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本书的书名，我思忖良久。“心理健康”这个概念，虽然仍然是必要的，但对于科学的目的而言，它仍然存在各种内在的缺点，这些缺点在本书的相关章节中都有所讨论。萨茨和存在主义心理学家们最近所强调的“心理疾病”也是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使用这些规范术语，事实上，出于启发的目的，我们现在必须使用它们；但我相信，它们将在十年内被淘汰。
“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是我用到的一个更好的术语。它强调“完满的人性”，强调基于生物学意义上人的本性的发展，因此这（从经验上看）是对整个人类物种的规范，而不受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制约，也就是说，它没有那么多文化上的相关性。它遵循生物学意义上的命运，而不像“健康”和“疾病”这两个术语那样遵循历史专断和文化地域的价值模式。同时，它还具有经验内容和操作意义。
然而，除了从文学角度来看显得笨拙之外，“自我实现”这个词还被证明有着不可预见的缺点：a）它暗指利己主义而不是利他主义；b）它有意忽视对人生的责任和贡献；c）它忽视了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忽视了个人实现对“良好社会”的依赖；d）它忽视了非人类现实的需要特征，以及其内在的魅力和趣味；e）忽视无私和自我超越；f）它委婉地强调主动性，而非被动性或接受性。尽管我仔细地描述了自我实现的人是利他的、奉献的、自我超越的、社会性的人等经验事实，但人们还是会认为“自我实现”具有上述缺点。（《动机与人格》，第14章）
“自我”（self）这个词似乎是将他人排除在外的，而且在强大的语言习惯面前，我的再定义和经验性描述经常显得无能为力，“自我”与“自私”、“纯粹自主”还是经常被等同起来。我还沮丧地发现，一些聪明能干的心理学家坚持把我对自我实现的人的特征的经验描述当作是我随意创造的，而不是研究发现的。
在我看来，“完满人性”（Full-humanness）能避免上述部分的误解。同时，“人的衰弱或是发育不良”（human diminution or stunting）这样的说法也比“疾病”更加合适，甚至可以用来描述神经官能症、心理疾病和心理变态。即便这些术语在心理治疗实践中并不适用，至少它们对于一般心理学和社会理论还是比较有用的。
我在本书中一直用“存在”（Being）和“形成”（Becoming）两个术语，其实是更好的描述，但是它们尚未被广泛使用。一个令人遗憾的地方是，正如我们所见，存在心理学与形成心理学、匮乏心理学有着很大差距。我相信，心理学家必须在调和存在心理学和缺陷心理学的方向上做更多的工作，也就是说需要将完美与不完美、理想与现实、美好与现实、永恒与暂时、目的心理学与手段心理学相调和。
本书是我1954年出版的《动机与人格》的延续。本书中内容的组织结构与其大致相同，即每章只着眼大的理论结构中的小部分。本书也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作的先驱，这项工作的目标是构建一套综合、系统、基于经验、涉及人性深度和高度的总括心理学和哲学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最后一章是这项未来工作的一个计划，也起到了桥梁作用。这是首次尝试着将“健康和成长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和心理分析动力学、动力与整体论相结合，将成为与存在、善与恶、积极与消极相结合。换句话说，这是在一般精神分析基础和实验心理学的科学实证基础上建设优良心态的、存在心理学的和超越性动机的上层结构的一种努力，本书中的理论超越了原有体系的局限。
我发现，要想将我对这两种心理学那种既尊重又不满意的复杂态度表达给他人是非常困难的。很多人要么亲弗洛伊德，要么反弗洛伊德，要么亲科学心理学，要么反科学心理学，等等。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只坚持某种立场的行为都是愚蠢的。我们的工作是把这些不同的真理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真理，这应该是我们唯一的坚持。
对我来说很清楚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确定（广义上的）科学方法是唯一让我们能确定拥有真理的方法。但在这里我们很容易产生误解，并陷入亲科学或反科学的非黑即白。这个问题我之前就写到过（《动机与人格》，第1、2、3章）。这些是对19世纪传统的科学主义的批评。我打算继续这个事业，采用更多科学的方法并扩大科学的权限，以便使它更有能力承担新的、个人的、基于经验的心理学任务。
科学，特别是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种科学，是远远不足以完成这些任务的。但我确信，科学不必被这些传统的方式所局限。它不需要放弃爱、创造力、价值、美、想象、道德和欢乐等问题，而把这些都留给“非科学家”、诗人、先知、牧师、戏剧家、艺术家或外交家。所有这些人也许都有很好的洞察力，能够提出需要探究的问题，提出具有挑战性的假设，甚至可能在很多时候能发现正确的真理。但是，无论他们有多么确信，他们还是永远无法使全人类确信。他们只能去说服那些本来就认同他们的人或者是少数其他人。科学是我们把真理塞进不情愿的喉咙的唯一方法。只有科学才能克服那些因为性格所造成的眼界和信仰的不同。也只有科学才能进步。
然而，事实是，科学已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并且（某些形式的）科学可被视为一种对人类的威胁和危险，至少对人类最高尚的品质和抱负是这样。许多敏感的人，尤其是艺术家，害怕被科学践踏和压抑，害怕科学撕裂而不是融合事物，害怕科学会扼杀而不是创造事物。
我觉得这些担忧都是不必要的。科学要想帮助人类实现积极的成就，它所需要的只是扩大和深化其性质、目标和方法的概念。
我希望读者不会觉得这一信条与这本书的文学和哲学基调不一致。至少我不这么认为。就目前而言，一般理论的概括需要这样的处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这本书的大部分章节最初都是为了演讲准备的稿件。
这本书和我的前一本一样，充满了基于初步研究、少量证据、个人观察、理论推论和纯粹直觉的论断。这些论断都采用了概括化的表述，以便作出真伪的证明。也就是说，它们是为测试而提出的假设，而不是为最终信念而提出的假设。它们显然也是有意义且中肯的，也就是说，论断正确与否对心理学其他分支而言是重要的。因此，这些论断应该能引起科学研究，我也期望如此。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这本书属于科学或前科学的范畴，而不是说教、个人哲学或文学表达。
谈谈当代心理学思潮也许可以帮助本书找准定位。迄今为止（1960年），有两种有关人性的综合理论对心理学影响最大，即弗洛伊德理论和实验—实证—行为主义理论。所有其他的理论都不那么全面，而且他们的追随者组成了许多分裂的团体。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些不同的团体迅速地结合成第三种有关人性的理论，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第三势力”。
这一团体包括信奉阿德勒、兰克和荣格的人，也包括所有新弗洛伊德主义者（或新阿德勒主义者）和后弗洛伊德主义者（心理分析自我心理学家和作家，例如马尔库塞、惠利斯、马默、萨茨、布朗、林德、沙赫特尔，他们是犹太法典的精神分析学家）。另外，库尔特·戈德斯坦和他的机体论心理学也在逐步扩大其影响；格式塔疗法，格式塔和勒温派心理学家，普通语义学家，还有像奧尔波特、墨菲、莫雷诺和默里一样的人格心理学家等人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提升。存在心理学和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已产生了一种新的、强大的影响。还有许多其他的主要贡献者可以被归类为自我心理学家、现象学心理学家、成长心理学家、罗杰斯派心理学家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等等，不胜枚举。还有一个更为简单的分组方法，那就是根据五种期刊进行划分，看发表在某种期刊上的此类文章是哪一组。这五种期刊都相对较新，它们是：《个体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University of Vermont, Burlington, VT.）、《美国心理分析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220 W.98th St.，New York 25，N.Y.）、《存在主义精神病学杂志》（Journal of Existential Psychiatry，679 N.Michigan Ave.，Chicago 11，Ill.）、《存在主义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评论》（Review of Existential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Duquesne University, Pittsburgh, Pa.）以及最新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2637 Marshall Drive, Palo Alto, Calif.）；除此之外，《超自然》杂志（Manas，P.O.Box 32，112，El Sereno Station, Los Angeles 32，Calif.）还将这种观点应用到聪明的外行人的人生和社会哲学中。本书后面的参考书目虽然不完整，但却是这类作品的一个很好的样本。这本书属于这一思潮。
致谢
此处，我将不再重复《动机与人格》一书前言中的感谢，只想做如下补充。
我深感幸运能够与尤金尼亚·汉夫曼、理查德·赫尔德、理查德·琼斯、詹姆斯·克利、里卡多·莫兰特、乌尔里克·奈瑟、哈利·兰德、沃尔特·托曼等同事们同在一个系。他们在本书各章节对我进行了帮助并给予我有效的反馈以及中肯的意见。在这里，我想表达对他们的感激和敬意，并感谢他们的帮助。
我很荣幸在过去的十年以来能与布兰迪斯大学历史系的弗兰克·曼纽尔博士进行持续的讨论，他是我的一位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而又善于提出疑问的同事。我不仅享受这种友谊，而且也从他那里受益良多。
同样，我与另一位朋友、同事哈利·兰德博士也是如此。哈利·兰德博士是一名执业心理分析师。十年来，我们一直共同探索弗洛伊德理论的更深层次含义，我们合作成果之一已经出版。曼纽尔博士和兰德博士都不赞成我的一般理论，沃尔特·托曼也是如此。沃尔特·托曼也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我俩为此进行过无数次的讨论和争辩。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自己的结论更加明确。
我和里卡多·莫兰特博士在许多研讨会、实验和各种著作中合作，这有助于我更接近实验心理学的主流。本书第三章和第六章，要特别感谢詹姆斯·克利提供的帮助。
在我们心理学系的研究生座谈会上，我与同事们，以及研究生进行了尖锐而友好的辩论，这些辩论一直都很有启发性。同样，我也从与布兰迪斯大学许多教职员工的日常正式和非正式接触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是一群博学、睿智、好辩的知识分子，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在麻省理工学院就价值问题举办的专题研讨会上，我也从同行们身上获益良多，尤其是弗兰克·鲍迪奇、罗伯特·哈特曼，支尔杰·凯普斯、桃乐西·李，沃尔特·韦斯科普夫、艾德里·安范卡姆、罗洛·梅和詹姆斯·克利等人向我介绍了存在主义的文献。弗朗西斯·威尔逊·施瓦兹带我首次学习了创造性艺术教育，并让我认识到创造性艺术教育对成长心理学的许多意义。奥尔德斯·赫胥黎是最早说服我要认真对待宗教和神秘主义心理学的人之一。菲利克斯·多伊彻帮助我通过亲身体验从内心了解了心理分析。库尔特·戈德斯坦教会了我太多知识，因此我将此书献给他。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在我的休假年写的，这要归功于我所在大学开明的行政政策。我也想感谢艾拉·莱曼·卡伯特信托基金的资助，帮助我在这一年的写作中摆脱了金钱的困扰。在普通的学年里，要做持续的理论研究是非常困难的。
这本书的大部分打字工作都是由维娜·科勒特小姐完成的。我要感谢她的乐于助人、耐心和勤奋。我还想感谢格温·惠特利、洛林·考夫曼和桑迪·马泽尔所做的助理工作。
第一章由1954年10月18日我在纽约库伯联盟学院的演讲稿修订的。全文曾在1956年发表于克拉克·摩斯塔卡斯主编的《自我》（Self）上。本书使用内容经出版方同意。该文章还在1961年发表于由科尔曼、利布奥和马丁森主编的《学院的成就》（Success in College）。
第二章由我在1959年时在美国心理学联合会大会存在心理学研讨会上做的报告修订而来。该文首次发表在《存在主义探索》（Existentialist Inquiries，1960年，第1期，1-5页），并经编辑同意在此刊出。之后又在1961年在罗洛·梅主编的《存在主义心理学》（Existential Psychology）上重印，也在《宗教探索》（Religious Inquiry，1960年，第28期，4-7页）上重印。
第三章由1955年1月13日我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动机研讨会上所做演讲的精简而来，于1955年发表在同年由琼斯主编的《内布拉斯加动机研讨会》（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1955）一书中，经出版方同意在此引用。文章在《普通语义学公报》（General Semantics Bulletin，1956年，第18、19期，32-42页）和1960年《人格动力和有效行为》（Personality Dynamics and Effective Behavior, Scott, Foresman）两本出版物中重印。
第四章最初是1956年5月10日我在美林·帕默尔学校成长讨论会上的演讲稿。文章发表在《美林·帕默尔学校季刊》（Merrill-Palmer Quarterly，1956年，第3期，36-47页），经编辑同意在此引用。
第五章由我在塔夫斯大学所做演讲的第二部分修订而来。1963年该文发表于《通用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经编辑同意在此引用。演讲的前半部分总结了证明类本能需要的所有可用依据。
第六章由我在1956年9月1日就任美国心理学联合会人格及社会心理学分会主席时发表的就职演讲修改而来。该文发表在《遗传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1959年，第94期，43-66页），经编辑同意在此引用。该文在《国际超心理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rapsychology，1960年，第2期，23-54页）上重印。
第七章由1960年10月5日我在精神分析促进协会于纽约召开的卡伦·霍妮纪念会上所做的关于同一性和异化的演讲修订而来。该文发表于1961年《美国心理分析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第21期，254页），经编辑同意在此引用。
第八章首次发表在1959年《个体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以纪念库尔特·戈德斯坦为专题的一期杂志（第15期，24-32页）上，经编辑同意在此引用。
第九章首次发表于1960年卡普兰和韦普纳主编的海因茨·沃纳纪念文集《心理学理论展望》（Perspectives in Psychological Theory）上的论文，本章根据该文修订而来，经编辑和出版商同意在此引用。
第十章由1959年2月28日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演讲稿修订而来，是《创造性》系列文章中的一篇。此系列发表于安德森主编的《创造力及其培养》（Creativity and Its Cultivation）。文章经编辑和出版方同意在此引用。文章还登于《机电设计》（Electro-Mechanical Design，1959，一月和八月号）以及《普通语义学公报》（General Semantics Bulletin，1959-1960，第23、24期，45-50页）。
第十一章由我在1957年10月4日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人类价值新认知”研讨会上所做演讲修订并扩展而来。该文发表于1958年由我主编的《人的价值新知识》（New Knowledge in Human Values）上，经出版方同意在此引用。
第十二章由我在1960年12月10日在纽约心理分析学会价值专题研讨会上所做演讲修订并扩展而来。
第十三章是我在1960年4月15日在东部心理学协会举办的积极心理健康意义研讨会上的演讲稿，曾在1961年发表于《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1961年，第1期，1-7页），经编辑同意在此引用。
第十四章由我在1958年所写的《认知、表现、形成：教育学的新焦点》（Perceiving, Behaving, Becoming：A New Focus for Education）这一论文修订并扩展而来。该论文收录在由库姆斯主编的1962年全国教育协会管理和课程发展协会年鉴（Yearbook of the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中。在某种程度上，上述论点是对本书和我前一本书《动机与人格》的总结。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对未来发展的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