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和“反常”这两个词具有如此多不同的含义，以致已近于无用。对于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而言，今天强烈的倾向是，用更具体的属于这些方面的概念来代替这些十分笼统的词。这就是我在这一章中将要探讨的问题。
一般来说，人们一直试图从统计、文化相对论、或生物-医学的角度来定义正常状态。然而，就像交际场合或礼拜日的用语一样，它们不过是一些形式上的正规解释，而并非日常生活中的解释。正常一词所具有的非正式意义就像专业含义一样确切。当大多数人问“什么是正常的？”，他们心中所想的是其他事物。对于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在非正式场合的专家，这是一个价值问题，它相当于问，“我们应该珍视什么？”“对我们而言，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应该忧虑什么？”以及“我们应对什么感到内疚或者感到问心无愧？”。我决定既在专业的意义上，也在非专业的意义上来解释本章的标题。我的印象是，在这一领域有许多技术人士也做了这一工作，尽管他们在大多数时间不承认这一点。在正式会话中，关于正常应该意味着什么，有过大量的讨论，但是，关于它在具体情况下实际意味着什么，讨论却相当少。在我的治疗工作中，我一直是从患者的角度，而非从专业技术的背景来解释正常和反常。曾经有一位母亲问我，她的孩子是否正常；我理解她是想知道，她是否应该为她的孩子担忧，她是应该努力改进对孩子行为的控制，还是应该任其发展、不去打扰。人们曾在讲演后问到关于性行为的正常与反常，我以同样方式理解他们的问题，我的回答往往给予以下暗示，“要注意”或“别担心”。
我认为，精神分析学家、精神病学家以及心理学家对这一问题再次感兴趣的真实原因，是觉得它是典型的重大价值问题。例如，埃里希·弗罗姆是在良好、合意以及价值语境之下谈到正常状态的。在这一领域内，大多数其他专家也是这样。这种工作现在以及过去一些时候一直非常明确地是要努力构建一种价值心理学，这种价值心理学最终可以作为普通人的实践指导，也可以作为哲学教授和技术人士的理论参照标准。
我甚至能够探讨得更深远一些。对于这些心理学家中的许多人，所有这种努力越来越被认为是企图要做正规的宗教曾竭力去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也就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对于人性的理解，这种人性涉及其自身、他人、普遍社会、一般世界，为他们提供他们能够据以理解何时应该感到内疚、何时不应感到内疚的参照标准。这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正在建立一门科学伦理学。我完全愿意我在本章的议论被理解为是朝向这个方向所作的努力。
“正常”的定义
现在，在我们开始研究这一重要主题之前，让我们首先看一看描述和定义“正常”的各种技术尝试，尽管这些尝试并不成功。
1.人类行为的统计调查只告诉我们事实是什么，实际存在的是什么，这些调查被认为完全缺乏评价。幸运的是，大多数人，甚至包括科学家在内，都不够坚强，无法抵御诱惑，只能顺从地赞同平均水平、赞同最普通最常见的事物，在我们的文化中尤其是如此，它对于普通人而言非常强势。比如，金赛博士（Kinsey）对性行为的杰出的调查因其提供的原始资料而于我们非常有益。但是他和其他人却无法避免谈论什么叫正常（指合意）。（从精神病学角度的）病态的性生活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正常的。但这并不使病态变得合乎需要或健康。我们必须学会在我们意指平均水平时才使用这一词汇。
另一个例子是格塞尔婴幼儿发展量表，它对于科学家和医生当然很有用。但是，假如婴儿在练习走路或从杯子里喝水的成长上低于平均水平，大多数母亲就很容易感到焦虑，好像那是坏事或者可怕的事。很显然，在我们找出了平均水平之后，我们还必须问：“这种平均水平是合乎需要的吗？”
2.正常一词经常在无意中作为习俗、习惯或惯例等同义词来使用，并且通常被用于掩盖认可的习俗。我记得我上大学时一次关于女性吸烟的风波。我们的女生训导主任说那是不正常的，并且对此加以禁止。那时，女大学生穿着宽松的裤子，或是在公共场合拉手也是不正常的。当然，她的意思是“这不合乎传统”，这完全正确；但这对于她而言，还暗含着“这是不正常的、不健康的、本质上病态的”，那这就完全错了。几年后，传统改变了，她也随之被解雇了，因为，到那个时候，她的那套方式已成为不“正常”的了。
3.这一用法的另一个不同形式是用神学准则来掩盖习俗。所谓圣书，经常被理解为行为制定的规范，但是科学家对待这些传统也像对其他传统一样，很少予以关注。
4.最后，作为正常、合意、良好或健康的一种根源，文化相对性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过时的东西。当然，人类学家起初曾在使我们认清民族中心主义时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作为一种文化，我们曾一直努力把各种地方文化习惯，诸如穿什么裤子或吃牛肉而不吃狗肉等作为绝对的物种范围内的标准来提出。更广泛的人种学知识已驱散了许多这类见解。并且，人们普遍认识到，种族主义是一种严重的危险。现在，没有谁能够代表全人类讲话，他必须了解一些文化人类学，以及具备至少五六种或十种左右的文化知识，这样他才能够超越或者避免自己的文化的限制，从而更加能够把人类作为人类物种而非邻里来进行评判。
5.适应良好的人的概念，是这一错误的主要变体。看到心理学家们竟变得敌视这一看起来合情合理、显而易见的概念，非专业的读者也许会感到迷惑。每个人毕竟都希望他的孩子善于适应、融入团体，受到同龄朋友的欢迎、赞扬和喜爱。我们的重要问题是“适应哪一个团体？”能够适应纳粹、犯罪、违法、吸毒等团体吗？受谁欢迎？受谁赞扬？在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精彩的短篇小说《盲人乡》中，大家都是盲人，而有视力的那个人却是不适应环境的。
适应意味着一个人对自己文化以及外部环境的被动的顺应。但是，如果它是一种病态的文化呢？或者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正慢慢地领悟到，不再以精神病为理由认为青少年罪犯必然很坏或者有害。从精神病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有时孩子们的犯罪、违法和不良习惯也许代表着对被人利用、非正义和不公正的合理反抗。
适应是一个被动的而非积极的过程。母牛、奴隶或者任何没有个性也能很快乐的人，甚至有适应良好的疯子或者囚犯，就是它的理想典型。
这种极端的环境论意味着人类无限的可塑性和灵活性以及现实的不可变性。因此它就是现状，体现了宿命论的观点。同时它也是不真实的。人类的可塑性并非无限的，而且现状也是能够改变的。
6.把正常一词用于指没有身体上的损伤、疾病或明显的机能失常的医学临床习惯，是使用正常一词的又一个完全不同的传统。如果一个内科医生在给病人进行彻底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身体上的毛病，他就会说这个病人“情况正常”，尽管病人仍然处于痛苦之中。这位内科医生的意思其实是，“我用我的技术不能发现你有什么病症。”
受过一些心理学训练的医生和所谓身心学家发现的事物会多一些，对于正常一词的使用也会少得多。的确，许多精神分析学家甚至说就没有正常的人，即，不存在绝对没病的人。这就是说，没有人是完美无瑕的。这种说法相当真实，但于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却没有多少帮助。
“正常”的全新概念
我们已经学会了抵制这些形形色色的概念，那么什么将代替这些概念呢？这一章所涉及的新概念仍然处于建立和发展阶段。目前尚不能说它已经很明确了，或者有无可争辩的证据作为可靠支持。相反地，应该说它是一种发展缓慢的概念或理论，似乎越来越有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真实方向。
关于正常这个概念的发展前景，我个人的预见或者推测是，关于普遍性的、全人类的心理健康的某种形式的理论不久将得到发展，它将适用于整个人类，无论人们所处的文化和时代背景如何。无论从经验还是从理论方面来看，这种情况都正在发生。新的事实、新的资料促使了这种新的思想形式的发展，关于这些新的事实和资料，我将在后文提及。
德鲁克（Drucker）提出了这样的论点：自从基督教创史以来，有大约四种连续的观点或者概念一直统治着西欧，这些观点表达了寻求个人快乐与福祉所应采取的方式。其中每一个观点或者神话都树立了一种理想的典型人物，并且设想，如果效仿这个理想人物，个人快乐与福祉就一定会实现。在中世纪时，神职人员被视为理想的典型，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则换成了有学识的人。随着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兴起，讲究实用的人往往左右了关于理想人物的看法。近来，尤其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同样可以谈论一个类似的神话，即，关于英雄人物的神话（尼采哲学意义层面的英雄人物）。
现在看来，似乎所有这些神话都已经破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个全新概念正缓慢地在最先进的思想家和本主题的研究者的思想中发展着，我们可以很有理由期待它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发展成熟；这个新概念就是心理健康的人，或者具有真正灵魂的人，实际上也可称为“自然”的人。德鲁克提到的那些概念曾对我们的时代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我期待，这一概念将对我们的时代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
现在让我简要地阐述心理健康的人这一最近发展的概念的实质，开始时或许有些教条。首先，最重要的是一个强烈的信念：人类有自己的基本天性，即，某种心理结构的框架，可以像对待人体结构那样来研究和讨论；人类有由遗传决定的需求、能力和倾向，其中一些跨越了文化的界线，体现了全人类的特性，另一些为具体的个人所独有。一般看来，这些需求是良好的或中性的，不是罪恶的。第二，我们的新概念涉及这样一个概念：全面的健康状况以及正常的有益的发展在于实现人类的天性、在于充分发挥这些潜力、在于遵循这个暗藏的模糊不清的基本性质所控制的路线而逐渐发展成熟，这是内在发展而非外界塑造的过程。第三，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多心理病理学现象是人类的基本天性遭到否定、挫折或者扭曲的结果。根据这个观点，无论什么事物，只要有助于朝向人的内在天性的实现方向发展，就是好的；只要阻挠、阻挡或者否定基本的人类天性，就是不良的或不正常的；只要干扰、阻挠或者改变自我实现进程，就是精神病态。那么，什么是心理疗法呢？或者就此来说，什么是治疗或成长？无论什么方法，只要能够帮助一个人回到自我实现的路径上来，只要能够帮助他沿着其内在天性所指引的路线发展，就是治疗。
乍一看，这一概念使我们想到诸多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斯宾诺莎主义者的过去的理想。的确，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新概念与过去的哲学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对于真实的人性，我们远比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了解得多。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能理解他们的错误和缺点是什么。
首先，这些古代哲学家们所缺少的知识，以及导致他们的理论具有致命弱点的知识，已经被心理分析的各个流派，尤其是被弗洛伊德发现了。我们已经特别从动力心理学家，还有动物心理学家以及其他心理学家那里，极大地增加了关于人的动机的理解，尤其是无意识动机方面的知识。其次，我们现已极大地丰富了关于心理病理学及其起源的知识。最后，我们已经从心理治疗师，特别是从对心理治疗的目标和过程的讨论中学到很多。
总之，当亚里士多德假定良好的生活在于按照真实的人性生活时，我们可以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们必须补充的是，关于真正的人性，他了解得不够。在描绘人性的这种基本天性或固有结构时，亚里士多德所能做的，就是观察自己周围的情况，研究人，观察人们的表现。但是，谁要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只从表面来观察人，他最后就一定只能得到静态的人性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所能做到的唯一事情，就是描绘一幅属于他自己的文化和特定时代的好人的图景。人们记得，在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好生活的概念中，他完全接受了奴隶制的事实，并提出了致命的错误假定，即，仅仅因为一个人是奴隶，奴隶性就成了他的基本天性，因而，做奴隶对这个人而言就是美好的生活。这完全暴露了在试图建立什么是好人、正常人或建康人的观念时，单纯地依据表面的观察这一方法所具有的弱点。
新旧概念的区别
我想，如果我必须用一句话来对比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和戈德斯坦、弗洛姆、霍妮、罗杰斯、布勒、罗洛·梅、格罗夫、达布罗斯基、默里、苏蒂奇、布根塔尔、奥尔波特、弗兰克尔、墨菲、罗夏以及其他人的现代概念，我会坚持认为，基本的区别在于：我们现在不仅能够看出人是什么，而且知道他可以成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表面、看出现状，而且也看到潜力。我们现在更加了解人们隐藏的情况，以及被压抑、忽略、忽视的状况。我们现在能够依据一个人的可能性、潜力以及可能实现的最高发展，而不是仅仅依靠观察其外在情况，来判断他的基本天性。该方法概括了在实际操作层面（人们）总是低估人性的这一历史。
我们优于亚里士多德的另一点在于，我们已经从这些动力心理学家那里学得，单凭才智或者理性是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人们记得，亚里士多德给人的能力排列了等级，理性在其中占据首位。随之不可避免地提出一个概念：理性与人类的情感和似本能的天性相对立、相斗争、相冲突。但是，通过对于心理病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研究，我们懂得了必须大力改变我们对心理学意义上的有机体的看法，以便平等地尊重理性、感情以及我们本性中意动或者渴望和驱动的一面。而且，对健康人的经验研究向我们证明，这些方面之间根本没有冲突，人性的这些侧面不一定是对抗的而可以是配合协作的。健康人完全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一体化的。只有神经病患者才与自己不一致，理性与情感相冲突。这种分裂的后果是，不但感性生活和意动生活一直遭到误解和曲解，而且我们现在认识到，我们从过去承袭的关于理性的概念也误解和曲解了理性。正如埃里希·弗洛姆所说：“理性由于成了看守其囚犯——人性——的卫兵，它本身也变成了囚犯，因此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和情感——都变得残缺不全了。”我们必须一致赞成弗洛姆的观点，他认为，自我实现的发生不仅依靠思想活动，而且取决于人的整体人格的实现，整体人格不仅包括该人的才智能力的积极表达，而且包括他的情感和似本能的能力的积极表达。
一旦我们获得了对于一个人在我们现在称为良好的某些条件下能够成为什么的可靠知识，并且假定，只有当一个人实现了自我、成为他自己时，他才是快乐的、平静的、自我认可的、坦荡的、身心一致的，那么就有可能也有理由谈论好与坏、对与错、合意或不利。
如果技术哲学家表示反对说：“你怎么能证明幸福比不幸要更好呢？”这个问题甚至凭经验就可以回答，因为，如果我们在相当多样的条件下观察人类，就会发现，他们自己，而不是观察者，自然地选择幸福而非不幸，选择舒适而非痛苦，选择平静而非焦虑。一句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选择健康而非疾病（条件是，他们自己进行选择他们不是过于病态的，这些条件后文会加以讨论）。
这也回答了大家都熟悉的目标——手段价值命题的哲学上的通常性的反对意见。（如果你要达到目的X，你就应该采取手段Y。“如果想长寿，你就应该吃维生素”。）我们现在对该命题有一个不同的解释。我们在经验上知道人类需要什么，比如，需要爱意、安全感、免于痛苦、幸福、长寿、知识等。那么，我们可以不说：“假如你希望幸福，那么……”，而是说：“假如你是一个健康人，那么……”
在下面的经验之谈中，这也完全符合事实：我们随意地说狗喜欢肉，不喜欢沙拉；金鱼需要淡水，鲜花在阳光下开得最盛。由此我坚决认为，我们说的是描述性、科学性的语句，而不是单纯的规范性、标准性的语句。（我提出了“融合词”这一术语，这样的语句既具有描述性，又具备规范性。）
向我的那些将“我们是谁”与“我们应该成为什么”加以严格区分的哲学界的同事们再进一言：“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我们应该成为什么”，但“能够”一词比“应该”要好得多。要注意，假如我们采取经验和描述的态度，那么“应该”一词就是完全不合适的，例如，如果我们问花朵或者动物应该成为什么，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样问很不合适。“应该”一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一只小猫咪应该成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以及答案中所包含的精神也同样适用于人类儿童。
让我用一种更有力的方式来表达同一个意思：今天，我们有可能在某一个单一瞬间区分一个人目前是什么和他能够成为什么。我们都知道人的性格分为不同的层次或者不同的深度。无意识与有意识的东西共同存在，尽管它们可能会发生矛盾。一个目前存在（在某一意义上），另一个目前也存在（在另一较深层的意义上）并且有一天将有可能显露出来，成为有意识的东西，然后成为有意识意义的存在。
按照这个观点，人们可以懂得，行为恶劣的人可能于性格深处保藏着爱。假如他们努力实现了这种泛人类的潜能，他们就变成比过去健康的人，并且在这个特殊意义上，变得更正常了。
人与其他所有生物的重要区别在于：人的需求、偏好和本能的遗迹弱而不强，含糊而不明确，有怀疑、犹豫、冲突的余地；它们极容易被文化、学习以及他人的偏好所掩盖，进而消失在视野中。[78]古往今来，我们一直习惯于将本能看成意义明确的、不会出错的、牢固的且有力的（就像动物的本能一样），以至我们从未看到薄弱本能的可能性。我们的确有一种天性、一种结构、一种似本能的倾向和能力的朦胧的骨架结构；然而，要在我们身上认清它却是一项伟大而困难的成就。做到自然、自发、了解自己的本质和自己真正的需要，这是一个罕见的高境界，它不常出现，并且通常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长期的努力。
人类的内在本性
让我们作个总结。我们已经肯定，人类的天生趋势或者说内在本性，似乎并不只是他的解剖构造和生理机制，还包括他最基本的需求、欲望以及心理能力。其次、这种内在本性通常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被掩盖起来、尚未实现、处于弱势而非强盛的。
我们如何知晓这些需求和本质上的潜力就是天生趋势？我在第六章和《评判标准要符合本能》一文中列举了十二个独立的证据和发现方法，在此，我将只举其中四个最重要的为例。第一，这些需求和能力如果遭受挫折，就会导致心理疾病。第二，这些需求如果得到满足则能培养健康的性格（良好的心理状态），而神经病患者需求的满足就不会产生这种结果。这就是说，它能使人变得更健康更美好。第三，在自由的状态下，它们自然地作为人的偏好而展现出来。第四，相对健康的人可以直接细察到它们。
如果我们想要区分基本与非基本，就不能只依赖于对有意识需求的内省，甚至不能只凭借对无意识需求的描述。因为，从现象学上看，神经病患者的需求与内在固有的需求可能感觉起来非常相似。它们同样地迫切要求满足、要求垄断意识，它们的内省特质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到足以使反省者能够区分它们，除非人在弥留之际追溯往事（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伊凡·伊里奇），或在某些特殊的顿悟时刻也许有这种可能。
然而，我们必须有某种能够与之联系、与之协变的外部变量。实际上，这一其他变量一直就是神经症——健康连续统一体。我们现在比较确切地相信，恶劣的进攻性行为是反应性的而非基本性的，是结果而非起因；因为，当一个品行恶劣的人在心理治疗中逐渐变得健康时，他的恶意也逐渐减少，而当一个较为健康的人逐渐变得病态时，他的敌意、恶毒、卑劣就会增加。
此外，我们知道，给予神经病患者需求的满足，不会像给予基本的内在需求以满足那样哺育健康。给予一位追求权力的神经症患者以全部他想要的权力并不能减少他的神经症，而且也不可能满足他对权力的精神症式的需求。不管给他提供多少，他仍然会感到饥饿（因为他实际上是在寻找其他东西）。对于终极健康这一目标而言，一位神经病患者需求的满足或抑制，是几乎没什么区别的。
对于像安全感、爱意这样的需求而言，就大不相同了。它们是可以满足的，它们的满足确实会哺育健康，而抑制它们的确会导致疾病。
同样，对于像才智或者活动的强烈倾向这类个人潜力也是如此。（我们这里仅有的资料是临床资料。）这种倾向的作用如同一种内驱力，它要求得到实现。一旦满足它，人就会发展良好；如果使它受到抑制和阻碍，目前尚不为我们所十分了解的各种微妙的麻烦立即就会显露出来。
然而，最为显著的方法还是直接研究真正健康的人。我们的确已经掌握足够的知识，能够选择相对健康的人。就算不存在完美的研究对象，我们仍然可以抱有这样的期望：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人的天性，正如我们是通过研究相对浓缩的铀而非相对稀薄的铀来更多地了解它的性质。
本书第十一章中阐述的研究已经证明，科学家有可能在优秀、完美、理想的健康状态和人类潜能的实现的层面上研究并描绘正常状态。假如我们知道优秀人物是怎样的人或者能够成为怎样的人，那么人类（那些最想变得优秀的人们）就可以效仿这些杰出典范从而提高自己。
爱的需求是研究最为充分的人类内在趋势的实例。我们可以运用这个研究来说明已经提及的全部四个用于区分人性中内在和普遍的东西与非本质和局部的东西的方法。
1.几乎所有治疗师都承认，当我们对一种神经症追根寻源时，我们会非常频繁地发现其生命早期缺爱的现象。一些不完全的试验研究已经在婴儿和幼儿身上证实了这一点，甚至认为彻底地剥夺爱会危及婴儿的生命。也就是说，爱的匮乏会导致疾病。
2.这些疾病，如果尚未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借助于为患者提供情感和爱意是可以治愈的，对于儿童尤其如此。甚至在成人心理治疗中以及对于更严重的病例的分析中，我们现在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治疗的一个效果是让患者得到并运用能使他痊愈的爱。并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了充满情感的童年与健康的成年之间的联系。总而言之，可以作出如下概括：爱对于人类的健康发展是一种基本需求。
3.如果一个儿童处于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并且假设他的心灵尚未被扭曲，他将选择情感而不是非情感。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实的实验来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所掌握的大量的临床资料和一些人类文化学的资料可以支持这个结论。一个普遍观察证实了我的观点：儿童喜欢情感丰富的而不喜欢怀有敌意、冷酷的老师、父母或朋友。婴儿的啼哭告诉我们，他们需要喜爱不要冷漠；巴厘人的情况就是一个实例。巴厘成人不像美国成人那样需要爱。痛苦的经历教给巴厘儿童的是不去寻求和期望爱。但是他们并不喜欢这样的培养，在被强迫不去要求爱时他们痛哭不止。
4.最后，我们在健康的成年人身上发现了什么可以说明问题的情况？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健康的成年人（虽然不是全部）都享受过充满爱的生活，给予过也承受过爱。并且，现在他们正在爱着他人。最后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是，他们不像普通人那样需要爱；显然，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足够的爱。
任何其他营养缺乏症都可以为我们提供完美的佐证，使我们的论点更有道理，更加符合常理。假设一个动物缺盐。首先，这会引起病状。第二，额外摄入的盐会治愈或有助于治愈这种病状。第三，缺盐的小白鼠或人在有机会时会选择盐多的食物，即，异于寻常地大量食盐，而且人会表达主观上对盐的渴望，并会说盐尤其好吃。第四，我们发现，健康的有机体若已经摄入足够的盐，就不会特别渴望或需要它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正如有机体为了维持健康、防止疾病而需要盐一样，它为了同样目的也需要爱。换言之，我们可以说，就像汽车由于构造如此而需要汽油一样，人体也需要盐和爱。
我们对于良好条件，许可范围等已经谈论了很多。这些都涉及在科学工作中进行观察时经常必不可少的特殊条件，这些等于在说：“在某些情况下这才是事实。”
良好条件的定义
是什么构成了使本性得以显露的良好条件呢？现在让我们转向这个问题，看看现代动力心理学的观点。
如果我们迄今讨论的要点是有机体具有自己轮廓模糊的、内在的本性，那么显然，这种内在本性非常脆弱、微妙，不像在低等动物身上那样强大且不可抗拒；低等动物对于自己是什么、想要什么和不要什么，绝不会产生任何怀疑。然而，人类对爱意、知识或者人生观的需求却并不是毫不含糊、明白无误的，而是微弱无力的，它们用低语而不是喊叫来表达自己。而低语声很容易被淹没。
为了发现一个人需要什么以及他到底是什么，必须创造特殊的条件以促使这些需求和能力表现出来，使它们得以实现。一般而言，这些条件可以总体概括为允许满足和允许表现。如何知道怀孕的白鼠吃什么最好呢？我们让它们在广泛的可能性中自由选择，对它们吃什么、何时吃、吃多少、怎样吃不加任何限制。我们知道，按个体的方式给婴儿断奶对婴儿最为有利，即，在对他最为合适的时间给他断奶。如何确定这个时间呢？我们当然不能去问婴儿，我们也学会了不再去请教保守的儿科专家。我们给婴儿一个选择的机会，让他自己决定。先给他流质和固体两种食物，假如固体食物吸引了他，他自然地就会自己断奶。同样，我们也已经学会通过创造一种允许、接受和满足的氛围来让儿童告诉我们他们什么时候需要爱意、保护、尊重或者控制。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氛围对于心理治疗最为有利；确实，这是从长远来看唯一可能的有效氛围。我们发现，在广泛的可能性中自由选择的方法，在许多不同的社会情况中都是有用的，例如，女孩少年犯在教养院选择室友、大学生选择老师和课程、军队选拔投弹部队等。（在此我回避了有益的挫折、纪律以及对满足加以限制这些棘手但却重要的问题。我只想指出，虽然“允许”可能对于我们的实验目的最为有利，但是它自身还是不足以用于教育顾及他人、意识到他人的需求或未来的需求。）
那么，从促进自我实现或者促进健康的角度来看，（理论上的）良好环境应该是这样的：提供所有必需的原料，然后退至一边，让（普通的）有机体自己表达其愿望、要求、自己进行选择（切莫忘记，有机体经常选择延迟或放弃，以有利于他人，等；而他人也有要求和愿望）。
一个心理学上的乌托邦
最近，在理论上建立一个心理学乌托邦一直是我的乐趣，在这个乌托邦中，人人都是心理健康的，我称其为“理想精神国”。根据我们关于健康人的知识，我们是否能预见到，假如一千户健康家庭移居一处荒原，在那里他们可以随意根据自己的意愿设计命运。他们会发展怎样一种文化呢？他们将选择什么样的教育、经济体制、性关系、宗教？
我对某些事情很没把握，尤其是经济情况。但对另外一些事情我可以非常肯定。其中之一是，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哲学意义上）无政府主义的群体，一种道家式（自由质朴）的但充满爱意的文化；在这个文化中，人们（包括青年人）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将大大超出我们习惯的范围，人们的基本需求和衍生需求将受到比在我们社会中更多的尊重。人们将不像我们现在这样过多地互相干扰，更少倾向于将观点、宗教信仰、人生观、或者在衣、食、艺术或女性（异性）方面的品味强加给自己的邻人。总之，这些理想精神国的居民将会在任何可能的时候表现出自由宽容、尊重并满足他人的需求；只有在某些情况下会阻碍别人，对此我暂不阐述；他们比我们在相互之间更为诚实；他们允许人们尽可能地进行自由选择。他们在控制欲、暴力、轻蔑或霸道方面远不及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性的最深层次能够自己毫不费力地显露出来。
我必须指出的是，成年人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情况。自由选择的情境并不一定适合于普罗大众，它只适合于完整无缺的人。病人、神经病患者会进行错误的选择，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即使知道，也没有足够的勇气进行正确的选择。当我们论及人类进行自由选择时，我们指的是健康的成人或者人格尚未扭曲变形的儿童。关于自由选择的大部分有效的试验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我们通过分析心理治疗过程，在临床层面对此同样有很大收获。
环境与人格
当我们努力去理解“正常”这个较新概念以及它与环境的关系时，我们遇到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个概念引出一个理论上的结果似乎是：完美的健康需要一个完美的世界，后者使前者成为可能。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事情似乎并非绝对如此。
在我们的社会中的确有可能找到极为健康的个体，而我们的社会远非完美。当然，这些人并不是完人，但是他们的确已经达到我们现在所能设想的优秀程度。或许在这个时代、这个文化中，我们只是对人类能够达到怎样的完美程度认识不足。
无论如何，研究工作已经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它发现个体能够比他所成长和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更健康，甚至健康得多。之所以有这种可能，主要是因为这个健康的人有挣脱周围环境的能力，这就是说，他是依靠内在的法则而不是外界的压力生活。
我们文化的民主性和多元化给予个人非常广泛的自由来按照自己的意愿保持个性，只要他们的外在行为不过分恐怖或具有威胁性即可。健康人通常不是表面上的引人注目，他们不身着奇装异服，行为举止也不异常。他们有的是内在的自由。由于他们不为他人的赞扬和批评所左右，而是寻求自我肯定，可以认为他们在心理上是自主的，即，相对独立于文化。对不同品味与观念的宽容与自由似乎是关键的必需品。
总之，我们的研究已经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虽然良好的环境可以培养良好的人格，但是这种关系远非尽善尽美；此外，为了强调精神和心理的力量同时也强调物质和经济的力量，必须明确地改变对良好环境的定义。
正常的本质
现在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上——正常的本质，我们几乎将它等同于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完美境界。但是，这个理想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实际上它就存在于我们本身，存在但又被隐藏着，它是潜在性而非现实性。
而且，我宣称发现而不是发明了“正常”的概念，这个发现的根据是经验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希望或者愿望。这个概念包含着一个完全自然主义的价值系统，对于人性的进一步的经验研究可以扩大这个价值系统。这样的研究应该能够回答以下古老的问题“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人？怎样才能拥有美好的生活？怎样才能卓有成就？怎样才能幸福？怎么才能获得内在的安宁？”当有机体因为某些价值被剥夺而身体不适、萎靡不振时，如果有机体告诉我们它需要什么，即，我们因此而得知它重视什么，这也就等于告诉我们什么对它有利。
最后一点。较新的动力心理学的关键概念是自发、释放、自然、自我选择、自我认可、冲动意识、基本需求的满足。而过去的关键概念一直是控制、抑制、纪律、训练、塑造，其根据是人类的深层本质是危险的、罪恶的、贪婪的、掠夺性的。教育、家庭培养、抚养孩子、一般的文化适应，都被看作是控制我们内在的黑暗力量的方法。
关于人性的这两种不同概念产生出具有天壤之别的社会、法律、教育和家庭的理想概念。在一种情况下，社会、法律、教育和家庭是约束和控制力量，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们促使人性得到满足和实现。[79]当然，这是一种过于简单、非此即彼的对比。实际上，一种概念不可能完全正确或完全不正确。但理想化的两种典型的对比有助于强化我们的理解。无论如何，如果这个将正常状态与理想健康等同起来的观点成立，那么，我们不仅将必须改变关于个体心理学的概念，而且必须改变关于社会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