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尔波特、沃纳（Werner）、安海姆（Arnheim）和沃尔夫已经充分阐述了行为的表现部分（非工具性）和应对部分（工具性、适应性、机能性、目的性）之间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一直没有被当作价值心理学的根据而加以适当的利用。
当代心理学因为过于强调实用主义，所以放弃了一些本应该重视的领域。众所周知，由于心理学专注于实用效果、技术和方法，而对于美、艺术、娱乐、玩耍、惊异、敬畏、高兴、爱、幸福，以及其他“无用的”反应和终极体验言之甚少，这一点广遭诟病。因而，对于艺术家、音乐家、诗人、小说家、人道主义者、鉴赏家、价值论者、神学研究者，或其他追求终极体验或者乐趣的人几乎没什么用处。这相当于在指责心理学对现代人几乎没作出什么贡献。现代人最迫切需要的是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目的或价值体系。
通过探索和应用表现性和应对性的区别——这同时也是“无用行为”和“有用行为”的区别——我们或许可以帮助将心理学的范围扩大至这些合乎需要的方向。本章也是这一重要任务的必要开端：挑战并质疑所有行为都具有动机的这一公认看法。具体论述将会在第14章展开，本章专门讨论表现性和应对性的区别，然后将它们应用于一些心理病理学问题。
1.根据定义，应对性是有目的、有动机的，而表现性则常常是没有动机的。
2.应对性更多地取决于环境和文化变量，表现性则主要由有机体的状态决定。由此可以推导出：表现性和深层层结构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将所谓的投射测试称为“表现性”试验或许更加准确。
3.应对性大多数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而表现性大多数是非学得的、释放性的或不受抑制的。
4.应对性更容易被控制（更容易被压抑、约束、阻止、文化适应），表现性则往往是不受控制的，甚至是不可控制的。
5.应对性的目的通常是引起环境的变化并且基本可以实现，表现性则没有任何目的，假如它引起了环境的变化，也是无意的。
6.应对性的特点是手段行为，目的是满足存在需要或消除威胁。表现性往本身就是目的。
7.典型的应对行为是有意识的（虽然它可能成为无意识的），表现性则更经常地表现为无意识的。
8.应对性需要作出努力，表现性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需要。艺术表现当然是一个特殊的、处于两者之间的例子，因为人们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做到自发表现。如果人们要想放松，只要尝试一下就可以了。
应对和表现
应对行为的决定因素通常包括趋力、需要、目标、意图、功能或目的。这种行为的出现是要完成某件事情，例知，走向某个目的地、采购食物、寄信、做书架或者工作挣钱。应对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努力去解决或至少处理某个问题。因此，它蕴含了某种超越它自身的东西，而不仅仅包含自己本身。它也许既与直接需要有联系也与基本需要有联系，既与手段也与目的有联系，既与挫折引发的行为相关联，也与追求目标的行为相关联。
心理学家迄今所讨论的这种表现行为一般都是无动机，尽管都是有决定因素的。（即虽然表现性行为有许多决定因素，但需要的满足不必是其中之一。）表现性行为只不过映照、反映、预示或者表达了机体的某种状态。实际上，它往往就是那种状态的一部分，例如，低能者的愚笨；健康者的笑容和轻快的步伐；善良深情者的仪表；美女的美丽；颓丧者绝望的表情、萎靡的姿态和松弛的肌肉；书法、步行、举止、跳舞、笑的风格等等，这些都不是有目的的。它们没有目标。它们无法用满足需要来解释[29]。它们只是附带现象。
尽管这些就现在而言都是确实无误的，但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概念，即有动机的自我表现这一概念，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问题。老于世故的人能够设法做到诚实、优雅、善良甚至天真质朴。研究过精神分析和处于最高级动机水平的人清楚地了解这种情况的来龙去脉。
的确，这是他们唯一最根本的问题。自承和自发性属于最容易获得的成就，在健康的孩子身上就能看到，同时自承和自发性也属于最难获得的成就，这表现在自省、自我改进的成年人身上，特别是那些曾经或现在仍旧是神经官能症的人的身上。但是，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不可能达到的成就，例如某几类神经官能症患者。这类患者就像个演员，根本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自我，只有一堆可以挑选的角色。
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简单一个复杂）来揭示有动机、有目的的自发性这个概念所包含的（表面的）矛盾，即道家的无为而治自由放任，就像绷紧的肌肉或括约肌一样。至少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最适宜的舞蹈方式莫过于自然、流畅、自动地应和着音乐的节拍和舞伴无意识的愿望。优秀的舞者总是能够纵情地跳舞，变成任由音乐和演奏塑造的被动乐器。他不必有愿望、批评、指导，甚至不必有自我。从非常真实且有用的世俗意义上说，就连他在旋转、滑行直至精疲力尽的过程中，他可以一直很被动。这种被动的自发性或者说纵情尽兴能够产生生活中最大的愉悦，就像在岸边浪花拍打自己的身体，就像别人细心温柔地照料自己让自己承受爱的抚慰，或者像母亲任由孩子吮吸乳汁，嬉戏玩闹，在自己身上爬来爬去。但是，没什么人能这样跳舞。大多数人会做出努力，会接受指导，会自我控制，会有目的、仔细地倾听音乐的节奏，经过有意识的选择然后合上拍子。无论从旁观者的角度，还是从主观角度来看，他们都不是优秀的舞者，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把跳舞当作一种忘我的和有意抛弃控制的深切体验来享受，除非某一天他们超越努力成为了自发的舞者。
大多数优秀的舞者不需训练就能跳得很好。不过教育在这里也能有所帮助，但那必须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内容是自发性和热切的纵情，是道家所提倡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为而不争。舞者必须为达成这样的目标而“学习”，才能抛弃禁锢、自我意识、文化适应和尊严。（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
对于自我实现的本质的检验提出了更为困难的问题。如果人的动机发展处于这个水平，他们的行动和创造可以说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开放性，自我表露，不加修饰，因此也具有很高程度的表现性（我们可以像阿斯锐纳[Asrani]那样，将其称为“自如状态”）。并且，它们的动机在质量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安全、爱或自尊等一般需要相差甚远，因此我们甚至不应该用需要来称呼这些动机。（我已建议用“超越性动机”这个词来描述自我实现者的动机。）
如果把对爱的渴望称为需要，那么自我实现的内驱力就应换一个名字，不能称作需要，因为它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其中与我们目前的讨论最为贴切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可以将爱和尊重等理解为机体因缺乏而需要的外在特性，自我实现并非这个意义上的缺乏或匮乏。它不是为了健康而需要的某些外界事物，就像树需要水一样。自我实现是有机体内已经存在的一种内在成长，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有机体自身的内在成长。正如树向外界环境索取养料、阳光和水，人也向社会环境索取安全、爱和地位。但无论是树还是人，这才是真正的发展，即个性的发展。树都需要阳光，人都需要爱，然而一旦这些基本要素得到满足，每一棵树，每一个人就开始按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发展了，他们用这些普遍的要素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总之，此时发展是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进行的。自相矛盾的是：最高级的动机就是达到非动机及不追求，即纯粹的表现性行为。或者可以这样说：自我实现是由成长动机而非需要匮乏促动的。它是“第二次天真”、聪明的单纯、“自如状态”。
人可以通过解决次要的、必要的动机问题而向自我实现的方向发展。这样他就是在有意识、有目的地寻求自发性。因此，在人发展的最高的水平上。像其他许多心理学上的问题一样，我们解决并超越了将应对性与表现性的对立起来的两分法，努力通向非努力的道路。
内在与外在决定因素
与表现行为相比，应对行为更多地由相对外在的因素决定，这是它的一大特点。应对行为基本上是对于紧急情况、问题或需要的机能反应，这些问题的解决和需要的满足来自物质世界或文化世界，或者兼而有之。归根到底，正如我们看到的，应对行为是一种尝试以外界的满足物来补偿内在匮乏的行为。
表现行为与应对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因为表现行为更多是由性格遗传的因素决定，且这种制约是排他的（见下文）。我们可以这样说：应对行为本质上是性格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它们共同努力以相互适应，表现性实质上是性格结构本质的附带现象或副产品。因此，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物质世界和内在性格二者的规律作用，而在第二个例子中，我们主要发现的是心理学或性格遗传学的规律。表现派艺术和非表现派艺术的对比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下面是一些推论：（1）可以肯定，如果希望了解性格结构，最好的行为研究对象是表现行为，而不是应对行为。目前在投射（表现性）测验方面积累的广泛经验证实了这一点。（2）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论证什么是心理学以及什么是心理学的最好研究，很明显，适应性的、有目的的、有动机的应对行为并不是唯一存在的行为。（3）我们的这种区分也许同心理学与其他科学的连续性或间断性这一问题有密切关联。原则上，研究自然世界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应对行为，但是，可能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表现行为。后者似乎属于更为纯粹的心理学范畴，它可能有自己的规律和法则，因此最好直接研究，而不是通过自然科学研究。
与学习的联系
理想的应对行为以学习为特点，而理想的表现行为则以无需学习为特点。我们不需要学习如何感到绝望、看上去身体好或愚笨或生气，但是做书架、骑车、穿衣通常必须经过学习。通过研究成就测验和罗夏测试中反应的决定因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差异。另外，如果没有奖励，应对行为就会趋向于消失，而表现行为的延续并不一定需要用奖励来维持。前者由满足所驱使，后者则不然。
控制的可能性
内在和外在决定因素的决定作用不尽相同，这表明其对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控制（禁止、压抑、抑制）有不同的敏感性。很难管理、改变、隐藏、控制或者以任何方式影响自发的表现性。实际上，控制性和表现性在定义上就是对立的。上文所提到的有动机的自我表现亦是如此，因为它是学习怎样不去控制的一系列努力的最终结果。
对于书法、跳舞、唱歌、讲话、情感回应的风格控制最多也只可能维持较短时间。对人们反应的监督和批评不可能持续不断。由于疲劳、分心、重新定向、或者注意力等等因素，这种控制迟早会逐渐消失，更深层次、意识性更弱、更自动和更有性格遗传性的决定因素会取而代之。全面地说，表现性不是主动的行为。表现性与应对性的区别还体现为前者不需要作出努力，而后者在原则上需要作出努力（艺术家仍是特例）。
此处有几点需要警惕。在这个问题上，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认为自发性和表现性总是有益的，且无论什么样的控制都是有害的、不可取的。并非如此。当然，在大部分时间里，同自我控制相比，给人的感觉更好、更有意思、更为真诚、无需任何努力等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对本人还是人际关系上表现性都是可取的，正如乔哈德所证实的那样。然而，自我控制或者抑制蕴含着多种意义，即使除去同外部世界打交道所必需的因素，有的意义非常健康理想。控制并不一定意味着阻挠或摒弃对基本需要的满足。那种我称之为“协调化的控制”（Apollonizing control）的控制根本就不会对满足需要提出任何疑问；它还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使人们更加享受满足需要，而不是减少满足需要的愉悦，例如，通过适当的延迟（例如性），仪态优雅（例如跳舞和游泳），审美趣味（例如对待食物、饮料），风格独特（例如十四行诗），塑造仪式化、神圣感和庄严感，追求完美而非做做而已。
此外——还需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健康的人并不仅仅是表现性的。他必须在想表现时能够表现。他必须能够无拘无束。当他认为必要时，必须有能力抛开一切控制、抑制和防御。但他同样也必须有控制自己的能力，有延缓享乐、彬彬有礼、避免伤害他人、沉默不语、驾驭自己冲动的能力。他必须既拥有酒神般的狂欢能力，也有太阳神似的庄重能力；既能耐得住斯多葛式的禁欲，又能沉溺于伊壁鸠鲁式的享乐；既能表现又能应对，既能克制又能放任；既能自我揭露又能自我隐藏；既能寻欢作乐又能放弃享乐；既能考虑现在也能考虑未来。健康的或自我实现的人在本质上是多才多艺的，他所丧失的人类能力比普通人少得多。他有更加完善的回应和行动以达到了极限的完满人性，也就是说，他具备所有的人类能力。
对环境的作用
应对行为的一个特点在于，它是因尝试改变世界而出现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它在这方面多少会取得成功。相反，表现行为对环境却没有影响。即使它确实对环境产生了某种影响，那也并不是蓄意已久的、主观促成的或早有目的的，而是无意的。
我们可以举一个人物的对话为例。这个对话是有目的的，例如，推销员正在试图争取拿下一份订单，大家心知肚明对话就是因此进行的。但是，推销员讲话的风格也许无意识地透露出敌意、势利或傲慢，便可能因此失去这个订单。这样，他行为中的表现性方面就可能造成环境效果了，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讲话的人并不希望产生这些效果，他并非有意识地表现出傲慢、敌意，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树立了这般印象。即使表现性造成了环境效果，也是非动机的、无目的的，属于附带现象。
手段和目的
应对行为总是工具性的，总是达到动机目的的手段。反之，任何手段——目的的行为（上面讨论的有意抛弃应对的例子除外）一定是应对行为。
另一方面，各种形式的表现行为，既与手段或目的都没有关系，例如书写风格，也与接近成为目的本身的行为没有关系，例如歌唱、闲逛、绘画、在钢琴即兴演奏等等[30]。第十四章将详细阐述这一点。
应对与意识
最纯粹形态的表现是无意识的，或至少不是全完有意识的。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走路、站立、微笑或者大笑的风格。只有电影、唱片、漫画或者模仿可以使我们意识到这些，但是，这往往只是特例或者至少并不典型。表现性动作是有意识的，通常被认为是特殊的、不寻常的或者中介调节的例子，如选衣服、家具、发型等。但是，应对性可以是而且其特点就是有充分意识。一旦它成为无意识的，也会被看作是例外或者是异常情况。
释放和宣泄，不完善的行动，保守秘密
有一种特殊类型的行为，虽然在本质上属于表现行为，然而它对机体却有些用处，有时甚至是有机体希望得到的用处，例如，列维所谓的释放行为。与列维所采用的技术性表达相比，或许独自咒骂或者类似的私下发怒是更好的例子。咒骂当然是表现性的，因为它反映了有机体的状态。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应对行为，不是为了满足某种基本需要而产生的，尽管在其他意义上它可能起到满足效果。它似乎仅仅引起有机体本身状态的某种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也只是副产品。
我们通常也可以将所有释放行为解释为保持机体舒适，即降低紧张水平，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达到这种状态：（1）允许完成未完成的行为；（2）通过完成行为的原动表达来宣泄积蓄已久的敌意、焦虑、兴奋、高兴、狂喜、爱或者其他产生紧张的情绪；或者（3）为了自身，准许进行任何健康有机体所沉迷的简单行为。自我暴露和保密似乎也是这样。
宣泄很有可能像布鲁尔（Breuer）和弗洛伊德最初定义的那样，它实质上是释放行为的一种更为复杂的变体。所有受阻的行为一样，这也是受阻的、为完成的、似乎又要求表达的行动的自由表达，（在某种特殊意义上也是令人满足的）。纯粹的忏悔和泄露秘密似乎也是这种情况。假如我们能够充分全面了解心理分析的观点，我们也许会发现，它也符合我们前文提及的一系列释放或完成现象。
最好将这两类行为区分开：一类是应对威胁的固执行为；另一类是完全为了完成一个或一系列尚未完成的行动的非感情倾向。第一类行为与威胁满足基本需要，或者部分神经官能的需要有关，或者与这两者都相关。因此，它们可能属于动机理论的范畴。第二类行为非常有可能是观念运动的现象，所以它与血糖标准、肾上腺素分泌、性冲动和反射倾向这类神经和生理的变量关系密切。因此，当我们尝试理解一个跳上跳下寻求（愉快的）刺激的小男孩时，最好使用生理状态的原动表达这一原则，而不是考虑他的动机生活。当然，装模作样，隐藏自己的真实本性，肯定会造成间谍必须忍受的那种压力。做自己，追求自然，毫不矫饰，就轻松自在得多，也不会令人疲劳不堪。诚实、坦率、放松也是如此。
重复现象，持续的不成功的应对性，解毒作用
创伤性神经官能症的患者往往反复做噩梦，缺失安全感的儿童（或成年人）的梦也不怎么美好，儿童长期迷恋的事物可以变成他最恐惧的事物，抽搐、宗教仪式，以及其他象征行动、分裂行动，还有神经官能症的无意识行为表现，在这些案例中，反复出现的现象需要特别解释[31]。正是由于这些现象，弗洛伊德感到有必要彻底反思自己的部分基本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这些现象的重要性。最近，包括芬尼切尔（Fenichel），库比（Kubie）和卡桑宁（Kasanin）在内的研究人员已经提供了这个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他们将这些行为看成是反复尝试解决几乎不能解决的问题的，这种努力有时会成功，但更多时候是失败的。这类行为仿佛是孤勇的斗士，虽然地处劣势，一次又一次地被击倒，但却一次又一次地爬起来。简而言之，它们像是有机体克服困难时所做的不懈努力，虽然希望渺茫。因此，用我们的专业术语来说，必须将它们考虑为应对行为，或者至少是应对尝试。这样看来，这些行为不同于简单的持续动作、宣泄或释放，因为第二类行为仅仅是在完成未完成的行动，解决未解决的问题。
儿童经常听的故事里总会出现一个大灰狼的形象，在有些场合下这个形象会被再次提起，比如，玩耍、谈话的过程中，也可以出现在他所提的问题、编造的故事以及他的图画里。可以说，这个儿童是在消除这个形象所带给他的毒素或者减少这个形象的刺激性。因为，重复意味着熟悉、释放、宣泄，意味着克服困难，停止做出紧急反应，逐渐地建立起防御，试验各种控制方式并将成功地付诸实践，等等。
我们可以期待随着导致强迫性产生的决定因素消失，强迫性重复也随之消失。但是，我们该怎么看待那些不消失的重复呢？在这种情况中，似乎控制的努力失败了。
显而易见，缺乏安全感的人无法接受体面地战败。他必然要再三尝试，虽然这样做可能徒劳无功。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德沃赛厄基纳（Ovsiankina）和蔡加尼克（Zeigarnik）关于不断重复未完成的任务，即未解决的问题的试验。最近的研究工作表明，只有当涉及威胁人格核心的时候，即失败意味着丧失安全、自尊、声望等类似东西的时候，这种倾向才会出现。有了这些实验作为基础，似乎应当给我们的论点加上一个类似的限定才是合理的：永久性重复是可能出现的，其前提是人格的某一基本需要受到威胁而有机体又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即不成功的应对。
相对表现性和相对应对性之间的鲜明差异不仅只横跨一种行为等级，而且还扩大了所有每一个新划分出来的次级等级。我们已经看到，在“表现性持续行为”或“简单的行为完成”的标签不仅包括了释放和宣泄，而且还很可能包括运动肌（motor）的持续动作、愉快的也可能是不愉快的兴奋表现以及普遍意义上的观念运动倾向。要把下列现象置于“重复性应对”这一标签下也是同样可能的（或者相当正确的）：悬而未决的屈辱感或侮辱感，无意识的忌妒或羡慕，对自卑感持续不断的补偿，潜在同性恋者不由自主、持续不断的乱交，以及其他想解除威胁的徒劳努力。我们甚至可以提出：如果适当修正概念，也可以这样描述神经官能症本身。
当然，有必要提醒我们自己：鉴别诊断的工作仍然继续，也就是说，某一个特定的人所做的特定的重复性的梦是表现性的，还是应对性的？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在下文中默里提供了进一步例证[32]。
神经官能症的定义
现在一般都认为，无论是整体还是其中一种单一症状，普遍认可的神经官能症都是典型的应对机制。弗洛伊德证明，这些症状有功能、宗旨、目的，并且达成了各种各样的效果（初级收获），这是弗洛伊德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然而，许多被称为神经官能症的症状的确不是真正的应对性、功能性或有目的的行为，相反却是表现行为。仅仅将那些主要是功能性或应对性的行为称为神经官能症，似乎效果更好，引发的困惑也更少，至于那些主要是表现性的行为则不应被称为神经官能症，而应当另行命名（见下）。
有一个至少在理论上是非常简单的实验可以区分两类不同的症状，即是神经官能症，即功能性的、有目的的或是应对性的症状，还是主要为表现行为的症状。如果神经官能症症状的确有某种功能，对病人起到了一定作用，我们则必须假设是因为这种症状病人才恢复健康的。如果它能使病人真正的神经官能症症状消失，那么从理论上讲，病人无论如何也是会受到伤害的。也就是说，病人会因另外的方式陷入极度焦虑状态，极度的心神不定。可以用这样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解释，这相当于抽调了建造房屋的基石。如果房屋的确建立在这块基石之上，那么即使它已破败不堪，状况也远不如其他的石头好，但是将它抽掉也仍然是十分危险的。[33]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症状并非真的是功能性的，如果它并未起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将它抽离不仅不会有什么害处，还能给病人带来益处。对于症状治疗的一种常见的责难正是基于这一点，即：假设一种在旁观者看来是毫无用处的症状，实际上却在病人的精神机理中起着重要作用，那么，在治疗师了解到它确切的作用之前，不应该盲目治疗。
这里我想说的意思是，虽然必须承认症状治疗对真正的神经官能症症状是十分危险的，但对只具有表现性的症状却没有丝毫的危险。抽离后一种症状并不会有任何严重后果，只会有益处。这意味着症状治疗的作用比精神分析学愿意承认的要大得多。一些催眠治疗专家和行为治疗专家都强烈地认同：治疗症状的危险一直言过其实。
以上这一点也能够帮助指导我们：对于神经官能症的普遍理解过于简单。在任何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都可以同时发现表现性的和应对性的两种症状。区分这两类症状如同区分先后一样重要。神经官能症患者通常会有一种无力感，这种感觉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反应，患者正是试图借助于这些反应来克服这种无力感，或者至少是忍受这种感觉。这些反应是确实的功能性反应，但无力感本身主要是表现性的，它对患者毫无益处，患者从不希望事情会发展成这样。这对他来说是原始的或者既定的事实，除了作出反应外别无他法。
灾难性的崩溃，无能为力
偶尔会发生有机体所有的防御性努力统统失败的情况。原因可能有两种：外界的威胁过于强大，或是有机体的防御能力过于弱小。
戈德斯坦（Goldstein）在深刻分析了脑损伤的病人的基础上，第一次证明了应对反应（无论多么微弱）和不能进行应对或应对无效时所产生的灾难性崩溃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在恐惧症患者的身上可以看到由此引起的行为。这类患者不是陷进了自己所害怕的境况，就是要对极其严重的创伤性经历作出反应，等等。所谓患神经官能症的老鼠身上也会表现出疯狂、混乱的行为，从中看得更为清楚。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动物根本就没有患神经官能症。神经官能症应是一种有组织的反应，而它们的行为是无序的。
此外，灾难性崩溃的另一种特点是没有功能、没有目的，换句话说，它是表现性的，而不是应对性的。因此，不应该把它叫作神经官能症行为，而最好是用一些特殊的名称来命名，如灾难性崩溃，行为紊乱、诱导性行为失调等等。但克利（Klee）对此也有其他的解释。
人类和猴子在经受了一连串的失望、剥夺、创伤之后，有时会表现出来的深深的绝望和灰心丧气，这印证了必须区别表现性应对和神经性应对。此时，人可能会达到完全放弃努力的地步，主要是因为他们似乎看不到努力还有什么用处。如果一个人毫无希望，毫不抗争，例如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仅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的冷漠可以被解释为绝望和灰心丧气的表现，也就是说被解释为放弃应对，而不是任何特殊形式的应对。冷漠作为一种症状当然可以同紧张症患者的暴烈行为以及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觉区分开。这些症状似乎才是真正的应对性反应，因此似乎表明妄想症患者和紧张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仍在争斗，尚存希望。这样，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上，我们都应预期他们会有较好的预后，有较大的康复可能。
一种有类似结果的类似区分，可以在久病不起、试图自杀的人身上和对轻微疾病作出反应的人身上看出。这里，对应对性努力的放弃再一次明显地影响了预后。
身心症症状
我们所做的区分在身心症医学领域里应该特别有用。正是在这个领域，弗洛伊德过于天真的决定论造成的危害最大。弗洛伊德所犯的错误在于将“被决定”等同于“无意识的动机”，仿佛行为再也没有其他的决定因素了，例如，将所有的遗忘，所有的笔误和口误都看做仅仅是由无意识的动机决定的。谁要是指出遗忘等可能有别的决定因素，就会被斥为非决定论者。直到今天，还有许多精神分析学者只能想到无意识的动机，完全想不到别的解释。这种观点在神经官能症领域里还不会被驳斥，因为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神经官能症症状都确实有无意识的动机（当然也有其他决定因素）。
在身心症领域，这种观点却造成了不少混乱，因为很多相对来说属于身体的反应根本就没有目的或功能，也没有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动机。诸如血压高、便秘、胃溃疡之类的反应，更有可能是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和人体过程的副产品或附带现象。没有人会希望，至少没有人会一开始就希望自己患有溃疡，高度紧张、冠心病发作等等（暂不考虑次级收获的问题）。一个人会希望——对外界隐瞒消极的倾向，压抑攻击的倾向，或者努力达到一种理想中的自我，这一切都只有付出身体上的代价才能得到。当然，这种代价却总是人们没有预计到的，肯定也不希望看到的。换句话说，这类症状通常不会像一般神经官能症症状那样有初级收获。
邓巴（Dunbar）骨折的事故就是个极好的例子。他们因为匆忙、懒散、粗心草率、游民性格，致使骨折更容易发生，但这些骨折现象是他们的命运，而不是他们的目的。骨折起不到任何作用，也没有任何益处。
可以认为，有可能（即使这种可能性不大）将上述的身体症状作为神经官能症的初级收获而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按照它们的实际情况来命名——转换症状或者更笼统地称为神经官能症症状。如果身体症状是神经官能症过程中所意料不到的人体代价或附带现象，那最好赋予它们另外的名称，如生理性神经官能症，或者像我们已经建议过的那样，称之为表现性身体症状。不应将神经官能症过程中的副产品同该过程本身混淆。
在结束这个主题之前，我想可以提一下最明显的表现性症状。这些症状是表现性的，或者实际上是有机体极其普遍的状态的一部分，即压抑、健康、动作、冷漠等。一个人如果受到压抑，那就是整个身心都受到压抑。便秘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显然并非应对性行为，而是表现性行为（尽管它显然可以作为应对性症状在另一位患者身上出现，即在一个拒绝排便的孩子身上，他以这种行为向他讨厌的母亲表示无意识的敌意）。在冷漠时不吃饭不说话、健康状态下肌肉的张力，或者缺乏安全感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神经质等都是如此。
桑塔格（Sontag）的一篇论文可以用来说明，对同一种身心紊乱可以做出各种互不相同的解释。论文中提到了一位妇女的病历报告，这位妇女患有严重到毁坏容貌的面部痤疮。最初出现这种状况以及之后的复发发生在三次不同时期，这三次病发又都恰好与感情压力和冲突发生的时间重合，并且这些压力和冲突是由性的问题引起的，异常严重。皮肤病发作的这三个时期时机巧妙，恰好使得这位妇女得以避免进行性接触。可能是出于避免性接触的愿望，这位妇女才在无意识之中煞费苦心地产生痤疮；这或许也像桑塔格所认为的那样，是她对自己过失的自行惩罚。换句话说，它可能是一个有目的性的过程。不可能根据内在的证据来确定这一点，连桑塔格自己都承认，整个事情也有可能是一系列巧合。
然而，它也有可能是普遍性有机体失调的一种表现，这种有机体失调涉及冲突、压力、焦灼，即它可能是一种表现性症状，桑塔格的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方面。桑塔格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类病例中的基本矛盾，即痤疮既可以被解释为表现性症状，也可以被解释为应对性症状，也即是说有两种可能性可供选择。大多数研究者掌握的资料都比桑塔格有限，他们放任自己沿着一个单一的方向得出了肯定的结论，即一些病例被确诊为神经官能症，而另一些病例中则没有被确诊为神经官能症。
最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有必要提防将目的性强加给可能是出于偶然的事件。用下面这个病例来阐明这种必要性最合适不过了，不幸的只是我未能追踪到这一病例的来源。该病患是一位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他是一位已婚男子，却同情妇发生了性关系，因此他忍受着严重的负罪反应。他还报告说，每次约会过情妇之后都会出先严重的皮疹，其他时候就没有这种事。按照身心症医学界的现状来看，许多医生都会把这种情况诊断为神经过敏反应，因为这是该男子在自我惩罚，所以也就是应对性的症状。然而检查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没有那么深奥的解释。原来患者情妇的床上臭虫滋生！
作为表现的自由联想
同样的差异可以用来进一步解释自由联想的过程。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由联想是一种表现性的现象，而不是目的性、应对性的现象，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何自由联想能为它之所为。
精神分析理论的庞大结构以及所有由精神分析学发展而来的理论和实践，几乎完全是以自由联想这种临床手段作为基础的，然而这种临床手段至今很少受到严格检验，这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几乎根本没有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文献，就是连推测也寥寥无几。如果自由联想能促成或导致宣泄和顿悟（insight），那我们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还不了解其原因。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检验一下罗夏之类的投射实验，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较为容易地检验一个早已为人所熟知的表现性的例子。在这个实验中，病人所报告的感受主要是他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的各种表现形式，而不是为了解决问题的有目的、有功能的尝试。由于这种情况主要是无结构的，这些表现使我们得以就潜在的（或散发出来的）性格结构做出许多演绎。也就是说，病人所报告的感觉几乎完全是由性格结构所决定的，几乎完全不是由外界现实对解决具体问题的要求所决定的。它们是典型表现性，而不是应对性。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如果认为自由联想有意义、有用处，那么因为一致的原因，罗夏测试也应有意义、有用处。此外，自由联想也同罗夏测试一样，在无结构状态中进行得最为顺利。如果我们将自由联想理解为主要是回避外部现实有目的的要求，并且这种现实要求有机体屈从于处境的需要，要求有机体在生活中遵循身体法则而非心理法则，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适应问题要求任务导向。采用任务导向后，首先涌现出来的是什么有助于解决任务。任务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作为组织原则，然后再按一定顺序排列有机体的各种能力，以便以最高的效率来解决外界提出的问题。
我们所说的有结构的情况就是这个意思。在这种情况中，情况本身的逻辑要求有所反应并清晰指出各种反应。无结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它既没有提出回应，也没有提出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外部世界的重要性被故意地忽略了。因此，得出这两种答案都轻而易举，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罗夏板是无结构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刚好与几何问题完全背道而驰。几何题目的结构极为严谨，不管人们怎样思索，有什么感觉和希望，也只可能有一个答案。
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罗夏板，除了规避任务导向和应对性，也没有要求自由联想有什么其他任务；因此，它不光同罗夏实验有着相似之处，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患者最终学会了怎样正确地进行联想，如果他能够遵循报告指令，不审查意识内容、也不按现实逻辑处理这些内容，直接报告在他意识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种自由联想最终必然会表现患者的性格结构。随着现实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小，对适应的要求越来越易于忽略，患者性格结构的表现也就越来越明显。病人的回应于是便成为一种由内向外的辐射，而不再是对外部刺激物的反应。
那么，构成性格结构的各种需要、挫折、态度等等，机会完全决定患者在自由联想中所说的话。这也适用于梦境，我们必须将梦也看作是性格结构的表现，因为在梦中，现实和结构作为决定因素的作用没有罗夏测试中那么重要。痉挛、神经质的习惯、无意之中表露真情的过失（Frendian slips）以及遗忘都带有非常功能性，但又不是完全是功能性的，它们也会表现。
这些表现的另一个作用是使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性格结构。任务导向、解决问题、应对、有目的寻求，这一切都属于人格的适应性表层。性格结构则更为远离现实，更受自身法则而不是物理和逻辑法则的决定。更为直接地与现实打交道，为了成功、为了由它的（现实的）法则决定而必须遵循的，是人格的表层与弗洛伊德的自我。
原则上讲，把握性格结构的方法是尽可能地去排除现实和逻辑的决定力量。安静的房间、进行精神分析用的躺椅、无拘无束的氛围、精神分析专家和病人都放下他们作为文化代表的责任，这一切正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当患者学会表达，而不是应答时，自由联想的预想效果就会随之出现。
当然，我们还面临着一个特殊的理论难题。我们已经知道，故意和自觉的表现性行为会对性格结构本身产生一种反馈。例如，我常常发现，在合适的人选中，让他们表现得仿佛很勇敢、慈爱或愤怒，最终会使他们真的变得勇敢、慈爱或愤怒起来。在这种治疗实验中，应该选择你觉得本身具备勇敢、慈爱、愤怒的特质，但却受到了压抑的人。这样，有意志的表现就会使整个人改变。
也许最后应该提及的是，作为独特人格的一种表现形式，艺术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任何的科学事实都可以由他人发现，任何科学发明或机制都可以由他人提出，但只有塞尚才能画出塞尚的画。只有艺术家是无法替代的。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科学实验都比一件有独创性的艺术品更受外界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