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到达首都的那天应该是一个节日的前夕。各个广场上，人们正在搭建台子，悬挂旗子、丝带、棕榈枝。可以听见四面八方的锤击声。
“国庆节吗？”我问吧台后的那人。
他指了一下背后的一排画像。“我们的头头们，”他回答道，“是头头们的节日。”
我想可能是新当选者的仪式。“新当选的？”我问道。
在锤打声、高音喇叭声、起重机的刺耳操作声之中，为了让人能听懂我的意思，我必须用简短的句子，几乎在喊叫。
酒吧的那个男人做了个否定的动作：并不是新当选的头头们，他们已经上台一段时间了。
我问道：“是他们上台的周年纪念日吗？”
“差不多吧，”我身旁的一位顾客解释道，“节日定期办，这回轮到他们了。”
“轮到他们，什么？”
“登台。”
“哪个台子？我看到了许多台子，每个十字路口都有一个。”
“每个人有一个台子。我们的头头很多。”
“他们都做什么？讲话吗？”
“不，不讲话。”
“他们登台，做什么呢？”
“您希望他们做什么？他们等待一会儿，准备工作在进行，然后仪式两分钟就结束。”
“那你们呢？”
“我们看着。”
在酒吧里人们来来往往：木匠、泥瓦匠，从卡车上卸下装饰布置台子的物品——斧子、木头、筐子，停下来喝口啤酒。我对某个人提出问题，总是另外的人来回答。
“总而言之，是一种重新选举？我们这么说吧，是对于职位、对于授权的再确认？”
“不，不是，”他们更正我，“您没弄明白！是到期了。他们的时间到头了。”
“那又怎么样？”
“那他们就不再是头头了，跑到上面去了：他们完了。”
“那为什么登到台子上呢？”
“在台子上，人们可以看清楚脑袋怎样掉下来，怎样切得干净利落，弹下来，最后又落到大筐子里。”
我开始明白了，但我不十分肯定。“你们是说，头头们的脑袋？在大筐子里面？”
他们点点头。“是的。砍头。正是。头头们的砍头。”
我刚刚到达那里，对于这些我一无所知，报纸上的消息我也都没读。
“就这样，明天，突然地？”
“当轮到的时候就轮到了，”他们说道，“这次是在一周的中间。要庆祝一下。到处都关门了。”
一位老者权威地补充道：“果实成熟了，就该摘下来，脑袋到时候了，就要砍下来。难道你要果实腐烂在树枝上吗？”
木匠都走到前头去干活儿了：在一些台子上，他们正安装冷酷的断头台的架子；在其他台子上，他们正固定带铡刀的斩首木桩，一旁摆上舒适的跪凳（助手中的一位把脖子放在木桩上，试试高度是否合适）；在其他地方，人们还准备了一些屠夫工作台，带有排血的开槽。台子的地板上铺着油布，并准备好了用来擦拭血迹的海绵。所有的人都精神抖擞地劳动着；可以听到笑声、口哨声。
“那么你们很高兴呀？你们憎恨他们吗？他们曾经是坏头头？”
“不，谁这么说了？”他们惊奇地看着彼此，“他们很好。总而言之，既不比别的更好，也不比别的更糟。嗯，人们知道他们是何许人也：国家领袖、领导、指挥官……假如一个人到了这样的位置上……”
“不过，”他们中的一个说，“我喜欢这些人。”
“我也是。我也喜欢。”其他人都应声说道，“我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反对他们的事情。”
“处死他们，你们不感到遗憾吗？”我说。
“那怎么办呢？如果一个人同意做头头，他就已经知道了他的下场。他绝不会奢望死在自己的床上！”
其他人都笑了。“那也太舒服了！一个人领导、指挥，然后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就停下，回家。”
一个人说：“那么，我对您说吧，可能大家就都想当头头了！我也是，你们看，我准备好了，我就在这儿！”
“我也是，我也是。”许多人都笑着说。
“但我不愿意，”一个戴眼镜的人说道，“这样不行：这有什么意义呢？”
“真的。这样当头头，又有什么乐趣呢？”几个人说，“知道什么在等待着你而去做那份工作是一回事，而另一回事是……不过那又怎么可能去做那份工作呢？”
那位戴眼镜的人，应该是最有文化的，他解释道：“对其他人的权威，与其他人在不远的某一天，让你登上台子并打倒你的权利，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头头，如果不被这种等待的气氛所包围，他的权威是什么样呢？假如在他的职务一秒钟一秒钟地延续的整个时期，人们都没有从他本人的眼睛里读到这种等待，又会怎样呢？文明机制是基于权威的这种双重性的；人们从来都没有看到过采取其他制度的文明。”
“然而，”我表示异议，“我或许可以引证别的例子……”
“我说的是：真正的文明，”那位戴眼镜的人坚持道，“我没有讲在各国人民的历史上延续得或长或短的未开化的过渡时期……”
权威的老者，那位先前谈到树枝上的果实的人，自言自语地嘟哝着。他惊叫道：“头头只要脑袋连在脖子上就会发号施令。”
“您想说什么？”其他人问道，“您是想说，假设一个头头超过了期限——只是在这里讨论，而脑袋没有被砍掉，他就会继续统治下去，整个一生？”
“以前就是这样，”老者表示同意，“那时候，谁被选举当头头，谁就会在不久之后被砍头这种做法尚不清楚。谁有了权力便会紧紧地抓住它……”
我本可以就这一点与他们对话一番，举些例子，但没有任何人想听我讲话。
“那怎么办？他们怎么办？”他们问老者。
“他们当然不得不通过强硬手段，不顾头头们的意志，砍下他们的脑袋！没有确定的日期，只是在他们确实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候！这发生在事情如此安排、头头们接受之前……”
“啊，我们当然愿意看到他们不接受！”其余的人说道，“我们愿意看到！”
“事情并不像你们所说的这样，”戴眼镜的那位插话说，“头头们被迫接受死刑并不是真的。这样说，我们就误解了我们的规定的真实含义，把头头与其余人民联系起来的真正关系。国家领袖可以被砍头，所以一个人不可能想成为头头，却又不想被斧头砍割。只有感受到这种召唤的人才可以成为头领，只有从一开始坐上统治位子时，就已经感觉到被砍头的人才行。”
酒吧里的顾客一点点地变少了，每个人都回去干活儿了。我发觉戴眼镜的男人只面向我一人了。
“这就是权力，”他继续说道，“这种等待。一个人拥有的全部权威只不过是在空中嗖嗖掠过的刀片、干净利落的砍削的预告，所有的掌声只不过是那最后的欢呼声的开始，这欢呼声紧接着脑袋骨碌碌掉到台子上的油布上响起。”
他摘下眼镜，用手绢擦拭。我注意到，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付了啤酒钱，然后扬长而去。
吧台后的那人俯在我耳朵边。“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说，“您看见了吧？”他从桌子底下抽出一叠画像。“明天，我必须取下那些，再挂上这些。”最上面的那张是戴眼镜的男人的画像，一张证件照难看的放大版。“他被选上去接替离开位子的那些人。明天，他将入职。现在轮到他了。依我之见，他们提前一天告诉他这些，是不对的。您听到他说话的语调了吗？明天他将观看死刑，就好像这是他的死刑一般。前面几天，他们都是这么做的；他们印象深刻，激动不已，非常重视。‘召唤’：这是多么大的词呀！”
“那后来呢？”
“他就习惯了，就像所有人一样。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就不再想这些了，直到那一天到来。可是：谁能读懂头头们的心思呢？他们假装不想这些。再来一杯啤酒？”
二
电视改变了许多事情。从前，权力有距离，是在台上挺着胸脯的遥远形象，是摆出常规的傲慢表情的画像，或者是与有血有肉的个人没有多少联系的权威象征。现在，由于有了电视，政治人物的身体形象拉近了距离，变得熟悉；他们被电视屏幕放大了的面孔，每天都走进市民百姓家里；每个人都可以平静地陷在扶手椅里，放松地仔细察看他们面部的细微活动、眼皮在聚光灯下令人讨厌地跳动，以及在一句话和下一句话之间神经质地舔湿嘴唇……在临终痛苦挣扎时，那张面孔——由于多次在庄重或庆典的场合，比演说或是检阅，得到特写画面，因而已经为大家所熟悉——尤其原形毕露：正是在那种时刻，比在任何其他时刻，普通市民更能感觉到，统治者是他的，好像永远属于他。但是，在这之前，好几个月里，每次看到他出现在小屏幕上，看到他迈着庄重的步伐去履行职责——比如说，参加开幕仪式、为应得奖励的人戴上奖章，或者仅仅是挥动着张开的手臂走下飞机的舷梯——市民就已经在那张脸上寻找痛苦的痉挛，尽力去想象他在尸体僵硬之前内心的痛苦，竭力在他的讲话和祝酒辞里猜测他垂死时的哀鸣。公众人物对人群的支配恰恰就在这里：这个人将经历公开的死亡，这个人的死亡大家肯定会出席，也正因为这个，他只要活着，就被我们关注和期待。我们再也不能想象过去是什么样子，那时公众人物偷偷地死去；今天，听到他们说那时候的某些规章制度是民主的，我们感到可笑；对于我们来说，民主只是始于人们拥有这样的把握，即在确定的日子里，电视摄像机将镜头对准我们领导阶级的所有人的濒死场面，随后，在同一个节目的最后（但是观众中的许多人在那时会关上电视机），对准新人员的就职上任，这些人将在职位上（和生活中）存在一段相等的时期。我们知道，在其他时代，权力机制也建立在杀害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时而缓慢、时而突然到来的大屠杀之上，但是被杀害者，除去极少的例外，都是一些默默无闻的人、次要的人，不好辨认；这种屠杀经常被避而不谈，被正式忽略，或者被用似是而非的原因加以辩解。只有这种最后的征服，刽子手和牺牲者的角色在连续不断的轮换中统一，才能消除我们心灵中那剩余的一丝一毫仇恨和怜悯。下巴张开，颈动脉在上浆衣领里颤动，抬起的手臂抓紧、撕扯闪烁着勋章的胸脯，这近景被几百万观众以平静的专注神情观看，就像观察天体周期运动一样，它越是与我们不相干，我们就越是感到放心。
三
你们不想现在就杀死我们吧？
维尔基利吉·奥西波维克以轻微颤抖的声音讲话，这与他到此时为止那几乎礼仪式的，却又尖锐、好辩的讨论腔调大为不同，讲话打破了“沃利亚·伊·拉维奥波拉维耶”代表大会的紧张气氛。维尔基利吉是领导委员会中最为年轻的成员；细软的短须盖住了他突出的嘴唇；一绺绺金发低垂到他椭圆的灰色眼睛上；双手关节发红，手腕总是从工作罩衣那太短的袖子里支楞出来，在沙皇的马车下面往炸弹里装雷管时，那双手都没有哆嗦过。
基地的军人们占领了低矮的、烟雾弥漫的地下室房间周围所有的位置；大多数人坐在长凳和小凳子上，有一些蹲在地上，其余的人则抱着胳膊靠墙站立。领导委员会坐在中心，八个小伙子弯着腰围在堆满了文件的桌子四周，就好像一群培训班的学生，在夏季考试之前专心地最后苦读。对于从房间的四角不断传来的军人的打断，这些年轻人回答时既没有转过身去，也没有抬起头来。突然之间，大会上掀起了一阵反对或者赞同的浪潮——许多人都站起来，并向前探着身子——仿佛从墙壁向桌子汇聚，要淹没领导委员会成员的脊背一般。
利博里吉·塞拉皮奥诺维克，这位胡须浓密的秘书，已经多次讲过一句简洁庄重的格言，人们也经常引用这句格言，为的是缓解无法妥协的分歧：“一位同志与另一位同志分开时，一个敌人就会与另一个敌人联合起来”；而大会便以异口同声的吟诵作出回答：“胜利之后，头领们脑袋仍在，但次日将会胜利和荣幸地掉下来”，“沃利亚·伊·拉维奥波拉维耶”的军人们在每一次他们的头领们对他们讲话时，都不会忘记对头领们发出公事性告诫，而头领们彼此也说这句话作为问候。
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在独裁专制和杜马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平均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权力是通过定期处死被选举出来的头头们来控制的。运动的纪律——帝国的警察越加剧镇压，这纪律越重要——要求所有的军人都必须不加讨论地贯彻领导机构的决定；与此同时，所有列出运动的理论的文本都提醒道，权威，只有当它被已经声明放弃享受权力的各种特权的人施行时，才是可以接受的，而这个人实际上已经不再被算做活着的人了。
这个运动的年轻头领们从来都不曾想过这样的命运，他们的未来仍然是乌托邦式的：目前，沙皇的镇压不幸地为他们人员的迅速更新提供了保证；逮捕和绞刑架的危险太过真实和日常了，以至于他们想象不到这个理论的不切实际的未来。年轻人讽刺、轻蔑的态度压抑了他们良知中本该是他们学说里具有重要性的东西。基地的军人们知道所有这些，正像他们分担领导机构成员们的风险和艰难一样，他们也如此这般地理解成员们的精神；然而他们也怀着作为死刑执行者对自己命运的含糊不清的认识，这命运的实现不仅要付上现在的代价，也要付上未来权力的代价，由于不能以别的方式来表达这种观点，他们便炫耀傲慢自负的态度，尽管只是用一种会议上的正式口气，却让头领们感受到一种威胁。
“只要我们面对的敌人是沙皇，”维尔基利吉·奥西波维克说道，“在同志之中寻找沙皇的人就是傻瓜。”也许这个论断是不合适的，肯定不受吵吵闹闹的代表大会欢迎。
维尔基利吉感觉一只手握住了他的手；坐在地上他脚边的是埃伏吉尼娅·厄菲拉伊莫夫娜，她的膝盖合拢在褶裙里，头发挽在颈后，碎发垂在脸蛋两侧，好像褐色的线卷。埃伏吉尼娅的一只手顺着维尔基利吉的靴子一直往上升，碰到了这个年轻人握紧的拳头，她轻轻地划过他的手背，好像安慰的抚摸，然后她把尖指甲按进他肉里去，直到出血。维尔基利吉意识到那天的代表大会将宣布一个固执而准确的决定，直接关系到他们，头领们，个人的，不久就将宣布。
“我们任何人永远都不会忘记，同志们，”伊尼亚蒂耶·阿波洛诺维奇，委员会里最年长的、最会调解的人，他介入进来安抚大家的情绪，“我们没有忘记……无论如何，你们时不时地提醒我们是对的……虽然，”他又补充说，抖动着胡须笑了，“说起提醒我们，加利特津伯爵和他的马蹄已经足够可靠了……”他暗指的是皇家卫队的统帅，最近他以马上冲锋，在马内焦桥冲散了他们的一支抗议游行队伍。
一个天晓得来自何处的声音，打断了他：“唯心主义者！”于是伊尼亚蒂耶·阿波洛诺维奇被打断了思路。“为什么？”他不知所措地问。
“你以为在头脑里让我们的学说至高无上就足够吗？”房间另一头的一个瘦高个儿说，他是最近应征入伍的最为激动不安的新兵之一，“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学说不会与所有其他运动的学说混淆吗？”
“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因为这是唯一在将来夺取政权之后，不会被权力腐蚀的学说！”费米亚剃光了的脑袋俯在文件上，嘟哝着说，他在他们中间外号叫“理论家”。
“那为什么实践它，”瘦高个儿坚持问道，“要等到我们夺取政权的那一天，我天真纯洁的人们？”
“现在！在这里！”从各方传来喊叫声。马里亚安泽夫姐妹，她们被称作“马里亚三姐妹”，从长凳中间走过来，叽叽喳喳地说着“对不起！请原谅！”，她们的长辫子被东西缠住了。她们把辫子收在手中，拿着桌布，哼着曲子，推开小伙子们，就好像她们正在伊兹马耶洛夫家的阳台上，为茶点招待会摆桌子一样。
“我们的学说的不同之处在于，”瘦高个儿继续说教，“它只能通过用锋利的刀片切割我们敬爱的领导人的身体去书写！”
这时长板凳被掀翻了，因为代表大会的许多人都站起来，向前扑去。推搡得最厉害、嗓门最高的是女人们：“坐下，我的小弟弟们！我们想看一下！别急呀，圣母！从这里，什么也看不见！”她们从男人们的脊背中间探出女教师的面孔，遮阳帽下压着短发，透着坚定的神情。
对于维尔基利吉来说，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动摇他的勇气，那就是来自女性的哪怕一丁点儿敌视。他站起身，吸掉埃伏吉尼娅在他手背上抓出的血，脱口而出：“你们不想现在就杀死我们吧？”这时门开了，一队穿着白衣衫的人走进来，他们推着装满闪闪发光的外科手术器械的小车。从那个时刻开始，代表大会的气氛改变了。人们声音尖锐、急促，一声强硬过一声：“当然不是……谁讲过要杀死你们呀？……你们，我们的领导人……我们对你们所怀有的感情和一切……没有你们，我们怎么办呀……道路还很漫长……我们将始终在这里，在你们身旁……”瘦高个儿、女人们，所有刚刚好像宣布反对的人，此刻都争相以一种令人放心的、几乎是保护性的口气鼓励头头们：“这只是意义重大的一件小事，本身并不严重，噢，噢，噢，有一点儿痛苦，当然了，但这样我们可以把你们看做真正的头领，我们爱戴的头领，一次断肢，就这样，说做完就做完了，一次大不了的断肢，时不时地来那么一次，你们不会为这么一点儿小事生气吧？正是这一点标志了我们运动的头头，否则的话，还有别的什么呢？”
领导机构的成员们已经被几十只强壮的胳膊架住了。桌子上准备好了纱布、带棉花的盆子、锯齿刀。周围全是乙醚的味道。女人们麻利地摆着桌子，好像她们已经练习了很久一般。
“现在，大夫将向你们解释清楚一切。快点儿吧，托利亚！”
阿纳托尔·斯皮里迪奥诺维奇，学习期满却未获得医学学位的大学生，走上前来，把戴着红色胶皮手套的双手举到肥胖的大肚子上。托利亚是一个奇怪的人，也许是为了掩盖羞怯，他常做出幼稚可笑的怪相，说出一串俏皮话。
“手……哎，小手……手是抓握器官……哎，哎……非常有用……为了这个，手有两只……而手指……一般地讲，是十根……每根手指都由叫作指骨的三个骨节组成……至少，在我们的家乡是这么称呼的……指骨、第二节指骨、末节指骨……”
“别说了！你让我们厌烦！你不是想要给我们上课吧！”代表们嚷嚷起来（最后，谁也不喜欢这位托利亚），“我们要抓住问题的实质！快点儿！我们开始！”
他们带到前面去的第一个人是维尔基利吉。当他明白这些人要截断的可能只是他无名指的第一指节时，他又恢复了勇气，以配得上他名誉的骄傲忍受了疼痛。而其他人则尖声喊叫；必须要几个人才能抓住他们；幸运的是，过了一会儿，大多数人都昏了过去。不同的人被截取的手指不同，但是一般来讲，对于最重要的领导人，也不超过两个指骨（其他的指骨以后再截断，每次截断一点儿；必须预见到，这种仪式在以后的岁月里，或许会重复很多次）。流出来的血比预想的更多些；姑娘们很专注地擦拭着。
截下来的手指头，排放在桌子上，好像被鱼钩刺穿喉咙、拖到岸边的小鱼一样。它们很快就干瘪变黑了，经过关于是否应该把它们保存在盒子里的简短讨论之后，人们就把它们扔进了垃圾堆。
修理头头们的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通过对身体施加相对不太起眼的损害，它获得了道德上的显著效果。头头们的升迁伴随着定期的肢体截除。当一只被截断手指的手在街垒路障上举起来的时候，游行示威者便聚集过来，而马上的枪骑兵们，则无法驱散淹没他们的号叫着的人群。歌声、跌倒的扑通声、马嘶，还有“沃利亚·伊·拉维奥波拉维耶！”“让沙皇去死！”“胜利和荣耀的后天将要到来！”的喊叫在冰冷的空气中回响，飞越涅瓦河的两岸，抵达彼得保罗要塞，进入最幽深的牢房，在那里，被监禁的同志们有节奏地击打着身上的枷锁，并从铁窗里伸出断臂残肢。
四
每当年轻的头头们抬起手要签发一份文件，或者要用生硬的动作强调讲话重点的时候，他们都看着被截除的手指，这具有提醒的效果，在指挥器官和越发缩短的时间之间建立起联想。这是一个很实用的制度：截肢可以由单纯的学生和护士，在临时搭建的手术台上，用应急的器材来实施；如果被一直跟踪他们的警察发现和逮捕的话，因一次简单的截肢而受到的处罚很轻微，至少无论如何，是不能与如果理论的规定得以严格执行，他们可能遭受的痛苦相比。那时候，直接杀死头头们，既不被当局，也不被公众所理解；行刑者将会作为杀人犯而被判刑，动机是争夺或报复。
在每个当地组织以及运动的每个机构里，都有一个与成员不断变换的领导集团不同的军人集团，他们承担着截肢的任务；他们确定截肢频率、身体部位、消毒剂采购，并且根据某些专家的建议，亲自使用器具。这是一种仲裁委员会，他们不对由领导机构严格掌控的政治决定产生影响。
当头头们缺少手指的时候，人们研究了引进某些解剖上的变异的方法。起初，舌头吸引了注意力：它不仅可以细分为小片或者小纤维，而且从象征和记忆方面讲，它的意义更多：每一个切口都直接影响发音和演说能力。然而，器官的精细所造成的技术困难超过了预想。在一些早期手术之后，人们放弃了舌头，而转向一些更为显眼、截除又不太花费工夫的器官：耳朵、鼻子、几颗牙齿。（至于切除睾丸，尽管没有完全被禁止，却几乎总是被回避，因为这有性暗示。）
道路是漫长的。革命的钟声尚未敲响。运动的领导者们继续屈从于手术刀。他们何时能掌权？不管多么迟，他们都将是第一批不会让寄托在他们身上的希望落空的头头。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在就职的当天，在插满旗帜的道路上游行：有的拖着木腿，如果还有一条完整的腿的话；有的用一只胳膊推着独轮车，如果还有一只胳膊来推车的话；有的用饰有羽毛的面具遮挡面孔，来隐藏更加可怖的残缺；有的高举着自己的带发头皮，如同宝贝一般。那时十分清楚的是：只有在那留给他们的残余肉体中，权力才能够体现出来，假如权力还存在的话。