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奇的是，实验心理学家们迄今仍未转向心理治疗研究这一未经开采的金矿。作为成功的心理治疗的结果，当事人的感知、思考和理解都与过去不同了。他们的动机和情感也产生了变化。要揭示与人类的表层人格恰成对照的人类最深刻本质的最好技巧莫过于心理疗法。他们的人际关系及其对待社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的性格（或人格）无论在表面或是深层都有所改观。甚至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外貌改变了，体质增强了，等。在某些病例中，甚至连智商也提升了。然而就是在有关学习、感知、思维、动机、社会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为数众多的这类著作中，心理疗法这一术语也没有被收到索引中去。
只举一个例子，毫无疑问学习理论至少可以说会从对于婚姻、友谊、自由联想、耐力分析、职业成功等治疗力量的学习效果的研究中获得裨益，这还没有涉及悲剧、创伤、冲突和痛苦。
通过把心理治疗关系仅仅作为社会或人际关系中的一个具体个案，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来研究，另外一系列同等重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浮现出来了。现在我们可以描述出患者与治疗者至少有三种方式彼此联系在一起：独裁型、民主型和放任型，而每种方式在不同的时候有着各自特殊的适用性。不过准确地说，在男性群体的社会气氛中、在催眠的方式中、在政治理论的形态中、在母子关系中以及在类人猿的灵长类动物的种种社会组织中，这三种类型的关系均有所发现。
对于治疗目的与目标的任何全面的研究一定会很快暴露出当今人格理论发展的不充分性，对科学中没有价值的席位这一基本的科学正统信条产生疑问，揭示出有关健康、疾病、治疗和治愈的医学观念的局限性，清晰地展示出我们的文化依然缺少一个可用的价值体系。也难怪人们对这一问题心怀恐惧。此外还有许多实例可被引来用以证明心理疗法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门类。
我们可以说心理疗法有七种主要方式：（1）通过表达（动作的完成、释放、宣泄），如列维释放疗法所示；（2）通过基本需求的满足（给予支持、安慰、保护、爱恋、尊重）；（3）通过消除威胁（保护、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4）通过顿悟力、知识和理解的提升；（5）通过建议或权威；（6）通过直接攻其病症，正如不同的行为治疗那样，以及（7）通过正面的自我实现、个性化或成长。为了人格理论较为一般的宗旨，它还建立了一系列方式，按照这些方式，人格沿着文化与精神病学所认可的方向变化。
这里我们特别有兴趣的是追踪治疗记录与本书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动机理论之间存在的若干内在联系。我们将会看到基本需求的满足是通向全部治疗的最终明确目标，即，自我实现之路的重要一步（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步）。
还要指出，只有通过他人，这些基本需求大致才可以得到满足；因此，治疗多半必须在一种人际基础上进行。安全、归属、爱意和尊重等一系列基本需求需要只能从他人那里获得满足；基本需求的满足构成了基本的治疗手段。
我可以马上承认，我本人的经验主要局限于较为简单的治疗方面。那些其经验主要在精神分析（深层次）疗法方面的人更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重要的药物是顿悟力而非需求满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重病患者在他们放弃了对于自我及他人的幼稚可笑的解释、变得能够感知和接受个人的与人际的现实性之前，他们不能够接受或吸收基本需求的满足。
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就这一问题展开辩论，指出顿悟疗法旨在使得接受良好人际关系同与之相随的需求满足成为可能。我们知道只有当这些动机的变化付诸实现的时候，顿悟才是富于成效的。然而，现在先接受简单、简短的需求满足疗法与深层次、长时间、更加艰难的顿悟疗法之间大体的分歧，会有很大的启发性价值。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诸如婚姻、友谊、协作、教育诸多非技术性情境之中，需求满足是可能的。这就为所有类型的非专业人员（业余治疗师）开辟了一条通向更广阔的治疗技术的理论通路。现在，顿悟疗法已经明确成为一个技术性问题了，掌握它需要进行大量的训练。对于非专业疗法与技术性疗法之间二分法的理论重要性的不懈追寻将彰显其多种多样的有用性。
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也可能有些冒险；尽管比较深度的顿悟疗法含有若干附加的原则，但是我们如果选择把对于妨碍或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后果的研究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它们还是可以被人透彻理解的。这与现有的、从一种或另一种精神分析（或其他顿悟疗法）的研究中推导出对于短期治疗的解释这一实际情况直接对立。后一种方法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在心理学理论中把心理疗法及个人成长的研究画地为牢，使其或多或少自给自足，为特定的或原生的只适用于这一领域的准则所支配。本章明确地摒弃这一推断，并且坚信心理疗法中绝对没有特定准则。在我们开始的时候仿佛的确存在着这些准则，这种情况不仅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职业治疗师所接受的是医学训练而非心理学训练；还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实验心理学家们对于影响其描述人的本质这一心理治疗现象的反馈莫名其妙地漠然视之。简言之，我们不仅可以主张心理疗法最终必须坚实地立足于健全的普通心理学理论之上，而且还可以主张心理学理论必须拓展自身以适应这一任务。据此，我们将首先涉及较为简单的治疗现象，在本章后文再涉及顿悟的问题。
通过人际关系获得需求满足的心理疗法与个人成长：支持这一观点的若干现象
我们知道有许多事实集合起来并不可能形成（1）一种纯粹的认知心理治疗理论或（2）一种纯粹的客观心理治疗理论，但是它们却与需求满足理论，与治疗和成长的人际方法相容甚好。
1.只要有社会存在的地方就永远有心理疗法的存在。巫师、巫医，女巫、社区中的年老智慧女性、僧侣、上师以及最近出现于西方文明中的医生，他们有时总是能够完成我们今天所谓的心理治疗。的确，一些伟大的宗教领袖和组织不仅已经认可了总体性且戏剧性的心理病理的治愈，而且还有更为微妙的性格及价值紊乱的治愈。这些人为此等成就提供的解释毫无共同之处，不必认真考虑。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尽管这些奇迹能够被付诸实践，但是实践者并不知晓这其中的原因与方式。
2.这一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今天依然存在。不同的心理疗法派别各执己见，有时分歧颇为激烈。然而，在从事临床工作足够长的一段时间以后，一位心理学家会偶然碰到这样一些，他们接受过不同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的治疗从而痊愈。这样这些就将成为一种或另一种理论的感激不尽的忠实拥趸。但是收集每一个思想流派失败的例子也易如反掌。使这一问题更加令人费解的是，我见到过这样一些，他们是由医生甚至是精神病学学者治愈的，而据我所知，这些医生和精神病学学者（更不要提教师、牧师、护士、牙医、社会工作者等）从未受到过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心理疗法方面的任何种类的任何训练。
的确，我们可以在经验的与科学的领域内非难这些不同的理论流派，并且依照相对有效性的大致等级排列它们。而且我们可以期待将来我们能够收集到合适的统计资料以表明一种理论训练比起另一种的治愈或成长的百分比更高，虽然没有一种理论训练会完全失败或一直成功。
此刻，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治疗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不依赖于理论而产生，就此而论，它们还可以在完全没有理论的情况下产生。
3.即使是在一个思想流派的领域之内，比如说古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众所周知，精神分析学家们普遍承认其彼此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这不仅表现在通常所界定的能力方面，还表现在治疗的纯粹疗效上。有些天才的精神分析学家他们在教学与著述方面贡献卓著，对于他们渊博的学识有口皆碑，作为教师或演讲者他们深受欢迎，被人视为训练有素的分析家，然而他们就是经常无法治愈他们的患者。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从不撰写什么东西，即便有所发现也是屈指可数，可他们几乎总是能治愈他们的患者。当然十分清楚的是，在成为天才与治愈患者的这些能力之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确定的相互联系，然而那些例外也尚待阐明。[70]
4.纵观历史，有一些众所周知的实例，在这些实例中，某一疗法思想流派的大师尽管自己是当之无愧的治疗师，但在向其学生传授这一能力的时候，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失败的。如果这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一个内容问题、一个知识问题，如果治疗师的人格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如果学生与老师同样聪明、同样勤奋，最终学生们应会做得和老师一样出色或者超过他们的老师。
5.对于任何类型的治疗师而言，这一经历足够普遍了：第一次见面，同他谈论一些表面的细节，例如流程、治疗时间，等；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请他反馈或说明一下进展情况。从公开的言行这一角度来看，这一结果是绝对不可思议的。
6.有时候都不用治疗师开口，治疗结果便会出现。在一个实例中，一位女大学生希望得到有关个人问题的指导。一小时之后（在这一小时内，她滔滔不绝，而我只字未言），她心满意足地解决了问题，对我的指导深表谢意，然后离开了。
7.对于足够年轻的人或是并不太严重的病例，日常生活的主要经历就会有治疗作用，而且是在完全词义层面的治疗。良好的婚姻，工作舒心成功，培养良好的友谊，有了孩子，面对紧急情况，克服困难——我曾经偶然发现，所有这一切在没有一位职业治疗师帮助的情况下竟产生了深刻的性格变化，摆脱症状等。事实上，有理由这样认为，基本的治疗媒介包括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且职业心理治疗通常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使个体能够利用它们。
8.许多精神分析学家注意到他们是在分析的间歇以及分析完成之后有所进展的。
9.另据报道，在接受治疗者的妻子或丈夫相伴随的进展中将会发现成功疗法的迹象。
10.也许最富于挑战意味的倒是今天存在着的特殊情形，即绝大多数的病例是由那些从未接受过治疗师专门训练或是训练不足的人亲自治疗或至少是由他们控制的。我个人在这一领域里的切身经历就是最好的说明，而在心理学领域以及其他领域里有此经历的一定大有人在。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从事心理学研究的研究生们绝大多数所接受的训练十分有限（现在仍然维持在一个较低的程度上），有时甚至内容贫乏。这些学生完全是由于热爱人类、希望理解并帮助人们才投身于心理学领域的，他们发现自己被带进了一个特定的近乎狂热崇拜的氛围之中，在这种氛围里，他们的大量时间都用在了感官现象、条件反射的结果、荒谬的音节、白鼠走迷宫的旅行上面。不过一种比较有用但从哲学角度讲依然有限且天真的实验方法与统计方法的训练相伴而生。
然而对于外行人而言，心理学家毕竟是心理学家，是所有主要生活问题的靶标，是应该知道离婚为什么发生、仇恨为什么滋长、人们为什么变成精神病的技术员。他常常需要全力以赴地回答上述提问。这一点对于那些从未见过精神病学家并且从未听说过精神分析的小城镇说来尤为真实。唯一可以取代一位心理学家的是一个受人喜爱的姑妈、家庭医生或牧师。这样也就有可能安抚一下未接受训练的心理学家不安的良心。而且，他就能够静下心来投入必要的训练了。
我想要汇报的是，这些摸索性的努力常常奏效，完全令年轻的心理学家大吃一惊。他对失败早已做好了足够充分的准备，失败在所难免，但是对于那些他未抱希望成功的结果又该做何解释呢？
有些经历甚至更令人始料不及。在从事各种各样的研究过程中我不得不收集实质的、详细的各类型人格的病史，按照我的训练情况，我完全是出于偶然地治愈了我正致力于探究的那种人格扭曲，而我（面对患者）除了询问一些有关人格和生活经历方面的问题之外什么都没有做啊！
曾经还发生过一件事：当一个学生询问我通常的建议时，我就建议他去寻求专业心理疗法并且解释说为什么我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他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解释心理学疾病的实质等。有时，单单这一点就足以消除其现有的病症。
诸如此类的现象，非专业人士比职业治疗师见得更多。实际上，渐渐清楚的是有些精神病学者只不过不情愿相信关于这类事情的报道罢了。然而这一点很容易核查证实，因为在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当中这类经历十分普遍，更不用提牧师、教师与医生了。
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呢？在我看来，只有求助于动机、人际关系理论，我们才能理解它们。显然我们很有必要强调一下无意识的行为与无意识的感知，而不是强调有意识的言行。在列举的所有病例中，治疗师的关切集中于患者，关心患者，试图帮助患者，由此他向这位患者证明了至少在一个人的心目中他是有价值的。由于在所有病例中，治疗师都被理解为这样一个人：更有智慧、更有资历、更为强壮或健康；患者也就能够感到更加安全，感到有所保护，从而也就变得不那么脆弱、焦虑了。乐于倾听，减少训斥，鼓励坦诚，甚至在罪恶被披露之后接受与认可（其人），彬彬有礼，仁慈善良，使患者感觉到身边有人可依，所有这些再加上上文列举的因素有助于在患者内心产生一种被人所爱、被人保护、被人尊重的无意识认识。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都是基本需求的满足。
似乎很显然，如果我们通过让基本需求满足充当更为重要的角色从而对人们所熟知的治疗的决定因素（建议、宣泄、顿悟以及近来的行为疗法等）有所补充的话；那么，与单单借助于这些已知过程的解释相比，我们能够解释得更为广泛。有些治疗现象是与这些满足一同出现的——后者是前者的唯一解释——这也许是较轻的病例。另一些较重的病例仅仅通过更为复杂的治疗技术就可得到充分的解释，如果再加之自然而然地出自良好人际关系的基本需求满足这一决定因素，那么它也就会得到更加充分的理解了。
心理疗法作为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
对于友谊、婚姻等人类、人际关系的最终分析都将表明：（1）基本需求只能在人际间得到满足，（2）这些需求的满足物准确地说就是那些我们已经称之为基本治疗药物的东西，即，给予安全、爱、归属关系、价值感与自尊。
在分析人的关系的过程中，我们会无法避免地发现我们自己面临着区分良好关系与不良关系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可以在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基本需求的满足的程度之上，富有成果地实现区分。一种关系——如友谊、婚姻、亲子关系——将被（按照十分有限的方式）界定为心理学意义层面的良好关系，其良好程度在于它支持或增进归属关系、安全感与自尊（最终是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而不良关系，其不良性在于它没有支持或增进需求的满足。
这些是森林、山峦甚至或是爱犬所无法满足的。只有从他人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完全满足的尊重、保护与爱意，也只有面对他人，我们才能毫无保留地奉献这一切。我们发现，这一切恰恰是融洽的朋友、情侣、父母子女，师生之间所彼此给予的。这些正是我们从任何类型的良好人际关系中所追求的满足。刚好是这些需求的满足成为生育优秀人类的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它转而又是全部心理疗法的最终目标（如果不是即刻目标的话）。
那么，我们一系列定义的全面性的推论将是：（1）从根本上说心理疗法不是唯一的关系，因为它的一些基本特质在所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中都可以找得到；[71]（2）如果这点成立的话，从心理疗法的本质是良好或不良人际关系这一观点看，心理疗法的这一方面必定受到比它通常所接受的更加彻底的评判。[72]
1.把良好的友谊（无论是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或是人与人之间）作为我们良好人际关系的范例，对其稍加仔细地剖析，我们会发现它们比起我们所说的那些事物能够提供更多的满足。彼此坦率、信任、诚实、友善都可以被看作是除去其表面价值之外尚具有附带的表达性、宣泄性的释放价值（参见第十章）。一种健全的友谊也允许表达出适当程度的服从、松懈、幼稚和愚蠢，因为如果不存在任何危险，并且他人所爱所尊敬的是我们自己而非我们的面具与角色，我们就是我们本来的样子：虚弱的时候就会感到虚弱，感到困惑的时候就想得到保护，希望推卸成年人的责任时就会变得天真幼稚。此外，即便是在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意义层面，一种真正良好的关系也能增进顿悟，因为一位好友或者丈夫会十分慷慨地为我们所考虑的问题提供对等的分析性解释。
对于可以被宽泛地称作良好人际关系的教育价值的事物，我们所谈论得还远远不够。我们的欲望不仅仅在于求得安全、为人所爱，还在于不断地求知、充满好奇、解开一个个谜题、开启每一扇大门。此外，对于我们架构世界、深刻理解世界、使世界具有意义的基本哲学冲动，我们也不得不认真对待。只要良好的友谊或亲子关系在这方面提供出相当多的东西，那么这些满足就会或应该会在某种特定程度上实施于良好的治疗关系之中。
最后，我们可以就这一明显（因此被忽视了）事实说几句话，即爱与被爱具有同样巨大的快乐。[73]在我们的文化中，爱意的公开的冲动就像性冲动、充满敌意的冲动一样而被严厉禁止——也许更有甚者。在极少数的几种关系中，也许只有在三种类型的关系中我们才被允许公开表示爱慕之情；父母与子女之间、祖父母与孙辈之间，婚姻和情侣关系之中；我们知道即便是在这些关系中，它们也会多么轻而易举地变得令人窒息，并且混杂着尴尬、罪恶感、防御、发挥作用、争夺支配地位等。
强调治疗关系允许甚至是鼓励爱与情感冲动的公开语言表达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这里（也在各种“人格成长”小组中）它们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人们所期待的东西，也只有在这里，它们才被有意识地清除了不健康的杂质，因而得到了净化，发挥出最好的作用。这类事实准确无误地说明有必要重新评估弗洛伊德关于移情与反移情的观点。这些观点来自于对疾病的研究，在涉及健康时未免就过于局限了。它们必须加以括充，把健全的与不健全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统统包括进去。
2.至少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性质的人际关系：支配—从属、平等相待、淡漠或放任。这些关系连同治疗师—患者关系已在不同方面说明过了。
治疗师可以把自己看成其患者的主动的、决策性的、掌管一切的上司，或者他可以作为一项共同任务的参与者与患者联系在一起，或者最后他可以把自己变为患者面前的一面冷静的、毫无感情的镜子，永不参与其中，永不带有感情地接近，只是永远保持分离。最后这一类型是弗洛伊德介绍的，但另外两种类型尽管正式些，实际上更加普遍，它们是唯一适用于正常人类情感的标志，因为精神分析的对象是反移情的，即非理性的、病态的。
如果治疗师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是患者得以获得他的必要治疗药物的媒介——正如水是鱼类在其中寻找到其所需之物的媒介一样——那么就必须从什么样的媒介最适用于什么样的患者这一角度而非从媒介本身考虑。我们必须防止仅仅选择一种媒介作为忠实的支持，而把其他媒介一概排斥在外的做法。在优秀治疗师的治疗方法中，所有这三类媒介以及其他尚未发现的媒介都有所体现。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得到以下推断，即，患者普遍将在一种温暖的、友爱的、民主的伙伴关系中得以最好地成长；但是，对于大多患者而言，并非最佳的气氛根本不允许我们把它变为规则。对于较为严重的慢性稳定性神经症而言，这一点尤为真实。
对某些将仁慈视为软弱的独裁主义性格而言，绝不能允许对治疗师的轻视任意滋长。严格地控制、明确地限制随意性对于患者最终的获益，也许是必要的。兰克学派（Rankeans）在讨论治疗关系的局限性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另一些人，学会了将情感视为圈套和陷阱，出于焦虑他们除了离群索居之外对一切都表现得畏手畏脚。深藏的罪恶感可能“强烈要求”惩罚。不顾后果、自我危害的东西可能需要正面的命令使其免遭无法弥补的自我伤害。
但是治疗师在应对他与患者之间形成的关系时，应该保持尽可能清醒的认识，对于这一法则不可能有任何例外。虽然由于治疗师自己的性格的缘故，他会自然地倾向于一种类型而不是另一种类型，但是就其患者的利益考虑，他也应该能够控制自己。
在任何病例中，无论是从总体还是从个别患者的角度，如果这种关系是糟糕的，那么心理疗法的其他任何资源还会产生什么效力也就令人怀疑了。这一点大致成立，因为这样一种关系永远不会被轻易进入也不会被轻易打破。然而纵使患者是与他所深恶痛绝或者对其感到不安的人待在一起，在这段时间里也很容易产生自我防御、挑战反抗、以及患者企图把惹烦治疗师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
总之，虽然一种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的构成本身也许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它仍然必须被看做是心理疗法的必要的或亟需的先决条件，因为它通常就是配制全人类所需的基本心理治疗药物的最佳媒介。
这一观点尚有另外一些有趣的含义。如果心理疗法就其最终本质而言是由这一内容构成的，即，为患者提供那些他本来应该从良好人际关系中得到的特质，那么这也就等于把心理学意义上的患者界定为一个与他人从未建立过足够良好关系的人。这与我们前文把患者界定为一个没有得到足够的爱意、尊重等的人的定义并不相悖，因为他只能从他人那里得到这一切。如此一来，尽管这些定义似乎成了同义反复，但是每一个定义都把我们向不同的方向引导，使我们得以领略治疗的不同方面。
疾病的第二个定义产生了一个后果，它为心理治疗关系提供了另一个解释。心理治疗关系被大部分人看作是令人绝望的措施、最后的依靠，因为大体只有患者才会进入这种关系之中，它也就逐渐被人认为，甚至是被治疗师本人认为不过是像外科手术那样怪异的、病态的、反常的一种不幸的必需之物。
这确实不是人们进入诸如婚姻、友谊或伙伴关系等其他有益关系之中时所持的态度。但是至少从理论上而言，心理疗法类似于友谊，正如它类似于外科手术一样。那么它就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健康的、值得向往的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以及在某些方面，它应当被看作是人类之间一种理想的关系。从理论上而言，人们理应盼望它，迫切地进入其中。这就是从前文的考虑中应该得到的推断。然而事实上，我们知道这并非常情。当然这一矛盾被很好地意识到了，但是它还没有被神经病患者无法避免地执着于病患的需要而完全地解释。我们还必须在对心理治疗关系的根本性实质的误解（不仅是患者的，而且还有许多治疗师的误解）这一方面加以解释。我发现，当解释不是按照更为常见的方式而是像我上文所做的那样交待给潜在患者的时候，他们更容易进入治疗状态。
心理疗法的人际关系定义的另一个结论是，它使得“把治疗的某一个方面看成是技巧训练”成为可能，这些技巧训练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慢性精神病患者在没有特殊帮助的情况下做不到这一点），可以证明这点具有可能性，以及发现它是多么令人愉快且富有成果的。这样可以期待通过训练的转化，使得能够与他人形成深厚的友谊。可以推测，患者就会像我们一样，从我们的友谊、孩子、妻子或丈夫、以及同事那里得到所有必要的心理药物。就此而论，心理疗法还可以以另一方式界定，即，它使患者有所准备以便独立建立人类所向往的良好人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相对健康的人能够得到他们所需的诸多心理药物。
从前述观点得出的另一个推论是，理想状态下患者与治疗师应该是双向选择的，进一步而言，这一选择不应仅仅建立在名誉、收费、技巧训练、技能等之上，还应建立在一般人类的彼此好感之上。这一点很容易在逻辑上得到阐明：它至少应该缩短治疗的必要时间，使它对患者与治疗师更为容易、更有可能达到理想的治愈，并且使整个经历对两者都有裨益。这一结论的其他必然结果将是，从理想上而言，两者的背景、智力水平、经历、宗教、政治、价值观等应该更为接近。
现在必须清楚的是，治疗师的人格或性格结构即使不是至关紧要的问题，也必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他必须是这样一个人：能够轻松地进入心理疗法的理想的良好人际关系之中。而且，他必须能够对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甚至对所有人做到这一点。他必须热情待人、充满同情心，而且能够有把握地给予他人尊重。就心理学意义而言，他应本质上是一个民主的人，即，他以尊重的态度看待他人只是因为他们是人、是独一无二的。一言以蔽之，他在感情上应该是可靠的，他应当具有健康的自尊。此外，他的生活状况应该在理想上足够好，致使他不再为自己的问题所累。他应该婚姻幸福、生活富裕、好友相伴、热爱生活，总体而言能够过得舒畅。
最后，所有这一切表明我们可以很好地揭示这一（被精神分析学家）过早地结束了的问题，即，正式疗程结束后，治疗师与患者间连续不断的社会接触也被封锁了，这一点甚至发生在治疗进行当中。
具有心理治疗作用的良好人际关系
我们已经拓展并概括描述了心理疗法的最终目标以及产生这些终极效果的特殊药物，因而从逻辑上讲，我们已经决心拆除那些将心理疗法阻挡于其他人类关系与生活事件之外的藩篱了。存在于普通个人的生活之中、帮助他向着技术心理疗法的终极目标前进的那些事件与那些关系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作是具有心理疗法作用的，即使它们发生在办公室之外，且没有受益于专业治疗师。可见心理疗法研究的一个完全正当的部分是研究良好的婚姻、友谊、父母、工作、教师等所带来的日常奇迹。从这种看法中直接产生的原理的一个实例是，当患者能够接受并应对治疗关系时，技术疗法应该比它更依赖于引导患者进入这些关系。
当然我们不必像专业工作者那样担心将保护、爱意与尊重他人这样一些重要的治疗工具交到业余者手中。尽管它们当然是极具威力的工具，但它们并不因此是危险的工具。我们可以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爱着某人、尊重某人但决不可能伤害他（除非偶遇神经病患者，其病情已经非常糟糕了）。如此期待是正当的：关心、爱意与尊重这些力量几乎永远只会带来好处，不会带来伤害。
接受了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明确地确信不仅每一位正常人是潜在的无意识的治疗师，而且我们还必须接受以下推论，即，我们应该认可、鼓励并传授它。至少这些可以被我们称之为业余心理疗法的基本要素的东西所有人都能掌握的。大众心理疗法（运用公共健康与私人诊疗之间对比的相似性）的一个明晰的任务就是传授这些事实，将其广而传播，肯定每一位教师、患者，理想而言最好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理解它们并运用它们。人们总是到他们所尊重、所爱慕的人那里寻求忠告与帮助。心理学家、宗教家也就毫无理由不使这一历史现象程式化、语言化、并弘扬到普遍性的程度。让人们都清楚地意识到每当他们威胁他人，或没有必要地侮辱伤害他人，或摆布排斥他人的时候，他们就成了精神病理学行为的始作俑者，即使这些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希望人们也都意识到善良、有益、正派、心理学意义层面的民主、慈爱以及温暖的人就是心理疗法的力量，即使它们也是微不足道的。[74]
心理疗法与良好社会
与上文讨论的良好人际关系的定义相并行，我们可以探讨现在亟需的良好社会的定义的内涵，这一社会是把成为健全的、自我实现的人的最大可能性提供给社会成员。反过来这就意味着良好社会是依照如下方式建立起制度安排的一个社会，它扶植、鼓励、奖掖、滋生最大限度的良好人际关系以及最小限度的不良人际关系。从前述定义与说明得出的必然结论是良好社会与心理学意义上的健康社会是同义的，而不良社会与心理学上的病态社会是同义的，反过来也就分别意味着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基本需求的阻挠，即，不充分的爱意、情感、保护、尊重、信任、真实与过多的敌意、侮辱、恐惧、轻蔑与主宰。
应该强调的是由社会与制度压力促进的治疗的或病理的结果（使其更加容易、更加有利、更加可能、赋予它们更多基本的以及次要的收益）。它们并非绝对地决定其命运，或者使其绝对地不可避免。我们对于简单的与复杂的社会中的人格范围了解得足够多了，一方面尊重人性的可塑性与顺应性，另一方面尊重少有的个体中业已成型的性格结构的特殊固执性，这使得他们有可能抵抗甚至无视社会压力（参见第十一章）。人类学家似乎总是能够在残酷的社会中发现善良之人，在和平的社会中发现好战之徒。就我们现在所知，我们不能像卢梭那样依据社会契约来责难全部人类的罪恶，我们也没有胆量期望全人类仅仅借助于社会进步而变得幸福、健康与聪慧。
就我们社会而言，我们能够以不同的观点审视它，而它们对于不同的意图均有裨益。举例来说，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社会或者任何其他社会折中找一个标准，把它称作相当病态的、极其病态的等。然而对我们而言，更为有用的将是测量与平衡彼此对立的病态促进力量与健康促进力量。随着控制忽而转向一套力量、忽而又转向另一套力量，我们的社会明显地在两种不稳定平衡之间摇摆不定。不对这些力量进行测度与实验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抛开这种泛泛的考虑而转向个别心理学的问题，我们首先就要面对文化的主观阐释这一事实。按照这一观点，我们可以说对于神经病患者而言，社会也是病态的，因为他在其中领略了压倒性的危险、恐怖、攻击、自私、侮辱与冷漠。当然也可以理解当他的邻居审视同一种文化、同一个人群时，他也许发现社会是健康的。这些结论在心理学层面并不彼此矛盾；它们可以在心理学层面上同时并存。由此可以得出，每一个病情颇重的人都是主观地生活在一个病态社会之中。把这一论述与我们前文关于心理疗法关系的讨论结合起来，可以得出结论：疗法可以被描述成一种建立小规模良好社会的企图。[75]即使在社会的多数成员看来这个社会是病态的时候，同一描述也是适用的。
那么从理论上讲，心理疗法在社会层面上也就意味着与病态社会中的基本压力和倾向背道而驰。或者更为概括地讲，无论一个社会基本的健康或病态的程度如何，治疗意味着在个人层面上与其社会中产生病态的力量进行搏斗。可以说，在根本的认识论意义上，它试图力挽狂澜、从内部进行瓦解、表现出革命性或彻底性。那么，每一位心理治疗师也就正在或应该在小范围而非大范围内与其社会中的心理病理的遗传力量作斗争，如果这些力量是举足轻重，那他实际上是与其所在的社会作斗争。
显然，如果心理疗法能够得到极大的推广，如果心理治疗师每年不是应对若干个患者，而是数百万的患者，那么这些与我们社会本质相抵触的微小的力量将变得有目共睹。那么社会将发生变化也就毋庸置疑了。首先，变化将偶然出现在有关热情、慷慨、友好诸如此类特质的人际关系之中；当足够多的人们变得更加热情好客、慷慨大方、善解人意、与众合群的时候，那么我们便可以放心，他们必将推动法律、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变化。或许训练小组、会心小组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个人成长”小组与流派的迅速推广可以对社会产生可观的影响。
在我看来，无论是多么良好的社会，都不可能完全消除病态。如果威胁不是来自于其他人，那它们也总会来自于自然、死亡、疾病，甚至来自于一个纯粹的事实——群居于社会之中；尽管这对我们自己大有益处，但是我们也有必要修正满足我们欲望的方式。我们也不敢忘记人性自身，即便不从天生的恶念中也会从无知、愚蠢、恐惧、误传、笨拙中酿出罪恶。参见第九章。
这是一套极其复杂的相互关系并且极易被误解，或者说是它极易诱导人们去误解。也许用不着大作篇幅我就能够防备这点，我只是提请读者看一下我在论及乌托邦社会的心理学的研讨课为学生们准备的论文就够了。它强调了经验的、实际上可以获得的东西（而非难以企及的幻想的东西），并且它坚持不断深化的表述而非或此或彼的表述。这一任务被如下问题结构化了：人性所允许的社会的良好状况如何？社会所允许的人性的良好状况如何？考虑到我们已知的内在的人性局限性，我们能够期待的人性的良好状况如何？从社会自身本质所固有的困难处着眼，我们所能奢望的社会的良好状况如何？
我个人的判断是，完美之人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人类比起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更大的可改进特性。至于完善的社会，在我看来这是无法实现的希望；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这样明显的事实的时候，甚至打造一种美满的婚姻、友谊或亲子关系也几乎没有可能。如果纯洁无瑕的爱恋在两人之间、家庭当中、人群中间都难以得到，那么对于20亿人而言将会多么困难？对于30亿人呢？显然，伴侣、群体和社会尽管不能尽善尽美，但它们明显是可以改进的，而且也有好坏程度之分。
此外，改进伴侣、群体和社会以便抵御变化无常的可能性，这一点我认为我们知之甚多了。改进个人可是数年治疗工作的问题，甚至“改进”的主要方面竟是允许他从事终身改造自己的任务。迅速地自我实现，这在转变、顿悟或觉醒的伟大瞬间确有发生，但这不过是凤毛麟角而已，且不能有所指望。精神分析学家早就学会了不去仅仅依赖于顿悟，但现在却强调“力争通过”冗长的、缓慢的、痛苦的、重复的努力而利用并运用顿悟。在东方社会，心灵导师和引导者通常也会持有同一论点，即，改善自身是一种毕生的努力。现在，训练小组、基础会心小组、个人成长小组、情感教育等领导者中的那些更富有思想和更为清醒的人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些人现在正置身于摒弃自我实现的“大爆炸”理论的痛苦历程中。
当然，这一领域中所有的系统阐述必将是不断深化的表述，如以下所示：（1）大众社会越是健康，个人心理治疗也就越没有必要，因为病态的只有寥寥数者。（2）大众社会越是健康，患者也就越有可能在没有技术疗法的介入之下通过良好的生活经历得到帮助或者得以治愈。（3）大众社会越是健康，治疗师也就越是容易治愈他的患者，因为对患者而言简单的满足疗法是更有可能被接受的。（4）大众社会越是健康，顿悟疗法就越是有效，因为有诸多事物来支持良好的生活经历、良好的关系等，同时伴随着战争、失业、贫困以及其他社会病理诱发影响的相对消失。很显然，这类易于验证的若干定理是完全可能的。
这样一些有关个人疾病、个别疗法与社会本质之间相互关系的描述对于帮助解决这一常常表述出来的悲观主义矛盾是必须的：“在起初产生病态健康的病态社会中，怎么可能会有健康或健康的改善呢？”这个两难推理中所暗含的悲观论调与自我实现者的出现，与心理疗法的存在（心理疗法通过实际的存在说明了其可能性）是相互矛盾的。即便如此，即使仅仅把这一完整的问题向经验研究开放，它也有助于提供一种其是如何成为可能的理论。
现代疗法中训练与理论的角色
随着病情变得日益严重，从需求满足中获得裨益也就愈发不可能了。在这个连续统一体中存在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1）人们甚至不再追求并渴望基本需求的满足，而是将其放弃以支持神经病需求满足；（2）即使提供了基本需求的满足，患者也无法利用它们。为患者提供情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害怕它、不相信它、误解它，最终拒绝它。
恰是在这一点上，专业（顿悟）疗法变得不仅必要而且无以替代。其他的疗法都不起作用，建议、宣泄、症状治疗、基本满足都行不通。因此，越过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步入了另一番天地，那是一个被其自身法则所统辖的地方，在这里本章到目前所讨论的全部原理若是不经修改或限定便不再适用了。
专业技术疗法与业余疗法之间的区别是巨大且重要的。要是早在三四十年以前，我们就不必为上述讨论添加任何东西了。然而今天却有必要这么做，因为从弗洛伊德、阿德勒等人的革命性发现开始，20世纪的心理学发展正将心理疗法从一种无意识的技巧转变为一种有意为之的应用科学。现在存在着一些适用的心理治疗工具，但它们并不是自动地适用于良好的个人，而是仅仅适用于那些智力超群且接受过如何使用这些新技巧的严格训练的人。它们是人为的技巧，不是自发的或无意识的技巧。它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不依赖于心理治疗师的性格结构而被传授。
在此，我想只谈一谈这些技巧当中最为重要、最具革命性的，即，使患者产生顿悟，也就是说，使他的无意识的欲望、冲动、禁锢、思想为他有意识地利用（成因分析、性格分析、抵触分析、移情分析）。主要是这一工具使得具备必要良好人格的专业心理治疗师比起只具备良好人格却没有专业技术的人具有更大的优势。
这一顿悟是如何造成的呢？迄今为止，造成顿悟的技巧若不是全部那也是大部分并没有太多地逾越弗洛伊德详细阐述的内容。自由联想、梦境解析、日常行为意义阐释是治疗师帮助患者获得意识顿悟的主要途径。[76]还有一些其他可能性作为例子，但它们不太重要。导致某种方式的分离并利用这一分离的放松技巧以及各种技巧并不比所谓的弗洛伊德技巧更加重要，纵使它们比起今天来曾被更好地运用过。
在一定范围之内，任何一个智力不错的人只要他愿意参加精神病学与心理分析学学院以及临床心理学研究生院所提供的适当训练课程，他就能够获得这些技巧。确实，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在使用它们的功效方面存在着个别差异。从事顿悟疗法的一些学者似乎比其他学者具有更好的直觉。我们可以感觉到被我们归为良好人格的那类人，比起不具备这类人格的人，将会更为有效地运用它们。所有的精神分析学院都把对学生的人格要求列为其中一部分。
弗洛伊德提供给我们的另一个伟大的新发现是意识到了心理治疗师自我理解的必要性。当治疗师的这种顿悟的必要性被精神分析学家承认的时候，持有另一种见解的心理治疗师们尚未正式承认它。这是一个错误。从这里描述的理论中得出：使得治疗师的人格变得更好的任何力量由此也会把他变成一位更好的治疗师。精神分析或治疗师其他深刻的疗法能够有助于这点。如果有时它没能完全治愈，那它至少可以使治疗师意识到那些可能的威胁他的东西，意识到他内心之中冲突与受挫的主要地方。结果，当他接触患者的时候，他就能够忽略自身的这些力量，并且调整它们。由于总是意识到它们，他就能够屈从于他的理智。
我们说过，在过去，治疗师的性格结构比起他所倡导的任何理论来都更显重要，甚至比他所运用的意识技巧都来得重要。但是这种重要性随着技术疗法变得愈发复杂而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小。在对出色的心理治疗师的总体描述中，近一二十年来他的性格结构的重要性逐步减弱，未来还会继续减弱，而他的训练、才智、技巧、理论已经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们可以放心，将来有一天它们会变得举足轻重。我们曾赞美过智慧年长女性的心理治疗技巧是出于以下简单的原因：过去这些技巧只有心理治疗师可以获得，其次是现在以至未来在我们称之为业余心理疗法的领域里它们将是始终重要的。但是，依靠抛掷硬币来决定是否去找牧师或是精神分析学家不再是理智的或正当的了。优秀的专业心理治疗师把直觉手段远远抛在了后面。
我们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特别是如果社会状况改善了，职业心理治疗师的作用将不会是服务于消除疑虑、绐予支持及满足其他需求，因为我们将从非专业的同侪中获得这一切。一个人将为了治疗那些简单满足疗法或释放疗法力所不及的疾病而来，而这些疾病只有那些未被外行所掌握的专业技巧才能处理。
自相矛盾的是，从前述理论中也可能演绎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如果相对健康的人更容易受到心理疗法的影响，那么很有可能更多的技术治疗时间将预留给最健康的人而非最不健康的人，其明显理由在于一年之内改善十个人比只改善一个人要更好一些，尤其是当这些极少数的人就处在关键的非职业治疗地位时，例如，教师、社会工作者、内科医生。这已经在很可观的程度上发生了。经验丰富的心理分析师以及存在主义分析学家的大部分时间是用于训练、教育以及分析年轻的治疗师。现在，心理治疗师面向内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护士、牧师和教师授课也是极为普遍的。
在离开顿悟疗法这一主题之前，我认为分辨一下顿悟与需求满足之间迄今暗含的二分法是恰当的。纯粹的认知或理性主义的顿悟（冷静的，不带情感的认识）是一回事；有机体的顿悟是另一回事。弗洛伊德学派有时谈到的彻悟就是承认这一事实：仅仅对于某人病症的认识，甚至当我们再加上对于病源的认识以及对于它们在当今心理经济中能动作用的认识本身常常是不具疗效的。同时还应该有情感的体验、体验的真实重现、宣泄以及反应。也就是说，彻悟不仅仅是一种认知体验也是一种情感体验。
更为微妙的争论是：这种顿悟常常是意动的、需求满足的或是受挫的体验，是确实感觉到为人所爱、或是被人遗弃、或是被人鄙夷、或是被人排斥或是受人保护。心理分析师所谓的情感最好被看作是对于实现的反应，例如，一个人由于生动地重温了二十年（受压抑或者被曲解至今）的体验，意识到父亲毕竟是真心爱他的；或者通过切实地经历了恰当的情感体验，他猛然意识到他原来憎恨他自以为钟爱的母亲。
这种认知、情感和意动并存的丰富体验，我们可以称之为有机体的顿悟。但是假设我们一直致力于主要研究情感的体验呢？我们还应该必须不断地拓展这一经验以便容纳意动成分，我们最终应该发现我们是在谈论有机体的或整体论的情感等。对于意动体验说来亦然，它也将拓展到整个有机体的非机能体验。最后一步将是意识到除了研究者方法的角度不同，有机体顿悟、有机体情感和有机体意动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并且最初的二分法将被显而易见地视作过于拘泥于原子论从而无法切入主题的人为产物。
自我疗法，认知疗法
这里描述的理论的一个含意是，自我疗法比起人们通常所意识到的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同时又具有更大的局限性。如果每一个人都学会理解自己缺少了什么，了解自己的基本欲望是什么，大致学会表明缺少这些基本欲望的满足的症状，那么他就可以有意识地着手尝试着补偿这些匮乏。我们完全可以说，按照这一理论，大多数人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比起他们所意识到的更有可能自我治愈在我们社会中如此普遍存在的大量的轻微失调。爱恋、安全感、归属关系、尊重他人几乎成了应对情境紊乱甚至是某些轻微性格紊乱的灵丹妙药。如果一个人明白他应该拥有爱意、尊重、自尊等，他就能够有意识地寻觅到它们。当然谁都会同意，有意识地寻觅到它们会比试图无意识地补偿其匮乏更好且更富有成效。
但是当这一希望被提供给了许多个人的时候，并且当他们比起一般所认为的被给予了更广泛的自我疗法的可能性的同时，对他们来说，尚有若干问题非常有必要求助于专业人士。首先，在严重的性格障碍或存在性神经症方面，清晰地理解产生、引发或维持这一紊乱的动力力量是绝对必要的，此后对于病人的治疗才能不仅仅具有改善的效果。正是在这里，造成意识顿悟所必需的全部工具必须得到运用，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替代这些工具而且目前只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治疗师才能运用它们。就永久治愈而言，一旦一个病例被认定是严重的，那么来自于外行、来自于智慧年老女性的帮助十之八九会变得毫无用处。这就是自我疗法的基本局限性所在。[77]
集体治疗：人格成长小组
我们心理治疗方法最终意味着更加尊重集体治疗以及训练小组等。我们非常强调这一事实，即，心理疗法与人格成长是一种人际关系，仅基于先天的原因，我们应该感觉到把两个人扩展为一个更大的组群可能会大有裨益。如果普通疗法可以被想象成二人理想社会的缩影，那么集体治疗就可以被想象成十人理想社会的缩影。我们已经有强烈的动机来试验集体治疗了，也就是说，节省金钱与时间以及使得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够获得心理治疗。但是除此以外，我们目前的经验数据表明集体治疗与训练小组可以做到个人心理疗法所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当患者发现与小组的其他成员几乎是同病相怜，他们的目标、冲突、满足与不满、潜在冲动与思想在社会中可能几乎是十分普遍的时候，他们也就极易摆脱单一感、孤独感、内疚感或罪恶感。这就削弱了这些潜在的冲突与冲动具有的精神病患诱导性。
对于治疗的另一个期待也从实际实践中得到证实。在个别心理治疗中，患者要学会与至少一个人——治疗师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那么人们也就希望他能够将这一能力转移到他的一般社会生活中。他常常可以做到，但有时也做不到。在集体治疗中，他不仅学习如何与至少一个人建立这种良好关系，而且在治疗师的监督下，开始同整整一组其他的人一起实践这一能力。总体而言，已有的实验结果尽管不会令人吃惊，却无疑是鼓舞人心的。
正是由于这种经验数据以及来自理论的推理，我们应该迫切地进行更多的集体心理疗法的研究，这不仅仅因为它是技本心理疗法颇有前途的先导者，而且还因为它无疑会教授我们许多普通心理学理论方面的知识，甚至是有关广义社会理论方面的知识。
训练小组、基础会心小组、敏感训练以及被划入人格成长小组或有效教育研究班和工作坊的其他所有小组亦是如此。尽管过程不同，但可以认为它们都具有与所有心理治疗师相同的高远目标，即，自我实现、完满人性、更加充分地发挥种属与个人的潜力等。像任何一种心理疗法一样，在有能力的人手中，它们就会创造奇迹。然而我们也有足够的经验可以理解，在操作不当时，它们便会无济于事或者带来危害。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这一结论当然不足为奇，因为完全同样的结论对于外科医生以及其他所有的专业人士而言同样真实。我们尚未解决以下问题：一位外行或业余人士如何能够选择颇具能力的心理治疗师（或内科医生、牙医、宗教领袖、导师、教师）而避免选择资历平庸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