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的哲学（人的本性、目标、潜力、成就感）改变时，所有理论都随之改变了，不仅是政治、经济学、伦理和价值观、人际关系和历史的基本理论，甚至是教育理论以及使人成为他能够又在内心深处需要成为的样子的理论，都会发生转变。
我们现在身处对人类能力、潜力和目标认知的转变之中。关于人类及其命运的多种可能性，一种新的观念正在萌芽。这就意味着，不仅是教育，我们对于科学、政治、文学、经济学、宗教，甚至是非人类世界的认知都会发生变化。
我认为，现在将人的本性描绘成一种完整、单一且全面的心理学体系是可能的，尽管这个系统里大多是为打破现存两大最为全面的心理学体系的局限性（存在于人性的本质中）应运而生的，这两大体系分别是行为主义（或称联想主义）和经典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但为这种体系贴上单独的标签却并非易事，考虑这个也可能为时尚早。我曾一度称之为“整体动态”心理学，以表达我对它背后主要根据的确信。有人赞同戈德斯坦的说法，将其命名为“机体”心理学。还有人赞同苏蒂奇的说法，将其称作自我心理学或人本主义心理学。我本人的猜测是，在今后的几十年内，如果这个心理学体系依旧兼收并蓄、包罗万象，我们便可以简单称其为“心理学”。
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在于以我个人的立场，在我本人的研究基础上发声，而非贴上思想家代表的“官方”标签，即便在这个群体中我也确实能收获到不少赞许。我选择了一部分“第三种势力”的作品，放在参考文献中。由于篇幅有限，我在这里仅介绍其中的主要命题，特别是对于教育界人士比较重要的命题。在此，我要提醒读者，以下内容有许多还没有参考资料。有些内容基于我个人坚信的理念，而非公众证实过的事实。但总体来讲，这些命题都是可以证明成立或是不成立的。
1.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内在本性，似本能、内在、特定又天然存在的本性，这种天然存在是指，具有可观的遗传决定因素，并且往往会持续存在（《动机与人格》第七章）。
在这里写到遗传的、身体上的和早期获得的个体自我的根源是说得通的，尽管这种自我的生物学决定性只是局部的，而且描述起来过于复杂。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原材料”而不是成品，由他本身、对他重要的其他人，和他身处的环境等对此人产生后续作用。
包含在这种内在本性中的有似本能的基本需要、能力、天赋、洞察力、生理或性情的平衡、产前或出生时所受的伤害，以及新生儿创伤等。其内部的核心是以自然倾向、行为习惯或内部倾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之初形成的防御和获取机制、生活方式以及其他性格上的特征，都应该包含在我们的讨论中。“原材料”在开始面对外部世界的时候就会快速成长，形成自我，并开始不断地转变。
2.上述这些都是人的潜能，而非最终实现的结果。所以它们都是有故事的，是需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的。它们大多（并非全部）由超乎于心灵之外的决定因素（文化、家庭、环境、学习等）得以实现、塑造或遭到扼杀。在人生初期，这些盲目的冲动和偏好会通过疏通作用和无意间习得的联想与对象（“情绪”）产生联系。
3.这种内核，尽管是基于生理的，是“似本能”的，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还是无力的，容易被战胜、被压制或压迫的，甚至会遭到永久的扼杀。人类不再拥有动物的本能，那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声音，它强有力并且不会出错，它斩钉截铁地告诉人们什么时候、在哪、和谁一起做什么。留给我们的只有这种本能的残余。进一步说，这种本能是微弱的、微妙的、易损的，并且非常容易被学习、文化期望、恐惧、得不到赞许等因素湮没。洞悉这种本能并非易事。定义真实的自我，一部分是能够听到自身内心深处的声音，也就是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等等。在内心声音的强弱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
4.每个人内在的天性中都存在一些和其他所有人共有的特质（全人类共有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个人独有的特质（特异的）。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对爱的需要（尽管在特定环境下爱可能会消失）。然而只有极少数人拥有音乐天赋，这些人的风格也迥然不同，比如莫扎特和德彪西。
5.这种内在的天性是可以科学、客观研究的（指研究真正的“科学”），也可以发现（而非发明或创建）其本来面目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内在，进行精神治疗来主观地研究内在的天性。这两种方法是相辅相成的。
6.这种存在于内心深处的天性，弗洛伊德认为有许多方面或是被主动压抑的，因为它们可怕、不被认可、自我矛盾；沙赫特尔认为，天性是容易被“遗忘”的（被忽略、搁置、忽视、压抑或者意识不到）。所以，大部分存在于内心深处的天性是不易察觉的。这不仅适用于弗洛伊德强调的内心的冲动（动力、本能、需要），同样适用于能力、情绪、判断、态度、解释能力、知觉等。主动压抑是需要耗费努力和精力的。压抑仍然是一个主动的思想和行为决定因素。
主动和被动的压抑似乎开始于生命初期，大部分都是对父母或文化的反对。
但是，有临床证据表明，压抑可能是由儿童或青少年的内在心灵或所身处的外在文化环境引起的，也就是说压抑来源于一种恐惧，比如害怕被自己的冲动冲昏头脑，怕崩溃，怕没办法控制自己，怕情绪爆炸等等。从理论上讲，对于自己的冲动，儿童可能会自发地形成恐惧和反感，这可能引起他们对于这些情绪的各种抵触以保护自己。如果这是真的，社会就不是唯一的压制力量了，也可能会有内在心理压制和控制力量。上述这些我们都可称之为“固有的逆向关注”。
我们最好可以把无意识的动力和需要用无意识方式认知事物区分开来，因为后者常常容易引起意识，从而引起修正。初始过程认知（弗洛伊德）或原始思维（荣格）是比较容易通过诸如创新艺术教育、舞蹈教育和其他非语言教育办法恢复的。
尽管内在天性“软弱无力”，但在美国普通人身体里是难以磨灭的（但在人生初期的消亡是有可能的）。即使被否认和压制，天性仍在你不知不觉中潜藏着。就像智慧的声音（声音是智慧的一部分）很柔弱，却能被听到，尽管是以扭曲的形式，因为它是一种动态力量，总是为了开放的、无拘束的表达而压抑。在压制或压抑时必须付出努力，这样就容易疲惫。这种力量是“健康意志”的一个主要方面，也是对成长的渴望、自我实现的压力、对同一性探求的主要方面。正是这样才使心理治疗、教育和自我完善成为可能。
8.但是，这种内核，或者说自我，只有一部分，通过（主观和客观的）探索、发现和接受许多事物原来已经在“这儿”，进入成年阶段。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人的自我创造。人生是由个人的不断选择组成的，其中一种主要的选择决定因素是他个人已经形成的自我（包括他对自己的期许、勇敢或畏惧、责任感、自我力量或称其为“意志力”等）。认为人已经被“完全决定了”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仅由外部力量决定”。这个人，只要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就会是他自己的主要决定因素。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自己的映射”，自己造就自己。
9.如果这个人的本质内核（内在天性）遭到阻挠、否定或是压迫，他就会生病，有时候是明显的病症，有时候不那么明显，有时立刻发作，有时发作迟缓。心理疾病的种类远比美国精神病协会列出的多。例如，对比传统神经官能症甚至精神病，人们认为，现在性格混乱失调对这个世界的命运发展影响更大。从这点上看，新的疾病才是最危险的，比如“衰弱的或发育不良的人”，他们丧失了定义人类或个人的特性，或者没有挖掘出自己的潜力，活着没有价值等等。
也就是说，人格上一般性的疾病被视为成长或自我实现或完整人性的缺失。受到挫折（比如在基本需要上受挫，在存在性价值上受挫，在特异潜能上受挫，在表达自我上受挫，在形成个人风格倾向以及步调上受挫），特别是在人生之初受挫，是心理疾病的主要来源（不是唯一来源）。也就是说，基本需要受挫不是心理疾病或者衰弱的唯一原因。
10.据我们现在所知，这种内在天性绝不是“恶”，而是在我们的文化里成年人所说的“善”，或者在其他文化里是中性的。最准确的说法是“超越善恶”。谈论婴儿和儿童的内在天性问题不大，但当我们讨论的“婴儿”还存在于成年人体内时，问题就有些许复杂了。如果我们是从存在性心理学而非匮乏性心理学来看待这个个体，就会更为复杂。
与人性有关的，所有揭露和发现事实真相的科学技术都是这一结论的有效支撑：心理治疗、客观科学、主观科学、教育和艺术。举例来说，从长期来看，揭露疗法可以减轻敌意、恐惧、贪婪等，同时也能使爱、勇气、创造力、善意、利他主义等得到提升，这样我们就能得出结论，后者更“深层”，更自然，更基本，也就是说，我们称之为“恶”的行为，通过揭露疗法都减轻或清除了，而我们称之为“善”的行为也通过这种疗法得到了加强和提升。
11.我们必须将弗洛伊德的超我与区别于人所固有的是非之心和内疚。前者从原则上讲是将他人（如父母、老师等人）的反对和赞同内化，所以他的内疚其实是承认他人对自己的否定。
固有的内疚来源于对个人内在天性或对自我的背叛，偏离了自我实现轨道，从本质上来讲，自我否定因为固有内疚变得合理了。正因如此，它并不像弗洛伊德的内疚那样与文化相关。这种内疚是“真实的”或“应有的”或“正当且公正的”或“正确的”，因为它是与人内心深处真实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偶然的，任意的或纯粹相对的狭义差异。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恰当时候拥有这种内疚，对于个人发展是大有裨益，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它并不是我们唯恐避之不及的病症，恰恰相反，这种内疚是一种内心的指引，指引真正的自我实现和潜力的显现。
12.“恶”的行为主要指无端的敌对，残忍，破坏和“刻薄的”侵略性，对于这点我们还知之甚少。当这种敌对发展成似本能的时候，人类的未来是一种；当这种敌对只是一种反应（对不好的待遇的反应）的时候，人类的未来又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我认为，就现有的事实来看，无差别的、毁灭性的敌对是一种反应，因为揭露疗法减轻了敌对程度，将它转化成了“健康的”自我肯定、坚韧不拔、有选择性的敌对、自我防卫、正当的愤慨等等。无论如何，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可以体现出争强好胜和愤怒的能力，当外部环境有“要求”时，他们可以让这些情绪自然流露。
小孩子的情况就更复杂一些。至少我们知道健康的孩子拥有正当的愤怒、自我保护和自我肯定的能力，这就是一种反应的攻击性。今后，这个孩子应该就可以学会控制愤怒情绪，在什么时间、如何表达这种情绪。
我们的文化背景下所说的恶的行为也可能来自无知和不成熟的误解，以及幼稚的信仰（不论这个人本身是小孩或是内心存在一个被压抑或者“被遗忘”的孩子的成年人）。举个例子，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来自对父母的爱独享的渴望。从原则上讲，孩子只有长大了，他才能明白母亲爱他的兄弟姐妹并不妨碍母亲继续爱他。故而孩子出于幼稚的对爱的看法，做出一些不太善意的举动是不用谴责的。
从很大程度上来讲（不是全部情况），自尊受到挑战使我们产生了一些常见的负面感受，如对善良、真理、美好、健康的憎恶、怨恨和嫉妒（“反价值观”），就像诚实的人之于骗子，漂亮的女孩之于长相平平的女孩，英雄之于懦夫。我们的短处在优越的人面前显露无遗。
然而，比这更深层次的是命运公平正义存在的终极问题。生病的人可能会嫉妒身体健康的人，他认为自己没比他差在哪，却不能拥有健康。
在上述例子中，恶的行为在大多数心理学家看来是属于反应性的，而非固有的。这表明，虽然“恶”的行为是深深植根于人类本性的，没有人可以全部摆脱，但是经历了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恶是可能缩减的。
13.很多人仍然认为“无意识”、回归和初始的认知过程是不健康的、危险的或邪恶的。心理治疗的经验已经慢慢向我们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内心深处可能仍是善良的、美好的或者有所期许的。从我们对爱、创造性、玩乐、幽默和艺术的根源的探寻中，这一点也渐渐显现出来。它们的根基深植于我们的内心和更深层的自我之中，即在我们的无意识之中。我们必须“回归”才能重获、享受和利用内心的真善美。
14.一个人只有被自己和周围人完全接受、喜爱、尊重他的本质核心，才能获得心理健康（但反过来说就不一定成立了，如果他的本质核心受到尊重，他也不一定获得心理健康，因为还必须要满足其他的先决条件）。
因为年纪小而不成熟的心理健康称为健康的成长。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有多种称呼，比如自我满足，情绪成熟，个性化，有生产力，自我实现，真实性，完整人性，等等。
健康成长是一个从属概念，因为现在它的定义是“向自我实现成长”等。一些心理学家（如戈德斯坦和罗杰斯），通过一个总体目标或者人类发展大势，把所有不成熟成长的现象都称作是通往自我实现大道上的几步路。
有许多方式可以定义自我实现，但有一个不变的核心得到了普遍共识。所有定义都接受或包含：（1）对于内在核心或自我的接受或表达，即潜在的能力、“全功能”、人类和个人本质的实现；（2）他们都隐含着基本人类和个人的能力中存在极少的不健康、神经官能症、精神病，或者能力的减损。
15.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现在是提出、促进或者至少承认内在本质的最好时候，而不是压抑或压制它。纯粹自发性包括自由的、不受约束和控制的、值得信任的、非故意的自我表达，也就是说意识对于精神的干预最小化。控制、意愿、审慎、自我批评、揣度、深思熟虑可以抑制这种表达，精神世界之外的社会和自然世界规律，和对心灵本身的恐惧（固有的逆向关注）必然导致这些抑制力量的产生。从更广义的层次来说，对心灵的控制来源于对心灵的畏惧，很大程度上是神经病或神经官能症的，从内在或概念上来说是没有太大必要的。（健康的心灵是没什么可怕的，没必要对它感到畏惧，因为它已经存在数千年之久了。当然，不健康的心灵又是另一回事了。）这种控制通常会被心理健康、深层心理疗法，或是更深层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认可弱化。然而，对心灵的控制不是源自恐惧，也可能是源自有必要维持心灵完整、有条理、统一的状态（固有的逆向关注）。另一种意义上的“控制”是有必要的，因为它对能力实现和找寻更高表达形式上有所助益，例如艺术家、知识分子、运动员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技能。但是这种控制最终会被超越，成为自我，这时控制就成了自发性的一部分。
自发性和控制的平衡点随着心灵和所处环境健康的平衡点的变化而变化。纯粹的自发性从长远来看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根据自己非心灵控制的规则运行的。但是它在梦里、幻想里、爱、想象、性、创造力的最初阶段、艺术作品、智慧、自由联想中，是可能的。纯粹的控制也不会永远持续，因为那时心灵已经消失。教育要朝着两个方向发展，控制和自发性、表达的培养。在我们的文化体系下，在历史的这一阶段里，校正偏向自发性的平衡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意味着一种表达的、被动的、非自愿的，信任的过程，而不是意志的、控制的、没有事先考虑的且有创造力的。但是我们需要承认的是，总会有其他文化和地域的平衡从前是，以后还会是偏向另一边的。
16.一般来说，在小孩的成长中，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他们有完全自由选择的机会，他们会选择对自己成长有利的选项。这样做是因为这些选择带给他们感官上的愉悦和欣喜。这意味着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对他来说什么是好的。宽容的制度并不意味着成年人可以直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可以给他满足需要的可能，由此可以作出选择，即随他所愿。为了孩子健康成长，成年人需要给予孩子和成长自然规律以足够的信任，也就是说，不要过多地干涉其中，不要揠苗助长，也不要强迫他们变成你预设的样子，而是用道教的心态看待他们的成长，提供必要的帮助，不要专制独裁。
17.与这种“接受”自我、命运、召唤等同的结论是，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而非遭受挫败才是普罗大众实现健康和自我满足的主要途径。这与认为人内心深处有着基本的、固有的恶，通过压迫的社会制度、不信任、控制、管辖显现出来的想法形成鲜明对比。子宫里的生活是完全无忧无虑、怡然自得的，现在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是，人生最初几年是拥有初级满足和没有挫折的几年。禁欲主义、自我否定、故意抵制身体需要，至少在西方可能会造成人体衰竭、发育不良或是残疾，甚至在东方，自我满足也只能在极少数身体极其强壮的人身上实现。
18.但是我们都清楚，完全没有遇到过挫折也是危险的。要想变得强大，一个人必须能够忍受挫败感，能够感知到从本质上来讲，物质现实是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能够爱别人、享受别人满足需要时的乐趣就好像自己的需要也得到了满足一样（并不只把别人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在一个有安全感、有爱和足够尊重满足需要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能够从恰到好处的挫折中受益，从而变得更强大。如果挫败感大到他们不能忍受的程度，快要将他们吞噬，这种挫败就是创伤性的，创伤性挫败不是有益的，而是危险的。
只有通过物质现实、动物和其他人带来的源源不断的阻碍，我们才能了解到它们的本质，从而学会区分愿望和事实（哪些事情我们许愿就可以成真，哪些事情的发展与我们的意愿完全无关），因此我们才能继续存活于世，必要时也会适应生活。
我们也会了解到自身的优点和不足，想要弥补它们就要克服重重困难，狠狠逼自己一把，直面挑战和难处，甚至通过失败也可以弥补自身的不足。艰苦奋斗会带来无尽的快乐，这种快乐可以取代恐惧。
父母替孩子满足他的需要，没有让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这就是过度保护。这样其实是把孩子婴儿化了，他的长处、意愿和主见也没办法得到提高。有一种形式的过度保护容易让孩子学会利用他人，而不是尊重他人。另一种过度保护的形式会让孩子不相信、不尊重自己的能力和选择，也就是说，这样的保护是居高临下的，不尊重孩子的，会让孩子感到自己一文不值。
19.要想成长并达成自我实现，我们需要理解的是，我们的能力想得到发挥，我们的器官和器官系统极其想要运转起来，想要表达自己，想要让自己得到利用，得到锻炼，这样才能感到满足，否则就会感到不快。有肌肉的人都喜欢亮出自己的肌肉，甚至他们不得不使用自己的肌肉，这样才能“感觉很爽”，也可以达到和谐、成功、自由活动的主观感受（自发性），这一点是达到良好成长和心理健康的重要环节，而且对智力、子宫、眼睛爱的能力都是很重要的。能力一直在为自己得不到利用而大声疾呼，只有让它真的运用得当，才能停止呼号。这就是说，能力也是一种需要。运用自己的能力不仅很有趣，而且对我们的成长也是必不可少的。得不到利用的技巧、能力或是器官都可能变成病灶，或者衰退，直至消失，最后削弱了这个人。
20.心理学家的假设是，出于不同目的，存在着两种世界，两种现实，自然世界和心灵世界，前者是由坚定不移的事实构成的世界，由非心灵规则主导的；而后者是充满心愿、期许、恐惧、情感的世界，是由心灵规则主导的。这两种世界的区别并不太明显，除非是极端情况。毫无疑问，幻想、梦想和自由联想是符合法则的，但是与逻辑的法则以及世界的法则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即使人类灭绝了，这个世界还依然存在。这个假设不否认这两个世界的相关性，甚至可能互相融合。
可以说，这种假设是很多甚至绝大多数的心理学家的依据，虽然他们完全愿意承认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所有临床学家都必须这样假设，否则就只能放弃他后续的操作。这是心理学家规避哲学难题的典型做法，“就像”某种假设虽然没法证明，但是就是正确的，例如“责任”“意志”等普遍的假设。健康的一个方面是在这两个世界中都能生存。
21.不成熟和成熟可以从动机的角度进行对比，因为满足匮乏性需要的满足需遵循其顺序。从这点上看，成熟，或称自我实现，意味着超越匮乏性需要。这种情况可以称作是超动机性的或者非动机性的（如果匮乏被视为唯一动机的话），或者可以称作是自我实现的、存在的、表达的，而非应对的。我们认为，这种存在而非应对的状态应该是与自我性、“真实性”、个人存在、完整人性同义的。成长的过程其实就是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个人存在又是另一回事了。
不成熟和成熟也可以从认知能力的角度进行区分（还可以从情感能力上区分）。维尔纳和皮亚杰对不成熟与成熟认知的描述颇为精彩。我们现在还可以添上另一处不同点，也就是存在性认知和匮乏性认知。匮乏性认知可以被定义为从满足和挫败基本需要和匮乏性需要角度形成的认知。也就是说，匮乏性认知可被称作利己认知，在这种认知中，世界是由能满足我们需要的人和挫伤我们需要的人组成的，世界上的其余特点可以忽略或淡化。存在性认知（或称超越自我，或非利己，或客观认知）是对客观对象本身和存在的认知，不涉及对象需求的满足或是挫伤，即基本不涉及对象对于观察者的价值或者在他身上的作用。与成熟并行并不意味着完美（小孩子也可以用忘我的方式进行认知），但大体上来讲，一个人的自我性或个人同一性越强（或对自己的内在天性的接受度越高），存在性认知就越容易出现，出现的频率也越高，这一点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真实的（即使匮乏性认知在所有人身上都存在，包括成熟的人，这是人生存在世界上的主要工具）。
如果感知是无欲无求、无所畏惧的，它就更为垂直，可以感知对象整体的真实、内在、固有的本质（无需通过抽象将其分解）。所以心理健康鼓励客观和真实描述任何真相的目标的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神经官能症、精神病、生长发育迟缓也都是认知疾病，扰乱了人们的感知、学习、记忆、专注和思考。
23.这方面认知的一个副产品是可以更好地理解爱的程度高低。匮乏性的爱，可以在与匮乏性认知和存在性认知、匮乏性动力和存在性动力大致相同的基础上，和存在性的爱区分开来。只有存在性的爱可以让人与人（特别是与孩子）之间产生理想的关系。对于教育、信任的态度和其中蕴含的道教思想，存在性的爱也是特别重要的。对于我们和自然世界的关系来说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以独立的态度看待它，或者将其视为仅为了我们的目的而存在。
24.虽然从原则上来说，自我实现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在现实中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常见（根据我的标准，只有不到1%的人可以做到）。在这一点上，有许多作品已经就原因从各个层次进行了论述，其中就包括我们所熟知的精神病理学的所有决定因素。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主要的文化因素，就是人的固有天性是恶的或是危险的，它是一个阻碍我们达到成熟自我的生理决定因素，即人不再有这样一种清楚地告诉他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做一件什么样的事的本能。
将精神病理学看作对自我实现的阻碍、逃避或是恐惧；或是从医学角度审视它，认为它是类似于肿瘤、毒品或细菌的入侵，只不过它们对于被入侵的人的个性没有影响，这两种观点的差别很微妙却又极为重要。就我们理论研究的目的来说，人的衰弱（丧失了潜能和能力）是一个比“疾病”更有用的概念。
25.成长带来的不仅有嘉奖和愉悦的体验，并且一直会有很多内在痛苦。每向前一步，都向未知，甚至可能是危险更近了一步。成长还意味着要丢掉一些熟悉的、好的、令人满意的事物。它也经常意味着别离，甚至是重生前的涅槃，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思乡、恐惧、孤独和忧伤之感。成长也经常意味着放弃一个更简单、更容易、更轻松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要求更高、需要更多责任心、更困难的生活。向前成长是顾不得这些得失的，因此需要个人的勇气、意志、选择和力量，也需要从环境中得到保护、认可和鼓舞，特别是对于孩子来说，这些都尤为重要。
26.所以，将成长或是缺乏成长看作是促进成长和阻碍成长力量（倒退、恐惧、成长痛苦和无知等）之间的对立是很有用的。成长有利有弊。不成长也不仅有不利的一面，也存在有利的一面。未来引你向前，过去在身后拖拉，勇气与恐惧并存。从原则上讲，健康成长的完全理想方式是提升向前成长的一切有利因素和非成长的不利因素，消除不利于向前成长的一切因素和非成长的有利因素。
体内平衡的倾向、“需要减少”的倾向和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都并非成长倾向，而更多的是生物体防御性的、减少痛苦的一种姿态。但是这些倾向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不总是病理学的。这些倾向通常比成长倾向优势更明显。
27.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一个自然主义的价值观体系，也是一个根据经验主义描述的，关于人类和个人内心最深倾向的副产品。通过科学或者自我研究进行的人类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探索到一个人要去向何方，他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对他来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事让他看起来品行端正，什么事让他觉得内疚不已，为何从善对他来说总是困难，恶的吸引力究竟在哪。（进行这样的观察，不需要用到“应该”这个词。同样，人的知识对于人而言都只是相对的，并不存在“绝对”。）
28.神经官能症并不是内在核心的一部分，而是对于内在核心的抵制和躲避，也是一种被歪曲的表达（在恐惧的掩盖之下的表达）。神经官能症通常是两种势力的相互妥协：一个是通过隐蔽的、伪装的或者适得其反的方式，寻求基本需要的满足；另一个是对于这些需要、满足和有动机的行为的恐惧。要表达神经官能症的需要、情绪、态度、解释、行为等，就不能将内在核心或真实的自我全部表达出来。如果虐待狂、剥削者或变态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表达自己？”（例如，通过杀人表达自己），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完成自我实现？”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他们的自我表达是对于似本能的倾向（或内在核心）的否定，而非表达。
每种神经病化的需要、情绪或者行为是一个人能力的丧失，这是某些他不能或是不敢做的事，除非是用某种卑鄙的、令人失望的方式去做。除此之外，这个人的主观幸福时常会丧失，同样丧失的还有他的意志、自我控制力、快乐的能力、自尊等等。作为一个人，他已经被削弱了。
29.我们逐渐了解到，缺乏价值观体系是神经官能症的致病原因。人类需要价值观框架、生活哲学、宗教信仰或者宗教替代事物，这样才能生活下去，读懂生活的含义，这和人需要阳光、钙质或关爱是大致相同的道理。这就是我说的“理解的认知需要”。由于没有价值观而引起的疾病有很多，比如快感缺乏、道德失范、冷漠、不道德、绝望、犬儒主义等等，这些精神上的疾病也可以引发肉体上的疾病。我们正处在历史上一段价值空档期，外部施加的价值体系（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等等）经过证明都失效了，例如，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们献出生命。这个人缺少他需要的东西，他会无休止地寻找，他随时准备好要跃向一切希望，不论好坏，于是他变成了危险人物。这种疾病的治愈方法不言自明，我们需要一个经过验证可用的价值观体系，我们可以完全相信这个体系，并且可以为之献身（愿意为它去死），因为此价值观是真实的，而不是因为我们被人劝诫要“有并且相信你的信仰”。这种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世界观，至少在理论上似乎有可能成为现实。
孩子和青少年的烦恼可以理解为成年人价值观不确定造成的结果。因此，美国的不少年轻人不以成年人的价值观生活，而以青少年的价值观生活，后者无疑是不成熟的、无知的，甚至是极其依赖于混乱的青少年需要产生的价值观。青少年价值观的很好的具体体现是牛仔、“西部”电影或者青少年犯罪团伙。
30.从自我实现的层次来看，很多对立的两极都日渐消失，对立面被视作统一的，一分为二的思考方式也被看作是不成熟的。对于自我实现的人来说，自私和无私的强烈融合趋势可以形成更高级的统一。对这些人来说，工作和娱乐是一样的事，职业和消遣也是相同的。当职责是令人愉快的，内心的愉悦又来源于尽职尽责带来的满足时，这二者就不再分离，不再对立。最高境界的成熟其实是包含孩子般的品质的，而且我们发现，健康的孩子也显现出一些成熟的、自我实现的品质。内在和外在的分离、自我和他人的界线日渐模糊，越来越不明显了，在个性发展的最高水平，它们看起来是可以互相渗透的。现在看来，用二分法看待问题，表现出人的个性发展和心理运行处在较低水平；它既是精神错乱的原因，也是结果。
31.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发现，就是他们都倾向于将弗洛伊德的二分法和三分法结合在一起，即意识的、前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以及本我、自我和超我）。弗洛伊德所说的“本能”和防御之间的对立不很尖锐了。冲动也更多地被表现出来，较少地受到控制；控制也不那么僵化、顽固、容易引发焦虑了。超我也少了一点严苛和惩罚，与自我的对立也不那么明显了。初级和次级认知过程同等有效，也同样重要（取代了初级认知从前被污名化为病态的观点）。确实，在“顶峰体验”时，它们之间的隔阂有倒塌的倾向。
这与早期弗洛伊德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早期弗洛伊德观点认为这些势力明确地被一分为二，它们：（1）互不包含，（2）有着对抗性的利益关系，即它们是对抗性的而非互补的或协作的力量，（3）一个比另一个“更好”。
我们（有时）在这点上会存在健康的、无意识的、令人欣赏的回归。进一步讲，我们也会隐含理性和非理性的整合体，其意义在于，非理性如果放在适当的时机，也会是健康的、令人欣赏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32.健康的人在其他方面也是完整的。在他们身上，意动、认知、情感和动机的界线不那么明显，而是彼此协作的，即这些因素都为了同一目标协同工作，不产生矛盾冲突。理性细致的思考和盲目的欲望容易带来相同的结论。一个人想要什么、享受什么就是对他来说是有益的东西。他自发的反应就像是提前深思熟虑后那么有用、高效且正确。他的知觉和运动反应彼此紧密相连。他的感官形态更是与彼此互相连通（面相的知觉）。进一步说，我们已经了解了古老的理性体系所带来的困难和危险，在这一体系中，能力在严格等级下被二等分，理性占据着制高点，而不是存在于整合性中。
33.朝着健康的无意识和健康的非理性发展，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纯粹的抽象思维、言语思维和分析思维的局限性。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全面地描述这个世界，我们需要为前语言的、无法形容的、隐喻性的、初级的过程，切身的体会，以及直觉和审美类型的认知留出一席之地，因为现实的一些特定方面只能靠上述方式来认知。甚至在科学里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已知（1）创造力是植根于非理性的；（2）语言是，而且总是不足以描述整个事实的；（3）任何抽象的概念都会为现实留白；（4）我们所谓的“知识”（通常是高度抽象的、言语形容的、定义清晰的）经常使我们盲目，看不到那些未被抽象覆盖的现实。也就是说，它使我们更容易看到某些事，但是另一些事就不那么容易看到。抽象知识危险和益处并存。
过于抽象、言语可表又书卷气息浓重的科学和教育，失去了原始、具体和美学的体验，特别是对于一些发生在我们身上主观的东西，没有留出足够空间。举例来说，机体心理学家一定会赞同，在感知和创作艺术作品时、在舞蹈中、在（希腊式的）体育运动和现象学的观察中，应该更多融入创新教育。
抽象的分析思维的极致是实现最大程度的简化，即公式、图表、地图、蓝图、方案、卡通和某些类型的抽象绘画。我们对世界的掌控也由此得到了提升，但代价是丢失了其中的丰富内涵，除非我们学会珍视存在性认知、有爱和关心的感知、自由流动的注意力，以及其他所有能够丰富经验的东西，而不是削弱它们的重要性。“科学”应该扩展到这两类认识世界的方法中去。
34.健康的人能够将自己浸入无意识和前意识中，能够运用和珍视初级过程，而非对其感到恐惧，也能够接受自己的冲动，不时刻想要控制冲动，也能够无所畏惧地自愿回归，这些能力都是拥有创造力的主要条件。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心理健康与某种普遍的创造力的形式能够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除了特别的天赋以外），以至于有些作者几乎将它们作为同义词使用。
同样的联结还存在于健康和理性与非理性力量的结合中（意识与无意识，初级与次级过程），这种联结也使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心理健康的人更能去享受、去爱、去放声大笑、去纵情玩乐，更有幽默、愚钝、异想天开、天马行空和快乐得“疯狂”的能力。总之，通常情况下，他们不仅允许，还很珍视、享受各种情绪体验，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允许、珍视、享受情绪体验的顶峰。心理健康的人会更频繁地拥有这些体验。这使我们产生强烈怀疑，临时学习做到所有这些事情是否有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35.对于美的感知、创造和美的高峰体验被视为人类生活、心理和教育的中心，而非边缘。这一点的原因有如下几个：（1）所有高峰体验都是个人内部、人与人之间、天地间、人与天地间分裂的整合。因为健康的一个方面是整合，高峰体验就是向健康迈进，甚至就是健康本身，是一种瞬间的健康；（2）这些体验都是对生活的证明，也就是说它们使生活有意义，也毫无疑问是“为什么我们不自杀？”这个问题答案的重要一部分；（3）它们因为自身存在而有意义，等等。
36.自我实现并不意味着超越人类所有问题。健康的人身上也可以找到矛盾、焦虑、懊恼、沮丧、受伤和内疚这些问题。总体来说，随着人们的逐渐成熟，神经质的伪问题就会转向真实的、不可避免的、有关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生活在一个特定世界里的人（即使是在自己最好的状态）的本性所固有的。即便他不是神经质，没有神经质的内疚所带来的烦恼（这种内疚是不值得拥有的或不必要的），他也很可能被真实的、值得拥有的、必要的内疚和内在的意识（而非弗洛伊德式的超我）所困扰。即使他已经超越了形成的问题，存在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一个人应该有困扰的时候却没有困扰，这也可能是生病的标志。有时候沾沾自喜的人不得不受些惊吓才能恢复“心智”。
37.自我实现并不一定是一般性的。它先于一般的人性而存在于女性或男性特征中。也就是说，一个人要先是一个健康的、满足女性特征的女性或满足男性特征的男性，而后才可能达成一般性的自我满足。
也有一些证据表明，不同的体质实现自我的方式有些许不同（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内在自我需要实现）。
38.自我性和完整性健康成长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摒弃儿童时期所使用的技巧，孩子用这种技巧来迎合强大的、无所不会、无所不知的、神一般存在的成年人，相比之下，他们是如此弱小，他们不得不使用技巧来变得强大、自主、自己照顾自己。这其中就包括抛弃掉独享全部父爱母爱的强烈渴望，同时学会爱别人。他必须学会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愿望，这些需要和愿望不是来自父母，并且他还要学会自我满足，而不是依靠父母，让父母替自己实现这些愿望。他应该懂得，做好事的初衷不是因为害怕或者想要留住父母的爱，而是因为自己从心底想要向善。对于孩子来说，所有这些都是弱小迎合强大所必备的，而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些就是不成熟、阻碍他们进一步成长的技巧。成年人必须要用勇气来替代恐惧。
39.从这点上来说，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文化可以分为鼓励成长的和阻碍成长的两种。成长和人性的来源，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一个人内心的，而非社会发明创造的，就像园丁只能帮助或阻碍蔷薇生长，但不能决定它长成一棵橡树一样，社会对人性发展也只能起到帮助或阻碍的作用。即使我们都知道，文化对于人性本身的实现是一个必要条件，例如，语言、抽象思维、爱的能力都是文化的体现，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一点也是正确的，因为这些体现都是先存在于人的血液中，而后存在于文化之中的。
这就造就了比较社会学理论上的合理性，它超越并同时涵盖了文化相对论。“较好的”文化满足了所有基本人类需要，允许自我实现，“较差的”文化则不然。这点对于教育来说也是一样，能鼓励人们成长，达到自我实现的，就是“好的”教育。
我们一旦开始区分“较好的”和“较差的”文化，将文化视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的时候，“适应”的概念就出了问题。我们一定会问：“‘适应良好’的人很好地适应了什么样的文化或亚文化呢？”可以确定的是，适应与心理健康不一定是同义词。
40.看似矛盾的是，自我实现的达成（从自主意义上讲）使自我超越、自我意识和自私变得更有可能了。它使人趋于同质化变得容易多了，也就是说让人融入更大的整体之中，这个整体比他自己要大得多。要实现完全的同质化，前提是实现完全的自主，从某种程度上讲，反之亦然，一个人只有经过成功的同质化过程才能达到自主（例如孩子的依赖、存在性的爱、对他人的关心等）。在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同质化的水平（越来越成熟），也有必要区分“低端同质化”（恐惧、弱势和倒退）与“高端同质化”（勇气和完全自信的自主），“低级涅槃”与“高级涅槃”，日渐衰落的统一和蒸蒸日上的统一。
41.自我实现的人（和所有正在高峰体验中的人）时不时地会活在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之外（不受时空影响的），即使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必须活在外部世界，这就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存在的问题。活在内部心灵世界之中（由心灵规则主导，而非外部现实世界规则主导），就是生活在一个集体验、情感、心愿、恐惧、希望、爱、诗意、艺术和幻想于一体的世界中，这和生活在非心灵现实世界中是不一样的，他要不断适应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法则不是由他制定的，这些法则对他的天性也不是必不可少的，尽管他不得不靠着这些法则生活。（他当然可以在别的世界生活，科幻小说不就是这么写的吗？）不害怕自己内在那个心灵世界的人，可以尽情享受，甚至觉得自己到了天堂，对比来看，那个外部需要更多责任担当的“现实世界”，是那么耗费精力，充满斗争与对抗、是与非、真与假。即便健康的人更容易也更乐于适应“真实”世界，而且通过了“现实的考验”，却也不会把现实世界与内在心灵世界混为一谈。
现在看来，将内部与外部现实混淆，或者阻断其中任意一个和体验之间的联系都是极其病态的表现，这点再清楚不过了。健康的人能够将这两个世界与自己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两个世界都不用放弃，反而还能在两个世界中穿梭自如。这就好像有的人是到贫民窟探望穷苦之人，而有的人只能在那儿生活一辈子。（如果我们不能摆脱，不论哪个世界都是贫民窟。）矛盾的是，那些病态的和“最低端”的部分，恰恰成为了人性中最健康和“最高端”的部分。只有对自己神智不太自信的人才会害怕有一天会不小心“发疯”。教育必须帮助人们存活于这两个世界中。
42.上述命题引起了对心理学中行动的不同理解。产生目标导向的、有动机的竞争、奋斗和目的性明显的行为是精神和非精神世界必要转换的一个方面，或者说一个副产品。
（1）匮乏性需要的满足来自一个人的外部世界，而非内部世界。故而适应外部世界就显得尤为必要，比如测试现实，了解世界的本质，学习区分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了解人与社会的本质，学会延迟满足，学会掩盖即将变为危险的东西，知道这个世界中哪些是令人满足的，哪些是危险的，哪些是对满足毫无用处的，了解通过哪些文化途径可以实现满足，学会满足的技巧。
（2）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有趣的、美好的、迷人的。探索、操控、玩味、思考、享受这个世界，都是有动机的行为（出于认知的、运动的和审美的需要）。
但也有这样一种行为，与这个世界无关，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丁点关系。有机体的本质、状态或是能力（功能性欲望）的纯粹表达是存在而不是努力的表现。对内心生活的思考和享受不仅本身是一种“行为”，而且是与外部世界的行为对立的，也就是说，它静止或终止了肌肉活动。等待的能力是能够暂停行动的一个特例。
我们从弗洛伊德身上学到，一个人的现在中蕴藏着他的过去。现在，从成长理论和自我实现理论中，我们应该学到的是一个人的未来也蕴藏在现在之中，只不过是以理想、希望、责任、任务、计划、目标、未开发的潜力、使命、命运等形式存在的。没有未来的人会沦落到具体、无望、空虚的状态。对他来说，时间是无限“充足的”。努力通常会使大多活动变为可能，一旦失去了努力的动力，这个人就会变得七零八落。
当然，处于存在状态中并不需要任何未来，因为未来已来。这时，形成也暂时停止了，期票也以终极奖励的形式兑现了，即高峰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时间消失，希望实现。
[1]但矛盾的是，艺术体验不能有效地用于这个或其他目的。根据我们对“目的”的理解而言，它必须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活动。它只能是一种存在的体验，作为一个有机体去做它必须做的和它被赋予特权做的事情，即敏锐而完整地体验生活，消耗精力，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美。而其中增长的敏感性、完整性、效率和幸福感都是副产品。”（威尔逊《人性与审美成长》，213页）
[2]从包裹拿到手里的那一刻起，他就觉得可以自由地用它做他想做的事情。他打开它，思索它是什么，辨认它是什么，表达快乐或失望，注意里面物品的排列。他从里面找到一本指南书，摸起来硬邦邦的，他还触摸到不同重量的零件，感受他们的数量，等等。这些都是在他尝试用这套零件去拼装一个物品之前就已经做了的事。然后，他忽然有了想要用它们做成某物的冲动。可能这只是简单地把一个零件和另一个组装起来。那么，他就有了完成制作的感觉：感到自己能制作某物，也感到对于这件物品他没有任何无助的情绪。无论后面的零件是什么样的，无论他是否还有兴趣把整套零件都用完来获得更强的完成感，又或者他想把这些全都丢掉，他与这套零件最初的接触都是有意义的。主动体验的结果可以大致概括为：主动体验包含身体、情感和智力的自我参与；对个人能力的认识和进一步探索；开始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和韵律以及在特定时间中一个人完成任务的能力，包括避免承担太多任务；一个人所获得的技能可以应用到其他的事业中，而且每次一个人积极参与某件事，不管多小，都有机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感兴趣的东西。上述情况可以与下面这个情况做个对比：一个人带回一套拼装玩具回家，并跟孩子说“这有一套拼装玩具，我帮你打开”。打开后，他指着里面的物品一一介绍指南书和不同零件等等。除此之外，他开始着手组装其中一个复杂的模型，比方说，一台起重机。孩子可能对他所看到的事情很感兴趣，但是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真正发生的事情的一个方面。孩子没有机会自己参与，他的身体、智力和情感都没有参与其中；他没有机会与这件对他来说是新事物的组件产生联系，也没有机会了解自身能力和兴趣方向。代替孩子组装起重机可能会带来另一种影响。这可能给孩子留下了一个隐含的要求，要求他在没有机会为任何如此复杂的任务做准备的情况下也做同样的事情。这样一来，结果就形成了目的，代替了包含在目标实现过程中的体验。并且，无论他后来自己做什么，与别人为他做的相比，都显得特别微不足道，平凡无奇。他并没有获得任何为下次应对新事物的经验。换句话说，他不是从内部成长的，而是从外部叠加了一些东西……每一点主动体验都是一个机会，让他发现自己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以及越来越多地发现他想要从自己身上得到什么。这是他走向成熟和自我指导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楚格《个人自我概念的增长》，179页）
[3]“人怎么可能会丧失自我呢？这种不为人知、不可思议的背叛，始于我们童年时秘密的心灵死亡。也就是，这会发生在我们得不到他人的爱且被剥夺了自发的愿望的情况下。（试想一下：如此，我们还剩下什么呢？）但是，请等一下，这其实这并不是简单的精神谋杀，年幼的受害者甚至可能在成长中任由其发展。精神谋杀可以直接将自我抹杀，但受害者也会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参与其中，不接受真实的他。”人们‘爱’他，却希望、强迫或期待他有所不同！因此，他一定不被接受。他自己也学着相信这一点，最后甚至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真正放弃了自己。现在，不管他是顺从、依恋、反抗，还是离开他的行为，他的表现全都是这种情况的说明。他的重心放在‘他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就算他自己注意到这一点，也会认为这很自然。这一切看似非常合理，一切都是无形的、自动的、匿名的！”“这是一个完美的悖论。一切看起来正常；没有故意实施的犯罪，没有尸体也没有内疚。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太阳依旧升起又落下。不会注意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自我不仅被他人抛弃，也被自己抛弃（实际上，他现在丧失了自我）。那他到底失去了什么呢？他失去的其实是他真实且重要的一部分：他失去了对自己的肯定，而这种肯定感正是他赖以成长的能力和根基。但是，悲哀的是他并没有死亡，‘生活’还在继续，他也必须继续。从放弃自我的那一刻直到现在，他完全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创造并维持了一个虚假的自我。但是，这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这种虚假的自我是没有自发的渴望的‘自我’。自我应在他受鄙视（感到恐惧）时被爱护，在他软弱时变坚强；自我是为了生存而非为了消遣或乐趣而运动（尽管动作很滑稽）；不是因为他想动，而是因为他必须服从。这种需要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一种面对死亡的防御机制，同时也是死亡机器。从现在起，他将被强迫地（无意识的）需要撕裂，或被（无意识的）冲突压垮，陷入瘫痪，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瞬间都在抵消他的存在和他的完整性；而他却一直伪装成一个正常人，并且期望自己表现得像个正常人！”。“总之，我发现，我们在寻求或防护虚假自我和自我体系时会变得神经病态；在失去自我时，就是神经病态。”（引自卡伦·霍妮为《寻找真实的自己》所作的序言，第3页）
[4]我认为可以将这一普遍原则应用到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的发展阶段理论（也就是性心理发展阶段理论）中。在口腔期的婴儿，通过口腔得到大部分的快乐。其中一个特别被忽视的就是掌握的快乐。我们应该记住，婴儿唯一能做得好且有效完成的事情就是吮吸。在所有其他方面，婴儿都是低效的，没有能力的。而且，就像我认为的那样，这是自尊（掌控感）最早的形式，那么吮吸的快乐就是婴儿体验掌控感的喜悦（效率、控制、自我表达、意志）的唯一方式。但很快他发展了其他掌握和控制能力。在这里，我指的不仅是那种在我看来虽然正确，但有些夸大的肛门控制。在所谓的“肛门期”，运动和感觉能力也得到了足够的发展，从而产生喜悦和掌控感。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口腔期婴儿倾向于发挥完他在口腔期的全部技能，然后他会变得厌烦，就像他厌倦了只能获得乳汁一样。在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他会倾向于放弃乳房和乳汁从而去追求更复杂的活动和味道，或想方设法将这些“高级”的发展寄托在乳房上。假如他能得到充分满足、自由的选择、没有威胁，他会逐渐“成长”，离开口腔期并自己放弃口腔活动。他不需要像人们常常暗示的那样被“强迫前进”或者被强迫成熟。他选择寻求更高级的快乐，厌倦旧的快乐。只有在危险、威胁、失败、挫折或压力的影响下，他才会后退或停止成长；只有在这些情况下，他才会选择安全而非成长。当然，克制、延迟满足和承受挫折的能力也是力量的必要条件，而且我们知道不受控制的满足是危险的。然而，对基本需要的充分满足仍然确实是必要条件，相比这一原则，上述限制都是次要的。
[5]当一个人试图说服自己（通过压制、拒绝、形成反应等）一个未满足的基本需要已经得到满足，或者根本不存在时，一种虚假的成长就会发生。然后，他允许自己成长到基于更高层次需要的水平之上。当然，这样做的话，他的成长就会停留在一个不稳固的基础上。我将它称为“绕过未满足需要的伪成长”。这种未满足的需要会成为一种无意识的力量一直持续存在（并强迫性地重复）。
[6]我没有去努力研究，我的研究对象在交谈中也没有主动提及所谓的“低谷体验”，比如某些人对衰老和死亡不可避免的痛苦和毁灭性、以及最终孤独的必然性、自然的非人格性、以及无意识的本性等等观点。
[7]此处是与柯勒律治的说法作比较：“如果一个人能在梦中穿过天堂，得到一朵花来证明他的灵魂真的去过天堂。如果他手拿着花醒了过来，他就会惊呼‘啊！这可怎么办！’”
[8]治疗师对此特别感兴趣，不仅因为整合是所有治疗的主要目标之一，也因为这种“治疗分裂”中涉及的那些有趣问题。要从洞察中进行治疗，就必须同时体验和观察。例如，精神病患者虽然完全处于体验之中，但并没有超然地去观察他的体验。尽管他可能正无意识地身处其中，但他无法感受到，这种体验并没有改善他的状态。治疗师也必须处在这种矛盾的分裂状态中，因为他必须同时既认可病人又不认可病人。也就是说，一方面，他要给予病人“无条件的积极的关注”，为了理解病人，治疗师必须与其同一，他要抛开一切判断和评价，他必须体验病人的世界观，他必须抱着“你我相遇”这样的态度与其交友，必须像上帝一般博爱病人，等等。然而，另一方面，他也在含蓄地否定、不接受、不认同等等，因为他在努力地改善并病人，使他比现在更好，这意味着让病人获得一些他现在没有的东西。这些治疗上的分歧是多伊奇和墨菲治疗的基础。然而，就像对待双重人格问题一样，无论病人还是心理医生，他们的治疗目的就是让其成为和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你也可以把它描述为变得越来越纯粹的自我体验。其中自我观作为一种前意识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在高峰体验中，我们的自我体验变得越发纯粹。
[9]我意识到我使用的语言“暗含了”体验，也就是说，只有不压抑、不克制不否认、不畏惧自己的高峰体验的人，才会明白其中的意义。我相信，我们也可以与“没有获得高峰体验的人”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但这是非常费力和冗长的。
[10]我认为，如果把它称为完全丧失自我意识、自我感知和自我观察，就容易充分地表达其含义。正常情况下，我们都会有这种感觉。无论是心无旁骛、饶有兴趣、聚精会神、“超越自我”（无论是否处在高峰体验的高水平上），还是专心想着一部电影、小说、足球比赛，我们忘乎所以、忘了苦痛、不修边幅、将烦恼抛到脑后。其实，我们一向认为这是一种愉悦的状态。
[11]真正的同一性的这个方面非常重要，有着很多弦外之音，并且很难描述也难以言传。因此我列出了以下同义词，这些词意思上略有重叠：无心，自愿，自由，不受强迫，无理智，不慎重，冲动，无保留，不隐瞒，自我揭露，坦率，直白，开放，不掩饰，不做作，直率，不迷糊，浑然天成，无忧虑，信任。这里先不谈“单纯的认知”、直觉以及存在性认知这几个问题。
[12]“诗歌是最快乐、最高尚的心灵的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刻的记录。”——雪莱
[13]在著名的奥兹实验中，或许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况。刺激一只小白鼠大脑中的“愉快中枢”，小白鼠便立即一动不动，似乎很“享受”这种体验。因此在药物作用下，人的极乐感受往往也是安静且不活跃的。为了抓住正渐渐淡去的美梦记忆，最好是一动不动。（赫胥黎《天堂与地狱》）
[14]这种标签化的倾向（而不是使用具体的，特定的，以病人为中心的经验语言）肯定会变得强势，即使是最好的治疗师，在他们生病、疲劳、有心事、焦虑、不感兴趣、不尊重病人或者匆忙时，可能也会这么做。因此，它也可以帮助精神分析学家去自我分析“反移情”。
[15]这篇论文也可以被解读为对帮助治疗师和病人之间更好地沟通一般问题。好的治疗师的任务是将他学到的普遍知识运用到具体的案例中。他工作时所使用的概念框架在实验中可能丰富而有意义，但在概念形式上对病人却毫无用处。顿悟疗法不仅包括揭示、体验和分类无意识材料。在很大程度上，这项工作还包括将各种充分的意识但没有命名、因此不相关的主观体验纳入一个概念之下，或者，更简单地说，命名那些没有名字的经验。真正领悟的患者或许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体验，他们可能会说“天啊！我原来一直都讨厌我妈妈，我还以为我爱她呢！”不过，他也许不必借助无意识的材料也能领悟，比如，“这就是你所说的焦虑！”（指的是发生在胃、喉咙、腿、心上的这样和那样的体验，那些他十分清楚却又不曾说出的体验。）这样的思考应该有助于培训心理医生。
[16]这也是摆脱对价值的理论和语义讨论所特有的循环性的一种方式。例如，漫画中的这句非常有用的话：“善比恶好，因为善更好。”这是对尼采的“做你自己”，或克尔凯郭尔的“做那个真正的自我”，或罗杰斯的“当人类可以自由选择时，人类似乎在努力追求什么”这些观点的可检验的措辞。
[17]这个词由理查德·法森博士提出。
[18]我不确定这里有多少真正的意见分歧。例如，哈特曼的这段话在我看来似乎是同意我以上的观点的，特别是他对“真实价值”的强调。请与下面福伊尔的简明观点相比较：“真实价值和非真实价值之间的区别，是表达有机体原始驱动力的价值和焦虑引起的价值之间的区别。这是表达自由个性的价值与由于恐惧和禁忌而压抑的价值之间的对比。这就是伦理学理论的基础和为了实现人类幸福的应用社会科学的发展之间的区别。”
[19]使用“超越”一词是因为缺乏更好的表达。“独立于”过于简单地将自我和环境对分，因此是不正确的。不幸的是，“超越”意味着一种“更高的”东西，它唾弃和否定了“更低的”东西，也就是说，又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在其他语境中，我曾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作为对比，即层级整合的思维方式，它意味着更高的东西是建立在并依赖于更低的东西之上的，但也包括了较低的东西。比如，中枢神经系统，或基本需要的层次结构，或一支军队，它们都是层级整合的。在这里，我是在层级整合的意义上使用“超越”这个词，而不是在二元对立的意义上。
[20]沃尔特·惠特曼或威廉·詹姆斯就是超越环境的典例，他们完全是美国人，是最纯粹的美国人，但同时也是非常纯粹的超文化的、整个人类的国际主义成员。他们是世界性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美国人，而只是因为他们是非常优秀的美国人。所以，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也不仅仅是犹太人。葛饰北斋是纯粹的日本人，但同时他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艺术家。大概任何普遍的艺术都不可能是没有根基的。纯粹地域性的艺术与地域性扎根的艺术是不同的，地域性扎根的艺术已经扩大成为一般的——人类艺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提醒自己，皮亚杰的孩子们无法想象自己既是日内瓦人又是瑞士人，直到他们成熟到能够将一个身份纳入另一个身份之中，并同时以一种层级分明的方式将两个身份整合起来。这个和其他例子都是由阿勒波特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