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一辆火车在海滨设有保护栏的海岸上开走了，而在那辆火车上就有离开的我。因为我不愿意留在充满睡意和遍布菜园子的我的家乡，像坐在大桥的栏杆上的山里男孩子那样，来辨认外地汽车的牌照。我走了，故乡再见。
在世界上，除了我的家乡，还有其他的城市，有的在海边，其他的——不知道为什么都消失在平原的深处——在火车经过的道边，不知道这些火车是如何气喘吁吁地在村和村之间兜兜转转之后到达的。我时不时地下车到这些城市中的一座里，我总是带有一种缺乏经验的旅行者的神情，口袋里塞满报纸，而眼睛则受到沙尘的刺激。
夜间我躺在新床上，关掉电灯，听火车的声音，然后我想起我在家乡的房间，在深夜它十分遥远，看似不可能的是两个相距如此遥远的地方能在这同一时刻存在。我不十分清楚，睡着了。
早晨，在窗户外面，有许多可以探索的：如果是热那亚，那么就有往上往下的街道，有高处和低处的房子，有从一边刮向另一边的风；如果是都灵，那么从小阳台的栏杆探头望去，街道笔直、没有尽头，两排树木逐渐消失在远处白色的天空中；如果是米兰，房屋就在雾气腾腾的田野里背向着你。还应该有其他的城市以及其他的事物，有待去探索：有朝一日，我将会去那里看一下。
不过，在每一座城市里，房间永远是相同的，看样子好像“女房主们”刚刚知道我来到，就把房间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送了过去。大理石洗漱台上我的刮胡工具也好像是在我到来时被发现的，而不是我放上去的，它们带着必然性，不像是我的东西。我可以在一个房间里居住几年，以后在完全一样的其他房间里再住上几年，却无法感到它是我的，无法留下我的痕迹。这是因为手提箱永远是准备再次出发的，没有任何一座意大利的城市是好的，在任何城市里都找不到工作，在任何城市里即使找到工作也不能使人满意，因为永远都有另外一座城市，你希望有朝一日到那里去工作。这样一来，东西放在抽屉里的样子，永远像放在旅行包里，准备再次打包。
几天、几个星期过去了，一个姑娘开始来到房间。我或许可以说，总是同一个姑娘，因为开始时，姑娘们都是一样的，是陌生人，你通过一种既定的方式来和她们交流。你必须和这个姑娘度过一点儿时间并做许多事情，才能明白来龙去脉；于是便开始了大发现的环节，爱情真正的，也许还是唯一振奋人心的环节。然后又过去了一些时间，和这个姑娘又做了许多事情，你这才发现，其他的姑娘也是如此这般，我也是如此这般，我们大家都是如此这般，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好像被几千面镜子重复似的。再见，姑娘。
第一次一个女孩子来找我，我们姑且叫她玛丽亚米蕾拉，整个下午我做成的事都很少：我继续阅读一本书，后来我发现，我翻阅了二十页，但看到的字就像图像一般；我写字，但我只是在白纸上涂鸦，而所有的涂鸦成了一头大象的图案，我又给大象填色，最后它变成了一头猛犸。于是我为这头猛犸而发怒，我把它给撕毁了：可能每一次都是一头猛犸，宝贝。
我撕毁了猛犸，门铃响了：是玛丽亚米蕾拉。我在女房东从厕所的窗户栏杆探出头大声喊叫之前，跑着去开门，否则玛丽亚米蕾拉会给吓走。
女房东有一天将会被小偷们勒死：这是注定的，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她以为在小偷按响门铃时，不去开门，不从厕所的窗户栏杆问“是谁？”，就可以避免事情发生了，但这是一种徒劳的防范，印刷工已经排好了标题：“女房东阿黛莱德·布拉盖蒂被不明凶手勒死”，正等待着确认拼版呢。
玛丽亚米蕾拉正等在半明半暗处，戴着一顶饰有绒球的海员帽，嘴巴是心形的。我打开大门，她刚刚走进来，就已经准备好了一大通要讲的话，一篇随便什么内容的话，因为必须毫不间断地讲下去，与此同时，我领着她穿过黑暗的走廊，一直来到我的房间。
应该是一通很长的话，为的是不会困在我的房间里、不知道再说些什么。房间里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脏乱极了：金属床头，小书架上摆着不熟悉的书籍。
“玛丽亚米蕾拉，你来从窗户往外看看。”
窗外是一扇大窗，装着齐胸高的栏杆，但没有阳台，在两段楼梯上面，好像要登上去再登上去一样。外面，是一片微红色的瓦的海洋。我们凝视着周围一望无际的屋顶，低矮的大烟囱顶部不时喷出缕缕轻烟，屋檐上围着古怪的栏杆，没有任何人可以从那儿探出头去，破败的房屋顶上用矮墙圈出空地。我把一只手搭放在她的肩上，一只肿胀的手，我几乎感觉不到它是我的手，就仿佛我们是透过一层水在接触对方。
“你看够了吗？”
“够了。”
“下去。”
我们下去了，关上门。我们现在在水下，以模糊的感觉摸索着。猛犸在房间里游荡，人类古老的恐惧。
“说吧。”
我摘下她的海员帽，扔到了床上。
“不。反正我现在要走了。”
她把帽子重新戴在头上，我夺下来，扔到空中，飞了，现在我们互相追赶，咬着牙嬉闹，爱情，这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情，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又抓又咬的愿望，还有拳头打在肩膀上，然后再来一个极其疲倦的吻：爱情。
现在我们面对面地坐下来吸烟：香烟在我们的手指中间巨大无比，就像在水下拿着的物件，沉没的大锚。为什么我们不快乐呢？
“你怎么了？”玛丽亚米蕾拉问道。
“猛犸。”我说道。
“那是什么？”她问。
“一种象征。”我说。
“什么东西的？”她说。
“无法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说，“一种象征。”
“你看，”我说，“一天晚上，我和一个姑娘坐在一条河的岸上。”
“叫什么名字？”
“那条河叫波河，那个姑娘叫恩丽卡。怎么了？”
“没什么：我想知道你从前和谁在一起过。”
“好吧，我们坐在长着草的河岸上。那是秋天，是晚上，河岸已经黑了，从河面过来两个站着划桨的男人的暗影。城里亮起了灯，我们则坐在河的对岸，我们身上有着那种叫作爱情的东西，那种粗野的彼此发现和寻找，那种对彼此的品尝，你知道的，爱情。我满心忧郁和孤独，那天晚上在河岸上，还有他们的暗影，对新爱情的忧郁和孤独，对过去爱情的忧郁和怀念，对未来爱情的忧郁和绝望。唐璜，悲伤的英雄，古老的宣判，在他身上只有悲伤和孤独，别的什么都没有。”
“跟我也是这样吗？”玛丽亚米蕾拉说。
“现在，你讲几句话看看，你讲几句你所知道的看看？”
我开始愤怒地大声嚷嚷；有的时候，你讲话，你听到的就像回声，你会发疯。
“关于这些事情，你想让我说什么？你们男人，我弄不明白。”
是这样的：女人们听到的关于爱情的一切都是错的。她们听到
过各种事情，但都是错的。还有不准确的经验。但是，她们永远都相信听到的，而不相信经验。因此，她们的想法那么错误。
“我但愿，你看，我们姑娘们，”她说，“男人们：是我们做小女孩子时，阅读的东西，听说的东西。我们所知道的就是，那是比一切都更加重要的，是一切的目的。然后，你看，我注意到，永远也达不到那个，真正达到那个。它不是比一切都更加重要。我希望它并不存在，一点儿也不存在，但愿可以不考虑它。你总在期待它。或许应该成为母亲，以便明白一切的真正含义。或成为妓女。”
就是了：很棒。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秘密解释。只要说出你的秘密解释，她就不再是个陌生人了。我们蜷曲着躺在一起，就像两只大狗，或者两个河神一样。
“你看，”玛丽亚米蕾拉说，“也许我害怕你。可是我不知道躲藏到哪里去。地平线上是沙漠，有的只是你。你是大熊和洞穴。因此现在我蜷缩在你的怀抱里，以便让你保护我不害怕你。”
然而，对于女人们更容易。生命在她们的体内流淌，大河，在她们的体内，她们是延续者，确定的和神秘的大自然，在她们的体内。从前存在过“伟大的母系社会”，各族人的历史就仿佛植物的历史在流淌着。后来是雄蜂的骄傲：一次造反，这就是文明。我想到这个，但我并不相信。
“有一次，我与一个姑娘没有做成，在山里的草地上，”我说，“那座山叫比尼奥内，那个姑娘叫安杰拉·皮亚。我记得，是一个大草坪，在一片灌木丛中间，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只跳动的蟋蟀。蟋蟀的那种鸣叫，声音响极了，无处可躲。她不大明白为什么那时候我站起身说最后一趟缆车就要开走了。因为要乘缆车去山里：通过桥塔的时候，你感到自己内心一片空虚，她说：‘我觉得这就像是你吻我。’这个，我记得，让我很是宽慰。”
“你不应该跟我说这些事情，”玛丽亚米蕾拉说道，“再不会有大熊，也再不会有山洞了。在我周围，剩下的只有害怕了。”
“你看。玛丽亚米蕾拉，”我说道，“我们不应该把事情和思想分离。我们这一代人的诅咒是这样的：不能够做所想的事。或者，不能够想所做的事。举例说，许多年之前（我自己改了身份证，因为我还没到规定的年龄），我去妓院找一个女人。这家妓院在卡兰德拉大街十五号，那女人叫德尔娜。”
“什么？”
“德尔娜。那还是帝国时期，唯一的新鲜事是妓院里的女人们叫德尔娜、阿杜阿、哈拉尔、德西尔。”
“德西尔？”
“还有叫德西尔的，我想是的。你想让我从今以后叫你德西尔吗？”
“不。”
“好吧，回到那个时候，说说德尔娜。我那时候很年轻，而她又大毛又多。我逃跑了。我付了应该付的钱，逃走了：在楼梯上，我觉得所有的女人都探出头来，都在后头大笑。好吧，这没什么：可刚刚回到家里，那个女人就变成了一个想法，不再让我害怕了。我想要她，想得要死……这就是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想的事情是不同于事情本身的。
“这就是了，”玛丽亚米蕾拉说道，“我已经想到过所有可能的事情，我用思想体验过几百种生活。想过结婚，生育许多孩子，打胎，嫁一个有钱人，嫁一个穷苦人，成为一个奢华的女人，成为一名妓女，芭蕾舞演员，修女，卖炒栗子的小商贩，明星，众议员，红十字会女护士，女运动冠军。许多带有细节的生活。所有的生活结尾都很快乐。但是在真实的生活里，从来都没有过那些想过的事。这样一来，每一次幻想的时候，我都感到害怕，尽力不去想，因为如果我梦想一件事情的话，它就永远都不会发生。”
这是一个可爱的姑娘，玛丽亚米蕾拉。“可爱的姑娘”意味着她理解我所说的难懂的事，并且能马上让这些事变得容易。我很想给她一个吻，但后来我想，吻着她的时候，我会想是在吻她的思想，她会想是在被我的思想吻，所以我对她什么也没有做。
“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把事物恢复过来，玛丽亚米蕾拉，”我说，“同时思考又做事。不过，不是说我们应该不思考地做事。必须使思考的事物和事物本身之间不再存有差距。那样我们就幸福了。”
“为什么这样呢？”她向我问道。
“你看，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这样，”我说道，“我从孩童时开始就生活在一座大房子里，在高大的栏杆中间，就如同海上飞翔一般。我就在这些栏杆的后面度日，是个孤独的孩子，而每件事物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奇怪的象征，挂在枝头的一簇簇红枣之间的距离，仙人掌弯曲的手臂状的茎，林荫道上鹅卵石组成的奇特图案。还有大人们，他们置身于各种事物之中，与真正的事物打交道。我所要做的只是发现新的象征，新的意义。我整个一生都是这样，我现在仍然活在一个意义，而不是事物的城堡之中，我仍然依赖他人，依赖‘大人们’，操纵事物的那些人。不过，也有人从孩童时代起，就在车床旁边劳动。一个做事的工具。它不可能具有与它所做的事不同的意义。当我看到一部机器的时候，我看它如同一座神奇的城堡，我想象一些极小极小的人，在齿轮中间转动。一部车床。天晓得车床是什么。玛丽亚米蕾拉，你知道车床是什么吗？”
“车床，现在，我不太清楚。”她说。
“车床应该是极其重要的。他们应该教所有的人使用车床，而不是步枪，步枪始终是一个象征，没有真正目的。”
“我对车床不感兴趣。”她说。
“你看，对于你这更为容易：你有缝纫机可以拯救你，针，这是我所知道的，煤气炉子，还有打字机。你要摆脱的神话很少；对于我，所有的东西都是象征。但这是肯定无疑的：我们应该把事物恢复过来。”
我抚摸她，慢慢地。
“你说，我，是一件事物吗？”她问。
“嗯。”我说。
我在她的一只肩膀上，胳肢窝的上面，发现了一个小肉坑，很柔软，下面没有骨头，像脸颊上的酒窝。我将嘴唇伏在小肉坑上讲话。
“脸颊一样的肩膀。”我说。无法理解。
“什么？”她问。不过，我所说的对她根本无关紧要。
“六月一样的赛跑。”我说，嘴唇还伏在小肉坑上。她不明白我在做什么，但她喜欢这样，她还笑了。她是一个可爱的姑娘。
“到达一样的海洋。”我说，然后把嘴唇从小肉坑移开，把耳朵贴上去听回音。听到的只是她的呼吸，还有深深埋藏的心脏。
“火车一样的心脏。”我说。
这就是了：现在，玛丽亚米蕾拉不是思想里的玛丽亚米蕾拉加上真实的玛丽亚米蕾拉：她是玛丽亚米蕾拉！我们现在所做的不是思想里的事情加上真实的事情：飞越房顶，房子就像棕榈树在我家乡房子的窗口摆得高高的，一阵大风吹起我们的顶楼，把它送到了天上，一排排微红色的瓦片之上。
在我家乡的海岸上，大海注意到了我，它像一条大狗一样高兴地欢迎我。大海，巨人般的朋友，用白色的小手抓挠着鹅卵石，猛地跨过防波堤的扶垛，露出白色的肚皮，跳过山脚，它来了，如同一条长着白色漩涡爪子的大狗一样欢欢喜喜地跳跃着来了。蟋蟀们都沉默不语了，所有的平原都被淹没了，田野和葡萄园，这时只有一位农民举起三齿叉，高声喊道：大海消失了，好像被大地喝干了。再见吧，大海。
出去的时候，玛丽亚米蕾拉和我顺着楼梯飞跑，不等女房东从栏杆上探出头、看着我们的脸、试图弄明白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