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于所有经验、行为和个体，心理学家都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心理学家也许会研究一种经验或行为本身，把它们看成是与众不同且独具特征的，也就是说，把它们视为有异于整个世界上任何其他的经验、个人或行为。或者，在对经验作出反应的时候，心理学家也可以不将其视为是独一无二的，而是将它们看作是典型的，即某种经验类别、范畴或标签中的一个例证或代表。这就是说，心理学家并不是在最严格的层面上检查、注意、感受乃至体验某一事件的；他的反应就好似一位档案管理员只消查看几页文档，便可将其归入甲类、乙类或他类。我们可以用“标签化”（rubricizing）一词来表示这一做法。对那些不喜欢新词的人而言，“BW似的抽象活动”（abstracting BW）一词也许更好一些。B和W分别代表伯格森（Bergson）[43]和怀特海德（Whitehead），这两位思想家对我们理解这一危险的抽象活动贡献最大。[44]
这种区别是随着对作为心理学基础的基本理论进行严肃研究而自然产生的副产品。总体而言，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理活动都是这样进行的，就好像现实是稳固不变的而非变化发展的（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过程），好似分离的、附加的，而非互相联系、形成格局的。这种对现实的动态发展和整体分析的盲目无知造成了学院派心理学的诸多弱点和失败。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没有必要制造二元对立，或者选边站队。现实既有稳定性又富有变化，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整体—动态论”也有可能像“原子—静态论”一样片面且教条主义。在本章中，如果说我们强调一方而牺牲另一方的话，那是因为我们必须让画面圆满、恢复平衡。
在本章中，我们将根据以下一些理论思考来探讨认知问题。笔者深信，诸多被视为认知的东西其实都不过是认知的替代品而已，都只是一些经过了两道手的把戏。人们都是生活在流动变化的现实之中，但人们往往又不愿承认这一事实，由此造成的那些生活中的紧急事件就使得这些二手把戏成为了不可缺少的事物。我在本章中特别希望对这一观点进行一番阐述。由于现实是动态发展的，而且由于普通西方人只能较好地认识静止不动的事物，这样我们大量的注意、感觉、学习、记忆和思想所处理的，实际上不过是那些从现实中静态地抽象出来的事物或者某些理论建构罢了，而非现实本身。
也许有人会认为本章旨在讨伐抽象和概念，为了避免这种误解，我想明确说明一点：离开了概念、概括和抽象化，我们将无法生存。但关键在于，它们必须建立在经历而非空洞的基础之上；它们必须植根于实实在在的现实之中、并与其联系在一起；它们必须具备有意义的内容，而不能只是一些词句、标签和抽象概念。本章所要论述的是那种病态的抽象概念，那种“把具体事物简化归结为抽象概念的理论”，以及抽象理论的危险性。
注意的标签化
“注意”的概念与“感觉”的概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相对而言，注意的概念更侧重于那种有选择性的、准备性的、有组织性的和动员性的行动。这些行动不一定完全是由人们所注意的现实的本质而决定的，也不一定都是纯粹的、全新的反应。众所周知，注意也要由个体有机体的本质、人的兴趣、动机、偏见以及过去的经历等来决定。
然而，下面这一事实更接近我们的论点：在注意的反应中，我们可以觉察到新颖的、特质的注意，与陈规化的、标签化的注意（标签化的注意，即，某人可以在外部世界中辨认出一套业已存在于他的脑海中的范畴）之间的区别。换言之，注意有可能只不过是为了在世界上辨认或发现那些我们自己已经放置在那里的事物，这是一种在经历发生之前预先对它进行判断的行为。也可以说，注意有可能只是将过去合理化、或者只是为了努力保持现状，而不是对变化的、新颖的和演变的事物的真正的认识。我们只消注意那些已知的事物，或者将那些新颖的事物改换成熟悉的事物的模样，这一点不难做到。
这种陈规化的注意对有机体的好处和坏处都是显而易见的。很显然，如果我们仅仅是要把一种经历标签化处理或者归入某一类，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节省许多精力和体力，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竭尽全力，进行全心投入的注意。而且，标签化不要求全神贯注，并不需要有机体使出浑身解数。注意力高度集中，对于感知或理解一个重要的或新奇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都知道，这也是极其劳心费神的，因此这种做法比较少见。普罗大众一般都喜欢精简的读物、凝练的小说、文摘杂志、千篇一律的电影和充满陈词滥调的谈话；总之，大众都力求避免真正的问题，或者至少强烈地偏爱那些墨守成规的伪科学思想。以上这些就是上述结论最好的明证。
标签化是一种部分的、象征性的、有名无实的反应，而非一种完整的反应。它使得行为的自动性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一个人有可能同时做几件事情，而这又意味着，低级活动只要以一种类似于反应的方式进行下去，就会使高级活动成为可能。总而言之，我们没有必要去注意经验中那些我们熟稔于心的因素。这样，我们就不必作为个体、服务生、门卫、电梯操作员、清洁工以及任何身着工作服的人而去进行感觉了。[45]
这里涉及一个悖论，因为以下两种情况同时成立：（1）我们倾向于不去注意那些不能贴上我们已经构建好的标签的事物，例如奇怪的事物；（2）正是那些异乎寻常的、尚不熟悉的、险象环生的或咄咄逼人的事物最容易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一个陌生的刺激有可能是危险的（例如，黑暗中陡然一个声响），也有可能是不危险的（例如，窗户上的新窗帘）。我们会将全部的注意力给予那些陌生且危险的事物，对那些熟悉和安全的事物，我们的关注最少，而对那些新奇却安全的事物，我们往往给予不多不少的关注，不然就将其转化为熟悉和安全的事物，即标签化处理。[46]
有一种有趣的推测是从这样一个奇怪的倾向出发的，即，新颖陌生的事物要么根本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要么就势不可挡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甚健康的）似乎都只对那些威胁性的际遇作出反应；就好像注意只能被看成是对危险作出的反应似的，注意似乎是在警告我们必须采取某种应急反应。这些人对那些不具威胁性的、没有危险的体验置之不理，这些体验似乎根本就不值得注意，人们也没有必要对它们作出任何其他认知上或情感上的反应。对这些人来说，生活要么是一场危险的际遇，要么就是在危险之间暂时松弛下来。
但是对有些人而言，情况却并非如此。这些人并不仅仅对危险的情况作出反应；或许他们更有安全感、更自信，因而能够回应、注意甚至沉醉于那些不但没有危睑反而令人兴奋的体验。我们已经指出，这种积极的反应，无论是柔和的还是强烈的，无论是一种浅尝辄止的愉悦享受还是一种势不可挡的心醉神迷，都如同应急反应一般，调动了有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以及五脏六腑。这两种体验的主要差异在于，人们从内省中感到一种体验是令人愉快的，而另一种体验则是令人不悦的。这一观察使我们看到，人类不仅被动地适应世界，而且还积极地从世界中获得享受，甚至还主动地将自己的影响施于世界。大多数这类差异都可以用精神健康（权且这样称呼）这一因素的变化来加以解释。对于那些相对焦虑不安的人而言，注意概莫能外是一种紧急机制，世界趋向于被简单地划分为危险和安全两种类别。
这种注意与标签化注意之间的真正差异是由弗洛伊德关于“自由浮动注意”[47]这一概念所提出来的。弗洛伊德之所以向人们推荐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注意，是因为主动的注意总是将人们的一系列期望强加到真实的世界。如果现实的声音过于微弱，那这些期望足以将其淹没。弗洛伊德建议我们屈从、谦卑和被动，只去关心现实会告诉我们什么，使我们所感觉到的一切都由物质的内在结构来决定。这一切等于是说，我们必须把经历看成是独一无二的，看成是与世界上所有其他事物完全不同的，我们需要作出的唯一努力就是去把握经历的本质，而非去试图发现它是如何适应我们的理论、格局和概念。这就意味着鼓励以问题为中心，反对以自我为中心。如果我们想要把握我们面前的某一经历本身及其内在的本质，我们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撇开自我、经历、预想、希望和恐惧。
在此，把科学家和艺术家研究某一经历的各自不同的方法作一番我们驾轻就熟的（甚至是千篇一律的）对比，也许对我们有所帮助。如果我们让自己去构想“真正的科学家”和“真正的艺术家”这样的抽象概念的话，可能准确的说法是，科学家基本上是力求把经历加以分类，将某一经历与其他经历联系起来，将它置于其在关于世界的一元哲学中应有的位置上，探寻这一经历在哪些方面与所有其他经历的相同或相异之处。科学家倾向于赋予这一经历一个名称，为它贴上一个标签，把它放在其应有的位置，一言以蔽之，把它进行分类。而艺术家则不同，根据伯格森、克罗齐等人的观点，如果他具备一位艺术家应有的样子，那么他最感兴趣的就是他的经历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特征。他必须把一个个经历视为单独的对象。每只苹果都是各不相同的；每一位模特、每一株树、每一颗脑袋都是如此——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与别的东西完全相同的。有一位评论家在评论一位艺术家时说道：“他看见了别人视而不见的东西。”他对于把经历加以分类，或把它们归入到脑海中的卡片目录的行为毫无兴趣。他的任务是要发现经历的新奇之处，然后，如果他有才华，再采取某种方式定格这一经历，让那些不那么善于感知的人也能看到经历的新奇之处。齐美尔（Simmel）所言极是，“科学家发现某物是因为他了解它，而艺术家了解某物则是因为他发现了它。”[48]
我们还可以再作一个类比，把上述差异解释得更清楚。我称其为“真正艺术家”的那些人还另在至少一个特征上有别于常人。简要而言，他们在看到每一次日落、每一朵鲜花、每一株大树的时候似乎都能感到同样的欣喜和敬畏，都能调动起自己全部的注意，都能作出强热的情感反应，好像这是他们生平所见的第一次日落、第一朵鲜花和第一株大树一样。普通人面对任何奇迹，无论其多么不可思议，只要同一奇迹发生了五次，他们就会对此无动于衷。而在一位真诚的艺术家眼中，同一奇迹哪怕是已经出现了千百次，仍然能够在他心中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他能够更加清晰明彻地看待世界，因为对他而言，世界是常新的。”
感觉的标签化
陈规化的概念不仅适用于对偏见的社会心理分析，而且还适用于感知这一基本心理过程。感知也许并不是对真实事件的内在本质的吸收或记录。在多数情况下，感知都是在对经历进行分类，为它贴上标签，而不是对其进行检查；这种行为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感觉。我们在这种千篇一律的，或是标签化的感知中所做的一切，与我们在言谈中使用陈词滥调别无二致。
例如，当我们被介绍给另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对他感到新鲜，并且力求把他当作一个与生活中其他人不甚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来加以了解或感知。然而，我们却往往给他贴上标签，或者把他归于某一类人。我们将他置于某一范畴或某一标签之下，而不是把他视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们把他看作是某一概念中的一个实例，或者某一范畴中的一个代表。例如，他是中国人，而不是有名有姓的王龙，不是那个与他哥哥有着完全不同的梦想、抱负和恐惧的王龙。要不然他就被贴上以下标签：或一位百万富翁，或社会的一分子，或一位贵妇人，或一个小孩子，或犹太人或者别的什么人。[49]换言之，一个进行陈规化感知的人着实应该更类似于档案管理员而不是照像机。档案管理员有一个装满文件夹的抽屉，她的任务就是将办公桌上的每一封信件归入甲类、乙类或他类的相应文件夹中。
在标签化感知的许多例证中，我们可以列举出以下人们感知各种事物的倾向：
1.熟悉、陈旧的，而非陌生、新颖的事物；
2.系统化、抽象化的，而非实际的事物；
3.有组织、有结构和单一的，而非混乱的、无组织的和模棱两可的事物；
4.已经命名的或可以命名的，而非没有命名的和不能命名的事物；
5.有意义的，而非无意义的事物；
6.传统的，而不是非传统的事物；
7.意料之中的，而非意想不到的事物。
而且，每当某个事件是陌生的、具体的、模棱两可的、尚未命名的、没有意义的、异乎寻常的或者出乎意料的，我们还是会有强烈的倾向把这一事件加以扭曲，削足适履地将它塑造成一个更为熟悉、更为抽象、更有组织的形式。我们易于把事件当作某些范畴的代表，而不是根据这些事件本身将它们视为是独一无二的和自具特征的。
在罗夏（墨迹）测验，格式塔心理学、投射测验和艺术理论的文献中，我们都能够找到关于所有这些倾向的不计其数的描述。早川（Hayakawa）在艺术理论中曾经以一位艺术教师为例：“这位教师经常告诉他的学生说，他们画不出一只独特的手臂，这是因为他们只是把手臂看作是一只普通的手臂；而且，由于他们这样认为，他们往往就以为他们知道一只手臂应该是什么样子。”夏特尔（Schachtel）的书中也充满了这类有趣的例子。
显然，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将某一刺激物归类于一个早已构建的范畴系统中去，那么他对这一刺激物就无须了解很多；但是如果他是为了理解并鉴别这一刺激物，那就没有这么容易了。真正的感知应该将刺激物视为独一无二的，要完全掌握它、吸收它、理解它，因而也就需要耗费极其多的时间，这可不比贴标签、编目录，顷刻间即可完成。
标签化远没有新颖的感知那样有效，很有可能主要就是因为它具有瞬间完成的特点。在标签化感知中，只有那些最为显著的特征才能用于决定反应，而这些特征容易引人误入歧途。因此，标签化感知易招致错误。
因为标签化感知同样也使得人们不大可能去改正原先的错误，导致这些错误尤为重要。一个习惯于标签化行事的人会强烈地倾向于保持原来的状态，任何与陈规老套不相符合的行为都只能算作例外，无须认真对待。例如，假如我们出于某种缘故确信某人不诚实，然后我们想单设一局纸牌游戏捉住他，虽然我们以失败告终，但是我们仍旧称其为小偷，认为他之所以变得诚实，是出于某种特殊的缘故，或者是为了掩人耳目，或者是懒惰作祟，诸如此类。如果我们对他的不诚实深信不疑，那么即使我们从未发现他做过不诚实的事情，这也无济于事。我们只是将他视为一个恰巧不敢在我们面前玩弄戏法的小偷。或者我们可以将他这一与平常不一致的做法视为有趣的行为，认为它并不代表此人的本性，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如果我们坚信中国人像谜一样高深莫测，那么即使我们看见一位爽朗大笑的中国人，那也不会改变我们对中国人的成见，即，他只不过是一位古怪的、异常的或怪异的中国人罢了。关于标签化或陈规化的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回答下面这一由来已久的问题，即，人们如何会在真理已经昭然若揭的时候还要固执地坚信谬误。我知道，对于这种拒绝接受证据的态度，人们通常认为完全用压抑或一般来说用动机力量就可以加以解释。毫无疑问，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问题是，这一观点是否揭示了全部真理，其内部与自身是否就是一个充分的解释。我们的讨论表明，人们看不到证据，是另有原因。
如果我们自己处于接受这种陈规化态度的一端，我们就可以略微地体会到那种强加于对象身上的歪曲行径。当然，每一位黑人、每一位犹太人都能证实这一点，但这也常常适用于所有其他人。例如以下表述，“哦，他就是个服务生”或“又是一个姓琼斯的人”，诸如此类。如果我们像这样被随意地归于一类，与其他诸多我们感到在很多方面与之完全不同的人混为一谈，我们通常会感到自己受到了冒犯、不得赏识。关于这一点，威廉·詹姆斯表述得最好，“理智在处理对象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它与别的东西一并归类。但是任何对我们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能够唤起我们的献身精神的对象都使我们感觉到它好像必定是自成一格、独一无二的。假如一只螃蟹知道我们如此干脆利落、毫无歉意地将它归类于甲壳动物，并以此对它进行处置的话，它也可能会怒不可遏，然后说，‘我不是这样的东西。我就是我自己，仅仅是我自己’”。
学习的标签化
一种习惯往往是企图通过使用以前某一成功的解决方法来解决眼下的某一问题。这意味着：（1）必须将眼下的问题置入某一问题的范畴；（2）必须选择对于这一特定范畴的问题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这就必然要涉及分类法，即标签化。
习惯现象再好不过地描述了一个同样适用于标签化注意、感知、思维、表达等的现象，即：一切标签化的结果都是试图“要把世界冻结起来”[50]。但实际上，世界在无休止的变化之中，宇宙万物都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从理论上讲，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静止不动的（虽然为了某些实际的目的，许多东西是静止不动的）。如果我们必须十分认真地看待理论的话，那么，每一次经历、每一个事件、每一种行为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无论重要与否）有别于此前曾经发生过的或者将来还要发生的一切其他的经历、行为等。[51]
如此一来，正如怀特海也曾反复指出的，把我们关于科学与常识的各种理论和哲学都建立在这一基本的且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基础之上，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事实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并不是这样做的。以前曾经有人相信虚无空间的存在，那些亘古不变的事物被漫无目的地推入这一空间；虽然现在我们那些最富有经验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摒弃了这样一些旧观念，但这些口头上遭到摒弃的观念作为我们所有不太需要动用智力的反应的基础仍然继续存在。虽然我们已经而且必须接受一个变化发展的世界，但我们却很少满怀热情地面对这一切。我们依然是牛顿忠实的信徒。
所有可列为标签化的反应，都可以做以下这样一个重新的界定：“为了能够掌控世界，它们都企图冻结、静止或阻止这个不断运动、富于变化的过程世界，”仿佛我们只有在这个世界静止时才能驾驭它。关于这种倾向的一个例子是，静态—原子论数学家为了以一种静止的方式来对待运动和变化，于是就发明了一个巧妙的戏法，那就是微积分。为了本章的目的起见，那些心理学方面的例子也许更加切题；但是，我们有必要驳斥以下论点，即，习惯以及所有复制性的学习，都无一不是这种倾向的例证，这种倾向使得头脑静止的人要冻结这个过程世界，使之暂时静止不动，因为他们不能驾驭或应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正如詹姆斯很久以前提出的，习惯是保守性的机制。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因为任何习得性的反应，仅仅由于其存在便足以阻止对同一问题的其他习得性反应的形成。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虽然同样重要，但是通常却被习得理论家们忽略了；这就是，学习不仅仅是肌肉反应，而且也是情感偏好。我们不仅仅学习讲英语，我们还学着喜欢并偏爱英语[52]。如此一来，学习就不完全是一个中立的过程了。我们不能说，“如果这一反应有误，我们就轻易地忘却它，或者用一个正确的反应来代替它，”因为通过学习，我们已经有些束缚自己并献上了自己的一片忠诚。因此，如果我们愿意学好法语，那么当我们所能找到的唯一的老师口音不好时，我们最好不学，待我们找到一个好老师时学习起来会更为有效。基于相同的原因，我们不能同意科学领域中那些不切实际地对待假设和理论的人的观点。他们说，“即便是谬论也聊胜于无。”如果前述考虑尚有些道理，那么真正的情况绝对没有如此简单。正如一句西班牙谚语所说的，“习惯起初如蛛丝，然后宛如钢缆。”
这些批评绝不适用于一切学习，而只适用于原子论式的和复制性的学习，即，对孤立的特别的反应的辨别和回忆。许多心理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把这种复制性学习看作好像是过去对现在有所影响的唯一方式，或是过去的经验教训能够有效地用于解决现在问题的唯一方式。这是一个天真的设想，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习得的许多东西，即，过去那些最为重要的影响都既不是原子论式的，也不是复制性的。过去最为重要的影响、最有影响力的学习类型，是我们所谓的特质性或内在性学习，即，对我们所有经历的特质的一切影响。因而，经历并不像捡硬币一样是有机体一个一个获得的；如果这些经历有某些深刻影响，它们就会改变整个人。因此，某一悲剧性的经验就会使他由一个不成熟的人变为一个更为成熟的人，能够使他变得更加明智、更加宽容、更加谦逊，并使他能够更好地解决成年人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与之相反的理论则会认为，这样一个人只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获得了处理或解决如此这般某一特定问题（例如他母亲的离世）的技巧；除此之外，他并无任何别的变化。这个例子实际上比通常那些把一个错误的音节同另一个错误音节盲目联系起来的例子更为重要、更为有用、更具典型性，而后者在我看来除了与其他错误音节有关系外，与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毫不相干。[53]
如果世界是处于一个过程之中，那么每时每刻就都是全新且独一无二的。就理论而言，所有问题都必定是新的。根据过程理论，任何一个典型的问题都是以前从未遇到过的，都是从根本上不同于任何其他问题的。一个与过去的问题十分相似的问题，根据这一理论都必须理解成一种特殊的情况而非一种典型的情况。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凭借过去以寻找一个特定的解决办法就不仅是有益的，而且也有可能是危险的。我相信，实际观察会证明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际上也是真实的。无论如何，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持有什么样的理论偏见，都会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至少有些生活问题是全新的，因而必须有新颖的解决办法。[54]
从生物学观点来看，习惯在人的适应方面有双重作用，因为它们既是必要的，同时又是危险的。它们必然意味着存在某种不真实的东西，即，一个一成不变、静止不动的世界，但它们通常又被当作人类最有效的适应工具之一，而适应又意味着有一个变化发展、生机勃勃的世界。习惯是一种业已形成的对某一情况的反应或对某一问题的答案。因为它已经形成了，它就会发展成一种惰性，抗拒变化。[55]但是当某一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对它的反应也应该随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或者做好迅速变化的准备。因此，习惯的存在有可能比毫无反应更加糟糕，因为习惯阻止我们并使我们不能及时对某一新的情况作出必要的新的反应。在论述同样的问题时，巴特利特谈到“外部环境的挑战，部分是在改变，部分也是持续不变的；因而它要求我们作出易变的调整，但又不允许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观点来描述这一悖论，也许能把这一点解释得更清楚。可以说，我们养成习惯是为了在处理反复出现的情况时节省时间、努力和思考。如果一个问题以同样的形式一再出现，无论何时，我们的心里就会自动冒出某种习惯性的答案，进而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思考。这样看来，习惯无非就是对某一反复出现的、一成不变的且亲切熟悉的问题的反应。我们之所以可以说习惯是一种“好像”反应（as-if reaction）——“好像这个世界是静止的、不变的、常在的”，原因就在于此。诸多心理学家都注意到习惯作为调节机制的重要性，因而都一致强调重复性；上述的那种解释毫无疑问就是由此而生的。
在许多时候，这种情况都是按它应该的那个样子出现的，因为毫无疑问，我们经历的诸多问题实际上都是重复的、熟悉的、相对不变的。一个从事所谓比较高级的活动——思考、发明和创造的人会发现，作为先决条件，这些活动需要无数精细的习惯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以便创造者能够自由地把他的精力投入到所谓更高级的问题中去。但这里却又牵涉到一个矛盾，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悖论。实际上，世界并不是静止的、熟悉的、重复的、不变的；相反，它常常处于一个变化的过程中，是常新的，总是要发展成某一其他的东西，变动不居，刚柔相易。我们毋需讨论这一点是否合理地概括了世界所有方面的特征；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妨认为世界上的某些方面是恒定不变的，而另一些方面则不是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形而上的辩论。如果我们认可这一点，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无论习惯对于世界上那些恒定不变的方面是多么地有效用，当有机体必须处理世界那些变化无常、起伏不定的方面时，当有机体必须解决那些独一无二的、崭新的、以前从未遇到过的问题时，习惯就肯定会起某种阻碍作用。[56]
这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悖论。习惯既是必要的同时又是危险的，既是有用的同时又是有害的。毫无疑问，习惯能节省我们的时间、努力和思考，但却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它们是适应性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但它们却又对适应性起着阻碍的作用。它们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归根到底却又与崭新的、非标签化的思想背道而驰，也就是说，面对新问题它们便束手无策了。尽管习惯在我们适应这个世界的时候有效用，但是它们却常常阻碍着我们的发明与创造，也就是说，它们常常阻碍着我们去使这个世界适应我们自己。最后，它们往往以一种懒惰的方式代替了真实的和崭新的注意、感知、学习和思想。[57]
最后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如果我们得不到一套量规（参照系），复制性记忆就更是困难重重。关于这一结论的实验方面的证明，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巴特利特的那本写得极好的书。夏特尔在这一问题上也有着卓越的见解。在此，我们还可以补充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幸而也十分容易查证。笔者曾经在一次夏季田野调查中对一个印第安部落进行了实地考察。在考察期间，笔者发现，无论尝试多少遍，都很难记住那些自己十分喜爱的印第安歌曲。笔者可以跟着一位印第安歌手把一首歌唱上十多遍，但是过不了五分钟，就不能独自地把这首歌唱出来了。对于任何一个具有良好音乐记忆的人而言，这都是一个令人困惑不解的经历；只有当笔者意识到印第安音乐在基本结构和性质方面非常独特，因而人们不能对照着一个参照系来进行记忆，他才能够理解这一经历。另外还有一个更简单的例子，也许每个人都会遇到。这就是，一位讲英语的人在学习譬如西班牙语时所遇到的困难，与在学习像俄语这样的斯拉夫语时所遇到的困难是不大相同的。西班牙语、法语或德语中的诸多词汇在英语中都能找到相应的同源词，这位讲英语的人可以把这些同源词作为参照系。但是由于这些同源词在俄语中几乎完全不存在，如此一来，学习俄语就变得极其困难了。
思想的标签化
在该领域内，标签化包含以下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含义：（1）人们仅有陈规化的问题，或者不能感知到新的问题，或者以普罗克拉斯提斯式的（Procrustean，译者注：强求一致的）方式重新塑造这些问题，这样，它们就可以被归为熟悉的问题而非全新的问题了；（2）人们仅仅使用那些墨守成规的、生搬硬套的习惯和技巧来解决这些问题；（3）人们在遇到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之前已经有了一系列预先制好的、直截了当的、且干燥乏味的解决办法和答案了。这三种倾向加在一起，就几乎完全可以抑制人类的发明和创造。[58]
但这几种倾向强烈地驱使着我们，以致像伯格森这样深刻的心理学家都难免给理智下了错误的定义，好像理智除了进行标签化的判断之外其余什么也不做了。例如，伯格森说，“理智（是）……一种把相同的事物联系起来的能力，是一种感知并且同时也制造重复性的能力。”“对不可预见的和全新的事物加以解释，总是意味着将其溶于一个在不同秩序里的陈旧的或已知的因素之中。理智既不能承认真正生成的事物，也不能接受全新的东西；这就是说，在这里它又一次放走了生活的一个本质方面……”“……我们像对待那些无生命的东西一样对待有生命的东西，并且把一切现实，不管它是怎样迁流不停，都将其置于边界清楚且内容固定的形式之下来加以思考。我们只有在不连续的、一丝不动的、僵死的环境中才感到舒适自在。理智的特征是它天生就不能理解生命。”但是伯格森本人的理智却驳斥了这一过度概括。
陈规化的问题
首先，一个强烈地倾向于标签化行为的个人，做出的第一步努力通常就是要避免或忽视任何类型性的问题。那些罹患强迫症（compulsive-obsessive）的病人都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不敢面对任何突如其来的事情，所以他们要控制并安排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任何一个没有现成答案，而需要有自信、勇气和安全感才能加以处理的问题，都会给他们造成严重的威胁。
如果一定要感知问题，那么首先要做的是将这一问题归位，把它看成是一个熟悉的范畴中的一个代表（因为熟悉的事物不会使人焦虑不安）。我们的尝试就是要发现，“这一特殊问题能够置入以前曾经经历过的哪一类问题中去呢？”或者“这一问题适合于哪一个问题范畴呢？——或者，它能够被挤进去吗？”这样一种置入反应当然只有在人们感知到相似性时才有可能。我们不想去讨论相似性这一复杂问题，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足够了：这种对于相似性的感知并不一定就是对被感知的现实的内在本质所进行的谦逊的和被动的记录。以下事实证明了上述结论：不同的人是根据不同的、适合于他们个人气质的标签来进行分类的，然而他们却都能成功地把经历标签化。这样的人不愿意陷入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他们要把所有不能忽视的经历统统加以分类，即使他们感到有必要把某种经历加以裁剪、挤压甚至歪曲。
克鲁克香克（Crookshank）的文章是我所知道的讨论这一问题的最好的文章之一，在他的文章中，他讨论了医学诊断所涉及的那些问题。心理学家们将会更加熟悉诸多精神病学家对待他们病人的那种严格的分类学的态度。
陈规化的技巧
一般而言，标签化的一个主要优势在于，只要一个人把问题成功地置入某一范畴之中，随之就会自动出现一套应对这一问题的技巧。这还不是标签化的唯一理由。一位医生在治疗一种已知的、尽管治不好的疾病时比在医治疑难病症时常常感到更为轻松一些；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那种把问题置于某一范畴的倾向其背后隐藏着很深的动机。
如果一个人以前曾经多次处理同一问题的话，那么适当的机器就等于是加满了油，即可使用。当然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强烈地倾向于按以前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正如我们所见，习惯性的解决办法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在这里我们可以再列举它的一些优势：易于执行、节省精力、自动性、情感偏好、没有焦虑，等。而主要的劣势则在于，没有灵活性、适应性和发明创造性；就是说，习惯通常会造成这样一个后果，即，人们以为这个动态的世界能够被当成静止的世界来加以对待。
关于陈规化思维技巧的影响，陆钦斯（L u c h i n s）对Einstellung（译者注：态度、姿态、定势）所作的那些有趣的实验为此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实例。
陈规化的结论
这一过程中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大概就是合理化。为了我们的研究目的起见，这一或类似的过程可以做如下界定，即，人们事先就有一个现成的观念或已成定局的结论，然后再进行大量的思维活动来支持这一结论，或为其寻求证据。（“我不喜欢那个人，于是我要为此去找一个正当的理由。”）这种活动其实不过徒有思考的外表而已。它并不是最佳意义上的思考，因为它不顾问题的本质就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愁眉不展、讨论激烈、竭尽全力去寻找证据，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掩人耳目的烟务弹罢了，其实思考还没有开始，结论就已经注定了。人们还常常连这种思考的外表都不要，他们甚至疲于做这种貌似思考的姿态，简单地相信就够了。这比合理化更省事。
所有心理学家都知道，一个人完全有可能按照他们一生中的前十年所获得的一套完整的观念来生活，这套观念也许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有任何哪怕是细微的改变。的确，这样一个人也许智商很高，因而能够把大量时间用于智力活动，从这个世界中选取哪怕是零星半点的证据以支持他现成的观念。我们不可否认，这种活动间或对这个世界也十分有用，但心理学家们似乎都明显地愿意在生产性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与最熟练的合理化活动之间在字面上做出区分。合理化活动常常使人对真实世界熟视无睹，对新的证据无动于衷，扭曲人们的感知和记忆，使人们丧失掉对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的改造能力和适应能力；与这样一些更为引人注目的现象相比，与思维方式停止发展的其他迹象相比，合理化行为偶尔有的一些好处也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合理化活动并不是我们所能列举的唯一的例子。当一个问题激发了我们的各种联想，使我们从中挑选出最契合这一特定场合的某一关联时，这也是标签化。
标签化思维看上去好像与复制性学习有一种特殊的相似性或关系。我们以上列举的三种类型的过程易于被当作习惯活动的特殊形式来加以处理。这里明显地牵涉到与过去的某种关系。解决问题的办法实际上不过是从过去经验的角度来对新的问题进行分类和解决的技巧而已。那么，这种思维方式经常是相当于在漫不经心地处理和重新安排以前获得的复制性习惯和记忆。
整体—动态思维（holistic——dynamic thinking）更明显地是与感知过程相联系的，而不是与记忆过程相联系；理解了这一点，它与标签化思维之间的区别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了。整体思维所做的主要努力就是尽可能清楚地感知一个人所遇到的问题的内在本质，正如韦特海默（Wertheimer）在他最近出版的书中所强调的，卡托纳（Katona）认为这是“努力在问题中感知其解决办法”[59]。每一问题都是以其自身的情况和风格而被仔细审视的，简直就好像人们以前从未碰到过同样的问题一样。这种努力是为了搜寻出问题的内在的本质，而在联想思维中却是为了发现这一问题是如何与人们曾经经历过的问题相联系或相类似的。[60]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整体思维中从不利用过去的经验。人们当然要利用过去的经验，而关键在于，人们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这些经验的，这一点在上文关于所谓的内在学习（即，学做你潜在要成为的那个人）的讨论中已经描述过了。
毫无疑问，联想思维的确会出现。但我们所讨论的是，究竟哪一种思维应被当作中心、范式或理想的模式。整体—动态思维理论学者们的论点是，思维活动，如果它具有任何意义的话，应该是具有发明创造性和独特性这样的意义。思维是一种技巧，凭借着它，人类能够创造出某种新的东西，而这又意味着，思维必须不时地与已经得出的结论发生冲突，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思维是革命性的。如果它与一种思想的现状发生冲突，那么它就成为了习惯、记忆或我们业已习得的事物的对立面；（这不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它从定义上说就必须与我们业已习得的事物冲突。如果我们曾经所学和我们的习惯运转良好，我们就可以以一种自动的、习惯的和熟悉的方式来进行反应。也就是说，我们用不着进行思考。从这一观点来看，思考可被看成是学习的对立面，而非一种学习类型。如果夸张一点说，思考几乎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突破习惯、忽略经验的能力。
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成就所彰显的那种真正的创造性思维还牵涉到另外一个动态因素。这就是它那富有特征的胆魄、冒险和勇气。如果这些词语用在这里不是十分贴切，那么，当我们想到一个胆怯的小孩与一个勇敢的小孩之间的差异时，我们就能清楚地理解这些词语的含义了。胆怯的小孩必须紧紧地倚靠着他的母亲，因为母亲代表者安全、熟悉和保护；而较为大胆的小孩则不然，他们往往会更加自由地去冒险，能够离家远行。那种与胆怯地抱紧母亲相似的思维过程就是胆怯地抓住习惯不放。对于一位大胆的思考者——这种说法几乎是多余的，就像说“一位思考的思想者”一样——其在冒险离开安全熟悉的港口时必须能够突破定势，能够摆脱过去、习惯、期待、学识、习俗和惯例，摆脱焦虑不安的情绪。
许多人的观点是通过模仿或依靠权威的建议而形成的，这类实例提供了另外一种类型的陈规化结论。它们一般都被看作是人类健康天性中的基本倾向。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看作是某种轻微的心理病症，或者某种与心理病症非常接近的事物，这样认为也许更为确切一些。当牵涉到比较重要的问题时，这一类观点主要就成为一些过分焦虑不安、过于墨守成规和过于懒惰的人（一些毫无主见的、不知道自己的观点是什么的、不相信自己观点的人）对一种没有组织结构的情景的反应，而这种情景没有固定的参照系。[61]
在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中，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多半都属于这种类型；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瞥着别人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以便我们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显而易见，这样的结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也就是说，这种结论并不是由问题的本质所决定的，而是一些从别人那里捡拾来的陈规化结论，我们相信别人胜过相信自己。
这样一种立场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国家的传统教育为何远远不能达到其预期目的。这里我们只想强调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几乎从不努力去教人学会直接审视现实。相反，却让人戴上一副预制的完整的眼镜，借此去观察世界的每一个方面，例如，应该相信什么，应该喜欢什么，应该赞同什么，应该对什么感到内疚。一个人的个性很少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也很少有人鼓励他鼓起勇气以自己特有的风格去看待现实，或打破旧习，或勇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高等教育中，各种陈规化的观点也比比皆是，我们可以在任何大学的课程表中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在这些课程表中，不管课程的实际情况如何变化、难以形容、神秘莫测，都被一致地安排为三个学分，而且更为奇巧的是，这些课都不多不少正好上十五周；它们就像橘子一样被整齐地分为彼此不同、相互独立的门类。[62]这类标签不是从现实中得来的，相反，它们是被强加到现实中去的。现在开始出现了一种所谓的“平行教育制度”，或者可以称为“人文教育”，这种教育制度旨在纠正传统教育制度的弊端。
所有这些都再明显不过了。但是对此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就不那么清楚了。诸人在审视了标签化思维之后都极力推荐这样一个措施，这就是让学生逐渐摆脱标签的束缚，学会去关注那些新奇的体验和那些具体且特别的现实。在这一点上，怀特海所言极是：
我个人对传统的教育方法的批评是，它们过于关心思维的分析活动以及程式化信息的获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本应去加强那种对单独事实进行具体评价的习惯，但我们却往往忽略了这一
点；我们完全注意不到单独事实中出现的各种价值之间充分的相互作用，我们只是一味地强调各种抽象的阐述，而这些抽象的阐述却完全忽略了不同价值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
目前我们的教育把以下两者结合了起来：一方面对少数几个抽象概念进行全面透彻的研究，而另一方面对其余大量的抽象概念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我们的教育程序过于迂腐了。学校的普通训练按道理应该引导年轻人对事物进行具体把握，应该满足他们做具体事情的渴望。在这里当然也离不开分析，但这种分析只要描述出不同领域中各自的思维方式就足够了。在伊甸园里，亚当是先看到动物，然后再给它们命名的；而在我们的传统制度中，儿童先给动物命名，然后才看到它们。
这样的专业训练只能涉猎教育的一个方面。而这一方面的重心在才智上，其主要工具是印刷成册的书籍。但专业训练的另一方面的重心应该在直觉上，毋需与整体环境分离。其目标是即刻对整体进行分析，而尽可能少地去粗取精对整体进行分割。现在我们最需要的那种一般性，就是对各种价值进行直接评价。
陈规化和不完全的理论化
人们都普遍承认，理论的建立意味着选择和排斥，而这又意味着，我们必须期待一种理论把世界的某些方面解释得更清楚，而另一些方面则无需如此。大多数不完全的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都是一套的标签或门类。但是从来就没有什么人设计过一套所有现象都与之恰好契合的标签，疏漏之处总是在所难免；有些现象介于各种标签之间，有些则好像可以同时归类于好几个不同的标签。
而且，这种标签化理论几乎向来就是吸引人的，因为它强调了现象的某些性质，认为这些性质比其他性质更为重要，或者至少是更值得注意。这样，所有这类理论，以及其他一些抽象概念都容易减损或忽略现象的某些性质，也就是说，容易遗漏部分真理。由于有这样一些排斥和选择的原则，一切理论就一定被期待仅仅对世界持有一种不公平的、独断的和偏颇的看法。也完全有可能的是，即使这一切理论都结合在一起，也不能使我们对现象和世界有一个完整的认识。那些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往往体会不到一种经历的全部主观丰富性，而那些在艺术和情感方面十分敏锐的人则常常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很有可能我们所谓的神秘体验正是这种对特殊现象的所有特征进行充分认识的绝好的和极致的表现。
通过对比，我们上述的这些考虑就显露出了特殊化的单个经历的另外一个特点，这就是其非抽象的特点。但这与戈德斯坦（Goldstein）所说的“具体”并不是一回事。当一位大脑受损的病人具体行事的时候，他实际上并不能看到对象或经历的全部感官特征。他所看到的只是由这一特殊情景所决定的某一特征，而且他也只能看到这一特征，例如一瓶酒就是一瓶酒，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它不可能是一种武器、一件装饰，也不可能是镇纸或者灭火器。如果我们把抽象活动定义为一种选择性的注意，它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只注意到某一事件的无数特征中的一些而不及其余，那么，戈德斯坦的病人可以说都在进行抽象活动。
如此看来，把经历进行归类与具体领会经历、利用经历与欣赏经历，以一种方式对它们进行认知与以另一种方式对它们进行认知，在所有这些行为之间显然都存在着某种差异。在那些专业心理学家当中，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而那些着笔神秘体验与宗教体验的作家们都强调了这一点。例如，阿尔道斯·赫胥黎（Aldous Hurley）说：“随着一个人的成长，他的认识在形式上日益发展成概念性的、系统性的，认识中那些与事实相关的实用的内容也骤然大增。但是人们原有的那种对事物进行直接把握的能力却会出现某种退化，人的直觉也会变得迟钝起来，甚至荡然无存，这样一来，他所取得的那些收获就被抵消了。”[63]但是，直接的欣赏评价并不是我们与自然的唯一关系，事实上，从生物学意义上讲，它在我们与自然的所有关系中是最不紧迫的，因此我们不要因为理论和抽象概念有危险就给它们打上烙印，这样做是十分愚蠢的。理论和抽象概念的优势是巨大的、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从交流沟通方面来看，从对世界的实际控制方面来看更是如此。如果我们有责任提出建议，我们或许要这样来提出我们的规劝：知识分子、科学家等人通常进行的认知活动并不是他们的武器库中的唯一武器，如果他们牢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认知活动无疑就会变得更加有力。的确，研究工作者的武器库中还有其他的武器。如果说这些武器通常都被移交给了诗人和艺术家，那是因为人们不懂得，这些被忽略的认知形式能够通向另一部分真实世界，而这一部分世界是那些一味地进行抽象活动的知识分子所看不到的。
而且，正如我们将在附录二中所见，整体论的理论活动也是完全可能的。在这种理论活动中，事物并不是切割分离的；它们是完整的，都作为整体的一些方面而彼此关联，无一例外地包含在同一整体之中，如形影一般须臾不可分离，在各种不同层次上展现出一幅壮丽的图景。
语言与命名
语言主要是一种体验和传达常规信息的绝佳方式，亦即是一种标签化的手段。当然语言也试图界定和传达那些特殊具体的东西，但却常常由于其最终的理论目标而以失败告终。[64]它在处理某一特殊事物时最多就是赋予它一个名称，但名称毕竟不能描述或传达出这一事物，不过是给它贴上一个标签罢了。一个人要认识特殊事物就必须充分地体验它，并且必须亲身体验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即使是给体验命名也会给它罩上一层屏障，使人不能进一步对它进行直接评价。例如，有一位教授一天与他艺术家的妻子漫步在一条乡间小道上。当他第一次看见一朵可爱的花时，他就问他的妻子这朵花叫什么名字，谁知刚一出口，随即遭到他妻子的一顿斥责，“知道这朵花的名字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一旦知道了它的名字就会感到心满意足，就不会再去欣赏这朵花了。”[65]
语言强行把经历置于标签之中，就这一点而言，它无疑是横亘在现实与人类之间的一道屏障。一言以蔽之，语言在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此，虽然我们都不可避免地使用语言，但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我们必须时刻意识到它的缺点，并力求避开这些缺点。[66]
语言给人的理论思维带来很大的好处，但即便如此，如果人们完全放弃了语言所能极力达到的那一点特殊性，而堕落到只是一味地使用各种陈腔滥调、平凡陈腐老套的话语、箴言、标语、战斗口号和修饰词，那么情况还要更糟。如果真是如此，语言就俨然变成了一种消除思想的手段，就会使人类感觉迟钝，阻碍人类的精神的发展，把人类变得毫无价值。这样，“语言的功用实际上与其说是传递思想，不如说是隐藏思想”。
语言还有另外一个特征也给我们带来了麻烦。这就是，语言是超乎时空之外的，至少有些特殊词汇是这样的。“英格兰”（England）一词历经千年而未见任何成长、发展、演变和进化，但它所指代的那个民族却早就今非昔比了。但是无奈我们手中掌握的只有这样的词汇，因而只能用它们去描述处于时空变化中的事件。如果我们说，“永远都有一个英格兰”，这是什么意思呢？正如约翰逊（Johnson）所言，“在现实的手指之间，但见笔走如飞，从无片刻停歇，非区区口舌所能企及。以流动性而言，语言结构远逊于现实结构。正如晴空中陡然响起一声霹雳，转瞬之间却又化为乌有，我们所高谈阔论的现实也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