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特罗和托马索总是争吵不休。
黎明时分，他们破旧的自行车吱吱嘎嘎的响声和他们说话的声音——皮埃特罗的是瓮声瓮气的鼻音，托马索的是有时嘶哑的低声，是空旷的马路上唯一能听到的声音。他们一起去工厂，两人都是那里的工人。透过百叶窗帘还可以听到响声，感受到笼罩房间的黑暗。闹钟被捂住的铃声开启了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的零星对话，它在郊区变得更加密集，最终融入了——就像城市融入了农村，一片此起彼伏的鸡鸣声中。
两个工人正专注于大声讨论，每天重复的这第一阵响声传来，却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因为这两个人耳朵都不好；皮埃特罗听力困难已经有好几年了，而托马索则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只耳朵就耳鸣。
“事情就是这样，朋友，”皮埃特罗，一个六十岁左右的高个儿
男人，很不稳定地骑在摇摇晃晃的车子上，对着托马索大喊——这位比他大五岁，但是身材很矮，已经有点儿驼背，“你再也没有信心了，朋友。我也知道，眼下生孩子就意味着忍饥挨饿，可是你不知道明天怎样，你不知道天平往哪一边倾斜，明天生孩子也可能意味着富裕。这就是我如何正确地看待事物。”
托马索的目光没有离开对话者，他瞪大了黄色的眼球，发出尖叫声，而这叫声又突然之间变得嘶哑：“是，是的！是，是的！对于组成家庭的工人，应该是这么说的！给这个世界增添人口只会增加贫穷和失业！当然是了！这你应该了解！当然了！我这样说过，我再说一遍！”
那天早晨的讨论是关于一个一般问题：人口增长，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有益还是有害。皮埃特罗是乐观主义者，而托马索则是悲观主义者。在这两种对立意见的背后，是皮埃特罗儿子和托马索女儿的结婚计划。皮埃特罗是赞成的，而托马索是反对的。
“反正他们还没有孩子呢！”皮埃特罗突然说道，“别急！我们讨论的是订婚，而不是孩子！”
托马索喊叫着：“他们结了婚，就该生孩子了！”
“在农村！你出生在那里！”皮埃特罗反驳他，差一点儿把自行车的轮子卡在有轨电车的轨道里。他咒骂起来。
“怎么啦……？”骑在前面的托马索问道。
皮埃特罗摇了摇脑袋，没说什么。他们安静地往前骑了一会儿。
“再说，也可以理解，”皮埃特罗说，大声嘟囔着结束了一串思绪，“当事情要来时，它就会来的！”
他们把城市甩在了身后，行驶在一片撂荒地之中突出的路上。还有最后的几缕晨雾。工厂在不远处的灰色地平线上显露出来。
一辆机动车在他们的后面发出隆隆声；他们勉强来得及停在路边上，一辆豪华的大汽车超过了他们。
这条路没有铺过沥青，被汽车扬起的尘土遮盖住了两个骑自行车的人，从厚厚的尘雾中冒出托马索的提高了的声音：“这完全是为了……咳，咳，咳……”由于吞了尘土，他发出了一阵咳嗽，他从尘雾中露出一只短粗的胳臂，指着那辆汽车的方向，当然那意思是指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皮埃特罗呢，则咳嗽得涨红了脸，还竭力想讲话：“嘿，不……咳……久……咳，了……”他用一个坚定的否定手势指着那辆汽车，要表明未来不是在定制汽车的使用者手里。
那辆汽车快速地开走了，这时一扇车门打开了。一只手猛地推开车门，车门反弹回来，一个女人的身影几乎是从汽车里冲了出来。但是开车的人马上刹住车；那女人跳下来，在清晨的薄雾之中，工人们看见她跑过了街道。她长着浅色的头发，穿一件黑色长礼服，天蓝色狐皮帽上饰有许多尾状的小穗子。
从汽车上走下来一个穿着外套的男人，嘴里喊着：“怎么，你疯了！你真是疯了！”女人已经飞跑着过了土路，跑进树丛中，男人去追她，直到两人都消失了。
路下面是草地，长着茂密的灌木丛，两个工人看见那个女人一会儿从灌木丛中冒出来，一会儿又消失了，踏着重露，迈着细碎的快步。她用一只手举着裙子，免得拖在地上，瑟缩着肩膀，躲避缠住狐狸尾巴的树枝。甚至，她开始拉开树枝，让它们向后抽打那个追赶她的男人，然而男人并不着急，或许不太想追上她。女人在草地上疯跑，发出尖叫和大笑，把树枝上的露水都摇落到头发上。直到他——始终保持冷静，不再追逐她，而是挡住她的路，抓住了她的胳膊肘；好像是她在扭动挣脱，并且咬了他一口。
两名工友从突出的土路上追随着这场追逐，但是没有停止骑车，也注意着自己在往何处去。他们默不作声，皱着眉头，张着嘴巴，带着与其说是好奇，不如说是漠然的庄重表情。就这样，他们就要到达停着的汽车那里了——车门就那么开着，穿外套的男人回来了，他挽着那女人，而女人则要他往前推着才肯走，还发出了孩子一般的喊叫。他们进了汽车，关上门，开走了；骑自行车的人又重新进入了尘土。
“在我们开始我们的一天时，”托马索咳嗽着说，“喝醉酒的人结束了他们的一天。”
“实际上，”他的朋友表示反对，同时停下来往后观望了一下，说，“他不是喝醉了。你看车刹得多好啊。”
他们研究了一番车轮留下的痕迹。“这是怎么……这是什么……怎么开这样的一辆汽车……”托马索反复说道，“我敢肯定！难道你不知道一辆这样的汽车挡住了你……”
他没有说完这句话，他们的目光巡视完那周围的地面之后，停在了路边的一个地方。有件什么东西在灌木丛中闪闪发光。他们一起低声叫道：“嗨。”
他俩从自行车车座上跳了下来，把车靠在路边。“母鸡下蛋了。”皮埃特罗说道，然后以你预想不到的轻盈动作跳进了草地。在灌木丛中有一条四股珍珠项链。
这两位工友伸出手，小心地，就如同摘一朵鲜花似的，把项链从树枝上取了下来。他们两人都用两只手托着它，用手指肚触摸珍珠，小心翼翼地，把项链一点儿一点儿地移到眼前。
后来，就仿佛要抵抗这个物件所激发出的敬畏和迷恋一般，他们放下了拳头，然而无论哪位都不想松开项链。皮埃特罗感到他必须讲话，于是他喘了口气，说道：“看看这种时髦的结扣……”
“这是假的！”托马索立刻对着皮埃特罗的耳朵叫嚷，好像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急于要说出这话来，好像他一发现项链，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想法，而他仅仅在等待着朋友表现出某种高兴的迹象，以便能够如此这般地反驳他。
皮埃特罗举起握着项链的手，于是也抬起了托马索的胳膊。“你知道些什么？”
“我知道你应该相信我对你说的话：真正的珠宝永远是保存在保险箱里的。”
他们用布满皱纹的粗糙大手在项链上摩挲，手指头在一股线与另一股线之间摸来摸去，指甲伸进珍珠之间的空隙。珍珠透出微弱的光，就好像蜘蛛网上的露珠，冬季的晨光，让人难以相信事物的存在。
“真的或者假的……”皮埃特罗说，“我，你知道……”他竭力想激起朋友对他所说的那些话的敌对态度。
托马索，本想第一个把谈话引入那个方向，他明白皮埃特罗先行了一步，于是试图表明他有自己的想法已经一段时间了，要以此重新处于优势。
“啊，我为你感到遗憾，”他以激怒人的语气说道，“我，第一件事情……”
十分清楚，他们两个人想表达同样的意见，却充满敌意地互相望着。两个人在同一时间、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大声喊道：“归还！”皮埃特罗，带着一种宣判的庄严昂着头，托马索则涨红了脸，瞪大眼睛，就好像他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抢在朋友之前讲出话来。
但是所完成的动作使他们激动和骄傲；他们突然和解了，互相交换了满意的目光。
“我们，我们不要弄脏了双手！”托马索大声地说。
“噢！”皮埃特罗笑了，“我们给他们上一堂尊严课！”
“我们，”托马索宣告，“我们不收集他们丢弃的东西！”
“啊！我们是穷人，”皮埃特罗说，“可是我们比他们还绅士！”
“你知道我们还要做什么吗？”托马索的脸放出光彩，因为他很高兴最终超越了皮埃特罗，“我们拒绝酬劳！”
他们又望了一眼项链，它一直在那里，挂在他们的手上。
“你没有记下那辆汽车的号码？”皮埃特罗说。
“没有，怎么了？你记下了吗？”
“谁想到过呀？”
“咳！那怎么办呀？”
“这，就是一件大麻烦事呀。”
后来，憎恨宛若火苗在他们之间突然重燃起来，这两人一起说道：“失物招领处，我们把它送到那儿去。”
地平线变得清晰起来，工厂不再仅仅是一个影子了，而是染上了一层骗人的玫瑰色。
“现在几点钟了？”皮埃特罗问道，“恐怕我们打卡迟到。”
“今天上午，我们将被罚款，”托马索说，“老一套，那些人吃喝玩乐，而我们付账！”
他们两人都举起了拿着项链的手臂，就像戴着手铐的犯人一样。他们在手掌里掂量着项链的分量，好像两个人都正想说出：“好吧，我把它交给你了。”不过，谁都没有说出口；他们之间有着一种无条件的相互尊重，但是他们却太习惯于争吵，想让对方让出随便一点儿好处。
他们必须赶快重新骑上自行车，他们还没有正视这个问题：在能够上交项链，或者不管怎么说，在决定怎么做之前，他们两人中的哪一个应该拿着项链呢？他俩继续沉默地站在那里，望着项链，就好像从它身上能冒出来答案似的。实际上，还真有答案了：把四股珍珠连在一起的小钩子，在嬉闹或掉落时，已经开裂了。稍微一拧，它就完全断了。
皮埃特罗拿了两股，托马索拿走另外两股，那默契就是对项链所做出的任何决定，都要首先共同商量。他们把这些珍贵的物件收拾起来，藏在身上，重新踏上自行车，没有说话，也没有互相望一眼，在布满白云和黑烟直上的天空下，又继续吱吱嘎嘎地朝着工厂骑去。
他俩刚刚离去，路旁的一个广告牌子后面就出现了一个男人。此人瘦高个儿，衣着不整；他从远处仔细察看这两名工友有好几分钟了。他是失业者菲奥伦佐，依靠在郊区的垃圾堆里寻找些有用的东西度日。这类人总是怀揣着职业病般顽强并使人苦恼的希望，就是找到一件宝贝。每天早晨，他都来这片草地上转上一圈，菲奥伦佐看见那辆汽车开走后，工人们跑下斜坡，捡到了什么东西。他马上意识到，在不到一分钟里，他失去了一个珍贵的机会，一个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
托马索是要受到斯塔尔纳博士接见的内部委员会的成员。这个托马索是个聋子，固执、思维方式古旧、精神矛盾，不过，在工厂内部的选举上，托马索总能够选上。他是这个企业中最年长的工人之一，所有的人都认识他，是一面旗帜；即使委员会里他的工友们一段时间以来，认为也许该有一位更有讨论才干、更见多识广，也更敏捷的人来坐他的位子，他们也仍然承认他具有传统的威信这项优势，因此他们都尊敬他，并且不用他要求就在他的耳边重复会谈之中最为重要的话语。
前一天，一个住在乡下、时不时来找他的姐妹，为托马索带来一只兔子作为生日礼物，虽然他的生日是在一个月前。自然，那是一只死兔子，是必须立刻放到锅里煮熟的。等到星期天把兔子炖好，全家人围在桌旁吃一顿午饭当然很好，但是也许那时兔子就不新鲜了，于是托马索的女儿们便马上把它给炖了，而他的那一份，他则夹在长面包里带到了工厂。
不管午饭有什么菜——牛肚、鱼干、煎鸡蛋，托马索（他是鳏夫）的女儿们都是把长面包切成两半，把菜压扁夹在面包中间；他再把面包放在包里，挂在自行车上，一大清早就出发，开始他工作的一天。但是那一天，那块塞了兔子肉的面包，本来应该是对他有心事的一天的安慰，却没能放到嘴里。换衣服准备开会时，他不知道应该把那条该死的项链藏到哪里，所以就想到一个馊主意，就是把它夹在面包里，放在炖兔肉中间。
十一点钟，凡蒂诺、克里斯科洛、扎波、奥尔蒂卡，以及所有其他的人，都来通知他，斯塔尔纳接受了会谈，正在等着他们。于是他们便急急忙忙地清洗、换衣服，然后乘电梯上去了。在五楼，他们等啊，等啊，到了午饭的钟点，而斯塔尔纳博士还没有接见他们。终于女秘书——一位身段很漂亮、脸像自行车赛冠军一般难看的金发女人，走过来说，现在博士不能脱身，他们可以同其他人一起回到车间去，等博士一有空闲，便会再让人叫他们过来。
在食堂里，所有的工友都屏住气，在等待他们：“怎么样？怎么样？”然而在食堂里是禁止谈论工会的事情的。“没什么，我们下午再回去。”这时到了回去工作的时间：委员会的那些人坐在锌板桌子前面，急急忙忙地吃上一口饭就回去工作，因为迟到几分钟会被记下来。“可我们明天怎么办？”其他人从食堂走出去时，这样问道。“我们一旦开了会，就会告诉你们，我们会决定怎么办。”
托马索从包里取出一颗花椰菜头、一把叉子、一只小油瓶，他往一只铝盘子里倒入一点儿油，吃下花椰菜，这时他用手去摸上衣口袋里塞满兔肉和珍珠的肥厚的长面包，因为工友们在场，他不好把东西取出来。想吃兔肉的馋劲发作起来，他咒骂那些珍珠——使他一整天只能吃一顿花椰菜素食，妨碍了他与工友们之间的充分信任，强加于他一个秘密——不过是一个烦恼。
突然之间，在前面，桌子对面，他看见了站着的皮埃特罗，后者在回到车间之前，向他点头问候。这个高个子站在他面前，嘴里叨着一根牙签，一只眼睛眨巴着，做出一种明显的示意。托马索看见皮埃特罗在那里，吃饱喝足、无忧无虑——至少在他看来是如此——而他呢，却只吞下了一叉子几乎吃不饱的煮花椰菜，于是他大怒，铝盘子都开始在锌板桌子上震动起来，就仿佛有鬼一般。皮埃特罗耸了耸肩膀，走了。最后的几个工人也都匆匆忙忙地离开了食堂，托马索油乎乎的嘴唇紧贴着装满酒的汽水瓶子喝了一口，也跑着离开了。
一条大丹麦犬进入了主任的等候室，工人们——全都突然转身看着门口，以为斯塔尔纳博士终于露面了——一部分显得很高兴，一部分则露出敌意。第一部分人把丹麦犬看成自己的同类，一个被关闭起来的健壮自由的生灵，被奴役的同伴；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它只是统治阶级的恶棍，他们的工具或者附属，他们的奢侈品。总而言之，工人们对于知识分子阶层也不时表现出这种矛盾的看法。
相反，丹麦犬古德里安对工人们的反应是保留和无动于衷的，无论他们对它说“漂亮！过来！握个爪子！”，还是对它说“走开！”。它带着一点儿挑衅的神情，轻轻地到处嗅，平和、缓慢地摇动尾巴，在公司里巡视：长着卷发和雀斑的奥尔蒂卡——他对一切都熟悉，刚刚走进屋子，就把胳膊肘放在桌子上，拿过来一些桌上的广告杂志，他看到了这条狗，便从头到尾地端详起来，并且说出关于这条狗的一切信息：品种、年龄、牙齿、毛皮——不值得望一眼，头顶光秃的克里斯科洛也不值得望一眼，此人凝视远处，吸着熄灭了的香烟，他像是要踢狗一脚。凡蒂诺从衣袋里抽出弄皱了的报纸，一份在工厂里禁止阅读的报纸，在那个时刻，他感觉受到一种外交豁免权的保护，于是就利用那段等待的时间阅读起来，因为晚上在家里他会马上犯困。他看见那条狗，瞪着闪闪发光的红色眼睛，伸出烟灰色的鼻子，出现在他的一侧肩膀上，就本能地——他不常被吓到——合上一页报纸来盖上报头。古德里安这条丹麦犬来到托马索跟前，停下了，蹲下来，竖起耳朵、扬着鼻子坐在那里。
托马索不是那种善于漫不经心地玩耍的人，无论是与动物，还是与人，都不灵，然而可能由于处在那种明显的权威环境中，他觉得有必要对这条狗表示温和的友善，比如说发出啧啧声，或者吹个口哨，可由于他耳聋无法控制，结果那声音极其尖锐。总而言之，他竭力想重新建立人与狗之间的那种自发的信任，他想起他作为农民的年轻时光，想起乡下的狗，温顺的长耳猎狗，还有趴在草垛上狂叫的、毛茸茸的恶犬。但是，他立马发现，在他的那些狗与这条毛如此有光泽、剪得如此整齐，又如此像主子的狗之间存在社会不平等，他因此似乎被吓住了。他坐着，双手放在膝头，脑袋轻轻地左右摇晃，嘴巴张着，宛若在不作声地吠叫，请这条狗作出决定，从那里离开。然而，古德里安却停在他面前，先是一动不动，但气喘吁吁，最后竟把鼻子伸向了这个老人的大衣的一角。
“你原来有一个朋友，在主任的办公室里，托马索，你可从来都没有对我们说过呀！”工友们跟他开着玩笑。
但是托马索脸色苍白；在那个时刻他明白了，这条狗是嗅到了炖兔子肉的味道。
古德里安开始进攻了。他把一只爪子搭到托马索的胸脯上，几乎将他连同椅子掀倒，用舌头舔他的脸，涂了他一脸口水，而这个老人，为了将它轰走，便做出扔石头的手势、瞄准鸫鸟的姿势、跳过沟渠的架势，然而那条狗却不明白这些动作，或者说它没有落入圈套，它不放开老人，而是仿佛突然来了兴致，它跳起来，甚至把前爪搭到这个工人的肩膀上，始终把它的鼻子伸向他上衣口袋的方向。
“好家伙，走开，快点儿，走开！快点儿，好家伙，你这个混蛋！”托马索嘟嘟哝哝地说，他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而古德里安呢，正在兴奋时，却感到身体的一侧突然挨谁踢了一脚。于是它露出牙齿，猛扑过去，跳到人脸的高度，猛地咬住大衣的衣角，并往上拽。托马索勉强来得及在狗撕破他的衣裳之前，拿出他的长面包。
“你看呀，一个面包！”工友们说道，“好样儿的，你把午饭留在衣袋里，我敢肯定，狗都得跟在你后头！你若是剩下的话，把它给我们吧！”
托马索尽可能地抬起他的短胳膊，竭力想从丹麦犬的攻击中挽救出他的面包。“你放开它吧！反正你也摆脱不掉它！松开它算了！”工友们这样说着。
“传过来！传给我！你为什么不传过来？”克里斯科洛说道，同时他还拍着手，准备马上抓住它，就像篮球运动员一般。
然而托马索却不给。古德里安跳得更高了，它把长面包叼在嘴里，跑到一个角落里蜷缩下来。
“托马索，让它去吧，已经如此了，你还想怎样？别最后让它咬了你！”工友们说道，但是老人蹲在丹麦犬旁边，试图跟这条狗讲道理。
“他现在要干什么？夺回吃了一半的面包？”工友们问道。这时，房门打开了，女秘书又出现了：“大家想进来吗？”所有的人都急忙跟上了她。
托马索故意走在他们的后头，但他根本就不甘心这样扔掉那条项链。他想让狗跟进来，后来他又想到，让狗嘴里叼着项链出现在斯塔尔纳的面前，会更加糟糕，于是他又俯下身子对狗悄悄地说（企图扭曲愤怒的面孔，装出毫无用处的怪诞微笑）：“好家伙，过来，这边来，你这个可恶的畜牲，来这儿！”
房门又关上了。在等候室里，没有一个人了。狗把它的猎物叼到了一把扶手椅后面的角落里。托马索绞着手，他的痛苦与其说是由于丢失了项链（他不是老说它没有什么价值吗？），还不如说是因为要在皮埃特罗面前感到愧疚，要向他讲述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还要为自己辩护……因为现在他不知道怎样从那里抽身，因为他正在在别人看来如此愚笨和无法理解的状况下浪费时间……
“我从它那儿夺回来！”他决定了，“如果它咬我，我就要求赔偿损失。”随后他趴在地上，在那把扶手椅的后面，把一只手伸向了狗的嘴巴。但是那条狗，被养得膘肥体胖的，又受过它主人的见机行事训练，没吃那块面包，而只是从一边轻轻地咬它，也没有像食肉动物那样凶残地想要撕碎食物；相反，它表现出猫科动物的偏好，在玩弄东西，对于一条如它一样强壮的成年狗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退化迹象。
委员会的其他人并没有注意到，托马索没有跟随着大家。凡蒂诺在发言，当他说到“我们当中有些白发人把他们生命中三十多年的光阴都奉献给公司，在这里出席的有……”这一点时，他本想指一下托马索，他先指向右侧，又指向左侧，这时大家才发现，托马索并不在场。难道说他身体不舒服吗？克里斯科洛踮起脚尖转身走到他们先前所在的房间里去找他。他没看见任何人。“他可能累了，可怜的老人，”他这样想的，“可能他回家了。没关系！反正他也耳聋！不过，他本该说一声的！”他又回到委员会，没有想到望一下扶手椅的后头。
老人和狗蜷缩在那里，正在较劲；托马索的眼睛里含着泪水，而古德里安则露出牙齿，摆出狗的微笑。托马索的固执坚持有一个明确的依据：他相信，古德里安是愚笨的，他认为，顺从它将是一种耻辱。实际上，他利用它的猫科动物的自信劲儿，成功地击中了面包，上边的半块飞了起来，狗朝着飞起来的那半块跳去，于是托马索就抓到了夹着珍珠和兔肉的另外一半。他抓住项链，清除了缠在珍珠中间的兔肉，把它塞进了衣服口袋里，他很快想到狗只咬了长面包的边缘，并没有达到里面的填料，便把免肉放进了嘴里。
后来，他又踮着脚尖，走进了斯塔尔纳博士的办公室。他脸色深紫，嘴里满含东西，吹着又高又响的口哨，他加入到向他投去斜视怀疑目光的工友们中间。吉杰·斯塔尔纳，在凡蒂诺做报告的过程中，目光没有离开桌上的报告，好像正全神贯注于数字上，这时他听到一种响声，仿佛是某个人正在他附近吃东西。他抬起眼睛，看见面前多了一张此前没有见过的面孔；满脸皱纹，脸色发绀，两个睁大了的、满布血丝的黄眼球，怒气冲冲，感觉迟钝，蠕动嘴巴咀嚼着东西，发出一种愤怒的颌骨活动的响声。他被此景搅得如此心烦意乱，以至于又重新把目光落在数字上，甚至不敢再抬起头来了，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个男人可以走进来，在那里当着他的面吃东西，他试图把那人从头脑里驱除出去，以便准备智慧而精力充沛地应对凡蒂诺的报告，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他的大部分把握都烟消云散了。
翁贝塔夫人每天夜晚在躺下之前，都要用含维生素的黄瓜霜涂抹脸蛋。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以后，那天早上她倒在床上，她想不起来是怎么回事，脸上没有涂黄瓜霜，没有按摩，没有做抗腹部皱纹的练习，总而言之，没有完成她通常所做的全套美容仪式，这只能让她睡得不安宁了。她把那短短几小时的睡眠中所遭受的不安、头疼、嘴巴苦涩不是归咎于喝下了大量的酒精饮料，而是归咎于忽略了上述那些操作。只有遵循美容规则的仰卧习惯，才能够让她这种休息时的不安宁以和谐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始终——她对此认识得十分清楚——对想象中的观察者具有诱惑力，就好像通过弄皱的床单所表现的那样。
在那种朦胧和不适之中，在那种对被忘记的事物的意识之中，她有一种不十分清晰的警觉。就是说，她走进家门，把狐皮外衣扔到一把扶手椅上，脱下晚礼服……但是在记忆的空白处，有一件事让她感到不安：项链，那条她本该看得比她的柔软又光滑的脖颈本身更为珍贵的项链，她压根儿就想不起来摘下了，更想不起来把它放回梳妆台的秘密抽屉里了。
她从床上爬起来，把被单一掀，穿着薄纱裙，披头散发，穿过房间，看了一眼放换洗衣物的屉柜、梳妆台、任何她可能放下项链的地方。她快速地照了一下镜子，嘴角流露出对自己沮丧神情的不赞成，她又打开一对抽屉，又在镜子里照照，希望最初的印象错了，她走进浴室，凝视着搁板，接着穿上轻便女上衣，察看在墙壁上洗脸池上方的镜子里、在旁边的大镜子里，自己是什么模样，她打开秘密抽屉，又把抽屉关上，她弄乱了头发，起初是盲目地，后来则是带着某种满意的心情。她丢失了一串四股珍珠项链。她奔向电话。
“帮我找一下建筑师……恩里科，是的，我已经起床了……是的，我很好，不过，你听着，项链，珍珠项链……我们从那儿出去时，我还戴着，我肯定当时还在……可是现在没了……我不知道，是的，我好好地找过了……你不记得吗？……”
恩里科，那天到工作室晚了，还瞌睡着（他只睡了两个钟头），紧张不安，心烦意乱；旁边有个年轻的设计师，假装摹描一个设计方案，正在那儿伸长了耳朵听着；香烟的烟雾刺激着恩里科的眼睛，他说道：“好吧，你让他再给你买一条……”
回答他的是电话听筒里的尖叫声，这声音让那位设计师也跳将起来。“难道你疯了吗？那可是我丈夫不让我戴的那一条，你明白吗！是那条值……不，我不能在电话里说出来！你拉倒吧！就算他只是知道我戴着它到处炫耀，也会把我赶出家门！如果他再知道我把它弄丢了……他得杀了我！”
“你知道，也可能在汽车里。”恩里科说，她也因为这迷惑人的话语而平静下来。
“你这么认为？”
“是的。”
“那你是否记得我当时戴着它？……那你记得我们，在某一个地方，下了车……那是哪里？”
“你想让我记得什么……”恩里科说，他一只手捂住了脸，以极其厌烦的心情又想起了那个地方，她曾跑到下面的灌木丛中，他俩打闹了一番，他思量着，那条项链极有可能是掉在了那里，他已经感到要去寻找、要一寸一寸地去搜索那一大片荒地的烦恼。他有点儿恶心。“你放心好了：它那么大，是可以找到的……你看一下汽车里吧……车库的那男人信得过吗？（那辆汽车是她的。车库也是她的。）”
“是的。利昂纳跟我们许多年了。”
“那么，马上给他打电话，让他看看。”
“如果没有呢？”
“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到那下面去找。”
“亲爱的，宝贝儿……”
“是的。”
他挂上了电话听筒。项链。他嘟囔了一句。天晓得它值几百万。翁贝塔的丈夫现在入不敷出。好事。这可以引出一件好事。他在纸上画了一串四股项链，填上一颗一颗的珍珠。他必须坚持睁着眼睛。他把珍珠画成眼睛，每一只眼睛都有虹膜、瞳孔、睫毛。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他必须去那片草地上寻找。翁贝塔，你要立刻给他打电话。想想看，如果它是在汽车里呢？“那个工作，你要继续自己做下去，”他对设计师说，“我还得再出去一趟。”
“您去找经理？请记得那件事……”
“不，不是，我去乡下。摘草莓。”他用铅笔填满了项链，让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草莓，还带着萼片和叶柄。“你看，一个草莓。”
“总是找女人，工程师。”那个小伙子讥笑道。
“该死的。”恩里科说了句。电话铃响起来了。“就是呀，什么都没有。你冷静些。我现在就去那儿。你嘱咐车库的那人什么也别说了吗？对他什么也别说，什么人来着，对陛下！好的。是，我记得那个地方……然后我给你打电话……再见，你放心好了……”他又挂上了电话，吹着口哨，穿上外套，走出去，跨上了低座小摩托车。
这座城市在他面前展开了，如同一只牡蛎，宛若一片清澈的大海。当一个人年轻时去一座城市，尤其是骑得飞快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他看见城市突然在面前展开了，尽管它已如此熟悉、日常，仿佛看不见了似的。这就是青春的滋味：这是恩里科，这位过早抱有怀疑态度的建筑师，还保留着他青春的唯一情趣。
就这样，寻找丢失的项链变成好玩儿的事，而不是像他从前所认为的那样令人讨厌了。也许恰恰因为项链对他来说，意义如此微小。如果找到了，那么很好；如果找不到，那就忍耐点儿吧：翁贝塔的悲剧是有钱人的悲剧，估价越高，问题越小。
再说，对于恩里科来说，又有什么真是重要的呢？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现在他正无忧无虑无畏地在其中骑车的这座城市，曾经对于他来讲是苦行僧的床铺，从每个角度瞥上一眼，都是尖叫、跌落、尖钉：旧房子、新房子、平民的建筑群、贵族的宫殿、工地的废址或是脚手架，这座城市对于他来说，曾是许多问题的一片森林：“风格”、“作用”、“社会”、“人类限度”、“房地产的投机倒把”……现在他正以同样的自满的历史嘲讽目光扫视着新古典主义风格，扫视着自由，扫视着二十世纪，他正以自然现象观察者的客观态度察看着不卫生的破旧民居、新盖的摩天大楼、符合要求的工厂作坊，以及没有窗户的墙上霉菌形成的花饰。他不再听到如同耶利哥号角一样的鸣响，这种声音曾陪伴着他的脚步，宣称他要惩罚资产阶级可怕的罪过，他要破坏并重建一个更好的社会。在那些日子，游行的工人举着标语、后面尾随着一长串推自行车的人，充塞了朝政府去的道路，恩里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而在那平庸的人群上面，他觉得好像飘浮着白色和绿色的几何状云彩，那是“未来城市”的形象，是他希望为他们这些人建造的。
恩里科，在那些岁月里，曾经是一个革命者：他期待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城市建设这个工作委托给他。但是无产阶级迟迟未能获胜，群众又不赞成恩里科对秃墙和平顶的执着热情。这位年轻的建筑师开始经历所有热情都减退的既严酷又危险的时期。为了表现他的严谨风格，他发现了另外一条道路：把这种风格应用于为那些名不副实的亿万富翁设计海边别墅。那也是一场战斗：从内部对敌人迂回包围。为了巩固他的地位，必须设法成为时髦的建筑师；恩里科必须开始严肃地考虑“职业发展”问题；怎么仍然骑着低座小摩托车到处跑呢？现在除了想谋得有钱可赚的工作，不管什么样的工作，他已经不再在意任何事情了。“未来城市”的计划被卷起来放在他工作室的角落里，已经发黄了，时不时他寻找一张草图时，某些计划会被翻出来，它的背面画着建筑物的外表面草图。
那天乘着低座小摩托车经过郊区的街市时，恩里科没有拾起他对脏乱的工人经济公寓房的旧思，而是像一只小鹿寻找嫩草一样，在大风之中嗅着建筑工地的味道。
那天上午早些时候，他开着翁贝塔的汽车，要去看的正是一片工地。他们从聚会出来，她喝醉了酒，不想回家。带我去这儿，带我去那儿。恩里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个想法：既然到处转呀转呀，他很想到他所知道的一个地方去看一眼，在那个时间，那里没有任何人，他可以弄清楚这片地的可能性。那是翁贝塔丈夫的地产，在一座工厂的周围。恩里科希望，通过她的支持，能承包一个大建设项目。在去那里的途中，翁贝塔就要从行驶着的汽车里跳下去。他们吵架了：她耍酒疯耍到从未有过的程度。“现在你把我带到哪儿去？”她啼哭着说。恩里科回答：“去你丈夫那儿。你让我受够了。我把你带到他工厂去。你没有看到我们正是往他那儿去吗？”她低声地唱着不知什么曲子，然后就打开车门。他马上刹住车，她跳下去了。就这样，她丢失了项链。现在，要想重新找到它：只是一句空话了。
在他的脚底下，伸展着一个荒芜的、荆棘丛生的斜坡。他知道现在是在那天上午所在的同一个地点，只因为积满尘土的、没多少人走过的道路保留着汽车刹车时的痕迹：除此之外，四周的景象是乱七八糟的，地籍册上的标注“地况不明”，在恩里科的头脑里，从未具有如此准确和隐约使人痛苦的意思。他在周围移动了几步，目光穿过灌木的干树枝，投射到下面乱草蓬蓬的土地上：他一踏上这贫瘠的、留不下痕迹的、散落着垃圾的、不可捉摸而模糊不明的、有着一道蜗牛黏液般惨白光亮的地面时，就感觉不到冒险的趣味了，这就好像是一个人被一种冰冷、丑陋或是不舒服的感觉所俘虏时，就会紧缩身体后退一样。从他醒过来时就一浪接一浪地袭来的恶心，现在攫住了他。
他开始搜寻时，实际上早已经确信，他什么也找不到。或许他应该事先制定一套严格的方法：确定翁贝塔可能活动过的空间，再把那个空间划分成一些区域，然后再一寸一寸地去探察。然而，这一切好像如此徒劳无益和毫无把握，于是恩里科继续无章无序地走着，几乎不去费力移开小树枝。当他抬起眼睛时，他看见了一个男人。
那个人双手抄着衣袋，站在那片地中，灌木丛齐膝高。他应该是静悄悄地靠近的，恩里科不明白他是从哪里来的。此人瘦高个儿，像鹳一般瘦削；他头戴一顶旧军帽，两侧悬垂着猎犬耳朵一样的护耳，上衣也是军装式样的，肩部已经破烂。他站着不动，似乎在等待他。
实际上，他等了好几个小时了；从恩里科意识到他应该来之前。这人是失业者菲奥伦佐。看见那两名工人在他鼻子底下捡走那个可能是宝贝的东西的恼火平息之后，他对自己说，他必须留在那里不动。游戏无论如何都还没有结束：假如那条项链当真是珍宝，那么迟早丢失它的人要回来寻找它；一件宝物命运未卜时，总会存在着得到它的希望。
建筑师，看到那里站着一个陌生人，便又小心起来。他停下脚步，点燃了一根香烟。恩里科又重新开始对这件事产生兴趣。他，恩里科，是那个类型的人之一，他们认为自己为事物和思想奠定了基础，但他们的生活除了与他人的变化不定、错综复杂的关系之外，再没有别的指导原则；他们面对广阔的自然，面对事物的安全世界，或者面对合理思想的秩序时，便迷失了；只有听闻潜在对手或者朋友的活动时，才能重拾信心；就这样，尽管有许多计划，这位建筑师既没有为他人，也没有为自己建造过任何东西。
望见菲奥伦佐之后，为了查明他的行动，恩里科继续俯着身子，顺着一条向那人靠近，而又不大可能碰到那个人的直线寻找。那个人，过了一会儿，也移动起来，路线将要经过恩里科走的路。
在相距一步之遥的地方，他俩都停住了。失业者有着一张鸟一般干瘦的面孔，上面长着斑斑点点的、不整齐的胡须。是他首先讲话的。
“您在寻找什么东西？”他说道。
恩里科把香烟叼在嘴边上。菲奥伦佐则吸着自己的气息，寒冷空气中的一小朵浓云。
“我在找……”恩里科漫不经心地说道，同时比画着四周。他在等待另外一位亮出身份。他想：“他如果找到了项链，将试探我，以便明白它值多少钱。”
“您是在这儿丢失的吗？”菲奥伦佐问道。
恩里科马上说道：“什么东西？”
另外一位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您正在寻找的那东西。”
“您怎么知道我在寻找东西？”恩里科很生硬地问道。这时，他在考虑是用“你”这个警察对穿着褴褛的人所使用的恫吓的训斥语，还是用“您”这个平等和正式的城市文雅用语，哪一个更为合适；最后，他用决定“您”，因为它能把压力和愿意谈判的混杂情绪表达得更好一些，而这种情绪是他要建立的他们的关系的基调。
那男人思索了一会儿，又呼出一团气，转身做出走人的姿势。
“他自认占了上风，”恩里科心里想着，“莫非他真的找到了吗？”当然了，现在陌生人是占了上风：轮到恩里科走下一步了。他叫道“嘿！”，并递过香烟盒来。那男人转过身子。“抽烟吗？”恩里科问道，香烟盒递过来，但身子并未动弹。男人退回来几步，从香烟盒里取出一支烟卷，在用指甲抽出香烟的时候，他嘟哝了一句什么，像是感谢。恩里科又把香烟盒放进了口袋，取出打火机，他试了一下，慢条斯理地为那男人点着了香烟。
“首先您要告诉我您在找什么，”他说，“然后我再回答您。”
“野草。”那男人说，指着放在马路边上的一个筐子。
“给兔子吃？”
他们又走上斜坡。那男人把筐子拿到手里。“给我们自己吃。”他说，并走上了马路。恩里科骑上低座小摩托车，开动起来，在他的身旁慢慢行驶。
“这么说，您是每天早晨都来这边挖野菜，是吗？”他想说的是：“这儿在某种程度上是您的王国，不是吗？这儿落下一片叶子，您都能发觉！”但是菲奥伦佐却抢在他的前头说：“这是公共用地。”
十分清楚，他明白了那人的把戏，他找到项链与否，都不会说出真话。恩里科决定亮出自己的底牌：“今天早晨有人在这儿丢了一件东西，”他说，同时停住了脚步，“您拣到了吗？”然后他沉默下来，等待着另外的那位问“什么东西？”。实际上，那人终于问了，但他先考虑了一会儿；这会儿太长了。
“一条项链。”恩里科说，面带那种提及不太重要的事情时的神情撇了撇嘴，与此同时他比画着，就好像展开一根绳子、一个蝴蝶结、一条孩子戴的小链子。“那是一个纪念品，我们很看重。因此，请您把它给我，我会付钱给您。”说着他伸手掏钱包。
失业者菲奥伦佐伸出一只手，就仿佛在说：“我没有捡到它。”但他留神没有说出来，他伸出去的手就停在那里，却说道：“在这中间寻找一件东西，这是个累活儿……恐怕得好几天时间。这片地很大。不过，我们可以着手找找看……”
恩里科又把手放在了车把手上。“我原以为您已经找到了呢。很可惜。耐心点儿吧。我更为您感到遗憾。”
这个失业者扔掉了烟头。“我叫菲奥伦佐，”他说，“我们可以达成一致。”
“我是建筑师恩里科·普雷。我肯定我们会认真地去做。”
“我们能够达成一致，”菲奥伦佐重复了一遍，“一部分是给每日工作的，一部分是交出物品时，如果找到的话。”
恩里科突然转过上身，尽管他还在走动，他不知道自己是要抓住对方的制服上衣，还是只想检验一下对方的反应。事实是：菲奥伦佐无意自卫地停下了脚步，被拔了毛的瘦鸟似的脸上现出嘲讽神情。在恩里科看来，在那件皱巴巴的窄小上衣的口袋里，不可能装着四股珍珠项链：假如这个人知道项链的某些事情的话，天晓得他会把它藏在哪里。
“你想花多长时间去搜索那片地？”他问道。人称已经变成了“你”。
“是谁对您说它还在地里呢？”菲奥伦佐说。
“如果没在地里，那就在你家里。”
“我家在那儿，”这个男人说，他指着马路的外面，“您来吧。”
刚出城的地方，散落着一些经济公寓，在雾蒙蒙的地里，彼此背向，那里就是菲奥伦佐的地盘的尽头。在靠近边界的地方，就像通常坐落着最遥远王国的首都一样，那是他的家。许多的历史事件和大变迁一起造就了它：一半已经毁坏的低矮砖墙，曾经是一个古老的军队马厩，后来由于骑兵的衰落而被废弃了；土耳其式的厕所以及墙上擦不掉的字，是因为随后它被作为军队的军械库使用；一扇装了铁栏的窗户是一个不详的提醒，它曾经在内战时期当过监狱；为了把最后一个排的勇士从中赶出，人们点燃那场几乎毁坏了它的大火；地板以及管道属于这样的时代，起初是伤者的露营地，后来又成为难民营；随后在冬季一次对木柴、瓦片和砖头的长时间抢劫中，它又遭到了拆毁；直到最后，菲奥伦佐一家，才带着床垫和家具，被从最后的住处驱赶出来，来到了这里。他从附近找来一个被炸得卷曲的破旧金属帘门，替换下一半屋顶，这成就了这房子的最后样子。就这样，菲奥伦佐、他的妻子伊内丝，以及活下来的四个孩子，又重新有了一个家，在这里，他们得以把亲戚们的照片和家庭的税费收据挂在墙上，并且得以等待他们的第五个孩子降生，怀着他能存活下来的希望。
如果谁非要说从这个家庭在这里定居下来之日起，这房子的外貌变好了许多的话，那是因为菲奥伦佐住在它里面的精神状态更类似于躲进天然山洞的原始人，而不是勤劳的海难幸存者或者开拓者，后者会努力在自己周围重建他落于其后的家乡的某些文明。关于文明，菲奥伦佐所能期望的只是他周围的这些，对他而言，文明充满敌意，是一个禁区。在被解雇之后，他很快就忘却了自己曾经掌握的那点儿微不足道的技能——铜管抛光手艺，而在后来也没有延续多久的泥瓦工作中，他的手变得笨拙起来；他的家庭需要劳力来维持，而他却与货币的大流通隔绝了，他很快就退回了历史的进程：他已经失去了这样的观念，即需要的东西可以建造、可以耕种、可以制作，而只是注意能够收集或者猎取的东西。
对于菲奥伦佐来说，这座城市已经变成了他不能成为其中一分子的世界，这正如猎手不会想到变成森林，而只想从它那里获取一头野物、一颗成熟的浆果、一个避雨的藏身之处而已。这样一来，对于这位失业者来说，城市的财富就在于小商贩们拆卸货摊后，留在街区市场石砌马路上的菜帮子；在于装饰有轨电车轨道的可以食用的野菜；在于可以一块一块地锯下来当柴火烧的公共长凳的木头；在于黑夜里进入公共区域，却再也不会从那里跑回去的发情的猫儿们。对于他来说，整座城市是二手或者三手的，丢弃的、半截埋葬的、充满排泄物的，由破底鞋子、烟头、雨伞骨架组成。在这沾满灰尘的财富的最底层，也可以找到一个存在着供应和需求、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市场。菲奥伦佐卖的是空瓶子、破衣服、猫皮，这样他还可以短暂地参与货币的流通。最为辛苦，然而又最有钱可赚的是挖矿者的那种活儿，他们在某个工厂下面的陡坡底部挖掘，在加工废弃物中寻找废铁，有时候，在一天之中，他们便会挖出好几公斤，每公斤值三百里拉。城市自有它的季节和收获期：在选举活动之后，墙上贴满一层层的宣传画，需要用一把旧刀，像刮鱼鳞般地使劲铲下来；孩子们也会过来帮忙，他们把各种色彩的纸片装满大口袋，再让废纸回收商用贪得无厌的秤去称重量。
在这些以及其他的搜寻过程中，老大和老二跟着菲奥伦佐。在那种生活中长大的他们想不出其他的可能性，他们野性而贪婪地在郊区奔跑，追逐老鼠并和它们争抢食物和玩具。而伊内丝则形成了一种母狮的思维方式；她不从老窝移开一步，舔着新生儿，她已经失去了收拾整理和保持清洁的家庭主妇的习惯，贪婪地扑向自己的男人和儿子们带回家里的战利品，她有时还把一层层的鞋面拆开，当碎布卖给修鞋匠，或者把烟头里面的烟丝刮下来，帮着让这些收获的物品变成可以卖出去的东西；虽然她在饥饿中生活，却长得矮胖，并且以她的方式，显得很平静。另外的世界，袜子和电影的那个世界，再也没有用广告海报呼唤过她，对她来说，这些海报不再表达任何可以理解的东西，而只是难以辨认的巨大字画而已。她穿着白色的婚纱，与菲奥伦佐在结婚当天所拍摄的照片，她每天仍要擦掉玻璃相框上的灰尘，但她已经不知道那照片是她的还是她曾祖母的了。风湿病使她养成了既使在没有病痛时也总要躺下的习惯。大白天她躺在摇摇晃晃的床上，婴儿在身边，她望着暗沉的、布满云雾的天空，并开始哼唱一段古老的探戈舞曲。就这样，走进茅舍的时候，恩里科听见她在唱歌：他越来越不明白了。
他以专家的眼光观察着歪斜、扭曲的屋顶，还有留有火灾后所形成的斑块的墙壁那不规则的棱角。也许在海边别墅里也会有一两样这种效果。他应该记在心里。他回忆起有一次他在一个城市规划大会上的讲话：“同事们，我们将踏上行程，但不是从楼房，而是从陋室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