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听到开枪声，醒了，便从木板床上跳了下来；在慌乱之中某个人打开了单人牢房的门，也打开了他的房门。一个长着胡子的金发男子探进头来，挥动着一支手枪；此人对他说：“快点儿，赶紧跑吧，你自由了。”纳塔莱十分高兴，但又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记得当时赤裸着下身，只穿了件短袖薄线衣，他把腿伸进一条军装短裤里，这是他仅有的另外一件衣服，他嘴里咒骂着，因为他穿不进去。
那时候，拿着棍棒的那个人走了进来，此人身高两米；他长着一只斜视的眼睛，扇动着鼻孔，哼哼唧唧地说：“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哪里？”纳塔莱看见那人已经把棍棒举到了他的头顶上，朝着他落下来。这就好像是一群鸭子从他的脑海里飞起来；一道红色闪光在他的头骨中间灼烧。他倒在了一口棉絮的井里，对周围的世界失去了知觉。
从那些一开始就和他们意见一致的军人中走出一个，此人高声
地问道：“你做了什么？他是一个囚犯！”很快地，许多人都焦急不安地走到地上躺着的那个男人身边，他的头正在流血。那个拿着棍棒的人不明白：“我很清楚！他穿着法西斯分子的短裤！”
与此同时，必须得抓紧，援军黑衣人随时都有可能来到。要做的是拿起冲锋枪、子弹夹、炸弹，烧毁所有剩下的东西，尤其是文件；时不时地就有人走过来对人质们喊一嗓子：“我们要走了，你们准备好了吗？”然而，那些人都极度慌乱；将军穿着衬衫在单人牢房里转悠着。“我正在穿衣服。”他说。系着无政府主义者领带的药剂师在向神父征求建议；而女律师则准备就绪了。
另处，他们还必须监视他们俘虏的军人们，两个穿着灯笼裤的老男人，始终纠缠不休地谈着家庭和孩子，而那位军士则闭口不言地待在角落里，满脸暴突的黄色血管。
最后，将军开始说，他们是作为人质而待在那里，他们肯定很快就能获得自由，相反，如果跟这伙人走，就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了。女律师，三十岁上下，很丰满，她本想跟这伙人走，但是神父和药剂师与将军意见一致，于是大家都留了下来。
敲过夜间两点钟了，这时游击队员们，有人从这条街道上，有人从那条街道上，向着山区出发了，他们带着曾经帮助他们进入牢房的两名看守、从单人牢房里放出来的几个小伙子，还用冲锋枪从背后推搡着那三个法西斯俘虏。拿着棍棒的高个子用一条毛巾包扎了受伤者的脑袋，然后把他扛在肩上。
他们刚刚拐弯儿躲开了，就听见从城市的另外一边传过来枪声。这是疯子杰克，在广场的中间，向空中扫射，为的是引黑衣人跑到那里去救援，浪费他们的时间。
在营地里唯一的消毒剂就是硫胺软膏，是用来治疗腿上的皮疹的：填满纳塔莱脑袋上的那个窟窿，可能得使用一整管这种药膏。早晨，两个男人被打发去向一个疏散到农村的大夫索药。
消息传播开来，人们为夜里军营里的枪声而感到高兴；白天，游击队员们成功地弄到了许多物资，好往他的头骨上喷洒大量的消毒剂，并用纱布、橡皮膏和绷带给他做成穆斯林缠头巾。但是纳塔莱却闭着眼睛，张着嘴巴，仍然没有知觉，人们无法明白他是在呻吟呢，还是在打呼噜。后来，在头骨上始终如此疼痛难忍的那个位置周围，开始一点儿一点儿地形成了颜色、感觉，但每一次脑袋中都撕裂一下，眼前都会出现一群鸭子，于是他咬紧牙关，呻吟着。第二天，曾经做过厨师，做过护士，还做过掘墓人的波林，说出了一个好消息：“他正在好起来！他骂了人呢！”
在骂过人之后，他有了吃饭的愿望；他开始把几饭盒的浓肉汁菜汤倒进胃里，就好像把它们喝下去了一般，汤汁都流到了脚上。随后，他笑了，在那张幸福的、动物般的圆脸上，在绷带和橡皮膏之间，天晓得他嘴里嘟哝着什么。
“他讲的是什么语呀？”其他人望着他，问道，“他从什么地方来的？”
“你们问他吧。”狱友们以及前监视者们回答道。“嘿，老乡，你是什么地方的人？”纳塔莱半闭着眼睛思考着，但是后来他发出一声呻吟，又继续支离破碎地讲些令人弄不明白的句子了。
“他变成了傻子，”作为头头的金发男子问道，“还是说他先前
就是？”其他人都不太清楚。“打得肯定很厉害，”他们说，“如果从前不是的话，那现在他也变成了傻子。”
纳塔莱，长着那张像平锅底一般圆、平而黑的脸，在许多年之前，就周游世界了，人们称呼他为军人。关于他的家，他再也不知道什么了，因为他不会写信，也不会阅读。有些时候他们让他去休假，他却坐错了火车，最后去了都灵。在九月八日之后，他来到了托德（公司），继续到处转悠，半裸着身子、腰带上系着饭盒。后来人们把他关进了里面。突然之间，他们又来放了他，并在他的头部打了一棍子。对于他来说，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就如同他生活中发生的所有其他事情一样。
世界对于他来讲，就是黄色和绿色、噪音和吼叫、想吃饭和想睡觉的愿望的一个混杂。一个美好的世界，充满了美好的事物，尽管他什么都不明白，尽管试图弄明白，他会感到头骨中间的那种剧痛，会看到大脑里一群鸭子飞起，会被棍棒打在脑袋上。
金发男人他们是被派来参加城里的行动的；他们生活在郊区最靠近城镇的那片松树林子里，在一个全都是别墅的地区，中产阶级家庭在往昔的好日子里来这里度假。鉴于那个地区已经掌握在他们的手里，游击队员们便走出山洞和草棚，在那些领袖的某些别墅里安营扎寨，在床垫里面生出许多虱子，并在屉柜上架起了机枪。在别墅里有几只酒瓶子、一些贮备物品、几部留声机。金发男人是一个强硬的小伙子，对待敌人残酷无情，对待伙伴专横跋扈，但是当他能够做到的时候，他又尽量让他的人生活得好一些。他们搞了几场庆祝活动，来了一些姑娘。
纳塔莱在他们中间感到很高兴。他已经既不再贴橡皮膏，也不再缠绷带了；至于伤口，只在他粗硬竖立的头发中间留下了一大块淤青，以及一种在他看来不是源自他自己、而是源自身边所有事物的呆愣。伙伴们对他开各种各样的玩笑，他却不生气，只是用他那种无法理解的方言土语高声谩骂，他很满意。或者，他开始与某个人，甚至与金发男人干架：他总是挨打，然而他同样很高兴。
一天晚上，伙伴们决定和他开个玩笑：让他和姑娘们中的一个在一起，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选中了姑娘们之中的玛格丽塔，一个胖姑娘，软乎乎、肉嘟嘟，白白粉粉，她是猎物。他们开始作弄纳塔莱，让他怀疑玛格丽塔爱上他了。但是纳塔莱十分小心谨慎；他感到不自在。大家开始一起喝酒，她被安排在他的身边，为的是激动他。纳塔莱看见她向自己递送秋波，感到她的大腿在桌子底下压着自己的大腿，于是便越来越迷乱了。他们让他俩单独在一起，然后在门后偷瞧。他笑着，很迷乱。那个女的，则更大胆地去挑逗他。但突然，纳塔莱注意到她笑得很假；眨巴着眼睛。他忘记了所挨的棍棒，忘记了群鸭，忘记了淤青：他抓住了她，把她撂到了床上。他现在完全明白了；他知道了身子下面这个白白粉粉的、软乎乎的女人要的是什么，他明白了这不是一场游戏，他明白了为什么这不是一场游戏，而是一桩他们的、他的和她的事情，就如同吃饭和喝水一样的事情。
突然之间，那个女人已经放光的眼睛，变得冷酷而愤怒，她两条胳膊抵挡着他，从他下面挣扎出来，高声嚷道：“救命，他要上我。”其他人走了进来，狂笑着，吼叫着，往他身上泼凉水。于是，一切又都像从前一样了，那种痛一直侵入他头骨的最深处；玛格丽塔重新把衣服盖到胸脯上，发出勉强的笑声，玛格丽塔，她已经眼神发光，嘴唇湿润，却开始喊叫，召唤其他人，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而纳塔莱，看到身边所有的伙伴都向空中开枪，笑得在床上打滚，他像一个孩子一般放声大哭。
一天早上，德国人一下子全都醒了：他们是坐卡车到来的，一丛灌木挨一丛灌木地搜索整个地区。金发男人被枪声惊醒，逃跑不及，在草地中央被一阵扫射撂倒了。纳塔莱活了下来，他蹲在一丛灌木中，每听到子弹嗖嗖作响，他都把脑袋伏到地上去。金发男人死去之后，那伙人就溃散了：有人死了，有人被抓住了，有人叛变转到黑衣人那边了，有人躲过一次又一次搜寻，继续在这个地区游荡，还有人同军队一起去山上了。
纳塔莱是最后一种人。在山上生活十分艰苦：纳塔莱要像骡子一样地驮着东西，从一个山谷走到另一个山谷，要轮班值勤和做杂役；他好像又成了军人一样，比当军人还要糟百倍，也要好百倍。那些讥笑他、取笑他的伙伴们，就像讥笑他、取笑他的军人们一样，却也有些不同，要是头骨里没有那群鸭子拍打翅膀，他肯定能明白。
在他发现自己和德国人在一起的那个时刻，他终于弄懂了一切，在那个时刻，他身后的德国人登上了通向戈莱塔的宽阔公路，并用“火焰喷射器”扫射灌木丛。他躺在地上，开始一枪接一枪地射出子弹，他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他明白，那里的那些人就是因为他没有必要的证件而逮捕他的军人，是托德公司克扣他工时的监工，是让他打扫厕所的前哨部队的中尉，是所有这些人加在一起，但也是在他被征兵之前、让他锄地整整一个星期的主人，是在他去城里赶集时、在人行道上绊倒他的小伙子们，还是打了他一个反手耳光的父亲。他们也是玛格丽塔，玛格丽塔当时已经要与他一起，后来却转而反对他，但也不就是玛格丽塔，而是某种让玛格丽塔反对他的东西：这是一种比其他的更为困难的想法，但他在那个时刻明白了。后来，他想到为什么那里的人朝他开枪，朝他喊叫，又倒在他的射击之下。他明白了，他们是像他一样的人，被父亲打过反手耳光，被主人们安排去锄地，被中尉们讥笑，而现在这些人把愤怒发泄在他身上；他们把愤怒发泄在他这个毫不相干的人身上是疯了，为了这个他才开枪，但是假如所有这些人都跟他站在一起的话，他就不对他们，而是对其他人开枪，他也不很清楚是对什么人开枪，而玛格丽塔也就同他一起了。可是敌人如何变成这些人和其他那些人，好人和坏人，如同他一样的人和反对他的人；为什么他是在这里，在正确的一方，那些人在那里，在错误的一方；这些，纳塔莱就搞不明白了：这是一群鸭子；就是这样，而不是别样。
在只差短短几天战争就要结束的时候，英国人决定使用伞兵。游击队员向皮埃蒙特地区进发，在行军两天之后，夜晚在草地中间生起了火。英国人扔掉了一些有金钮扣的大衣，反正现在已经是春天了，还扔掉了几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非洲的意大利军人的枪支。游击队员们捡起了这些东西，并像许多黑人一样，开始在篝火的周围跳舞。纳塔莱在他们中间高兴地跳舞和喊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