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事物，但我不明白是什么事物。人们走在平坦的街道上，却好像在攀登或者下行，嘴唇和鼻孔像鱼鳃一般张合，还有飞驰而过的房子和房门，以及更加急剧的街角。这是风：后来我才意识到了这一点。
都灵是一座无风的城市。街道是空气静止的通道，而空气像鸣叫的汽笛，消失在无穷无尽中：空气静止不动，它因结霜而透亮、因起雾而柔和，只有在轨道上飞驰的有轨电车才能搅动它。几个月以来，我都忘记风的存在；它对我而言，只剩下一种模糊的需求。
但是只要某一天一阵大风从大道的尽头刮起，并冲我刮过来，我就会想起海滨我那海风吹拂的家乡，它的房屋一部分建在山上，另一部分建在山谷里，风在这中间刮上刮下，街道是台阶式的，用卵石铺就，从小巷可以看到上面一片片蔚蓝色的、刮着风的天空。我的家有拍打的百叶窗、撞击窗户的棕榈树、山顶我父亲的喊叫声。
这样一来，我就是风一样的男人，在走路时需要摩擦和启动，讲话时需要突然之间咬牙和喊叫。当风在这座城市吹起，像无色的火舌从一个市区刮到另一个市区时，这座城市就像一本书在我的眼前打开，我仿佛认出了所有的行人，我真想对姑娘们、对骑自行车的人们高喊一声“嘿！”，高喊出我所想的，并挥动手臂。
起风时，我在家里待不住。我租住在位于五楼的房间；在我的窗户下面，有轨电车在狭窄的街道上日日夜夜地运行，就像在我房间里隆隆穿过；夜间，远处的无轨电车发出猫头鹰一般的叫声。女房东的女儿是一个肥胖又歇斯底里的职员；有一天，她在楼道里撒了一盘豌豆，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大喊大叫。
厕所是朝向院子的；它在一条狭长楼道的深处，几乎像个洞穴一样，墙壁上长着绿色的霉菌，很潮湿：说不定还会形成钟乳石呢。在窗户栏杆的外边，院子是常见的都灵院落，覆盖着层层绿锈，走廊装着铁栏杆，只要靠在上边就不能不沾上铁锈。厕所的废纸篓一个摞着一个，形成一座塔；墙壁上长满柔软的霉菌，地上如同沼泽。
我想到我家的房子，高踞海边棕榈树之间，与所有其他的房子如此不同。首先想到的区别是它厕所的数目，各种式样的厕所：在铺着白色方砖的闪闪发光的浴室里，在半明半暗的贮藏室里，有土耳其式的厕所，有水池边绘有天蓝色饰带的带抽水马桶的老式盥洗室。
我想着这些，在城里游荡，同时嗅着风的气味。就在这时，我碰见了一个我认识的姑娘：阿达·伊达。
“我很快乐：有风！”我对她说。
“它却让我恼火，”她回答道，“你陪我走一段吧，一直走到那里。”
阿达·伊达是那种遇到你之后，便会马上开始对你讲述她们的生活、她们的思想的女孩子之一，哪怕她们刚刚认识你；她们没有秘密，除了对于她们也是秘密的事情；她们就算对于这些秘密也能找到话讲，每天话语不必费力就会冒出，就好像她们的想法已经以话语的方式萌芽了。
“风令我恼火，”她说，“我把自己关在家里，脱去鞋子，光着脚，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然后，我拿起一个美国人给我的一瓶威士忌，开始喝酒。我始终无法独自一人喝醉。在某个时刻，我开始哭泣并打住。有一个星期了，我到处转悠，却找不到工作。”
我不知道她怎么办到的，阿达·伊达，他们怎么办到的，那些女人和男人能够和所有人熟络起来，能够和所有人找到话说，他们掺和别人的事，也让别人掺和他们的事。我说：“我住在五楼的房间，夜间有轨电车发出猫头鹰一般的叫声。厕所长满了绿色的霉菌，到处都是苔藓和钟乳石，冬天的大雾就像在沼泽地上一样。我相信，人们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不得不每天待在里面的厕所。你从办公室回到家里，看到长满绿霉菌的、沼泽般的厕所：于是就在楼道里撒了一盘豌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大声喊叫。”
我不很清楚，这并不真是我所想的，阿达·伊达当然不会明白，但是对于我来说，思想在转换成说出来的话之前，必须穿过一个空荡的地方，经过伪造之后出来。
“我打扫厕所比打扫家里其他地方要勤，”她说，“每天我擦洗地板；把每件东西都擦得发亮。每个星期我都换上干净的窗帘，白色带绣花的，每年我都要让人粉刷墙壁。在我看来，如果有一天我停止打扫厕所，那将是一个可怕的征兆，我将会任自己的情绪不断低落下去，直到绝望。那是一个昏暗的小厕所，我家里的那个，但我把它看作一座教堂。谁知道菲亚特公司老板的厕所是什么样子。你过来，陪我走一段，走到有轨电车那里。”
阿达·伊达的了不起之处是她接受你所说的每件事情，她对什么都不惊奇，你讲什么，她都能接上话，就仿佛是她向你提起的一般。她希望我陪她一直走到有轨电车那里。
“好吧，我陪你，”我说，“菲亚特公司的老板让人把厕所建成了一个带有圆柱、帏幔和地毯，墙壁上装着水族馆的客厅。四周的大镜子映照出他上千个形象。舒适的马桶有扶手和靠背，高大得如同一个宝座，甚至还有华盖。冲水的拉绳还会奏起一曲悦耳的钟乐。但是菲亚特公司的老板却不能够大便。他在那些地毯和水族馆中间感到畏惧。当他坐在宝座一般高大舒适的马桶上时，许多面大镜子映照出他上千个形象。菲亚特的老板怀念起他孩童时期家里的厕所，那厕所地上铺着锯末，墙上用钉子挂着报纸。他就这样死了：几个月不大便之后，他死于肠道感染。”
“他就这样死了，”阿达·伊达同意地说，“他确实就这样死了。你还知道类似的故事吗？有轨电车到了。你跟我一块儿上车吧，再给我讲一个故事。”
“在有轨电车里，还有什么地方？”
“在电车里。你介意吗？”
我们上了有轨电车。“故事，我不能给你讲了，”我说，“因为我有空隙。在我和所有其他人之间有一个空荡的深渊。我在里面挥动胳膊，但我什么也抓不住，我发出喊叫，但没有人听得见；这是绝对的空荡。”
“那种情形下，我会唱歌，”阿达·伊达说，“在头脑里唱。在与某个人讲话的某个时刻，我会发现，我不知道如何讲下去了，就好像来到了一条河的岸边，思想都逃跑隐藏起来了，我开始在心里，以任何一个老调子，唱出刚才说的或者听的最后几句。而在头脑里出现的其他话语，随着那个调子出来的，就是我的思想的话语。我就说出它们。”
“试试吧。”
“于是我就说出来。就好像有一次一个人在大街上靠近我，以为我是那些女人中的一个。”
“可你并没有唱歌。”
“我在头脑里唱，然后我再翻译出来。否则的话，你可能不懂。那一次我对那个男人也是这样。我最后对他说，我三年没吃糖果了。他给我买了一小袋。后来，我真的再也不知道对他讲什么了。我支支吾吾地说了点儿什么，就带着那一小袋糖果逃跑了。”
“而我讲话时候，从来说不出什么来，”我说，“因为这个，我才写作的。”
“你要像乞丐们那样。”阿达·伊达对我说，指着车站上的一个人。
都灵满是行乞者，就像一座印度的圣城。乞丐们在乞讨时也有他们自己的方式：一个人起头，别的人都模仿他的做法。有一段时间，许多行乞者都有一个习惯，在人行道上用彩色粉笔大字书写他们的故事：这是一种好方式，因为人们会好奇地阅读，然后不得不扔下几里拉。
“是的，”我说，“也许我应该也用粉笔把我的故事写在人行道上，然后坐在一旁听听人们说些什么。至少我们可以对视一下。但是也许没有人会注意，人们会踩到字上，把它们擦掉。”
“假如你是一个乞丐，你会在人行道上写什么呢？”阿达·伊达提问。
“我会全部用印刷体字母写道：我是因为不会讲话而写字的人之一；大伙儿，请你们原谅。有一次，一份报纸刊登了我写的一篇文章。这是一份早报；买它的大多是去上班的工人。那天早晨我及时地登上了有轨电车，看见人们在阅读我写的东西，我凝望着他们的面孔，尽力想弄明白他们在看哪行字。在每篇文章里，都会有一些地方，你感到懊悔，或者是因为害怕被人误解，或者是出于羞愧。那天在有轨电车上，我凝望着人们的脸，等他们读到那个地方时，我很想说：‘你们看，或许我没有解释清楚，我想说的是这个。’但是我继续沉默不语，涨红了脸。”
这个时候，我们在一个车站下车了，阿达·伊达要等另外一路有轨电车。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应该乘哪路有轨电车，于是便和她一起等。
“我可能会这样写，”阿达·伊达说，“用蓝色和黄色的粉笔：先生们，有一些人，他们最大的享受是让人往自己的身上撒尿。人们说，邓南遮是这样的人之一。我相信如此。对此，你们应该每天想想，想想我们大家都是同类，应该少装腔作势。然后再想想这个：我姑母生出了一个猫身的儿子。你们应该想想，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你们永远都不要忘记。还有，在都灵，有些男人睡在人行道上，睡在暖和的地下室铁栅上面。我看见过他们。所有这些事情，你们都应该想想，每天晚上，而不是做祷告。在白天要牢牢记住这些。你们头脑里就会少些计谋，少些虚伪。我将会这样写。你也陪我上这路有轨电车吧，你真好。”
我又继续和阿达·伊达上了有轨电车，天晓得这是为什么。电车在穷人区里行驶了一大段路程。车上的人们脸色发灰并布满皱纹，好像全都沾上了相同的灰尘。
阿达·伊达有发表评论的癖好：“你看，那个男人的面部肌肉紧张得抽搐，你看那个老太婆怎么擦的粉啊。”
她让我感到浑身难受，我希望她能停下来。“好吗？怎么样？”我说道，“真实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但是我心底并不相信。
我也是真实的和合理的，我想，我并不接受，谋划着，我要让一切都改变。然而改变一切，却要从那里开始，从脸部肌肉紧张得抽搐的男人、从擦脂抹粉的老太太那里，而不是从谋划开始。还有从阿达·伊达开始，她仍在说“陪我到那里”。
“我们到了，”阿达·伊达说，我们下了车，“陪我到那里，你介意吗？”
“真实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阿达·伊达，”我对她说，“还要乘别的有轨电车吗？”
“不用，我住附近。”
我们当时是在这座城市的尽头。铁制的脚手架竖在许多工厂的围墙外面；风吹动着烟囱上避雷针上方的片片烟雾。有一条河流里翻卷着野草：那是道拉河。
我回忆起几年前的一个刮风的夜晚，我沿道拉河走着，啃咬一个女孩的脸颊。她长着非常浓密的长发，这些头发时不时地飘散到我的牙齿中间。
“有一次，”我说，“在这里，在风中，我啃咬一个姑娘的脸颊。我吐出头发。这是一个十分美好的故事。”
“好了，”阿达·伊达说，“我到了。”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我说，“要讲很长时间呢。”
“我到了，”阿达·伊达说，“他应该已经在家里了。”
“他是谁？”
“我和一个里维公司的男人在一起。他迷恋钓鱼。他把我家里塞满了钓鱼线、假蝇。”
“真实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我说，“这是一个十分美好的故事。告诉我回去时应该乘哪路有轨电车。”
“22路，17路，16路，”她说，“每个星期我们都去桑戈内河。前几天，钓到这么大的一条鳟鱼。”
“你头脑里正在唱歌吗？”
“没有。为什么？”
“我问一声。22路，27路，13路？”
“22路，17路，16路。他想自己煎鱼。就是呀，我闻到味儿了。是他在煎。”
“那油呢？食品证上的那些够用吗？26路，17路，16路。”
“我们和一个朋友交换。22路，17路。”
“22路，17路，11路？”
“不对：是8路，15路，41路。”
“对的：我老忘。一切都是合理的。再见，阿达·伊达。”
在风中经过一个小时的路程，坐错了所有的有轨电车，和电车司机们争论过许多车号之后，我才回到家里。我回来后，发现走廊里有豌豆和碎盘子，肥胖的女职员已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喊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