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我实现的个体（更成熟，更完满的人类），根据定义，他们已经适当地满足了基本需要，现在能以其他更高级的方式被激励，我们称之为“超越性动机”。[29]
根据定义，自我实现的人已经满足了他们所有的基本需要（归属、情感、尊重和自尊）。这就是说，他们有一种归属感和根性，他们对自己的爱的需求感到满意，有朋友，感到被爱和值得被爱，在生活中有身份和地位，受到他人的尊重，有一种合理的价值感和自尊感。如果我们用这些基本需要的缺失和病理学层面来从反面描述这一点，那就是：自我实现的人不会（无论多长时间）感到焦虑、不安全、孤独、被排斥、无所寄托或被分隔，不觉得自己不讨人喜欢、被拒绝或不受欢迎，不感到被轻视和被看不起，不感到深深的不值得，也没有自卑感或无价值感。
当然，这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例如，由于基本需要被认为是人类的唯一动机，所以在某些情况下，说自我实现的人“没有动机”是可能的，也是有用的。这是为了使这些人与东方哲学观点相一致，即健康是超越努力、渴望或需求的（古罗马斯多葛派也有类似观点）。
我们也可以将自我实现的人描述为表达而不是应对，并强调他们是自发的和自然的，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表现的从容自如。这种措辞还有一个额外的用处，那就是与神经官能症的观点相一致，神经官能症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应对机制，也是一种合理的（尽管愚蠢而可怕）努力，以满足更深层、更内在、更具生物性的自我需求。
在特定的研究背景下，每一种说法都有自己的实际用途。但出于某些目的，我们最好提出这些问题：“是什么激发了自我实现的人？自我实现的心理动机是什么？是什么促使他行动和奋斗？是什么在驱动这样的人？什么吸引了他？他希望得到什么？是什么让他生气、奉献或者自我牺牲？他忠诚于什么？他致力于什么？他看重什么，追求什么，渴望什么？他愿意为什么而死（或为什么而生）？”
显然，我们必须立即区分两种动机：一种是自我实现水平以下的人的普通动机，即受基本需要驱动的人的动机；另一种是对所有基本需要都足够满意并因此不再主要受其驱动，而是受“更高”动机驱动的人的动机。因此，我们应该将自我实现者的这些更高的动机和需求称为“超越性需要”，并将动机的类别与“超越性动机”的类别区分开来。
现在对我来说更明确的是，基本需要的满足并不是超越性动机的充分条件，尽管它可能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在我的个别案例中，其明显的基本需要满足与“存在性神经官能症”、无意义、无价值状态等同时存在。在基本需要满足之后，超越性动机似乎不会自动发生。我们还必须谈到额外的变量——“防御超越性动机”。这意味着，对于沟通和理论建设的策略来说，有必要增加自我实现者的定义：①他完全没有疾病，②他对自己的基本需要感到足够满足，③他积极地利用自己的能力，④他受到所追求和忠诚的某些价值的激励。
二
所有这样的人都致力于某项任务、使命、热爱的工作（“在自我之外的”）。
在直接审视自我实现的人时，我发现在所有情况下（至少在我们西方的文化中）他们都是敬业的人，致力于“自我之外”的某项任务、职业、职责或喜爱的工作。一般来说，他们的奉献是如此显著，以至于人们可以用天职、感召或使命这些古老的词语来形容他们对“工作”的热情、无私和深刻的感情。我们甚至可以用“命运”“天意”这个词。我有时甚至将其与宗教意义上的奉献相提并论，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为了某个特定的任务，为了某些在自己之外的、比自身更大的、完全无私的、非个人化的事业而将自己献身于某个祭坛上。
我认为命运或天意的概念可以让我们的研究继续下去。这是一种用不恰当的语言来表达当一个人倾听自我实现的人（和其他一些人）谈论他们的工作或任务时的感觉的一种方式。倾听者会觉得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此外，还会觉得从事这份工作是他的天性，这份工作完全适合他，他也能完全胜任这份工作，甚至可以说他正是为这项工作而生。倾听者很容易感觉到某种预先建立的和谐，或者也可以说，这种完美比配就和完美的爱情或友谊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似乎属于彼此，能为彼此着想。在最完美的情况下，这个人和他的工作就像一把钥匙和一把锁一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或者可能像一个歌唱的曲调和伴奏的音符一样产生共鸣。
这些概念对女性也完全适用。我至少有一个女性受试者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做母亲、妻子、家庭主妇和女性家长的任务中。她的天职是抚养她的孩子，使她的丈夫幸福，并在亲戚之间维系着人际关系网络。这件事她做得很好，而且我几乎看得出来，她很享受这件事。她全心全意地爱着自己的命运，据我所知，她从未渴望过其他任何事情，并在这个过程中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所有能力。其他的女性受试者则将家庭生活和工作进行了不同形式的组合，这可能使她们会产生某种奉献意识，她们为之做出奉献的事情既是受人喜爱的，又是重要和值得做的。我也忍不住认为对一些女性而言“生孩子”本身就是最充分的自我实现，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然而，我应该说，在谈到女性的自我实现时，我感到信心不足。
三
理想情况下，内在需求与外在需求是一致的。“我想”等同于“我必须”。
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我可以将相互影响的两方面决定因素（合成、融合或化学反应）区分开。这种相互作用是在二元性中产生的统一，这两方面的决定因素可以（而且有时确实会）单方面产生变化。其中一方面可以说是人的内心反应，例如，“我爱婴儿（绘画、研究或政治权力）胜过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我对它着迷……我无法抗拒地被吸引着……我必须。”我们可以称之为“内在需要”，它被认为是一种自我的着迷，而不是一种责任。它与“外在需要”不同，也是可分离的。“外在需要”更像是环境、形势、问题、外在世界对人的要求或需求，它迫使个人必须做出反应。就像火“需要”被熄灭、无助的婴儿要求一个人照顾他或者像一些明显的不公正要求纠正。在这里，一个人感到更多的是责任、义务或职责，无论他计划做什么或想做什么，他都会被迫进行回应。这里与其说是“想”，不如说是“必须、不得不、被迫。”
在理想的情况下，“我想”与“我必须”会不谋而合，幸运的是我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内在需要和外在需要能很好地匹配起来。观察者会被他所感知的强迫性、不可预测性、命中注定、必然性以及和谐的程度所震慑。此外，观察者（以及相关的人）不仅能感觉到“它必须是”，而且会感觉到“它应当是，它是理所当然的，它是合适的、恰当的和正确的。”我经常感觉到这种合二为一的模式有着类似于格式塔的特质。不过我不愿简单地称之为“目的”，因为这可能意味着它只出于意志、目的、决定或算计，而忽视了被抛弃、心甘情愿地投降或顺从于命运并同时愉快地拥抱命运的主观感受。理想情况下，一个人是能够发现自己的命运的；它不仅仅是已经被安排好、建造好或决定好的。它被认为是一个人在不知不觉中所等待的。也许更好的说法应该是“斯宾诺莎式的”或“道家式的”的选择、决定或目的——甚至是意志。
把这些感觉传达给那些不能直观、直接理解它们的人的最好方法是用“坠入爱河”作为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显然不同于履行职责，或者做明智或合乎逻辑的事情。至于“意愿”这个词，也只会被用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意义上。当两个人完全相爱时，每个人都知道吸引他人的感觉，知道被他人所吸引的感觉以及两者同时存在的感觉。
四
这种理想的情况产生了幸运感，也产生了矛盾心理和无价值的感觉。
这种模式也有助于传达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即他们的幸运感、运气感、感恩之心、对奇迹发生的敬畏感、对他们被选中的惊喜感，以及在恋人身上常见的融合了骄傲和谦逊、贯穿了对不幸者的怜悯与傲慢的特殊情感。
当然，好运和成功的可能性也会引发各种神经质的恐惧、无价值感、反价值感、乔纳综合征的发作，等等。在全心全意拥抱最高价值之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些对我们最高可能性的防御机制。
五
在这个层面上，工作和娱乐的二歧被超越了；工资、爱好、假期等必须在更高的层面上重新定义。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人是真正有意义的人，他就是他自己这个独一无二类型的唯一个体，他正在成为他自己或是实现他真正的自我。用一句抽象的话来表达的话，从最初的观察到最终的完美理想的推论应该是这样的：这个人是世界上最适合这份特殊工作的人，这份特殊的工作对于这个特殊的人和他的特殊才华、能力和品位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他是为这份工作而生的，这份工作是为他而存在的。
当然，一旦我们接受了这一观点，对这一观点有所感悟后，我们就进入了另一个讨论的范畴，即存在领域、超越领域的讨论。现在我们只能用存在的语言（或是神秘层面的交流等）说出有意义的沟通。很明显，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工作和娱乐之间普通的或传统的二歧化完全被他超越了。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人的工作和娱乐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他的工作就是他的娱乐，他的娱乐就是他的工作。如果一个人热爱并享受他的工作，胜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活动，并且急切地渴望去工作，在被任何干扰打断之后都急切地想重新开始它，那么，我们怎么能说“劳动”是指某人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的事情呢？
比如说，“职业”这个概念此时还有什么意义？人们常常注意到，在他们的假期中，也就是说在他们能完全自由地选择他们想做的事情，并且对任何人都没有外部义务时，他们总会愉快地、完全地投入到他们的“工作”中。再比如，“找点乐子”是什么意思？寻求娱乐？“娱乐”这个词现在又是什么意思？这样的人是怎么“休息”的呢？他的“职责”“责任”“义务”是什么？他的“爱好”是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金钱、工资或薪水又有什么意义呢？显然，对任何人来说，最美好的命运，就是为自己热爱的事情倾其所有。这正是我的许多（大多数？）受试者的情况。当然，钱仍然是受欢迎的，一定数量的钱也是必要的。但钱肯定不是最终目标，也不是目的（对于在富裕的社会中生活的幸运的人来说）。这种人得到的薪水只是他“工资”的一小部分。自我实现的工作或存在性工作（在存在层面上的工作）往往本身就附带有内在奖励，此时钱或报酬就变成了工作的副产品和附加物。当然，这与大多数人的情况大相径庭，他们为了钱而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然后用钱来得到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钱在存在领域中的作用肯定不同于钱在缺陷领域和基本需要领域中的作用。
如果我指出这些问题已经在猴子和类人猿身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我的观点将会得到进一步阐明，即：这些都是科学问题，可以用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当然，最明显的例子是关于猴子好奇心的丰富研究文献，和人类对真理的向往和满足的其他先驱研究。但在原则上，研究猴子、类人猿或其他动物的审美选择也都是很容易的，无论样本是否处于恐惧状态，样本是否健康，选择的条件是好还是坏。其他存在价值的研究也是如此，比如秩序、团结、正义、合法、完善；对于动物、儿童等研究对象也可以进行类似的研究。
当然，“最高”的意思也是最虚弱、最可牺牲、最不急迫、最不自觉、最容易压抑。基本需要是最重要的，可以说是排在队伍的首位，是生活本身、身体健康和生存所必需的。然而，超越性动机确实存在于自然界和普通人中。这一理论不需要超自然的干预，也不需要任意发明存在性价值，它们既不是先验的，也不是逻辑的产物或意志行为的结果。任何愿意并能够重复这些操作的人都可以揭示或发现它们。也就是说，这些命题是可验证或可证伪的，并且是可重复的。它们可以持续不断地运行下去。许多类似的命题都是公开的、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调查人员都可以同时察觉到它们。
那么，如果更高的价值生活对科学调查开放，并且显然属于（人本主义定义的）科学的管辖范围，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肯定这一领域取得进展的可能性。对更高价值生活的认识的进步不仅会使更多的理解成为可能，而且还会为自我改进、人类改善和所有社会制度改进开辟新的可能性。当然，我们不必因为“同情策略”或“精神技术”的想法而感到恐惧：显然，它们与我们现在所知的“低级”策略和技术在性质上有极大的不同。
六
这些热爱职业的人倾向于认同、融入他们的“工作”，并使之成为自我的决定性特征，成为自我的一部分。
如果有人向一个自我实现、热爱工作的人提问：“你是谁？”或者“你是做什么的？”他通常倾向于用他的“职业”来回答，例如：“我是律师”“我是一个母亲”“我是精神科医生”“我是艺术家”等等。他把自己的职业和他的身份、他的自我等同起来，这往往也是他整个人的标签，即，工作成为人的决定性特征。
或者，如果有人问他：“假设你不是科学家（或教师、飞行员），那么你会是什么？”或者：“假设你不是心理学家，那会怎么样呢？”我的印象是，他的反应往往会是满脸困惑、皱眉沉思、猝不及防，不知如何应答。也许，他会感到好笑，把这当成是句玩笑。实际上，他的潜台词是：“如果我不是母亲（人类学家、实业家），那么我就不是自己了。我会变成另一个人。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变成另一个人。”这就像是在回答“假设你是女人而不是男人”这个同样令人困惑的问题。
这里得出的一个初步的结论是：自我实现者往往认同并把自身融入自己喜爱的职业，使其成为个人的决定性特征，使其与他们的存在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我没有向较低成就感的人问这类问题的经历。我的印象是，上述结论不适用于将工作外在化的人，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工作或职业是功能自主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只是一个律师，而不是能随时与律师这个角色分开的人）。
七
我们可以将他们全力以赴去完成的工作解释为内在价值的体现或化身（而不是作为实现工作之外目的的手段，也不是功能自主的）。这些工作受到热爱（向内投射），因为它们具象化了这些价值。也就是说，最终被喜爱的是价值，而不是工作本身。
如果你问这些人为什么喜欢他们的工作（或者，更具体地说，那些让他们在工作中获得更高满意度的时刻和那些使所有必需完成的烦琐事务变得有价值和可以接受的奖赏，就是高峰时刻或高峰体验），你会得到许多具体而又特别的答案，如表23.1所列和总结的类型。
当然，除此之外，人们还能得到许多这种类型的“最终答案”——“我只是爱我的孩子，仅此而已。我为什么爱他？因为我就是爱他。”或者“我只是从提高工厂效率中得到很大的乐趣。为什么？因为我能从中得到很大的快感。”高峰体验、内在快乐、有价值的成就，无论其程度如何，都不需要进一步的论证或验证。它们是内在的激励因素。
我们有可能把这些奖励的时刻分类，并把它们归纳成少数种类。当我试图这样做的时候，我很快就明白，最好的和最“自然”的分类大部分或全部是终极的、不可简化的抽象“价值”，如真理、美丽、新奇、独特、公正、简介、单纯、善良、整洁、效率、爱、诚实、纯真、进步、有序、优雅、成长、清洁、真实、宁静、平和等。
对这些人来说，这个职业似乎不是功能自主的，而是终极价值的载体、工具或化身。例如，对他们来说，法律相关职业是达到正义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也许我可以用这种方式表达我对细微差别的感受：对一个人来说，对法律的热爱是因为它代表正义。而另一个人，纯粹的价值中立的技术专家，可能认为它是一套本质上可爱的规则、判例、程序，而不管它们的目的或产品用途。如果他喜爱汽车，可以说他是爱汽车本身而不考虑它的用途，就像一个人爱一个游戏时并不会考虑它有什么意义。
我必须学会将几种与“事业”、行业或职业的认同区分开来。职业可以是一种隐藏和压抑目的的手段，就像是将它本身当成目的。或者，更好的说法是，它可以由缺陷需求甚至神经质的需求进行驱动，这和超越性需要的驱动一样。在任何模式中，它可以被所有的或某些形式的需求和超越性需要进行驱动，做出多重决定或过度决定。人们不能从简单的声明“我是一名律师，我热爱我的工作”中得出太多结论。
关于“事业”的几种认同，我强烈的印象是，越接近自我实现，越接近完整的人性，我就越有可能发现他的“工作”是超越性需要驱动的，而不是基本需要驱动的。对于发展程度更高的人来说，“法律”更像是一种寻求正义、真理、善良等的方式，而不是经济保障、钦佩、地位、威望、优势、男子气概等等。当我问：“你最喜欢你工作的哪个方面”“什么给了你最大的快乐”“你什么时候能从工作中得到乐趣”等问题时，这些人更倾向于从内在价值的、超个人的、超越自私的、利他的满足感来回答，例如，看到正义得到伸张，工作做得更完美，宣扬真理，惩恶扬善，等等。
表23.1 自我实现的人通过他们的工作和其他方式获得的激励和满足（在满足基本的“需求”之外）
八
这些内在价值与存在价值有很大的重叠，也许它们是相同的。
虽然我的“数据”（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它们的话），肯定不足以保证我在这里的准确性，但我一直在假设我已经发表的存在价值分类和上面列出的最终或内在价值分类非常接近，因此它会有很大利用价值。显然，这两个列表的内容有相当大的重叠，它们可能还会趋近完全相同。我觉得使用我对存在价值的描述是可取的，不仅因为我在理论上可以找出合理的依据，而且因为它们在操作上有很多不同的定义方式。换言之，由于通过许多不同的调查路径都能发现它们，人们不禁怀疑这些不同的路径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共同之处。例如，教育、艺术、宗教、心理治疗、高峰体验、科学、数学等。如果结果确实如此，我们也许可以添加另一条道路通往终极价值的道路，即“事业”、“使命”、“天职”，也就是自我实现者的“工作”。（在这里谈论存在价值理论上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自我实现的人和拥有完满人性的人给我留下了强烈印象，他们无论是在工作之中还是工作之中，都能表现出对这些同样价值的热爱和满足。
换句话说，那些对自己的基本需要感到满意的人，现在已经被存在价值，或者至少被“最终的”终极价值所驱动，或多或少的形成“超越性动机”；这些终极价值会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出现。
另一种说法是：自我实现的人不是主要受初级动机所驱动的（例如，受基本需要驱动）；他们主要受超越性动机驱动（也即受到超越性需要——存在价值的驱动）。
九
这种内省意味着自我已经扩大到包括世界的各个方面，因此自我和非自我（外在的与内在的）之间的区别已经被超越。
因此，这些存在价值或超越性动机不再仅仅是心灵内部的或身体上的。它们既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内在的超越性需要与外在的全部需求，都会彼此刺激和回应。它们开始变得难以区分，也就是走向融合。
这意味着自我和非自我的区别已经被打破（或被超越）。现在，世界和个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因为个人把世界的一部分纳入自身，并由此定义了自己。我们可以说，他变成了一个扩大的自我。如果现在正义、真理或法律对他来说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他通过它们来认同自我，那么它们又在哪里？在他的身体内部还是身体之外？此时这种区别几乎已经没意义了，因为他的自我不再以皮肤为边界。现在内在的光似乎和外在的光没有什么不同。
当然，单纯的自私在这里被超越了，必须在更高的层次上被定义。例如，我们知道，对于一个人来说，把食物让给他孩子吃而不是自己吃掉有时更能使他获得快乐（这是自私？还是无私？）。他的自我已经扩大到可以包容他的孩子，伤害他的孩子，你就是伤害了他。很明显，自我不再能与从心脏沿着血管供血的生物实体相等同。心理上的自我显然可以比他自己的身体更大。
正如至爱之人可以被融入自我，成为自我的决定性特征，至爱的事业和价值观同样可以被融入一个人的自我。例如，许多人都热衷于阻止战争，消灭种族不平等、贫民窟或贫困等，以至于他们非常愿意为之作出巨大的牺牲，甚至甘冒生命危险。很明显，他们并不是只为自己的生物体伸张正义。一些非个人的东西现在变得比身体更重要了。他们将正义（每个人的正义、原则性的正义）作为普遍价值。对存在价值的攻击也是对任何将这些价值融入自身的人的攻击。这样的攻击变成了对个人的侮辱。
将一个人的最高自我与外在世界的最高价值相融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是与非自我的融合。但这不仅仅适用于自然界，其他人类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这样一个人自我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和其他自我实现的人的自我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一样的。这是自我的重叠。
价值观融入自我还有其他重要的后果。例如，你可以爱世界上的正义和真理，也可以爱其他人的正义和真理。当你的朋友走向真理和正义时，你会变得更快乐；当他们远离真理和正义时，你会变得更悲伤。这很容易理解。但是假设你看到自己成功地走向真理、正义、美丽和美德时呢？当然，你可能会发现，以一种我们西方文化中没有的、独特的对自己的超然和客观态度，你会热爱自己，欣赏自己，就像弗洛姆所描述的那种健康的自爱那样。你可以尊重自己，赞美自己，温柔地照顾自己，奖励自己，感觉自己是善良、可爱、值得尊敬的。因此，一个有伟大天赋的人同样也可以保护自己的天赋和他自己，就好像他是某种既是他自己的一部分，又不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东西的载体。也可以说，他可能成为自己的守护者。
十
成长程度较低的人似乎更经常地利用他们的工作来满足较低的基本需要或神经质的需求，工作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出于习惯的，或是对文化期望的反应，等等。然而，这可能只是在程度上的差异。也许所有的人类都（潜在地）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超越性动机的驱动。
这些人虽然正在为法律、家庭、科学、精神病学、教学或艺术（即某种传统的工作类别）而工作着，受它们驱动并忠于它们，但他们似乎也会受到内在或终极价值（终极的事实或现实的各个方面）的驱动，而职业只是这些价值的载体。这是我通过观察他们和采访他们产生的印象，例如，问他们为什么喜欢行医，或者在管理一个家庭、主持一个会议、生一个孩子或写作时，哪个时刻他们最有收获，他们可能会意味深长地说是在为真、善、美、为法律和秩序、为正义、为完美工作。如果我把数百份具体或详细的，用于说明他们什么令他们感到渴望、什么令他们感到满足、什么令他们感到有价值，什么令他们每天不断地工作，以及为什么他们要工作的报告归结为十几个内在的价值（或存在的价值）的话，我就能得到以上意味深长的答案。（当然，这都是较低层次价值之外的价值。）
我没有刻意用一个特别的对照组（也就是不追求自我实现的人）进行研究。我可以说大多数人类都可以作为对照组，事实也必然是如此。我在普通人、不成熟的人、神经质和濒临患病的人、精神病患者等的工作态度方面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毫无疑问，他们的工作态度围绕着金钱、基本需要的满足（而不是存在价值的实现），纯粹是习惯的，受刺激因素、神经质的需求、习俗和惰性（一种不加思考的浑浑噩噩的生活）的约束，只做别人期望或要求的事情。然而，这种直观的常识或自然主义的结论肯定很容易受到更仔细、更有控制和预先设计的研究的影响，这些研究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
我的强烈印象是，我选择的作为研究样本的自我实现者和其他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我相信我所研究过的每一个自我实现的主体或多或少都符合我的描述，但似乎也有一部分其他不太健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因为存在价值而被超越性动机所驱动，特别是有特殊才能的人和处于特别幸运境遇中的人。也许所有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被超越性动机所驱动。
传统的职业或工作类别可能会成为许多其他类型动机的实现渠道，纯粹的习惯、惯例或功能自主更是如此。它们可能会满足或徒劳地寻求满足任何或全部的基本需要，以及各种神经质的需求。它们可能是“发泄”或“防御”行为的渠道，也可能是获得真正满足的渠道。
我的猜测得到了我的“经验性”印象和一般心理动力学理论的支持。我猜想，我们终会发现最真实和最有用的说法：所有这些不同的习惯、决定因素、动机和超越性动机都在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模式同时起作用，这种模式比其他模式更倾向于以一种动机或决定因素为核心。这就是说，我们所知道的最高度成长的人受超越性动机驱动的程度会更高，受基本需要动机驱动的程度则低于普通人或弱势群体。
我还猜想，“困惑”的程度也与此相关。我已经报告过，我研究的自我实现主体似乎相当容易和果断地“辨别是非”。这与当前普遍存在的价值混淆形成鲜明对比。除了价值混淆，还存在着一种奇特的黑白颠倒，以及对好人（或试图成为好人）或优越、卓越、美丽、才华等的强烈憎恨。
“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令我厌烦。他们似乎都很不真实；这些天在我看来真实的人反而是：妓女、小偷、瘾君子等。”（摘自对纳尔逊·艾格伦的访谈）
我将这种憎恨称为“反价值”，也可简称为尼采式的怨恨。
十一
人或人性的完满必须包括作为人性一部分的内在价值。
如果我们试图对真实的自我、自我身份认同或真实的人做最深层的、最真实的、最基于本质的定义，我们会发现，为了尽可能全面，我们不仅必须将这个人的体质和气质涵盖进来，还要涵盖解剖学、生理学、神经学和内分泌学特征，涵盖他的能力、生物特征，涵盖基本的本能需要，涵盖存在价值——也就是他的存在价值（这应该被理解为对萨特式的武断存在主义的断然拒绝，在这种存在主义中，自我是由命令创造的）。这些存在价值同样是他的“本性”、定义或本质的一部分，与他的“低级”需要一样，至少在我研究的自我实现的主体中是这样的。存在价值必须包含在“人”，完满人性或“一个人”的任何最终定义中。的确，存在价值在大多数人身上并没有完全显现或实现（变得真实和功能性地存在）。然而，就我目前所见，任何一个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没有被排除在这种潜力之外。（当然，可以想象，我们将来可能会发现新的数据来反驳这个假设。此外，严格意义上的语义和理论建设的考虑最终也会得到涉及，例如，对于意志薄弱的人，我们如何赋予“自我实现”这个概念以意义？）但无论如何，我认为至少对某些人来说是这样是正确的。
对一个全面发展的自我或个人给予完全包容的定义，应包括这种通过超越性动机驱动的价值体系。
十二
这些内在价值是类本能的。也就是说，他们需要①避免疾病和②实现最完满的人性或成长。由于内在价值（超越性需要）丧失而导致的“疾病”，我们可以称之为超越性疾病。因此，“最高”价值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和最高愿望，也是科学研究的明确主题。它们也存在于自然世界。
现在我想提出另一个论点，它也来自对我的研究对象和一般人群之间的对比观察（非系统的和无计划的）。这个论点就是：我认为基本需要可以被称为是类本能的或生物学上的必要因素。这么说的理由有很多，但主要是因为人需要满足基本需要来避免疾病和人性的削弱，并且，积极地说，这是为了向前成长以走向自我实现或完全的人性。我有个强烈的印象：自我实现的人的超越性动机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我看来，它们也是生物的必需品，以便①避免“疾病”（消极目的）和②实现完满的人性（积极目的）。因为这些超越性动机是存在的内在价值，无论是单独的还是组合的，都意味着存在价值是类本能的。
这些“疾病”（存在价值、超越需求或存在事实被剥夺而导致的）是新发现的，除了无意中、通过暗示或如弗兰克尔那样，以一种非常普遍和泛泛的方式谈到外，它还从没有被作为一种病症描述过，也没有被梳理成可研究的形式。总的来说，几个世纪以来，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一直在精神或宗教标题的范畴下讨论这些问题，而不是由医生、科学家或心理学家在精神病学、心理学或生物学的“疾病”、发育不良或萎缩症的范畴下。在某种程度上，它也与社会和政治动乱、“社会病态”等有一些重叠（表23.2）。
我将这些“疾病”（或者更好地称为人性的萎缩）称为“超越性病症”，并将它们定义为剥夺存在价值产生的后果，无论是一般的还是特定的存在价值（见表23.2和表23.3）。从我以前的描述和对各种存在价值编目进行推断，通过各种操作有可能总结出一种周期表（表23.3），其中可能列出尚未发现的疾病，以供将来的参考。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发现和描述，我的印象和假设就将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证实。（我通过电视领域，尤其是电视广告领域收集了各种类型的超越性病理学的丰富资料，用以研究所有内在价值的庸俗化或毁灭，当然，也有许多其他数据来源可供收集。）
表23.3中的第三列是一个具有试探性的尝试，不应该对其太认真，并将其当做指向未来的提示。这些特定的超越性病理学似乎与一般超越性病理学的背景相反。我详细讨论过的唯一具体的超越性病理学是第一种（《存在心理学》第五章），或许这本书可以激励到其他描述超越性病症的工作。我猜想阅读宗教病理学的文献，特别是在神秘主义的传统文献，会带给我们以启发。我猜想，在“时髦”的艺术领域、社会病理学领域、同性恋亚文化领域和反对存在主义的文献中，也能找到线索。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精神疾病、存在真空、神秘主义的“枯燥”和“死板”、二歧、言语化、被一般语义学家解剖的过度抽象、艺术家与之抗争的庸俗化、社会精神病学家谈论的机械化、机械化生活和去人格化、异化、身份认同丧失、额外惩罚性、牢骚、抱怨、无助感、自杀倾向、荣格谈到的宗教病理、弗兰克尔的精神障碍及精神分析学家的性格障碍——这些和许多其他的价值紊乱无疑是相关的信息来源。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同意这种紊乱、疾病、病态或萎缩（来自对超越性需要满足的剥夺）确实是对完满人性或人类潜力的削弱，并且如果我们同意存在价值的满足或实现能增强或实现人类的潜力，那么显然在对基本需要的讨论的话语领域中，这些内在的和最终的价值可以被视为类本能的需求。这些超越性需要，虽然具有某些区别于基本需要的特殊特征，但仍处于相同的讨论和研究领域，例如对维生素C或钙的需求。它们属于广义的科学范畴，当然不是神学家、哲学家或艺术家的专有领域。精神或价值生活属于自然领域，而不属于一个不同的、对立的领域。它容易被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纳入研究，不过随着神经病学、内分泌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等学科发展出合适的方法，它最终也会成为这些学科的一个问题。
表23.2 一般的超越性病症
表23.3 存在价值与特定的超越性病症
十三
富裕而放纵的年轻人的超越性病症部分来自对内在价值的剥夺，来自对社会幻灭的失望和“理想主义”的挫败。他们（错误地）认为动机只能出自于较低的、动物的或物质的需求。
这种超越性病症理论产生了以下易于检验的命题：我认为富人（已经满足了较低的需求）的社会病症很大程度上是内在价值缺乏的结果。换句话说：富裕的、享有特权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许多不良行为，都是由于年轻人中常见的“理想主义”受挫所致。我的假设是，这种行为可能是对某种信仰的持续追求与对失望的愤怒的融合。（我有时会在特定的年轻人身上看到这种情况他对这种价值观的存在完全失望或绝望。）
当然，这种受挫的理想主义和偶尔的绝望部分是由愚蠢的有限动机理论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和普遍存在造成的。抛开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非理论——而是简单地拒绝看到问题，即一种精神分析的否认，理想主义的青年男女还能得到什么呢？
不仅整个十九世纪的官方科学和正统的学术心理学都没能给他们提供任何东西，而且大多数人赖以生存的主要动机理论也只能让他们走向沮丧或愤世嫉俗。弗洛伊德派，至少在他们的正式著作中（尽管不是在良好的治疗实践中），仍然在对所有更高的人类价值进行简化：人类最深和最真实的动机被认为是危险和肮脏的，而人类最高的价值和美德本质上是虚假的，不是看起来的那样，而是“深沉、黑暗、肮脏”的伪装版本。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基本上也同样令人失望。总体的文化决定论仍然是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官方正统学说。这一学说不仅否认内在的高级动机，而且有时甚至危险地接近于否认“人性”本身。不仅西方的经济学家会在本质上崇尚功利主义，东方的经济学家也是如此。对于经济学这门“科学”，我们必须严厉地说，它通常是对一种完全错误的人类需求和价值理论的熟练的、精确的技术应用，这种理论只承认低级需求或物质需求的存在。
这种环境下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不失望和幻想破灭呢？不仅是理论家，还有父母和老师的传统智慧，以及广告商坚定不移的灰色谎言，都在告诉他们：得到了所有物质和动物性的满足，就得到了快乐；然而这些需求的满足并没有让他们像预料之中的那么快乐，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那么“永恒的真理”呢？终极真理呢？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同意把它们交给教会和教条化、制度化、常规化的宗教组织。但这也是对高尚人性的否定！它实际上是在说，正在寻找某样东西的年轻人肯定不会在人性中找到它。他必须在一个非人类、非自然的事物中寻找终极目标，这个事物现在肯定已经被许多聪明的年轻人所不信任或完全拒绝。
这种过度消费的最终结果是，物质价值越来越成为主导。结果，人类对精神价值的渴求一直没有得到满足。因此，文明已经到了近乎灾难的地步。（E.F.舒马赫）
我一直关注年轻人的“理想主义的挫败”，因为我认为这是当今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但是，我认为任何人身上所有的超越性病症也都源于“理想主义的挫败。”
十四
这种价值匮乏和价值饥饿既来自外部剥夺，也来自我们内心的矛盾和反价值。
我们不仅被动地被环境剥夺了价值而进入超越性病症状态，还对最高价值感到惧怕——无论是我们自己内部还是我们外部的最高价值。我们不仅被最高价值吸引，而且敬畏、震惊、战栗、恐惧。这就是说，我们往往是矛盾和冲突的。我们抵御存在价值，采用压抑、否认、消极反应，以及所有弗洛伊德式的防御机制都可用来对抗我们内心的最高价值，就像它们被动员起来对抗我们内心的最低价值观一样。我们往往是矛盾和冲突的。自卑、无价值感、对这些具有震撼力的价值观的极度恐惧感有时会使我们对最高价值唯恐避之不及。
合理的假设是，超越性病症将由自我剥夺和外部强加的剥夺引发。
十五
基本需要的层次优先于超越性需要。
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处于同一层次的整合中，即处于同一连续统中，处于同一话语领域中。他们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即“被需要”（必要的，对人有益），因为剥夺它们会导致“疾病”和萎缩，它们的“摄取”会促进成长，使人走向完满人性，走向更大的幸福和快乐，走向心理上的“成功”，走向更多的高峰体验，以及总体上更经常地生活在存在的水平上。也就是说，它们在生物学上都是被需要的，并且都促进了生物学上的成功。然而，它们也有不同的定义。生物学价值或成功往往被视为只是负面的，即简单的生命忍耐力、生存能力、避免疾病、个体及其后代的生存；而在此处，我们也暗示了生物学或进化成功的积极标准，不仅是生存价值，而且包括自我实现价值。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满足有助于产生“更好的物种”，即在支配等级中处于高位的生物。更强壮、更有优势、更成功的动物拥有更多的满足感、更好的领地、更多的后代……而较弱的动物在支配等级中地位较低，更容易被消耗，更容易被吃掉，更不容易繁殖，更容易挨饿……不仅如此，更好的物种也过着更充实的生活，有更多的满足感，更少感到沮丧、痛苦和恐惧。这里不牵涉到试图描述动物的愉悦（虽然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我们仍然可以合理地问，“一个印第安农民和一个美国农场主的生理生活和心理生活是否没有区别，即使他们都有后代？”
首先，很明显，基本需要的整个层次优先于超越性需要，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说，对基本需要来说，超越性需要是后期强势的（post potent）（不那么紧迫或要求更高，较弱）。我打算把这作为一个概括性的统计陈述，因为我发现在某些个人身上，特殊的天赋或独特的敏感性使真、善、美对这个人来说，比某些基本需要更重要、更紧迫。
其次，基本需要可以称为需求缺失，具有已经描述过的需求不足的各种特征，而超越性需要似乎更具有“增长动机”的特殊特征。
十六
超越性动机在彼此之间的效力是一样的。但在任何给定的个体中，它们可能而且经常根据特殊天赋和体质差异划分层次。
据我所知，超越性动机（或存在价值，存在事实）并不是按照优势等级排列的，但似乎所有的超越性动机都是有同等效力的。另一种说法（一种有助于其他目的有用的说法）则是，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优先顺序、等级或优势，而这要根据他自己的天赋、气质、技能、能力等来定。对一个人来说，美比真理更重要；但对他的兄弟来说，可能恰恰相反。发生两种情况的概率都是相等的。
十七
看起来好像任何内在的价值或存在价值都是由大多数或所有其他存在价值完全定义的。也许它们形成了某种形式的统一体，每个特定的存在价值只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一个整体。
我（不能确定）的印象是，任何存在价值都是由其他存在价值的总和完全而充分地定义的。也就是说，要完全而充分地定义真理，就必须定义它是美的、好的、完美的、公正的、简单的、有序的、合法的、鲜活的、全面的、统一的、超越二歧的、与生俱来的和可爱的。（“真理、全部的真理、只有真理”肯定是不合适的。）美，如果被完整地定义，就必须是真的、好的、完美的、鲜活的、简单的等等。就好像所有的存在价值都有某种统一性，每一个单独的价值都是这个整体的一个方面。
十八
价值生活（精神的、宗教的、哲学的、价值论的等）是人类生物学的一个方面，与“低级”动物生活处于同一连续统（而不是处于分离、二歧的或相互排斥的领域）。因此，它可能是全人类的、超文化的，尽管它必须通过文化来实现才能存在。
这就是说，所谓的精神生活或价值生活，或者“更高级”的生活，与身体或肉体的生活，即动物生活、物质生活、“低级”生活是同一连续统（是同一种类或者同一品质的事物）。也就是说精神生活是我们生物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生物生活的“最高级”部分，但仍然是它的一部分。
那么精神生活就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它是人性的一个决定性的特征，这就是说，精神生活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没有它，人性就不是完整的人性。它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是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是个人内在的一部分，是物种属性的一部分，是完整人性的一部分。只要纯粹的自我表达，或者纯粹的自发可以被实现，那么超越性需要也会被表达出来。“揭示”、道家式的、存在主义治疗、意义疗法或“本体论”的技术，应该揭示和强化超越性需要，就像基本需要一样。
深度诊断和治疗技术最终也应该发现同样的超越性需要，因为矛盾的是，我们的“最高本性”也是我们的“最深层本性”。价值生活和动物生活并不像大多数宗教和哲学假设的那样是两个独立的领域，也不像经典的非个人科学的假设那样。精神生活（沉思的、“宗教的”、哲学的或价值生活）都在人类思想的管辖范围内，原则上可以通过人类自己的努力来实现。尽管它已经被以物理学为模型的经典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抛弃了，但它可以被人本主义科学重新作为研究和技术的对象。也就是说，这样一门扩展的科学必须考虑到永恒的真理、终极真理、最终价值等等，是“真实的”和自然的，基于事实而不是基于愿望的，是人性化的而不是超人的，是需要研究的合理的科学问题。
当然，在实践中，这类问题更难以研究。低级生活优于高级生活。这意味着生活越高级，发生的可能性越小。有超越性动机的生活有更多的先决条件，不仅要满足之前各种层次的基本需要，而且在用到更多的“良好条件”后，更高的生活才有可能。也就是说，需要更好的环境，需要解决经济缺乏，需要有大量的自由选择以及那些让真实和有效的选择成为可能的条件，也需要协同的社会制度，等等。总而言之，我们必须小心地暗示，高级生活在原则上是有可能的，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它会有很大可能或者很容易尽快实现。
让我也做出一个明确的暗示：超越性动机是全人类的，因此，也是超文化的，是人类共同的，不是文化随意创造的。因为在这一点上，误解注定会发生。让我们这么说吧：超越性需要在我看来是类本能的，也即明显遗传的，是全人类共有的。但是它们只是潜力，而不是现实。文化是它们能够实现所必须的条件，但只有文化还不足以使其获得实现。实际上，这是大多数已知文化实际上在做的，而且在整个历史中都这样做。因此这里隐含着一种可以从文化外部和文化之上批评任何文化的超文化因素，也就是说，根据它促进或抑制自我实现、完满人性和超越性动机的程度来看，文化可以与人的生物本质协同，也可以与人的生物本质对立；文化和生物学原则上不是对立的。
因此，我们能否说，每个人都渴望更高的生活，精神生活和存在价值呢？在这里，我们完全陷入了语言的混乱。当然，我们可以在原则上说，这种渴望必须被认为是每个新生儿的一种潜力，直到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也就是说，我们最好的猜测是，这种潜力，如果它失去了，那就一定是在出生后才失去的。在当今社会的现实中，可以打赌说大多数婴儿永远不会实现这一潜力，永远不会在贫穷、剥削、偏见等的抑制下上升到最高水平的动机。实际上，当今世界的机会非常不平等。对于成年人来说，明智的说法是，他们每个人的际遇都是不同的，这取决于他们生活的方式和地点，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他们心理病症的程度和种类，等等。然而，对于任何活着的人来说，完全地、在原则上放弃超越性生活的可能性也是不明智的（从社会策略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别的原因的话）。毕竟，这种“不治之症”在精神病学和自我实现的意义上是可能被“治愈”的，例如，被锡南浓所治愈的人。可以肯定地说，为了下一代放弃我们绝不应该放弃这种可能性。
所谓精神的（或者超越性的、价值的）生活显然植根于人类的生物学本质。它是一种“更高级”的动物性，其前提是健康的“低级”的动物性。它们是层次上得到整合的（而不是互斥的）。但是，这种更高的、精神的“动物性”如此软弱和胆小，容易迷失，很容易被更强的文化力量碾碎。只有在赞同人性的文化中，它才能广泛地实现，并积极地实现它的全部成长。
正是这样，我们考虑提供了许多不必要的冲突或分歧可能的解决方案。例如，如果黑格尔的“精神”和马克思的“自然”实际上是在同一连续统上的层次整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那么这个层次整合的性质就会给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例如，低级需求（动物、自然、物质）在非常具体的、经验的、可操作的、有限的意义上对所谓的更高需求有优势，这些反过来又对超越性需要（精神、理想、价值）有优势。这也就是说，生活的“物质”条件在意义上优先于（高于，强于）崇高的理想，甚至优先于意识形态、哲学、宗教、文化等，而且在明确的、有限的方式上也是如此。然而，这种更高的理想和价值远不是较低价值的一种附带现象。他们似乎有着相同的生理和心理现实，尽管在强度、紧急性和优先级上不同。在任何等级制度中，就像神经系统中一样，或者按等级排序，更高和更低的同样是“真实的”，同样也是人类的。如果人们希望，人们当然可以从争取完整人性的角度看到历史，把它当成内在事物的展开。这即是德国教授式的理念，也即自上而下。或者人们同样可以在相辅相成的环境中找到最初的、基本的或者最终的原因，也即从下到上。（人们可以接受这样的说法：“利己主义是所有人性的基础。”从这个意义来说，利己主义是有优势的。但从充分描述人类动机的意义来说，这是不正确的。）对于不同的智力目的来说，它们都是有用的理论，而且都有指定的心理意义。我们不必争论“精神是否高于物质”，或者反过来。如果今天的俄罗斯人担心唯心主义和精神哲学的出现，那他们没必要担心。从我们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了解来看，一定数量的精神性是满足的唯物主义者非常有可能的产生结果。（对我来说，为什么富裕能让一些人获得成长，而另一些人却能在严格的“物质”层面上保持专注的问题是一个巨大的谜。）但同样可能的是，宗教主义者，如果想要维护精神价值，最好从食物、住所、道路等等开始，这些比布道更基本。
将低等动物的遗传与我们的“最高的”、最灵性的、最有价值的、“宗教的”（因此说，精神性也属于动物性，也即高级动物性）遗传相提并论，帮助我们超越许多其他的分歧。比如，魔鬼的呼唤、堕落、肉体、邪恶、自私、以自我为中心、追逐私利等等的声音，都与神圣、理想、善、永恒的多样性、我们的最高愿望分离且对立。有时候，神圣或者最好的东西被认为在人性当中。但是在更多时候，在人类历史上，善被认为外在于人性，在人性之上，是超自然的。
我模糊地认为，大多数宗教、哲学或者意识形态更可能接受邪恶或者最坏的东西是人类的固有本性。但即使我们“最坏”的冲动也常常被形象化为撒旦的声音，以及类似的声音。
此外，我们“最低”的动物本性也自动地被诽谤为“坏的”，尽管在原则上，它也很容易被认为是“好的”——而且在某些文化中曾经如此，现在也如此。也许这种对低等动物形态的诋毁部分是由于二歧法本身（二歧的病理研究和病理学鼓励二歧法，但在一个整体的世界里，它通常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超越性动机的概念应该为解决所有这些（大部分）模糊的二歧提供理论基础。
十九
快乐和满足可以按从低到高的等级排列。因此，享乐主义理论也可以被看作从低到高的排列，也即超越性的享乐主义。
存在性价值被视为超越性需要的满足，也是我们所知的最高的快乐或者幸福。我已经在其他地方提出过，意识到快乐是有等级的，这是必需且有利的，比如，从泡在热水中缓解疼痛的舒适，和好朋友在一起的快乐，美妙音乐带来的快乐，有孩子的幸福，体验最高爱情的狂喜，直到与存在性价值相融合。
这种等级体系是对享乐主义、自私、职责等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如果把最高的快乐包括在一般的快乐之中，这一点就非常真实了：大多数人也只追求快乐，也就是超越性的快乐。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超越性的享乐主义”，并且指出在这个级别中就没有快乐和责任的冲突，因为人类的最高义务当然是真理、正义、美，等等，还有物种能体验的最高的快乐。当然，在这个层次的讨论中，自私和无私之间的相互排斥也消失了。对我们有好处的也对其他人有好处，令人满意的也是值得称赞的，我们的欲望现在是可靠的、理性的、明智的。我们享受的对我们来说是好的，寻找我们自己的（最高的）善也是在寻找普遍的善，等等。
如果有人提到更低需求的享乐主义、更高需求的享乐主义以及超越性需要的享乐主义（这是从低到高排列的），这也意味着各种类型的享受主义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例如，我们的社会地位越高，同阶层的人口就越少，前提条件的数量就越多，社会环境就会越好，教育质量必然更好，等等。
二十
因为精神生活是类本能的，所有“主观生物学”的技术适用于对精神生活的教育。
精神生活（存在性价值、存在性事实、超越性需要，等等）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是类本能的，原则上它可以内省。它也有“冲动的声音”或“内在的信号”，虽然比基本需要弱，但可以被“听到”，因此它属于“主观生物学”的范畴。
原则上，所有的原则和练习都应帮助发展（或训练）我们的感官意识、我们的身体意识、我们对内在信号的敏感性（这些信号由我们的需求、能力、体质、性情，身体等发出）。所有这些也适用于我们内心的超越性需要，虽然不那么急迫，即适用于培养我们对美、法、真、完美等的追求。也许我们也可以发明一些类似“经验丰富”的术语来描述那些对自我的内在声音敏感的人，即使是超越性需要也能被他们有意识地内省和享受。
这种丰富的经验在原则上应该是“可教的”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恢复的，也许可以通过适当使用迷幻化学品，通过使用伊萨伦式的、非语言的方法，[30]通过冥想和沉思技巧，通过对高峰体验或存在性认知的进一步研究等来实现。
我不希望被认为我神化了内在的信号（内在的声音，“平静而微小的良知之声”等）。在我看来，经验知识确实是所有知识的开端，但绝不是所有知识的终点。它们是必要的，但还不够。即使是最聪明的人，内心的声音有时也会出错。无论如何，这些聪明的人通常会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用他们内心的命令来对抗外部现实。因此，对经验知识的经验进行检验和验证总是有必要的，因为有时内在的确定性，甚至对真正的神秘主义者来说，也是“魔鬼的声音”。允许一个人的个人良知超过其他所有知识和智慧的来源是不明智的，无论我们多么尊重内在经验。
二十一
但是，存在性价值看起来与存在性事实一样。现实最终是事实价值或者价值事实。
在最高层次的洞察（启迪、觉醒、洞察、存在性认知、神秘认知等）中，存在性价值也可以被称为存在性事实（或者最高的现实）。当人格、文化、洞察力、情感的释放（恐惧、抑制、防御）及互不干涉的发展都达到最高层次的和谐一致时，就有很好的理由来肯定独立于人类的现实在其自身（人类的独立性）的性质中能被清晰地看到，并使受观察者入侵的程度降低到最小。然后现实被描述为真实的、好的、完美的、集成的、鲜活的、合法的、美丽的，等等。也就是说，最准确、最适合报告所感知事物的描述现实的词汇，正是传统上被称为价值词汇的那种词汇。传统中对是（is）和应当（ought）的二歧是低生活水平的特征，在最高层次的生活中被超越，也就是事实与价值的融合。出于多个明显原因，那些同时具有描述性和规范性的词语可以被称为“融合词”在这种融合层面上的“对内在价值的爱”等同于“对终极实在的爱”。在此，对事实的忠诚意味着对事实的热爱。为客观或感性所做的最艰苦的努力，即尽可能地减少观察者的污染，以及他的恐惧、他的期望和自私地计算的污染。基于此，可以产生一种情感的、审美的和价值论的结果，这是我们最伟大、最透彻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精神发明家和领袖指出并接近的结果。
冥想终极价值变得和冥想世界的本质一样。寻求真（充分定义）可能和寻找美、秩序、合一、完美、正直（完全定义的）是一样的。然后，真理可以通过任何其他存在性价值来寻求。那么，科学就和艺术、宗教、哲学分不开了吗？一个关于实在本质的基本科学发现，也是一种精神或价值的肯定吗？
如果一切都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对待现实的态度，或许至少是我们瞥见的现实。当我们处于最佳状态时，当它处于它的最佳状态时，我们对它的体验再也不能仅仅是“冰冷的”、纯粹认知的、理性的、逻辑的、分离的、不参与的盲从。这一现实也将唤起一种温暖和情感的反应，对爱、奉献、忠诚的反应，甚至是高峰体验。在最好的情况下，现实不仅是真实的、合法的、有序的、集成的，等等；它也很好，很漂亮，很可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这提供了对伟大的宗教和哲学问题的暗示性的回答。比如，哲学的任务、宗教的追求、生命的意义，等等。这里提出的理论结构尝试性地提出一组假设，以检验和验证，或者可能无法验证。它是由不同层次的科学可靠性的“事实”组成的网络，包括临床及人格报告，还有纯粹的直觉和预感。或者换一种说法，我确信或打赌这个验证将会到来，在此之前，我相信它。但是，你（读者）不应该相信。即使它是对的，即使它很合理，你也应该犹豫不决。毕竟这是一系列可能是正确的猜测，但最好加以检验。
如果存在性价值被确定并成为一个人自身的决定性特征，这是否意味着现实、世界、宇宙因此被认定并成为自我的决定性特征？这样的陈述意味着什么？当然，这听起来像是古典神秘主义者与世界或神的融合。它也让我们想起了这一观点的各种东方版本。例如，个体的自我融入整个世界并迷失了。
我们是否可以将绝对价值的可能性提升到有意义的程度？是否至少在同样的意义上，实在本身也可以说是绝对的？如果这类事情被证明是有意义的，这仅仅是人道主义，还是超人类的？这一次，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些词所能表达的意义力的极限。我提到它们只是因为我希望大门敞开，维持问题未被回答，困难尚未解决的状态。显然这不是一个封闭系统。
二十二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而且人必须至少与自然有最低限度的同构（类似于它），以便在自然中生存。自然使他进化。因此，他与超越他的事物的交融不需要被定义为非自然的或者超自然的。它可以被看成“生物学”的体验。
赫舍尔声称“人的真正成就在于与超越他的事物交融”。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显然是正确的。但这种感觉需要解释清楚。
我们已经看到，人与他以外的现实之间并没有绝对的鸿沟。他能认同这个现实，把它融入他对自己的定义中，忠于它，就像忠于自己一样。然后他成为它的一部分，它也成为他的一部分。他和它重叠。
这样的说法架起了通向另一个话语领域的桥梁，即通向人类的生物进化理论的桥梁。人不仅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必须和自然同构。也就是说，他不能与非人类的自然完全矛盾。他不可能与它完全不同，否则他现在就不会存在。
他的生存能力证明了他至少能与自然相处，为自然所接受。他同意自然的要求，作为一个物种，至少在仍然可行的程度上已经向它们让步。大自然并没有处决他。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他足够精明地接受了自然规律。如果他敢违抗它们，就意味着死亡。他与自然友好相处。
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他必须与自然相似。当我们谈到他与自然的融合时，也许这就是我们的意思。也许大自然带给他的震撼是真实的（他把它当成真的、善的、美的，等等），有一天这种体验会被理解为一种自我认识或自我体验，一种作为自我和功能齐全的方式，一种就像在家里的方式，具有一种生物学上的真实性，一种“生物神秘主义”等。也许我们可以看到神秘的东西或高峰融合，不仅仅与最值得爱的事物交融，同时也与现实融合。因为他属于那里，是现实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成为家庭的一员：
……令我们越来越自信的一个点是，我们基本上与宇宙是一体的，而不是宇宙的陌生人。（加德纳·墨菲）
这种神秘体验或高峰体验的生物或进化版本——在这里可能与精神或宗教体验没有什么不同——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最终必须摆脱将“最高”视为“最低”或“最深”的反义词的过时用法。我们描述的“最高”经历，与人类所能想象到的终极的快乐融合，可以同时被看作我们终极的个人兽性和物种的最深刻体验，因为我们接受了深刻的生物本质，认为它与一般的自然是同构的。
这种经验主义，或者至少是自然主义的措辞，在我看来，也把“超越他的东西”定义为了如赫舍尔说的那样变得不那么必要或不那么有吸引力的非人类、非自然或超自然的东西。人与超越他的事物的交融可以被看作一种生物学的经验。虽然不能说宇宙爱人类，但至少可以说宇宙以一种无敌意的方式接受他，允许他忍耐，允许他成长，偶尔允许他获得巨大的快乐。
二十三
存在性价值和我们个人对这些价值的态度不一样，也不是我们对它们的情绪反应。这些价值在我们心中诱发了一种“需求感”，也使我们产生了一种“自愧感”。
存在性价值最好与我们人类对待这些存在性价值的态度有所区别，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区别——但这确实很难做到。这些对终极价值（或现实）的态度包括：爱、敬畏、崇拜、谦逊、尊敬、无价值、惊奇、惊讶、惊叹、提升、感激、恐惧、快乐等。这显然是一个人在目睹与自己不一样的事物时的情感认知反应，或者至少在词句上是可分离的。当然，一个人在高峰或神秘的体验中与世界融合得越多，他的内心反应就会越少，作为一个可分离实体的自我就会失去得越多。
我想，保持这种分离性的主要原因是强烈的高峰体验、启迪、孤寂、狂喜、神秘的融合并不经常发生。即使是反应最积极的人，也只有相当小部分时间是在如此特殊的时刻度过的。更多的时间是在相对平静、对深刻的启迪中揭露出的终极价值的沉思和享受中度过的（而不是与他们的高峰体验融合）。因此，讨论罗伊斯式的“忠诚于”终极价值、责任、职责和奉献是相当有用的。
此外，在此提出的理论不可能认为，对存在性价值的这些反应是武断或偶然的。从过去的经历中，有人认为这些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是必需的、值得的、需要的、合适的、恰当的，这是很自然的。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存在性价值被认为是值得的，它甚至要求爱、敬畏、奉献。一个完整的人大概会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反应。
目睹这些终极事实（或价值）往往使人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值得，意识到他的不足和缺点，意识到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人类物种的一员，他的终极存在的渺小、有限以及无能为力。
二十四
描述动机的词汇必须分层次，超越性动机（成长的动机）的特征描述必须与基本需要（缺失性需求）不同。
内在价值和我们对这些价值的态度之间的差异也产生了动机的层次性描述的词汇（通过词汇普遍的和内在的含义）。在其他地方，我提醒人们注意满足、快乐或者幸福的程度与需求和超越性需要的层次的对应。除此之外，我们必须记住，“满足”的概念本身已超越了超越性动机或成长动机，那里的满足是无止境的。幸福的概念也是如此，它也可以完全超越最高层次。然后，它很容易变成一种宇宙的悲伤、清醒或无感情的沉思。在最低的基本需要水平上，我们当然可以谈论被驱使和极度渴望、奋斗或需要，比如当缺氧或极度疼痛时。当我们在基本需要的层次上不断上升，欲望、意愿、偏好、选择、想要这样的词语变得更加合适。但是在最高层次上，也即超越性动机的层次上，从主观上讲，所有这些词都是不恰当的。渴望、致力于、志于、爱、崇拜、欣赏、敬拜、被吸引或者陶醉这样的字眼，更准确地描述了超越性动机的感觉。
除了这些感觉，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一项困难的任务，即找到能够表达感到舒适、职责、适用性、纯粹的正义的词，爱那些本质上值得爱的东西，它要求被爱，它需要甚至命令爱，它召唤爱，人们不得不爱它。
但所有这些词仍然假定了想要的人和他想要的东西之间的分离。当这种分离被超越，在那个想要的人和他想要的东西之间有了某种程度的同一性或融合时，我们该如何描述所发生的事情呢？或者在想要的人和他想要的东西之间，在某种意义上，谁想要他呢？
我们可以认为他超越了斯宾诺莎关于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二歧的超越。在超越性动机的层面上，一个人可以自由、愉快、全心全意地接受自己的决定因素。一个人选择和决定自己的命运，不是勉强，不是“自我排斥”，而是充满爱和热情。洞察力越强，这种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融合就越“自我—同质”。
二十五
存在性价值要求表现或“肯定”行为，还会诱导主观状态。
赫舍尔的观点无意是强调“肯定”的，他将其描述为“对自己需要或尊敬的事物表示尊敬或崇敬的行为……它的本质是唤起人们对生活的崇高或庄严的关注……肯定就是分享更大的快乐，参与一场永恒的戏剧”。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的价值不仅仅是重新享受和沉思，而且它们经常导致表达和行为上的反应，这当然比主观状态更容易调查。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应当感受”的另一个现象学意义。感到合适、适当、妥当，正在进行一项令人愉快的紧迫任务，肯定存在性价值，就好像我们欠他们的，是他们应得的，好像我们至少欠了他们这笔钱，好像这只是一笔钱而已。很自然地，我们应该保护他们、抚育他们、支持他们、与他们分享，以及肯定他们。
二十六
以下是一些教育和治疗上的有益见解，用以区分存在领域（或层次）和缺陷领域（或层次），以及讨论如何在这些层面上识别语言差异。
我发现区分存在领域（存在性领域）和缺陷领域（匮乏性领域）对我很有用。这两者的差别就像永恒和“实用”的差别。简单地说，这是一个战略和战术问题，生活得好，充分和选择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让它为我们决定，这是有帮助的。在匆忙的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忘记终极价值，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我们常常只是反应者，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是对刺激作出反应，对奖励和惩罚作出反应，对紧急情况作出反应，对痛苦和恐惧作出反应，对别人的需求作出反应，对肤浅作出反应。它需要一个特定的、有意识、特别的努力，至少一开始是这样，把注意力转向内在的事物和价值，比如，也许是在寻求真正的身体上的孤独，也许能让自己置身于美妙的音乐之中，置身于好人当中，在自然美景中，等等。只有经过练习，这些策略才会变得容易和无意识，这样一个人就可以生活在存在性领域甚至不需要希望或尝试，比如“统一的生活”“超越性的生活”“存在的生活”等。
我发现这些词在教育人们更加意识到存在的价值、存在的语言、存在的最终事实、存在的生活、统一的意识等方面也很有用。当然，这些词汇是笨拙的，但有时也会触动人们的感情。它们达成了它们的目的。它已证明规划研究工作在操作层面是有用的。
基于我偶然观察到的高度发达或成熟的个体（“超越性人物”？），我提出了一个亚假设：即使是第一次相遇，这样的个体也可以在我称之为存在性语言的最高水平上与他人进行非常快速的交流。在这一点上，我只会说，它说好像有存在性价值，它们真实而实在，而且很容易被一些人感知，但不被另一些人感知。与另外这些人的交流也是真实的，但是在重要性和意义上处于较低的和不成熟的水平。
此时此刻，我不知道如何检验这个假设，因为我发现有些人可以使用词汇，但没有真正理解。就像有些人可以口若悬河地谈论音乐或爱情，却没有真正体验过两者一样。
其他的感受更加模糊：用存在性语言进行轻松的交流会变得非常亲密，会感觉到两人共同的忠诚的生活，感觉到做同样的工作，感觉到“容易与人相处”，感觉到有血缘关系，也许感觉到作为共同奉献的同伴。
二十七
“内在良知”和“内在罪恶”终究都有生物上的根源。
在弗洛姆关于“人本主义的共识”的讨论和霍妮重新考虑弗洛伊德的“超我”的激励下，其他人本主义学者都声称，在超我之外还有一种“内在的良知”，以及“内在的罪恶”，这是背叛内在自我应得的惩罚。
我相信超越性动机理论的生物学根源可以进一步澄清和巩固这些概念。
霍妮和弗洛姆反对弗洛伊德本能论的具体内容，这也可能是由于他们过于欣然接受社会决定论，拒绝了任何版本的生物理论和“本能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通过本章的背景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
一个人的个人生物学无疑是“真实自我”的必要组成部分。成为自己，成为自然的或者自发的存在，变得真实，表达自己的身份，所有这些都是生物学上的陈述，因为它们暗示了一个人体质的、气质的、解剖的、神经的、激素的和类本能动机的本性。这种说法在弗洛伊德学派和新弗洛伊德学派中都有（更不用提罗杰斯学派、荣格学派、谢尔登学派、戈德斯坦学派等）。这是对弗洛伊德探索的东西的一种净化和修正，而且是必要的，但只是模糊地一瞥罢了。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准弗洛伊德”（echt-Freudian）或“超弗洛伊德”（epi-Freudian）的传统。我认为弗洛伊德试图用他的各种本能理论来表达类似的东西。我也相信这个说法是对霍妮关于真实自我概念的一种接受和改进。
如果我对内在自我的生物学解释得到证实，那么它也会支持神经性罪恶和内在罪恶的区别，内在罪恶来自去除一个人的本性的尝试，来自成为另一个人的尝试。
但是考虑到之前的情况，我们应该把内在价值或存在性价值纳入这个内在的自我中。从理论上讲，对真理、正义、美或其他存在性价值的背叛应该被认为催生了内在罪恶（超越性罪恶？），这种罪恶是应得的，在生物逻辑上是合理的。这和痛苦最终是一种幸福差不多，因为它告诉我们，我们做了对自己有害的事情。当我们背叛了存在性价值，我们就受到伤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受伤害。此外，这意味着重新解释“惩罚的需要”，它可以被积极地表述为一种愿望：通过赎罪，再次感到“干净”。
二十八
许多终极的宗教功能都是由这个理论结构来实现的。
从人类一直追求的永恒和绝对的观点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性价值也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它们本身如此，就其本身而言，不依靠人类的奇想来生存。它们被“认为”而不是“发明”。它们是超人类和跨个体的。它们存在于个体的生命之外。它们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完美。它们可以令人信服地满足人类对确定性的渴望。
但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它们也是人类。它们不只是他的，还是他自己。它们命令、崇拜、尊敬、庆祝、牺牲。它们值得为之而生，为之而死。沉思它们或者与它们融合会给人们带来人类所能带来的最大的快乐。
在这个背景下，不朽也具有相当明确的经验意义。因为融入了人的价值观，定义自我的特征，在人死后仍会继续存在。在某种真正的意义上，他的自我超越了死亡。
所以这也是其他有组织的宗教想要实现的功能。显然所有人，或者几乎所有人，在任何传统宗教中都曾描述过自己独特的宗教经历，用他们自己的说法，无论是有神论者还是非有神论者，东方或西方，都可以被吸收到这一理论结构中，并且可以用有经验意义的方式来表达，即以一种可检验的方式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