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的观点是：原则上，我们可以有一个人类价值的描述性的自然主义科学；“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存在已久的相互排斥的对立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我们可以研究人类最高的价值或目标，正如我们研究蚂蚁、马、橡树或者火星人的价值一样。我们可以发现（而不是创造或发明），人在提升自己时，会倾向、渴望、争取哪些价值？而在生病的时候会失去哪些价值？
但我们已经看到，只有我们将健康的样本和其余样本区分开时，才可以有成效地做到这一点（至少在这一历史时期，在我们掌握的有限的技术下可以做到）。我们不能把神经病患者的渴望和健康人的渴望平均在一起，然后再做出一个可用的产品。（我可以用一句格言阐述我用几千字才能说清楚的事情。一个生物学家最近宣布，“我发现了类人猿和文明人之间缺失的联接了。那就是我们！”）
我认为这些价值是发掘、创造或是构造出来的，它们是人性本身结构中的内在因素，它们以生物和基因为基础，同时也是在文化上发展起来的，我是在描述它们，而不是发明、设想它们，或是盼望它们出现（“管理对发现的东西不承担任何责任”）。
我可以用一种更单纯的方式来说明这一点，那就是现在我正在研究各种人的自由选择或偏好，无论是病患或是健康人，老人或者年轻人，也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出的选择。我们当然有权利这样做，就像我们研究者有权利研究小白鼠或猴子或者神经病患者的自由选择。这个说法可以避免很多无关紧要的、让人烦躁的关于价值的争论，而且它的优点还在于强调这项事业的科学性，将其完全从先验的领域里排除出去。（不管怎么说，我的观点是“价值”这一概念很快就会过时。它包含的内容太多，含义太杂，历史太长。并且，这些不同的用法通常不是有意识的。因此它们造成混乱，我常常想完全放弃使用这个词。通常可以使用一个更具体的也更不容易混淆的同义词。）
这个更自然主义和描述性（更加“科学”）的方法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将问题的形式从既定观点问题以及带有暗示的、未经检验的价值的“应该”和“应当”问题，转换为更加平常的经验形式的问题，这些问题关于“何时、何处、对谁、多少、在什么条件下”等等，也就是说，转化为经验上可检验的问题。[16]
我的下一组主要假设是，所谓更高的价值、永恒的美德等等，大概是我们发现的那些我们称之为相对健康的人（成熟的、进化完全的、自我实现的、有个性的人等等）在他们感觉最好、最强的时候，在良好的情况下的自由选择。
或者用一种更描述性的方式来说，如果可能自由选择的话，当这种人感觉强大时，他们倾向于选择对而不是错、善而不是恶、美而不是丑、融合而不是分离、快乐而不是悲伤、生而不是死、独特而不是刻板，以及我描述为的存在价值。
一个附属的假设是，所有人或大多数人身上都可以发现有选择这些相同的存在价值的微弱的、模糊的倾向，也就是说这些可能是全物种共有的价值，在健康的人身上看得最清楚、最明白、最强烈，在这些健康人身上，这些更高的价值更不容易被防御性（焦虑引发的）价值或者是我在下文中所说的健康的倒退或“下滑”[17]以及价值所削弱。
另一个非常有可能的假设是：健康的人选择的是大体上在生物学方面或其他意义上的“对他们好”的东西（这里“对他们好”指的是“有助于他们自己和他人的自我实现”）。另外，我猜想，（健康人选择的）对健康的人好的东西，从长远来看，很有可能对不那么健康的人也有好处，并且如果患者可以成为好的选择者，那他们也会和健康的人做出一样的选择。换句话说，比起不健康的人，健康的人是更好的选择者。或者把这个主张转过来以引出另一组启示，我提议探讨一下我们观察到的最好的样本所选择的东西，然后假设这些是所有人的最高价值。就是说，让我们看一下，当我们开玩笑地把人当成生物鉴定对待时会发生什么，我们会变得更敏感，比起我们自己会更快地意识到什么是对我们好的东西。这个假设就是，如果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我们最终会选择他们快速选择的东西。或者，我们迟早会看到他们选择的智慧，然后作出同样的选择。或者他们的感知敏锐又清晰，而我们的感知却很模糊。
我还猜测，在高峰体验中感受到的价值，大致和之前所说的选择价值一样。我这么做是为了表明，选择价值只是价值的一种。
最后，我猜测，作为我们最好的样本的偏好或动力，这些一样的存在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与描述艺术作品的“好”，或总的来说天性或好的外部世界的价值一样。也就是说，我认为人的存在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与在世界上感知到的同样的价值是同构的，并且这些内在和外在的价值，有一种相互增强相互巩固的动态关系。
在这里只想说明一个事情，就是这些主张确定了最高价值存在于人性本身，以在那里被发现。这与更老更传统的理念严重矛盾，之前的理念认为最高的价值只来自超自然的神，或者来自人性本身以外的其他地方。
决定性的人性
我们必须诚实地接受并努力解决这些论文里存在的真正的理论和逻辑困难。定义里的每个元素本身都需要定义，并且当我们使用这些元素时，我们发现我们正处于循环的边缘。我们目前不得不接受这些循环。
“好的人”只能以某种人性的标准来定义。而且，这个标准几乎肯定是一个程度问题，也就是说，一些人相比另一部分人更具有人性。那些“好的人”和作为“榜样的人”，是最具有人性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决定性的人性特征，每一个都是必要条件，但本身又不足以决定人性。此外，这些决定性的特征本身就有程度问题，并不能完全地、清楚地将人和动物区分开。
在这里，我们也发现罗伯特·哈特曼的观点非常有用。一个好的人（或者老虎或者苹果树），只要它符合或满足了“人”（或老虎或苹果树）这个概念，它就是好的。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法，也是我们一直不自觉使用的方法。新手妈妈问医生：“我的宝宝正常吗？”毫无疑问，医生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动物园管理员买老虎，追求的是“好样本”，是真正的老虎一样的老虎，所有的老虎的特征都很明确，并且发育完全。当我为我的实验室买卷尾猴时，我也要好的样本，好的具有猴子特征的猴子，而不是奇特的或不寻常的样本。如果我遇到一只尾巴不卷的猴子，那就不是一只好的卷尾猴，尽管这在老虎身上是可以的。好的苹果树、好的蝴蝶也是如此。分类学家为他的“类型样本”选择了一个新物种，这个物种将被陈列在博物馆里，是整个物种的典范，是他能得到的最好的样本，是最成熟、最没有缺陷、最典型、拥有所有能定义该物种的品质的样本。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选择“好的雷诺阿”或“最好的鲁宾斯”等。
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挑选出人的最好的样本，具有人应该有的所有特征，人类的所有能力都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和充分的发挥，没有任何明显的疾病，特别是没有能损害核心的、决定性的、必要的特征的疾病。这些人可以被称为“最完全的人类”。
到目前为止这都不是一个太困难的问题。但是，想一下在选美比赛中当评委，或买一群羊，或买一只狗当宠物时所遇到的额外的困难。在这里，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主观的文化标准问题，这些标准会压倒和抹杀生物心理学的决定因素。其次，我们面对的是驯化的问题，也就是一种人为的、受保护的生活所带来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还必须记住，人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被认为是被驯化的，特别是最受保护的人，例如脑损伤患者、孩童等。第三，我们还需要将奶农的价值与奶牛的价值区分开。
由于人的本能的倾向也就如此，并且远比文化的力量弱，因此，弄清人的心理生物价值永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无论困难与否，原则上这是可能做到的，并且也是相当必要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动机与人格》第七章）。
那么，我们大的研究问题就是“选择健康的选择者”。就实际情况而言，现在就可以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医生现在可以选择身体健康的生物体。这里最大的困难是理论上的困难，就是健康的定义和概念问题。
成长价值、防御价值（不健康的倒退价值）和健康的倒退价值（“下滑”价值）
我们发现，在真正自由选择的情况下，成熟或更健康的人不仅看重真、善、美，还重视倒退的、生存的和/或自我调节的价值：和平与安静，睡眠与休息，屈服，依赖与安全，逃避或摆脱现实，从莎士比亚回到侦探小说，退隐到幻想中，甚至希望死亡（和平）等等。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其称为成长价值和健康倒退的、“下滑的”价值，并且我们进而认为越成熟越健康的人，就会越追求成长的价值，而更少追求和需要“下滑”价值；但他仍然两者都需要。这两组价值通常是辩证的关系，产生表现在外部的动态平衡。
必须记住的是，基本动机提供了现成的价值层级，这些价值相互关联，分为较高和较低的需要，较强和较弱的需要，较重要和较次要的需要。
这些需要被安排在一个整合式层级中，而不是分叉式的，也就是说，每一个需要都相互依赖。假设，实现特殊天赋的较高的需要，依赖于持续满足的安全需要，即使是在非活动状态下安全需要也没有消失（我所说的非活动状态是指饱餐后饥饿的状态）。
这意味着，倒退回较低的需要的过程是有可能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只将其视为病态的或生病，而是要把它看作是对整个生物体完全必要的过程，是使“较高需要”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安全是爱的必要先决条件，而爱又是自我实现的前提。
所以，必须将这些健康的倒退的价值选择视为是“正常”、自然、健康、本能的等等，把它们与“更高的价值”一视同仁。很明显，它们彼此处于一种辩证或者动态的关系中（或者，我更愿意说他们是整体式的层级关系，而不是分叉式的关系）。最后，我们需要解决那个明显的、描述性的事实：对大部分人来说，较低的需要和价值在大多数时候，比较高的需要和价值更占优势，也就是说，较低的需要和价值有强大的倒退拉力。只有最健康、最成熟、进化最完全的个体，才更经常、更坚定地选择较高的价值（并且只在好的或者极好的生活环境下才可以做到）。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由于满足了较低需要的坚实基础，这些需要在满足时处于休眠或不活跃状态，就不会产生向后倒退的拉力（并且很明显，这个有关满足需要的假设，设想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
用一种老派的方法来总结这个观点就是：人的较高的本性依赖于较低的本性，需要较低的本性作为它的基础，缺少了这个基础，上层的本性就会坍塌。即，没有令人满意的较低的本性作为基础，就不可能有更高的本性。发展更高的本性最好的方法，首先是实现和满足较低的本性。另外，更高的本性还依赖于现在和以前的好的或者相当好的环境。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更高的本性、理想、愿望和能力，不是靠放弃本能，而是依赖于满足本能。（当然，我一直所说的“基本需要”和古典弗洛伊德派的“本能”是不一样的。）即便如此，我的这个说法还是指出了重新审视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的必要性。其实早就该这么做了。另一方面，这个说法和弗洛伊德的生死本能的隐喻二分法有一定的同构性。前进和倒退、较高和较低之间的辩证关系，现在被存在主义者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我没有看出这些措辞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区别，除了我看出我的说法更试图去靠近经验和临床材料，更加可证实或不可证实。
存在主义人类困境
即使是最好的人也不能摆脱人的基础困境，那就是人既是生物，同时又似神，既强大又软弱，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既是动物又超越动物，既成熟又幼稚，既胆小又勇敢，既前进又倒退，既追求完善又害怕完善，既是懦夫也是英雄。这就是存在主义者一直想告诉我们的。我感觉基于我们已有的证据，我们必须同意他们，因为任何终极心理动力学和精神疗法的最终系统，都基于这个困境和它的辩证法。另外，我把它视为所有自然主义价值理论的基础。
即使残酷，但放弃我们三千年之久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风格的分叉、分裂和分离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A和非A彼此是完全不同并相互排斥的。你自己可以选择‘这个’或是‘那个’。但你不能两个都选。”）虽然也许有些困难，但我们必须学会整体地思考，而不是用原子论思考。特别是对于健康的人来说，所有这些“对立面”都是有层级的整体，并且心理治疗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抛弃分叉和分裂，而去整合那些看似不相容的对立面。我们似神的特质依赖并且需要我们的动物属性。成熟不是抛弃童年，而是囊括它好的价值，并建立在它之上。更高的价值与更低的价值是呈层级式整合的。最终，分叉病态化，病态分叉化。（比较戈德斯坦对隔绝的有力概念。）
内在价值即可能性
正如我所说过的，价值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们自己的内心发现的。但一定程度上价值也是由我们自己创造或选择的。发现并不是唯一一个推导我们赖以生存的价值的途径。自我探索很少能发现一些完全单一性的东西，例如，只指向一个方向的手指，和只能用一种方式来满足的需要。几乎所有需要、能力和天赋都可以用多种方式来满足。虽然这种多样性也有限，但它仍然是多样的。天生的运动员有很多运动可以选择。爱的需要可以由许多人中的任何一个人以各种方式来满足。天赋异秉的音乐家无论是有长笛还是单簧管，都可以得到一样的快乐。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可以和生物学家、化学家或心理学家同样地快乐。对于任何一个善良的人来说，有很多种原因或责任去献身于同样的满足。有人可能会说，这种人性的内部结构是软性的而不是硬性的；或者这种结构可以被训练，或者像树篱或者甚至像果树一样，被引导朝着某个方向生长。
尽管一个好的测试仪或治疗专家，应该很快就能大致看出一个人的才能和需要是什么，以及能够是什么，例如，给他相当好的职业指导，但是，选择和舍弃的问题仍然存在。
另外，当成长中的人模糊地看到他可以根据机会、文化的赞美或指责等因素，在一系列命运中作出选择时，假设当他渐渐（选择？或者被选择？）致力于成为一名医生时，那很快自我制造和自我创造的问题就出现了。纪律、努力、延迟快乐、逼迫自己、塑造和训练自己，甚至对于“天生的医生”来说，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无论他有多爱他的工作，为了整体，他仍然需要忍受琐事。
或者换种方式说，通过成为一名医生来实现自我，意味着要成为一名好医生，而不是差的医生。这个理所当然一部分是由他自己创造的，一部分是文化给他的，还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内心发现的。他认为一个好医生应该是什么样，和他的天赋、能力和需要一样是有决定性作用的。
暴露性治疗能否帮助探索价值
哈特曼否认道德义务可以合理地从心理分析的发现中得出。[18]“得出”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我主张的是，心理分析和其他暴露性治疗都只仅仅揭露或暴露了人性的一个内在的、更加生物学的、更加本能的核心。这个核心的一部分是一些偏好和渴望，这些偏好和渴望被认为是本能的、基于生物学的价值，虽然是较弱的价值。所有基础需要，以及个体所有的天生能力和天赋都可以归为这一类。我没有说这些是“必须的事”或者是“道德义务”，至少不是在旧的外在的意义上这么说。我只是说它们是人类本性所固有的，而且否定它们或者使他们受挫，会导致心理病态，因此也导致人变得邪恶，尽管它们不是同义词，但病态和邪恶肯定是有重合的。
同样，雷德利克也说：“如果对治疗的追求变成了对意识形态的追求，那正如惠利斯明确指出的那样，这就必定会失望，因为精神分析不能提供一种意识形态。”当然，如果我们从字面上理解“意识形态”这个词的话，这确实是正确的。
但是，因此又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虽然这些暴露性治疗不能提供一种意识形态，但它们至少肯定有助于暴露内在价值的原基或基本原理。
也就是说，暴露性深度治疗专家可以帮助病人发现他（病人）模糊追求的、渴望的、需要的最深层、最内在的价值是什么。因此，我坚持认为，正确的治疗与探索价值是相关的，而不是像惠利斯（所说的不相关。的确，我认为我们甚至有可能不久就会把治疗定义为对价值的寻找，因为从根本上看，对身份的寻找本质上就是对自己内在的、真实的价值的寻找。尤其是当我们记住提高自我认识（以及明确自己的价值）与提高对他人和现实的认识（以及明确他们的价值）是一致的时候，这一点就更清楚了。
最后，我认为有可能的是，目前过分强调自我认识与道德行动（以及价值承诺）之间（所谓）的巨大差距，可能本身就是思想与行动之间非常有强迫性的裂缝的症状，而这种裂缝对于其他类型的特征并不那么普遍。这大概也可以概括了哲学家们的古老的两难问题——“是”与“应该”——事实与规范之间的问题。通过观察更健康的人，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人，以及那些设法把自己好的强制性品质与好的歇斯底里的品质结合起来的人，我发现一般来说，并不存在这种不可逾越的鸿沟或裂缝；在他们身上，清晰的认识一般都会直接涌现出自发的行动或伦理承诺。也就是说，当他们知道什么要做的正确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做。在这种知与行之间的差距中，健康的人还能剩下什么呢？只剩现实和存在中固有的东西，只剩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
这个猜想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那深度暴露性治疗就在多大程度上会被证实为不仅可以祛病，而且还是合理的价值暴露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