无一例外地都可被称为是民主的人，我这么说是基于之前对于民主的和集权主义的性格结构的分析。但这种分析过于详尽，这里不便重复，我们只简练地描述这种行为的某几个方面。这些人都具有明显的或者浅表的民主特点。对于任何性格相投的人，他们可以也的确表示友好，完全不在别人的阶级背景、教育程度、政治信仰、种族或肤色。实际上，他们甚至好像根本意识不到这些区别，但普通人却觉得这些区别显而易见且非同小可。
他们不但具有这个最明显的品质，他们的民主感情也更为深厚。例如，他们认为无论一个人有什么其他特点，只要有所擅长，就可以向他学习。在这种学习关系中，他们并不试图维护任何外在的尊贵或者保持地位、年龄之类的优越感。甚至应该说，我的研究对象都具有某种可以称之为谦逊的品质。他们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与可以了解的以及他人已经了解的相比，自己懂得太少了。正因为如此，只要他人能够有所长，只要他人知道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掌握一些他们不会的技能，他们就可以放下姿态向其学习，表达真诚的尊重甚至谦卑。只要一位木匠是位好木匠，或是某样工具的大师，亦或是行业中的佼佼者，他们就会表达这种真诚的尊重。
我们必须小心地将这种民主感情与缺乏对品味的鉴别力、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一个人等同于另一个人的做法区分开。这些研究对象本身就是杰出人物，他们选择的朋友也是杰出人物，但他们是性格、能力、天赋上的杰出人物，而不是出身、种族、血统、家族、家庭、寿命、青春、声誉或权力方面的杰出人物。
自我实现者有用一种难以理解，深奥又模糊的倾向：只要对方是一个人，他们就会给予一定程度的尊重，即便面对恶棍，他们似乎也不愿超越某种底线去降低、贬损或侮辱其人格。然而这一点与他们强烈的是非、善恶观是共存的。他们更可能，而不是更不可能去抗击恶人恶行。对于自己的愤怒，他们不会如同普通人一般模棱两可，茫然若失或意志软弱。
区分手段与目的、善与恶
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研究对象常常把握不好如何区分自己实际生活中的是与非。无论能否用言词将这种状态表达清楚，他们很少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混乱、疑惑、矛盾，或者冲突，而普通人在处理道德问题时经常遇到这些问题。可以这样说，这些人有强烈的道德观和明确的道德标准，他们只做正确的事，杜绝任何错误的事。毋庸讳言，他们的对错观和是非观念往往不会拘泥于习俗礼教。
大卫·列维博士曾提出的一个方法可以很好地表达我所描述的这个品质：若在几个世纪之前，这些人会被称为与上帝同道或神一般的人物。在我的研究对象中，有几个有宗教信仰，但是他们倾向于把上帝描绘成形而上学的概念而不是有形的人物。如果只能从社会行为的角度来解释宗教，那么这些人，包括无神论者都属于宗教信仰者。但如果我们更为保守地使用“宗教”这个术语，强调超自然的因素和正统的宗教观念（当然是更为普遍的用法），那么我们的答案就截然不同了——他们当中几乎无人有宗教信仰。
大部分情况下，自我实现者的手段行为几乎总是与目的行为大相径庭。通常情况下，他们着眼于目的而不是方法，方法非常明确地从属于目的。然而，这种说法过于简单，我们的研究对象情况更为复杂。其他人看作是经历和活动的手段，对他们来说却是目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研究对象更有可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纯粹绝对地欣赏做这件事本身，他们通常既能够为了自己享受前往某处的愉悦，又能体验到达目的地的快乐。他们有时还能将最为稀松平常的日常惯例转变成能够带来内在愉悦的游戏、舞蹈或者戏剧。韦特海默曾指出，大多数孩子非常富有创造性，他们具有一种能力，能够转变陈腐的程序、机械呆板的体验。例如，在他的某个实验中，孩子们非常热衷于遵循某种方法或某种节奏把书从一个书架运往另一个书架这种结构化游戏。
富于哲理的、善意的幽默感
很早之前便有研究发现：自我实现者的幽默感不同于一般类型的幽默感。由于我的研究对象都拥有该特点，所以很容易就发现了这一点。对于一般人感到滑稽的事情，他们并不感觉好笑。因此，恶意的幽默（以伤害某人来搞笑），优越的幽默（嘲笑他人的自卑和劣势），反禁忌的幽默（不好笑的、俄狄浦斯式的、隐晦下流的笑话）都不会使他们捧腹大笑。这种幽默的特点在于：他们认为幽默更多地与哲理，而非其他事物紧密相连。这种幽默也可被称为真正的幽默，因为它主要包含了普遍地取笑人类的愚蠢，忘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或者试图妄自尊大。这种幽默有时以自嘲的形式出现，但不会以受虐狂或者小丑般的形式出现。林肯的幽默就是一个很合适的例子。林肯很可能从来没有用玩笑伤害他人，他的许多甚至绝大部分玩笑都有某种深意，远不止引人发笑。与寓言类似，这种幽默似乎是以更易于接受的方式寓教于乐。
如果简单地以玩笑数量为依据，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如普通人那样幽默。在他们的玩笑当中，富有思想、哲理的幽默比普通的双关语、笑话、妙语、揶揄和巧辩更为常见。前者往往引起会心一笑而非捧腹大笑；这种玩笑需要视当时具体的情况而定，无法生搬硬套；它是自发的，无法计划，并且往往无法重复。由于一般人习惯于笑话故事和逗人发笑的材料，因此，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他们认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过于严肃庄重。
这类幽默会有很强的感染力，人类的处境，人类的骄傲、严肃、奔波、忙碌、野心、努力、策划都可以是有趣的、诙谐的甚至滑稽可笑的。我认为我是在置身于一间摆满“活动艺术”的房间之后才理解了这种幽默的态度。对我来说，“活动艺术”拙劣地模仿了人类生活，还充斥着喧嚣、动荡、混乱、仓促、劳碌等等一切。这种幽默态度也脱离了专业工作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工作也是一种游戏，在认真严肃的同时，也可以轻松对待。
自我实现型的创造力
这是我们研究或观察的所有研究对象的共同特点。无一例外。每个研究对象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显示出具有某些独到之处的创造力或独创性。本章较后部分的讨论可以帮助大家全面地理解这些独到之处。但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自我实现型的创造力与莫扎特那样具有特殊天赋的创造力是不同的。我们不妨承认这个事实：所谓的天才们显示出的能力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总之，他们似乎被专门赋予了一种趋力和能力，而这些趋力和能力与该人人格的其余部分没什么关系，所有证据都表明这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在这里不考虑这种天赋，因为它不取决于心理健康或基本需要的满足。而自我实现者的创造力似乎与未失童贞的孩子们的天真的、普遍的创造力一脉相承。它似乎是普遍的人性所含有的基础的特点——所有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潜力。随着被文化同化，大多数人逐渐丧失了这种特点。但是某些少数人似乎保持了这种以新鲜、纯真、直率的方式看待生活，或者先是像大多数人那样丧失了它，但又在后来的生活中失而复得。桑塔耶那将之称为“第二次天真”，这个名字再合适不过了。
在我们的一些研究对象身上这种创造力并不是以写书、作曲、创造艺术作品这些常见的形式出现，相反，它可能要卑微得多。作为健康人格的一种体现，这种特殊类型的创造力投射出这个世界或者影响这个人所从事的任何活动。从这个意义上看，会存在富有创造力的鞋匠、木匠、文员。一个人会以源于自己性格本质的某种态度，某种精神来做任何一件事。人甚至能像儿童一样富有创造性地去看这个世界。
在这里为了讨论方便，我们需要辨别这个特性，将它与那些引起它出现和由它导致的特性分开看待，尽管事实上并非如此。也许，我们在这里讨论创造力时，仅仅是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从结果的角度来描述那些我们之前称为更好的新颖性、更深的穿透力和更强感知效力。这些人似乎更容易看到真实的、本质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他们比那些狭隘的人更具有创造力。
此外，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些人较少受到约束、限制、制约，总之，他们没有怎么被社会和文化同化。用正面的术语来表达就是：他们更自然、更具自发性和人性。别人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创造力，也是这因此产生的结果之一。假如我们像研究儿童的那样，假设所有人都曾经是自然的，并且他们的最深的根基或许还在，但是，他们除了这种内在的自然外还有一整套表面的但却强大的抑制，那么这种自发性必然会受到制衡，也就不会出现得过于频繁。假如没有扼杀力量，我们也许可以期望每个人类都会显示出这种特殊类型的创造力。
对文化适应的抵抗，超越任何一种特定的文化
单纯从赞同文化和文化同一性这个意义上说，自我实现者都属于适应不良。虽然他们在许多方面能够与文化和睦相处，但从某种深刻的、意味深长的意义上，也可以说他们全都在抵制文化适应，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内在已经超脱于他们所沉浸的文化。在有关文化与人格的文献中极少讨论抵制文化塑造，里斯曼（Riesman）已明确指出：保留剩余部分对于美国社会尤其重要，现在手头仅有的数据已经彰显了这种重要性。
总的看来，这些健康人与远不如他们健康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至少可归纳为以下这几种：
1.所有的人在选择衣服、语言、食物，以及做事的方式时，都会受限于显而易见的习俗。但是他们这并不是真的因循守旧，当然也更非追赶潮流。
这种表现性的内在态度通常表现为：通常来说社会上流行的习俗并不会妨碍他们，甚至换一套交通规则也未尝不可。虽然他们把生活弄得安宁舒适，但绝不至于过分讲究，小题大做。这里我们可再次看到这些人的一个普遍倾向：他们可以接受大多数他们认为不重要、不可改变或对他们个人没有根本关系的事情。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太关心对鞋子、发型或在宴会上的礼貌、举止和风度，这难免会招致别人对他们耸耸肩膀。
但是，他们勉强接受无伤大雅的习俗并不等同于对同一性的热切肯定，因此他们在接受习俗时往往草率敷衍，或者寻求捷径以达到直接、坦率、节省精力等等目的。在压力之下，当遵从习俗变得过于恼人或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时候，浅表的习俗就暴露出自己浅薄的一面，抛开它如同扔一件斗篷一样轻而易举。
2.从青年的或狂热的角度来说，这些人几乎没有一个可被称为权威的反叛者。虽然他们不断地因不公正而爆发出愤怒，但他们并没有显示出对于文化的主动的不耐烦，或者时而出现的、长期不断的不满，他们并不急于改变文化。我的一个研究对象年轻时是个狂热的反叛者，他组织了一个工会，在那时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但是现在他已厌恶绝望，放弃了这份工作。他逐渐习惯了缓慢的社会改革（这个文化和时代中），因此最终转向了青年教育领域。其余的研究对象都表现出了某种对文化进步的冷静的、长期的关心。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承认变革的缓慢以及变革所带来的毋庸置疑的益处和必要性。
这绝不意味着他们缺乏斗争性。当快速变革成为可能时，这些人会立即表现出变革所需要的果断和勇气。虽然在一般意义上他们不属于激进派，但是我认为他们很有可能成为激进派。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是一群知识分子（应当牢记是谁选择了他们），大多数人已有了自己的使命，并且认为自己在为改进世界进行真正重要的工作。其次，他们是一群现实的人，他们似乎不愿去做巨大的但却无谓的牺牲。在更为激烈的情况下，他们很有可能要放弃自己的工作，投身激烈的社会运动，例如，德国和法国的反纳粹地下活动。我觉得，他们反对的不是斗争而是无效的斗争。
经常提出讨论的另一点是关于享受生活、过得愉快的希望。这一点与整日狂热的反抗几乎水火不相容。此外，在他们看来，后者似乎牺牲过大，又无法获得预期的微小的成果。他们大多数人在青年时期都有斗争的经历，都曾经急躁、热情，但现在他们大多懂得对于快速变革的乐观是毫无依据的。这个人群现在致力于在日常生活中寻求一种能被认可的、冷静、心情愉快的方法从内部改良文化，而不是从外部去反对、斗争。
3.与文化分离的内在感情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但在几乎所有研究对象身上都有所表现，在将美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讨论时，或将美国文化同其他文化进行比较时，尤为如此。实际上，他们似乎经常疏远文员，仿佛他们不属于这种文化。他们对文化的评价褒贬不一，会欣然接受也会严词拒绝某些文化，这表明了他们依靠自己的眼光从美国文化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总之，他们对文化进行权衡、分析、辨别，然后作出自己的决定。
这种态度的确与常见的消极顺从文化大相径庭，在许多有关集权主义人格的研究中那些具有民族中心主义的研究对象身上可以发现后者。这种态度也不同于全然拒绝，毕竟与其他确实存在的文化相比，而不是与想象中的完美文化（或者像一些口号所说的一样：现在就超脱一切！）相比，一个文化中总有一些相对的精华。
自我实现的研究对象独立于他人，喜欢独处，这在前文已有所描写，他们不像一般人那样对熟悉的和习惯的事物有强烈的需要及偏爱，这些情况或许都体现了他们独立于文化的特点。
4.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可以称为有自主性的人，他们受自己的个性原则而不是社会原则的支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仅仅是或不单纯是美国人，广义上说，他们比其他人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人类这个物种的成员。假如严格地去解读，那么说这些人高于或超越了美国文化就会引起误会。因为他们毕竟讲美国话、有美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等等。
然而，如果我们把他们同过度社会化，行为机器化或者种族中心主义相比较，我们就会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而假定：这个研究对象小组不仅是另一个亚文化群的小组，而且没有那么适应文化适应、没有那么平均、也没有那么模式化。这里隐含了程度问题，他们处在一个连续相之中，这个连续相是按照对文化的相对接受到与文化的相对分离的顺序排列的。
如果这个假定可以站得住脚，我们至少能够从它再推演出一个假设：无论在哪一种文化中，比普通人更独立于自己文化的人们，其民族性较弱，而且与本社会中发展不充分的人相比，他们彼此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像程度更高。
总之，不完美的文化能否孕育出好人或者健康的人？通过观察终于可以回答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美国文化有可能产生相对健康的人。他们复杂地结合了内在自主性与外在接受性，成功在美国文化中生活下去。当然，前提必须是这种文化能够包容拒绝完全文化同一的独立超然。
这当然不是理想的健康。显然，我们不完美的社会一直把约束和限制强加于我们的研究对象。这些约束和限制使他们不得不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他们越是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他们的自发性就越少，他们的某些潜能就更难实现。既然在我们的文化中（或许在任何文化中）只有很少人能够达到健康，那么这些达到健康的人就会因为自己的性质而感到孤独，从而降低自发性和自我实现[35]。
自我实现者的瑕疵
小说家，诗人和散文作家们常犯的错误是过分夸张一个好人的好，结果没人愿意做这种好人。人们把自己对完美的希望，以及对自己缺点的罪恶和羞愧，投射在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对于这些人，普通人对他们要求的远比自己给出的要多。因此，人们通常认为教师和牧师是没有欢乐，没有世俗欲望和弱点的人。我认为大多数试图描写好人（健康人）的小说家都做了这样一件事：把这些好人塑造成自命不凡的讨厌鬼，提线木偶，或者不真实的虚假投影，而不是描述他们本来的样子：身体强健、精神饱满、朝气蓬勃。我们的研究对象会表现出人类共有的缺点，他们也有愚蠢、挥霍或粗心的习惯。他们会显得顽固、令人厌烦或恼怒。他们并没有摆脱浅薄的虚荣心和骄傲感，特别是涉及他们自己的作品、家庭或孩子时更是如此。他们也不是不会发脾气。
我们的研究对象偶尔会表现出异常的、出乎意料的无情。必须记住，他们是非常坚强的人。如有需要，他们能表现出外科医生式的冷静，这完全超越了常人的能力。假如他们有谁发现自己长期信任的人不诚实，就会毫不犹豫切断这份友谊，并不为此痛苦。另一位女性研究对象与并不相爱的人结婚，她在决定离婚时表现出的果断几乎近于残忍。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很快从亲友死亡中恢复过来，所以显得有些无情。
这些人不仅坚强，而且不为大众观点所左右。在一次宴会上，一位妇女在结识新的朋友，但对方的乏味俗套使得这位妇女很是生气，于是她故意摆出自己平时不会使用的言行来使对方讨厌自己。也许有人会说，她这样做未尝不可，但人们不仅会对她本人而且会对组织聚会的主人采取敌对的态度。虽然我们这位研究对象想要疏离这些人，但男女主人却并无此意。
我们可以再举例子，该案例的主要起因源于研究对象沉溺于非个人世界。当我们全神贯注或者沉醉于自己的兴趣时，当他们热切地专注于某个现象或问题时，他们会对其他事情心不在焉，毫无幽默感，忘记通常的社交礼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喜欢聊天、玩笑、聚会等的特点往往表现得更加明显。他们的言行可能使人感到很痛苦、震惊、羞辱或者感情受到伤害。这种超然独立至少令人不快，前文已列举过由此引发的其他后果（至少从旁人的角度说）。
甚至他们的善良也能使他们犯错，例如，出于怜悯心而与某人结婚；与神经官能症患者、不幸的人和大家讨厌的人走得太近，事后又感到后悔；有时纵容无赖行骗的行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由于给予的东西超出了通常的范畴，间接鼓励了寄生虫和精神变态者等等。
最后，前面已指出，这些人也不是没有罪恶感、焦虑、悲伤、自责、内心的矛盾和冲突。但是这些现象并非由神经官能症引起，然而今天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大多数心理学家）却无视这一事实，他们通常仅凭以上现象就认为这些人不健康。
大家最好都学一学我从中吸取的教训：人无完人。其实，好人、非常好的人，乃至伟人都是可以找到的。事实上确实存在着创造者、先知、哲人、圣人和革命家。即使这些人中龙凤只是凤毛麟角，他们的存在也给人类的未来带来了希望。然而，他们也会不时流露出易怒，暴躁、乏味，自私或沮丧等弱点。为了避免对人性失望，我们必须首先放弃对人性的幻想。
价值与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者以哲人的态度接受自我、接受人性、接受众多的社会生活、接受自然和客观现实，这自然而然地为他的价值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全部的日常个人价值判断中，很大比例上都是对这些价值的接受。他所赞成或不赞成的，他所忠诚的，他所反对的或提倡的，他所高兴的或不高兴的，往往可以理解为是这种接受的潜源特质的表面衍生物。
自我实现者的内在动力不仅自然地（且无一例外地）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基础（因此至少从这个意义上看，充分发展的人性或许是全球的、跨文化的），而且同样的这些动力还提供了其他决定因素。这些决定因素包括：（1）他与现实的特别舒适的关系；（2）他的社会意识；（3）他基本满足的状态，从这种状态中会产生流动，例如一些附带现象，由过剩、财富、溢出和丰裕带来的各种结果；（4）他与手段和目的之间典型的区别关系，等等（见前文）。
这种处世态度所产生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结果，也是它的合理性，就是：在生活的许多方面，冲突、斗争以及选择时的犹豫和矛盾减轻或消失了。很明显，“道德”很大程度上是不接受或不满意的附带现象。在无宗教信仰的人里，许多问题似乎没有道理，并且淡化了。其实，与其说这些问题被解决了，不如说它们被看得更清楚了，它们原本一些内在固有的问题，而只是一些病态的人所制造的问题，例如，打牌、跳舞、穿短裙、显露头部（在某些教会里）或不显露头部（在另一些教会里）、饮酒、只吃某些肉类或只在某些日子里吃肉。对于自我实现者来说，不仅这些琐事变得微不足道，而且整个生命进程在一个更重要的水平上继续发展，例如，两性关系，对身体构造及其功能的态度，对死亡本身的态度等。
这种对于更深层次探寻的追求使笔者想到，那些被视作道德、伦理和价值的许多其他东西，可能仅仅是一般人普遍心理病态的副产物。许多冲突、挫折和威胁（它们使强迫一般人做出某种选择，价值就在选择中表现出来），而对于自我实现者，这些冲突，挫折和威胁都消失或者解决了，正如关于一个舞蹈的争论被平息一样。他们觉得两性表面上不可调和的斗争不再是斗争，而是快乐的协作，成人与儿童的利益其实根本没有那样强的对抗性。对他们来说，不但两性间和不同年龄间的差异是如此，天生的差异、阶级、种性之间的差异、政治的差异、不同角色间的差异，宗教差异等等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这些差异都是孕育焦虑、恐惧、敌意、进攻性、防御性和嫉妒的肥沃的温床。但现在看来，它们似乎并非必然如此，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对于差异的反应，就很少属于这种不值得追求的类型。他们更倾向于享受而不是惧怕差异。
师生关系就是一个明显的范例。我们研究对象中的教师的行为方式非常健康，这是因为他们对整个情况的理解不同于一般人。例如，他们将它理解为愉快的合作，而不是对意志、权威或尊严等的冲突。他们以自然的坦率代替了做作的尊严，前者很不容易受到威胁，而后者容易且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威胁。他们并不试图做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样子，也不搞威吓学生的权力主义。他们并不认为学生之间或师生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他们也不会摆出教授的架子，而是保持像木匠、管道工一样普通人的本色。所有这一切创造了一种没有猜疑、无忧无虑、没有敌意和自卫的课堂气氛。这在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其他人际关系中也同样如此，当威胁减弱了，这些类似的对威胁的反应往往也就消失了。
绝望的人与心理健康的人的原则和价值观至少在某些方面是不同的。他们对于自然界、社会以及自己心理世界的感知（理解）有着深刻的区别，他们所在的组织和经济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人的价值体系。对于基本需要满足匮乏的人来说，周围的世界充满危险，就像是生活在丛林中，又像生活在敌人的领土上，在这里充满着（1）那些他可以支配的人（2）那些可以支配他的人。他的价值体系就像任何丛林居民的价值体系那样，不可避免地受低级需要特别是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支配和组织。那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人则不同，由于基本需要的充分满足，他能够把这些需要及其满足看得无所谓.并全力以赴地追求更高级的满足。也就是说，两者的价值体系不同，事实上也必然不同。
在已经自我实现了的人的价值体系中，其最顶端部分是绝对独一无二的，并且它是个人独特的性格结构的体现。根据定义，这种情况必定如此，因为自我实现就是实现一个自我，而没有两个自我是完全相同的。只有一个雷诺尔（Renoir），一个布拉姆斯（Brahms），一个斯宾诺莎（Spinoza）。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研究对象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同时他们更加完全地个人化、更加鲜明成为他们自己，他们也不像任何常人对照组的成员那样，容易彼此混淆，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相似之处甚多，但又迥然不同。他们同迄今描述过的任何一类人相比，都有着更加彻底的个人化，同时又有着更加完全的社会化，有着对人类的更深刻的认同。他们既更接近种族认同，也更接近他们独特的个性。
自我实现中二分的消失
目前为止，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对自我实现者的研究，最终归纳和强调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结论。本章及其他章节有好几处断定，在过去被认为是截然相反、对立或二分的东西，其实只对不健康者存在。在健康者看来，这些二分已经解决，截然对立已经消失，许多过去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东西，可以合并结合为统一体。
例如，在健康的人身上，心与脑、理性与本能或认知与意动之间由来已久的对立消失了，它们的关系由对抗变成协作，它们相互没有冲突，因为它们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得出的是同样的结论。一句话，在健康的人身上，欲望与理性相互吻合、天衣无缝。圣奥古斯汀说“挚爱上帝，为所欲为”，这句话可以恰当地解释为“做健康者，为所欲为”。
在健康人身上，自私与无私的二元对立消失了，因为他们每一个行动从根本上看既是利己又是利他。我们的研究对象有高尚的精神生活，同时又喜爱声色口腹之乐，他们认为性爱是通往精神和“宗教”世界的道路。当责任等同于快乐，工作等同于消遣时，履行职责并且讲求实效的人同时也是在寻求快乐，体验快乐，这时职责与快乐、工作与消遣也就不再相互对立了。如果社会同一性最高的人本身是最个人化的人，假如最成熟的人也怀有赤子之心，假如最讲道德伦理的人同时有最风流、欲望最强，那么继续保留这些区别还有什么意义？
关于以下对立我们也有同样发现：善良与冷酷、具体与抽象、接受与反抗、自我与社会、适应与不适应、脱离和同一、严肃与幽默、认真与随便、庄重与轻浮、酒神与太阳神、内倾与外倾、循规蹈矩与不合习俗、神秘与现实、积极与消极、男性与女性、肉欲与爱情、性爱与教友爱等。对于这些人，本我、自我和超我互相协作，并不发生冲突，它们的利益也无根本分歧，而神经官能症患者则恰好相反。他们的认知、意动和情感结合成一个有机统一体，互相渗透，并非典型的亚里士多德式。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的满足不是互相对立，而是趋向一致，许多重要哲学中的两难推理都可以有两种以上的解答，或者根本没有答案。假如成熟的人根本不会面临两性之同的冲突，假如这种冲突仅仅是成长的阻碍或削弱的征兆，那么谁还愿意选择这种冲突的关系？谁会深思熟虑地、颇有见识地选择心理病理学？当我们同时发现两位女性都是健康的妇女时，我们还有必要在好女性和坏女性之间选择吗？仿佛她们之间是相互排斥的？
如同其他方面一样，健康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巨大差异不仅体现在程度上，还体现在类型上，由此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学。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研究有缺陷、发育不全、不成熟和不健康的人只会产生残缺的心理学和哲学，而对于自我实现者的研究，必将为一个更具普世意义的心理科学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